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政策中的地位与作用
从美国“反共主义”的历史可以看出，意识形态在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政策中确实发挥着相当大的作用。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笔者在这里是将意识形态因素抽出来，集中进行研究。然而：“集中注意力于一个因素往往有歪曲其相对作用的危险。”为了避免这种“危险”，有必要将视野放大，把美国意识形态外交放到整个外交政策中去考察。
学术界普遍承认，意识形态在美国外交政策中拥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美国学者艾尔登和斯科曼认为：“就像在国内政治中一样，在外交政策中，意识形态通过提供被广泛接受的价值观，不仅对决策起着约束作用，而且还发挥着创造性的作用。”他们进一步指出，意识形态对美国的外交决策从三个方面发挥作用：一是提供符合选民意愿和公众舆论的价值观，即表达出外交政策目标；二是提供外交指导思想，用以制定符合价值观的政策；三是行政部门在贯彻政策过程中可借之形成领导能力，尤其是可用以统一国会议员的思想。王逸舟教授认为：“意识形态在国际政治领域发挥着双重的功能。它们或者是政治行动的终极目标，也就是通过追求政治权力以图达到那些目标；或者，它们是装点门面的虚伪之辞，用以隐藏所有政治都固有的权力因素。两种功能可以是各自单独行使的，也可能是同时发挥的。”王振华教授认为：意识形态“既可以成为对外政策和某一国际行为的目标，也可能作为实现某一特定目标的工具和手段。”上述这些观点在基本方面是一致的，即都肯定意识形态的双重功能。
一、意识形态是美国的外交“理念”
意识形态对外交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在国际竞争和冲突中，有时意识形态在使一个国家作出敌友选择时起着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美国学者丹尼尔·费尔波特在《现代国际关系的宗教根源》一文中探讨了新教改革对威斯特法利亚体系形成的影响。他认为，新教改革是威斯特法利亚体系形成的根源，而改革所引起的观念变化从两个方面发挥作用：一是使各群体的人接受了新的观念，并渗透进他们的个性中去；二是接受了新观念的人群，作为社会力量，会去影响他们的君主、议会、总统，或任何其他对新制度能发挥促进或阻碍作用的人。费尔波特实际上肯定了意识形态或观念的东西在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中的地位。
意识形态影响一国的外交政策，最为典型的事例是英国在冷战上的选择。二战中，苏、美、英在联合抗击法西斯的同时，内部也充满矛盾，苏美、苏英、美英之间都存在着尖锐的利益冲突。尤其是美英之间，美国利用英国在战争中被削弱之机，到处抢夺大英帝国的遗产，急于取代英国的霸主地位。但是，主要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原因，二战结束后，英国却与美国联手对抗苏联，并拱手将世界霸主地位让与美国。有些学者认为，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应该被给予遏制学说、马歇尔计划、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始作甬者的荣誉。如果不存在意识形态上的因素，很难说美、苏、英相互之间的矛盾会如何转化，因为英国的外交传统历来是搞均势，即站在对立双方较弱者一边，防止强者称王称霸。
意识形态对美国外交的影响更不可低估。亨利·基辛格曾指出：美国的对外政策中历来存在着一种显而易见的矛盾：一方面，没有一个国家“在日常外交活动中比美国更务实”；而另一方面，又没有一个国家像美国那样“一厢情愿地认定美国的价值观是放诸四海皆准行的”。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指出：“美利坚是一个高度注重意识形态的民族，只是作为个人，他们通常不注意他们的意识形态，因为他们都赞同同样的意识形态，其一致程度令人吃惊。”这两个人的话表明了价值观或意识形态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地位。
意识形态与价值观首先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目标之一。就在科索沃战争进行期间，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声称：“我们正在重新确立北约作为欧洲土地上民主、稳定和人的尊严的捍卫者这样一个核心目标。”其实，声称将价值观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目标的不只是克林顿政府。乔治·布什在其总统就职演说中说：“美国若不奉行崇高的道德准则，就永远无法实现自身的完善。今天，我们作为一个民族，就具有这样一个目标。这个目标旨在使我们国家的面貌变得更加仁厚善良，使这个世界的面貌变得更加温文尔雅。”这里布什指明了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在美国外交中所占据的地位，即美国外交的“一个目标”。美国政治学家杰里尔·罗赛蒂认为：“政治意识形态涉及到有关一个社会所偏好的目标和手段的信念（如自由、平等、代议制政府等）”；意识形态影响着“渗透美国社会的对外政策观点”，“即美国人怎样看待这个世界，美国在国际关系中怎样扮演自己所偏爱的角色”。制定什么样的政策目标，使用什么样的手段来实现这个目标，在国际关系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些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意识形态决定的。
美国学者沙拉·斯坦米茨认为：“支持并扩展海外的人权，自从美国立国就是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一个因素。”翻开美国外交史，可以看出，无论哪一届政府，即使是最奉行现实主义的政府，都非常强调通过外交政策实现美国的价值原则。乔治·华盛顿时期美国政府的基本任务是巩固政权，“巩固自由人的权利而令其坚不可摧”。约翰·亚当斯时期美国外交的主要任务是处理同法国关系，亚当斯提出了“美国人民强烈的荣誉感和诚实正直之心，以及他们有关自己的权力和力量的内在感情……应当加以维护”。托马斯·杰斐逊更是认为，美国必须“发展、增殖、繁荣”，直至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的民主制度必须在“自由土地”无限扩张的条件下才能有保障。从那时起，“美国伟大”这种观念或意识形态就开始形成并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以后，随着美国国力的不断增强，“白人种族优越”、“天定命运”、“反对激进革命”等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相继出现。到了卡特政府时期，人权成了美国外交的核心因素。
美国价值观根植于美国独特的社会历史。美国立国前，北美13州的居民绝大多数都是来自欧洲的移民，他们或是因生活所迫，到新大陆寻找出路，或是在原居住地受到政治迫害或宗教迫害，到北美来避难。这些人继承了欧洲的基督教信仰和源于这种信仰的人道主义、个人主义、自由、民主等价值观。以后，13州人民不堪忍受英国的殖民统治，通过艰苦的斗争赢得了独立和自由。在这个过程中，自由、民主、独立等价值观被大大强化。这些价值观在后来开发北美大陆的过程中又得到进一步发展。可见，美国价值观是美国的立国之本，在美国社会是根深蒂固的，并成为美国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对美国人的思想和情感有着深刻影响。美国在经济、科技等事业发展上的成功又使美国人将他们的价值观绝对化，认为那是世界上最完美的价值观，应该在世界推而广之，让全人类共享，而美国不仅拥有推广的“权利”，而且还负有义不容辞的推广“义务”，就如基辛格所说：“美国的价值观使美国人自认为有义务向全世界推广这些价值观”。于是，向外国输出美国的价值观不仅成了美国外交的一个传统，而且还成为美国外交的重要目标之一。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美国都站在了“民主国家”一边，这不是偶然的，这些行为只用“权力平衡”的理论是难以解释清楚的。理查德·鲍厄斯认为：“美国在20世纪为击败对民主的威胁——德意志帝国、日本帝国、第三帝国和欧洲与亚洲的共产主义——而牺牲了成千上万的生命和数不清的财富。如果没有能为这些牺牲提供根据的理想和价值观，美国人就不会为他们的国家为人类建设一个更好的世界所做的事情而引以自豪。”埃兹拉·沃格尔教授对价值观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地位有过精辟的阐述：“美国始终不渝地关注着人权和政治多元化问题。这些价值观是我们的立国之本，现在仍然是团结和力量的一个源泉。我们不能放弃重申这些价值观是我们对外政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的做法。”
作为“对外政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意识形态影响着美国人的外交思想和决策。此外，意识形态还影响美国人对根本国家利益的判定。基辛格认为，“美国处理国际事务的一贯作风”是：“它促进国际合作以维护和平、增进人权、提高生活水准、宣扬尊重平等权利和人民自决的原则。”约翰·艾肯伯瑞认为：“美国在国外促进民主，特别是像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它所实行的那样，反映了它对如何建立稳定及相对和平的世界秩序的现实的、逐渐发展的和深刻的理解。这即是所谓美国‘自由化’大战略。它基于非常现实的观点，即其他国家的政治特性对美国能否确保其安全和经济利益有重大影响。”可见，推进民主，搞“自由化”，本身就是非常现实的美国外交的大战略。另两位美国学者沙塔克和爱特伍德对美国民主外交的现实主义性质做了更为透彻的解释：“美国推行促进民主的政策是基于现实主义的愿望，即在当今的全球市场中，唯有民主治理的开放社会才为出现稳定而公平的经济发展提供最好的机会。”
杰里尔·罗赛蒂对冷战时期意识形态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作过这样的分析：第一，反共主义“意识形态和对外政策信念奠定了冷战年代里决策者心中普遍存在的有关国家安全和自由市场的指导思想的基础。”第二，“意识形态和对外政策信念解释了美国人怎样看待这个世界，限定了决策过程可采用的政策选择。”第三，“意识形态上的反共产主义是使自由主义者、温和派和保守主义意见一致的粘合剂，特别是在精英群体里。”罗赛蒂的观点符合现实情况。
当然，美国意识形态外交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重点。在十月革命以前，美国强调输出美国的价值观；社会主义国家出现后，特别是冷战期间，与共产主义对抗这一更重要的意识形态内容占据了压倒的地位，输出美国价值观则退居其次。之所以这样，是因为美国人认为，共产主义是民主、人权等美国价值观的最大敌人，因此必须首先击败共产主义。理查德·鲍厄斯指出：“反共主义表达了美国首要的捍卫人类自由、促进民主在全世界成长的决心。”尼克松认为：“冷战不仅仅是两支敌对军队间的斗争。它还是两种相互对立的意识形态间的斗争。”冷战后，共产主义这个敌人不再对民主等美国价值观构成威胁，美国又重新强调输出美国的价值观，而且攻势更盛。从某种意义上说，反共主义只是输出美国价值观的一种表现形式。对美国来说，无论是什么主义，只要妨碍输出美国价值观，就要遭到美国的坚决反对。在20世纪，成为美国死敌的不仅是共产主义。30-40年代，美国也曾坚定地反对过法西斯主义，而且还和共产主义国家联手。冷战后，美国意识形态外交的进攻对象除了共产主义外，还包括其他那些与自由民主主义相抵触的意识形态。从一定程度上说，共产主义已不是美国进攻的主要目标，这从美国外交的实践中可以看出。美国与共产主义国家的关系远好于与某些伊斯兰国家的关系。
二、意识形态是美国推行外交政策的重要手段
在现实生活中，美国经常公开宣扬意识形态作为外交政策目标的功能，而掩饰其另一方面的功能，即做为推行外交政策的手段。陈乐民先生认为：“用意识形态作为对外关系准则，其实不可能是纯而又纯的，它经常会用来掩盖其实并非意识形态的意图。”这在美国也不例外。实际上，更经常地，意识形态是被美国用来做为“手段”和“工具”。毛泽东对此曾有过精辟论述，他说：“据我看，美国反共是把它当作个题目来做文章，以达到他们另外的目的，首先是占据从日本到英国的这个中间地段……欺负它们，控制它们的经济，在它们的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最好使这些国家都弱下去。”毛泽东的话有点极而言之的味道，但揭示出了美国意识形态外交中的非意识形态意图。在60年代担任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尤金·罗斯托说过这样的话：“从许多方面看来，全部战后历史就是美国逐步接管先前由英国、法国、荷兰及比利时所据守的阵地的过程。”他的话表明，冷战时期，反对共产主义并不是美国外交的惟一内容。
将意识形态作为外交的手段并非美国首创，也非美国独享。早在11世纪末至13世纪末，罗马教皇就同西欧封建主和富商一道，打着维护基督教的旗号，向地中海以东地区发动了8次侵略战争，即“十字军东征”。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法国大革命时期，拿破仑高举着把法国革命的成果推广到法国以外的旗帜，向外进行扩张；而以英国为首的反法联盟则打着恢复被法国革命摧毁的“旧秩序”旗号，组织起来同法国较量。双方的外交都披上了一件意识形态的外衣。将意识形态做为外交工具，更为突出的是苏联，几乎苏联的一切外交活动都是在把共产主义推向全世界的旗号下开展的。冷战期间，苏联对其盟国的许多大国主义、干涉主义行为，都是打着“国际主义”的旗号干出来的。然而曾在莫斯科供职五年的美国前驻苏大使阿瑟·哈特曼在1986年即将离任时说：给他印象最深的一点是：“苏联的俄罗斯色彩比共产党色彩浓得多。”“他们受俄罗斯民族的影响以及他们通过历史而形成的根深蒂固的习惯胜过我真正看到的他们在1917年革命后苏维埃的影响。”
美国利用意识形态做外交工具也是相当突出的。就拿“反共主义”来说，冷战期间美国高举反共的大旗，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实现如下目的服务的：第一，同苏联争夺世界霸权；第二，维护它在西方的霸主地位，将西欧、日本拴在冷战的战车上；第三，压制第三世界国家的革命运动；第四，压制国内的革命运动。
冷战后，美国极力推行“民主外交”、“人权外交”，也有将民主、人权作为推行外交政策工具的意图。这从美国在民主、人权问题上实行双重标准就可以得到证实。对某些地区如非洲的人道主义灾难坐视不管，而对巴尔干地区则大动干戈。科索沃战争固然有维护价值观的因素，但更主要的还是为了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许多阿拉伯国家至今未走上民主化进程，但美国并不在意，仍然同它们保持密切的关系。就是在能够体现美国推进民主意图的具体政策中，推进民主也往往不是单一的目标，甚至还不是最主要的目标。比如对俄政策，还在克林顿政府上台前夕，前总统尼克松就建议美国支持叶利钦的改革，他直言不晦地指出这样做的主要目的：“叶利钦的亲西方的、民主的俄罗斯政府一旦垮台，就会对美国经济产生远比新政府在国内能做的任何事件都要大的影响。”在克林顿政府的外交战略中，排在第一位的是扩展美国的经济，而推进民主则排在第三位。很显然，第三目标必须要服从第一目标。
意识形态既是美国外交的一个目标，也是一个手段，二者是一致的、相辅相成的。冷战期间，美国高举反共主义的大旗，既体现了它的政策目标，又可用之统一国内各种力量的思想，调动国内公众的支持力量。冷战后，美国高举推进民主的旗帜，也起到了这种双重作用。
总的来看，作为美国推行外交政策的工具，意识形态有如下几个作用：
第一，统一国内各种力量的思想、争取公众支持的旗帜。美国时常出兵海外，参加远离美国本土的战争，干涉它国内政，如果没有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作为旗帜，是很难赢得国内公众和各种力量支持的。
第二，维系与盟国关系的纽带。冷战结束后，原来维系北约和美日同盟的苏联因素已经不复存在的情况下，民主和人权成为维系这两个军事同盟的重要纽带，至少表面上是这样。
第三，打压对手的武器。以意识形态为武器，给对手扣上“坏”帽子，可以使对手陷于孤立和被动的境地。
第四，争取中间力量同情的手段。以冠冕堂皇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为借口攻击对手，容易得到中间力量的同情和理解。
意识形态在美国外交中具有这种特殊的地位和作用是与美国特殊国情分不开的。与其他西方大国不同，美国几乎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安全问题，即外敌入侵威胁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所以，美国对外很少像其他西方国家那样打着维护国家安全、防止或反对外敌侵略的旗号。对欧洲国家来说，维护国家安全是最突出的问题，所以它是对外政策压倒一切的目标，同时也是用以凝聚、调动国家力量，争取公众支持的最有效手段。而对美国来说情况则大不一样，用维护国家安全作旗号来调动国家力量、争取公众支持就不会起到多大作用，因为公众会说：谁威胁我们的安全了？而用意识形态或价值观作为对外政策的旗帜，则比较容易引起公众的共鸣，得到他们的支持。
为了更好地理解意识形态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地位和作用，有必要阐述一下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的关系，以及对美国外交影响较大的几种外交思想之间的关系。
一、意识形态在美国国家利益中的位置
这里所讲的国家利益不是国内政治范畴的概念（即英文中的InterestofState），而是国际政治范畴的概念（即英文中的NationalInterest）。前者是与集体利益、个人利益相对而言的概念，是有阶级性的，这里的“国家”是指国家机器；后者的含义是全民族利益的总和，没有阶级性，这里的“国家”是指民族国家。美国哈泼·科林斯出版社出版的《美国政府与政治辞典》将国家利益（NationalInterest）定义为：那些与一定民族国家的至关重要事情紧密相关的政策目标，如果在国内政策或国际谈判中违反了这些目标，将会被认为无论是在国内发展还是在国际竞争中损害了这个国家的未来。对国家利益最经典的表述是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勋爵（LordHerryPalmerston）1848年3月1日在英国下议院说的话：“我们没有永恒的盟友，我们也没有永久的敌人。我们的利益是永恒的，追求那些利益是我们的职责。”约翰·肯尼迪总统1963年9月26日在盐湖城的讲话中表达了同样的思想：“我们必须认识到，每一个国家都根据它自己的利益来决定它的政策。”法国戴高乐总统说得更简捷：“国家没有朋友，只有利益。”
