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美国的意识形态外交，作为目前惟一社会主义大国的中国应该怎样对待，这是学术界及思想理论界十分关注的问题。笔者根据美国意识形态外交的特点、发展规律及趋势，从中国的现实利益和国情出发，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这虽然不是本书论题的内容，但很有现实意义，故作为结束语呈现给读者。
一、对冷战思维既要保持警觉又不可反应过度
中国正致力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这是一个长期的符合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事业，也是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奋斗目标的根本途径，因此是一切工作的中心。中国外交工作的任务就是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前提下，为经济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因此，中国周边局势的稳定以及世界和平是符合中国根本利益的。为此就必须与对世界有影响的大国保持良好的关系，而世界惟一超级大国——美国是中国外交对象的重中之重。与此同时，中国需要进一步开放，不断融入全球化进程和国际体系中来，西方发达国家是首要的开放对象，而世界头号发达国家——美国又是重中之重。此外，美国在世界上有很大的影响力，它的外交政策取向对其他西方发达国家以及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有相当大的影响。再者，虽然台湾问题是我们的内政，但是美国对台湾有很大的影响，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大业不能不考虑这个因素。所以，搞好与美国的关系是中国外交大棋盘的关键环节。而要搞好与美国的关系，就必须很好地了解美国外交政策的原则和动因，了解其对社会主义国家政策的基本取向。
美国是个非常重视意识形态的国家，意识形态作为美国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美国外交政策中占有重要地位，发挥着相当大的作用，尤其是对与美国有着对立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国家。意识形态既是美国的外交理念，是美国制定外交政策的重要依据，同时也影响美国决策者对国家安全和经济等基本国家利益的判定。此外，意识形态还充当着美国推行其外交政策的手段，是它争取本国公众和盟友支持的旗号，是联结它与盟友关系的纽带，是打压对手，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借口。“反共主义”在美国有着深厚政治、经济和文化根源，只要有社会主义国家存在，“反共主义”就会存在。冷战后，虽然在美国政要和战略家的心目中，共产主义已经“大失败”，不再对美国的根本利益构成直接威胁，但是以共产主义为敌的“冷战思维”依然存在，“反共主义”的阴魂不散，并以各种间接的形式，如民主外交、人权外交，表现出来，贯穿在美国的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中。中国是现存的惟一社会主义大国，必然成为美国“反共主义”外交进攻的主要对象。实际上，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对华政策中始终存在着渗透、西化、分化的因素。对此，我们必须有足够的、清醒的认识。否则，我们就会犯“右”的错误，就会在美国西化战略的进攻下丧失警觉，放松防范，就会吃大亏。
但是，美国又是个奉行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国家，维护基本国家利益是其外交的基本动因。意识形态虽然是美国国家利益的一部分，但不是基本的部分，与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这些基本国家利益比较起来居于次要的地位，当意识形态利益与基本国家利益发生矛盾时，前者必然要让位于后者。所以对意识形态在美国外交中的作用也不可估计过重，更不能搞得草木皆兵，好像美国的一举一动都是在搞“和平演变”，甚至产生恐美心理，不敢与美国接触、发展关系，更甚至产生仇美心理，与美国针锋相对，搞成“凡是美国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美国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以“冷战思维”对“冷战思维”。如果这样，我们就会犯“左”的错误，就会失去许多与美国发展、改善关系的机会，这不利于扩大对外开放、不利于维护稳定的周边环境和世界和平，因此也就不利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推进，甚至还不利于祖国统一大业的早日实现。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这两种制度并存将是个长期的现象，美国的意识形态外交也将长期存在下去。就目前来讲，由于美国仍处于惟一的“一超”地位，安全环境与经济形势比较好，美国比较强调意识形态外交。但是从长远趋势来讲，随着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深化，随着全球化与多极化进一步发展，随着社会主义国家独立自主外交路线影响的不断扩大，美国意识形态外交的作用会趋于弱化。不认识到这一点，也是错误的，这会影响我国长期对美战略乃至整个外交战略的制定和调整。
二、顺应时代潮流高举和平旗帜
美国“反共主义”的历史表明，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直接影响着美国意识形态外交的发展趋向。国家关系是互动的。当社会主义国家在外交中强调意识形态，特别是所宣传、信奉的意识形态具有明显的“反美”倾向时，必然会引起美国的反弹，相应强化意识形态外交。苏联外交以及中国50-60年代外交的经验教训就表明了这一点。就拿中国来说，中美之间长达20多年的对抗，究其原因，固然有美国对中国实行遏制政策的一面，但中国一直将美国作为意识形态上的主要敌人，也是一方面的因素。你要摧毁、消灭类似美国这样的政府，美国是决不会无动于衷、任你去摧毁的，即使这种摧毁、消灭只是口头上的。
