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共产主义“大失败”，美国及资本主义世界“不战而胜”，于是美国人宣布“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我们可以按照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和理想建立一种新的国际体系了”。冷战结束不仅使“威胁”了美国40多年的“共产主义不断扩张的时代”终结，而且还如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所宣称的，使“西方自由民主已取得最终胜利，再没有什么意识形态力量可以挑战西方的自由民主”。杰里尔·罗赛蒂对冷战后的反共主义形势做过如下分析：“首先，美国人可以肯定共产主义在美国很可能不会再有吸引力了。所以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人没有理由担心共产主义的威胁了。第二，尽管很多极端组织仍然能够看到共产主义的幽灵还在游荡，但国际共产主义的衰落意味着反对共产主义已不再是保守派的首要任务了。换言之，保守派和右翼势力已经改变了他们的政策，贯穿于整个20世纪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共产主义已不再具有象征意义，抵制它们已难以像过去那样成为团结保守派和吸引美国公众支持的口号了。第三，共产主义的威胁已不再是需要存在庞大的国家安全机构及其下属组织的依据。”罗赛蒂的分析基本符合实际情况。理查德·鲍厄斯认为，在反共主义者看来，尽管共产主义仍然存在于古巴、北朝鲜、越南和中国，但前途并不美好，“作为世界历史上的一支力量，共产主义已经死亡”。与之相应，反共主义的历史也应该结束。在这种认识的支配下，许多以反共为宗旨的刊物和组织都不再运作，声称它们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据此，反对共产主义不应该在美国外交政策中占有重要地位。理查德·哈斯将冷战后美国所要对付的“困难角色”分为三种类型：“第一，那些能对美国及其公民构成威胁的角色，它们可能是能够攻击美国领土的武器（飞机或导弹）或恐怖主义活动。第二，那些对亚洲、海湾地区和欧洲等关键地区的权力平衡构成威胁或潜在威胁的角色。第三，无赖国家（伊朗、伊拉克、利比亚、北朝鲜、可能也包括叙利亚）、与美国没有盟国关系的大国（中国和俄罗斯）以及形形色色的恐怖主义组织。”在这里，共产主义国家只是“困难角色”中的一小部分，而且主要并不因为它们是“共产主义国家”。
然而，认为共产主义已不再是威胁并不等于美国会完全放弃反共主义意识形态。从反共主义产生根源和冷战前美国反共的历史可以看出，是否对美国构成威胁只能决定反共主义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程度，而不能决定反共主义是否存在。冷战前，共产主义并未对美国构成直接威胁，但美国仍贯彻反共主义。从近10年来的美国外交政策来看，美国当权者和战略家们并没有从冷战思维中完全解脱出来，他们要实现在地球上彻底“铲除”共产主义的目的。一方面对仅存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仍然采取敌视的态度，并奉行“遏制”加“西化”的战略；另一方面对非社会主义国家中带有“共产主义色彩”的力量进行打压，以图阻止其发展壮大。比如在俄罗斯，1996年美国就极力阻止俄罗斯共产党的候选人久加诺夫当选为总统，以防共产主义“死灰复燃”；在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中，美国政要的一个潜台词就是，要搞垮“欧洲最后一个共产主义堡垒”。不过，“反共主义”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中已较少地直接表现出来，而是更多地以间接的形式表现出来，渗透在外交政策的各个方面。
虽然冷战后“反共主义”一词在美国外交政策文件和美国政要的言论中已不多见，而且反共已经不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最主要目标，但是这一思想却贯穿、渗透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中。其主要表现形式有两方面，即强调推进西方民主和进行人权外交。近年出现的“新干涉主义”中也渗透着反共主义因素。
一、推进西方民主
在冷战期间，推进西方式或美式的民主是美国推行反共反苏战略的一个重要手段。在美国人看来，反共与推进民主是一致的，因为“共产主义已成了民主的反义词”。因此，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反共的最终目的又是为了“捍卫”民主。就如美国学者J·斯帕尼尔所说的：“美国外交政策的基本方针就是通过联盟，来支持一切新、老民主国家，美国外交的根本目的毕竟是要在一个双方敌对的世界上保卫民主的社会秩序。在美国战略家的心目中，冷战结束，不仅东欧国家走向民主，而且苏联开始走向民主，共产主义世界被‘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吞没’，自由民主已克服世袭君主制、法西斯与共产主义这类相对立的意识形态，因此形成‘人类意识形态进步的终点’与‘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也构成‘历史的终结’”。换个说法，这些战略家们的意思就是，“美国战胜共产主义将开创现有的民主国家与渴望建立民主制度的国家之间展开和平竞争的时代。”不过，美国并不想让这种“时代”顺其自然地发展，而是要极力推进其进程。美国人“相信全世界正在进行一场民主革命，用不了多长时间，西方的人权观念和政治民主形式将在全球盛行，因此促进民主的传播便成为西方人首要的目标。”美国的战略家们迎合这种形势和“民意”，为政府出谋划策，提出应该乘胜前进，将民主化向全球推进，并大声疾呼“现在该是建立民主国际的时候了”。尼克松、基辛格、布热津斯基、亨廷顿……这些在美国及世界都很有影响力的战略家们，虽然战略思想各异，但都提出了要在世界推进民主的主张。
美国政府完全接受了这种建议。1990年，布什政府就将“促进一种有利于我国的民主制度以及其他自由国家能够兴旺发达的和平、自由和进步的国际环境”作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目标之一。在1990年1月31日发表的国情咨文中，布什总统说得更加明确：“40多年来，美国和它的盟国一直在遏制共产主义，以确保民主继续存在。今天，由于共产主义开始崩溃，我们的目标必须是确保民主向前发展，在缔造和平与自由的最大希望——一个伟大的并且不断扩大的自由国家联邦——方面走在前面。”国务卿詹姆斯·贝克说得更透彻：“在遏制之后等待着的是民主制”，“我们的新任务是促进和巩固民主制度”。在1992年日内瓦人权会议上，美国副总统奎尔宣称：“我们庆幸的是，共产主义革命的崩溃、冷战的结束和民主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没有发生意外的事故……美国支持世界范围内的民主革命。”1993年1月5日，布什总统退职前夕在西点军校的讲话中提出要建立世界新秩序，并将“民主”做为新秩序的重要内容。他说：“我们的目标是，利用冷战结束这个前所未有的机遇，努力为这个新世界建立一种新秩序，各国政府要对内实行民主、宽容和经济自由的政策，对外则承诺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不可避免的争端，不威胁或使用武力。”布什还进一步将“促进民主”与“美国领导世界”联系起来：“冷战以后，美国成了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职责就是运用自己的道德与物质资源，以促进民主与和平。我们有责任、也有机会进行领导。没有其他国家能担当这一职责。”这里，促进民主、建立世界新秩序、美国领导世界三者是密切相关的，其中美国领导是目标，促进民主和建立新秩序则是手段。在布什看来，世界新秩序要由美国来领导，促进民主也应该在美国的领导下进行。
在推进民主方面，克林顿政府完全继承了布什政府的政策。1992年大选期间，民主党候选人比尔·克林顿反复强调推进民主是他将要领导的政府的首要考虑，在一次重要竞选演说中谈到对外政策时，他用整个篇幅谈论民主化问题。1994年，克林顿政府更明确地将推进民主同维护安全和经济利益并列为国家安全战略三大目标之一。克林顿指出，“这个新时代新的国家安全战略”的主要目标是：“用准备好进行战斗的军事力量，可靠地维护我国的安全。促使美国经济重新恢复活力。促使国外民主的发展。”此后，克林顿政府基本坚持了这三项目标，只不过是在表述上有点差别罢了。比如1998年底公布的美国《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就这样表述美国的安全战略目标：“加强我们的安全。促进美国的经济繁荣。推动海外的民主。”并称“促进民主”是美国国家战略的“第三个核心目标”。时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安东尼·莱克在1996年的一次演讲中对民主外交的目标表达得更为明确：“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们一直在捍卫我们的观点，它虽然拥有许多名称，诸如宽容、自由、文明与多元性，但其面孔是持续不变的，即民主社会。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们在世界上的特殊任务就是捍卫、扩大和加强民主国家的共同体，反对所有的新威胁，抓住所有的新机遇。”
有的学者根据克林顿政府外交战略的特点，将其概括为“民主的扩展战略”。这个战略有4个要点：1）加强市场民主的共同体；2）在可能的地方培育并巩固民主国家和市场经济；3）反击对民主国家的侵略，支持敌视民主的国家内的自由主义化；4）帮助民主政体和市场经济在人道主义存在严重问题的地区扎根。
克林顿政府不仅明确了民主外交的目标，而且还制定了实施民主外交的方案。在1994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克林顿为“扩大全球的民主领域”提出了一系列已经采取和将要采取的具体措施：扩大美国对俄罗斯和前苏联的其他新独立国家的民主和市场改革的支持；发起一系列的主动行动来支持中欧和东欧新成立的民主国家；美国与美洲国家组织合作，帮助危地马拉扭转一次反民主的政变；美国政府在加强联合国对海地军方统治者的制裁的努力中发挥了领导作用，朝着恢复民主和海地经过民主选举产生总统的目标迈进；美国总统邀请西半球的民主国家举行一次前所未有的首脑会议，讨论在支持本半球的民主以及相互繁荣的持续发展方面的合作；美国加强对南非的支持，因为它举行选举，并且成为一个多种族的民主国家；政府开始实行旨在防止危机的各种政策，比如，新的维持和平的政策和拟议中的修改对外援助法。
从实践上看，克林顿政府确实贯彻了推进民主的战略方针。一方面打击那些“不民主”的国家，比如制裁古巴、教训伊拉克、指责缅甸军人政权、对中国的人权问题指手划脚，甚至对新加坡、马来西亚这样虽经民主选举，但长期一党执政的国家也不表示好感。特别是在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中，美国更是强调战争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捍卫南欧国家的民主制度，并维护欧洲这个“美国的民主桥头堡”的和平与稳定。另一方面支持那些正在走向民主的国家内的民主力量，比如对俄罗斯，在1996年总统选举时，为保证“民主斗士”叶利钦能继续当上总统，在选举前夕向俄提供100亿美元的贷款。再比如对南联盟，1999年11月3日，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在华盛顿会见南联盟反政府人士之后表示，如果南联盟总统米洛舍维奇在国内举行“自由和公正的”选举，美国将结束对南的经济制裁并且参与南战后重建计划。她还说，美国政府现在希望向塞尔维亚人表明，自由选举会大大提高他们的日常生活，并以此促进塞尔维亚发生民主变化。
美国对民主与非民主国家的爱憎，冷战后与冷战期间形成了鲜明对照。比如对印度与巴基斯坦的政策，冷战时间，美国因为反对印度，一直支持巴基斯坦，即使是军事政权；而当1999年10月巴基斯坦发生军事政变时，美国却没有对之表示好感，克林顿总统呼吁在巴恢复宪法民主。同时，美国进一步改善了与印度的关系。特别是2000年春克林顿访问印度时，大谈“世界人口最多的民主国家”和“世界最强大的民主国家”之间的合作。全然不顾印度是一个美国概念中的“无赖民主国家”，经常干一些不符合美国的人权标准的事，比如对待妇女和少数民族以及“不可接触者”的做法、占领克什米尔地区的印度军队的虐待当地穆斯林的行为、支持在其邻国制造混乱。在纽约的人权观察组织总干事肯尼思·罗思批评美国的这种作法说：“美国之所以经常忽视这些纪录，是因为印度大多数政府是经自由选举产生的”，虽然“印度具有一个民主国家的许多特征。但是在边际人口以及明显的安全威胁方面，如果认识不到其政治制度天生的缺陷而把印度看作是一个民主国家就显得太轻率了。”
克林顿对他在推进民主上的功绩还是感到相当满意的。1996年底，在大选获胜后不久在澳大利亚众议院发表讲话时，克林顿明确表示，在他的第二任期内要“负起特别的责任”，“在世界各地推进民主”。他还颇感自豪地宣称：“今天，地球上2/3的国家和一半以上的人民处在由本国人民选出的政府的治理之下，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在1997年1月的就职演说中，克林顿又表达了同样的意思：“现在，有史以来第一次，在这个星球上生活在民主制度下的人民多于生活在独裁统治下的人民。”
从克林顿所提出的措施和实际行动中能够看出，冷战后美国不再将反对共产主义、对付社会主义国家作为其外交的主要目标。但是，尽管这样，推进民主这一战略目标本身就已经将世界上的国家划分为两类，即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而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自然都被划在了与民主国家对立的阵线，成为“民主战略”的进攻目标。正如布热津斯基所说：“欧洲是美国的天然盟友。它与美国有共同的价值观和大体相同的宗教传统，实行一样的民主政治，并且还是绝大多数美国人的祖籍地。”“欧洲也是向欧亚大陆腹地逐步扩展民主的跳板。欧洲的东扩将巩固九十年代民主的胜利。”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原来以对抗苏联为存在基础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换言之就是美欧同盟）和美日安保体系（即美日同盟）在苏联威胁已经不存在的情况不仅依然存在，而且还都强调共同的价值观是维系同盟关系的纽带。在冷战期间，美国把世界各国分成三部分，即好的、坏的和其余的。共产主义国家是坏的、美国的反共盟友是好的、其余的是不重要的。冷战后，美国心目中的阵线更简单了，只有两部分，即民主的和不民主的。冷战思维的痕迹清晰可见。
二、人权外交
美国的人权外交早已有之。有人认为：“从独立战争到现在，关心人权一直是美国外交政策词语中的一个主要论题。”当然，较明确给外交政策注入了人权内容的是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威尔逊“理想主义”外交的很重要内容就是捍卫人权。1917年4月，美国宣布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威尔逊声称美国参战的目的是“捍卫人类的权利”，当时，威尔逊被“公认为世界各地人权的保卫者”。当然，美国参战的真实目的是维护美国的利益，争夺世界霸权。以后历届政府都在其外交政策中注入了人权外交的内容，并将人权外交与反共主义结合起来。特别是冷战开始后，他们把共产主义看成是对世界“自由”与“和平”的最大威胁，“在他们的头脑中，人权与自决的目标几乎变成了反共主义的同义语。”但是，在美国外交史上，明确提出人权外交口号并将人权问题作为外交政策核心内容的是卡特政府。1977年1月20日，卡特在他的总统就职演说中宣称：“我们对人权的崇奉决无条件可言……数量益增、日趋公开觉醒的人民，现在正渴望和要求在阳光下挣得一席之地，他们所要求的并非仅只是改善自己的物质条件，而是基本的人权”；美国“在这个新开端的日子里所要担负的最为高尚和最为雄心勃勃的任务，就莫过于帮助建立一个公正、和平、真正符合人道的世界”。此后，里根、布什、克林顿，都将人权外交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克林顿政府，在“美国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还将促进人权与促进民主并列，作为“国家安全战略的第三个核心目标”。
美国之所以乐于搞人权外交，有着深厚的社会历史根源。首先，推进人权事业是美国的一个外交“理念”。曾任过卡特政府国防部长的哈罗德·布朗（HaroldBrown）说过：“美国的人权政策应该建基于对民主原则和制度十分重要的理想”，“美国在承认朋友和敌人之间差别的同时，还是应当施加压力使朋友和敌人都遵守人权和政治权利的准则，向他们表明剥夺人权既是道义上的缺陷，也是政治上的过错。”这是人权外交的一种表述。这里，人权是作为一种外交理念而起作用的。约瑟夫·奈说得非常明确：“美国人很少同意把纯粹的现实政治作为指导原则，人权和减轻人道主义灾难长期以来一直是我们对外政策的重要方面。”“人权政策本身并不是对外政策，它是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部分。”
人权是与美国价值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并构成美国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价值观的核心内容是个人主义和自由，而美国人权观的最大特点就是重视个人的权利。美国价值观是美国的立国之本，对美国人的思想和情感有着深刻影响。美国人普遍认为，美国的价值观是世界上最完美的价值观，应该在世界推而广之，让全人类共享，而美国则负有义不容辞的“推广”责任。所以，关心它国的人权问题是美国人（至少是那些关心政治、有社会责任感者）的普遍心态和情感，在这方面，美国当权者与公众存在着高度的一致性。价值观肯定会影响美国当权者的政策倾向以及公众对政策的认同感。
