在市场经济体制的大环境下，社会组织存在的必要，就在于它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相对于政府的行政化社会管理手段，社会组织的运行方式能够降低社会管理的成本，同时将政府从社会矛盾焦点中转移出去；相对于市场调节，社会组织的调节方式以社会公益与社会公平为价值取向，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增进社会团结。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随着社会利益分化和社会流动进程加快，越来越多的“单位人”变为“社会人”，迫切需要用多种形式对社会成员和社会群体进行有效整合，使他们用理性的方式合法反映他们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多方面的需求。所以，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重视社会组织建设和管理”的目标，是极富远见的社会管理战略举措。
一、社会组织的发展有利于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方式
增加公共服务供给以往，政府是提供公共服务的唯一主体。政府通过税收渠道筹集大量的社会资源，再把这些资源转化为各种公共产品，提供给全体公民。随着现代社会中公民对公共服务需求的不断提升，这种政府大包大揽公共服务的做法，不仅效率不高、提供的服务内容和质量有限，而且因其内容日益庞杂，各级政府已不堪重负。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社会组织的介入，可以创新公共服务的提供方式，通过合作外包、协议等方式与政府联合或独立提供公共服务，与政府直接提供的公共服务互相补充，形成更为健全与科学的公共服务体系，促进社会公益的最大化。社会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社会组织在公共服务提供中发挥的作用也日益凸显。在美国，医疗行业中50%以上的病床设在非营利医院，50%左右的高等学校、95%的交响乐团以及60%的社会福利机构都是非营利组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组织在提供公共服务，尤其是扶老、助残、济困、救灾、助学等公益性的慈善服务方面也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中国青少年基金会实施的希望工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截至上世纪末，整个项目从海内外募集了17.8亿元人民币，在贫困地区修建了7549所希望小学，为贫困地区培养了大批乡村教师，救助了220.9万居住在中国贫困地区的贫困家庭的孩子。这一项目的实施不仅推动了贫困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也激发了社会对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的关注，很好地配合了政府的义务教育政策。
与政府直接生产提供相比，社会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好处，一是可以充分调动社会资源，弥补政府能力的不足；二来可以提高公共服务的提供效率，以民间性和公益性为基本特点的社会组织在组织和分配社会资源时往往更有效率，由此就可以大大降低社会治理成本，提高社会治理效益。
二、社会组织的发展有利于推动政府改革，优化社会治理
20世纪后期掀起的公共管理改革的总方向是从管理到治理，就是通过国家和公民社会的合作，共同管理社会公共事务。和传统的依靠行政权力进行管理的方式不同，社会治理的权威是公民的认同和共识，它是建立在自主、自愿的基础上的，治理的主要方法也不是强制命令，而是主要通过合作、协商、确立认同和共同的目标等方式对社会公共事务实施管理。
社会组织可以更好地反映民意，帮助政府加强社会治理。社会组织的产生本身就是政治民主化的体现，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合作是开展社会治理的基础。因为现代社会运行速度飞快，各类公共事务十分庞杂，政府没有时间去听取每一个自然人的意见和建议，就每一个问题与每一个的自然人谈判协商。而社会组织就可以很好地担负起代表和反映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的职责，通过社会组织的协商渠道，政府就可以很好地架起与社会沟通协调的桥梁，大大提高社会治理的效率。在实践中，一些社会组织已经在维护公众权益方面有所作为，既得到了社会的信任，也在帮助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方面有很大的贡献。如一些环保类社会组织，就针对经济高速增长期对于自然环境破坏加剧的现实，通过组织各类活动维护公民应享有的环境方面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2004年上半年“绿色流域”联合“绿家园”、“自然之友”所开展的工作，使怒江建坝问题引起政府高层的重视，温家宝总理对国家发改委上报国务院的《怒江中下游水电规划报告》作了亲笔批示，指出“应慎重研究，科学决策”。2005年4月，中华环保联合会在全国范围内公开征集公众对国家“十一五”环保规划的意见和建议，有420多万人参与，提出9个方面27条高质量的建议，得到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和国务院领导的充分肯定。各类社会组织也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政府各项公共政策的制定之中来。