那么，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树立、信奉、宣传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呢？邓小平所说的那种“旨在摧毁类似美国这样的政府”的意识形态具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主张暴力革命，认为必须用暴力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使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二是主张输出革命，即社会主义国家直接支持、参与资本主义国家内的无产阶级革命。这样的意识形态必然引起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恐慌和反对。
当然，以暴力革命和输出革命为特征的意识形态是与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对时代主题的认识密切相关的。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下，搞暴力革命和输出革命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而在“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下，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则是必然的选择。中国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虽然中国共产党人仍然坚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奋斗目标，坚信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历史的必然，但是，中国共产党奉行和平的外交政策，愿意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愿意为维护世界和平贡献力量，并将社会主义与和平紧密联系起来。这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已经与“战争与革命”时代条件下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有很大的差别。不仅如此，中国还将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差异作为处理同资本主义国家关系的一项政策原则。这有利于减弱美国推行意识形态外交的动力和效果。冷战后，美国一些政治力量坚持冷思维，强化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外交，但却越来越难以得到美国盟国和国内公众的有力支持。这不能说与中国所奉行的和平外交政策不无关系。
树立和平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并奉行和平的外交政策，有利于弱化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外交，而能否坚持和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指导下的和平外交政策，关键在于对时代主题的判断。如果认为我们仍处在“战争与革命”时代，那么就必然要“时刻准备打仗”、“打了仗再建设”，而你这边“准备打仗”，就必然会引起周边及西方国家的反弹和紧张。
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纷纭复杂、变化多端，特别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倾向有所加强。这种倾向在科索沃战争中得到充分表现。但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改变。与冷战时期相比，冷战后的国际局势还是相对缓和，制约世界大战爆发的因素相对更多、更强一些。冷战的结束是以非战争的方式实现的，这是自国际体系形成以来，首次未经过战争手段而结束两大军事集团的对立状态。这一结局本身就是“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深化的结果，同时又反过来促进了时代主题的进一步深化。虽然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但这种“冷战”与以两大军事集团对峙和激烈军备竞赛为特征的那种冷战相比，其引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要小得多，因为世界大战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尖锐对立的军事集团的存在。正如邓小平所说的：“美苏两家打不起来，就没有世界大战”，尽管“小的战争不可避免”。诚然，美国的霸权主义在失去另一个霸权主义超级大国的制衡后而恶性膨胀，从而导致干涉他国内政的事情增多，甚至发生类似于北约袭击南联盟这样的局部战争，但这种干涉引起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
与冷战期间相比，国际局势相对缓和还表现在另外两个方面。其一，局部热战，如在海湾地区和巴尔干地区，虽然未能避免，但其规模和烈度及对世界和平局面的影响，要比冷战期间某些局部热战如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小得多。其二，虽然美、日等国在增加军费预算，并进行高新科技武器的研究与开发，甚至积极发展导弹防御系统，但世界范围内的军备竞赛尤其是核军备竞赛要比冷战期间缓和得多。