其次，搞人权外交有利于美国政府赢得选民的支持。美国实行议会民主政体，选民的意志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着政府的去留。因此，任何一届政府在制定内外政策时都要尽可能地迎合选民的心态和情感。人权外交在美国非常有民意基础，因此是美国政府用以笼络人心、争取选民的一个常用的有效手段。卡特总统在中美建交三个月后签署的《与台湾关系法》中就载有这样一句话：“维护并促进全体台湾人民的人权是美国的目标。”主要用意是迎合美国人的情感。1992年大选时，克林顿抨击布什政府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国太软弱，并攻击中国是“萨达姆式的暴君统治国”，为其赢得了不少选票。90年代末，在克林顿政府调整对华政策、重视发展美中关系的同时，在美国出现了一股影响颇大的反华势力，这股势力之所以能兴风作浪，相当程度上也是迎合了美国公众在人权等问题上的情感。1998年克林顿访华，是顶着相当大的压力、冒着一定的政治风险而成行的，他在访华期间大谈人权问题，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缓解国内的压力，向公众做出一种姿态。
再次，搞人权外交有利于增强西方国家之间的凝聚力。价值观是美国维系与西方盟友关系的重要纽带。在苏联威胁消失后，西欧与日本对美国的离心倾向增大，在许多国际事务中不与美国步调一致。搞人权外交容易在与美国有共同价值观的盟国中引起共鸣，从而有利于美国争取其盟友的支持。比如1998年底空袭伊拉克，西方盟国中只有英国与美国一起行动，法、德等国则持反对态度；而在1999年的以人道主义为旗帜的科索沃战争中，美国就争取到了绝大多数西欧国家的支持。再比如，日本与西欧在对华政策上与美国有相当大的分歧，但在人权问题上，却经常与美国一道反对中国。
第四，搞人权外交有利于树立美国的外交形象。高举人权旗帜，容易欺骗世界舆论，混淆公众的视听，好像美国是为了全人类的利益而斗争，从而掩盖了它对经济、战略等利益的追求。
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人权外交是美国推行其外交意图的重要手段。按照美国的人权标准，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权状况在许多方面确实不如美国，这样美国就可以随时利用人权这张牌来打压它所不喜欢的国家。这从美国对不同国家、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采用不同的人权标准就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美国搞人权外交的实质就是为它随意干涉别国内政，在外交上打压它所不喜欢的国家制造借口和便利条件。
从“反共主义”角度讲，美国人权外交一出笼就成了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武器。卡特政府提出人权外交时，虽然矛头所指范围很广，包括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但重点还是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人权外交构成了卡特政府反苏反共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用意就是用道义的力量来弥补军事力量的不足。对此，美国学者劳伦斯·肖普曾评论道：“人权运动给美国对外政策增添了道义方面的内容。这有助于树立一种为美国在越战后重建霸权所迫切需要的仁慈、正直和正义的形象，有助于使美国卷入和平干涉世界各地的政治斗争合法化。简言之，人权运动可以使美国摆脱越战后处于守势的地位，开始再次采取进攻性姿态。”布热津斯基说得更加明确：“倡导尊重人权影响巨大，意义深远，可加速共产主义衰亡的进程。”苏联东欧剧变后，美国继续将人权外交作为打压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手段，并将主要矛头转向了中国等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其反共主义倾向是显而易见的。
当然，在美国国内，对如何推行人权外交存在着分歧。有人批评克林顿政府目前所采取的“双重标准”的做法，尤其是用人权利益来换取经济利益或安全利益的做法。他们主张，美国应当将推进人权作为一个独立的外交政策目标，不应将人权从属于经济和安全，并且应该放弃采用双重标准的做法，尤其是对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不能为了经济利益而牺牲人权利益。但是也有人认为，美国在推行人权外交时应当考虑到各国的具体国情，要同它们的政治、经济总体进步情况联系起来，尤其是要服从于美国的根本国家利益。耶鲁管理学院主任杰夫里·加藤提出，美国所应实行的积极的人权政策应当遵循这样几个原则：第一，人权政策应当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第二，推进人权的标准不应当出自于主观意识，而是实际运作；第三，美国政府不应将人权同贸易挂钩，就像曾经威胁中国要取消最惠国待遇那样。上述这两种观点只是在推行人权外交的具体方式、方法上存在分歧，而在推进人权这个大目标上是一致的。
三、“新干涉主义”
对它国进行干涉一直是美国对外关系的一项重要内容。从1798年至1945年这147年中，美国军队侵犯其他国家168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全世界60多个国家进行了干涉。随着“干涉”的实践，在美国逐渐形成了为实践辩护的理论——干涉主义。干涉主义最早可追朔到20世纪初。1904年，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在国情咨文中说：“在美洲和在其他各地一样，如果有哪一个国家祸乱时起，政事弛废，结果使文明社会的关系为之破坏，最后一定需要由某一个文明国家出兵干涉。这就会迫使美国不得不对那些公然目无法纪或政事弛废的现象执行国际警察的权力”。行使国际警察的权力，对目无法纪或政事弛废的国家进行干涉，这就是“干涉主义”的核心内容。在冷战期间，美国将“干涉主义”与“反共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将“反对共产主义的威胁和扩张”作为其推行干涉主义的主要依据和内容。
冷战后，“反共主义”不再适合作为对外干涉的依据，于是美国开始为干涉行为寻找新的理论依据。随着对外干涉的实践，从海湾战争到在索马里“重建国家”的干预升级，到入侵海地，再到占领波斯尼亚，直到科索沃战争，美国的“新干涉理论”逐渐形成。乔治·布什总统退职前，在提出建立美国领导的世界秩序和促进民主的外交目标的同时，提出了他的干涉理论。他强调：“真正的领导地位要求具有使用武力的愿望。而且武力可以作为一种外交手段的有益后盾和补充，如果需要的话，还可以作为一种临时性的替代方案。”“如果利害关系要求这么做，如果使用武力能起作用，如果没有其他的有效政策，如果对使用武力的范围和时间加以限制，如果潜在的利益值得我们付出这些潜在的代价与牺牲，那么作为一项政策来说，使用武力是有意义的。”虽然布什没有系统提出“新干涉主义”的观点，但是他已将军事干涉与推进民主联系起来。这实际上是“新干涉主义”理论的萌芽。
1996年，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安东尼·莱克在一次演讲中提出了7项美国需要使用武力的情形，其中第四项是，“维护、促进和保卫民主”；第七项是，“出于人道主义目的，与饥荒、自然灾害以及严重践踏人权的行径作斗争”。这里，莱克将使用武力与民主和人权问题联系起来，“新干涉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已经具备。
在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期间，在干涉行为达到登峰造极程度的同时，美国及其帮凶英国将“新干涉主义”理论更加明确化、系统化。对美国来说，对“新干涉主义”的明确阐述是与“克林顿主义”的提出相伴而生的。1999年6月，克林顿对北约“维和”部队发表了演说，提出：“如果有人出于种族、民族背景或是宗教的原因追赶无辜平民，试图对他们进行集体屠杀，而我们又有能力予以制止，这时我们可以向全世界人民——不管是在非洲、中欧或是其他地方——声明，我们将制止这种行动。”这是对“克林顿主义”的最集中阐述。说白了，所谓克林顿主义就是美国据以进行海外军事干预的原则，其核心就是“人道主义干涉”，实质是强制推行美国的价值观，贯彻美国的“民主外交”方针。实际上，新干涉主义就是克林顿主义的核心内容。
新干涉主义有两大理论支点：一是“捍卫人类普遍的价值观”，认为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西方价值观是普世的，应该推广到全球，而西方国家则有推广的“权利”和义不容辞的“义务”。在科索沃战争期间，布莱尔声称“我们不是为土地而战，而是为价值观而战”；克林顿提出“文明世界不能容忍种族清洗和滥杀无辜”的原则，美国要为维护这个原则而战。二是“人权高于主权”，提出“人权无国界”、“主权有限论”、“主权过时论”等观点。布莱尔声称“国家主权不及人权和防止种族灭绝重要”。
就第一个支点来讲，它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美英等西方国家一直把捍卫它们的价值观作为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冷战期间，它们认为共产主义是西方价值观的最大敌人，所以在它们的词语中，“反共”取代了“捍卫西方价值观”。冷战结束后，西方认为，“共产主义大失败”，已不再对西方价值观构成直接威胁，于是“捍卫西方价值观”又被推到了外交政策的前台。不过，颇为值得注意的是，冷战后，“捍卫西方价值观”已经与军事集团联系在一起。北约战略新概念和重新定义了的美日同盟都特别强调以共同的价值观为基础，而科索沃战争从某种意义上说则是美欧同盟捍卫共同价值观的一次实践。
颇具“创造性”的是第二个支点。虽然西方国家早就大力倡导、推行“民主外交”、“人权外交”，但一直没有在理论上突破传统的国际关系准则，即“国家主权神圣不可侵犯”原则。然而，传统的主权原则对西方国家的干涉行为构成了严重障碍，使其不名正言顺。“人权高于主权”论为它们干涉其他国家内政提供了不错的理论依据和极便利的借口。按说，“人权高于主权”的荒谬性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如果可以因人权而对主权国家进行干涉的话，那么就会出现一系列难以解决的问题：第一，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进行干涉？侵犯人权的程度如何界定？事实表明，西方国家在因人权而进行干涉时，并不是一视同仁的，而是有选择的，并且实行双重，甚至多重标准。与科索沃战争相距时间并不长，在克罗地亚、卢旺达、塞拉利昂、车臣、达吉斯坦和东帝汶等地，美国就对种族清洗和残杀无动于衷。第二，采用什么样的手段进行干涉？是否可以像北约对南联盟那样，以更大的人道主义灾难为代价来维护“人权”？第三，由谁来进行干涉？是由联合国还是由北约这样的地区性组织？如果是后者，又由谁来干涉它自身的人权问题？当然，西方国家的潜台词是，它们是维护人权楷模，应该由它们来行使评判、干涉别国人权问题的权力，于是什么时候、对谁、怎样进行干涉，也要由它们来定夺了。在人权问题上，西方似乎是当然的主宰，而其他则处于被主宰的地位。
从两大理论支点不难看出，“新干涉主义”实质上就是为西方国家自己的利益服务的工具，在这一点上它与殖民主义、反共主义等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别。“新干涉主义”不仅散发着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气味，而且还具有浓厚的“西方中心论”的殖民思维色彩，特别是与“民主外交”、“人权外交”一样，渗透着反共主义的因素。就连曾任过美国国务院政策顾问、现任对外关系委员会主任兼高级研究员的罗伯特·曼宁教授都认为：以人权高于主权为实质内容的克林顿主义符合美国的冷战思维。
冷战后，随着美国“民主外交”和“人权外交”的推行，出现了一些为美国外交政策提供理论依据的国际关系理论和思潮，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民主和平论”与“文明冲突论”以及“历史终结论”。同美国的外交政策一样，这些理论也都隐含着强烈的反共主义倾向。
一、民主和平论
“民主和平论”并不是新鲜事物。早在200多年前，德国古典哲学的奠基人伊马纽尔·康德就在其1795年撰写的《论永久和平》一文中提出了由自由国家联合起来建立“永久和平”的设想。康德认为：由于共和制国家比其他政体更乐意接受一个和平的、有约束力的国际法，因此它们更为和平，并强化建立在自由国家联盟之上的国际法则。康德的设想对后来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理想主义学派产生了重要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初期，美国第28届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提出了以“使国家和世界民主化”为核心内容的理想主义，第一次将美国民主与世界和平结合起来，认为“和平有赖于民主的传播”。就连反对威尔逊政府对外政策的西奥多·罗斯福也认为，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理由是，“若德国战胜，击溃英国舰队，摧毁大英帝国，那么一两年之内德国就会坚持要控制中南美洲”。而他却不担心英国控制大西洋会危害美国的利益。换言之，在罗斯福看来，英国霸权要比德国霸权安全，因为英国是民主国家。
迈克尔·亨特在《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一书中揭示了“民主和平”思想对杜鲁门政府推行对苏遏制政策的影响：“一方面，像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是天生爱好和平的，即使有不足之处。最基本的假设（用哈利·杜鲁门的话）是：‘人民在国家政策形成中的声音越强烈，侵略危险就越小。’另一方面，反民主的国家，无论是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还是纳粹，可能依赖追求一个敌对过程并向外扩展权力，就像他们在国内追求压制政策一样。正如杜鲁门的有影响的国防部长詹姆斯·佛瑞斯托尔（JamesForrestal）1948年宣称的，‘专制主义，无论其形式如何，都有无情地、强制性地侵略的倾向’。”
1983年，美国学者迈克尔·多伊尔在《康德、共和政体的遗产和外交事务》一文中正式提出并系统阐述了“一个自由民主国家同另一个自由民主国家从不打仗”这一命题，被学术界认为是“民主和平论”的创始人。不过，在90年代以前，“民主和平论”的影响并不很大。
进入90年代以后，美国的一些学者对“民主和平论”的兴趣陡然大增，纷纷著书立说，对迈克尔·多伊尔的观点进行大力阐发，从而形成一套较完整的理论。不过，“民主和平论”在美国国内也引起了争论。1997年，迈克尔·布朗等人将讨论“民主和平论”的文章汇编成书，以《对民主和平的辩论》为题出版。
“民主和平论”的主要论点是：从200多年的国际关系史的现实看，实行民主制度（指欧美成熟的西方民主制度）的国家很少或不易彼此开战；当它们之间产生利益冲突时，它们很少威胁使用武力，而是采用和平的方式加以解决或调和；即使有一定程度的冲突，也多半被有效地抑制在战争的临界点以下。民主国家之所以不互相进行战争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是自由民主制度的约束，即民主国家的国内政治机制和公共舆论对政府起着有效的监督和平衡作用，进而制约政府的外交决策；二是民主理念和传统所形成的自律，即民主国家之间有着相互尊重、合作与妥协的共同特点。
值得注意的是，“民主和平论”在美国以外的西方国家也很有市场。比如西班牙学者费德里科·马约尔在谈论民主问题时就说：“民主教育就是和平教育。”这里他也将民主与和平紧密联系起来。
“民主和平论”在学术界特别是在中国引起了强烈反响，许多人对这一理论持批评态度，指出了这一理论中的种种逻辑错误和与事实相违背的地方。1995年5-6月号的美国《外交》季刊发表了一篇题为《民主化与战争》的论文，对“民主和平论”进行了修正。文章将国家分成五种类型，即民主型、专制型、混合型、由专制型向民主型过渡和由混合型向民主型过渡；通过对它们进行统计分析得出结论，两种向民主过渡型国家最倾向于同他国进行战争，而民主型、专制型和混合型则较少倾向于战争。文章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就长期而言，稳固的民主制度区域的扩大，可能会增强和平的前景。就短期而言，在使动荡的过渡时期（指民主化）所存在的危险减至最小程度方面，仍然有许多工作要做。”这一修正明确将能够带来和平的“民主”限定在“稳固的民主制度”这一范围内，并承认正在民主化的国家反而增大了进行战争的倾向，从而使得“民主和平论”显得更加与事实相符，立论更加稳固。
从某种程度上讲，民主和平论有其合理的因素。首先是半个世纪以来民主国家之间未发生过战争这一经验事实是不可否认的。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尽管世界上发生了上百次的暴力冲突乃至战争，但这些冲突和战争没有一场出现在成熟的西方民主国家之间；而民族主义国家之间、共产主义国家之间、民族主义国家和共产主义国家相互之间、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之间却经常发生冲突和战争。其次是民主国家内部确实存在着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平衡机制，国家在重大决策特别是外交决策上失误的机会较少，而战争是对一个国家的根本利益利害攸关的事情。