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因而在许多学者的著述中，常常把两者完全割裂开来。比如经常有这样的议论：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的出发点应当是国家利益，而不应是意识形态。在美国，有一个学派，即客观主义学派，认为“有一个‘真正的’、客观化的国家利益，独立于学者们和政策制定者对它的理解而存在”。他们时常批评美国对外政策只是抓住了道德和意识形态的目标而忽视了国家利益。这种将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完全分离开的做法，很难解释清当今国际关系特别是美国对外政策中的许多现象。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说过：“美国的利益不可能轻易与其价值观割裂开来。”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杰里尔·罗赛蒂认为：“国家利益显然是一个主观的概念，不同的人对国家利益有不同的界定。因此，国家利益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变化的，其特性在任何一点上都取决于社会和政府中普遍持有的意识形态和对外政策观点。换言之，国家利益和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受到思想力量——即精英群体和大众群体的意识形态和对外政策观点的力量——的极大影响。”另一位美国著名政治学教授艾尔文·俄宾斯坦认为：“国家利益是一个弹性很大、易被随意解释的词语。它以不固定的用以评估问题的外交政策标准为基础，并且没有永恒的政治目标。”他还指出：“在像美国这样的多元社会里，对国家利益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是必然的。不同的集团会被不同的外交政策目标驱动。”“强调一方面的国家利益恰好就掩盖了另一方面的国家利益。实际上，可以断言，在任何一个特定时间内占优势的国家利益概念只不过是各种政策动机的混合物，只要这些集团坚持认为这些观念会继续居支配地位，这种动机就趋向于为了‘国家’利益而被认可。”笔者赞同这二位学者的观点。从历史来看，美国不同时期的国家利益是有很大差别的，现在认为理所当然是“国家利益”的东西，在美国立国之初却受到各州的抵制。从美国建国到19世纪末，使美国置身于欧洲之外被认为是符合国家利益的，正如托马斯·潘恩所说：“北美的真正利益在于避开欧洲的各种纷争”；而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则被看成是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到了冷战时期，反对共产主义则被看成是美国最重要的国家利益。杜鲁门在他的那篇著名演说中就曾这样说：“全世界自由的人民指望着我们支持他们维护他们的自由。如果我们领导不力，我们就可能危及世界和平——而肯定会危及我们自己国家的利益。”换句话说，如果推行反共主义不力，就会危及美国的国家利益。
其实，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虽然存在异质性，但也有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就如罗赛蒂所说，对国家利益的认识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信奉不同意识形态的人对国家利益有不同的界定。比如，冷战时期，受“反共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美国决策层将共产主义看成是美国国家利益的最大威胁因素，于是，“反共”成了美国国家利益的最高体现；而冷战后，“反共主义”的影响就大为减弱，“反共”已不是美国外交的主要目标，美国的国家利益集中体现为维护美国的世界霸权或“一超”地位。在这里，意识形态就像血液一样渗透在国家利益中，甚至成为决策者判定国家利益的指导思想和依据。美国的价值观和宪政民主体制是美国的立国之本，没有它们，美国就不成其为美国，它们已经与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因此谁威胁到了它们的生存，谁就等于是威胁到了美国的国家利益。曾任美国助理国务卿的罗杰·希尔斯曼在谈到19世纪末美国发动美西战争的动机时，很恰当地分析了意识形态与经济、战略利益之间的关系。他指出，“美国出于经济利益和战略需要而卷入拉美事务”，而“‘以新世界的民主反对旧世界的专制’这种意识形态又使经济和战略利益得到强化。”
另一方面，意识形态构成了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利益可以分成几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国家领土和主权的安全，通常称国家安全；第二层次是经济利益，即经济安全和发展；第三层次是国家的价值观或意识形态等。第一、第二层次可称作基本国家利益；第三层次为一般国家利益。也有的学者将国家利益分为若干方面，如经济利益、安全利益、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被容纳在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中。战略利益实际上是对各种利益加以综合而形成的。如冷战后，维护其“一超”地位就是美国最大的战略利益，而这个“一超”地位对扩展美国的安全、经济和意识形态利益都有极大的益处，而实现这一战略利益的手段也正是从安全、经济、意识形态几个方面入手。
由于美国的特殊地位，它对国家利益的界定与一般国家有所区别，而且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界定。1998年《美国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中将美国国家利益分为三类：“第一类包括生命攸关的重大利益——对我国生存、安全和活力的重要性非常广泛的和压倒一切的利益。其中有我国领土的实际安全和我们的盟国的实际安全、我国公民的安全、我们的经济利益和保护我们的重要基础设施等等。”“第二类包括重要的国家利益处于危险之中的局势。这些利益并不影响我国的生存，但是确实影响我国的安康和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性质。”“第三类是人道主义利益和其他利益。”这里所讲的第三类实际上就是价值观或意识形态利益。塞缪尔·亨廷顿在《美国国家利益被侵蚀》一文中这样来界定美国国家利益：“国家利益是对所有或大多数美国人都很重要的公众利益。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是他们愿以鲜血和珍贵之物予以捍卫的利益。通常，国家利益既包含安全与物质方面的关注，又包含道义与道德方面的关注。对萨达姆采取军事行动被视为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因为他威胁了获得波斯湾石油的可靠而又省钱的途径，同时也因为他是一个悍然入侵并兼并了另一个国家的贪婪的独裁者。”亨廷顿也将“道义与道德方面的关注”列为国家利益的内容。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亨廷顿对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的关系做了更为深刻的阐述：“国家根据权力，但除此之外也根据许多其他东西来确立自己的利益。国家固然常常试图保持均势，但如果这就是它们所做的一切，那么西欧国家也许就会在40年代末与苏联携手反对美国了。国家主要对所察觉的威胁做出反应，欧洲国家因此看到了来自东方的政治、意识形态和军事的威胁。”“具有类似文化和体制的国家会看到它们之间的共同利益。民主国家同其他民主国家有共同性，因此不会彼此发动战争。加拿大不必同另一个国家结盟来威慑美国的侵略。”约瑟夫·奈有与亨廷顿相近的观点：“在民主制度下，国家利益只不过是公认的对外关系优先考虑的一套东西。它的范围比战略利益广，尽管战略利益是它的一部分。它可以包括人权和民主这类价值观，如果公众感到那些价值观对国家的特性非常重要并愿意为推进这些价值观付出代价。美国人民显然认为他们的利益包括某些价值观以及在国外推进这些价值观，如反对巴尔干的种族清洗。民主国家对国家利益的定义不承认以道义为基础的对外政策和以利益为基础的对外政策之间的区别。”这些战略思想家都将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看成是美国国家利益的重要的、有机的组成部分。
当然，与基本国家利益相比，一般国家利益处于次要的、从属的地位。当一般国家利益与基本国家利益抵触、矛盾时，美国会暂时牺牲一般国家利益。但是也有例外的时候。比如越南战争，就很难找出经济利益方面的动机。当时美国企业界在越南几乎没有任何投资或其他任何种类的经济利益。而战争结果正如罗杰·希尔斯曼所说，“从整体上看，战争对美国的工商企业的影响却是灾难性的：增加税收和几乎失控的通货膨胀使许多企业破产，并使许多其他的企业濒临破产。”然而，“主要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工商界一般都支持这场战争。”当然，这里存在着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关系的问题，但是不管怎样，意识形态毕竟在此时优先于经济利益。
美国学者斯坦米茨对冷战时期美国基本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做过这样的论述：“冷战时期，用政治或意识形态术语定位的国家利益成了美国外交政策中居支配地位的因素。如果一个政府是共产主义的，亲苏的或亲华的，美国的影响就会被预计遭受损失，美国的利益就会被假定受到危害。”但是，不管人们怎样界定，“国家利益的核心点都是，保护或扩大美国机体安全、经济繁荣和战略利益（防卫和资源意义上的）；其目标就是维护和扩大国家的权力和地位。”斯坦米茨的论述比较恰当地揭示了意识形态在国家利益中的地位以及与基本国家利益的关系。
美国国家利益委员会将冷战后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确定为五项：“防止有人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对美国发动袭击；防止在欧洲或亚洲出现敌对的霸权国家；防止在美国边界上出现敌对的力量或者出现握有海上控制权的力量；防止全球贸易、金融市场、能源供应和环境体系发生崩溃；确保美国盟国的生存。”这里没有直接的意识形态或价值观的内容。可见，意识形态或价值观不属于“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范围。
关于什么是最为重要的国家利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说法。上述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列出的五项“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中有四项都与国家安全有关，而与经济利益直接有关的只有一项，而且被列在第四位。不过，有人认为，美国特殊的地理环境，使得美国的安全问题并不突出，因而经济利益在外交政策中变得更为重要。诺姆·科姆斯基认为：“美国外交政策的第一原则是确保以美国为基础的工业、商业、农业综合企业和金融有一个有利的全球环境。”
在外交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很难将不同方面的国家利益分得十分清楚。通常情况下，美国是将各个方面的国家利益加以综合考虑，提出一个总的政策目标，而且当这种目标确定后，便居于外交政策中主导地位，其他一切目标都从属于这个总目标。比如冷战时期，美国将安全、经济和意识形态利益融合到一起，提出“反共主义”的总目标。尽管这期间“美国所追求的目标有很多，但是它压倒一切的国家目标是遏制并打败共产主义。当其他目标和利益与这一目标发生冲突时，它们通常都被置于从属地位。”冷战后，美国提出了要“领导世界”的霸权战略目标，这既是美国价值观念的必然要求，也是美国领导人心目中谋求战略利益的最佳途径。维持美国业已形成的“世界霸主”地位正是美国对外战略中价值观念与战略利益的契合点。
在现实外交政策中，很难截然划出一条线，将基本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所起的作用区分开来。比如对冷战初期杜鲁门政府推行遏制苏联的政策，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解释。杜鲁门政府的重要的政策制定人、苏联问题专家乔治·凯南断言，苏联在欧洲的扩张是主要的威胁，美国必须遏制苏联在欧洲的扩张；而杜鲁门政府的另一位重要的政策制定人保罗·尼采则强调，苏联是一个计划将共产主义的侵略扩展到全世界的革命国家，美国除了在世界范围对苏联进行军事遏制外，别无它途。凯南是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出发，而尼采则是从意识形态角度出发，但二人却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即要对苏联实行遏制。
前德国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曾对苏联外交政策的动力作过十分精辟的分析，他的分析模式也完全适用于美国。施密特认为：“长达500多年之久，所有的沙皇都奉行一种以‘积累俄国的土地’著称的政策……俄国的苏联领导集团继续推行，甚至加强了这种谨慎的、但却不断扩张的总战略……莫斯科的总战略3/4由传统的俄国战略、1/4由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组成。对于安德烈·葛罗米柯这样的人来说……传播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一直是推行俄国总战略的一个手段。意识形态的圣杯守护者米哈伊尔·苏斯洛夫当然又是另外一种想法。在每一个国家中，关于自己的战略是有意见分歧的。在苏联，传统的和历史的动力总是在支配着意识形态的动力。”可以说，在美国也是这样，只不过与苏联相比，意识形态动力在美国外交中的作用更大一些。
对意识形态动力的地位，可以归纳如下：第一，意识形态动力在美国外交总战略中所起的作用只占一小部分；第二，国内不同的人对意识形态的作用有不同的看法，有人把它看得非常重要，有人只把它作为一种手段；第三，意识形态动力最终受基本国家利益动力的支配。
这样一来，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美国外交中许多似乎是十分矛盾的现象，比如在二战中与苏联结盟共同对付德、日法西斯，而在这个过程中又总是同苏联搞磨擦。再比如冷战后的对华政策，美国既要遏制共产主义中国的发展，但又感到与中国发展关系符合美国的基本国家利益，所以又要与中国接触。贝茨·吉尔比较恰当地表达了意识形态外交在美国对华政策中的地位。他一方面强调当中国“继续侵犯政治自由”时，美国政府必须继续坦率地表明自己的意见，另一方面又指出：“人权进步遇到挫折不应妨碍其他方面的进步。”即人权利益不应损害其他方面的利益。
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的关系可概括为如下几点：第一，意识形态渗透在国家利益中，并影响着决策者及战略家们对国家利益的判定；第二，意识形态也是国家利益的一个组成部分；第三，与安全、经济等基本国家利益相比，意识形态属于一般的国家利益，处于从属的、次要的地位，因此当意识形态利益与基本国家利益相冲突时，决策者往往牺牲前者维护后者；第四，意识形态经常被用来做为维护基本国家利益的手段。
二、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指导思想
美国外交在不同时期受到不同的国际政治理论的影响，而在各种国际政治理论中，意识形态的地位是不尽相同的。这里着重论述对美国外交最有影响力的两种国际政治理论——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中意识形态的地位，同时简要论述一下孤立主义、国际主义、民族主义和实用主义在美国外交中的地位，及其与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关系。
（一）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
理想主义的基本理论前提是“人性向善论”，认为人性是趋向于善的，因此在处理国际关系中的交往与冲突时，应当首先遵循理性原则和道德规范。理想主义的思想萌芽早在18世纪就已产生，康德的“永久和平论”就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19世纪的英国外交也常常显露出理想主义色彩的东西。马克思在评述拿破仑战争时期的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勋爵时说，他“继承了英国负有在大陆上推行宪制的使命的学说”，“迷恋‘光荣的英国宪制’的奥秘和‘英国自由体制的好处’”，因而“力图在整个大陆上推行这些事物”。
