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17年十月革命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冷战结束，美国的反共主义经历了由兴起到高潮，再到消退的过程。这一时期的反共主义是在对苏、对华、对东欧与亚洲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政策中展开的。总结这段时间反共主义的特征和发展变化，对了解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外交的发展规律是十分有意义的。鉴于这一时期反共主义外交的内容十分丰富，而基本史实又为人所熟知，本章只从几个侧面总览这段历史，总结出规律性的东西来。
一、反共主义贯穿在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政策的始终
美国学者贝科威茨在《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背景》一书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可以有把握地说，战后时期几乎每一项重要的美国对外政策决定，都是对某一觉察到的或明显的共产主义威胁所作的反应。”这段话揭示出了冷战期间反共主义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地位。虽然美苏争夺世界霸权构成了冷战时期国际关系的一条主线，但从美国方面来说，反共主义对外交政策的制定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尽管美国对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具体政策，但反共这一宗旨始终没有放弃，它渗透在对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乃至某些第三世界国家的政策中。最为典型的事例就是巴黎统筹委员会的成立。这个由美国发起、西方15个国家组成、于1948年11月秘密成立的机构，主要任务就是协调西方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政策，实行封锁禁运，禁运的主要产品是军事武器装备、尖端技术产品和战略产品等。1987年4月，日本东芝机械公司因违反“巴统”的有关规定，向苏联出口高技术产品，受到美国政府的严厉制裁，遭受巨大损失。当然，对待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美国会根据具体情况采用不同的政策。
（一）对苏政策
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美国反共主义外交是伴随着对苏政策而形成并发展的，并且一直将反苏作为其反共主义政策的核心内容。
从1917年到1991年这74年间，尽管美国的对苏政策几经变化，但有一条线始终贯穿其中，这就是反共主义，至少1990年之前是这样。罗纳德·里根认为，共产主义自从1917年后就没有改变。1981年他就任总统后不久说：“从列宁到包括现任的勃列日涅夫在内的每一位苏联领导人都宣称，苏联的目标是使全世界共产主义化。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短暂时间外，俄国人几乎在65年中一直是我们的实际上的敌人；在整个这段时间内，他们的政策一直是始终如一地、虔诚地致力于这个简单的目标，即摧毁民主并强制推行共产主义。”里根的看法很有代表性。这种认识决定了美国历届政府都要对苏联推行反共主义政策。
十月革命后，美国不仅出兵干涉苏俄，而且长时间拒不承认苏维埃政权，其主要动机就是反共，因为当时苏俄并未对美国的安全构成任何威胁。美国政府当时的主要考虑是通过孤立和施加各种压力促使苏维埃政权垮台。这反映在美国媒体的报道中，很多媒体经常断言俄国革命即将失败。就连被认为通常是比较严肃的《纽约时报》，“在对待俄国革命问题上也明显有偏颇。在2年期间，它预言布尔什维克失败大约91次，宣布列宁和托洛茨基逃亡、死亡、退休或被监禁不下30次。”民主党政府孤立苏俄的政策被共和党政府继承下来，“卡尔文·柯立芝总统断然宣称，在苏维埃表现出愿意‘与我们其余者共同担负起文明的负担’之前，我不打算同它来往。这反映了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16年内占优势的官方观点。”在反共主义的影响下，美国决策层有时宁可牺牲国家的经济利益。30年代初，美国与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竞争十分激烈，“九·一八”事变严重损害了美国的在华利益，然而胡佛政府出于反苏的目的，一直对日本采取姑息纵容的政策，奉行与国际联盟一样的绥靖主义，期望侵华战争能转变成反苏战争。副国务卿威廉·卡斯尔认为，日本在东亚称雄符合美国的利益，因为日本将维持秩序并将阻止共产主义。
就是在美苏建交后，甚至是两国结盟共同对付法西斯主义期间，反共主义也仍然渗透在美国的对苏政策中。在1939年的苏芬战争中，美国一方面宣布对苏联实行“道义禁运”，停售飞机及有关战略原料，另一方面积极援助芬兰，向芬贷款2000万美元，退还芬兰偿还的一战时的战债23万美元。美援助芬兰抗苏的神速与援助中国抗日的拖延形成了鲜明对照，“其原因就在于当时美国国内存在着强烈的反苏反共情绪和浓厚的绥靖日本的倾向”。二战期间，在德国突袭苏联后，哈里·杜鲁门发表声明：“如果我们看到德国快要打胜，我们就应当帮助俄国，而如果俄国快要打胜，我们就应当帮助德国，这样一来，就可以使他们尽量彼此歼灭。”参议员罗·塔夫脱的话更能反映出仇视共产主义的态度，他说：“对美国来说，共产主义胜利比法西斯胜利还危险。”福兰克林·罗斯福总统虽然从现实主义出发与苏联结成联盟，但对共产主义的敌视态度并未因此而消失，他在给驻莫斯科大使约·戴维斯的信中写道：“不论我，还是您，都不接受共产主义，但是为了过桥，我向魔鬼伸出手来。”代理国务卿萨·韦尔斯发表声明：“对美国来说，共产主义专政的原则和理论就像纳粹专政的原则和理论一样，是不能接受的，是异己的。”美国虽然在二战中根据《租借法》对苏联进行了援助，但援助程度与援助英国相比相差甚远，美国援助英国达500亿美元，而援助苏联只有112亿美元。同为美国的盟友，受到的待遇却大不一样。在二战期间，在苏美英联合抗击德意日法西斯的同时，美英联手限制、削弱苏联的行为不胜枚举。