当然，这一理论存在着明显的偏颇。其一是民主与和平之间并不存在着的必然的因果关系，民主既构不成和平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二战后美国、西欧和日本之间没有发生战争，是由许多因素决定的，如苏联因素的存在、反对共产主义上的一致性、核武器的威慑作用。就如美苏之间未发生战争这一事实并不能证明核大国之间就永远不会发生战争一样。其二是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发生过战争这一经验事实表明，民主国家同样有进行战争的倾向，并不像民主和平论者所宣称的那样，民主国家在战争问题上能进行“自律”。其三是美国发生过内战这一事实，表明民主的两股力量（应该说当时美国南方和北方都在实行民主制度）同样能互相开战，“如果民主标准和文化没有防止民主国家内战的发生，还有什么理由相信它们可以防止民主国家之间的战争呢？”
民主和平论之所以冷战后在美国兴盛起来并被看成是“国际关系中的自然法则”，是与冷战后美国外交战略的调整密切相关的。这一理论不仅为像尼克松、亨廷顿这样的国际问题权威人士所赞许，而且为克林顿政府所接受。早在入主白宫前，克林顿就在乔治城大学发表的竞选演说中专门谈论民主问题，声称由公民选择领导人的国家，比用其他形式组成政府的国家更倾向于成为可信赖的贸易和外交伙伴，更不易威胁和平。克林顿在当选总统后不久就宣称：“民主国家并不互相进行战争”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民主国家在贸易和外交上结成更好的伙伴；民主国家尽管有内在的问题，但为保护人权提供了最好的保证。”在1994年底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在将“促使国外民主的发展”定为美国外交三大目标之一的同时，克林顿阐述道：“民主国家不大可能给我们的利益构成威胁，它们更可能与美国合作，以共同对付给安全造成的威胁并促进世界经济持续发展。”“我们的国家安全战略是建立在扩大市场民主国家大家庭的基础上的”。在同年的国情咨文中，克林顿声称：从未有过两个民主国家之间进行战争的事情发生，这对为什么在海外推进民主会成为他的外交政策一大支柱做了最好的解释。1996年，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安东尼·莱克在一次演讲中宣称：“经验告诉我们，民主国家之间很少能发生战争或者滥用其人民的权利。这些国家致力于成为更好的贸易伙伴。在与各种可憎而偏狭的势力作斗争时，每一个民主国家都是潜在的盟友。”在1998年公布的《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克林顿强调：“民主国家的政府在面临共同的威胁时彼此之间更易于进行合作，鼓励自由贸易和促进经济持续发展。它们发动战争和侵占人民权利的可能性较小。”正如基辛格所说：“直到今天，和平有赖于民主体制推广这个观念，仍是美国思想的要义之一。”
与美国外交政策中存在着冷战思维一样，民主和平论中的冷战思维也是非常明显的。按照这种理论的逻辑，世界不仅被截然分成民主的和不民主的两部分，而且美国在海外推进民主还是符合全人类利益的；既然民主能带来世界的永久和平，那么美国在全世界推广西方式的民主则是非常正义的事业了，为了正义的事业，美国完全可以对它国的事务进行干涉；社会主义国家理所当然地不属于“民主国家”，从世界和平大局出发，应当实行“民主化”，向美国学习，甚至接受美国的“帮助”和“指导”，最后被纳入美国所领导的国际体系。
二、文明冲突论
如果说“民主和平论”在冷战结束前就已存在，那么，“文明冲突论”则纯粹是冷战后的新事物，而且完全是一个人的成果。1993年6-12月，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哈佛大学奥林战略研究所所长塞缪尔·亨廷顿教授在报刊上连续发表了数篇文章，提出并阐发了自己的新理论，其代表作是在美国权威的国际问题刊物《外交》上发表的长篇论文《文明的冲突？》。亨廷顿的理论一问世，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强烈反响，而且批评居多，包括很多美国学者在内的各国学者提出了许多批评、质疑，甚至是口诛笔伐。1996年底，亨廷顿出版了《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对他的理论进行更系统、详尽的阐述。
亨廷顿认为，在冷战后人类历史的新阶段中，国际冲突仍是不可避免的，但冲突的主要根源将不再是意识形态因素或经济因素，而是文明之间的矛盾。文明的冲突将取代民族国家之间的领土、主权、经济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冲突而左右全球政治，主宰未来的世界。他将冷战后的世界分成8个主要文明：西方文明、儒家（中华）文明、印度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和非洲文明。世界格局就取决于这8大文明的相互作用，而这些文明又倾向于冲突。文明冲突的一条主线，即可构成“未来世界政治轴心”的，就是西方国家与其他非西方国家之间的冲突，亦即非西方文明对西方力量和价值观的反应。西方所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伊斯兰文明挑战；二是儒教文明的挑战。其他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冲突性则较轻一些。对西方来说，最大的威胁是儒教文明与伊斯兰教文明结成联盟共同对付西方文明，而且这种联盟的可能性极大，已经在人权、武器扩散、中国争办2000年奥运会等问题上露出了苗头。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之所以会引起强烈的反响，一方面是因为他突破了传统国际政治理论的框子，提出了一套全新的观察和解释世界政治的理论模式。从理论创新角度讲，他“确有过人一肩之处”，尽管他将文明作为未来国际政治的主线，并将冲突作为文明之间关系的主要特征，还不为绝大多数学者所接受。然而，亨廷顿并不是普通的学者，他还是一位为政府出谋划策的战略家，他自己也明言，他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并“不是也并不打算成为一本社会科学著作”，“它渴望提出一个对于学者有意义的和对于决策者有用的看待全球政治的框架或范式”。既然是一位谋士，要提出对“决策者有用的”的东西，那么他就肯定站在一定的立场上，带有某种倾向性，就难免有局限性甚至是偏向和谬误。也许这是他的理论引起强列反响的更主要的原因。
实际上，“文明冲突论”的宗旨就是为维护西方文明的地位而出谋划策。亨廷顿认为，西方文明只此一家，并不是普遍适用的；现代化并不等于西化；已经有越来越多的非西方文明实现了现代化，而实现之后又都反对西方价值观而复兴本土文化，实行自我伸张。亨廷顿承认，西方中心主义已经完结，今后的世界将是越来越多元化或多极化的世界；西方正四分五裂，这种状况将为非西方国家所用；西方已经衰落。于是他大声疾呼要想法延缓西方的衰落，并为之提出许多建议。透视他的建议，不难看出其冷战思维的色彩。他首先呼吁西方国家要团结起来，“西方文明圈的人要同心协力，否则就会被分而治之”，为此必须加强美国和西欧的联盟关系，巩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将之作为“西方文明的保障机构”，而且还要明确北约的“主要目的就是保卫和维护这个文明”。在亨廷顿那里，“敌情观念”非常强烈，不仅有“黄祸”（指华人）、“绿祸”（伊斯兰），而且还有“黑色风暴”（黑人）和“邪恶的俄国人”，这些都是西方白人需要加以提防的。不过，亨廷顿还很有“统一战线”头脑，建议西方文明国家要加强同儒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以外的文明国家的关系，特别是同日本、俄罗斯、印度这些大国的关系。这完全是搞“集团对抗”，将世界分成“敌、我、友”的冷战思维模式。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亨廷顿所划定的西方文明的“死敌”之一——儒教文明中，包括了绝大多数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实际上是将社会主义国家摆在了美国这个西方文明中心的对立面。这也许不是有意的，但是如果联系亨廷顿有关推进民主的思想，可以断言，将社会主义国家纳入美国的“敌人”的范围是顺理成章的。他在一篇文章中曾这样看待20世纪：“20世纪可谓‘意识形态的世纪’。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国家主义以及自由主义等政治意识形态对民族和国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最终，20世纪将以自由民主主义这一意识形态的胜利而宣告结束。”可见，在亨廷顿的思想中，意识形态对抗是占有非常突出的位置的。给人的感觉是，在“文明冲突论”中，他用“文明”一词取代了“意识形态”。在《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这部著作中，亨廷顿不仅认为民主是最能“扩大和加深个人的自由”、“维持政治稳定”的政体，而且还有利于世界和平，“一个民主占主导地位的世界很可能是一个相对免于国际暴力的世界”。于是他进一步提出，“美国是现今世界中最重要的民主国家，其作为一个民主国家的身份与其对自由价值所承担的义务是不可分离的”，“美国人在发展适合于民主生存的全球环境中具有一份特殊的利益”，“自由、平等、和平的未来以及美国的未来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民主的未来”。这与美国推进民主的外交战略目标是完全一致的。
不过，与其他有关推进民主的理论比较起来，“文明冲突论”中的反共主义内容更隐晦一些。而且，这一理论与美国近期的外交目标更加吻合。美国政府想要重点收拾的几个“无赖国家”多数都被摆入了“儒教文明—伊斯兰文明”联盟中。正因为这样，“文明冲突论”出世后，虽然遭到学界的批评，但却深受美国决策层的欢迎。
三、历史终结论
如果说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是一种对未来世界和平持悲观态度的思想，那么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则是一种持乐观态度的思想。还在苏联东欧剧变刚刚开始的时候，出身于哈佛的政治学博士、在美国国务院思想库当副主任的福山就在新保守主义的期刊《国家利益》1989年夏季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历史之终结？》的文章。此文立即引起了很大反响，被译成多种文字，并被多国的报刊转载。以后，福山又出版了《历史的终结》一书，对他的思想进行了更为系统、详尽的阐述。
福山的核心观点是：苏联东欧的剧变不只是冷战的结束，也是意识形态进化的终点；西方的自由民主已经战胜包括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在内的各种极权主义，已经成为人类政治的最佳选择，也是最后的形式。福山这样表述他的观点：“关于做为一个统治体系的自由民主的正统性，一个值得注意的共识这几年已在世界出现，因为自由民主已克服世袭君主制、法西斯与共产主义这类相对的意识形态。可是，我更进一步指出，自由民主可能形成‘人类意识形态进步的终点’与‘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也构成‘历史的终结’。换言之，以前的统治形态有最后不得不崩溃的重大缺陷和非理性，自由民主也许没有这种基本的内在矛盾。”在福山看来，自由民主社会是人类社会的最后阶段和形式。当然，福山承认，这个最后阶段并不是尽善尽美的。历史的终结“并不是说，美国、法国、瑞士这些今日已安定的民主国家没有不公正或深刻的社会问题”。而且人类达到这一理想境地的进程也不会是一帆风顺的。“目前一些国家也许不能达成安定的自由民主；其他一些国家可能回到神权政治或军事独裁这一类更原始的支配形态。”但是，在福山看来，自由民主是人类进步的大方向，“自由民主的‘理念’已不能再改良了”。
福山继承了“民主和平论”的思想。按照福山的逻辑，将来人类都实现自由民主了，那么世界和平也就有了可靠保障。因为“自由民主会把希望自己国家被认为比其他国家优秀的合理欲望，改变为希望被认为与其他国家平等的合理欲望。在自由民主构成的世界中，因为所有国家都互相承认对方的正统性，引发战争的原因才减少。”
这里不想对“历史终结论”做详细介绍，只是要指出这个理论中所渗透着的反共主义因素。首先，福山将自由民主作为“人类统治的终点”，实际上是否定了共产主义作为人类社会最高形态的地位。福山认为：马克思也设定了一个“历史的终结”，即“共产主义社会”，但是苏联东欧的剧变表明，共产主义不会成为“历史的终结”。他还反驳一些社会主义者所提出的“资本主义全面的胜利，正是为下一阶段社会主义做准备；而社会主义运动只有在整个世界都进入资本主义的时候才有可能成功”的观点，指出：“过去几十年，只是为了实现那种‘可能’，世界上的某些国家已经尝到恶果，我想，没有那种可能！”福山的这种武断说法，反映了他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偏见。在他看来，“社会主义之下”是“恒常的贫穷”。
其次，“历史终结论”为西方国家推行意识形态外交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既然自由民主是人类的“理念”，那么那些“已经安定的民主国家”自然有义务和责任去促进人类“理念”的实现。而社会主义国家自然也就是需要促进的对象。尤其是从实现永久世界和平的目标出发，更应该大力推进自由民主。
尼克松在《超越和平》一书中提出有四个“强硬派共产党国家”，即中国、越南、古巴和北朝鲜。为了更好地理解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因素，有必要对美国对这四个国家的政策进行个案分析。
一、对华政策
美国的对华政策一直受“反共主义”的影响。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美国之所以推行反华政策，主要是因为中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并同苏联结为盟友。70年代初，出于全球战略利益，尼克松政府缓和了与中国的关系，联华抗苏。70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美国开始改变对中国的看法，认为中国正朝着美国所希望的方向演变。尼克松在1988年出版的《1999年：不战而胜》一书中说：“今天，美中两国人民在中国的发展事业中已结为伙伴。”布热津斯基在1989年出版的《大失败——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中称中国是区别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商业共产主义”，断言“共产党中国的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将继续改变国家以及贴在它身上的共产主义标签的性质。”“现代中国在进入21世纪后可能仍由共产党统治，但它将不再是一个公有制国家。”正是出于这种认识，在80年代的绝大多数时间里，美国对中国实行比较温和的政策，期望中国会演变成他们心目中的“自由、民主”的国家，全盘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和社会制度。当然，这期间中美之间也存在着共同的战略利益和经济利益。
然而，1989年的“六·四风波”使美国人的幻想破灭。他们感到，改革开放并没有使中国发生性质的变化，而只是使中国更加强大，这与他们的初衷是完全不符的。于是乎对中国的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中国一下子由最开明的改革者变成了最保守的国家。美国以保护人权为名对中国实行制裁。按说，此时美苏之间的竞争尚未结束，而中苏关系刚刚实现了正常化，美国更应该注意发展同中国的关系，以牵制苏联。可是美国却不能容忍中国的行为，宁可使中美关系急剧恶化。当然，中美之间毕竟还存在着共同的利益，美国并不想使两国关系完全破裂，在制裁的同时，美国也在寻找改善中美关系的转机。
从1989年10月起，东欧国家开始发生剧变。这使美国的对华政策增添了新的因素。美国决策层以为，国际局势还会有重大变化，中国也有可能重蹈东欧国家的覆辙。据此，美国政府在对华政策上又加强了施压的一面，试图以压促变。刚刚有了一点转机的中美关系又面临严峻考验。
不过，由于此时苏联尚未解体，美国在战略上仍有求于中国，美国的对华政策仍存在着两面性。1990年8月13日，布什总统向国会递交了《1991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表示“对话与接触”将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中心特点。
1991年12月25日，苏联正式解体、美国在冷战中完全“不战而胜”后，维系中美合作关系的最主要因素——战略上对付苏联——不复存在。许多美国人认为，随着苏联解体，美、苏、中战略三角关系消失，中国对美国来说不再重要，对中国的特殊待遇也应被收回。美国众议院亚太小组委员会顾问理查德·布什指出：“从我们的利益来看，美国的政治在地缘政治和价值上，我们已经赢得了冷战的胜利，所以在选择伙伴时，也更有发言权。”中美之间战略合作基础的丧失，使得两国关系的基础变得非常薄弱，从而使意识形态、价值观上的差异凸显出来。
更为严重的是，苏联这个让美国畏惧了40多年的战略对手的消失，使得美国在欢呼胜利之后，感到有些不知所措。正是反苏反共的外交政策使得美国国内各种力量高度统一起来，现在这种对手没有了，靠什么来维系美国社会的统一性。胜利之后的美国反而烦恼起来。正如科林·鲍威尔将军在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时所说：“我已失去了杀敌的力量，因为我已经没有了敌人。我被削减到只剩北韩和古巴。”于是乎美国的战略家们开始为美国寻找对手。日本，俄罗斯，伊斯兰国家，都曾被作为考虑对象，甚至在美国还出现了《未来的日美战争》这样的书。正当美国在为寻找新的对手而烦恼的时候，1992年之后，中国经济出现了新一轮的高涨，美国战略家们于是把目光转向了中国，随之，“中国威胁论”出笼并甚嚣尘上。
