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通篇充满着热情洋溢的爱国主义精神。爱国主义思想是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本文从几个侧面谈谈学习邓小平同志爱国主义思想的体会。
一、邓小平同志爱国主义的主题
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具体内涵。毛泽东同志讲的“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看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来决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250页），就是此意。如果我们把邓小平同志和毛泽东同志的爱国主义思想与实践相比较，就可以发现这两者之间有一个主题上的差异。这种差异，简单说就是：毛泽东同志的爱国主义理论与实践的主题在于使中国“站起来”，邓小平同志的爱国主义理论与实践的主题在于使中国“富起来”。当然，这种差异是相对的。毛泽东同志的使中国“站起来”，最终还是要使中国“富起来”，他也为此做了努力；邓小平同志的使中国“富起来”，也是以中国能站起来为前题的。这种主题侧重点上的差异，是历史任务的差异，是历史使命的差异，也是时代主题的差异。
邓小平同志讲：“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一个多世纪，在世界上一直处于卑下地位，人家看不起中国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奋斗了二十八年，打败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推翻了蒋家王朝。1949年，中国人民确实站起来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77页）这是一段历史叙述。这段历史的重担是担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肩上的。毛泽东同志面临的就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是被踩在地下的中国，要富国、强国，首先就是要使中国站起来。在1949年以前，中国的爱国主义者的历史使命就集中地表现在这一点上。因为这是富国的前题，没有这一点就什么也谈不上。“1949年毛泽东主席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国取得了一个资格：人们不敢轻视我们”。（《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89页）这是毛泽东同志爱国主义理论和实践结出的伟大硕果。
1949年以后，当然也还有一个使中国继续站起来的问题，也还有一个不被帝国主义的封锁和捣乱所压倒、所吓倒的问题。这就是邓小平同志所讲的：“中国革命胜利后”，“这个任务还没有结束，可能至少还要进行一个世纪的斗争”。（同上）帝国主义对站起来了的中国也还是贼心不死，今天一个决议，明天一个动作。也就是说，还有维护主权的斗争，为中国继续站起来而进行的斗争还远没有结束。“但是，中国是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这些干涉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了不起。”（同上）中国人民站起来之后必须把眼光转向富起来的斗争。毛泽东同志也看到了这一点，在50年代就提出过这个问题。但1957年以后，由于“左”的错误日益严重，在这个问题上失误了，没搞好。邓小平同志不止一次地总结到这一教训。他讲，“毛泽东同志的一个重要错误，就是忽视生产力的发展，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41页）以致多数地区仍处在贫困状态，“四人帮”甚至向人们鼓吹宁要草不要苗的穷社会主义。就是说，我们虽然站起来了，但是依然很穷。而这种贫穷的站立，是不保险的，是不稳固的，是要挨打的，是有可能被人再次踩在脚下的。要真正站起来，还必须富起来。而且，中国搞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较之于资本主义所具有的优越性根本之点就在于更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更能增强综合国力，更能使人民走向富裕。中国不富裕起来，就无法对社会主义进行交待，更谈不上彻底战胜资本主义。这样，使中国富起来，就成了十年内乱结束之后，中国的主题，中国爱国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主题。使中国富起来，也就理所当然地构成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重要内容，构成了邓小平同志爱国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宏大乐章。
二、邓小平同志的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
毛泽东同志30年代曾力主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统一，坚决反对那种只讲国际主义不讲爱国主义的错误论调。在毛泽东同志看来，只有爱国主义的才能是真正的国际主义的，而真正的国际主义也只能是与爱国主义结合在一起的。在当代，邓小平同志力主的是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统一，坚决反对那种只讲爱国主义不讲社会主义或只讲社会主义不讲爱国主义的错误观点。在邓小平同志看来，那种把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分割开来的说法是完全不对的。我们对邓小平同志的爱国主义也绝不能做此理解。诚然，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对于港澳台的同胞和海外侨胞来讲，也的确还有一个爱国主义不等于社会主义的问题。但是，对于一个共产党人、一个社会主义公民来说，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又的确是密不可分的。你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必然要求你同时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不然你爱的是什么国？你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也必然要求你同时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不然你是哪一国的社会主义者？在邓小平同志的思想中，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是完全地结合在一起的。邓小平同志既是伟大的爱国主义仁人，又是坚定的社会主义志士。