冷战，对美国来说，更是以反共主义为旗号的特殊战争。在作为“杜鲁门主义”产生标志的那篇著名的演说中，杜鲁门就是以两种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来作为美国奉行对苏“遏制”政策的理论基础的。他说：“在当前世界历史关头，几乎每一个国家都面临着两种生活方式的抉择”，“一种生活方式建立在多数人的意志的基础之上，其特点是自由体制，代议制政府，自由选举，保证个人自由、言论和宗教信仰自由，以及不受政治压迫的自由。第二种生活方式以少数人把意志强加于多数人为基础，依靠恐怖和压迫、受控制的新闻和广播、指定的选举和取消个人自由。”于是，“美国的政策必须支持那些人民，他们正在抵抗武装起来的少数人或是外来压力企图加于他们的奴役。”美国“必须援助自由人民以自己的方式来规划自己的命运。”杜鲁门先是将世界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为标准分成两部分，然后把美国封为自由世界的领袖，再赋予美国要率领自由世界同共产主义世界做斗争的历史使命。这一思想一直指导了美国整个冷战时期的外交战略和政策。
冷战期间，美国为了贯彻反苏反共政策，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其中包括伦理道德方面的代价。据1994年解密的档案材料披露，在冷战期间，有数千名美国人被他们的政府作为人类试验品（humanguineapigs）。一位名叫米尔顿·斯塔特的人（他母亲就是在不知不觉中被变成了人类试验品）描述了他母亲的经历：她去医院治疗十二指肠溃疡，结果后来发现自己身处美国政府资助的实验室里；在那里工作的都是非常残酷的人；她的编号是HP-8；1946年3月9日，她被注射了钚；她当时是41岁，而她的儿子只有7岁；她与丈夫从未被告知或问及关于实验的任何内容；她后来死于不可治疗的放射性感染。然而，斯塔特的母亲只是许多受害者之一。一个由克林顿总统建立的“人类放射性试验咨询委员会”发现了下例事实：
——从40年代直到60年代，在马萨诸塞的瓦尔特·佛纳尔德学校，有数百名弱智少年被喂服了一种特殊的谷物早餐，里面含有带放射性物质的铁和钙；
——1956-1957年，在由美国空军管理的试验中，有120人（其中绝大多数是爱斯基摩人和土著美国人）被暴露在带放射性物质的碘下；
——数千名为美国政府工作的铀矿工人被暴露在放射性水准极高的环境下。“委员会”发现，负责的官员知道危害性，但没有通知这些矿工。其中的数百人后来死于肺癌。
出于反苏反共的目的，美国在冷战期间还插手其欧洲盟国的国内事务，支持那里的“反左”恐怖活动。2000年6月23日，意大利左翼民主党（前身是意大利共产党）公布了一份报告，揭露美国在冷战期间的反共恐怖主义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报告认为，美国是鼓动使用“紧张局势战略”的罪魁祸首，这种战略是利用不分清红皂白地针对公众的爆炸事件和右翼政变的威胁来稳定中右派对国家的政治控制。而那些制造爆炸事件的人却极少被抓获，原因在于他们与其支持者都是意大利国家机构中的人，而且“这些人还与美国情报机构勾结”。
（二）对亚洲社会主义国家政策
如果说在欧洲的冷战是以相对和平的形式进行的，那么在亚洲的冷战则相对地不和平，因为它包含了两次热战。而且美国在亚洲付出了更为惨重的代价。“在同共产主义战斗的过程中，美国在这一地区投入了数十亿美元（特别是在朝战和越战期间）”，而且“数千美国人在此丧失了生命”。
美国亚洲政策的反共色彩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已充分表现出来。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就成了美国在东亚地区的主要竞争对手。日本走上侵华的不归路，实际上损害了美国的利益，然而美国的对日政策一直有姑息、绥靖的因素。影响美国对日政策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反共主义。1931年“九·一八”事变曾给美国各界带来强烈震动，美政府内有人提出要对日本的侵略行为采取强硬态度，但被拒绝。副国务卿威廉·卡斯尔从意识形态出发，认为日本在东亚称雄符合美国的利益，因为日本将维持秩序并将阻止共产主义。在欧亚两个战争策源地形成的过程中，英法在欧洲推行“祸水东引”政策，而美国则在亚洲搞“祸水西引”政策。日本也摸透了美国的这种反共心态，总是将其侵略行为与反共联系起来，以软化美国的对日政策。比如，1940年3月，日本首相发表声明为侵略战争进行辩护，提出要在东亚“建设新秩序”，而建设新秩序的目的之一就是“坚定地防止共产主义的威胁”。在日本偷袭珍珠港前，美国一直未与日本进行正面军事冲突，不能说与这种反共主义心态无关。
二战结束后，随着美苏冷战的展开，美国的亚洲政策也纳入了冷战框架内。日本宣布投降后，美国虽然很了解蒋介石热衷于围剿共产党而不热心于抗日，也很了解蒋介石政权和国民党内部已腐败透顶，然而美国还是执行扶蒋反共的政策，极力阻挠中国共产党接受日军的投降和收缴日军的武器资财。而当时中国共产党是极力主张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国民党则以统一来压制民主。在美国的亚洲政策中，反共目标高于民主目标。杜鲁门认为：如果美国“让日本人立即放下他们的武器，并且向海边开去，那么整个中国就将会被共产党人拿过去。因此我们必须采取异乎寻常的步骤，利用敌人来做守备队，直到我们能将国民党的军队空运到华南，并将海军调去保卫海港为止。”他还承认，这种利用日本军队阻止共产党人的办法，是国防部和国务院联合决定而经他批准的。随着冷战的全面展开，美国的对华政策具有更浓厚的反共色彩，将中国共产党看成是苏联的工具，把中国革命当成是“苏联共产主义扩张”的一部分。新中国成立后，促使美国制定遏制中国政策的关键因素是中苏同盟条约的签订。