美国对中国经济迅速增长的反应是十分复杂的。一方面有些失望，感到“以压促变”的图谋破产了；另一方面又重新燃起了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的希望。尼克松在1994年写的《超越和平》一书中宣称：“‘第三世界’的说法已经过时了。由于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的崩溃，中国在经济上变得越来越资本主义而不是共产主义，现在只存在两个‘世界’。一个世界由发达国家组成……另一个世界由发展中国家组成”。他还说：“中国已经永远被抛入了世界市场。再回到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的经济隔绝状态已不可能。甚至最保守的强硬派共产党人，一面反对一切政治改革，一面也不得不支持自由市场经济政策。”“中国已不再是美国的敌人，它正在运用资本主义的工具去实现共产主义目标。”他还建议西方国家，要“把中国拉回到世界大家庭中来——但要作为一个伟大进步的国家，而不是作为世界革命的中心。”
然而，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也产生另一种效应，就是使一些美国战略家们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产生了疑虑。布热津斯基在1993年著的《失去控制：21世纪前夕的全球混乱》一书中提出了中国面临的三种全球性战略选择，表现出了对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疑虑。他说：“经济蓬勃发展、军事力量强大而又日益成为国际关注目标的中国，面前可能摆着三种全球性战略选择：
1、中国即使非常务实，实行可以称为‘商业共产主义’的政策，但仍称自己属于共产主义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它可能非常有意识地扮演世界穷国领袖的角色，与以美国、欧洲和日本为首的捍卫现状的联盟相对抗。
2、中国把经济实力变成政治军事力量，执意在亚洲繁荣区扩大影响，向日本的政治权势提出挑战。
3、中国更明确地放弃其残留的信条，决定成为全球现行社会体制的一部分，假定它被欢迎加入这一俱乐部的话。”
布热津斯基进一步指出，上述三种选择中，最受美国欢迎的是第三种选择，而前两种选择则会造成“全球混乱”，尤其是第一种选择，而“中国目前执行的政策在某种程度上似乎就是朝着这一方向发展的”。即使是第二种选择，也是同第一种选择密切相关的，中国“更大的可能是把意识形态挑战与军事挑战结合起来”。
布热津斯基提出的三种选择都与意识形态相关。如果中国放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就不会引起“全球混乱”，如果坚持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哪怕是“商业共产主义”，它就会引起“全球混乱”，威胁美国的利益。而前两种选择正是“中国威胁论”的主要根据。由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欧盟与日本的经济实力远远超过中国，而且经常与美国发生“经济战”，但美国并未将它们作为主要威胁。
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导致中国在很多事情上与美国的立场处于对立状态。正如美国学者贝茨·吉尔所说的：“美国与中国在许多问题上存在着根本性的分歧，比如全球化、民主化、国家与公民的关系以及人道主义干预等。尽管这些意见分歧不应夸大，但也不能忽视。”
除了“反共主义”外，“民主和平论”与“文明冲突论”也是“中国威胁论”的重要依据。中国经济、军事实力强大了会成为“威胁”，还在于中国不仅不是美国标准的“民主国家”，而且还是与西方文明相对立的“儒教文明”的核心国家。
进入90年代后，美国国内出现了对华政策的两派：遏制派和接触派。前者根据“中国威胁论”，提出要对中国实行“遏制政策”，就像当年对待苏联那样。遏制派一反冷战刚结束时轻视中国的态度，转而过分夸大中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增强，进而简单地推断出中国未来发展趋势和对外政策走向。他们认为，预计到2000年中国的经济将以年增长8%-10%的速度迅速发展，现在中国的经济总量已超过日本，用不了20年就会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实体，那时它将成为美国面临的最大的挑战者。而且中国还是有核国家、是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军事力量还在不断增强，今后一二十年内将成为地球上第二大军事强国。他们的逻辑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必然要对现存的国际秩序构成挑战，就像当年的德国一样。而中国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文明上与西方的差异，更使这种挑战不可避免。正如《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一书所说的：“人们看到，中国，一个幅员辽阔、终将变得十分强大的国家，而且是这个星球上尚存的最后一个共产党大国，正在以有违于美国利益、有悖于美国价值观的方式行事。”这反映出了这些人的另一个逻辑：在世界近代史上，西方从未有过真正容纳一个非西方强国的经历和经验，因而也就不可能有接受中国变得强大的思想准备和气度，因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与中国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遏制派的冷战思维和“反共主义”倾向是显而易见的，他们要遏制中国的理由是：中国不仅是美国战略上的对手，而且还是意识形态上的对手。
接触派认为，中国虽然对美国构成了潜在的威胁，但并不是现实的威胁，中美之间仍然存在许多共同利益，美国应该同中国接触，这样一方面可以满足美国的利益，另一方面有助于中国向美国所希望的方向转变。美国学者迈克尔·考克斯提出，美国对华政策应遵循三个目标：一是推进中国的经济改革，使之更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二是在国际事务中与中国合作，因为中国是个大国，有很大发展潜力，在外交上有影响力，而且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有核国家；三是为了保持地区力量均衡，特别是在应付来自俄罗斯、日本和朝鲜半岛的挑战上，美国需要与中国保持良好的关系。
然而，接触派也并未完全脱离开意识形态的影响。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埃兹拉·沃格尔（傅高义）认为：“中国共产党在改革方面已经取了很大的进展；其政策目标现在更多地是由全球市场、而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来确定。”这表明在他看来，只要中国越来越远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就等于越来越接近美国的目标。他还建议美国政府不能对中国放弃人权外交：“鼓励中国改善人权状况虽然不是美中关系中惟一重要问题，但仍然应是美国对华政策中的一个优先考虑的问题。”“美国人大会”会长丹尼尔·夏普说：“中国将日益强大。对美国来说，就是要鼓励中国将它的制度与世界其他部分接轨，与世界其他强国合作而不是对抗，以此来维持全球秩序。”可见，改变中国，正是接触派的目标之一。
在主张美国与中国接触的《巨龙——商业、经济和全球秩序中的中国未来》这部著作中，作者在建议美国政府加强同中国的交往和接触的同时，又提出：“与中国人交往，我们绝不能丢掉自己的价值观和信仰。”“如果愿意，我们可以传播我们的价值观念与信仰；在中国萌芽的观念市场中我们可以寻找传播这些观念的机会。”可见，传播美国的价值观是“接触”的重要目的之一。另一本“接触政策”的代表作《长城与空城计——中国对安全的寻求》，在批评美国政府在许多方面同中国搞磨擦的同时，仍然主张：“人权外交也必须是西方对华政策的中心组成部分之一。美国如果不为中国人权公开呐喊，将不仅忽视中国民主志士的命运，而且会损害美国公众对美中广泛合作的支持。此外，倡导人权也符合于西方谋求较稳定的世界秩序的利益。”总的来看，美国对华政策中的接触派在“反共主义”意识形态上与遏制派没有什么区别。
经过几年探索和徘徊，接触派的观点基本为美国政府所接受。1994年，当时任国务卿的沃伦·克里斯托弗在《美国与亚太地区的未来》这篇演讲中提出要对中国实行全面接触战略。但是“接触”的目的是为了“影响中国的发展”。他说：“今天，数百万中国人在收听收看西方的广播和电视。数百万人在发展迅速和充满活力的私营部门从事与他国的贸易。这是一个必须给以鼓励的趋势。”“但光有经济自由是不够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宣布了一项有力的新计划，去促进中国的人权和民主。”他进一步提出：“如果中国的伟大实验要获得成功的话，政治民主最终必须随着经济民主的展开而展开。”“我们的全面接触战略提供了影响中国发展的最好机会。在那方面，我们将促进我们的安全、我们的繁荣和我们的价值观。”可见，与中国全面接触，对美国外交战略的三大支柱都可以起到促进作用，当然包括民主这个支柱。
1997年10月24日，在江泽民主席即将访美之际，克林顿总统在美国之音发表了题为《中国与国家利益》的演讲。在指出中美之间存在着许多共同利益，发展中美关系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后，克林顿又表示：“虽然我们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增长的相互依赖关系可以对中国产生自由开放的效果，但这并不表示目前我们应该或可以忽视中国对人权或宗教自由的践踏，也不表示我们无法加快自由化的脚步。”他进一步声称：“美国必将会继续为人权挺身而出，大声谴责中国或世界其他地区践踏人权的行为。不这么做的话，等于是与我们美国人所坚持的一切背道而驰。”可见，接触政策的实质就是要最大限度地在发展中美关系过程中争取美国的利益，同时又不放弃对华推行意识形态外交。
1998年6月，克林顿在访华前的一次关于21世纪美中关系的讲话中，进一步阐明了他推行对华接触政策的意图。他首先否定了两种极端的对华政策主张：“有些美国人认为，由于中国的制度不民主和侵犯人权，我们应该努力孤立和遏制中国，以便遏制中国成为美国下一个大敌的能力。有些美国人认为，仅仅加强商业往来就必然会导致出现一个比较开放和比较民主的中国。我们已选择了一种不同的方针……这种方针是：扩大我们同中国的合作领域，同时直截了当地处理我们之间的分歧。”随后他指出：同中国交往的最大好处是提供了一个在公开和私下敦促中国领导人“改变方向”的重要手段；在人权和宗教自由方面，直接接触并进行真诚的对话是产生实际意义的最好办法；美国“能够对中国的前途施加影响”，接纳中国到国际大家庭中来而不是将其拒之门外是推动美国利益和价值观的最佳选择。在1998年的《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克林顿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宣称“决定采取孤立政策而不是接触政策……将妨碍中国的民主和人权事业”。在《1999年国情咨文》中，克林顿说：“重要的是不要孤立中国。我们越是让中国进入世界，世界就会给中国带去更多的变化和自由。”在1999年2月26日的“旧金山讲话”中，克林顿对“接触政策”阐述得更为详尽明白。其要点有三：一是必须保持并加强“建设性接触”，认为这是把中国纳入国际社会的惟一可行的途径。他针对美国国内出现的反华浪潮说，接触才能使中国感受到外来变化的力量，孤立并不能促成中国变化。二是在接触的基础上，在人权、贸易和军事等问题上保持强大的压力。克林顿认为保持强大的压力的目的是通过和平手段促成中国的演变。他还有针对性地说，“像中国这样一个伟大、古老、富有和充满活力的国家是根本不可能以牺牲自由为代价来换取稳定的”，进而要求中国迟早能“明白”这一点。三是不能因为人权等问题上的分歧而影响接触，不能因施加压力而中断接触。克林顿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利用一切机会使中国“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总的来看，遏制与接触只不过是对华政策的手段不同而已，两者的目标是一致的。正如另一本代表遏制派观点的书中所说的：“美国对华政策的最终目标是促进中国的自由化。”主张美国与中国进行“战略对话”的布热津斯基认为：日本和印度在民主化上的成功经验以及韩国的经验确实表明，“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加上外部世界通过把中国进一步纳入国际体系而施加的变革压力，也许能导致中国体制的逐渐民主化。”提出“规制主义”这一新概念的理查德·哈斯认为，美国“对华政策理想的结果应该是，一个更加‘资本主义’的中国愿意在内外政策中都按照规制世界的惯例行事。”
可见，“反共主义”是贯穿于美国对华政策的一根脉管。不过，与冷战期间的对苏政策比较起来，美国对华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因素所起的作用要弱得多。在对苏政策中，反苏与反共几乎是同一个过程，合二为一的。而对华政策，则有许多因素在交互发挥作用。中美关系既具有两种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关系的属性，又具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关系的属性，同时还有大国之间关系的属性。多重属性决定了中美关系有四个主要特性，即意识形态上的对抗性、经济上的互补性、安全上的合作性和地缘战略上的竞争性。其中有些特性是互相依存、互相制约的。经过多年的大讨论，美国决策层终于确定了对华采取接触政策，说明他们认识到中美之间在意识形态上的对抗并不是影响中美关系的主要因素。他们看到：中国虽然仍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但是这种社会主义与苏联所奉行的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是有很大区别的；中国虽然正在迅速崛起，但是中国并不像俄罗斯和苏联那样有领土扩张的传统和富有进攻性；中国正在不断地扩大对外开放，逐渐融入国际社会，并且愿意做一个负责的大国。如果对这样的国家实行遏制政策，将之孤立起来，是不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的。
还值得注意的是，冷战后美国的对台政策也增强了意识形态因素。在蒋氏父子统治时期，按美国人的标准，台湾政权是集权独裁的，美国的对台政策完全是从遏制“共产主义的大陆中国”出发。进入90年代后，随着台湾走向“民主”，支持台湾的民主也逐渐成了美国政治家们制定对华政策时考虑的因素。1992年9月2日，布什总统在关于决定向台湾出售F-16战斗机的讲话中就指出：“美国向台湾提供了充足的防御能力，以维持台北所需要的信心，借以缓和上述紧张关系。而且正是基于同样的安全感，台湾才朝着民主方向发生了引人注目的演变。”1995年4月7日，美国众议院就台湾加入联合国问题形成了第63号“众议院共同决议案”，列举了14条台湾应该加入联合国的“理由”，其中第4条是：“台湾的人权记录有明显改善，在多党制度下定期举行自由和公平选举”。这种主张与美国外交战略完全相符。与国会内的这种增加台湾问题中的意识形态因素倾向相呼应，美国舆论界和战略思想家们也开始强调台湾的民主问题。比如，1996年5月24日（此时台湾“大选”已经结束）《纽约时报》的社论《台湾的民主选举》中，作者一方面指出：“经过大选，地位稳固之后，李先生应努力把与中国的关系引导到平稳的状态上”；另一方面又声称：“中国也应该停止军事威胁和恫吓言词。台湾人民已经习惯了的政治、经济自由在共产主义统治下恐怕难以立足，因此台湾最终独立的理由越来越充分。”这种说法与近些年台湾岛内出现的“民主统一论”如出一辙，都鼓吹将民主作为海峡两岸统一的基础，如大陆不实现“民主”，台湾就不能与大陆统一。比如李登辉在美国《外交》杂志上发表的《理解台湾：在了解的鸿沟上架起桥梁》一文中就声称：“实际上，共产主义政权的独裁主义性质是使台湾人民同中国大陆疏远的关键因素。”特别值得重视的是，“民主统一论”很能在美国国内和西方世界乃至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引起同情和支持。美国的一位老外交官莫顿·阿布拉莫维茨在1997年发表的长文《中国：我们能有一项对华政策吗？》中，就宣称台湾的“民主发展赢得了广泛称赞”。而这篇长文的基调是属于接触派的。作者还认为：“改善美中关系的最大政治障碍，是中国领导体制的集权性质”。这种说法与对台湾“民主”的称赞形成鲜明对比。当然，就目前来讲，意识形态因素在美国对台政策中仍居次要地位。
二、对越政策
冷战期间，美国发动了长达14年之久的侵越战争，其主要动机就是“防止共产主义扩张”。为达此目的，美国在越南进行了“一场无所不用其极的大屠杀”，使“1/3的南越人逃离了他们的村庄，90万孩子成为孤儿，50万人变成残废”。
冷战后，美国仍将越南看成是威胁东南亚的“恶性肿瘤”，如果能防止它扩散，“东南亚非共产党国家的前景就是光明的”。不过，美国又认为，由于“走共产主义道路”，越南“社会经济败落”极其严重，到80年代末时，它已成为“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人均收入少于160美元”，“有400万越南人在‘饥饿线上’挣扎。它的通货膨胀率高达700%”。而与之邻近的“非共产党国家泰国却经济繁荣”。所以共产主义在越南的“大失败”已为时不远。