社会组织的发育还是推动政府改革，建设精干、廉洁、高效的“小政府”的关键举措。建设“小政府、大社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各国的共同选择，但传统的以行政权力主导的政府机构改革，往往很难走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尽管机构裁裁并并，名称换来换去，可最终公务员的队伍却越来越庞大，行政机构及其附属机构仍有潜在不断膨胀的趋势。究其原因，就在于只改机构，不改职能。机构是职能的体现，如果不将政府负担的职能适当地转移出去，仍然保持政府对经济社会事务事无巨细的直接管理，机构和人员的精简就是不可能的。而要转移职能，必须要找到可以承载的主体，社会组织就是这样的理想主体。只有社会组织逐步进入公共治理领域，逐渐承担从政府逐步剥离出来的一些行政管理性和公共服务性事务，政府才能真正瘦身，由“大政府”逐渐变成小政府。这样做还可以打破政府对公共权利和公共事务的垄断，便于对政府的公共政策进行有效的监督。
三、社会组织的发展有利于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缓解就业难题
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表明，在经济建设中，社会组织也可以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
首先，社会组织的发展可以直接促进经济增长，缓解就业压力。
从国际上看，非营利部门的经济活动规模一般占到本国GDP的5%~10%，吸纳就业约占服务业人口的10%。2004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非营利部门比较项目公布了对36个国家的公民社会部门的研究结果。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公民社会部门总支出达到1.3亿美元，占36个国家GDP总和的5.4%。这36个国家的公民社会部门的总就业量相当于4550万全职工作人员，其中有2530万是领薪雇员。据了解，我国目前社会组织的实际数量处于400万~800万之间，以每个组织安排3~5名工作人员计算，就蕴含着1200万~4000万个就业机会。如能积极推动社会组织的发育，将为有效缓解当前我国社会巨大的就业压力提供一条可靠途径。
其次，社会组织是加强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
发达市场经济体的经验表明，企业微观管理、行业中观调节、政府宏观调控的互相配合、共同作用，是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基础性作用的重要保证，是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的内在要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社会经济关系日益复杂多样，各类市场主体之间的沟通、交流、协调就显得越来越重要。在处理企业与政府、企业与社会、企业与员工的关系时，除了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外，还可以利用社会组织更简捷高效地做好沟通、服务、协调工作。尤其是行业协会，可以提供政策咨询，反映企业合理诉求，平衡政府、企业、员工等各方利益，调解国内外贸易纠纷，促进市场交流和产业升级，已经成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行业可持续发展的“催化剂”和“助推器”。加入WTO以来，世界各国在国际贸易领域，非政府间的市场标准制定、知识产权保护、产品技术交流、交易规则协商、纠纷争端处理等活动日益增多。要形成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新优势，就必须更好地遵循国际经济活动的规则，充分地发挥以行业协会为主的社会组织作用，保护国内市场和我国企业的利益。在知识经济的大背景下，许多行业协会还是国际标准的制定者和维护者，这对于维护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行业协会对本行业及相关领域情况的总体把握，还可以帮助它们配合政府做好行业发展规划，及时捕捉、挖掘并与企业分享相关经营信息，推动相关企业和产业的成长。
再次，社会组织可以推动社会监督和行业自律，规范市场行为，保护职工权益，降低政府的管理成本。
行业协会的发展和规范水平是市场体系发育成熟程度的标志。社会组织是强化市场监管的重要力量。通过行业协会来规范市场秩序，是市场经济的有效途径。行业协会把企业组织起来，订立行规行约，规范同业竞争，促进行业信用建设和行业守信自律，防范和打击假冒伪劣、坑蒙拐骗等各种不正当行为，遏制和消除市场的无序和混乱，对于形成公平合法、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起到了积极和重要的促进作用。中国消费者协会就是其中一个成功的例子，自建立以来，推动了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颁布，并在为消费者提供各种消费知识、维护消费者权益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行业协会、商会等行业组织一方面通过权利维护、技术培训、举办展销会、获取信息等手段，为成员企业提供服务；另一方面，行业组织还通过制定本行业的标准并监督执行，加强行业内的自律机制，避免同行内部恶性竞争，为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社会组织对于保护劳工权益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尤其对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来说，由于缺乏完备的法制建设，和地方政府监管不力，使得企业中的工人，尤其是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往往得不到足够的保护。一批致力于维护农民工权益、监督企业行为的社会组织，很好地填补了农民工缺乏权益保护的空白。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行业协会在配合政府维护市场秩序、加强市场监管、健全社会信用体系等方面的地位和作用还将更加突出。