从更宽广的范围看，冷战时期制约战争的因素不仅仍然存在，而且还有所发展。首先，世界人民更加反对战争，要求维护和平。就拿科索沃危机来说，北约一直未敢动用地面部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北约国家的人民反对将战争规模扩大，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不敢轻易违逆人民的意志。其次，东西矛盾已不再像冷战时期那样尖锐。美国虽然坚持“反共主义”的冷战思维，试图遏制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并且日益强大的中国，但是现在的中美关系要比冷战期间的美苏关系密切得多。过去，美苏首脑会谈，主要议题就是削减核武器，而现在中美首脑会谈时则更多地是谈论双方在经济、地区安全等方面的合作。第三，多极化趋势仍客观存在。虽然科索沃危机表明美国“一超”地位有所加强，但是多极化仍然是大趋势，“单极”格局不可能建立起来，就连美国的一些战略家如亨廷顿也承认这一点。美欧、美日虽然有同盟关系，但在更大程度上它们是互相利用，同床异梦，各有各的打算。欧洲和日本也不欢迎美国“单极”独霸世界。多极化趋势有利于大国之间进行合作，互相协调。第四，发展竞争越来越激烈。现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将主要注意力放在本国的发展上。求发展，就需要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因此，从本质上说，维护世界和平符合世界各国的利益。特别是在全球化时代，各国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互相依赖性越来越强，因此更需要和平的环境。第五，科技进步的势头不仅未减缓，反而更加迅猛。科技进步的趋势使国际竞争的主战场逐渐由军事领域转向经济、科技领域，这无疑有利于减缓利益冲突国家之间的军事对抗，有助于削弱战争因素。第六，核军备竞赛虽然比冷战期间减弱，但美、俄等国庞大的核武库仍然存在，仍然能够毁灭整个人类和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而世界大战甚至大规模的地区战争，不可避免地要引发核大战，这是所有国家特别是大国必须认真对待的。总之，在存在两大军事集团尖锐对峙的冷战期间，“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这一命题尚能够成立，那么在冷战结束后，这一命题就更有生命力了。世界要和平，国家要稳定，社会要进步，经济要发展，生活要提高，更加成为各国人民的共同要求和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民族战争的状况。在冷战结束初期，民族、种族间的战争确有膨胀趋势，并被许多国际问题专家和一些国家领导人看成是后冷战时期影响国际局势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美国学者特德·罗伯特·格尔认为：“90年代初民族战争的爆发是从50年代开始的长期大趋势发展的高潮，这种趋势在冷战结束后不久达到顶点。”“从1985年以来的所有新的抗议和反叛活动有2/3是在1989年到1993年开始的”。然而，到了90年代中期，情况发生了变化。“在整个90年代，采用暴力手段的民族群体的数目稍稍下降。到了90年代末，民族群体采取的最常见的战略不是武装冲突，而是一般的政治斗争。从1993年到2000年初，自决战争的数目减少了一半。在90年代，16场分离主义战争通过谈判和平协议得到解决，另有10场通过停火和持续的谈判得到控制。”格尔最后认为，这些情况表明民族和解的趋势加强，少数民族与多数民族关系的新体系正在形成。民族战争的减少与民族和解趋势的加强，无疑是“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进一步深化的重要表现。
三、努力寻求中美两国共同利益的汇合点
社会主义国家在处理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时要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就应当正确认识两种制度国家间的关系定位，寻求共同利益的汇合点。中国是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美国则是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如何认识两国的关系定位和共同利益，对认识两种制度国家之间的关系具有指导意义。
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关系发展得不如此前平稳，龃龉与磨擦明显增多。其根本原因在于美国对华战略的变化。美国从意识形态和地缘战略出发，将中国看成是最大的竞争对手和潜在的敌人。“中国威胁”、“遏制中国”的论调在美国经久不衰，并且体现在对华政策中；尤其是美日同盟的加强，明显地有针对中国的战略动机。基于此，有些忧国忧民者惊呼，中国与美日绝不是伙伴，而是敌手，双方必有一战，中国应当未雨绸缪，早做准备。其实，这种认识带有一定的片面性，没有看到当今世界大趋势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和制约。当今世界有几大趋势，将有力地制约、影响21世纪至少是前半叶的国际政治和大国关系，当然包括中美关系。
首先是“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和平已成为全世界人民的共同事业和崇高愿望，任何国家的政府在制定对外政策时，都必须考虑本国和世界人民的这一愿望。在和平这个大潮流下，像20世纪以前的那种殖民战争和20世纪中叶德、日、意法西斯发动的强占他国领土的侵略战争已经没有发生的基础和条件。这正是当今世界大国与小国、强国与弱国能和平共处于一个地球的重要原因之一。美国在越南、苏联在阿富汗的失败很说明问题。并不是美、苏的实力不够强大，而是它们的侵略行为违反了本国和世界人民的意志。当今的美国再强大、霸道，也不敢强占别国领土，至多只能是对那些所谓死硬的“无赖国家”进行某种形式的打击，破坏其军事、经济设施，削弱其力量，仅此而已。而且这种打击也仅仅是针对一些能被它抓住“把柄”的小国，对像中国这样既在国际上有很高的威望又具有相当军事实力特别是拥有核武器的大国，它绝不敢轻举妄动。
在发展这个大潮流下，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的政府都将发展本国经济作为头等大事，美国也不例外。冷战后，尽管美国处于“一超独霸”的地位，而且经济形势又非常好，但是它也不敢在发展经济上有所怠慢。美国历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都将“扩展美国经济”作为首要目标。为此，美国就必须重视中国这个新兴的大市场，绝不会为了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利益而将之拱手让给它的经济竞争对手——欧盟和日本。这正是10年来在中美之间的政治关系龃龉不断的情况下，经济关系却越来越密切的原因所在。存在强大反华势力的美国国会最终能够通过关于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的议案，非常能说明问题。这表明在美国决策层的心目中，经济利益远远高于意识形态及其他方面的利益。此外，世界各国尤其是美、欧、日之间日益激烈的发展竞争还削弱了美国反华势力发动意识形态冷战的基础，遏制中国的政策就一直没有得到欧盟国家的响应，而没有欧盟的响应，对华冷战是搞不起来的。