不过，随着越南实行近似于中国的经济政策，美国政要对越南的态度有所改变。尼克松认为：越南现在虽然“仍然被压制性的共产党政权所统治”，但已“不对国际和平构成现实的威胁”。“越南现在的领导人把这个国家不寻常的能量从发动对外侵略转移到进行国内建设方面来。同中国领导人一样，他们坚持严格的政治控制，但正向市场开放经济。这样做的结果，越南已接近成为一个重要的经济大国。”尼克松进而提出对越政策原则的建议：应该向越南敞开大门，而不是关闭大门。尽管“越南压迫性的政府为自己设立了坚固的防线，很显然，无论是经济的还是外交的压力都奈何它不得”，但“问题在于怎样才能使它进一步开放，吹进席卷世界的自由之风。”“增进与世界经济的融合会带来经济自由，而经济自由将产生要求政治自由的巨大内部压力。”随之，尼克松又提出了一些具体政策建议：一方面是政治上施压；另一方面是经济上扩大交往。同时把美国“与越南的政治关系同经济关系分割开来，让两种关系按照各自的速度发展”。在经济交往上，尼克松建议：“应该执行政府取消对越南贸易禁运的决定，积极鼓励在越南投资，把它进一步拉入全球经济体系。”他还坦言：“这样做不是为了帮助现政权，而是为了加强变革的力量。”可见，尼克松所提出的政策原则及具体措施与美国政府所推行的对华“接触”政策十分相近，其最终目标是促进越南走向“自由化”。
美国政府的对越政策基本上是按照尼克松所提供的思路展开的。1994年，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在演讲中声称：“与越南进行更紧密的接触符合我们的利益。我们共同促进经济改革，并加强了法律、人权、地区和平与稳定方面的合作，共同合作与毒品走私做斗争。”可见，美国所看到的与越南的共同利益中包括人权和经济改革。正是由于与越南接触符合美国的利益，所以在经过“10年战争和20年的疏远关系后”，克林顿政府做出了恢复两国外交关系的决定。
不过，由于在美国的心目中，越南不像北朝鲜那样具有“危险性”，又不像古巴离美国那么近，所以越南在美国外交政策的整个大棋盘中的地位并不突出。在80年代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都专门提到对越政策，那主要是由于越南军队仍占领着柬埔寨。如1988年的报告中说：“我们认为，越南军队继续占领柬埔寨，违反国际法，有损于这个地区为发展和平和稳定所作的努力，这是不能接受的。”进入90年代后，在同类报告中很少专门提及对越政策。在1991年的报告中只提到：“由于苏联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减少以及莫斯科寻求同韩国、日本和其他国家改善关系，这就使越南、柬埔寨和北朝鲜受到新的各种压力。”而在1994年的报告中则根本未提到越南。在1998年的《美国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关于越南只提到：“争取让越南尽可能最充分地说明美国失踪军人的下落、促进那里对人权的进一步尊重和要求越南全面执行《越南归国者重新安置机会计划》。”
90年代中期以后，有两个因素影响了美国的对越政策。一是1994年7月，东南亚国家联盟正式批准越南的入盟申请，东盟实现了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联合。这促使美国将对越政策纳入整个对东盟政策的框架内。二是“中国威胁论”出笼、美国将中国看成是其潜在的战略对手后，美国的对越政策又加进了“联越制华”的意图和因素。后一种因素所起的作用呈上升趋势。
在这两个因素的促动下，美国加快了同越南关系正常化的步伐。1995年7月11日，克林顿总统在白宫举行的一个正式仪式上宣布，美国与越南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次日，越南总理武文杰在电视台发表声明，对此表示欢迎。8月5日，正在越南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同越南外长阮孟琴举行了会谈，随后签署并交换了美越两国正式相互承认的文件。8月6日，克里斯托弗在河内主持了美国驻越南联络处升格为大使馆的仪式。早在1978年中美关系正常化谈判时，美国就试图将美越关系正常化与美中关系正常化同步进行。后来考虑到中越关系，遂放弃了这个打算。
1997年1月15日，美国《洛杉矶时报》发表一篇题为《美国加紧同越南的军事联系》的报道，指出：“克林顿政府在未作任何公开宣布的情况下已采取了一些虽小但非常重要的步骤来同越南建立军事联系。”文章还预言美国海军将在近期内可能对越南港口进行访问。这位记者的预言很快得到了证实。1997年6月，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访问了越南，美越在军事层面上有了接触。这对两个打了14年仗，又长期处于对立状态下的国家来说，具有不可低估的深层次的含义。《洛杉矶时报》的报道还指出：“华盛顿同河内不仅正在建立这种新的军事关系，它们还在其他政策领域建立联系。”这篇报道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是：美国政府“发展同越南的关系的举动”不仅是要“同越南建立美国同其他国家保持的那种正常的、日常的关系进程的一部分”，而且“受到了更大的地理政治力量的推动，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华盛顿对中国的力量和意图的提防。”如果联想到美国在南沙群岛问题上由中立到偏袒越南，那位记者的结论就不是没有道理的。而且，那位美国记者的观点并不是孤立的。一位日本记者也看出了同样的问题。他认为“美越关系日趋紧密对于对东盟影响力增强的中国而言，将是一种牵制”。
美国与越南接触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加强同越南的经济联系。1999年7月，美越经过3年的谈判，终于达成了一项贸易协定。该协定将对诸如双边贸易、投资、减免关税和知识产权等领域起指导作用，并且为越南加入世贸组织铺平道路。美国副贸易代表理查德·费希尔事后说，执行该协定将成为两国之间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这将是我们从敌对关系向贸易伙伴关系转化的最后篇章。这一协定将有助于越南经济的改革和现代化。”不过，美越贸易关系发展得并不顺利，美国认为主要障碍是越南共产党还没有放弃原有的意识形态。美国寄希望于年轻一代在越南掌权，指望“一些老共产党员退休，更年轻而开明的领导人取而代之”。
尽管美国决策对发展美越贸易关系还存有许多疑虑，但从美国自身经济利益和“演变”越南的战略目标出发，以及全球战略的需要，美国还是加快了发展对越贸易关系的步伐。2000年7月13日，美越正式签署了早已达成的贸易协议。此举为实现两国正常贸易关系，以及推动越南申请加入世贸组织，促进越南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扫清了道路。
从对越政策与对华政策的对比中，可以看出当年美国对苏政策的某种身影，即对社会主义国家分而治之，联合一部分反对另一部分。同时还有中国改革开放后对华政策的身影，即促使其更快地融入美国所主导的国际社会中来。
三、对古政策
1959年古巴革命成功后，美国曾策划古巴流亡分子推翻卡斯特罗政府，但遭失败。美国声称它“反对的不是古巴革命，而是卡斯特罗使它倒向了共产党这一事实”。1961年古巴宣布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后，美国更是把卡斯特罗政府视为心腹之患，采取了在拉美全面孤立和遏制古巴影响的政策。从艾森豪威尔直到克林顿，历任总统都对古巴采取施压、封锁、孤立的政策。美国之所以对这个仅有1000多万人口的加勒比岛国如此大动干戈，并不在于古巴会对美国的安全构成什么直接威胁，而是在于某种象征意义，就像布热津斯基所说的：“共产主义50年代末在古巴的胜利”，“具有重要的突破意义，共产党终于在西半球站住了脚，扎下了根。这个地区的举足轻重的帝国主义国家在挑战面前无能为力，这一点无可否认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它表明，苏联支持的政权可以在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鼻子底下建立，并以此为出发点，把共产主义革命火焰燃遍整个拉丁美洲。”美国冷战期间的对古政策，完全被纳入了美苏冷战的框架内，反共主义意识形态成了美国对古政策的主要动因。
不过，在冷战期间，由于苏联的存在，美国对古巴也真是无可奈何。古巴革命胜利后，艾森豪威尔政府就力图在外交上孤立古巴，宣布美国与古巴断交，策动其他拉美国家对古巴进行“集体干涉”。同时对古巴实行禁运，停止一切援助，还唆使古巴反革命分子进行破坏、颠覆活动，甚至直接派遣美国飞机轰炸古巴城乡。肯尼迪政府上台伊始，就对古巴进行武装侵略，失败后又对古巴实行除药品和某些食品之外的全面贸易禁运。美国的对古政策促使古巴进一步向苏联靠拢。1962年10月的“古巴导弹危机”使美国公开表示不再入侵古巴，古巴的存在有了一定的保障。但是，在美国的眼中，古巴是个重要“威胁”，反古政策并未改变。约翰逊政府在经济上加强了对古巴地封锁，禁止向古巴销售药品和食物，还派飞机轰炸古巴的工厂，破坏古巴的工业生产，此外还强迫其他拉美国家“集体制裁”古巴，中断与古巴的一切外交和贸易往来。到了卡特政府时期，美国对古政策一度有所缓和。里根政府上台后，对古政策又转为强硬，不仅实行严厉的贸易禁运，还派飞机入侵古巴领空。1985年5月，美国新闻署特设了“马蒂电台”，进行反对古巴革命、反对卡斯特罗的宣传。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对古巴的心理战。美国学者琼·艾丽斯顿认为：作为曾进行过的最大国际劝服运动之一，对古巴革命政府的心理战在过去的岁月中采用了各种各样的形式。美国用来努力影响古巴内外公众舆论的方法包括：攻击卡斯特罗集团为一伙恐怖分子，造谣运动，贴标语，编报纸、书籍、喜剧，制新闻短片，撒传单，利用广播、电视，从飞机、飞艇、轮船、潜水艇、隐蔽的海岛和美国大陆上进行播音。艾丽斯顿还将美国的对古宣传分成三种色调：“白色”宣传就是对特定目标听众进行公开的呼吁，美国新闻署的播音就是一例；“灰色”宣传则是散布那些宣传者所偏爱的信息，不过是以某种其他载体的名义发出，中央情报局的古巴流亡者前线集团就撒播这种类型的心理战材料；“黑色”宣传是最具欺骗性的一种，它以宣传者的敌人的名义发出信息。可见，冷战期间美国在古巴身上还真是花了不少功夫。
直到苏联解体前，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古巴都被说成是“苏联扩张主义政策的威胁”的重要来源之一，是“共产党集团的滩头堡”。不过，到了80年代末，美国对古巴的威胁感已大为减弱。因为“卡斯特罗照搬斯大林的中央计划经济”导致了“古巴的经济灾难”，使古巴成为“拉丁美洲最贫穷、最落后的国家之一”，这“加重了人们对共产主义的失望情绪”。
冷战结束初期，由于苏联东欧的剧变使美国产生了古巴也会很快完蛋的错觉，所以美国仍坚持对古巴的强硬政策，试图达到“以压促变”的目的。布什政府公开宣称，美国政府的目标就是结束卡斯特罗政权。为了加强意识形态宣传攻势，美国设立了“马蒂电视台”。此外还加强了对古巴的经济封锁，1992年10月，布什总统批准了《1992年古巴民主法案》（又称《托里切利法案》）。克林顿政府上台后，继续奉行“以压促变”的方针，同时支持、鼓励古巴国内的“持不同政见者”从事非法活动，破坏社会秩序，企图使古巴“民主化”。
不过，毕竟冷战结束使古巴使去了苏联这个强大靠山，“古巴发现它自己已成为资本主义汪洋大海中的社会主义孤岛”。与此同时，美国的战略家们也开始改变对古巴的看法。尼克松认为：古巴已“不对国际和平构成现实的威胁”，即使“古巴的经济得到改善……也不大可能再在西半球构成严重的颠覆威胁”。虽然“与越南不同，卡斯特罗现在还在说共产主义世界革命的空话”，但是“他奉行的斯大林主义的经济政策已经摧毁了古巴的经济，现在他又失去了前苏联的靠山，已经不再有能力构成对外威胁。”因此，美国对古巴应该像对越南那样，对之“敞开大门”，而不是“关闭大门”。尼克松主张，应该放弃对古巴的经济禁运政策，代之以“开通贸易、投资和经济往来的渠道”的政策。禁运政策的出发点是加剧古巴的经济困难，使卡斯特罗蒙受巨大压力，“这是尽早结束残暴的、毁灭性的卡斯特罗政权的最好办法”，但是，“现实明明白白地摆在我们面前：在卡斯特罗统治35年之后，强硬路线不能把他赶下台”。所以美国应该正视现实，“将政策的重点从破坏古巴政府转移到帮助古巴人民”。他还认为：“在中国有效的作法，在古巴最有可能起作用。”
在现实的美国对古政策中，与对越政策相比，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比较重视古巴问题。尽管美国认为古巴已不再是“威胁”，但是由于古巴毕竟是在美国的后院，所以在美国外交政策的大棋盘中，其地位比较重要。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都专门提到古巴。如1994年的报告中提出：“古巴民主法案仍然是我们对古巴的基础，我们的目标是通过和平途径为古巴人民建立民主统治。”在1997年公布的《面向新世纪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克林顿提到：“西半球在安全、政治和经济方面均已取得重大进步。除古巴外所有国家都已实现民主化和自由市场经济。存在着将一个稳定而繁荣的西半球带进21世纪的巨大机遇。”在1998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再次用了“西半球除古巴外所有国家都是民主国家”这一说法。
二是由于古巴领导人仍然在说“世界革命的空话”，所以在90年代的大多数时间里，美国对古还是以孤立、打击、遏制为主，将之列为“无赖国家”之列。美国“在1992-1996年两度加强了对古巴的封锁，一直想推翻卡斯特罗政权，迫使古巴实行民主化改革”。法新社一位记者于1996年指出：“美国政府是惟一30年来对古巴主席菲德尔·卡斯特罗政权实行禁运的政府”。特别是1996年古巴空军击落迈阿密古巴流亡分子的两架飞机后，美国国会于3月16日通过了《赫尔姆斯—伯顿法》，加强了自古巴革命胜利后对古实行的经济封锁，给古巴经济造成高达600多亿美元的损失，并使两国关系骤然紧张起来。
不过，对美国的对古政策，美国国内一直存在争论。曾在美国驻哈瓦纳大使馆任过职的拉美问题专家威尼·史密斯（WayneS.Smith)在1996年3-4月号《外交》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古巴的长期改革》的文章，提出美国不应对古巴实行打压、封锁政策，而应实行接触政策。他认为：“在古巴，外国的刺刀是绝对不需要的；共产主义只是一个民众性的民族主义运动头顶上装饰物。”虽然卡斯特罗曾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将来的潮流”，“但他现在除了使古巴重新与他从未参与的国际社会结合起来外，别无其他选择。”史密斯还将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与二战后的西班牙佛朗哥政权做了对比，认为二者有很多相似之处，尤其是在重塑古巴经济方面。古巴正大规模扩展旅游业，以发挥古巴美丽而价廉的海滩的优势。到1995年，古巴已吸引了大约80万旅游者，而1985年时仅有几千人到古巴来旅游。这是古巴经济改革和开放的象征。史密斯进一步认为，经济改革会导致这样一个后果：“越多的古巴公民卷入了私有因素，对代议制政府的需求也就越大。”面对这种趋势，卡斯特罗肯定要吸取苏联东欧的教训，同时学习中国改革的经验，走渐进的改革路线。这样一来，美国对古巴的封锁和打压就不会起作用，因为古巴可能发展同欧洲、美洲其他国家的关系来满足自己的需要。美国继续实行封锁古巴的政策只会使美国自己遭受损失。史密斯的主要观点是：第一，古巴已经开始进行经济改革，而这种改革会促使古巴走向民主，美国应采取接触政策，以促进这个进程；第二，不与古巴接触，会使美国遭受损失，因为古巴的市场会被其他发达国家占领。
与史密斯的主张相呼应，美国众议院西半球分委员会主席帕米拉·法尔克（PamelaS.Falk)也在同一期《外交》上发表文章，主张美国应该停止对古巴的禁运，认为“古巴在过去的两年中已逐渐地开放经济，允许出售一些国有企业，取消了对外国投资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对古巴继续实行禁运，只能是使美国纳税人损失美元和时间。这是完全从美国经济利益角度来提出美国的对古政策主张。
当然，在美国也有不同的主张。美洲协会副主席、拉美问题专家苏姗·波西尔(SusanKaufmanPurcell)也在《外交》上发表文章，反对史密斯的接触政策主张。波西尔认为：“卡斯特罗只是进行了有限的经济改革，并且他的政权，而不是古巴人民，将从美国放松限制中成为最大的赢家。”
不管怎样，“和平演变”古巴毕竟是美国的大政方针。到了90年代末，随着古巴内外政策的变化，以及古巴与拉美国家和欧盟国家关系的改变，美国对古政策中的交往、接触的成份大为增加。1998年初，古巴成功实现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的来访，取得外交上的战略性胜利。保罗在访古期间批评美国对古巴的封锁政策，提出“古巴向世界开放，世界向古巴开放”的口号。对古巴的向外开放，美国表示欢迎。国务卿奥尔布赖特1998年3月4日在众议院发表的对外政策讲话中说：古巴政权允许教皇去访问并开始释放政治犯是正确的。但她同时又强调：美将继续为古巴实行民主变革而施加更大压力。此后，美国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改善美古关系。一方面明显降低谴责古巴的调门，作出友善的姿态。克林顿在1999年2月发表的外交政策讲话中，没有将古巴直接列入美国要加以遏制、打击的所谓“无赖国家”之列。另一方面减轻对古巴的制裁。1998年3月，克林顿宣布减轻对古巴的制裁；7月15日，美国开始恢复中断了两年之久的美国迈阿密与古巴哈瓦那之间的的直飞商业班机，允许古巴民航班机飞越美国领土，并重新允许在美国的古巴人向国内亲属每年最多汇款1200美元。与此同时，美国决策层开始就对古政策进行辩论，许多政要提议美国改变对古政策。1999年初，克林顿宣布进一步放宽对古巴的禁运措施，并允许美古棒球队互访，开始采取“同古巴人民接近的战略”，对古搞“民间外交”。8月，美国参议院以70票对28票取消了对古巴销售食品和药品的限制。随后，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汤姆·达施勒（TomDaschle）等人对古巴进行了访问，并与卡斯特罗进行了长达7小时的会谈。他们回到华盛顿后，呼吁众议院通过类似立法。至此，美国国会议员已经提出了24项方案，要求放松始于1962年的经济禁令。1999年10月23日，美国伊利诺伊州州长、共和党人乔治·瑞安（GeorgeRyan）开始对古巴这个“西方最后一个共产党执政的国家进行历史性的人道主义访问”，成为自1959年古巴革命以来第一位访问古巴的美国州长。瑞安给古巴带去了价值超过100万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他所率领的庞大代表团包括40多名该州的官员、议员和企业家。