不过，理想主义作为一种有影响的国际政治理论和学派是在一战以后萌生和壮大的，而且它还产生于美国外交中。当时的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是这个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1918年1月8日，威尔逊在国会所做的一次重要演讲中，提出了“惟一可行的和平纲领”，即“十四点计划”，系统阐述了国际关系领域的一系列理想主义原则，一时被奉为“世界和平的基石”、“理想主义的纲领”。以后经过一些学者的发挥和发展，最终形成了历史上称之为“威尔逊主义”或国际政治的理想主义的理论框架，并成为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政治中的主流思想，对美国外交产生极大影响。理想主义的最基本观点就是，认为理想、理性或者说精神的东西是至高无上的，决定一切的，而拯救世界与保障和平的正是那些道德和理性的忠诚和信义原则。理想主义最明显的特征是，它“相信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那种国际体系能够被改造成一种完全和平的和正义的世界秩序，相信觉醒后的民主主义意识将产生巨大影响，相信国际主义会有越来越多的呼应，相信国联一定能够发展和成功，相信进步人士的和平努力和启蒙工作能够奏效”。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在理想主义这里占有十分突出的位置，甚至是决定性的位置。在威尔逊心目中，美国的价值观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一旦时机一到，美国就要将这些价值观发扬光大。基辛格将威尔逊所宣扬的拯救世界的意识形态概括为四条：使美国特殊的使命高于外交常态并使它有义务担任人类自由的模范；民主国家的对外政策在道德上高人一等，因为其人民天生便爱好和平；对外政策应反映与个人道德相同的标准；国家无权主张不同的道德标准。
不过，重视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并不意味着理想主义不重视基本国家利益。有的研究者指出，尽管威尔逊在“十四点计划”中表达了某种崇高的理念，但是在那些漂亮的词藻下面却掩盖着美国战略利益的考虑。“十四点计划”一方面是试图抵消俄国苏维埃政权颁布的《和平法令》在世界各国人民中的影响。这一意图在后来的巴黎和会上表现的更为清楚。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迎头反对日本领有南洋群岛的要求。其理由是，如果承认吞并领土，就难以把对苏俄提倡不赔偿、不兼并的媾和条件产生共鸣的各国人民吸引到帝国主义方面来。”另一方面借机排挤英、法、日和其他竞争者，争取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在“十四点计划”中，美国只是宣称，“无论平时或战时，必须保持公海航行的绝对自由。”好像美国关心的只是“自由贸易”。1918年10月27日豪斯上校向英国人说的话则充分表露出了美国要同英国争夺海上霸权的意图。豪斯说：美国“无论如何也不会再心甘情愿地屈从于大不列颠对海洋的独占统治……我们有更多的钱，更多的人，更多的自然资源。”
理想主义的根基是脆弱的，同权力与实力较量的现实国际政治严重不符。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理想主义的影响迅速下降，现实主义迅即崛起，并在二战后成为国际政治中的主流思想。约翰·海、沃尔特·李普曼、迪恩·艾奇逊、汉斯·摩根索、乔治·凯南、亨利·基辛格被称为是现实主义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其实，现实主义的思想萌芽可追朔到公元前15世纪古希腊的修昔底德。现实主义思想的关键因素都在他的著作中得以强调。修昔底德有关现实政治的论述后来被马基雅维里、霍布斯、黑格尔、马克斯·韦伯等人发挥。
现实主义把人性及其需要作为政治哲学的出发点，将权力与利益作为国家之间政治的核心内容，从而把国际关系的原则建立在一个非常实际的基础上。现实主义的要义可以用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的名言来表达：“我们没有永恒的盟友，我们也没有永久的敌人。我们的利益是永恒的，追求那些利益是我们的职责。”可以说，现实主义理论更符合国际政治的现实状况，它揭掉了蒙在国际关系上的那层道德的面罩，显现出了国际关系的本来面目。现实主义产生后，一直主导着西方的国际政治理论，成为西方国家制定国际战略和对外政策的理论依据。
然而，即便如此，现实主义并没有完全放弃道德观念。被公认为现实主义者并且是托马斯·霍布斯的信徒的基辛格说过：“责任心显然是美国历史的遗产。”不过，他认为，理想主义将这种“责任心”过分夸大，进而掩盖了美国的利益，走到了“利他主义”的歧路上去。他还认为，理想主义并不是不能要，而是应该使“我们的理想主义更有现实性”。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都承认：在抽象概念和具体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现实主义总是摒弃抽象概念而坚持具体的利益。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现实主义是承认“抽象概念”的，只不过与“具体利益”相比居于次要地位罢了。
其实，在美国的现实外交政策中，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政治与道德是不能截然分开的。正如乔治·布什总统所说的：“一个国家的理想主义观念不一定与它的利益相冲突”。道德原则和价值观本身就寓于国家利益之中，政治本身就包括着道德的内容。现实主义的集大成者汉斯·摩根索曾说过这样一段话，表明了政治与道德之间的关系：“一个人如果只是个政治人，别的什么都不是，那他就会成为野兽，因为他会丝毫不受道德的约束。一个人如果只是个道德人，别的什么都不是，那他就会是一个笨蛋，因为他会丝毫不懂深谋远虑。”弗兰西斯·福山也做过相似的论述：“人和动物一样，有饮食住居及保存自己肉体的自然需求与欲望。可是，人在基本上又与动物不同，因为人需要他人的需要，也就是希望获得人‘承认’，尤其希望被承认是‘一个人’，一个有某些价值或尊严的存在。此一价值关系到他乐于冒生命危险纯为声名而斗争。只有人才能克服最基本的动物本能尤其是自我保存本能，追求更高抽象的原理和目标。”人是这样，国家也是这样。美国外交如果只是为了实现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目标，那么美国绝不会像今天这样强大；如果只是为了自己的基本国家利益，那么美国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对西方国家甚至许多发展中国家有影响力。美国前国务卿舒尔茨说过：“规定了美国‘道德’外交内容的民主和人权原则可以不与现实政治的利益相矛盾”，“在人权和现实政治之间做出有效选择的两难处境可以达到一个双赢的结局”。基辛格说得更为确切：“权力只有在被看成是合法并与自由的美国人的价值观相一致的时候才是最有效的。”
历届美国政府都很好地处理了“政治人”与“道德人”的关系，他们既是现实主义者，也是理想主义者；既维护美国眼前和长远的基本国家利益，也尽可能地传播、维护美国的价值观；只不过是在不同历史条件和个人背景下有所侧重罢了。威尔逊虽是理想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但这并未影响他维护美国的基本国家利益。福兰克林·罗斯福虽然自称对汉密尔顿“有很强的认同感”，表现出与“对杰斐逊有很强认同感的威尔逊”有“重要的差别”，而且在他的外交表现中确实体现出了很强的现实主义色彩，如给苏联以外交承认，并且宣称这主要是为了给美国商品拓展市场并寻找一个平衡日本的力量，但是与此同时他仍然对“苏联存活下来，而且布尔什维主义似乎在向‘后部’地区扩展，激起了危险的革命骚动”表现出“强烈的焦虑感”。这表明他继承了反共主义政策。他1937年10月的著名“隔离演说”，号召对“世界无法律状态传染病”进行隔离，特别是1941年秋宣称美国已变成“民主的军火库”，则更加体现出了理想主义的色彩。从杜鲁门到约翰逊这几届政府，虽然总体上都是以现实主义为外交指导思想的，但在贯彻反苏反共外交政策上，有些过于强调意识形态因素，将过多的精力用来对付中国，使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遭受了损失；而尼克松政府则纠正了这种偏差，与中国缓和关系，使美国外交的现实主义成份更多了一些。卡特政府的“人权外交”，克林顿政府的“民主外交”都带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基辛格认为：“美国的领袖总是把自身的理想视为当然，很少认清这些价值对旁人而言是多么离经叛道，多么令人寝食难安。”他甚至说：“自威尔逊关键性的任期之后，美国外交政策一直是遵循着他的理想主义方向前进，直到今天仍是如此。”他的看法是有道理的，美国历届政府的外交政策都不可能与理想主义完全脱离关系。实际上，任何一届政府的外交政策都是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相结合的产物。早在1821年，当时任国务卿的约翰·昆西·亚当斯就道出了美国这种外交思想的要点：“凡自由独立的标准得以施展或应该推行之处，美国会寄予关注、祝福及祈祷，但它不致向海外去寻找毒蛇猛兽加以摧毁。它衷心期盼全世界得享独立自由，但它仅拥护自己，只为本自奋斗。”当时美国刚立国不久，国力尚弱，无力与欧洲列强争雄，所奉行的外交方针是孤立主义，但是它并没有放弃维护美国的价值观。特别值得玩味的是，美国参加第一世界大战、正式放弃孤立主义外交方针，却是在威尔逊的利他主义的旗帜下实现的。“号召美国参战时他不提自私的国家利益，而是表明美国别无所求，只是为维护原则而战。”而此前，西奥多·罗斯福以维护美国国家利益为旗帜，号召美国放弃孤立主义，却没能奏效。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直到科索沃战争，美国参与的任何一次战争行动都是打着“美国保护原则而非利益，美国保护法律而非强权”的旗帜而进行的，“保护原则和法律”成了“美国投入军力的最神圣不可违犯的义理”。较为突出的是冷战。在英国的推动下，杜鲁门政府虽然同意“接替英国历来阻挡俄罗斯前进地中海的角色”，以“抵抗苏联扩张主义”，“但是美国民众和国会都还不能赞同英国传统的地缘政治理念”，美国必须以它自己的“外交政策思想为基础”，“打出道德大旗”。杜鲁门1947年3月12日著名演说（日后被称为“杜鲁门主义”）所提出的遏制苏联的主要理由就是：美国要“代表民主和世界”，“协助自由、独立国家保持其自由”，“贯彻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他以“传统的威尔逊主义来形容两种生活方式的斗争”：“第一种生活方式的基础是多数人的意志，特征是自由体制、代议政府、自由选举、保障个人自由，言论与信仰自由，而且有免于政治压迫的自由。第二种生活方式的基础是以少数人的意志强加在多数人身上。它依恃的是恐怖和压制，控制着报章和电台，操控选举，并且压制人身自由。”
有时，美国外交中经常出现似乎是理想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角色错位的现象：被认为是理想主义者的人有时变得非常现实；而被看成是典型现实主义者的人在某些问题上又非常执著地坚持美国的价值观。比如冷战初期，曾任过第三届福兰克林·罗斯福政府的副总统的亨利·华莱士曾否定美国有道德权利采取遏制政策，被认为是有严重理想主义倾向的人，但是他却务实地主张美国“接受苏联在东欧势力范围的事实”。再比如，尼克松、里根都是公认的奉行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的人，但他们在反对共产主义上却显得比谁都坚决、执著。这种角色错位正好反映了美国外交中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一致性和兼容性。
当然，许多学者认为，美国高举道德大旗，完全是一种手段，是为维护基本国家利益寻找借口。这种看法不够全面、客观。被学界称为现实主义重要人物的基辛格对“道德借口说”做出了这样的批驳；“美国若不是真心信服它所代表的最深刻的价值和理念，也无从坚持这个政策（指遏制苏联政策——笔者注）历四十年，并且付出严酷的代价。美国政府许多最高等级的机密文件，自始就无意发表给公众知晓，它们却往往弥漫着道德色彩，可以说为这个说法作见证。”斯托波·泰尔伯特认为：“美国人民要求他们国家的外交政策既根植于现实政治，又根植于理想政治。美国是独一无二的自觉地建立在一系列适用于各地人民的观念和理想基础之上的国家。”唐纳德·麦克亨利认为：“在作出外交决策时如果不给伦理要求以充分的考虑，那既违背我们的民族理想，从长远来看，也与美国的国家利益相矛盾。”小布什在1999年11月19日的演说中说得更为明确：“美国的价值观总是美国日程的一部分。我们提倡人类自由并不是一种外交形式，它是我们国家的基本承诺。由于这个原因，我们确信各种形式的共产主义已经看到它的末日来临。”在这篇演说中，小布什还提出了将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外交政策指导思想：“对于每一项责任，我都采取相同的方针：独特的美国国际主义、没有幻想的理想主义、既信心十足而又不自高自大、为实现美国的理想采取现实主义。”这些人的观点都反映了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地位与作用。
其实，任何国家的外交政策，都不可能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完全脱离关系。正如著名日本学者星野昭吉所说的：“在任何时代、任何环境中，国家并不总是最大限度地追求权力，具体表现都是由国家的价值目标规定的。特别是对殖民地、从属地区的民族主义、共产主义、民主主义等来说，很难把权力斗争归结为所有主体间对立、斗争的原因。”
冷战后，面对新的国际形势，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就世界格局的变化和美国所应当采取的外交政策进行了激烈争论，尽管它们的理论基础不同，所提出的政策主张有很大差异，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强调美国民主、人权等价值观的优越性，强调美国对于这个世界的责任。就是博采了众家之长，被认为是已成为冷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的新现实主义，也坚信美国政治、经济价值观的普遍适用性。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学者理查德·哈斯提出了“规制主义”，试图用以指导冷战后美国全球新战略。哈斯声称：“规制主义超出了传统的现实主义。它有可能推进民主和人权，同样也有义务保证那些先天不足的人们（特别是种族灭绝的受害者）不被忽视。规制主义包含有威尔逊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思想，并把它们与现实主义揉和而成为一个更广泛的‘综合概念’。”可见，价值观与意识形态在几乎所有在美国比较有影响的国际政治理论和思潮中都有一席之地。因此，受这些理论和思潮影响的美国外交政策也必定有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一席之地。
（二）孤立主义和国际主义
孤立主义与国际主义及扩张主义是一对相互对立的外交政策思想。孤立主义曾使美国深受其益，得以在立国初期避免卷入欧洲的战乱，集中精力发展自己。孤立主义是国父乔治·华盛顿确立的政策原则。1796年9月17日，华盛顿在其著名的告别演说中说：“为什么我们要离开自己的国土而站到别国的土地上去？为什么要将我们的命运与欧洲的任何一部分绞到一起，将我们的和平与繁荣同欧洲的野心、敌对、利益、幻想及狂想的陷阱纠缠在一起？”有的学者认为，孤立主义曾指导了美国整个19世纪甚至20世纪前半期的外交政策。美国自1945年后才正式放弃孤立主义，其标志是“杜鲁门主义”的产生和北约成立，即美国正式与西欧结成军事同盟。特别是1950年6月10日杜鲁门在密苏里圣路易斯的演说中，明确提出了否定孤立主义的观点：“孤立主义是通向战争之路。更糟糕的是，孤立主义是在战争中走向失败之路。”不过也有人认为，从20世纪初开始，即提出“门户开放”政策，美国就开始向奉行国际主义转变，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并力图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基辛格认为，西奥多·罗斯福和伍德罗·威尔逊是使美国摆脱孤立主义的关键人物。
其实，不管美国何时放弃孤立主义而奉行国际主义，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孤立主义和国际主义及扩张主义并不是截然分开的。美国的孤立从来就不是与外界绝对隔绝的，孤立是相对的。美国学者罗伯特·帕科特（RobertH.Puckett）认为，“就历史来看，我们的国家利益——就防卫安排这个意义上——是不断扩展的。它们从美国大陆延伸到加勒比海，又到整个西半球，到西欧，到我们的太平洋属地和盟国，并且，至少从理论上说，到世界实际上的任何非共产主义国家。”在这个“扩展”过程中，孤立主义者与国际主义者的立场是完全一致的。
概括起来讲，美国的孤立主义有这样两个特征。一方面，政治与外交上的孤立并不限制美国在经济上同外界发生联系。另一方面，在进入20世纪之前，美国虽然不积极参与欧洲和亚洲的国家事务，但却积极参与美洲的事务。1823年门罗主义的出笼，实际就是美国走向国际社会的一个重要步骤。
实际上，正如帕科特所分析的，美国从立国时起，就是孤立主义（对欧洲）和扩张主义（对美洲）并用的。扩张主义实际上是一种特殊形态的国际主义。以后随着美国国力的逐渐强盛，它又是孤立主义与国际主义并用。美国是采用孤立主义政策还是国际主义政策，完全依其国家利益而定，而国家利益又是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有机统一。美国立国初期，无力与欧洲列强争雄，自己又需要一个安定的外部环境来发展自己，因此奉行孤立主义，就像杰斐逊总统所主张的那样，“尽可能与欧洲的体系隔绝”。但同时美国也采用了一些有限度的国际主义政策，如门罗主义，在东亚则参与打开中国和日本的国门，就是对欧洲国家也是巧于周旋。在这个过程中，国际主义思想在美国逐渐形成。19世纪20年代“天定命运”论形成，就表明美国随时准备成为国际大家庭中起主导作用的成员。1880年美国开始扩增海军，1889年艾尔弗雷德·马汉提出“海权论”，这些表明美国已经做好了参与全球事务的准备。应该说，1898年的美西战争是美国放弃孤立主义的标志。以后，尽管孤立主义在美国还有一定影响，而且在某些时候，如冷战后，影响还有所增强，但国际主义一直是美国外交的指导思想。两大党都站在国际主义立场上来制定外交政策，只不过民主党的国际主义具有更多的理想主义色彩，而共和党的国际主义中现实主义成份更多一些，而且有时看起来有点像孤立主义。
美国学者查尔斯·凯卓利（Charlesw.Kegley）曾这样论述理想主义与孤立主义、干涉主义（干涉主义实际上是国际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之间的关系：“理想主义从自相矛盾的驱动力中吸收灵感：或者从不合意的世界撤出来，或者改变这个世界。它趋向于极端孤立主义或极端干涉主义，因为理想主义的思维导致这样的结果：不是寻求使国家从世界的不道德状态中孤立出来，就是寻求改革这个不道德的世界。”因此，“美国的理想主义有两张面孔：一张是非干涉主义，另一张是改革者和狂热传道者。”凯卓利的观点符合美国外交史的实际情况。