其次是经济全球化。全球化是当今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一方面，全球化使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共同利益增多，相互依存度增大。这促使国际交往中的“双赢”而不是“零和”游戏越来越多。这必定会减弱美国推行对华遏制政策的动力。遏制中国，固然使中国受损，但美国自身也会深受其害；与中国接触、交往，中国受益，美国也得利。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美国与中国接触的动力会不断增大。另一方面，全球化使全球性问题增多，促使世界各国寻求合作。比如在核扩散、环保等问题上，美国必须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合作。
此外，全球化促进了各国间的交往和了解，这有利于消除美国人民同中国人民之间的隔阂和误解，进而有助于制约美国的对华遏制政策。美国反华势力用以蛊惑本国人民的一个重要武器就是“中国威胁论”。这一论调的核心内容就是：中国仍是一个苏联式的“共产主义”国家，对内实行“专制独裁”，不尊重人权，对外热衷于搞“世界革命”，将来强大了，必将威胁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安全。其实，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对外政策上已经与苏联有本质的区别，和平外交和对外开放已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的重要内涵和特征。
最后是多极化。多极化是个大趋势，美国的战略家们也承认这一点。中美都极有可能成为未来多极世界的一极。谁将在未来的多极世界中占居有利的位置，关键看21世纪头几十年的发展和综合实力对比。对美国来说，现在虽为“一超”，并极力想阻止其他几强挑战它的地位，但是它并不想与任何一强走向对抗，因为那样既影响自己的发展，又会使其他几强趁势而起。中、俄、欧、日都是美国要防范的对象。北约东扩、科索沃战争明显地是在挤压俄的战略空间。美国扩大在中亚及蒙古的影响，虽然有针对中国的因素，但更有争夺俄罗斯传统势力范围的意图。加强北约和美日同盟，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有美国要限制欧洲和日本发展自己军事力量的因素。根据常用的综合国力评估方法，目前中国的综合国力仅相当于美国的50%-60%，而且与欧盟、日本和俄罗斯相比也有较大的差距。美国的战略家不会无视这一点。“中国威胁论”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那些怀有冷战思维的政客们的蓄意编造，是政党用以攻击对手的一张牌。
在上述几个世界大势的影响下，中美两国之间的共同利益将越来越明显和重要，尽管也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正是由于既有利益冲突又有利益重叠，中美关系才定位为“致力于建立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即非敌非友。在某些方面，是对手甚至敌人；而在另一些方面，则是朋友；但总体上则是伙伴。伙伴能否演变成敌人，取决于两国各自的外交战略走势和世界大势，也取决双方决策层对共同利益的把握。
克林顿在1997年曾归纳出了需要中国合作的六个方面：促进一个和平、繁荣及稳定的世界；亚洲的和平与稳定；避免不稳定地区、流氓国家及恐怖分子持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他精密武器；打击毒品走私及国际集团犯罪；促使全球贸易及投资尽可能自由、公平与开放；确保不以明天的代价来换取今天的进步。这是站在美国的立场上来看两国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从中国方面来说，中国需要美国合作的方面更为广泛，共同利益更多。
首先，两国都希望国际局势最起码在近中期内相对稳定。我们要专心搞建设，希望有和平的外部环境；美国要充当世界的领导，不希望看到一个动荡的世界，它想实现霸权控制下的和平。美国推行“新干涉主义”，从某种角度说，也是不想让世界有大的动荡。
其次，两国都不想走向互相对抗。在多极化大趋势下，美国不愿与“多强”中的任何一强走向对抗。在目前的“一超多强”格局中，在美中、美俄、美日、美欧等大国关系中，任何一对双边关系处于对抗状态，都会使第三者从中渔利，乘势崛起。冷战时期，美苏对抗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日本和德国的复兴。中国要营造良好的处部环境，更不愿同美国这个“一超”搞对抗。50-60年代同美国对抗，曾给中国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单从军事安全上讲，美国曾四次打算对中国动用核武器，如果这种打算成为现实，那么中国以及中美关系乃至世界的历史恐怕得重写。
第三，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拥有共同的安全利益。地区安全形势直接影响本地区的发展速度和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地位及受益程度，以及在多极竞争中的处境。欧洲曾为世界中心200年，但是经过两次世界大战，欧洲的相对地位下降，北美和东亚乘势崛起。亚太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中心之一，亚太各国都从中分享到了极大的利益，如果亚太动荡，后果是可想而知的。中、美同为亚太地区大国，都将亚太的安全、稳定、和平与自己的切身利益联系起来，并且有相当程度的共识。比如，两国对朝鲜半岛的局势都非常关切，对朝韩两国首脑会晤所取得的成果表示欢迎。就目前来讲，不管出于何种动机，两国都有为维护地区稳定发挥作用的愿望，更不愿看到因两国之间发生冲突而将亚太带入动荡的深渊。尽管美国与中国在地区安全和地缘战略上存在着很大的矛盾，但是同整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比较起来，后者所牵涉到的利益更为根本一些，不到万不得已，美国是不会冒与中国一战而毁掉地区安全的风险的。