四、社会组织的发展有利于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和谐
社会组织是人民群众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重要组织形式，为人民群众开展社会自治和互助服务，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提供了有效的平台。
社会组织是激发和培育社会活力的主要载体。社会组织在开展各种活动的过程中，可以最大限度地调动各方面群众参与的积极性，从中发现和培养各方面的人才，提升社会的自组织能力和每个社会成员全面发展的能力。人民群众中间蕴藏着无穷的智慧和创造力，充分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社会建设的各个领域就有了取之不尽的活力源泉。比如，各种类型的民办学校、社区大学、老年大学，对当前公立教育系统起到了很好的拾遗补缺的作用，对推动终身教育、素质教育，建设学习型社会影响巨大。而数量巨大的草根型社区社会组织，在推动社区和谐建设上更是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社会组织还是形成社会核心价值观、提高社会凝聚力的重要途径。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是公民社会文化的核心，属于社会心理中的深层次产物。需要长时间的培育才能逐渐养成，要靠社会大多数成员的认可和身体力行才有生命力。通过社会组织的载体，在推动公众社会参与的基础上自然形成是最佳途径。当前，随着社会结构的分化日益加深，社会流动性不断加强，人们很容易缺失社会的归属感，容易产生孤独、郁闷、反社会等不良心理，各类社会组织正好可以发挥连接和粘合作用，通过团体的力量帮助个人融入社会，加速社会整合。在这方面，各类慈善组织的作用不可低估。现代慈善，不仅是一种组织结构，同时也体现了新的社会价值观。这种价值观的核心就是助人自助，在面对他人的困难时，不再仅仅是发善心捐赠款项和实物，而且还致力于增加自己和他人持续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帮助并不是单向的、完全付出的，其实“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参与慈善的实践，培养和锻炼自己的能力，增加对社会的体验，丰富自身的人生阅历，从这个角度来看，慈善绝不仅仅是一时的义举，更可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通过大批慈善组织的活动，对于净化社会环境，培养高尚情操，缓和社会矛盾，营造一个管理完善、秩序良好、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社会宽容友爱的和谐社会，都有很大的好处。
社会组织还是减少和缓解社会矛盾的良好途径。当前，我国正处于现代化的起飞阶段时，根据国际经验，这既是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也是社会矛盾多发的“矛盾凸显期”。要减少社会矛盾，关键在疏导，而各类社会组织通过提供公民参与的平台，可以促使公民监督国家权力，影响和监督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这对于保障政府的廉洁高效、政府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民意反映得越早越充分，就越不容易激起激烈的、对抗性的社会矛盾。以近来十分活跃的环保类社会组织为例，2002年，重庆市决定在主城区建30万千瓦燃煤发电厂，市民反映强烈。重庆市绿色环保联合会组织市民召开研讨会，建议政府停建以牺牲重庆市主城区空气环境为代价的工程。2003年底，重庆市政府采纳了建议，停建该工程。由于社会组织紧密联系基层群众，当社会矛盾起于青萍之末时，社会组织往往最先觉察，在社会冲突发生以后，社会组织又可以充当调整利益、化解矛盾的润滑剂、稀释剂，减少不和谐因素，维护社会稳定。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新格局中，政府要加强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协作，形成行政管理与社会自治互联、政府工作与社会工作互补、政府力量与社会资源互动的良性机制。
社会组织在扩大对外开放、拓展国际交流合作中也可以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二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随着大量非政府组织的迅速兴起，以及各种新社会运动的蓬勃发展，国际民间交流与合作活动迅速增多。在全球治理领域，非政府组织也日益成为国际组织、各国政府之外重要的第三极力量。近年来，重要国际组织和世界各国都开始在保护环境、消除贫困、维护人权、倡导和平、促进发展等重大国际事务和国际规则制定上，重视与非政府组织开展合作。例如，被经社理事会授予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在联合国一些重要会议、政策、文件等方面享有很大话语权。然而，截至2007年7月，在3000多个咨商组织中，我国内地仅有24个。这与我国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营造和谐国际环境、实现和平崛起的目标很不匹配。在我国全方位的外交工作全局中，社会组织的交流也是重要渠道。实践证明，通过社会组织加强与国外的交流与合作，对于更好地推动各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传播中国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理念，增强中国文化传播的亲和力与软实力，都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