无论是孤立主义还是国际主义，由于都与理想主义分不开，因此都含有意识形态外交的因素。相比之下，国际主义中的意识形态因素更为突出、明显一些。威尔逊主义的国际主义就是在与列宁主义的国际主义对抗中形成的；冷战时期的国际主义更是以反共主义为基础；现在美国所奉行的国际主义也是将推进民主、人权作为主要内容的。
（三）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虽然不常被美国战略家们提及，但却对美国外交政策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实际上，民族主义是美国外交的最高指导思想，是孤立主义和国际主义、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有机统一体。
根据美国学者的定义：“民族主义就是一个民族要求成为一个特殊的民族整体，使他们有权按自己的方式过自己的生活的主张。在政治上，它最典型的表现是要求成为一个主权国家，而成为主权国家的主要目的在于保护和促进民族整体和民族利益，而国家也正是为此而产生的。”还有一种定义是：民族主义是“可将人们拉在一起，使之有共同归属感和价值观的文化、历史、语言、心理和社会力量的整体。其发展趋势是导致产生这样的政治信念：某个民族共同体应该有他们自己的政治秩序，应该独立并平等于世界上其他政治共同体。”民族主义不同于爱国主义。小说家理查德·爱尔丁顿（RichardAldington）在《上校的女儿》（1931）中写道：“爱国主义是一种积极的责任感。民族主义是一只为自己的粪堆而啼叫的浅薄的公鸡。”法国总统戴高乐说过：“爱国主义就是当爱你自己的人民上升到第一位的时候；民族主义，就是当恨人民而不是恨你自己上升到第一位的时候。”爱尔伯特·爱因斯坦有过这样的评价：“民族主义是一种发育未全的疾病。它是人类的囊虫。”
也许正是由于美国的战略家知道民族主义不是个褒义词，所以他们几乎不提及美利坚民族主义，而是经常把民族主义的帽子戴到别人头上。其实，民族主义在美国是很有影响的。独立战争实际上民族主义的产物，美利坚民族要摆脱大不列颠民族的统治与压迫。这时的民族主义应该说是有积极意义的。然而，后来，随着美国的发展和强大，美国的民族主义则成了其向外扩张的动力和依据。“美国伟大”、“天定命运”、“白人种族优越”等观念都是这种民族主义的表现。尤其是“反共主义”，更是被看成具有维护美利坚民族统一的功能，具有深厚的美国特色。这种民族主义已经具有上述几位思想家所批评的那种民族主义的味道了。
任何民族主义都与本民族的价值观紧密联系在一起。但是，与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主义不同的是，美国的民族主义不仅要维护自己的价值观，而且还要向外推广，甚至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可以干涉别国内政，甚至动用武力。如果说，美国民族主义在冷战期间的集中体现是反共主义，那么，冷战后则是霸权主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经常打着反对别国民族主义的旗号来推行自己的民族主义，并把自己的民族主义披上诸如维护民主、人权等外衣。
自由民主是美国的核心价值观，自由民主主义是在美国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实际上，自由民主主义已经与美国民族主义融合在一起。迈克尔·考克斯（Michaelcox）曾这样概括美国1945年以后外交政策的目标：“创造一个民主资本主义能在世界繁荣的环境，而美国在这个世界中仍然是一个起主导作用的角色”。考克斯的概括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美国外交政策意识形态实际上是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高度统一。
“美国至上主义”（Americanism）是美国民族主义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所谓美国至上主义，就是这样一种信念：美国的理想、价值观和现实都优于任何其他国家。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在1917年1月10日的一封信中写道：“美国至上主义意味着勇敢、自尊、公正、真实、诚恳和耐劳这些美德——使美国得以缔造起来的美德。”一位美国学者认为：“美国至上主义对美国人来说，并不意味着传统和领土，不是对法国人来说的法兰西，对英国人来说的英格兰那种含义，而是一种学说，就像对社会主义者来说的社会主义所含有的意义一样。”可见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对美国人的影响之大。
民族主义对美国外交决策的影响是不容低估的。美国学者爱尔顿·弗莱（AltonFrye）分析了美国大选前的“十月惊异”（Octobersurprise）现象，即一些国际事件在大选投票前的一个月，即十月，被抄得火热，然后使在任总统在选举中受益。1948年的柏林危机，曾使杜鲁门的支持率由36%猛增到69%。后来的黎巴嫩危机、猪湾事件、伊朗危机都对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卡特起过类似的作用。弗莱进而指出：“在总统身上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对待危机的明显倾向，表明了美国民族主义的持续力量。不管美国人在特殊外交政策上如何怀疑或自我批评，毫无疑问，作为一个民族，他们享有共同的命运。当面临来自外部世界的考验时，他们必定要站在一起。没有哪个国际组织，没有任何全球价值观，没有什么来自我们共同人类的感召力能展示出如此大的力量来将美国人动员起来。美国人今天确实比以往任何一代人更世界主义了，但他们仍奉行民族主义，仍然用‘我们—他们’这样的词语来观察世界。”另一位美国学者斯坦利·库特勒（StanleyI.Kutler）指出：“种族上的美国人和他们对他们的‘根’的忠诚，不管他们离此多远，肯定是考虑外交政策时的一个强有力的声音。”曾任过美国政府高级顾问、核与太空武器谈判代表团团长的麦克斯·凯姆皮尔曼(MaxM.Kampelman)指出：“任何成功的美国外交政策必须是那种被美国人民理解成是反映了深层价值观的政策，而这种价值观是我们自己的民族实验所赖以存在的基础。”可见，在美国学者看来，美国政府在进行外交决策时，不可不考虑民族主义这个因素。
总的来看，从某种意义上说，民族主义才是美国外交政策更深层的指导思想，而孤立主义和国际主义则是较表层的东西。
（四）实用主义
陈乐民先生指出：“外交，是一种带有较强的实用主义的政治，有很大的应变性。”法国女作家唐科·思在评论苏联外交政策时说：“苏联的外交主要是实用主义的。”西方评论家称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联世界战略的一大特点是“摇摆于意识形态与实用主义之间。”这些说法表明了实用主义与外交及意识形态的关系。美国是实用主义的发源地，而且实用主义是惟一在美国土生土长的哲学流派，必定对美国内政特别是外交产生巨大影响。可以说，实用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思想，影响着美国人尤其是外交决策者的思维方式，它是更基本、作用更持久、影响更深远的美国外交指导思想。因此，考察一下意识形态与实用主义的关系，对于理解意识形态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地位与作用，是十分必要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实用主义本身也是一种意识形态，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意识形态。不过，在这里只将实用主义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和外交的指导思想，是与一般的意识形态相区别的东西。
实用主义的要义是着重可能产生的结果，而不是事先定好的原则。实用主义的主要奠基人威廉·詹姆斯在他的代表作《实用主义》一书中说：“实用主义的方法，不是什么特别的结果，只不过是一种确定方向的态度。这个态度不是去看最先的事物、原则、‘范畴’和假定是必须的东西；而是去看最后的事物、收获、效果和事实。”依据实用主义的方法，就要一件事一件事地办，而不搞纯推理。英国史学家法兰克尔对实用主义在外交上的运用效果做过这样的解释：“实用主义帮助政策的制定者有可能保持最大的灵活性，避免由于意识形态的承诺而超过限度，把外交努力集中在特定的利益上，承认严酷的现实。”这话虽然是针对英国外交说的，但也完全适用于美国。美国人正是运用了这种实用主义的方法和思想，才使美国在短短的200年间由一个新建的国家成长为世界超级大国。特别是在对外扩张上，自1900年美国兼并部分萨摩亚群岛，版图基本固定下来后，美国就将扩张重点转向了境外势力范围的扩张，即“软扩张”。这种扩张方式具有更强的灵活性，更适合于实用主义方法的运用。当美国国内发展受挫，或出现危机时，它能够迅速地收缩国外阵线，集中力量解决国内问题。这同20世纪另一个超级大国俄国（苏联）始终坚持扩大版图的“硬扩张”方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美苏争霸的最终结局，同它们扩张方式的选择和对实用主义方法与思想的运用有着密切关系。
实际上，实用主义乃美国外交的传统。美国对实用主义方法和思想的运用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1、外交政策口号带有极大的随机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根据外交目标的需要，美国的决策者都提出各种政策口号，如“门罗主义”、“门户开放政策”。但是决策者往往依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和需要，在某一地区和某一时间给某一口号以特定的解释。比如门罗主义，1823年门罗总统在国情咨文中所提出的对拉美三项政策原则，实际上是孤立主义的变种，是越出美国本土范围而强加给其他美洲独立国家的孤立主义；但随着美国国力的加强，美国不同执政者对1823年门罗咨文加以种种解释，如泛美主义、大棒政策、立宪主义、睦邻政策、区域安全，等等，终于门罗主义被引申为美国“有权”可以任意干预和控制拉美的原则，美国成为拉丁美洲的国际宪兵。美国是以整个西半球为其根据地这一想法设计其外交政策的。再比如，二战后的遏制政策，从杜鲁门到约翰逊，遏制政策都是以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持强硬态度为特征的；尼克松时期，则对苏联搞缓和，但这也是在遏制的口号下进行的，被称作是一种特殊形态的遏制。又比如，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接触政策”，也可以做各种解释和理解，对话、合作是接触，搞磨擦也是一种接触。
2、对国家利益的界定随时间和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在美国的不同发展时期，随着美国的国力和国际环境的变化，美国外交决策者对美国的国家利益有不同界定。在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之前，国家安全和商业利益是美国国家利益的主要方面；而到了二战后，美国则将其霸权地位视为其国家利益，而且是最重要的方面。克林顿政府的外交政策曾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批评，比如《外交政策》杂志的编辑毛易赛斯·奈姆就曾批评克林顿的外交政策“缺乏一致的、长期的战略和洞察力”。但实际上，克林顿政府也始终是将霸权地位作为美国最高利益的，只不过是在如何维护这个最高利益上，具体政策时常变化罢了。
值得指出的是，美国国家利益的各个方面是经常出现矛盾的。比如，冷战后美国要维护其霸权地位，因此就要设法阻止别的大国的崛起；但是经济利益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美国又不得不同这些正在崛起的国家和力量发生经济联系，间接地又有利于这些国家和力量的发展。
3、在民主、人权等价值观问题上采用双重标准。一方面美国人把维护美国的价值观看成是美国国家利益的一个内容；另一方面，民主、人权等问题又常常被美国的决策者当成攻击对手、调动本国力量、约束盟国行动的重要工具。实用主义在这方面表现得更为明显。美国当初推行遏制政策，一个重要的借口就是要保卫西方的民主，有些美国人甚至将保卫民主说成是美国外交的主要目标。比如美国学者斯帕尼尔就认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根本目的毕竟是要在一个双方敌对的世界上保卫民主的社会秩序；正是美国的抗衡力量保卫了民主的价值；没有这种力量，苏联的力量和苏联的社会价值观念及社会秩序就会占上风。”然而，美国在民主、人权问题上并不是一视同仁的。那些为美国政府出谋划策的人并不隐晦这一点，甚至声称：“我们的对外政策对现在称作‘人权’问题的情况不仅有双重标准，而且有三重或四重标准。事实上，随着情势的变化我们有许多标准——这似乎是应该的。”可见，在人权、民主等问题上采用双重标准是美国外交的固有特征。克林顿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伯杰对美国在人权问题上实行双重标准做了这样的解释：“我们不愿给人留下一种开空头支票的印象。美国不具备向处在麻烦中的每个人提供支援的能力、共识或责任。”罗伯特·曼宁认为，这完全是实用主义的解释。
当然，说美国实行双重标准，只是就表层的现象而言，或者说策略意义上的，在政策目标及指导思想上，美国奉行的标准是一致的。奥尔布赖特对此有非常明确的阐述：“中国与缅甸都不是民主国家，都对持不同政见怀有反感。然而，我们与中国进行接触，开展战略性对话，而对缅甸却坚持极严厉的制裁，包括一项投资禁令。有人指责我们在实行双重标准。实际上，我们只有一个标准，这个标准是建立在对如何才最有可能达到服务于美国利益和理想的结果的估价基础上的。”
4、灵活地处理敌友关系。比如对苏政策。二战前，美国出于意识形态上的对立，一直对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持敌视态度。它曾与其他协约国一道干涉苏俄革命；30年代支持英法对法西斯德国搞旨在反对苏联的“绥靖政策”；在亚洲绥靖日本，纵容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相当程度上也是为了反对苏联。二战期间，美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与苏联结为盟友。二战后，美国为了争霸世界，对苏联推行遏制政策。
再比如对华政策。在越南战争结束之前，美国自恃国力强盛，将遏制矛头指向包括中国在内的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到了60年代，美国的相对国力不断下降，同时苏联的军事力量上升，美国开始对社会主义国家采取以分化为目的的区别对待政策，与中国缓和关系，联华抗苏。冷战结束、苏联集团瓦解后，对抗苏联的“中国牌”不再有用，美国很快转变了对华政策。但是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世界格局多极化趋势加强，美国虽然是惟一的超极大国，但其综合国力在整个世界所占的比重已大大下降；同时，原来的盟友与美国的矛盾也不断发展；美国虽然在许多国际事务中仍能发挥重要作用，甚至是主导作用，但美国已不能象像从前那样随心所欲、颐指气使，在越来越多的问题上，美国是无可奈何、力不从心。因此，在很多国际事务中，美国又需要中国这支重要力量的合作，将与中国的关系定位为“致力于建立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
5、言行不一。不履行诺言是美国外交的一大特征。最为典型的是在对台湾政策上。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美国都作出了不推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政策的承诺，然而在实践中，它却时常违背自己的诺言，实用主义地处理与台湾问题有关的事宜，从而引发了多次中美关系危机。就在中美建交后不久，美国国会就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并得到总统的签署，法案中含有承诺保卫台湾安全的内容，其强度接近刚刚被废除的《共同防御条约》。另一个突出事例是1995年允许李登辉访美。正如美国学者罗伯特·罗斯所说：美国的“对外政策受到互相对立的意识形态和实用主义的冲击。言论和实践往往是互相冲突的；政策不断变化；诺言不算数；人家的好处不久就忘记了。”
从上述美国实用主义外交政策可以看出，实用主义更加淡化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作用，更加不注重外交政策中的“道德”因素。但是，实用主义也不是绝对排斥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作用，只不过是在这里，意识形态作为外交工具的成份更多一些罢了。
通过对意识形态在美国外交中的地位以及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关系的考察，我们不难看出意识形态在美国外交中所发挥的作用：第一，作为国家利益的一部分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目标和决策指导思想；第二，作为维护基本国家利益的有力工具。当然，在不同的背景和条件下，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程度和效果是大不相同的。本节就试图梳理出一些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规律性的东西来。需要说明的是，这些规律只是对历史的总结，是历史上存在过的规律性现象，能否成为可以适用于今后的规律，还有待于历史的验证。
（一）美国基本国家利益受到威胁时，趋向于淡化意识形态的作用