在美国决策者看来，该条约的签订表明中国已经成为“苏联扩张的工具”，要想有效地遏制苏联，就必须同时遏制共产党中国。苏联是美国决策者心目中的最主要敌人。这一点从美国对朝鲜战争的态度就可以看出来。朝鲜战争一爆发，美国就把它说成是“国际侵略”，而不认为它是朝鲜内战。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后，杜鲁门政府继续把苏联而不是中国看成是在亚洲的主要敌人。艾奇逊说：“（共产党）在朝鲜的一切行动都是莫斯科鼓动的”。美国政府官员认为，中国的抗美援朝运动是按斯大林的旨意行事。关于意识形态在中美敌对关系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著名美国学者、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教授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说：“在战后的年月里，当中国国民党的腐败和无能使它彻底丧失人心时，我们对于苏联扩张主义的目的和方法、特别是对于共产主义运动的口是心非和残酷无情愈来愈感到惊惶不安。由于中美两国日常生活的经验不断产生分歧，共产主义似乎愈来愈成为一国人民的惟一出路和另一国人民的死敌。”哈里·罗西兹克也阐述了相近的观点：在冷战初期“世界被一分为二：‘共产主义世界’和‘自由世界’。任何国家不是好的就是坏的。谁不参加某一方，谁就是坏的。像尼赫鲁那样中立派直到五十年代中期还得不到任何一方的信任。”按说，印度独立后所实行的政治制度更符合美国的要求，美国不应该排斥它。但是由于美国过于强调意识形态因素，将走“第三条道路”的印度也当成是异己力量。
出于反共的需要，美国还改变了其对日政策。日本投降后，美国最初的对日政策方针是打击、限制日本，使其不再成为威胁远东和平的力量。当时美国是想将国民党中国扶持成“亚洲的警察”。然而，当国民党在中国内战中的败局已定之时，美国开始改变对日政策，由限制日本变为扶持日本，使日本成为“阻止共产主义在亚洲扩张”的前沿阵地。
从美国对待俄国和中国两种政权的态度更能看出其外交政策的意识形态色彩。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美国当年对待俄国两个政权的态度的模式又被完全照搬到中国。从太平洋战争开始到新中国成立，美国积极扶持国民党政权，希望中国作为亲美的大国和亚洲警察而崛起。影响美国对华采取这种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美国指望中国能成为一个“真正自由民主的国家”。曾经有一段时间，美国人想用美国式的民主政治模式来改造中国。内战爆发前，赫尔利调停和马歇尔使华，都宣称其目的是通过建立联合政府促进中国的民主。不少美国官员都有某种程度上将国共两党之争同美国的两党政治相类比，并期望中国的两大政党也能以美国的政党政治模式互相制衡。应当肯定，美国的这种愿望是真实的。从美国的全球利益角度讲，自由民主的中国更符合美国的利益，特别是能在国际斗争中站在美国一方。尽管美国决策层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没有什么真正的同情，而且还认为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是有区别的，在某种程度上只是民族主义政党，但是，“反共主义”毕竟还是在影响着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在他们看来，蒋介石政权还是比共产党要好一些。苏联的榜样已使美国人看到，共产主义是“自由民主”的死敌，如果共产党在中国掌权，“民主化”的理想就会更加难以实现。这种意识形态的偏见构成美国在内战中采取扶蒋反共政策的重要思想基础。
美国的对越政策以及进行越南战争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反共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签订了日内瓦协议，法国侵越战争结束。按照美国的本意，它宁愿法国坚持打下去，而不愿看到南越的一部分丧失给共产党。这表现出美国宁可要殖民主义，而不要共产主义。所以，日内瓦协议被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称作是完成共产主义一大扩张步伐的灾难。美国拒绝在协议上签字。艾森豪威尔还宣称，这些协议“包含着我们所不喜欢的东西”，美国不是协议的一方，不受它的约束。这为美国后来卷入越南事务埋下了伏笔。在冷战格局下，美国是肯定要介入越南事务的。1954年4月，艾森豪威尔提出了“多米诺骨牌效应论”，认为，如果共产党统治了整个越南，则整个印度支那防线就会发生“多米诺效应”，以致于全部沦陷。美国决策层还认为，越南的人民斗争，主要是由于中国的策动和援助引起的，如果共产主义在南越获胜，整个印度支那就会变成中国的势力范围。他们甚至还认为，如果美国力量退出越南，莫斯科和北京就会来填补力量真空，这将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民主党人约翰·肯尼迪在1956年的一次演说中宣称：如果赤色浪潮淹没南越，东南亚其他国家乃至印度、日本都会受到严重威胁。他还认为，南越是在亚洲实验和示范民主的场所，是用以对抗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的样板，它的失败将在整个亚洲造成严重的心理后果。南越还是“反叛乱”的试验场所，成了按美国方式解决第三世界问题的试金石。他要通过南越向“拭目以待的世界”表明，代表未来的不是共产主义，而是美国。由此可见，美国干涉越南，其矛头也是对着中国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正如美国学者罗伯特·舒尔辛格所说，“美国在越南的战争，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遏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与之对抗的。”美国的对越政策实际是新中国成立前对华政策的缩影，因此有着与之极为相似的特征，比如为了反共而宁可支持一个腐败的政权。