1999年，古巴实现经济增长6%，成为拉美国家中增长最快的国家。这标志着古巴已经完全摆脱了自1989年始的严重经济危机，同时也表明美国对古强硬政策的破产。这促使美国朝野不得不对古另眼相看，一些有识之士主张调整对古政策，改善美古关系；不少企业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向政府和国会施加压力，要求放宽对古的经济制裁。此外，美国以经济制裁压服古巴的政策还遭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反对。美洲国家组织多次要求美国改变敌视古巴的立场；一些拉美政治和经济机构一再呼吁古巴返回美洲大家庭；在联合国，美国对古巴的强硬态度不时受到一些国家的批评；欧盟国家纷纷指责美国的对古经济封锁政策，要求取消“赫—伯法”。在国内外的压力下，克林顿政府开始调整对古政策。最为典型的事例就是处理埃连事件。
1999年11月23日，古巴的5岁男孩埃连·冈萨雷斯随母亲及另外9名古巴人乘小船偷渡美国，途中翻船，母亲丧生，埃连获救，随后被美国移民归化局交给他在美国的亲戚照管；由于埃连的母亲已经与其父亲离异，埃连在美国的亲戚试图让他居住在美国，于是开始了一场长达7个月的要求埃连在美国政治避难的官司。埃连事件一开始就被染上政治色彩。在迈阿密的那些极右的古巴流亡者们试图利用这个事件来掀起一场反古浪潮。极右组织“旅美古巴人全国基金会”投入了大量的资金，竭力组织抗议活动。古美两国政府也围绕埃连的去留问题争执不休。不过，经过数个回合的的较量后，美国政府从发展美古关系的大局出发，明确了立场，允许埃连回国，并采取积极措施促成此事。美国司法部于4月22日甚至派出武装特工，解救了被其美国亲戚非法扣留的埃连。然而，由于迫于国内大选的需要和反古势力的强大压力，克林顿政府不得不同意通过司法途径来解决埃连的去留问题，尽管这个问题实际上不属于美国国内法的管辖范围。6月28日，美国最高法院最终驳回了埃连在美国的亲戚的上诉，拒绝考虑让埃连政治避难的要求，埃连终于回到了他父亲的身边。埃连事件的解决，为改善美古关系创造了良好的气氛。美国在处理埃连事件上的态度反映出美对古政策的微妙变化，因为舆论普遍认为，卡斯特罗最后成了埃连事件的大赢家，事件的结果“证明了他的强大号召力和古巴革命在世界上影响力。”卡斯特罗在庆祝埃连回国的古巴群众集会上发表的声明信中还示威性地说：“无论现在和将来，古巴都会坚持自己的思想、信念和人民的那种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看来，美国为了经济利益和长远战略利益，还真有点大肚能容。
6月27日，就在美国最高法院驳回埃连亲戚上诉要求的前一天，美国参众两院多数党领袖取得一致意见，将允许美国取消对古巴的粮食和药品的禁运。随后，克林顿总统表示不反国会的这项放宽制裁的计划。这是美国38年来首次作出这样的妥协。舆论认为，此举表明美国为了经济利益又朝着与古巴接近的方向迈出了谨慎但却是明确的一步，一些议员的政治利益最终让步给企业的经济利益。对美国出口商来说，向古巴出售药品、食品和农产品意味着一个70亿美元的大市场。然而，美国所迈出的这“胆怯一步”是非常有限的，美国仍然禁止使用美国私人和公共银行的资金来资助同古巴的粮食和药品的交易，也不许以古巴对美国的出口来支付此项交易。正因为这样，古巴对美国的举动作出了非常谨慎的反应。古巴外交部指出：“美国众议院仍未通过此议案，要落实这项措施还需要走漫长的道路。”
总而言之，由于古巴还是举着社会主义旗帜的国家，美国对古巴的既定战略方针不会改变。过去对古制裁、封锁，目的在于以压促变，只是由于这种政策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美国才在策略上作了某些修正。美国扩大同古巴接触的动因，一方面是受到急于挖掘古巴市场的商业和工会利益集团的压力；另一方面是决策层越来越一致地认识到原来的遏制政策已经过时，必须扩大“与其所剩无几的冷战对手之一之间的接触”。可以断言，只要卡斯特罗还在古巴执政并声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美国对古政策的遏制、打压的一面就不会消失。当然，加强接触将成为美国对古巴政策的主要方面。美国商会主席汤姆·多纳休就表达了这种意愿。他一方面承认“从1959年开始统治古巴的卡斯特罗的共产主义思想没有丝毫的软化，并且仍对该国保持着钢铁般的控制”，另一方又呼吁美国结束对古巴的封锁，与古巴开始“一种新关系”。他认为，结束封锁“会加强该国刚刚出现的私营部门”，“有助于打开古巴社会，有助于古巴经济，并使古巴人民更强大”。
四、对朝（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策
在中国以外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中，美国最为重视的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朝鲜”或“北朝鲜”），这主要是因为在美国眼中，“北朝鲜不但对南韩，而且对整个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全继续构成严重威胁”。当然，“北朝鲜”之所以是“严重威胁”，主要还是因为它“仍然被压制性的共产党政权所统治”，而且坚持奉行“斯大林主义的经济政策”。此外，与古巴相比，“北朝鲜”也“有能力构成对外威胁”。
50年代初，朝鲜战争曾使美国严重偏离了既定的全球战略方针，并且遭受了严重的直接损失。此后美国一直非常重视对朝政策。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对朝政策的最主要特征就是在保持与韩国的同盟关系的同时，对朝鲜进行军事遏制。直到80年代末，美国仍然认为，“北朝鲜的军事力量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南朝鲜，苏联额外提供的武器不断加强其军事力量”，况且北朝鲜又是“由一个众所周知的爱出人意料地进行侵略活动的政府所操纵”。不过，美国仍然没有忘记“和平演变”这一手。尼克松在《1999年：不战而胜》中，将南北朝鲜做了对比，说南朝鲜在经济进步、政治稳定和走向民主方面“成绩斐然”，而“囚禁在共产党金日成的封闭社会中的人民既不知道民主的挑战和好处，也从未尝过经济发达的痛快”，进而声称“北朝鲜这类的极权共产主义是亚洲最惨痛的失败和最巨大苦难的根源”。所以在对朝鲜实行遏制政策的过程中，“美国利用它的影响鼓励朝鲜人进行民主改革”。然而，对朝鲜的“和平演变”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当80年代末绝大多数“共产党国家”危机加重时，朝鲜被美国划为“没有危机”的国家之列，它“在维持社会压迫和实行中央集权的经济管理方面更有成效”。
冷战结束后初期，美国曾一度减弱对朝鲜的重视程度，这主要是因为美国认为朝鲜已经失去了苏联的支持，威胁性减弱。此外，美国还存在着苏东剧变的冲击波会很快把朝鲜冲垮的幻想。在1990年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就朝鲜问题，只提到：“美国对大韩民国承担的义务仍然是坚定不移的；我们寻求减缓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完全赞同汉城为举行富有成果的南北对话所作出的努力。”可以看出，美国此时对朝“和平演变”的倾向有所增强，希望朝鲜半岛能按照德国的模式实现统一。
不过，到了1991年，核武器问题成了美朝关系中的核心问题。在1991年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布什政府一方面表示要同韩国一起“力图说服北朝鲜采取建立信任的措施”，并“坚信朝鲜半岛真正的稳定，只有通过南北方直接对话才能实现”，另一方面又“对北朝鲜不履行核不扩散条约的义务越来越关注，并认为这已成为朝鲜半岛最紧迫的安全问题。”1992年，美国正式提出怀疑朝鲜正在发展研究核武器，并作出了强烈的反应。从5月份开始，国际原子能机构对朝鲜进行了6次检查，调查结果表明，朝鲜的核技术尚处在低级阶段。但是美国对这一结论持怀疑态度，敦促国际原子能机构通过决议，要求朝鲜在一个月内做出答复，接受对其宁边地区进行“特别检查”，否则将进行经济制裁，甚至不惜动用武力。此外美国还要求日本和韩国不得在朝鲜核问题解决之前改善与朝鲜的关系。对美国的高压手段，朝鲜针锋相对，于1993年3月12日发表声明，宣布退出核不扩散条约，并指责“美国在韩国仍然储存着核武器”，美国所要求的“特别检查”是对朝“民族自主权和国家安全的威胁”。美朝关系高度紧张，朝鲜半岛局势到了剑拔弩张的程度。不过，美国并不想通过武力手段解决问题。在中国等有关国家的调停下，美国与朝鲜进行了谈判，最后于1994年10月达成协议，使因核问题引起的紧张气氛得以缓和。然而，此次危机虽然度过，但核问题却使美国对朝鲜更不放心，更加认为朝鲜“对国际和平构成了现实的威胁”。而且美国一些政要还建议：“在它不再成为威胁以前，我们应该继续把它看作是被国际社会所遗弃的国家”。也有人批评克林顿政府的做法。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鲍勃·多尔批评克林顿政府“正在支撑一个比过去40年中的任何时候都更接近完全垮台的可憎的政府。”美国和联合国驻南朝鲜军队司令盖瑞·腊克（GaryLuck)将军甚至在国会听证会上说，“问题不是这个国家将要崩溃，而是它将怎样崩溃，是被压爆，还是爆炸，以及什么时候。”与这些观点相呼应，强硬派强调，克林顿政府与朝鲜达成的协议“只起到了延缓北朝鲜的垮台的作用”。
不管怎样，核危机使此后的对朝政策在美国对外政策的大棋盘中的地位更加突出。在1994年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克林顿政府表示要“作出努力确保无核化的朝鲜半岛的和平和稳定”，为此美国要对这一地区承担重大义务并积极参与。同时提出两手措施：“倘若北朝鲜能开诚布公并使其核计划的主要部分‘冻结起来’，我们准备同它进行广泛的、彻底的会谈来解决各种问题。但是，如果北朝鲜追求发展核武器，我们将采取一切措施，与盟国和友好国家一起确保南朝鲜的安全，并保持对平壤政权的国际压力。我们的长期目标仍然是实现一个无核化、和平、统一的朝鲜半岛。”在1996年出版的克林顿著的《希望与历史之间：迎接21世纪对美国的挑战》这本书中，在谈到对朝政策问题时，克林顿仍强调“对北朝鲜我们采取强硬路线”，因为“南、北朝鲜之间的边界是世界上设防最密的边界，平壤维持着总数达100万人的常备军”，而且正在实行“核开发计划”，而美国“决心阻止北朝鲜建立核力量”。不过，克林顿也宣称，“我们的长期目标是南北朝鲜的和平统一”。
与此同时，美国国内也出现了关于对朝政策的讨论。比较有代表性的一种主张就是赛力格·哈瑞森(SeligS.Harrison)提出的“软着陆”。所谓“软着陆”就是“一个渐进的统一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任何一方都不被对方吃掉，同时华盛顿帮助平壤去实现一个中国式的经济改革”。哈瑞森将北朝鲜与前东德做了对比，认为北朝鲜不会出现像东德那样的剧变，即不会被外力压爆，也不会从内部爆炸。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结果，是与朝鲜的文化传统相关的。他认为：“准宗教的民族主义神秘气氛与对金日成的记忆结合起来，继续激发人们对执政的劳动党的极权主义纪律的广泛接受。这种纪律又被主张政治集中和顺从纪律的强有力的儒家传统所强化。”“儒家的特性已经不仅在各个方面影响着南朝鲜的政治演变，而且也影响着北朝鲜，使之更容易维持威权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制度。”因此，美国政府不应该指望通过高压手段促使北朝鲜的崩溃，而是应该采取像对中国和越南那样的接触政策。
接触政策逐渐为克林顿政府所接受。特别是金大中就任韩国总统后，对北朝鲜实行“阳光政策”，促进了南北朝鲜之间的经济接触，推动了双方的交流与合作。与此同时，北朝鲜也表现出了一定的开放的迹象：韩国到北朝鲜旅游的人数大幅度增加，韩国的中小型企业开始探索在北朝鲜进行投资，越来越多的分离的家庭获得团聚；南北朝鲜的官方对话已经举行；北朝鲜出人预料地提出与南方进行“高级政治会谈”。美国又感到“演变”北朝鲜的希望增大，于是又增强了对朝接触、交往的一面。不过，美国对北朝鲜“发展核武器”还是大为担心，因此又不能放松遏制的一面。这从美国国内在对朝政策上出现的辩论可以反映出来。1999年2月，美国《华尔街日报》发表一篇报道，题为《北朝鲜将成为无法无天的核国家的可怕前景使它成了美国最担心的热点》；3月，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发表一篇题为《华盛顿应该设法同平壤接触》的文章。从两篇文章的标题就可以看出，它们的观点是截然相反的。可以说，在对朝政策上，美国也存在两派：即乐观派和悲观派。乐观派认为：一系列迹象表明，金正日政权正缓慢地向外部世界开放。尽管近一时期发生了北朝鲜发射越过日本的三级火箭和在黄海水域与韩国军舰发生冲突这样的事件，但北朝鲜还是与韩国恢复了谈判，派高级代表团访华，并对美国派遣的特使表示欢迎，这表明北朝鲜愿意同国际社会合作。悲观派则认为：北朝鲜“是斯大林主义的最后一个堡垒”，发射火箭、与韩国军舰发生冲突等挑衅行为表明，北朝鲜已经学会了如何向西方付价还价，它知道它越是顽强对抗，就会从西方得到更大的“奖赏”，而西方的“绥靖政策”更使朝鲜得寸进尺，因此朝鲜半岛随时都可能发生危机。
就政府方面来讲，美国还是倾向于“软”“硬”兼施，“胡萝卜加大棒”。早在1994年，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安东尼·雷克就对美国对朝两手政策阐述得非常明确：在劝说“北朝鲜”放弃核计划的同时，“我们使平壤清楚，如果它决意将国际关注置于它的核计划之上，改善关系的大门将向它打开。否则，北朝鲜将面对日益增长的孤立和强硬。”几年来，美国政府一直在贯彻这样的政策。1999年5月下旬，美前国防部长、朝鲜政策协调人佩里访问了北朝鲜，这是自1994年前总统卡特访朝以来美国前往北朝鲜的第一位高层政界人士。佩里的使命，一是为制定政策“掌握第一手材料”，二是对北朝鲜提出忠告，不要恢复核试验和开发射程更远的导弹，否则将会产生“严重后果”。据说，佩里前往北朝鲜时，还带去一个一揽子计划，主要内容是告诉北朝鲜：美国将设法改善两国关系，最终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同时将解除长达50年的制裁，扩大两国的贸易往来，其条件是北朝鲜必须完全放弃核武器和导弹开发计划。这个一揽子计划的主要特点是：美国不再寻求推翻北朝鲜的现政权，同时也不再强调北朝鲜必须实施开放的政策。9月14日，佩里向美国国会呈递了“一揽子接触政策”报告，提出与北朝鲜进行对话，将其纳入国际社会来消除其威胁；但同时又提出，如果北朝鲜不答应，就对其进行“遏制”，并建议美国保持在韩国的驻军兵力，仍然要“警惕世界上这个最后的斯大林主义政府的新挑衅行为”。
不过，不管怎样，美国还是加强了对北朝鲜的接触。1999年9月17日，克林顿总统宣布了放宽根据《与敌国贸易法案》、《国防工业生产法案》和商务部的《出口管理条例》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实行的一些制裁的决定，实行了近50年的对朝贸易制裁终于有所松动。
其实，奉行强硬政策的朝鲜的存在对美国是有一定好处的，这就是为美国在东亚地区保持军事存在并发展导弹防御计划提供了一个不错的借口。美国搞国家导弹防御计划以及在东亚地区搞战区导弹防御计划，公开打出的旗号就是为了对付所谓朝鲜的导弹威胁。但是明眼人都明白，美国的导弹防御计划主要是针对中国和俄罗斯的。从这个角度看，美国在对朝政策问题上存在着矛盾的心态：一方面希望朝鲜尽快向自由化“演变”，使朝鲜这个威胁源得以消除；另一方面又需要这个所谓威胁源的存在，以服务于其全球战略。
2000年6月13-15日，韩国总统金大中与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日在平壤举行了历史性的会晤，并签署了共同宣言，旨在缓和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促使离散家庭团聚，为朝鲜半岛统一铺平道路。这次会晤极大地改善了朝韩两国的关系，同时也对美国的对朝政策产生很大影响。对美国来说，朝韩的和解有可能冲击美国在亚洲驻军的长远计划，削弱在东亚地区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合理性，破坏整个北亚政治力量的平衡。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哈里·哈丁分析道：“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北南关系如果显著改善，会使一些大国面临许多令人尴尬的问题。”这样，美国就应该寻找“一种新的威胁”以证明发展新的导弹防御系统是应该的。此外，“驻扎在韩国的37000美军是否还应留在那里，如果撤走就会使中国还有日本面对的战略态势发生变化。”哈丁还指出：“许多人担心，如果美国的常规部队撤出韩国，那么，美军留驻日本就越发难以证明是应该的了。”“到时候美国就会面临这样的情况：美国在西太平洋可能完全没有常驻部队了。”
尽管如此，美国还是认为，朝韩首脑的会晤有利于“使北朝鲜与国际社会接触”，即有利于美国实行对朝的“接触政策”，所以它还是表现出了欢迎的态度。还在会晤进行中，克林顿就说，他对朝鲜和韩国之间前所未有的首脑会谈的成果感到“非常满意”，称这是迈向双方和解的充满希望的一步。与此同时，美国积极采取措施，改善与朝鲜的关系。就在“二金”会晤结束的当天，美国宣布向朝鲜捐赠5万吨食品，并少有地赞扬朝鲜领导人金正日在举行此次会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4天后，6月19日，美国官方报纸《联邦政府纪事》上公布了对朝贸易的新规定。新规定旨在放松1950年朝鲜战争初期对朝鲜实行的一度几乎是全面的贸易禁运。新规定将允许朝鲜向美国出口原材料和制成品，同时将允许美国公司向朝鲜出售不具有军事用途的美国商品和农产品；此外还将开放两国之间的航空旅行和海运线路以及个人和公司之间的银行转账；还将解除对美国公司投资的限制。几乎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决定不再把伊朗、利比亚和朝鲜称作是“无赖国家”，而仅仅是“令人关注的国家”。