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美国的国家安全很少受到外部的威胁。自独立战争后，除1812-1814年的第二次反英战争和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外，美国本土从未遭受外敌的入侵，反而是它经常出兵海外，如1801-1805对北非的战争、1898年的美西战争、1900年参加八国联军战争。正因为这样，维护国家安全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地位相对较低，而扩展经济利益和维护价值观的地位则相应提高。这也是美国历来比其他西方国家更重视意识形态外交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一旦美国的安全受到了外部的威胁，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意识形态的地位就会迅速下降。如果有必要，美国会将意识形态利益暂时压制下去，与意识形态的对手结盟，一道反对威胁自己安全的力量。最典型的表现就是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加入反法西斯阵营。在此前，尽管由于意识形态、宗教、种族、经济等方面的原因，美国一直支持英国，但并没有直接站到它的“民主伙伴”的阵线上来；特别是对苏联的敌视态度没有改变，在苏德交战后，一直指望让这两个“极权主义”国家自相残杀下去，并不在意苏联这时实际上已是它的“民主伙伴”——英国的战友。直到日本对美国不宣而战后，美国感到它自己的安全受到现实的威胁，才加入到反法西斯阵线中来，并与苏联并肩作战。
二战结束后，美国所面临的安全威胁不复存在，于是意识形态的地位又凸显出来。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克·西格尔认为，意识形态是促使杜鲁门政府走上冷战道路的主要因素。他分析道：“1947年冬天，杜鲁门主要担心共产主义政治运动在面临经济社会崩溃的西欧的增长。”而苏联的军事威胁还不是最紧迫的问题，因为当时苏联正在大幅度裁判军队。由于受罗斯福和新政派的影响，杜鲁门在任职后的前10个月，一直相信斯大林是个民族主义者，并不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行事，加之苏联人在战后要依赖美国友好援助医治战争创伤，所以美国有可能而且应该与苏联合作，并通过自由贸易、文化合作等逐渐影响苏联，使之成为一个西方文明国家。但是后来的事态发展，促使杜鲁门改变了思想，认为苏联政权的确是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行事的。
除了国家安全受威胁时外，当经济遇到严重困难（即经济安全受到威胁）时，意识形态外交的地位也趋向于下降。比如30年代初大萧条时期，美国为了开拓市场，缓解危机，放弃了已坚持长达16年之久的拒不承认苏联的政策，于1933年11月与苏联正式建交。美国与苏联建交，虽然也存在着联合、利用苏联来抗衡正在崛起德、日法西斯的意图，但经济利益的驱动力也是重要方面。1933年6月，苏联在伦敦国际经济会议上宣称，苏联打算在近期内从国外订购价值10亿美元的订货，引起美国工商界的震动，他们唯恐美苏无正式外交关系的状况会影响美国商人赚到这笔钱，因为当时欧洲主要强国均已同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美国政治评论家伍·罗杰斯对美国商人的这种心态评论道：“只要有人买美国的东西，它就会连魔鬼也承认。”这表明，当意识形态利益与经济利益发生冲突时，美国会放弃意识形态利益。
在冷战后的对华政策中也能体现出美国外交中意识形态利益与经济利益的关系。冷战后美国“人权外交”的主要予头指向了中国，利用人权问题对中国进行打压，以图达到促使中国“西化”的目的。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这个“新兴大市场”对美国的吸引力越来越大，对将拓展美国经济放在外交战略首要目标的美国来说，经济利益肯定高于人权利益，所以美国将人权问题与对华最惠国待遇问题脱钩、同意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
（二）美国国力强盛时，趋向于强化意识形态的作用
重视意识形态外交虽然是美国的一贯传统，但不同时期重视的程度却有相当大的差异，而影响重视程度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美国的国力。在美国建国初期，由于美国国力有限，虽然“深信美国负有传播其价值观以贡献世界和平的特殊使命”，但并未“将传播自由体制当作外交政策主要目标加以积极推动”。当时的“主流看法是，新缔建的美国在国内实践民主最有利于民主政治的发展。”可见，美国非常务实，在推广意识形态上很能量力而为。
1885年对美国来说是有着重要纪念意义的年份。这一年，美国的工业生产超过了当时公认的世界头号工业强国英国。此后，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就不再是英国，而是美国。到19、20世纪交替时，美国消耗的能源超出德、法、奥匈、俄、日、意的总和。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美国开始扩充军事力量。19世纪80年代末，美国开始扩增海军，当时的海军史专家艾尔弗雷德·赛耶·马汉还写了《海权论》一书，为之提供了理论基础。1889年，海军部长本杰明·特雷西说服了国会购置战舰。综合国力的增强使美国增大了维护、传播美国价值观的信心，于是意识形态外交由立足于在国内“树立榜样”发展到直接通过外交手段向国外传播，推广美国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成为美国外交重要目标之一。威尔逊主义的产生就是其标志。
要传播美国价值观，就必须反对那些美国价值观的“敌人”。在反对“敌人”上，美国的国力强弱对之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美国的意识形态敌人主要有两个：即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当时美国虽然试图主导国际事务，但其实力毕竟有限，不可能同时对付两个敌人，于是在策略上，它总是采取利用一个敌人对付另一个敌人的方针，或是推行“绥靖政策”，透导德、日法西斯进攻苏联，或是联合苏联反对德、日法西斯。尽管威尔逊主义在这段时间内起着主导作用，但现实主义的“实力政治”、“权力均势”原则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然而，到了二战后，美国陡然成了世界超级大国，无任何国家的综合实力可与之匹敌，就如约翰·肯尼迪总统在1961年充满信心地宣称，美国强大到足以“付出任何代价，承受任何重担”。于是它目空一切地要实现它的理想，强化外交政策中的意识形态色彩。这种倾向在新中国成立时的对华政策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当时美国决策层认为，中国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仍然是个经济极端落后、政治动荡不安的弱国。这种蔑视新中国的力量和潜能的心态使得杜鲁门政府看不到尊重新中国的必要性，从而肆无忌惮地与之敌对，无视它的利益，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和朝鲜战争中。还在中国内战进行期间，美国国内一些有识之士就已经看到，国民党政权的失败是不可避免，而且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有很大的不同，美国应尽早放弃“援蒋反共”的政策，并尽可能不使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与苏联结盟。但是这些建议并未引起自恃美国极其强大的杜鲁门政府的重视。早在1949年1月的内阁会议上，杜鲁门总统就明确表示：“我们的立场是不跟任何共产党政权打交道。”这种观点得到一大批内阁成员的同意，并成为整个1949年的对华政策基本原则。5月份，艾奇逊连连电告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指示：“我们应当强烈反对对中共政权无论是事实上还是法律上的承认”。艾奇逊还提出了承认中国新政权的三个条件：它在事实上控制着国家的领土和行政机关；它有能力并且愿意承担其国际义务；它得到中国人民的普遍认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两天后，美国国务院宣布，鉴于中共“并未保证履行其国际义务”，美国对此新政权不予承认。可以看出，自恃强大，促使美国强化了对华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因素。到了尼克松政府时期，由于美国实力的相对衰弱，促使美国弱化对华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因素，现实主义地看待中国，改变过去强硬的、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对华政策。
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惟一超级大国，与其他任何一强相对比的实力更强，霸气更盛，借重它国力量，特别是意识形态对手的力量来实现自己战略意图的动力减弱，于是更加强调推广美国的价值观，其意识形态外交的地位变得更加突出。
（三）美国战略对手强大并强调意识形态时，趋向于强化意识形态作用
这条规律从美国不同时期对社会主义国家政策的对比中可以看出。
首先看对苏政策。虽然十月革命后美国就出现了反共主义，但是一方面，那时苏维埃政权还不够强大，既未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也不是美国的主要战略对手；另一方面，尽管苏俄政权的外交政策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如推进世界革命、成立共产国际，但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也提出了和平共处的思想和原则，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减弱了苏俄外交中与资本主义世界对抗的意识形态色彩；所以，美国并未将反共主义作为其对外的主要旗帜。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虽然有抵销苏俄“和平法令”的影响的成份，但主要还是对付英法等欧洲大国，它所运用的旗帜是维护普世性的价值观。这面旗帜与冷战时期遏制共产主义的旗帜相比，意识形态色彩要淡得多。
二战结束后，苏联的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明显提高，成为美国的最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同时，苏联在外交上也更加强调意识形态因素，再加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势头迅猛。这些促使美国将反共主义意识形态作为其对外的主要旗帜，反共成为压倒一切的任务。意识形态的作用被大大强化。
再看对华政策。新中国成立初期奉行对苏“一边倒”的政策，而“一边倒”政策的主要基础就是意识形态。1949年6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明确地阐述了“一边倒”的外交思想，并用了这个词语。他说：“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可见，不管当时中国的外部环境如何，只要存在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两种对抗的力量，中国就要站在社会主义力量一边，在40年代末就是站在苏联阵营一边。意识形态上与苏联的认同感还影响了新中国领导人对基本国家利益的判定，将美国看成是对新中国安全的最大威胁，而与苏联结盟则是解除这种威胁的主要途径。新中国的对苏对美政策直接影响了美国的对华政策。在美国高举反共主义意识形态大旗与苏联进行冷战的情况下，中国的“一边倒”政策自然会促使美国从意识形态角度而不是从地缘战略角度考虑对华政策。当时，美国对中国采取强硬的遏制政策，主要的考虑并不是因为中国对美国的重要利益构成直接威胁，而是认为中国已成为苏联进行共产主义扩张的工具。当中苏分裂后，美国认识到中国不再是苏联进行共产主义扩张的工具，于是开始谋求同中国改善关系。
冷战后，中国的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明显上升，于是美国将中国当成最主要的潜在战略对手。决定美国对中国采取这种态度的主要因素，一方面在于中国仍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另一方面在于中国日益强大。二者结合在一起，使美国感到中国是一个潜在的威胁。否则，单独任何一个因素，都不会导致美国产生威胁感。论实力，中国的综合国力比不上欧盟、日本和俄罗斯，但美国却将中国而不是其他几强看成主要的潜在威胁；论意识形态，朝鲜和古巴比中国更坚持“传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但它们却不被看成是战略性的威胁。
但是，另一方面，改革开放的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主张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超越意识形态发展相互关系，加强对话，不搞对抗。这又减弱了美国对中国搞意识形态外交的动力，这使得美国很难像冷战时期对待苏联那样，运用反共主义意识形态来作为统一国内思想、调动国内和国际支持力量的工具。遏制派的政策主张不仅得不到美国盟国的支持，在国内也不能被绝大多数公众所接受。
美国意识形态外交发挥作用的趋势是一个现实性很强的问题。分析美国意识形态外交作用的趋势，主要是依据国际环境、美国自身力量、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三方面因素的变化情况。总的趋势是：意识形态外交会仍然存在，但作用趋于弱化。说趋于弱化是指长远的发展方向，并不排除在某一个特定时期有所强化。
一、美国意识形态外交会继续存在
预计在21世纪，美国意识形态外交会继续存在，而且在某些时候还会被强化。提出这一命题的主要根据是：第一，“一球两制”将长期存在下去；第二，美国的“一超”地位会保持一段时间；第三，美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形势较好的状况也会持续一段时间；第四，全球化的作用。在类似的因素的作用下，其他西方国家也倾向于提升意识形态在外交政策中的地位。1999年4月份通过的“北约战略新概念”特别强调北大西洋联盟是“基于在民主、人权和法治方面的共同价值观念”。1999年5月3日，日本首相小渊惠三在访美与克林顿总统会谈时表示，他确认日美两国是以“自由、民主和尊重人权”这一共同的价值观联结起来的同盟关系。当然，与美国比较起来，西欧和日本的意识形态外交的地位还是低得多，作用也小得多。
（一）“一球两制”
从美国意识形态外交的历史可以看出，美国从立国后就很重视维护、传播美国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在美国外交中始终占有重要地位。特别是当社会主义国家出现后，与美国所信奉的自由民主主义意识形态相对立的共产主义不仅是一种强大的意识形态，而且还成为一种制度，美国的意识形态外交变得地位更加突出、作用更加重要。所以，可以断言，只要世界上还有社会主义国家存在，意识形态外交就会在美国有一席之地。而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在同一个地球上并存，将是个长期的现象。
20世纪国际政治最大的一个特征就是两种社会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在同一个地球上对立并存。它们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既有激烈斗争，又需要和平共处。1917年，俄国无产阶级通过十月革命夺取了政权，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而打破了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开辟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以后，中国等十几个国家也先后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对立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终目标就是在地球上铲除资本主义，使人类都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因此，十月革命后曾有过种种世界革命的理论和实践。而国际资产阶级也把社会主义看成是洪水猛兽，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于是有了协约国对苏俄的武装干涉，张伯伦的祸水东引，丘吉尔的“铁幕”政策，凯南的“遏制”战略等等。然而，半个多世纪的较量、对峙，其结果是谁都没有如愿以偿。从国际资本主义这方面来看，当初从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直接武装干涉的“扼杀”战略转为实行“冷战”和“遏制”战略，这本身就表明它对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无可奈何。后来，尽管苏联、东欧发生剧变，放弃了社会主义方向，以至于国际资本主义认为这是他们“冷战”的胜利，但是，拥有十多亿人口的中国及其他一些国家仍然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并站稳了脚跟，尤其是中国，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显示出了蓬勃的生机。从社会主义这方面来看，能给资本主义以毁灭性打击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并未发生，而且资本主义还表现出了相当强的自我调节能力，其生命力还远未丧失。在两种社会制度力量的对比中，资本主义还占着较大的优势。全世界的物质生产能力和产品大半在资本主义国家；在科学技术上，也是资本主义国家居领先地位。就目前来看，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比较发达，经济基础比较雄厚，其生产水平还会有所提高。从总体来看，当今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不具备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直接革命形势，而在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因此，社会主义制度在短期内不可能完全取代资本主义，取得全球性的胜利。在这种情况下，处理两种制度之间相互关系的最好办法就是和平共处，和平竞赛，最后由人民来选择，谁也不要企图用武力扼杀、消灭对方，也不应用“冷战”的方式来“遏制”对方。实践证明，任何企图消灭对方的努力，其最终结果是害人害己，不但不能达到自已的目的，反而使自己也受到损害。近百年两种制度较量的历史表明，处理两种制度之间相互关系的最好、最可行的办法就是两种制度在同一个地球上和平共处，即“一球两制”。由此可见，“一球两制”将长期存在下去。