总的来看，美国在亚洲的反共政策有这样几个突出特点：第一，为了反共，宁可支持腐败独裁政权；第二，为了阻止“共产主义扩张”，与宿敌和好，并对之进行扶植；第三，直接卷入了两场热战，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雅尔塔体系未将亚洲地区（除北朝鲜外）划为苏联的势力范围，而共产主义在亚洲的发展，严重损害了美国原来预期的利益。
（三）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
美国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具有独特之处。按雅尔塔体系的划定，东欧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这与中国、越南等亚洲国家不同，所以，美国对东欧国家的政策基本是在尊重雅尔塔体系的前提下制定和实行的，即承认它们是苏联的“卫星国”。这就决定，美国在东欧不会象在亚洲那样介入得那么直接、那么有力度。但不管怎样，反共主义的精神还是贯穿在所有政策之中。
美国对东欧国家的意识形态外交首先体现在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政权建立时期。根据雅尔塔会议通过的《被解放的欧洲宣言》，这些“被解放”的国家应成立能广泛代表各民主阶层的临时政府，并责成它尽快通过自由选举建立符合人民意志的政府。而苏联实际上对西欧并未作此要求，对英美在意大利、希腊扶植亲西方政府的行为，苏联采取的是“不批评，不干涉”的政策，因为在斯大林的心目中，这两个国家已属西方的势力范围。美国虽然也承认东欧是苏联的势力范围，但对各国产生的新政府，却持不同的态度。1945年6月，波兰成立全国统一的临时政府，美国很快予以承认，因为美国认为它是经过民主选举而产生的。同样，对11月成立的匈牙利新政府，美国也很快予以承认。而对3月份成立的由罗共领导的罗马尼亚政府，美国则声明不予承认。
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政权建立起来后，美国对东欧政策的指导思想有两条：一是对这些国家进行“渗透”，并支持这些国家内部的“改革”和“民主”力量，促使它们背离共产主义方向；二是利用东欧国家的民族主义倾向，促使它们摆脱苏联的控制，分裂苏联阵营，即使它们仍然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贯彻前一个思想在对波兰和匈牙利的政策中表现得较为突出，而贯彻后一个思想则集中表现在对南斯拉夫的政策中。当然，这两种思想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最终目的都是使东欧国家摆脱苏联和共产主义。
就贯彻第一种指导思想而言，从50年代初到冷战结束，美国一直未放弃这种努力。1950年，由美国政府发起组织的“自由欧洲委员会”建立了自由欧洲广播电台，用23种语言向东欧和苏联播音，该电台在“卫星国赢得了很多听众”。以后“还使用了一些别出心裁的办法，例如中央情报局从西德放出气球，借顺风把‘自由信息’送往东方”。1953年1月，杜勒斯在美国国会鼓吹“解放”东欧的政策，即实行和平演变，使东欧摆脱苏联。1953年3月斯大林去逝后，美国战略家们更认为共产主义已经发生变化，美国不应再将共产主义看成是铁板一块的全球性运动。1958年10月27日，就在匈牙利事件进行期间，国务卿杜勒斯发表一篇重要讲话，他用经过精心推敲的措词表述了美国同东欧国家关系的准则：“美国希望各卫星国获得独立，但我们没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我们衷心希望这些国家的人民——我们自己的民族生活有许多成分是从他们中间来的——应该恢复他们的主权，应当有他们自己所选择的政府。我们不把这些国家看作政治军事盟国。我们把它们看作朋友，是友好的和不再四分五裂的新欧洲的一部分。我们相信，如果让它们获得独立，这将大大有助于稳定整个欧洲、东方和西方的和平。”杜勒斯的意思非常明白，就是让东欧国家“独立”于苏联，成为“新欧洲的一部分”，实际上也就是脱离共产主义轨道。
利用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来对付共产主义，在美国对南斯拉夫的政策中表现得比较突出。《意识形态与外交事务》这篇研究报告中说过这样的话：对共产主义“这个集团来说，民族主义也许是对苏联卫星地区的控制进行挑战的重要势力”。报告还认为，“民族主义使铁托与斯大林的俄国绝交”。
美国早就看出铁托是个“民族主义”者，不会心甘情愿地受苏联摆布。1945年5月，在的里雅斯特城问题上，铁托表现出了对苏联的不满，声称“今日的南斯拉夫，决不是以货易货和讨价还价的对象。”苏联随后对铁托的话做出了强烈的的反应，表示“强烈抗议”和“愤怒”。苏南之间在国家利益上的矛盾已初现端倪。1946年11月29日，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成立，12月22日，美国就予以承认，尽管“南斯拉夫在内政政策上，原来是比斯大林自己还要斯大林主义化”。以后随着苏南关系的变化，美国更加紧发展同南的关系。1951年同南签订了《共同防御援助协定》和《军事援助协定》，美国开始向南无偿提供武器，“心照不宣地关心南斯拉夫的安全”。同年，美国开始实施一项对南旱灾救济计划。以后，美南关系不断发展。1957年底，两国商定停止美国对南的军事援助，改由美国以商业形式继续向南供应军事装备和武器，同时给南以大量经济援助。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美国总统约翰逊表示，美国“经常关注”南的“独立、主权和经济发展”，并对南在苏联侵捷事件中所持的态度表示钦佩。同年11月，美国国务卿腊克斯在北约会议上宣布将南置于北约的“保护伞”之下。
不过，美南关系是受南苏关系制约的。1972年至1973年，由于南苏关系有所缓和，美南关系一度冷淡。但是自1974年下半年起，随着南苏矛盾的发展，美南关系又趋密切。1978年3月铁托总统访美时，南还强调两国是“传统的盟友”，发展南美关系“符合南的持久利益”。