我们说邓小平同志是坚定的社会主义者，这并不妨碍说他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在当代世界上，还远没有达到可以消除国界的地步。每一个社会主义者都是在自家的国土上搞社会主义的，这种社会主义面对着帝国主义的威胁，面对的尖锐的民族利益和民族矛盾，使他必须首先是一个爱国主义者。邓小平同志处处把民族利益作为考虑问题的最高原则，反对任何牺牲民族利益，以取悦于他国的做法，其关键也在这里。邓小平同志还反复讲，“少管别人的事”，关键是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其含义也在于此。的确，马克思说过，工人没有祖国，但那是就世界无产阶级利益的一致性而言的，是就共产主义不是一个民族的私事而言的，不能解释成不爱自己的祖国。在当代世界的条件下，祖国毕竟是社会主义者进行社会主义斗争的舞台。据载，曾有外国人间周恩来同志，“共产党员”和“中国人”在你心目中是什么关系？周恩来同志毫不迟疑地回答：我首先是一个中国人，要么怎么叫中国共产党员呢。在邓小平同志看来，问题也只能如此，他是一个爱国主义的社会主义者。
我们说邓小平同志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这并不妨碍说他是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在他看来，一方面，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中国站起来、富起来；另一方面，也只有把中国的事情办好，才能使社会主义旗帜高高飘扬。因此，邓小平的爱国主义是与走社会主义道路密不可分的。在国际风云变幻中，在整个世界性的社会主义运动的低潮中，他念念不忘的仍然是通过把中国的事情办好来证明社会主义的不倒。他说：“到下个世纪50年代，如果我们基本上实现现代化，那就可以进一步断定社会主义的成功”（《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20-321页），就显示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只要历史证明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够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00页）；“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将始终站得住”（《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46页）。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邓小平同志的爱国主义是如何与他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密不可分的。他所钟情与献身的是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
三、邓小平同志的爱国主义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是中国爱国主义传统的重要方面，而且历代不乏忧国忧民之士。当然这种忧患意识不是杞人忧天式的庸人自扰，而是着眼于国家和人民的居安思危。毛泽东同志在50年代讲的如果中国不能尽快发展起来，就要被开除球籍，也包含了这种深刻的忧患意识。邓小平同志的爱国主义忧患意识是十分强烈的。
邓小平同志的爱国主义忧患意识是与他爱国主义的主题内容相一致的，那就是对中国在经济上的落后状况的忧虑，对中国能否尽快发展起来，赶上世界发展潮流的忧虑，对中国能否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世界民族之林中的强国的忧虑。
早在70年代末他就大声疾呼要承认自己的落后，为改变这种落后急起直追。80年代初他曾反复强调落后就要挨打，落后就不能生存。当这种思想被全党所接受之后，他转而忧虑的就是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问题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他一再强调的就是担心经济发展得太慢，担心丧失发展的机遇。他讲，速度问题是政治问题，真正让我们长期睡不着觉的就是这个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54-356页），速度上不去，周边国家和地区发展比我们快，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就会丧失信心，就会怀疑社会主义中国的优越性。难怪1992年初他视察深圳后走向驶往珠海的渡船时一再回头对深圳的领导同志叮嘱“你们要快些啊”。这是对特区的叮嘱，也是对整个中国的叮嘱。
应当说，邓小平同志的爱国主义忧患意识反映了当代中国十几亿人民的心声。这种爱国主义忧患意识的核心就是中国不能再落后，中国必须抓住一切机遇使自己尽快发展起来，进入世界强国之林。邓小平同志的这种爱国主义忧患意识既根本区别于“左”得可爱的那种夜郎自大，又根本区别于右得可怜的那种妄自菲薄。他要求我们站在整个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上，站在十几亿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上，以伟大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把爱国主义的精神转化为爱国主义的行动，振奋精神，拼命努力，干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来。邓小平同志的爱国主义忧患意识既不同于普通群众对于国家仍较落后的经验性的一般感受，也不同于文人墨客的伤春悲秋式的无病呻吟，而是建立在中华民族传统爱国主义忧患意识历史基础上的、上升到马克思主义理论高度的一种科学理性与真挚情感的完整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