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越发展，社区作为人们生产和生活的共同体的作用就越凸显。正如民政部在《关于进一步推进和谐社区建设工作的意见》中指出的，随着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的深入发展，我国正处在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重要时期，社区日益成为各种利益关系的交会点、各种社会矛盾的集聚点、社会建设的着力点和党在基层执政的支撑点。做好和谐社区建设工作，对于保障城乡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权益，满足普通居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对于夯实我们党的执政基础，激发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社会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更加良好的社会环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社区是衡量政府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提供水平的“试金石”
在计划体制下的居民委员会，工作对象除了居住在社区的老年人外，就是没有单位的居民，功能也主要是政府行政管理的辅助和补充。而在转型后的现代社会中，随着流动人口大量进入社区，单位制解体带来的一些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的功能的剥离，大大拓宽了社区的工作面，有力地提升了社区的功能。现在，越来越多的政府的公共服务需要通过社区居委会和服务站的中介，才能到达群众手中。所以，这“最后一公里”在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供给中的作用不可小视。社区居委会和服务站工作水平的高低、工作作风的优劣，直接影响到党和政府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各项惠民政策必须通过广大社区工作者的艰苦努力，才能最终让群众受益。
二、社区是缓解社会矛盾的“排气阀”
当前，我国处在经济起飞阶段的黄金发展期，但同时又是社会利益格局和社会阶层急剧变化的社会转型期。转型期的重要特点就是各类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日益凸显。不仅各种老的问题矛盾纠缠不清，难以解决，更有许多新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层出不穷，这就给我们的社会管理带来了很大的挑战。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引入，各类社会群体、尤其是弱势群体往往集中在社区，他们往往将社区作为最直接的反映渠道和最后求助的对象。所有各种社会矛盾，最后都可以通过社区这个平台得到集中展现，社区始终处在所有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风口浪尖。只有社区各项工作扎实有力，管理服务到位，才能做到防患于未然，最大限度地把各种问题消化在基层。
当前，社区人群中有以下几类需要特别关注：一是外来务工人员。目前我国每年的流动人口大约是1亿多人，这类人员多数来自低收入地区，收入不稳定，流动性强，社会融入性差，如何将他们公平合理地纳入当地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体系是一个大问题。处理不好就容易使他们产生挫败感和疏离感，容易引发社会问题。二是下岗失业人员和贫困群体。目前我国城镇还有1400多万下岗失业人员、2200多万城镇贫困人群，需要就业的呼声强烈，他们中还有许多人是因病、因残致贫的居民，急需各种社会救助。初高中毕业或肄业后在家待业的青年和怀揣高学历文凭、没有找到合适工作的青年，往往都沉淀在社区，需要我们加以帮助。三是老年人和移交社区管理的企业离退休人员。2003年，我国已有4400万65岁以上的老年人生活在社区，移交到社区的企业离退休职工也达到了2600多万，随着社会老年化趋势的进一步加剧，还将有越来越多的老人进入社区。由于老年人有许多特殊的生理、心理、文化和交往需求，对于老龄群体的任何需求处理不当都将会引发许多社会问题。就生理而言，老年人具有高患病率、高伤残率、高医疗利用率的特点，据有关资料显示，76.7%的60岁以上老年人存在不同程度的视、听、语言、智力、肢体等方面的残疾。就心理而言，人老怕孤独，希望子女常回家看看。但在城市工作的儿女一般都无暇顾及，而机构养老成本太高，完全推广并不现实。所以，最终还是要依靠社区养老、居家养老。四是未成年人群体。这类群体求知欲和好奇心强、可塑性强，但往往父母缺乏时间照顾管教，常常在社区闲逛，如果缺少必要的教育和引导，也很容易出问题。
总之，社区居民分化的多样性和需求的差异性是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必须面对的客观现实，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关键要在社区切实落实。推动城市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与和谐社会建设全面发展，最终要建立在社区中每个家庭和谐发展的基础上。
三、社区是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练兵场”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十二五”建议强调，健全基层管理和服务体系，加强和改进基层党组织工作，发挥群众组织和社会组织作用，提高城乡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形成社会管理和服务合力。截至2007年底，我国城市有8万多个社区居民委员会。自《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实施以来，全国城市已进行了多次居民委员会换届选举，90%以上的城市社区建立了居民（成员）代表大会，一半以上的社区建立了协商议事委员会等多种形式的民主参与组织，采取居民评议会、社区听证会等基层民主形式参与社会管理，收到了很好效果。社区居民通过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参与对社区事务的直接管理，这既是国家法律赋予居民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也是社区各项事业兴旺发达的基础。民主参与是社区建设的生命线。社区居民只有能够参与社区建设、发表意见、分担责任、共享利益，才能真正对社区产生认同和关爱。凡是有活力、有创造力、有效率的社区，一般都是居民参与率相对比较高的社区。我们要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同时又要注意维护社会稳定，就必须从社区做起。当人民群众从身边的小事开始，逐步实行民主讨论、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的权利，就可以逐步培养民主意识，增强民主管理的能力，这是推进基层民主制度建设的必经之路。社区可以成为居民从参与管理社区事务走向参与管理社会事务和国家事务的起点。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政治管理过程。公民与政府在政治生活中的良好合作，是实现善治的实质所在，社区是实现善治的最好试验场。
国外重视发挥社区沟通民意作用在一些发达国家，由于社会公众民主诉求的增强、社会人口日益老龄化以及移民增多等因素，常常导致政府对一些社会群体，尤其是老龄群体和移民群体关注不够，容易引发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危机。这些国家政府十分重视通过社区作为沟通渠道，吸引社会公众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社会管理，以降低管理成本，提高工作效率，更好地听取选民意见。在意大利，罗马市政府为了改善人口结构复杂、社会治安较差的哥伦比亚区的居住条件和社会环境，在政府第19局专门设立了办公室，广泛发动公民参与，收集相关意见和建议。还专门对当地少年儿童做了调查，让他们在该区地图上标出最危险、危险、不安全和安全等地方，作为改造小区的参考。在英国苏格兰，公民不但可以提出立法的议案或动议，而且可以对重大议案或动议进行全民公决。当地政府通过向社区或学校发传单和举办讲座、对偏远地区实行外联服务等方式，鼓励社区居民积极参与地方政治。
四、社区是党和群众保持血肉联系的“连心桥”
社区是党在城市执政的重要基础。党和国家在城市的各项方针、政策和工作部署，最终都要在社区中得到贯彻和实施。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党不仅发挥领导核心的作用，还从事行政事务、经济事务和社会事务等工作，这样做既加大了党的政治成本、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也容易聚焦社会矛盾，增添了党的执政风险。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党组织在社区建设中依然要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只是这一作用应该更多地体现在组织居民开展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过程中，更好地集中群众智慧，帮助群众反映和解决生活等各方面的难题，真正把党和政府的各项便民、利民、惠民的措施落实到群众手中，把群众的心力凝聚起来，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各项建设。社会越发展，党的建设的重心应该越下移，社区是党的工作的重要落脚点。党通过社区始终保持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其执政地位就可以得到巩固。
总之，要把我们党在新时期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好，把构建和谐社会的各项任务落实好，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实现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定广大群众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都要求我们进一步重视社区建设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