总的来看，冷战期间，美国一直把南视为欧洲、地中海地区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因素”，强调“完全支持”南独立、统一、领土完整和不结盟政策，尽可能发展同南的“紧密合作关系”，在军事、经济上给南以大力支持。尤其是对不结盟政策，美对南的支持立场与对印度的冷淡态度形成鲜明对照。其主要原因在于南原属于“苏联阵营”，支持南既能分裂共产主义运动，又可使南成为东欧其他国家的榜样。
波兰是除南斯拉夫外同美国接触最早的东欧国家之一，也是美国实施其东欧政策的重点对象之一。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美国认为出现了“自由势力”发展的机会，而波兰则是“最先从暂时的松动的迹象中受到鼓励的国家”之一。1956年春，波兰党内的改革派上台；同年2月苏共“二十大”召开，波兰党内改革派认为这预示着“共产主义阵营”内部民主化的一个新时代。1956年的波兰危机由此开始。由于多数北约盟国认为西方对波兰新势力的公开支持将使它们同苏联的关系陷入困境，美国政府在波兰危机期间采取了这样的政策：“官方的新闻机构应当鼓励对事态和舆论进行详尽和客观的报道”，“同时加上美国政府的同情性评论，但避免表示太露骨的支持。”不过“舆论本身是以浩大的声势支持改革运动的”。这样，美国实际上达到了支持改革派的目的，又没有给苏联留下把柄。到了10月底波兰局势稳定后，国务卿胡佛指示美国驻华沙大使通知波兰政府，表示“美国政府愿意友好地提供形势所需要的援助”。此后，美国虽然认识到“哥穆尔卡并没有变成民族共产主义者”，波兰“不愿学南斯拉夫的榜样”，但是“哥穆尔卡继续坚持国内自治”，这“反映了国际共产主义阵营中潜伏的紧张关系”，“波兰还是不断向共产主义阵营的团结进行挑战”。此外，“在波兰还有一定程度的言论自由，同西方的联系已经扩大了，害怕秘密警察的心情也大体上消除了。”所以，美国采取了积极发展对波关系的政策。
从1957年开始，美国向波兰提供援助。美国通过贷款、“粮食用于和平计划”、支持波兰教会势力、科技文化交流等途径实行对波兰进行“渗透”的目的。1960年宣布给波兰以最惠国待遇。以后，美波关系不断发展。特别是里根政府期间，美国更是将波兰作为推行反共主义的前沿阵地。1981年12月，波兰政府公布戒严令并宣布团结工会非法后，里根告诉国家安全委员会说，“这可能是我们有生之年最后的看到苏维埃帝国对东欧的殖民政策发生变化的机会。”他劝告北约盟友，在同苏联搞缓和时，要依其在波兰的行为而定。他还警告勃列日涅夫，苏联的干涉“可能引起你我谁都不能完全控制的进程发生。”美国的对波政策应该说是成功的。果然，就像美国战略家们所预期的，波兰成了第一个被“和平演变”的国家。
匈牙利是另一个“最先从暂时的松动的迹象中受到鼓励的国家”，因此美国的对匈政策与对波政策相近，不过有些曲折。1950年2月，美驻匈使馆曾进行颠覆活动，一度影响了美匈关系，匈要求裁减美使馆人员。1956年美参与了匈十月事件，致使美匈关系进一步恶化。从60年代起，美匈关系开始改善。1964年12月，两国在布达佩斯就“改善关系”问题开始会谈；1966年底，两国升为大使级外交关系。以后两国关系平稳发展。1978年，美匈在布达佩斯签订贸易协定，规定两国相互提供最惠国待遇。匈是第二个被“和平演变”的国家。
还值得注意的是，民族主义在美国对波、匈政策中也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美国战略家们认为：1956年“波兰和匈牙利所发生的事件，说明了在卫星国家中仍然存在着很强烈的民族忠诚感。”
（四）对第三世界国家政策
美国反共主义政策还贯穿在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政策中。这方面的表现有两个方面：一是将这些国家的激进革命都扣上共产主义的帽子，或是同共产主义的影响联系起来，给以无情的打击；二是为了对付共产主义力量，不惜支持军事独裁政权。
第一种表现的典型事例就是对1926年尼加拉瓜内战、1953年伊朗革命、1965年多米尼加革命、1970年智利阿连德政权的干涉行为。
1926年尼加拉瓜发生内战时，美国竟以所谓“布尔什维克危险”为理由进行干涉。柯立芝总统说：“我们不是在从事针对尼加拉瓜的战争，只不过是一个巡警对过路人的战争”。他还说，他的国家派出去的军队“不是用剑而是用十字架武装起来的”。
1953年，伊朗发生革命，穆罕默德·摩萨台领导的伊朗民族运动在推翻了巴列维王朝后，宣布要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中立国家，美国决策者担心摩萨台政权会成为共产主义和苏联的帮手，于是同英国一道策划了一起军事政变，将摩萨台政府推翻，使伊朗国王重新执政。
约翰逊总统对美国在亚、非、拉的干涉行为做过非常坦率的说明。1965年4月，多米尼加共和国爆发反美爱国武装斗争，5月2日约翰逊派海军赴多米尼加，他对此举解释道：“美洲各民族不能、绝不、将不允许西半球建立起另一个共产主义政权。”而被约翰逊说成是“共产主义政权”的多米尼加革命党人胡安·博什领导的政府却是经过民主选举而上台的。
1970年，自称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萨尔瓦多·阿连德在智利大选中获胜当选为总统，并推行了一些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经济政策。正在同苏联和中国缓和关系的尼克松政府不仅对阿连德政权实施经济制裁，而且还支持智利军方发动了一场政变，推翻了阿连德政权。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经常以反共为名在第三世界国家搞颠覆、暗杀等活动。1951年，危地马拉新当选的哈科沃·阿文斯总统为了使国家摆脱贫困，实行一系列改革，比如重新分配土地、恢复工会的权利。尽管内阁中没有任何人是共产党人，但是由于阿文斯容忍共产党人并同他们合作，同时还从捷克斯洛伐克运进武器，于是“美国担心这个国家会变成共产主义在美洲的桥头堡”。1954年，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了一场军事政变，推翻了阿文斯政权。随后的军政权对危地马拉进行了长期的恐怖统治，改革被中止，农民手中的土地又被夺回。