第四，在全球化趋势下，两国经济层面上的共同利益增多。中美两国经济的互补性很强，经济关系已经成为维系两国关系的重要纽带。90年代，在中美两国政治关系动荡不定的情况下，经济关系却稳步发展；美国国会一再在对华最惠国待遇问题上向行政当局让步；在美国国内对华政策大辩论中，企业界成为主张对华接触政策的中间力量。这些说明，美国在经济上已对中国有很强依赖性，美国不愿意放弃中国这个新兴的大市场。相应地，中国对美国也有依赖性，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对美的依赖程度更大。在两国的经贸交往中，中国从美国得到的很多都是其他国家不可替代的东西，而美国从中国得到的则是其他国家可替代的。发生在东南亚的金融危机如果发生在美国，恐怕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更大。许多国际组织都是由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但我们要加入进去，并准备服从它们的“游戏规则”。
第五，在军事关系上，尽管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存在，加强美日同盟，有针对中国的一面，但是这也有利于遏制日本军国主义倾向的发展，对俄罗斯的民族主义倾向的发展也有抑制作用。如果美军离开亚洲，任凭日本的军事力量自由发展，那对中国的周边环境的消极影响会更大。
第六，在台湾问题上，虽然中美在统一目标和方式问题上有矛盾，美国有利用台湾遏制中国的因素，但是中美也有共同点。50-70年代，美国在反对蒋介石反攻大陆、反对台湾拥有核武器、一个中国等问题上与中国有共同立场；以后，在和平统一、实现两岸交流与对话方面，中美也有共同点；现在美国仍然坚持“三不”政策。1999年夏，李登辉提出“两国论”后，美国就表示反对。美国的这种立场，与支持、纵容台湾独立比较起来，还是应该值得我们欢迎的。尤其是在台湾拥有核武器问题上，我们更需要美国的合作。
第七，在文化交流和社会人士交流上，中国20年对外开放的历史表明，与西方国家的交流对我们所带来的好处远远大于坏处。在这方面，我们与西方交流的需求大于西方对我们的需求。文化交流不仅限于自然科学方面，也包括社会科学。邓小平说过：“我们绝大多数思想理论工作者都应该钻研一门到几门专业，凡是能学外国语的都要学外国语，要学到能毫无困难地阅读外国的重要社会科学著作。我们已经承认自然科学比外国落后了，现在也应该承认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就可比的方面说）比外国落后了。”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这段话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篇纲领性文献中说的。足见在邓小平心目中，中国在社会科学方面与外国进行交流的重要性。
第八，在人权问题上，我们虽然反对美国利用人权问题对我施加压力，而且认为我们对人权的看法与美国有很大差异，但是我们也主张在人权问题上同美国对话。应该说，对话是有基础的。中美人权观在最基本的方面是一致的，即尊重人的生存、发展及其他重要权利，努力促进人权事业的发展。对种族歧视、种族灭绝等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都持反对态度。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角度看，社会主义人权观与资本主义人权观有一定的继承性和相容性。马克思称美国《独立宣言》是人类“第一个人权宣言”；而且还高度评价了《解放黑奴宣言》，在林肯再度当选为美国总统时，马克思代表第一国际中央委员会向林肯发去了贺信。信中写道：欧洲工人认为“由工人阶级忠诚的儿子阿伯拉罕·林肯来领导自己国家进行解放被奴役种族和改造社会制度的史无前例的战斗，是即将到来的时代的先声。”
第九，在民主问题上，虽然美国要推行的民主是“美国式”的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有本质的区别，其意图是传播美国的价值观，加强美国的领导地位，“西化”社会主义国家，但是，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它们也有共同点。首先在基本价值取向上有一致性，都反对专制和独裁。马克思主义承认资本主义民主是比封建专制进步的东西。马克思称美国是“最先产生了伟大的民主共和国思想的地方”。马克思还高度赞扬了林肯所领导的反对南方奴隶制的战争，称“自从巨大的搏斗在美国一展开，欧洲的工人就本能地感觉到他们阶级的命运是同星条旗连在一起的。”中国“五四”时期所倡导的民主应该说是资本主义民主，但我们承认那是进步的行为。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这里的“民主”也不是社会主义民主。这些都表明，社会主义民主对资本主义民主有一定的继承性。邓小平明确说过：“民主是我们的目标”。当然他指的是社会主义民主，但也绝不是与资本主义民主完全不相容的。近几年我国搞村级直选，美国等西方国家就大加赞扬，但这绝不意味着我们做错了，是在向“西化”迈进。其次在民主实现形式上，双方有一定的共识。比如普选，邓小平就曾讲过，“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这表明他认为，普选并非与社会主义民主不相容。1989年邓小平对美国总统布什说：“美国有一二百年搞选举的经验。如果我们现在搞十亿人的选举，一定会出现与‘文化大革命’一样的混乱局面……根本谈不上搞经济建设了。”这里邓小平并未否定搞选举，而是强调中国暂时不具备搞选举的条件。
在民主问题上，我们可以实现与美国双赢的结果，既推进了我们的民主进程，又减弱了美国搞意识形态外交的动力。更为重要的是，推进民主进程可以取得西方国家公众和许多已实行民主制度的发展中国家的同情和支持，有利于我们同西方的“民主外交”、“人权外交”做斗争。民主搞好了，可以使我们的外部环境大为改善。在民主问题上，我们需要摈弃冷战思维，不能搞“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四、接触与开放：化解中美矛盾的根本途径
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着许多共同利益，然而，这些共同利益并未被双方的人民和政治家所充分认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双方的人民相互之间缺乏应有的了解和理解。就拿中美关系来讲，两国关系的发展几乎是与双方交往的程度成正比的。50年代，由于美国对中国实行遏制政策，同时中国也处于半封闭状态，双方几乎没有任何交往，两国决策层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因此几次出现直接的军事对峙乃至热战。60年代，像台海危机那样的直接军事对峙没有出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美两国有了适当的接触，双方互相对对方的政策意图和背景有了一定的了解。1958年9月15日，正值第二次台海危机期间，中美大使级会谈在华沙恢复。会谈虽然没取得什么具体的成果，但使中美之间有了一条接触的渠道，便于各自了解对方的政策意图，从而为避免对抗升级创造了条件。比如，危机期间，通过接触，中国了解到美国并不想承担帮助蒋介石保卫近海岛屿的义务，而是想要制造“两个中国”，于是做出了不攻占金门、马祖，让之继续留在蒋介石手中的决定，从而促进了危机的解除。再比如，1962年，当中国政府认为蒋介石要反攻大陆，但还存在一些困难时，极想知道美国人的态度，是否支持蒋；于是通过华沙渠道与美方接触，沟通情况，了解到了美国的态度是不但不会支持蒋，而且还愿意同中国政府联合起来制止他可能的冒险行动，从而做出了切实可行的决策，消除了一次潜在的危机。