然而，和平共处并不意味着两种制度之间就不存在斗争了。斗争仍然存在，只不过斗争的方式有所变化罢了。对美国来说，通过外交手段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渗透、西化、分化的战略并没有改变。可以说，只要两种制度还存在，两种制度之间的斗争就会存在。
（二）美国的“一超”地位
美国“一超”地位是美国国力强盛的表现，这种状况会促使美国强化意识形态外交的作用。
虽然二战结束后美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呈下降趋势，其国民生产总值由战后初期占世界的一半以上降到现在只占28%左右，而且美国自己也承认多极化是个大趋势，但是，苏联的解体使美国取得了惟一超级大国的地位。随着两极格局的结束，取而代之的并不是多极格局，而是“一超”加“多强”的“一超多强”格局。预计这种状况将保持一段时间，按美国人自己的说法，至少要保持到2015年。得出这种判断的主要根据有如下几点：
第一，虽然多强的总体经济实力已超过美国，并且某些国家如中国的经济实力与美国的差距还正在缩小，但在10-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有可能超过美国。多强中惟一在经济实力上可与美国抗衡的欧盟，在综合实力的其他方面却无法与美国比拟，就连欧洲人自己也承认，欧洲“要成为一个超级大国，还要等许多年。”其他国家恐怕要等更长的时间，甚至根本就没有可能性。现在美国与世界“第二大国”之间的综合国力差距远大于冷战时期美苏之间的差距。
第二，美国经济地位的下降不是绝对的。如果同80年代初至90年代初相比，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所占的比重反而有所上升，由25%左右上升到28%左右。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发展势头强劲，与日、德、俄等国的差距反而拉大。
第三，美国在军事、科技、教育和人才等方面拥有绝对的优势。单拿军事力量来说，按美国前国防部长威廉·佩里的说法：“美国当今拥有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军事力量，无论名列第二的是哪个国家，都无法望其项背。”冷战后，美国进行了大幅度的裁军，乔治·布什总统批准裁军50万人，克林顿总统又批准裁军25万人，这使美军人数减少到145万人；裁军计划在两届政府中都得到了逐步实施。与此同时，国防部的文职部门也做了相应的削减，裁去了大约40万人。此外，从1988年开始，根据《基地重新调整和关闭法案》，有100多个基地被关闭。尽管如此，美国仍然拥有第一流的军事实力。与大幅度裁军相适应，美国对军费开支也进行了削减。冷战期间，美国的军费平均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6%。冷战后，美国对军费曾一度进行了较大幅度的削减，从1990年的3000亿美元左右（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5.4%）减到1995年的2706亿美元（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3.7%）。美国还计划将这个比例降到3%以下。不过，到了90年代后半期，由于美国经济总量在扩大，再加美国又有意识地增加军费开支，美国军费的总量又出现上升的势头。2000年的美国国防开支计划就达3100亿美元，超过1990年的数量。目前，美国的军费远远高于其他国家，是其北约盟国军费总和的近两倍，俄罗斯的20多倍，中国的几十倍。按美国前国防部长威廉·佩里和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约翰·沙利卡什维利的说法：“尽管美国每年的国防支出（按目前的美元比价看）比冷战时期的水平大约减少了1000亿美元，但仍高于俄罗斯、中国、德国和法国的预算总和。”在武器装备与军事技术上，多强与美国的差距更大。就拿武器装备与军事技术相对较有优势的欧洲来与美国对比：美国目前拥有64颗侦察卫星，欧洲只有5颗；美国有80架大型战略轰炸机，欧洲一架也没有；在巡航导弹、海军力量方面，美国的优势更明显；美国每年的军事科研开支超过300亿美元，欧洲则仅为120亿美元。此外，美国在全球军事战略上也拥有其他国家所不可比拟的优势。美国在世界各地重要的战略地区都驻扎着军队，其中欧洲10万，亚洲10万，中东2.5万，波斯尼亚2万。总之，不仅目前，而且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能够赶上美国。正如英国伦敦战略研究所副所长亚当斯所认为的：没有一个国家的军费、军队、武器装备能与美国相比。不仅如此，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又积极发展导弹防御计划，试图使它与“多强”之间的军事力量差距进一步拉大。其中国家导弹防御计划（NMD）是保护美国本土免遭远程战略弹道导弹攻击的武器系统，预计到2006年基本建成；战区导弹防御计划（TMD）是保护美国本土之外某一个地区免遭远程和中程弹道导弹攻击的武器系统，用以保护美国的海外驻军和盟国，预计在2008年前后基本建成。香港《亚洲周刊》的文章对美国的导弹防御计划评论道：如果美国的导弹防御计划得以实现并且在技术上真的无懈可击，全球的远程导弹及核武器都将对美国无用武之地，这就“意味着美国将成为全球秩序的新上帝，随时可用任何理由干预别国或其他地区的事务，而无虑报复。”与此同时，美国还在加紧发展核武器。1994年9月，克林顿总统批准了《核态势评估报告》，进一步强调了美国要保持核力量的重组能力；此后，美国进行了多次亚临界核试验，大力研发新一代核武器系统；1999年10月，美国国会拒绝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为美国恢复完全的核试验制造法律依据。
第四，美国拥有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发展优势。首先是自然条件：辽阔的国土、丰富的自然资源、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适度的人口。这些是除俄罗斯以外的其他国家所无法比拟的。在人口、环境、资源等问题日益突出的今天，美国在这方面的优势会越来越突出。其次，美国率先进入信息时代，信息高速公路正在给美国人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带来革命性的变化。这有可能在一段时间内扩大美国同其他国家在高科技领域的差距。
第五，美国在全球化进程中处于核心地位，使美国在21世纪的发展中占有明显的战略性的优势。1999年2月26日，克林顿在旧金山向美国政界和商界发表讲话，阐述了美国21世纪的外交战略构想，其中特别强调了全球化对美国所带来的好处。克林顿认为：全球化趋势使美国深受其益，更加繁荣强大，而且更具有信心，成为最有能力领导这个世界的国家。全球化是客观趋势，任何国家都不可回避，而美国在这个进程中却占居着非常有利的位置。
第六，美国拥有相当强的对国际秩序和国际组织的支配能力。北约东扩和战略新概念出台、科索沃战争、美日新安保体系等事件表明，美国对国际秩序具有相当强的支配能力，可以做到“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西欧和日本作为多强的成员，甘愿接受美国的领导，至少是不想成为美国的对手。中国、俄罗斯虽然能利用联合国对美国形成制约，但机会和效果是相当有限的。此外，美国在许多国际组织中，如西方八国首脑会议、北美自由贸易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世界贸易组织，都发挥着相当大的甚至是主导的作用。许多国际组织的游戏规则以及被世界绝大多数国家认可的具操作性的国际规则，如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尊重知识产权、核不扩散、军备透明，都是在美国的主导下制定的，对美国有利，这可以部分弥补美国实力的缺陷。
第七，美国具有很强的自我调节能力。保罗·肯尼迪曾在80年代预言美国要相对衰落，其主要依据是“帝国过分扩张”的危险，即庞大的军事开支和过多的海外义务耗费了美国的资源和能力。然而，十多年过去了，美国不仅未像人们预想的那样被日本、德国超过，反而一扫70-80年代经济发展缓慢的景象。这表明美国具有很强的自身调节能力。90年代以来，美国最有长远意义的调整有两点：一是在内外政策上，将国家目标定位于重点发展经济，开拓市场，与之相应的是在海外实行有限度的收缩，从而减小了“帝国过分扩张”的危险性；二是领导层的年龄结构实现了更新换代，第二届克林顿政府的平均年龄只有49岁。
（三）美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形势
冷战结束，惟一具有摧毁美国实力的苏联的解体，使美国国家安全形势大为改观。一方面，俄罗斯与苏联相比，实力已大为减弱，已经由与美国平起平坐的超级大国降为二流国家，而且其经济、军事实力还在继续减弱。另一方面，俄罗斯已完全放弃了原苏联所奉行的意识形态，与美国在意识形态上已没有对抗性，虽然俄罗斯在外交上不肯追随美国，不愿甘当美国的小伙伴，但在意识形态上，俄罗斯与美国已属同一类国家。正是因为这样，尽管俄罗斯仍然拥有足可以摧毁美国的核武器，但美国却宣布了冷战的结束，不再明确将俄罗斯作为敌人。
冷战后，美国的战略家们一直想为美国寻找一个对手。开始选中了日本，于是有了《下一次日美战争》这类书的出版；后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他们的矛头又指向了中国，鼓吹“中国威胁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则将主要矛头指向了伊斯兰国家和东亚的“儒教国家”。战略对手的不固定，也表明美国的国家安全形势比较好，没有哪一个国家能真正对美国的安全构成直接的威胁。正因为这样，冷战后美国的安全观发生了巨大变化，安全战略的出发点逐渐从防范某个大国的进攻转移到对付那些所谓“无赖国家”发动的某种形式的打击和核扩散等全球性问题所造成的威胁上。后者对美国安全的威胁已经非常有限，不可能威胁到美国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生存与发展，至多是对美国的个别城市造成破坏，或者是危及一些美国人的人身安全。
曾任美国国防部长和助理国防部长的威廉姆·佩里和艾什顿·卡特，在他们所提出的“预防性防御战略”中提出了美国安全所面临的三类威胁。这三类威胁按严重程度依次排序是：甲类威胁，其性质和规模相当于冷战时期苏联对美国生存的威胁，这类威胁今天并不存在；乙类威胁，就是波斯湾和朝鲜半岛的两处“重大地区性潜在危机”，它们对美国利益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是五角大楼计划和预算的重点，但并没有威胁到美国的生存和生活方式；丙类威胁，就是像科索沃、波黑、索马里、卢旺达、海地等发生的事件，它们对美国的安全有着间接的影响，但并不直接威胁美国的利益。佩里和卡特进而又提出了五项在21世纪有可能升级为威胁到美国生存的甲类威胁：（1）俄罗斯有可能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那样陷入混乱和孤立，走上侵略的道路；（2）俄罗斯及其他从前苏联分裂出去的国家有可能丧失对前苏联核武器的控制；（3）中国有可能走向敌对，而不是国际体系中以合作的精神发挥作用；（4）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有可能扩散，对美国构成直接的军事威胁；（5）美国境内有可能发生规模和能量前所未有的“灾难性恐怖主义活动”。从这里可以看出，当今的美国并不存在直接的生存性的威胁，就是威胁美国利益的第二类威胁，随着朝鲜半岛局势的缓和也大为减弱。在那些潜在的甲类威胁中，只有二项是来自于国家，而且这些威胁是“可以避免的”。
由于美国的安全形势非常好，所以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的三大支柱——扩展美国经济、维护美国及盟国的安全和推进民主，并不是针对某一两个国家的，而是面向全球。将国家安全战略定名为“参与和扩展战略”也反映出这一战略的特点，它不是寻求同某个国家的对抗，而是寻求同各国合作。与安全战略的变化相应，冷战后美国外交的侧重点也逐渐从国家间关系领域转向功能性的“问题领域”。
90年代美国经济形势比较好，这是公认的事实。自1991年3月战后第九次经济衰退结束以来，美国经济已经实现110多个月的持续增长，而且增长幅度在西方国家中名列前茅。1998年，美国出现29年来的首次联邦财政盈余。美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连续数年超过其他西方大国。这些情况使得“美国衰落论”显得越来越没有根据。预计，美国经济在近期内不可能出现象1929-1932年那样的大萧条。从二战后的历史可以看出，美国已经具备了相当强的自我调节能力，即使美国经济处于疲软状态，出现1929-1932年那样的大萧条的可能性也是十分微小的。
美国的这种安全和经济形势，一方面会助长美国的高傲自大倾向，在国际事务中容易我行我素，不注重别国的态度和立场；另一方面会促使美国提升意识形态外交的地位，人权外交和民主外交就是重要表现。
（四）全球化
美国学者托马斯·凯若瑟斯在《避免幻想的民主》一文中，在叙述了从7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的席卷南欧、拉美、亚洲大部分、前苏联、东欧和非洲的民主化浪潮之后说：“与苏联模式共产主义的灭亡和国际经济体系的全球化一起，民主化浪潮推动了世界从战后时代进入一个新时代。”这里他将全球化与民主化浪潮并列为推动世界进入“新时代”的因素。其实，全球化是更根本的因素，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全球化还是民主化浪潮形成的主要动因之一。
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世界统一大市场形成的过程，在西方国家看来，这个过程会促进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在全球的推广，最终实现政治全球化。正如德国前外长克劳德·金克尔所说：全球化“为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提供对共同价值观取得一致的机会”。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处于“中心”地位，占有很大优势，而作为头号发达国家的美国则是“中心”的“中心”。很显然，全球化为美国向世界推进民主并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西化、分化政策提供了方便条件，从而在客观上会刺激美国强化意识形态外交的倾向。
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融入全球化大潮是不可回避的，这已经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所证明。而要融入全球化，就必须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交往，向它们开放市场，这就为它们推行意识形态外交提供了便利条件。比如，它们可以通过经济活动，如贸易往来、投资，向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渗透，传播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扩大其对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影响。美国总统克林顿就曾说过，贸易是美国能够在全世界推广美国的核心价值观的工具。著名战略家约瑟夫·奈献计道：“美国应利用自己庞大的软力量工具，把它的观念、意识形态、文化、经济模式和社会政治制度的吸引力投射出去，并好好利用自己在国际上的商业和电信网。”再比如，它们将人权、民主等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挂钩，借与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经济关系之机向其施加压力，以使其按照它们的标准行事，向它们所希望的方向演变；它们还利用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在某些方面对它们的需求，动辄进行经济制裁，干涉其内政，试图迫使其在政治问题上做出让步。随着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发展和融入经济全球化过程的加深，西方国家的这种西化攻势，利用经济手段来达到政治目的的倾向还会加强。
临近世纪之交，美国决策层和战略家们都在积极为美国谋划21世纪的国家安全和外交战略。在世界推进民主，促进美国的价值观，已经成为共识。1999年9月15日，美国21世纪委员会发表了题为《新世纪来临：21世纪的美国安全》的报告。报告预言：“独裁政府将走向崩溃。因此我们可能看到新的民主国家的崛起，一些老资格的民主国家日益增强。”然后建议“美国和世界上其他成熟的民主国家采取一致行动”来促进民主进程。尤其是美国应该担负起领导责任，因为“美国的实力和价值观都带来了重大责任”。该报告提出这种主张的重要依据之一就全球化。报告认为：“全球的联系将使‘重要思想’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迅速传播。有的思想可能具有宗教性质，有的具有平民主义性质，有的致力于民主和人权。”“在许多方面，未来的世界看来是同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相符的。信息革命打开的世界将不适于暴政，而有利于人类自由。总的来说，如果世界更加繁荣，就会对民主更加有利而对宿命论和常常伴随它的悲观信条不利。一个社会控制不太严格、比较自由和自我调整的世界也符合我们最深切的政治信仰和我们主要的政治比喻——我们宪法的制衡、市场‘无形的手’、我们‘合众为一’的社会信条和联邦制概念本身。”可见，在该报告作者看来，全球化与美国的推进民主战略是一致的，全球化为美国推行民主外交创造了有利条件。