与此同时，朝鲜方面也采取了一些改善朝美关系的措施。6月21日，朝鲜宣布它将延长中止导弹试验的时间；同时还提议举行朝韩两国红十字会组织会议，这被认为是朝鲜愿意与其他国家进行接触的一个迹象。对朝鲜的行动，美国迅速作出反应，表示打算恢复有关遏制朝鲜研制远程导弹计划的谈判。为了表示美国对朝鲜的“好意”，6月29日，克林顿总统宣布向朝鲜发放2000万美元的分期援助，以用于能源采购。为了表示此向援助的用意，克林顿声称，看来朝鲜正在履行其冻结核武器项目的承诺。随着朝鲜方面在发展核武器和美国在南朝鲜驻军问题上逐渐表现出灵活的态度，发展美朝关系的主要障碍已经消除，美国加快了发展对朝关系的步伐。10月10日，克林顿总统在白宫会见了来访的朝鲜国防委员会第一副委员长赵明录。此举被看成是发展美朝两国关系的关键一步。有的分析家甚至作出这样的估计：朝鲜会很快从美国开列的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上勾掉，并且实现美朝关系（从法律上讲两国关系仍然处于战争状态）的正常化。10月23日，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莱特访问朝鲜并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会晤。奥尔特布莱特成为第一位与金正日会晤的美国官员。
不过，尽管美国采取了一些缓和同朝鲜关系的措施，加强了“接触”的一面，但它仍没有放弃“遏制”的一面。美国政府注意到，在朝韩首脑会晤之前，金正日先到中国访问；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将访问朝鲜；朝鲜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得到加强。对此，美国政府认为是“危险战略”，并且对朝鲜动摇美国的意图表示出警惕。就在美国政府宣布向朝鲜捐赠5万吨食品的同时，五角大楼的官员却说，现在断言如果朝鲜和韩国实现统一，驻韩美军将会发生什么情况还为时尚早，并且明确表示美国计划在亚洲保持军事存在。7月1日，美国国防部长科恩表示：即使6月份的历史性会谈促成了朝韩统一，美国也应保持在朝鲜半岛的驻军。他说：“我们不应该考虑在可预见的未来从韩国撤军。我们的部队应该留在那里，即使朝韩统一或者建立某种联邦、联盟或其他什么可能的政治安排。”在发展导弹防御计划上，美国竟然表示：“南北朝鲜高峰会不影响美国的NMD。”五角大楼以及政府其他部门的一些官员仍坚持认为，不论取得任何外交进展，美国继续实行有限的国家导弹防御计划依然是有理的。而按美国官方的说法，国家导弹防御计划的第一阶段的明确目标就是为了对付来自北朝鲜的威胁。
总的来看，与对越、对古政策相比，虽然美国实行的也是“胡萝卜加大棒”的两手政策，但是由于朝鲜的特殊性，尤其是朝鲜拥有相当实力的军事力量，特别是正在研制核武器，朝鲜问题在美国外交大棋盘中的位置更重要一些，而且美国对朝鲜更加不放心，正如美前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所说，“不能排除北朝鲜做蠢事的可能性”。韩国外交和贸易事务部长洪苏杨（HongSoon-Young）认为，朝鲜未来可能有三个结局：一是开放社会并实行改革；二是坚持现行的教条主义意识形态，继续闭关锁国；三是沿着一条中间路线摸索前进，不情愿地不断调整其路线，以适应它所面临的挑战。目前朝鲜所遵循的并很有可能继续走下去的是第三者。洪苏杨的观点基本为美国决策层所赞同。针对朝鲜的这种发展态势，美国外交委员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高级研究员罗伯特·曼宁提出，“美对朝新政策需要更大的胡萝卜和更大的大棒”。朝韩最高首脑会晤后，朝鲜的外交十分活跃。继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之后，英国、德国和荷兰等西方发达国家与朝鲜建交或承认朝鲜政府；同时朝鲜与东南亚国家也加强了交往，特别是2000年7月27日，在第七届东盟地区论坛会议上，朝鲜正式成为该论坛的成员。这一切都显示出了朝鲜正以新的姿态面向世界。对西方国家与朝鲜发展关系，美国是持欢迎态度的。就在10月19日英国和德国宣布计划与朝鲜建立外交关系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包润石说，美国鼓励各国向北朝鲜这个共产党执政的封闭国家敞开大门。用美国的眼光来看，朝鲜在对外政策上的变化表明它正在走洪杨苏所说的“第三条路线”。与此相应，美国对朝政策中的“接触”成份会更多一些，也就是“胡萝卜”会更大一些。
共和党是冷战的更大受益者，而且与民主党比较起来，它在美国赢得冷战上也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像尼克松、里根这样在美国赢得冷战的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的人物，都出在共和党内。然而，冷战的结束却没有给共和党带来多大好处，很快它便被选民抛弃，沦为在野党，不仅被赶出了白宫，而且在国会山上也成为少数党。选民并未因共和党在冷战中立下更大功劳而对之有所偏爱。共和党的失败是由许多原因造成的，比如布什与克林顿个人魅力的差异；共和党连续执政已长达12年之久，选民已感厌倦；等等。但是，两党纲领的差异无疑是最为重要的因素。民主党高举改革的大旗，将国内事务特别是振兴经济放在首位，深得选民拥护；而共和党仍然沉侵在冷战胜利的兴奋中，将主要注意力放在国际事务上。共和党的失败表明冷战时期的反共主义意识形态已经不再能作为统一美国人思想的旗帜。不过，如前面几节所阐述的那样，反共主义在美国仍然存在，而且在两党的对外政策中都有所体现。
一、90年代两党政策比较
与冷战时期一样，冷战后共和党与民主党在外交政策上“连一角钱的差别没有”，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尤其是对华政策更是如此。而且冷战后，两党政策趋同的倾向更加明显，甚至有时在一些问题上两党内部不同派别之间的区别还大于两党之间，如在对华永久正常贸易关系（PNTR）问题上，克林顿政府所遇到的阻力主要来自于民主党内部。然而，两党之间的政策还是有所差别，有“几分钱的差别”。这种差别主要表现在：每当竞选时，共和党所提出的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通常比民主党强硬；而且像冷战时期一样，民主党在对社会主义国家政策上更多地受到共和党的攻击。
当然，1992年大选时，民主党候选人克林顿曾经攻击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过于软弱，宣称要建立一个“不迁就从巴格达到北京的暴君”的美国，批评布什总统“照常同在天安门广场抑杀自由的人做生意。”但是这并不能说明民主党比共和党在意识形态上更加反华。克林顿的行为可从多方面得到解释。首先，当时正值冷战结束不久，美国选民对中国1989年的“六·四”事件还记忆犹新，克林顿攻击布什的对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迎合选民的心态，争取选票。也就是说，民主党人的动机主要是出于党派竞争的需要，打“中国牌”。其次，从个人因素来讲，布什虽然为共和党人，有强烈的“反共”意识，但他本人曾在中国工作多年，对中国有一定的感情，很想发展中美关系。最后，民主党的“反华”更多地是出于“人权”方面的原因，而布什政府的“对华软弱”则更多地从美国的国家利益出发，而并不是因为民主党比共和党更强硬，或者是共和党比民主党更“亲共”。
1994年中期选举，共和党取得了重大胜利，在众议院夺取了52个席位，在参议院夺取了8个席位，从而在两院都成为多数党。这是它40年来首次控制国会。此外，共和党还在大多数州议会的选举中获胜，这是1962年联邦最高法院公布“一人一票制”规则以来的首次。共和党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传统反共势力的支持。在众议院议席的竞争中，“基督教权利”（ChristianRight）将其80%的选票投给了共和党。该组织的选民占全部选民的13%，这个百分比与参加投票的黑人相当。该组织在冷战期间十分仇视共产主义并热爱罗纳德·里根。可见，冷战后的共和党同它的过去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另一个右翼宗教组织“基督教同盟”（ChristianCoalition）在90年代的历次选举中都积极活动，帮助共和党。它向遍及美国的7万多个教堂发送“记分卡”，评估各政党在各项政策上的表现，给它们打分；这种打分是有很强的政治倾向并能对选民起导向作用的。该组织总是给共和党打很高的分。比如1998年，众议院中的共和党人平均得分为88.7分，像金里奇这样的共和党领袖人物得了满分（100分）；与此相对照，众议院民主党人只得了平均19.3分，许多人得了零分。由于该组织的倾向性过于明显，联邦选举委员会曾对它提起民事诉讼，指控它通过发送“记分卡”而非法干扰选举。
冷战后共和党人仍然运用冷战期间惯用的策略：攻击民主党人“亲共”。得克萨斯州的共和党人理查德·阿梅（RichardArmey）把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RodhamClinton)提出的健康保障法案(HealthCareSecurityAct)比作是卡尔·马克思的理想，还说“所有她的朋友都是马克思主义者”。1994年选举过后，阿梅将福兰克林·罗斯福、约翰·肯尼迪和林登·约翰逊同斯大林、毛泽东做了比较：“在‘新政’、‘新边疆’和‘伟大社会’的背后，你将发现，除了权力和精力上的不同外，他们给世界带来了与苏联和中国的‘五年计划’和‘大跃进’同样的东西。”一年后，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共和党众议员兰迪·卡宁汉姆（RandyCunningham）攻击民主党有“社会主义倾向”，谴责民主党是“共产主义的支持者”。共和党人总是把自己描绘成爱国的民族主义者，能更好地保卫美国，而民主党则被刻画成是，在同“共产主义的阴谋”做斗争时糊里糊涂。共和党人宣称：“来自国外的核恐怖主义将在21世纪对美国海岸构成单一的最大威胁；在北朝鲜和中国的共产主义政权仍然有能力造成能震惊公众舆论的危害；可是克林顿却忽视这些潜在的像苏联一样的树林中的熊。”
在1996年大选中，共和党与民主党对华政策的差异表现得更加明显。共和党众议院领袖帕崔克·布坎南（PatrickBuckanan）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攻击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政策，他声称：“我认为（克林顿政府）的政策已经蜕变为导致帮助和姑息共产主义中国的政策。”而正如美国学者斯蒂文·泰立斯所认为的，“共产主义中国”这一称呼“冷战后在强硬右派圈子外几乎不再被使用”。后来成为共和党惟一候选人的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鲍勃·多尔在党内属于温和派，然而就是他也搬出了冷战的座右铭——民主党“在对待共产主义上是软弱的”。他声称尼克松是他的导师，要坚定地踩着尼克松的脚印前进。在竞选中，“多尔指责克林顿在北朝鲜‘姑息共产主义’”，宣称他“如果当选，将继续孤立北朝鲜”。对古巴，多尔指责卡斯特罗在公海上打下美国的私人飞机，许诺绝不在他的决定中示意在那个被监禁的孤岛上恢复民主。这些事例表明，多尔仍然是一个冷战的俘虏。
从党的竞选纲领也可以看出两党的差异。民主党的纲领提出“支持政府稳步接触以鼓励中国稳定、安全、开放和繁荣的政策”。而共和党的纲领则提出“保证将大力支持台湾对付中国可能发动的侵略。”与保守主义的共和党比较起来，自由主义的民主党在对华政策上显得温和一些。两党之间的差异还可以从美国共产党的态度反映出来。在这次大选中，美国共产党领袖格斯·霍尔曾号召本党的支持者投克林顿的票。他认为，由于没有共产党的候选人，民主党人现在便是惟一的选择，因为他们没有共和党人那么邪恶。霍尔还斥责多尔及共和党人为“极右的新法西斯主义者”。
有的美国学者认为，冷战后美国两党都在奉行“国际主义”，但是民主党反对称霸，主张接触，而共和党则鼓吹通过加强美国的实力来保卫和平。共和党仍然是“鹰派”的形象。1999年10月13日，美国参议院拒绝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表决完全是以党派划线。在100名参议员中，民主党除1人弃权外，都投了赞成票；而共和党只有4人投赞成票。
二、2000年大选与两党外交政策
2000年大选是新世纪、新千年的首次大选，具有很大的象征意义，因此两大党都非常重视这次选举。在世纪与千年之交，美国的大选显示出了一些新的特征。就初选情况来看，主要有如下几个特点：
1、内政优于外交。候选人都将主要注意力放在了内政问题上，如枪支控制、教育、同性恋婚姻、禁止毒品、限制移民。在“超级星期二”之前，美国CNN电视台和《洛杉矶时报》组织了两次候选人之间的公开辩论，每次辩论所涉及的问题有二三十个，但只有一两个问题涉及到诸如中东问题和台湾问题等外交事务。
2、政治上左右分野淡化。虽然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政纲还是能被分出“左”与“右”，但界线已越来越模糊，在许多问题上，尤其是在主要经济、社会政策上，两党已经没有多大分歧。在两党分歧较大的问题上，也很难分辨出谁的主张体现“左”，谁的代表“右”。比如在人们最关心的枪支控制问题上，民主党主张禁止持有19种致命的攻击性武器；共和党则一方面强调持有武器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提出要促进对枪支安全使用的训练，特别是对妇女和老年人的训练，另一方面又提出限制枪支的购买，对持有枪支的恶棍进行惩罚。正是由于政治分野不明显，在初选中跨党投票现象严重，有些登记为民主党的选民却投票给共和党的候选人。共和党候选人麦凯恩所得的票，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民主党。而麦凯恩又被认为是属于共和党右翼的代表，他本人也自称要重建里根保守主义的党。不过，也有人认为，跨党投票是民主党人的策略，有意使共和党出现分裂，并破坏小布什的威信。
3、走中间道路更受欢迎。从初选结果来看，两党都是靠近中间立场的候选人获胜，较“左”的布拉德利和较“右”的麦凯恩虽然有一定的支持者，但难以同靠近中间立场的戈尔和小布什抗衡。
虽然有这样一些特点，如下几个现象仍值得注意：第一，尽管内政优于外交，对华政策问题还是被炒得火热，特别是共和党，由于美国经济形势比较好对民主党有利，共和党在经济问题上没有什么文章可做，于是想用外交政策问题来为自己争分，并将对华政策当成攻击对手的“一张牌”；第二，尽管两大党的主要政策趋于一致，但在对华政策上，两党仍存在较明显的差别；第三，尽管两党候选人艾尔·戈尔和乔治·W·布什（小布什）都倾向于中间立场，但在对华政策上，小布什的明显地比戈尔的强硬。
两党竞选纲领在初选期间就在对华政策上显示出了较明显的差异，共和党总部曾就两党已阐明的外交政策作过如下比较。共和党：“要将同中国政府的关系放在对其军事潜力、武器扩散活动和对人权（特别是在香港）的态度保持警惕的基础上。”民主党：“支持行政部门稳健的接触政策，以鼓励中国更加稳定、开放和繁荣，这样的中国会更加努力去尊重人权、参加国际反武器扩散，并且在自由、公平贸易方面发挥作用。”可见，民主党的政策相比之下要积极一些。
两党主要候选人的对华政策主张在初选时也体现出了明显的不同。戈尔基本继承了克林顿政府现行的政策：将中国作为潜在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在台湾问题上奉行“三不”政策，在国家导弹防御计划问题上不明确将中国作为要对付的对象。而小布什一开始就显示出了对华政策上的强硬立场。1999年11月19日，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小布什在加利福尼亚州里根总统图书馆发表演讲，攻击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政策，声称“中国是一个竞争对手，而不是一个战略伙伴。”然而，就是这样的政策主张却遭到共和党另一名总统候选人加里·鲍尔的批评。鲍尔说：“布什在同红色中国进行贸易的问题上所持的观点在一切重要的方面都同克林顿和戈尔的绥靖政策相吻合。这使布什无法同共和党内绝大多数普通党员步伐一致，当然也无法同共和党内的保守派分子步伐一致。”可见，共和党内在对华政策上持强硬立场的人更多一些。
美国《外交》杂志2000年1-2月号发表了两篇阐述共和党外交政策的文章，作者一位是小布什的主要外交政策顾问之一、斯坦福大学政治学教授、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孔多利扎·赖斯女士，另一位是里根、布什政府时期的副国务卿、白宫副总管、财政部长顾问罗伯特·策利克。这两人的外交政策思想很有代表性。赖斯在文章中先是提出了未来共和党政府在维护美国国家利益上应当优先考虑的问题，它们是：“确保美国军队能威慑战争，规划力量，并且在威慑失败时能为保卫美国的利益而战；通过将自由贸易和稳定的货币制度扩展到所有承认这些原则的国家和地区来推动经济增长和政治开放，这些国家和地区包括西半球，而该地区作为对美国国家利益至关重要的地区过去经常被忽视；重新加强并明示与盟国的关系，这些盟国与美国享有同样的价值观，因此能够分享促进和平、繁荣和自由上的负担；将美国的能量集中在同大国特别是俄罗斯和中国的广泛关系上，俄、中这样的大国能够并且将要塑造出国际政治体系的特征；果断地对付无赖政权和敌对力量的威胁，这些无赖政权和敌对力量正日益增长地采用各种潜在的恐怖主义形式，并且发展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赖斯提出的这些优先考虑的问题虽然没有超出克林顿政府外交战略的三大支柱，但却是层次更加分明，尤其是更明确地将世界力量划分成盟友、“大国”和敌对力量三部分。赖斯接着批评克林顿政府在维护国家根本利益上做得不够好，原因在于克林顿政府的外交政策深深扎根于威尔逊的理想主义思想，经常用“人道主义利益”、和“国际社会利益”来取代国家利益。而共和党政府能够克服这些弊端。在处理与其他大国的关系问题上，赖斯把中国放在突出的位置上。她提出：“中国和北朝鲜的挑战需要美国同日本和南朝鲜协调与合作。我们向我们的真正伙伴发出的信号是重要的。”她进而批评克林顿总统1998的访华时的的做法：“美国总统再也不能干在北京呆九天而拒绝在东京和汉城停留这样的事了。”赖斯认为，美国应该把俄罗斯与中国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不过两国所带来的挑战是不同的，中国是个正在上升的力量，“中国共产党”正极力“维持其独掌政权”的局面。她主张美国应当通过贸易等手段促进中国的改变，并在人权上对中国实加压力。她还认为：“中国不是维持现状的力量，而是一支要按照自己的意愿改变亚洲力量平衡的力量。单凭这一点，它就是一个战略竞争对手，而不是克林顿政府曾经号称的‘战略伙伴’。”对中国，“应该寻求合作，但是当我们利益冲突时，不应当害怕同北京对抗。”赖斯的观点基本上代表了小布什竞选班子的政策思想。虽然在大的方面与克林顿政府现行政策没有根本的区别，都存在着遏制与接触两方面因素，但总体上趋于强硬，尤其是在中美关系定位上有较大的差异。