从长远角度看，真正使中国的安全环境和中美关系发展前景有了根本改观的因素是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对外开放使中国的综合国力大大提高，极大地增强了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大国与中国发展关系的动力。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打开国门，在了解世界，进而对外交战略做出重大调整的同时，也使世界了解了中国，对中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中的地位与作用有了较客观的认识。
就中美关系来讲，首先，对外开放使中美有了新的动力去发展两国关系。如果说1972年中美缓和是在共同安全和战略利益驱动下实现的，那么1978年底中美宣布建交则除了上述的驱动力外，还增添了一个对外开放的动力。中美建交与改革开放政策的出台几乎同步，绝不是偶然的。其次，对外开放的推进使中美间的共同经济利益增大，从而减小了两国对抗与冲突发生的系数。再次，对外开放还促进了两国对其他共同利益的认同。比如在维护世界和平方面，随着对外开放的展开，中国对时代主题有了新的认识，改变了过去“战争与革命”是时代主题的看法，认识到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在求发展，都需要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中美两国也不例外，所以在这上面有共同利益；而且，两国都是有影响的世界大国，对维护世界和平都负有重大的责任，如果两国间发生对抗与冲突，必定会破坏世界的和平局面。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对外开放使中美两国在经济、贸易、科技、军事、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社会人士等方面的交往有了质的飞跃，两国人民和政府间的相互了解极大增进，原有的成见和偏见大为减弱，对抗时期那种两国互相敌视、仇视，并在媒体上互相丑化、妖魔化的状况大为改善。这就为两国避免对抗重起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历史经验表明，每当一个民族崛起之时，很容易引起别国的畏惧和对其发展方向的怀疑与担心，如果这个崛起的国家是不开放的，就更容易遭到别国的误解。实践证明，中国在这方面是成功的。试想，如果没有对外开放，美国等西方国家是很难形成“中国是负责任的世界大国”这种看法的。冷战后，遏制派的对华政策没能行得通，很大程度上也是得益于对外开放的继续。而目前美国反华势力的反华主张之所以还有一定的市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相当多的美国人对中国还不够了解，甚至是扭曲的、片面的、肤浅的认识。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傅高义教授认为：“发展中美关系的最大障碍是由于历史的和地理的原因，两国人民缺乏深入、广泛的了解，彼此有误解和偏见，尤其是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了解更是有限。”“发展中美关系的关键是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只要两国保持高层往来，加强各个方面的交流，就会增进了解，消除误解和隔阂，为发展两国政府之间以及人民之间的关系创造条件。”他特别强调：“要想使两国人民加强相互了解，最根本的办法是扩大开放，增进两国在经济、文化、教育、学术等方面的交流，增多两国人民直接认识、了解的机会。”可以得出结论说，对外开放是发展、改善中美关系的根本途径。中美两国人民相互间的了解增多了，有助于认识两国间的共同利益，进而有助于淡化和超越两国之间的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以及文化传统的差异，有助于弱化美国对我们搞意识形态外交的动力和民意基础。
从中国方面来说，对外开放已经成为一个基本国策，将坚定不移地长期贯彻下去。对于对外开放与中华民族振兴以及中国共产党自身命运之间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有了深刻的认识。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曾有过辉煌时期，创造出了灿烂的中华文明，并且一度在经济上居世界先进水平。直到清朝康乾盛世时期，中国的农业、手工业、贸易和城市发展等都比欧洲先进。据统计，康熙24年（1685年）全国共有耕地6亿亩；到乾隆终年（1799年），达到10亿多亩，粮食产量有2040亿斤。这时，中国农作物的总产量居世界第一位；人口达3亿多，占全世界人口的1/3。然而，由于清王朝奉行闭关锁国的政策，拒绝同正在走向工业化的西方国家来往，结果在短短100多年内，就由盛转衰，同欧洲的实力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由“一个洋洋自得的天朝大国急剧地坠入落后挨打的境地而一蹶不振”，被马克思称为“奇异的悲歌”。
马克思写道：“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一种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