据美国国会1975年正式公布的一次统计结果显示，中央情报局搞的较大的秘密活动超过900次，其他不太复杂的活动不下数十万起。从1949年起，中情局曾策划、赞助、下令谋杀33名世界著名政治家。而这些活动，许多都是打着反共的旗号干的。
第二种表现更是比比皆是。就拿对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政策来说，在这两个相互敌对的国家之间，美国一直支持巴基斯坦，尽管巴时常是军事独裁者掌权，而印度则是美国所认可的民主国家。美国亲巴反印的主要动因，除了印度奉行不结盟政策，被美国看成是第三世界的头之外，还在于印度在内政上推行了一些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政策。在美国决策者的心目中，“共产主义是一成不变的，无可逆转的；而右翼军事独裁则被认为是可以改变的。美国最终可以依靠其军事保护的接受者。但是一个国家一旦走向共产主义，那么一切渐变的希望都落空了”。其实，美国对军事独裁者的这种态度是一贯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曾对加勒比一位独裁者评论道：“也许他是个狗娘养，但他是我们的狗娘养的。”从一定程度上说，军事独裁政权与美国民主、自由的价值观相距更远，更应遭到美国的反对，然而，为了反对共产主义这个主要敌人，美国宁可牺牲意识形态利益。当然，这种做法也可以解释成是一种策略上的考虑。
70年代以后，面对第三世界民族主义的兴起，在美国出现了这样一种观点：认为“民族主义是我们时代的重要特点”，广大第三世界已不再像50年代那样“热衷于马克思主义革命”；民族主义国家难以避免的内部变革，包括对外国企业实施国有化，虽然常常带有反美色彩，但一般不涉及美国的“切身利益”，也不一定是马克思主义的，更不能一概认为是“共产主义的威胁”。可见，在美国人眼里，共产主义才威胁到了美国的“切身利益”。
（五）美英反共主义政策比较
在资本主义大国中，美国在贯彻反共主义上是最坚决、最执著的，在这方面，它同英国形成对照。英国在1924年就同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而美国则一直拖到1933年。更能反映两国差异的是二战后初期的对华政策。当美国积极支持蒋介石打内战时，英国则冷眼旁观；1949年4月，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ErnestBevin)宣称如果有必要，将使香港成为“东方的柏林”；新中国成立后，英国于1950年1月6日宣布予以承认，成为西方大国中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国家，被称为西方国家打开同中国关系的破冰船；而美国政府则对国内承认新中国的建议持消极态度，早在1949年1月的内阁会议上，杜鲁门总统就明确表示：“我们的立场是不跟任何共产党政权打交道。”这种观点得到一大批内阁成员的同意，并成为整个1949年的对华政策基本原则。1949年10月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两天后，杜鲁门指示国务院：“我们不要那么匆匆忙忙承认这个政权，我们在承认苏联的共产党政权之前曾等待了12年。”朝鲜战争爆发后，英国一直坚持把战争严格限于朝鲜半岛，坚决反对美国把战争扩大到中国的企图；当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时，英国反对美国在台湾海峡制造危机，坚持认为台湾问题是中国问题的一部分；1950年11月，美要求英同意美飞机进入东北与中国空军交战，被英拒绝；11月30日，杜鲁门发表声明，威胁说美国将全力以赴遏制中国，并明确表示不排除使用原子武器的可能，对此，英国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亲赴美国，极力劝阻美国不要使用核武器……英国与美国之所以在对华政策上有如此重大的差异，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两国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不同。英国认为“尽管新中国政权是建立在共产主义原则基础上的政府，但它毕竟是能为中国做点事情的惟一政权”，“中国不是苏联的卫星国”。而美国则坚持认为，中国是苏联的卫星国，是苏联进行共产主义扩张的工具。英国更多地是从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考虑对苏与对华政策，而美国则更多地从反共角度考虑对苏与对华政策。
二、反共目标服从于基本国家利益
维护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这些基本国家利益是美国外交的首要目标，因此，在对苏政策中，反共主义虽然是贯彻始终的一条线，但不是最主要的线。反共主义的程度强弱要依美国基本国家利益的状况和需要而变化。这就使反共主义在对社会主义国家政策中的作用呈现出阶段性。现以对苏政策为例加以剖析。从十月革命到冷战结束，美国的对苏政策大体分为4个阶段：
1、1917-1933，即从十月革命到美苏建交。这一阶段美国对苏政策的主要方面是敌视，表现为拒绝承认苏维埃政权并参与武装干涉。但是也有一定程度的交往和合作。1921年俄国出现粮食饥荒，美国向灾区提供了粮食、衣物和药品等物资。据美国学者估计，美国所提供的赈济已占当年联邦预算的1%，而当时美国的经济形势并不十分好。此举一直被当作美国“道德外交”的重要论据之一。然而，美国的反共主义目的仍然是抹杀不掉的。在苏俄负责救济活动的一位美国官员得意地说，由于美国的救济活动，共产主义“已经死去并被放弃”。可见，援俄的真实意图是削弱布尔什维克的威望。苏联成立后，美国与苏联的经贸来往加强。到1927年，苏联农民使用的拖拉机85%是福持公司生产的。这时，美国资本已占苏联外国资本的1/4，美苏贸易在苏联整个外贸中也占有相似的比例。这表明，即使是在政治上孤立、敌视社会主义国家的时候，美国也可以与之进行经济上的合作。