策利克在文章中同样批评了克林顿政府的外交政策，然后提出了能显示现代共和党外交政策的五条原则。一是将关注权力作为前提，既不羞于追求美国的国家利益，又不过急地运用国家的能力。世界各国不可能发挥同等的重要作用，因此要赋予美国在世界上的责任，它必须获得反对严重危险的行动自由。二是强调建立同盟和联盟体系。同盟和联盟伙伴应该承担他们那一份合理的责任。三是将国际协定或机构作为实现目标的工具，而不是解决政治问题的形式。四是欢迎、鼓励在信息、通讯、技术、商务和金融方面的革命性变化，这些因素将塑造全球的政治和安全环境。五是要认识到当今世界仍然存在着罪恶，仍有人憎恨美国和美国所支持的观念。这五条原则确实有一定的新意，特别是第四条还真有点适应时代发展趋势的味道。不过，在运用权力、建立联盟、认识罪恶等方面，仍没有脱出美国现行外交政策的框架。尤其是第三条，将国际协定和机构作为实现美国目标的工具，更体现了现实主义的色彩。在对华政策上，策利克也是强调中国不是“朋友”，也“肯定不是伙伴”，当然他又说“也不必当成敌人”。与赖斯不同的是，在大国关系（美国非盟友大国）问题上，策利克将印度放在与中、俄同等重要的位置上。策利克的观点在共和党内也有一定的代表性。
小布什在2000年7月31日召开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被正式提名为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后，继续坚持他原来提出的强硬的对华政策，并且还有所发展。概括起来，与民主党和戈尔的政策相比，共和党和小布什的政策有四个突出特点：
第一，共和党与小布什将中美关系定位为“竞争对手，而不是战略伙伴”。共和党2000年竞选纲领中提出：“美国在亚洲的主要挑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不是一个民主社会。”基于此，“中国是美国的战略对手，而不是战略伙伴。”一些共和党鹰派人物甚至批评克林顿政府将对付朝鲜和其他“无赖国家”作为发展导弹防御系统的目的，他们认为美国应该坦率表明，对付中国是主要目的之一。相比之下，民主党和戈尔则仍坚持将中国作为潜在的“建设性战略伙伴”。
第二，明确表达了反共主义思想。就在里根图书馆的那次演讲中，小布什讲了这样一段话：“如果我是（美国）总统，中国将认识到，美国的价值观始终是美国的议事日程的一部分。我们对人类自由的倡导不是外交上的表面文章，它是我们国家的基本承诺。它是我们确立这样一个信念的源泉：任何形式的共产主义都已看到了它的末日。”可见，反共主义是小布什对华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三，在国家导弹防御计划问题上，小布什要求部署一个既能保护美国又能保护其盟国的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并且声称“我的政府将尽早部署对付攻击和讹诈的导弹防御系统。”他还坚持说，美国不应该屈服于中国或俄罗斯的压力，还声称应该废除《反弹道导弹条约》，同时他还拒绝考虑克林顿总统提出的部署一个有限的以地面为基地的防御系统的建议。相比之下，民主党和戈尔则坚持在发展导弹防御系统时不突破《反弹道导弹条约》的框架，此外还宣称他们将批准在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遭到否决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第四，在台湾问题上，共和党2000年竞选纲领中宣称：“台湾是美国的老朋友，它实行的是真正的民主。共和党总统将信守我们对台湾人民的承诺。”“我们否认北京有将它的统治强加于自由的台湾人民的权力。所有与台湾前途有关的问题都必须和平解决，而且必须得到台湾人民的同意。如果中国违反这些原则并袭击台湾，美国将根据《与台湾关系法》作出恰当的反应。美国将帮助台湾进行自卫。”小布什也明确承诺“帮助台湾自卫”。他的外交政策主要顾问之一孔多利扎·赖斯还说，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即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是一种“维持现状的策略”。相比之下，民主党和戈尔则坚持克林顿政府的“三不”政策。
此外，在中美俄和中美日三角关系上，小布什也与戈尔和克林顿政府有一定差异。在小布什看来，虽然中国与俄罗斯都是美国的竞争对手，但中国是比俄罗斯更主要的对手，而现行克林顿政府实际上是将俄罗斯放在遏制对象的首位，这从北约东扩与科索沃战争可以看出。在亚洲事务上，小布什宣称要把日本而不是中国作为首要的合作对象。克林顿政府虽然加强了美日同盟，但并未像小布什那样将中国和日本分出主次，从1998年克林顿访华时并未顺访日本这件事可以看出，在克林顿政府的外交棋盘中，中国的地位并不次于日本。
当然，由于共和党处于在野的地位，不排除它在使用“中国牌”为自己谋取党派利益的因素。但是，有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在美国国会内反华势力中，中坚力量基本都在共和党内。在2000年国会表决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PNTR）地位的议案时，较多的共和党人投了赞成票，反倒是更多的民主党人反对民主党政府的提案。这件事并不表明共和党人更“亲华”或“亲共”，只能说明共和党人比民主党人更现实主义，更不受人权、民主等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束缚，这就同当年尼克松打开中美关系大门并不否定他的强硬“反共”立场一样。共和党2000年竞选纲领也明确表白：“共和党人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但这并不意味着放弃要求中国改善人权状况和停止危险的技术转让。”另外，两党的国会议员还受到利益集团的影响。对中国加入WTO和给予中国PNTR地位，对民主党有很大影响力的工会持强烈反对立场，而对共和党有影响力的工商界则持赞成立场，因为那样有利于它们占领中国市场。还值得注意的是，持赞成立场的人还有另外一个战略意图，就是通过与中国的进一步接触来改变中国，加快中国的“演变”步伐。在通过PNTR议案时，附加上有关人权的条件，这表明共和党占多数的国会并未放弃美国“人权外交”的目标，从某种意义上说，与持反对立场的民主党人相比，双方在人权问题上并没有实质上的差别，只是方式方法上的不同而已。
三、布什政府对外政策动向及主要特征
乔治·W·布什政府上台后，在对外政策上表现出了一些新的动向。最突出的是亚太政策和对华政策。在2000年总统竞选期间，布什就比较突出亚太事务。他提出要将中国放在竞争对手的第一位，就意味着他要将主要注意力放在亚太地区。对此，有些欧洲媒体做出了这样的评论：布什“认识到亚洲对美国利益的重要性要比欧洲大得多。布什离开美国的三次旅行中有两次是去亚洲。他对亚洲的偏爱是有理由的。”“从经济上来说，美国的未来在亚洲。”“美国还清楚，亚洲所处的位置对美国安全构成的威胁最大。”布什正式就任总统后，也确实表现出了非常关注亚太的倾向，比如对日本、朝鲜半岛以及台湾海峡。据美英的一些媒体报道：美国国防部在2001年4月份向布什总统提交的战略评估报告中，将太平洋定为未来美国军事部署的重中之重，中国取代了俄罗斯成为对美国在全球统治地位的主要威胁。
美国更加关注亚太是必然的。首先，亚太是目前世界经济最活跃的地区，美国心目中的新兴市场，许多都在亚太。其次，亚太地区的安全形势比较复杂：大国集中，利益冲突明显；民族、种族、宗教、文明的差异较大；特别是热点问题较多；没有象欧洲那样的安全机制。
安全与经济方面的利益固然是布什政府重视亚太地区的主要动因，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意识形态也是促成这种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亚太是社会主义国家集中的地方，特别是中国正日益崛起，而在美国战略家看来，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是美国推进西方价值观和民主制度的一大障碍，而且社会主义国家强大后更容易成为美国安全的威胁因素。布什在竞选中阐述对华政策时就特别强调意识形态因素，声称“共产主义在任何形式上已经到了末日，这是我们信心的源泉。”布什政府将中国定位为“竞争对手”，很大程度上在于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上的对立。这也可以从布什政府对朝鲜政策的变化中得到佐证。布什政府一反克林顿政府的接触政策，转而对朝鲜采取强硬态度，中断与朝鲜的谈判和交往，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意识形态动机，受冷战思维的影响，因为很难为之找出安全和经济上的动力。老布什在反共事业上创造了“辉煌的”业绩，小布什大有继承父业，在“铲除共产主义”上再立新功的精神。
就目前布什政府的对外政策来看，虽然还没有脱离已经形成的外交战略大框架，但是与克林顿政府相比却有一些新的特点。
第一，更加重视安全问题。前面提到的国防部报告就主张，要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和影响。几乎与此同时，美国与新加坡缔结了一项海军协议，通过新加坡向美国的航空母舰及其他舰艇提供码头设施。这是1992年菲律宾苏比克湾基地关闭以来，美国航空母舰首次在东南亚地区享有一个基地。
布什政府在NMD问题上非常激进、强硬的态度也体现了它更加重视安全。布什政府不仅主张尽快部署NMD系统，而且还强调，如果反导条约得不到修改，美国将不惜退出这个条约；特别是，布什政府还主张扩大NMD系统的覆盖范围，不但要保护美国本土，而且还要保护美国的盟国，这实际上等于是全球导弹防御体系（GMD，GlobalMissileDefense）；此外，布什政府还打算将NMD从陆基拦截扩展到海基拦截和太空拦截的三位一体系统，以便在敌方导弹发射的早期进行拦截。
与布什政府相比，克林顿政府将扩展经济和推进民主放在更突出的位置上，有时甚至是“经济第一”。正因为这样，克林顿政府在NMD问题上则相对温和一些。克林顿政府认为：NMD的部署应视美国面临的威胁、系统的成熟程度、经费状况和对国际军控的影响等而定；NMD主要是保护美国全境不受敌对国家的洲际弹道导弹的袭击。
布什政府在安全上的强硬立场，大有黩武主义(Militarism)的味道。崇尚武力是美国外交的传统，美国两大党在这方面有高度的一致性。美国外交始终是以武力为后盾的。历史上，美国外交官的足迹与军人的脚步是紧密相伴的。不过，在奉行黩武主义上，共和党人是略胜一筹。人们都知道，“大棒政策”就是共和党人西奥多·罗斯福提出的，它也更为共和党政府所乐用。虽然民主、共和两党的对外政策中都有“大棒”和“胡萝卜”两种成份，但共和党往往是将“大棒”举得更高。冷战期间，里根政府的“星球大战”将黩武主义推上了顶点，终于将苏联拖垮，实现“不战而胜”。布什政府也想使用这一招，所以对发展导弹防御系统极为热心。
第二，在安全问题上更加重视盟友的作用。重视联盟是二战后美国的一贯政策，也是个战略方针。美国虽然为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没有哪个强国能够和愿意向其挑战，但是美国毕竟国力有限，其经济总量只占世界的不到1/3，因此，它必须借助盟国的力量来实现自己的战略意图。此外，美国地处西半球，远离欧亚大陆，安全环境极好，而它要称霸世界就必须控制欧亚大陆这个“世界岛”，为此，它就要积极参与“世界岛”的事务；如果没有地处“世界岛”的盟友的合作，它参与欧亚的事务就有点名不正言不顺，在国内不易得到公众的支持，在国际上也处境尴尬。所以，冷战结束后，美国极力维持北约和美日同盟及其它双边安全合作关系，特别是在对外动武时总是要拉上哪怕是一个盟国，如轰炸伊拉克时拉上英国，因为没有盟国的合作，美国就会孤掌难鸣。
布什政府不仅继承了重视与盟友合作这个方针，而且还有所强化。比如在亚洲，布什早在竞选时就提出要重视日本，将日本而不是中国放在其亚太政策依靠力量的第一位；它还批评克林顿1998年访华时不顺访日本是“重华轻日”。就任后，布什政府也真的表现出了“重日轻华”的倾向。比如：安排较多的日本问题专家进入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班子，这表明布什政府确实要重视发展对日关系；明知与摇摇欲坠、下台已成倒计时之势的森喜朗会谈不会有什么结果，但还是请这位“跛鸭”首相来到白宫，意在表示美国是重视日本的，以平息因美国潜艇撞沉日本实习船事件而引发的日本国内的反美情绪。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布什政府也更重视美日韩三国协调。
第三，奉行“鹰派主义”（Hawkism）。鹰派主义本来就是共和党的遗产。美国立国初期，联邦党人（共和党的前身）就显示出了好斗倾向。1798年4月26日，民主共和党人（民主党的前身）托马斯·杰斐逊在一封致詹姆斯·麦迪逊（民主共和党）的信中用“战争之鹰”来描绘那些要求同法国开战的联邦党人。以后，特别是在冷战时期，在对外政策上，鹰派就成了共和党的代名词，而共和党人也乐于以鹰派自居。冷战时期鹰派主义的典型代表就是里根政府。乔治·W·布什非常尊崇里根，并试图以里根为榜样。所以，布什政府在外交上的一些强硬举动，特别是对那些“竞争对手”和“敌人”，并不仅仅是做给选民或外交对象看的姿态，而是受保守主义理念支配的政策。克林顿政府对“非盟友”国家比较强调进行接触、合作，比如提出与中国建立“致力于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积极发展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以及越南等国的关系等。而布什政府则大不相同。在对华政策上，布什政府不仅否定了“战略伙伴关系”的定位，强调中国是“竞争对手”，而且还在人权、售台武器、“撞机事件”、李登辉访美、陈水扁过境等问题上表现出不妥协的强硬姿态。在对朝政策上，布什政府也大大退步，明显表现出对朝增加压力的一面。就是对俄政策，也是磨擦增多，合作、协调减少。这些现象表明，共和党保守主义的外交理念确实在发挥作用，与克林顿政府相比，布什政府更受冷战思维的影响。
第四，具有严重单边主义(Unilateralism)倾向。单边主义一直是美国外交的一大特征，不过在共和党人那里表现得较为明显。民主党人更信奉国际主义，在参与国际事务上比较积极，而且又以鸽派自居，所以较为重视与外交对象及盟友之间的协调、合作。克林顿政府就是这样，在对华、对俄、对欧、对朝等政策上，都体现出了重协调与合作的倾向。在NMD问题上，当遭到俄、中等国的强烈反对时，就将之暂时搁置起来。而布什政府则明显不同。在很多问题上，它只考虑美国自己的利益和意愿，而不顾别国做何反应。最典型的事例就是反对《京都议定书》。此举遭到了世界大多数国家包括美国盟国的批评和谴责，但布什政府仍然是我行我素、一意孤行。单边主义倾向反映出美国更加霸气十足，也体现出美国正加快打造单极世界的步伐。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单边主义已经与重视发挥盟友的作用处于严重矛盾状态，单边主义外交正使美国的盟友特别是欧盟国家疏远美国。
第五，具有极端利己主义(Egoism)倾向。按说，任何国家的外交政策都是“利己”的，都要从维护本国的利益出发，美国也不例外，而且更加旗帜鲜明。不过，两大党比较起来，共和党表现得更为极端。民主党从“国际主义”和“理想主义”出发，经常显示出更加重视道德、价值观、原则等观念的东西，在外交活动中，多少也要考虑别国的利益，否则自己的外交目标也难以实现。而共和党的政策则有较多的“孤立主义”和“现实主义”成份，更强调美国自己的切身利益，不重视道德和原则。布什政府在利己主义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从反对《京都议定书》到执意搞NMD，到处理中美撞机事件，到售台武器，都给人一种极端利己的感觉。英国《泰晤士报》刊登的一幅漫画非常贴切地刻画了布什政府的这种利己主义：布什在讲授地理课，黑板上画着地球在围绕着美国转。这是极端的利己主义。试想，如果真的地球围绕美国转了，那将是一种什么结局？恐怕是美国连同地球一起而毁灭。当今世界，美国再强大，其经济总量也不过占世界的1/3，怎么可能让世界各国及世界整体的利益都服从美国的利益呢？
第六，浓厚的实用主义(Pragmatism)色彩。美国是实用主义的发源地，而且实用主义是唯一在美国土生土长的哲学流派，必定对美国人的思想观念和方法产生巨大的影响，进而影响美国的内政特别是外交。正如基辛格所说的：实用主义是“美国精神”，美国人的求实精神和进取心就是实用主义培养起来的。可以说，实用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思想，影响着美国人尤其是外交决策者的思维方式，它是更基本、作用更持久、影响更深远的美国外交指导思想。实用主义外交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言行不一。布什政府的外交行为。比如在撞机事件上，为了达到让中国尽快放人的目的，竟然玩弄英语词汇，利用“Sorry”和“Apology”之间的含义差别来耍把戏，而当目的达到后，马上就翻脸不认人，将人家的好处弃之脑后。这可谓是“不择手段”的极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