20世纪70年代末，当中国共产党将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并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时，清醒地看到：要想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彻底结束闭关锁国的状态，实行对外开放政策。邓小平尖锐地提出必须否定闭关锁国，实行对外开放，指出：“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共产党基本路线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坚持改革开放。这意味着对外开放不仅是要坚定不移地实行的政策，而且还是个长期的政策。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是坚定不移的。”“改革开放要贯穿中国整个发展过程，不是三年、五年、十年、八年，也不是二十年，因为需要做的事情太多。”“如果说开放政策在下一世纪前五十年不变，那末到了后五十年，我们同国际上的经济交往更加频繁，更加相互依赖，更不可分，开放政策就更不会变了。”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美国这个头号发达国家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对象之一。中美建交与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出台几乎同步进行，这绝不是偶然的。
五、坚持对话，不搞对抗：处理两制国家关系的新思路
中美两国在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上的对立以及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上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如何对待这种对立与差异，处理两国间的分歧与矛盾，对于两国关系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新的世纪，用什么样的思维方式指导两国关系？是继续用冷战思维，还是采用一种适应时代潮流的新的思维方式？这是两国政府和政治家必须面对和思考并探索的问题，更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所要解决的重要现实问题。它既关系到中国的安全环境和改革开放事业的外部条件，也关系到中美关系的走向，更关系到世界的和平，关系到21世纪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发展前景。江泽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十五大”工作报告中谈到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间的关系时指出：“国与国之间应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相互尊重，友好相处。要寻求共同利益的汇合点，扩大互利合作，共同对付人类生存和发展所面临的挑战。对彼此之间的分歧，要坚持对话，不搞对抗，从双方长远利益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局出发，妥善加以解决，反对动辄进行制裁或以制裁相威胁。”这段话完全适合于中美关系，指明了处理两国关系时应遵循的原则。特别是“坚持对话，不搞对抗”八个字，更具有长远指导意义，因为如何对待彼此间的分歧是发展中美关系的关键环节，而且美国政界还仍然存在着不利于发展相互关系的反共主义的冷战思维。
首先，“坚持对话，不搞对抗”符合时代精神。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并存，已经是客观现实；近一个世纪的较量表明，谁战胜谁的问题不可能在短时期内解决，“一球两制”将长期存在下去。实践还表明，两种社会制度之间有许多东西可以互相学习、借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有许多全球性的问题如环境保护需要两种制度的国家共同来对付，它们有着共同的利益。因此两种社会制度国家应当和平共处。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间存在着许多固有的矛盾和分歧，对这些矛盾和分歧，应当“坚持对话，不搞对抗”，争取求同存异，化解矛盾。这才符合时代主题的要求和精神。否则，寻求对抗，针锋相对，只能是激化矛盾，扩大分歧，进而造成国家间关系紧张和局势动荡。后一种态度和立场是有悖于时代精神的。
其次，“坚持对话，不搞对抗”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当前，中国人民正致力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需要同世界所有国家加强来往、交流。西方发达国家既是我们对外开放的主要对象，又对国际局势有着重要影响力。因此，同西方发达国家保持良好的关系，对于营造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保证改革开放事业的顺利推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当前的国际形势既为我们提供了十分好的发展机遇，又使我们面临严峻的挑战。自从18世纪中叶西方列强用炮舰和鸦片打开中国的国门以来，100多年间，中国一直不断遭到外敌的入侵或处在严重的战争威胁下，或者对战争与革命的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始终没有获得较长时间的稳定的和平国际环境，没有安下心来搞建设。现在这种环境终于有了，而且预计能保持较长的时间。目前，除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仍在深化外，世界格局多极化、科技进步、经济全球化等趋势也在深化，这些使保持和平国际环境的可能性更加增大。此外，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已经同世界范围的求发展潮流融为一体，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互相促进，特别是亚太地区成为世界经济中心之一，而中国又是这一中心的重要成员，这使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获得了更加有利的条件。我们必须像邓小平所说的那样，“抓住时机，发展自己。”
但是，我们还必须看到，当今世界仍然存在着不稳定因素，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不仅仍然存在，而且还有所加强，旧的不合理的经济政治秩序还在发挥作用，各国之间的发展竞争越来越激烈，民族、种族、宗教矛盾突显出来，我们还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机遇与挑战并存，利益与风险共生，而且是往往机遇越大，挑战越严峻；利益越多，风险越多。这些挑战和压力，使我们的发展空间显得十分有限。如何抓住机遇，应付挑战，使中国在21世纪占居一个有利的战略位置，是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一项十分艰巨而重要的任务。中国的惟一出路就是集中精力、聚精会神地搞经济建设，发展自己，迎头赶上去。这就更加需要扩大开放并维持良好的外部环境，进而需要同西方国家进一步发展关系。