上述21世纪委员会报告的观点与克林顿的几次有关外交政策讲话的精神是一致的。1999年2月26日旧金山讲话就是突出一例。1999年4月7日，克林顿再次发表有关对外政策讲话，突出强调了全球化将在21世纪对人类社会与美国外交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看来，美国已经将全球化作为其制定外交战略的大背景。自然地，全球化也就成了美国推行民主外交的大背景。
此外，全球化还为美国推行“新干涉主义”创造了方便条件。21世纪委员会的报告认为：在全球化时代，“全球力量，尤其是经济力量，将继续冲击国家主权的概念。正如我们所知，在不断变化的国际法的授权下，国家的主权将面临挑战，恐怖分子和犯罪分子等心怀不满的组织也会对国家主权构成威胁。”应当承认，报告所说的这种国家主权受冲击和挑战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是客观存在的。这种局面和趋势，就为美国进行所谓的人道主义干涉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由于在全球化进程中，美国处于非常有利的位置，所以这一进程对加强美国的国际地位是非常有利的。甚至许多美国人就认为，全球化就是美国化。在他们看来，是美国在领导全球化的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哪个国家不向美国开放市场，不接纳美国的信息、思想、文化、观念和生活方式，它就是保守的，就是“站在历史的错误一边”。总之，全球化的客观形势和美国人主观认识，无疑会促进美国的霸气，也会刺激美国搞意识形态外交的倾向。
二、意识形态外交的作用趋于弱化
日本著名学者星野昭吉认为，在未来世界，“与使用军事力量的无效性相应，国际政治中意识形态的作用也逐渐减弱”。他讲的是普遍性的国际政治，但也完全适用于美国外交。尽管美国的意识形态外交还会存在，并且在某些时候还会强化，但是从总体和长远来看，将趋于弱化。主要根据是：在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下，意识形态对抗的动力减弱；全球化使两种制度国家的共同利益增多，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相互渗透、交叉的倾向增强；多极化使美国所面临的竞争对手增多，意识形态也趋于多元化，这些冲淡了两种制度之间的对立；社会主义国家逐渐吸取经验教训，在外交上淡化、超越意识形态，奉行和平的外交政策，同时对内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这些因素多数都是客观的、长期起作用的。
（一）“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
“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是与“战争与革命”时代主题相对而言的。20世纪初，列宁分析了当时国际形势变化的特点，指出世界进入了“帝国主义时代”，并提出了两个十分重要的观点：一是帝国主义就是战争，二是战争必然引起革命。列宁的论断符合当时的客观情况。20世纪上半叶，国际关系主要是围绕着战争与革命展开的，可以说，战争与革命就是那个时代的主题和基本特征。斯大林继承了列宁的时代观，认为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战争就不可避免。不仅如此，他还认为战争将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首先爆发，然后，无产阶级将在革命中夺取政权。中国在50-60年代也一直坚持认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甚至“迫在眉睫”；“当代世界的主流倾向是革命”，“用革命制止战争”。
然而，二战后的世界形势发生了人们预想不到的变化。首先，民族独立成为世界潮流，绝大多数国家都摆脱了殖民统治，取得了政治上的独立。而在这个过程中，并未像二战前那样普遍遭到宗主国的残酷镇压。相当多的国家是通过和平方式取得民族独立的，独立后又同原宗主国保持着密切关系。中国革命的胜利虽然极大地推动了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但它所走的革命道路并未被绝大多数民族独立国家所效仿。其次，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统治者采取了许多较务实的调合阶级矛盾的措施，特别是由于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无产阶级革命的形势一直没有出现。最后，由于种种原因，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协调得都比较好，矛盾并不很尖锐，帝国主义战争也一直未再发生。斯大林所概括的三大矛盾并未像他预言的那样都越来越尖锐。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国家之间的矛盾，即东西矛盾，曾一度相当尖锐，人们所担心也正是这对矛盾激化会引起世界大战。1950-1953的朝鲜战争，实际上是两种社会制度力量的一场较量，然而，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国际紧张局势出现了缓和的迹象。1952年2月，西欧各国不顾美国的反对，参加了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这表明东西方国家可以坐在一起谈论事情；1953年2月，印度总理尼赫鲁提出了“第三地带论”，显示出印度要实行一种不加入美、苏两大阵营任何一方的和平外交路线；同年3月，斯大林逝世，苏联展开积极的外交攻势；同年5月，英国首相丘吉尔提议举行以英、美、苏为中心的大国首脑会谈，这一建议得到了反对党工党的支持；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字，朝鲜战争宣告结束，这是有史以来少见的双方通过谈判方式而非一方胜利另一方失败而使战争结束的案例。此后，缓和迹象进一步加强。1954年7月，日内瓦协定签署，协定保证印度支那三国各自的独立、统一与和平；1955年4月，万隆全议召开；同年7月，美、英、法、苏四大国首脑在日内瓦举行会谈，通过协商，表达了不进行战争的热情，产生了“日内瓦精神”。这些事件的发生，表明两种制度之间的矛盾不一定必须用世界范围的战争来解决，也表明世界各种力量都不希望爆发新的世界大战，世界人民和各国负责任的政治家都希望世界有一个和平的局面。实际上，从这时起，“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已经开始逐渐形成，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将主要注意力放在发展本国经济上。只不过是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并没有对之做出正确判断。邓小平曾说过我们自己“耽误了二十年”的建设时间，由此推论，“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就已形成。到了70年代初，随着中美缓和、中日复交、美苏缓和、越南战争结束等事件的发生，“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已变得较为明朗，世界大战与世界革命的可能性更加减弱，求发展成为世界潮流。80年代初，邓小平明确指出：“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但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意义。”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对时代主题变换已有了明确的认识。
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反映了世界人民的普遍愿望和迫切要求，要和平、求发展成了世界潮流。无论哪个阶级、哪个政党执政，各国政府都必须顺应这个潮流，一方面集中精力发展本国经济，另一方面尽可能为本国营造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使本国人民免受战争之苦。否则，它就不可能得到本国人民的拥护，在国际上也会处于孤立的境地。时代主题变换促使各国，特别是过去比较重视意识形态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尽可能不去寻求意识形态对抗，因为意识形态对抗既不利于发展，也不利于和平。
冷战后，虽然出现了像“文明冲突论”这样对未来世界和平持悲观态度的国际关系理论，但是也产生了对世界和平持乐观态度的理论，较有代表性的就是德国学者海因里希·贝克所提出的“动态创造性和平”理论。贝克从哲学角度论证了不同文明、文化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认为世界和平正是在文化矛盾中实现动态统一的，不同文明、文化之间的创造性碰撞或冲突，不但是和平的存在方式，也是实现和平的手段。他指出：“创造性的和平意味着形形色色生活方式在相互补充中结成生命共同体。这种和平不可能最终成为单一色彩的标准文化，比如说，某种知识和意识形态上‘绝对一元论’的统制产物。后者将压制和阻碍人们自由的各自发展。”贝克认为，以“极权主义为基础的‘和平’，最终总是被证明为不可实现的。”“那惟一的和平，根本上将以人道的方式‘和平着’，更多地是对立两极端的中和：如同一种智能的有机体，在其中，个体成员表现了一定的独立性和自主权，也表现出一定的互补性和相互依存的需要。”他还针对有些人对文化碰撞会导致文化或文明冲突的担忧，提出了文化碰撞能够产生“创造性飞跃”的观点。他说，这种创造性飞跃“就像新物质从化学上说的化合过程中产生——如氢和氧化合成水，其具有无法从原有物质性质中导出的新特性——那样。在新的文化中，作为成分的诸传统文化将能以批评的和建设的方式扮演挑战性的互补伙伴，而它们自己也必须不断学习，以使自己的人性品质适应于更深远的同一。”贝克的“文明和平论”不是没有根据的。从世界历史来看，文明之间的互补、融和、共存趋势要强于对立、对抗与冲突。在当今世界发生类似于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事件，简直是不可想象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文明碰撞最终走向和平的思想是发自西方世界内部的声音，而且这种思想已经突破了传统的“权力政治”的思维模式，具有一定的时代感。
在“权力政治”思想指导下，国际政治几百年来并未实现真正的和平。正如新现实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特肯尼思·沃尔兹所指出的：在现实的世界中，所有国家都处在“安全困境”中，“一国为保障安全而采取的措施，意味着降低了其他国家的安全感。在无政府状态下，一方聊以自慰的源泉就成了另一方为之忧虑的根源。因此，一个国家即使是为了防御的目的而积聚战争工具，也会被其他国家视为需要做出反应的威胁所在。而这种反应又使前者确信，它是有理由为自己的安全担忧的。”沃尔兹所描述的这种情形在冷战时期表现得最为明显。美国与苏联都声称对方在威胁着自己的安全，因而大力发展“防御”力量，而在现代军事科技的条件下，进攻性武器与防御性武器是不可能截然分开的，这就导致双方互相之间的担忧，从而进一步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搞军备竞赛，最后达到双方所掌握的武器的破坏力可以将整个世界毁灭的登峰造极程度。冷战结束后，美国为了对付所谓“无赖国家”的导弹威胁，大力发展“防御性”的国家导弹防御计划，结果使得那些国家更加害怕美国这个“霸权主义”国家，进而更加积极地发展自己的带威慑力的武器，使美国所面临的威胁更大。如果各国都用“权力政治”理论来指导自己外交行为，那么世界永无宁日，而且终有一天要毁灭在人类自己所创造的武器之下。
人类要想在21世纪彻底免除战争之苦，实现永久的和平，必须要有新的思维方式。新加坡外交家许通美提出了“务实的理想主义”概念，认为各国领导人和政治家都应“将本国国家利益与人类共同利益结合”，都做“现实主义背景下的理想主义者”。在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国际行为主体的现今世界，政治家不考虑国家利益是不可能、不现实的；但是当今世界又处在全球化的时代，人类共同利益越来越突出，政治家不考虑人类共同利益也是不行的。这种“务实的理想主义”思想的产生，本身就表明了维护世界和平已成为人们的一种理想和目标，也是越来越多的政治家所关注的问题。
与许通美的“务实的理想主义”对未来世界和平前景持乐观态度相似，曾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的西班牙外交家费德里科·马约尔则提出了“和平文化”将取代“战争文化”的观点。他认为，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发展起来了“战争文化”，即世界组成若干军事集团，进行军备竞赛，一些大国政府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准备应付战争；冷战的结束则为从“战争文化”走向“和平文化”提供了机遇。可以说，这种“和平文化”的发展，不仅将使各国深受其益，而且也将使人类彻底免除核毁灭的灾难。
美国虽为惟一超级大国，但毕竟是世界的一员，和平与发展的大潮流对美国政治和外交不会没有影响。冷战后美国政治生活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历任总统都更多地谈论国内问题，而“不愿意更多地谈论对外政策问题”。这种倾向在历次总统和国会选举中表现的尤为明显。1992、1996和2000年大选中，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其候选人在竞选纲领中都将国内政策放在主要的位置上，“避而不谈对外政策，生怕被美国人民视为不关心民众‘真正’的疾苦”，而克林顿总统自从1992年“入主白宫之后，就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解决国内问题上去了”。这也反映了谋发展、求和平这一世界潮流。与对外政策在美国政治生活中地位下降相适应，美国意识形态外交的地位与冷战期间相比也大为降低。尽管推进民主也是美国外交的一大支柱，但毕竟是排在第三位的，而且与冷战期间同苏联的意识形态尖锐对抗无法相比。
（二）全球化
全球化对美国意识形态外交是把“双刃剑”。它主要从如下几个方面淡化意识形态外交的作用。
第一，全球化使世界各国经济利益紧密相联，美国很难有效地推行对其意识形态对手的外交战略。比如对华政策，意识形态上的对立一直是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重要因素，美国冷战后的对华政策始终有遏制、渗透、西化的一面。然而，全球化使美国的意图很难实现。一方面，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际市场对任何国家都变得越来越重要，美国也不例外。“事实上，从80年代到现在，美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一直在提高，出口也已经成为美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这“促使美国人更加重视国际贸易”。美国对外贸易额在50年代时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7%左右，到了90年代则占18%左右。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逐渐融入全球化，中美两国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共同利益增多，从而增强美国与中国交往、接触的动力。将对华贸易最惠国待遇问题与人权问题脱钩、同意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表明对美国来说，经济利益远高于人权利益、意识形态利益。美国的接触政策，客观上使中国受益，有利于中国的发展，而这又与美国的意识形态利益相背离。基辛格就曾批评克林顿政府在对华政策上过于强调人权问题。他认为：“过去美国在海地、索马里的经验，以及今天关于科索沃问题的经验都足以警示我们，把我们的价值观灌注在外交政策上，将很容易带来负面影响。”
第二，全球化促使全球性问题日益突出，国家的安全形势复杂化，这增大了美国寻求同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大国进行合作的动力。首先，全球化使各国经济利益密切相关，美国为了寻求自身的经济利益，十分关注世界局势的稳定。而维持世界局势的稳定并不是美国一家所能为的，它必须与相关大国进行合作。比如核扩散问题，美国把它看成是威胁国际局势稳定的最严重的因素，而在这个问题上，它就必须同其他核大国进行合作。其次，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强，跨国公司迅猛发展，其数量、规模和实力不断膨胀，越来越多的生产和经营活动超越了国界，最终产品很难说是哪一个国家制造的。泰国《曼谷邮报》的文章认为，目前全世界有将近2/3的“自由贸易”不是在国家之间进行的，而是作为大约200家跨国公司内部或者它们之间的交易进行的。管理跨国公司已成为超国界的行为，需要相关国家的合作；电子商务使得未来的国际贸易网络化、无边界化，在立法和管理上更需要国际合作。最后，由于全球化的推动，生产力加速发展，生产规模日益扩大，导致国际经济领域出现更多的不稳定因素和危机，特别是国际金融风险的扩大。1997-1999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是典型事例，它给各国经济发展和稳定都带来了不良的影响。克服这些不稳定因素和危机，不是某一个国家所能为的，必须由有关国家共同参与，通力合作。在这次亚洲金融危机中，美国就积极寻求中国的合作，以扼止危机的进一步发展。总之，正如王逸舟教授所说：“在一个科技和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一个国家的真正安全，必须是保障综合国力的改善与对外开放的结合，是自身发展和外部发展的结合；归根到底，安全离不开参与和合作，离不开与这个新时代的基本特点的吻合。”德国前外长克劳德·金克尔说得更为精辟：“在全球化时代里不再有世外桃园。”“21世纪的世界将取决于大国和地区联合。”