2、1933-1945，即从美苏建交到二战结束。这一阶段美国对苏政策的主要方面是合作。由于遭受经济危机的打击，美国需要尽快恢复经济，因此经济利益上升为美国发展对苏关系的主要动力，意识形态对抗被暂时抑制下去，退居次要地位；以后，美国出于国家安全利益，又同苏联结盟，合作更成为美苏关系的主要方面。在德国突袭苏联后，虽然有人提出了强烈的反共主张，但是由于国家基本利益的需要，这种主张并未成为政府的决策。以罗斯福总统为代表的决策层还是从现实主义出发，将反共目标降为次要地位，甚至暂时搁置起来。正如美国学者马歇尔·舒曼（MarshallD.Shulman）所说，这时的美国不像丘吉尔那样，将苏联看成是异己的盟友，而是对“勇敢的苏维埃盟友”表现出了独具特色的不分青红皂白的热情，完全“忽视了斯大林的俄国黑暗的一面以及将来出现问题的恶兆。”
3、1945-1970，即冷战前期。这一阶段，反共主义外交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美国的外交政策高度意识形态化。一方面是因为二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发展，使美国统治者感受到资本主义面临生存危机，而美国“天定命运”负有捍卫自由民主制度的责任；另一方面是因为随着美国综合实力的增强，霸权主义野心膨胀，而苏联的崛起和国际共运的发展成了美国实现霸权目标的最大障碍。
4、1970-1991年，即冷战后期。以尼克松主义出笼为标志，冷战分为前后两个时期。由于美国经济、军事实力的相对下降和苏联军事实力的上升，美国对苏军事遏制政策的不断失败，特别是美国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潭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国内政治动荡，促使尼克松政府改变对苏战略，由强硬的军事遏制转为以“和平演变”为主。同时缓和与苏联的关系，增强同苏联的接触与合作，通过渗透达到演变苏联的目的。这一阶段美国对苏政策的特征是：虽然反共目标未变，反共主义仍发挥着很大作用，但与冷战前期相比大为减弱，现实主义成份明显增多。
从以上美国对苏政策的4个发展阶段可以看出，美国为了基本国家利益，在必要时可以将反共主义目标暂时抑制下去，同社会主义国家合作，有时还能结为盟友。
三、反苏是反共主义政策的核心内容
由于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二战后又一度为社会主义阵营和华沙条约组织的核心，因此在美国统治者的心目中，苏联成了共产主义的化身和载体，而共产主义则是苏联的灵魂，反苏与反共是同一个过程，反苏即反共，反共也就是反苏。即使后来苏联的扩张主义和霸权主义已明显背离了社会主义原则并为许多社会主义国家所反对，但美国的决策层仍把扩张主义和霸权主义看成是共产主义的固有属性，将反苏与反共联系在一起。尼克松就明确说过，意识形态是美苏争夺的根源。美国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实际上是围绕反苏政策展开的。
美国反苏反共的一致性主要体现在美国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政策的变化上。二战后，世界上又出现了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在如何对待这些国家上，美国决策层始终存在着分歧，较为极端的保守主义者通常将共产主义视为铁板一块，主张像遏制苏联一样遏制这些国家；另一部分人不认为共产主义是铁板一块，主张对社会主义国家要区别对待，采用不同的政策，以便分化瓦解。这两种政策主张对美国政府的决策都不同程度地产生了影响，但后一种主张一直被贯彻在美国的对苏政策中。美国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就很能说明问题。对亚洲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也是这样。美国曾一度期望越南领导人胡志明变成“铁托之前的亚洲铁托分子”，这是因为胡志明虽然是个共产主义者，但也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其基本目标是国家的独立。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杜鲁门政府曾一度在对华政策上举棋不定，政府内许多人认为中国会成为第二个南斯拉夫，直到1950年2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后，美国才正式推出“遏制中国”的政策。1953年3月斯大林去逝后，美国战略家们更认为共产主义已经发生变化，美国不应再将共产主义看成是铁板一块的全球性运动；1972年尼克松访华，与中国缓和关系，意在联华抗苏。尼克松曾声称，他的对华政策的关键因素是承认“共产主义世界已经分崩离析了。”美国的反共专家们认为，80年代末共产主义的“大失败”首先是从波兰开始的，而这要归功于里根政府的对波政策。
美国决策者在对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缓和关系时，并没有放弃反苏反共的目标，只不过是战略策略发生了变化而已。尼克松在《1999年：不战而胜》一书中清晰地描述了美国反苏反共的战略策略：第一，军事上对苏联威慑，以避免核战争和资本主义世界的“不战而败”；第二，政治上与苏联竞争，即对苏联以外的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东欧国家实行和平演变，分化瓦解社会主义阵营，同时利用一切手段与苏联争夺第三世界国家；第三，外交上同苏联谈判，以便与苏联周旋，进而争取盟国和国内公众的支持。