在如何处理同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问题上，中国共产党曾有过深刻的经验教训。50-60年代，中国几乎处于同西方发达国家相隔绝的状态，其中有客观的原因，也有主观的原因。主观原因就是当时没能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与西方国家的“反共主义”针锋相对，促进了国家间的对抗。从70年代初开始，特别是进行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外交政策进行了大的调整，全方位贯彻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对西方发达国家，则是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相互尊重，友好相处；努力寻求共同利益的汇合点，扩大互利合作；对相互之间的分歧，坚持对话，不搞对抗。实践证明，这种外交政策是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的。然而，在这个问题上，国内舆论界乃至政界还存在着一些糊涂认识，一些人从狭隘的民族主义出发，夸大中国与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之间利益的矛盾性，特别是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上的差异，盲目地寻求与西方世界搞对抗，对美国说“不”。这种认识实际上代表了国内相当一部分对世界时代主题和世界潮流缺乏认识的人的激进情绪，在很大程度上是沿袭了过去那种以阶级斗争观点来看待、处理国际问题的思维方式，是“左”的思潮在国际问题上的表现。如果照这种主张去做，那么结果只能是中国与西方世界的新的冷战全面展开，中国的外部环境急剧恶化，现代化建设进程不得不放慢或中止，亚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受到威胁。还有一些人从维护社会主义事业的良好愿望出发，片面强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夸大美国等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政策中存在着的意识形态因素，对“和平演变”、“西化”、“分化”过于敏感，进而反对中国与西方国家发展关系，反对对外开放，反对中国融入全球化的潮流中去。按这种主张，中国只能退回到闭关锁国的状态中去。可是实践已经一再证明，闭关锁国、苟且偷安是行不通的，最终是误国误民；而且那种背离时代精神、违背世界潮流的所谓“社会主义”也是没有生命力的。
实践证明，只有“坚持对话，不搞对抗”，才能处理好同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进一步改善中国的安全环境和开放空间，才能最大限度地在对外交往中维护中国的根本利益。
最后，“坚持对话，不搞对抗”对当前国际政治具有巨大的现实指导意义。虽然当今世界主题是和平与发展，而和平与发展时代需要国家之间平等相待、和平共处、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然而，在许多人的头脑中，特别是美日等西方国家的某些政界人物，仍然存在冷战思维，他们总是喜欢把世界各国分为“敌、我、友”，想要为本国寻找“敌人”，然后联合盟友，遏制敌人。北约新概念的出台和美日同盟的加强就是冷战思维的产物。
美国在冷战后成为惟一的超级大国，它要利用这个机会来加强它在世界的霸权。美国一些政界右翼人士，将日益崛起强大、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中国视为美国称霸世界的最大障碍，鼓吹“中国威胁论”，试图要“遏制”中国。而“中国威胁论”这种论调又得到了日本、中国周边一些与中国有领土争端的国家以及西欧某些国家内一些政治力量的呼应。日本现在是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大国，然而它不甘心于只当经济大国，它要成为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特别是右翼势力想要重温大日本帝国的旧梦，成为东亚地区的霸主。右翼势力把中国视为日本实现这一目标的障碍，并试图借助美国的力量来对付中国。近年出台的《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和《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其矛头就是针对中国及亚洲一些国家的。
美日等国存在的冷战思维是不符合时代潮流的。冷战结束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在以新的姿态和思维方式来处理国家间的关系，特别是对国际局势较有影响的大国，都纷纷建立起了伙伴关系，这种关系不同于过去的以共同对付某个国家或国家集团为基础的结盟关系，而是一种非敌非友的新型关系。而现存的美日同盟则是与这种潮流不相称的。
与这种冷战思维相对照，中国政府则是从国家长远利益和世界和平的大局出发，极力倡导“坚持对话，不搞对抗”，并身体力行，将之运用到处理同美日等西方大国的关系中去，取得了明显成效，并受到世界上爱好和平国家和人民的好评。1999年5月北约袭击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事件后，中国政府在提出严正抗议和合理要求的同时，保持了应有的克制，没有将同美国进行对话的大门关死，从而为后来两国恢复对话创造了条件。“坚持对话，不搞对抗”是新一代中国领导人在总结了中国和世界外交史上的经验教训后所提出的国际关系新准则，是对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继承和创造性地发展，是摈弃从意识形态出发处理国际关系的旧思路后推出的符合时代潮流的新思路，它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将对21世纪的国际政治和中美关系以及两种社会制度国家的关系产生深远的影响，不可避免地，也将对美国的意识形态外交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