第三，全球化使得美国企业界更加重视企业自身的利益，从而更少关注意识形态问题。经济全球化的深入要求跨国公司的领导人必须一心一意地追求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可能出现的利益。虽然美资公司的美方投资和管理人员并不缺乏爱国精神和反共意识，但是他们在投资的时候只能以最大的利润为目标，把企业利益而不是国家利益放在首位。美国的政治、经济制度没有足够的迫使企业主服从国家利益的机制和手段。如果美资公司承担了为美国的国家利益服务的特殊责任，那么它们的竞争力就会被削弱。所以，在美国同外国的政治争端中，当美国的政策不符合这些大公司的利益时，这些大公司常常不支持美国的政策。最明显的事例就是当美国的一些政治势力将中国的人权问题与经贸问题挂钩，威胁要用对华最惠国待遇作为武器制裁中国时，美国的一些大公司如波音、通用汽车、摩托罗拉都表示强烈反对。众所周知，大公司、财团是美国经济的核心，用第一届克林顿政府劳工部长、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赖克的话说就是：“这些核心公司宏伟的总部大厦就是美国资本主义的神殿，代表着国家的权力和信心。”因此，大公司在全球化趋势下的利益以及它们对各国的态度必然会影响美国政府的政策。美国行政部门最终能与中国达成“世贸协议”、国会最终能通过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的议案，大公司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第四，全球化促进文化交流和文明融合，有利于不同意识形态相互间的渗透和交叉。中国改革开放后，许多原来被看成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内容的概念，如市场经济、法治国家，都被吸收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框架内，这表明不同的意识形态在一些具体内容上是有交叉的，可以互相渗透。随着文化交流和文明融合，作为政治文化核心内容的意识形态，相互渗透性会进一步加强。而全球化会大大促进文化的交流和文明的融合，从而有利于意识形态的相互渗透和交叉。一方面，全球化推动各国经济的发展，促使经济因素在国际竞争中地位的上升，进而促动人们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经济方面，从而较少关注文明与文化乃至意识形态的差异和对立。冷战期间美苏搞意识形态对抗，结果是一亡一伤，而较少关注意识形态的日本和西德则成了冷战的真正赢家。托马斯·凯若瑟斯就曾批评克林顿政府过于关注在国外推进民主，好像推进民主会给美国带来一系列利益，认为这种政策是与“眼下日益增长的严酷现实相冲突的”。另一方面，全球化极大地促进了各种文化之间的交流，使得人们对不同的文明和文化以及意识形态有了更深入、客观的了解，从而减少了寻求对抗的盲目性，也使广大群众更不易受政客们的带有偏见的蛊惑。
第五，全球化使美国的安全威胁更加多样化，从而减弱了美国寻求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意识形态对抗的动力。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美国在很长时间内不必像其他国家那样担心由敌国入侵而造成的安全威胁，它所担心的是其他形式的安全威胁，如苏联的核打击。苏联的解体使美国的国家安全环境有了根本的改变。但是冷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概念的内涵扩大了，核武器及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国际恐怖活动成了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重要因素，而那些“无赖国家”的存在，使这种威胁更难以对付。此外，武器走私、毒品泛滥、环境破坏、非法移民、传染性疾病等同美国国内安全密切相关的事情也都被列入美国的国家安全议程。据美国芝加哥外交委员会1998年第一季度做的民意调查显示，“制止国际毒品交易”、“制止大规模非法移民”、和“保护全球环境”等与传统国家安全概念不相关的内容已经被排在相当优先的地位。在列出的美国外交17项目标中，政治精英排列的头四项目标是：阻止核武器扩散；与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做斗争；保卫盟国安全；制止国际毒品流入美国。而一般美国公众排列的头四项目标是：阻止核武器扩散；禁止毒品流入美国；保护美国工人的工作机会；与国际恐怖活动做斗争。2000年上半年的一份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报告把艾滋病、结核病、疟疾、乙型和丙型肝炎、下呼吸器官感染、腹泻和麻疹这七种传染病列为威胁美国安全的重要因素。中情局的官员称：“这些疾病将危及国内外美国公民的生命，对美国在海外部署的武装部队构成威胁，使美国具有重大利益的关键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和政治不稳定局势进一步恶化”，“从而严重损害美国的国家安全”。上述所有这些问题都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变得越来越严重并难以解决。比如核扩散，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核技术扩散的途径越来越多，速度日益加快，更加难以监控。再比如传染病，正如康涅狄格州的众议员萨姆·盖登森所说的：“我们不能在美国四周围上栅栏，希望能把疾病挡在边界之外。”这些安全问题的存在无疑会制约美国霸权战略的推进，也会制约美国民主外交的实施。同时也可以看出，在美国战略家的心目中，来自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威胁只占居相当次要的位置。
前面提到的21世纪委员会的报告在提出全球化为美国推行民主外交创造了条件的同时，也不得不承认，在全球化时代，“对美国安全的威胁将比以往更分散，更难以预料，而且更难以抑制。威慑力量也不会像过去那样起作用；在许多情况下可能毫无作用。”针对美国战略目标的实现前景，报告认为：“未来25年的世界肯定会对我们已被普遍接受的关于如何保护美国的利益和促进美国价值观的观点构成挑战。”可以肯定地说，报告所提到的“更分散、更难以预料、更难以抑制的威胁”不是来自于共产主义，“对美国利益和价值观构成挑战的世界”主要不是社会主义国家。
（三）多极化
尽管冷战后美国的霸权战略得以推进，世界格局“单极化”趋势得到加强，但是多极化仍是个大趋势，大多数美国战略家也都承认这一点。1999年出版的为美国外交出谋划策的《“规制主义”：冷战后的美国全球新战略》一书就指出：“美国不能将谋求霸权确定为对外政策的目标，因为推行霸权主义并不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亨廷顿在《孤独的超级大国》一文指出：“现在只有一个超级大国。但那并不意味着世界是单极的。”他进而提出，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世界格局是“单极加多极”，即一个超级大国与多个主要力量并存。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单极与多极的较量中，反对美国霸权主义已成为包括美国的盟国在内的世界多数大国的政策取向。就如美国尼克松中心国家安全计划主任彼得·罗德曼所指出的：“美国人非常得意的单极阶段在其他地方并没有得到普遍的庆贺。世界其他多数大国，甚至包括美国的友邦，都把抗衡美国势力作为对外政策的主题。实际上，它们在这方面的努力成为当今国际政治的一个主要趋势。”
多极化从两个方面对美国意识形态外交产生影响：一方面是多极化使美国的竞争对手增多，促使美国弱化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对立；另一方面是多极化促使意识形态多元化，进而冲淡了两种制度之间的对立。
在目前的欧俄中日“四强”中，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只是其中之一。根据美国的战略方针，美国要防止任何一个国家成为另一个超级大国，因此美国对“四强”都要防范，当然作为美国非盟国的俄罗斯和中国是首先要防范的对象。虽然美国战略家们认为中国最有可能在20-30年内成为美国一超地位的挑战者，但是就目前来看，惟一拥有实力摧毁美国的国家还是俄罗斯。从北约东扩和科索沃战争可以看出，挤压俄罗斯是目前美国地缘战略的重点。美国加紧扩大在中亚地区和蒙古的影响，有针对中国的意图，但更多地是在抢占俄罗斯的传统势力范围。美国布置国家导弹防御系统，主要目标也是俄罗斯，正因为这样，俄罗斯的反映更为强烈。俄总统普京于2000年6月克林顿访俄后不久就表示，如果美国作出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的决定，“将意味着核大国关系中的战略稳定的瓦解，1972年苏美签署的《反弹道导弹条约》的崩溃，”“俄罗斯将被迫考虑不仅退出削减进攻性武器方面的条约，还将退出关于中程导弹的条约。”美国在东亚地区搞有日本特别是台湾参加的战区导弹防御计划，不可否认有对付中国的一面，但是也有对付俄罗斯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因素。欧盟和日本虽为美国的盟友，但它们之间的矛盾也是很深的，经济上的磨擦和政治上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仍很尖锐。美国搞导弹防御计划也有挟持西欧和日本，将它们捆在美国的军车上、限制其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的意图。正因为这样，美国的国家导弹防御计划就遭到西欧国家的反对。尤为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2000年7月举行的冲绳八国首脑会议上，西欧国家和加拿大竟然支持俄罗斯，谴责美国建立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的计划；会上通过的文件说，必须维护1972年美苏达成的反弹道导弹条约的所有条款。
“多强”与“一超”并存这种局面使美国不可能再像冷战时期那样全力以赴地对付社会主义国家，甚至不能将主要力量用于对抗共产主义。美国国务院的一位官员曾在1990年7月概括了冷战后国际环境变化对美国外交的影响，他说：“当你有一个斯大林主义者在莫斯科掌权时，世界上的任何事情都被分成两部分。任何与他们站在一起的人都是在反对我们。”现在这种简单的两军对垒状况已不复存在。“多年来第一次你不得不真正考虑你的利益是什么。”两极格局容易形成尖锐的意识形态对抗局面，而多极格局则会使意识形态对抗大为缓解。
多极化为国际事务中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多元化创造了条件。某种意识形态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是与这种意识形态的载体——即它所赖以发育成长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密切相关的。在两极格局下，与两个超极大国的影响力相伴随，它们所分别信奉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也被凸显出来。而在多极格局下，随着国际事务中主要角色的增多，有影响力的意识形态也相应增多。虽然俄罗斯从总体上说已经接受了西方的以自由民主主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欧盟和日本作为美国的盟国，拥有相同的价值观，但是俄、日、欧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还是与美国有一定的差距。这种差距一方面体现在文明的差异上，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就将俄罗斯和日本划在了西方文明圈之外；另一方面更主要地体现在民族主义因素上。
任何意识形态都根植于一定的民族文化，与一定的民族特性密切相关，融入了一定的民族主义因素。其实在整个20世纪，除了共产主义和自由民主主义之外，还有一种意识形态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了巨大影响，这就是民族主义。只不过由于共产主义和自由民主主义的尖锐对立，使人们较少关注民族主义的地位与作用。1960年发表的美国哈佛大学国际事务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意识形态与外交事务》就已将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自由民主主义并列，称其为第三大意识形态。事实也是这样。冷战期间，在共产主义和自由民主主义尖锐对抗的同时，民族主义在第三世界蓬勃兴起，绝大多数民族独立国家既没有完全接受西方的经济政治制度和模式，也没有像毛泽东所预见的那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而是根据本民族的实际情况，走有自己民族特色的发展道路。冷战的结束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民族主义的胜利。苏联东欧集团的瓦解在很大程度上是东欧国家和苏联各加盟共和国民族主义膨胀的结果。
冷战后，所谓自由民主主义与共产主义斗争历史的终结，为民族主义进一步勃兴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而民族主义是阻碍自由民主主义向世界传播的重要因素。俄罗斯的民族主义已经促使俄罗斯拉开了与美国的距离；日本的民族主义则助长了日本国内的反美情绪；就是与美国同享一种文明的欧洲，也正逐渐发展起来一种新型的“欧洲民族主义”。至于像印度这样即将跨进“多强”行列的国家，民族主义色彩更加强烈。民族主义力量的增强，在很大程度上会冲淡两种社会制度国家间的对立。美国学者富勒认为，在冷战时期的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对抗结束后，接下来的意识形态对抗将发生在西方与非西方之间；能挑战西方的“下一个意识形态”很可能是代表一个与西方价值观和制度相对立的混合体的东西；而这个混合体的组成部分主要来自于第三世界国家。
总之，可以断言，能主导世界事务的“极”越多，意识形态就越趋于多元化，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矛盾的地位就会相应下降。
（四）社会主义国家的内外政策
首先是外交政策。如第一章所述，社会主义国家在外交政策上的失误，客观上促使美国强化意识形态外交。如果社会主义国家在外交上过于强调意识形态，那么必然会引起美国的疑虑和反弹。中国是目前仅存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的外交政策如何，直接影响美国的意识形态外交。
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在外交上过于强调意识形态因素。关于这一点，邓小平有过这样的说法：（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政府信奉的意识形态旨在摧毁类似美国这样的政府。这样的观点至少不是八十年代的观点，也不是七十年代的观点，而是恢复了六十年代的观点。”70年代初，针对苏联对中国国家安全所构成的威胁，中国政府同美国这个意识形态对手缓和了关系，并与之搞反苏“一条线”。然而，直到80年代以前，中国外交仍然没有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对苏政策是在反对“社会帝国主义”的旗号下展开的，美帝国主义只不过是暂时被摆在次要地位。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正式确立了中国的新外交战略，其特点是强调独立自主，不结盟，突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重申反对霸权主义的时候，提出不同任何一个超级大国结成同盟和战略关系，不联合一家去反对另一家，并进一步靠拢第三世界。到这时，中国外交才真正从意识形态的束缚中走出来，意识形态在中国外交中的地位大大降低。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促使美国对华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因素也大为减弱。冷战结束后，遏制中国的“新冷战”始终没有打起来，很重要一个因素就是中国一贯主张不搞意识形态对抗，主张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加强对话和交往。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已经使中国深受其益，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能顺利推进，与有一个良好的、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是分不开的，而这种良好的外交环境又来源于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个长期的事业，邓小平说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变，那么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也应该长期坚持下去。只要中国坚持和平外交，不强调意识形态差异和对抗，美国的意识形态外交也就失去了一个重要动力和借口。
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内政策也会影响美国意识形态外交。当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斯大林模式的经济体制的时候，美国自然会感到社会主义是与自由市场经济格格不入的，是与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相抵触的。而当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不断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和世界市场之后，美国则感到它自己与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上有互惠互利之处。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已走上不归之路，这有助于减弱美国对中国推行意识形态外交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