《1999年：不战而胜》和布热津斯基的《大失败》等美国政要和战略家的著作，都清楚地表明了美国的反苏战略策略及反共主义意识形态。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还在苏联解体之前，即柏林墙被拆除后，布热津斯基就宣布了共产主义的“大失败”。美国人把柏林墙被拆除做为冷战结束的标志，更反应出了美国反苏政策的意识形态根源。虽然1989年后，苏联仍然拥有足可以摧毁美国的军事力量，但在美国人看来，这时的苏联已经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与过去的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苏联”已有本质的区别，它已经与这个名字所代表的含义（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完全不相符，只剩下个躯壳，其对美国和资本主义世界已经没有多大威胁了，于是推行了40多年的对苏“遏制”这一“总战略”便完成了历史使命。布什总统在1990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就提出了“超越遏制”的战略，用以取代“遏制战略”，要“争取把苏联作为一个建设性伙伴纳入国际体系”。这种做法与某些有关冷战起源的说法完全吻合。比如苏联外交家马克西姆·李维诺夫就认为，冷战的原因是莫斯科教条主义地坚持认为共产主义世界与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既然戈尔巴乔夫已经放弃了上述“教条”，那么冷战就自然应该结束了。布什政府宣布冷战结束的主要根据也正是“苏联在东欧统治的崩溃”和“苏联已经放弃了它们的阶级斗争学说、军事优势理论及批评战后政策的主要宗旨”。不过，由于“变质”以后的苏联只存在了很短的时间，美国新的对苏政策没有得到充分的展示。1991年圣诞节，布什总统在对美国人民的讲话中称赞戈尔巴乔夫为结束冷战所做出的贡献，并声称苏联的解体是“民主和自由的胜利”。
外交是内政的继续，它为内政服务，并反作用于内政。美国反共主义外交政策的形成与发展，是与美国国内阶级斗争状况密切相关的，国内工人运动及各种激进运动的发展促使美国统治集团采取反共主义的外交政策，而反共外交反过来又促进了国内的反共活动。
一、反共内政促进反共外交
从美国反共主义的历史来看，几乎每一次反共外交高潮都伴随着国内的反共高潮。
早在巴黎公社革命时，美国就对巴黎公社持敌视态度。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美国统治集团担心“巴黎事件触及了国内敏感的政治神经”，公社是“埋在现代社会下面的深刻的爆炸性的力量”。当时，“美国城市都充满它们自己的‘反叛的暴民’”，而且这些暴民都带着曾鼓动起巴黎公社革命的那种“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烙印”。
当十月革命爆发时，美国“正处于更糟的时候”，“美国正经受着全国性的自信心危机”。这种更糟的时候和自信心危机主要表现就是国内阶级斗争相对以往比较激烈。1916年全美国共发生罢工3789次，有2275000名工人参加；1917年，全国罢工4450次，有2349600名工人参加。1917年4月6日，美国宣布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与此同时，美国统治集团采取了禁止战时罢工的政策，对任何罢工运动或反战运动都进行镇压，但是1918年，全国仍发生3353次罢工，参加者达1931000人。与此同时，反战、反征兵运动也掀起风潮，而且许多工人罢工都带有反战的性质。这些被称为“激进主义”的行为在美国主流社会“产生了尖锐的敌意”，因为“激进派反对战争，伤害了当时占优势的人们的爱国主义感情”。恰在此时，俄国发生布尔什维克革命，并很快“蔓延”到欧洲。1918年8月和1919年1月，列宁先后两次致信美国工人，号召美国工人起来反对本国统治阶级，加入到世界革命的行列中来。1919年3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季诺维也夫说：“运动以如此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推进，以致于可以确信：在一年之内我们将已经开始忘记在欧洲为共产主义所进行的斗争，因为在一年之内整个欧洲都将属于共产主义。”
美国共产党的诞生及其作为更加重了这种“恐怖感”。美国共产党于1919年成立后，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听命于共产国际，实际上是苏共中央，并“以战斗的姿态出现，宣布以暴力推翻现政府的纲领，号召无产阶级组织自己的国家以镇压资产阶级”。不仅如此，美共还付诸行动。在波士顿、西雅图发生了大规模罢工；福斯特亲自领导了50万钢铁工人大罢工；还有一些以布尔什维克名义进行的恐怖活动，如1920年9月纽约华尔街的爆炸案。如果将这些与欧洲的革命形势联系起来，真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
共产主义运动的这种发展态势必然会“引起了美国的恐惧”，并使他们戴上有色眼镜来看待国内的激进运动。“许多激动不安的市民怀疑赤色分子控制了工会，正等待机会使国家经济陷于瘫痪。”1919年2月1日，百万富翁E·道根尼对记者说，美国的最大危险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他指出，“美国大多数教授都在讲授社会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他甚至宣称威尔逊总统带到国外去的历史学家中大多数都是布尔什维克分子。这虽然言过其实，但表现了美国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的恐慌。第三国际和美国共产党的成立，更使美国统治集团和主流社会恐慌。他们深恐布尔什维克“瘟疫”传到美国，给国内的混乱火上浇油，所以很快，“反布尔什维克及激进主义的浪潮席卷全国”。美国政府发动了一场“红色恐怖”战役。大肆逮捕有进步思想的可疑分子，把他们监禁起来或驱逐出境。美国共产党在成立仅四个月后就被当局宣布为非法而被迫转入地下。列宁曾揭露道：“在美国，在这个从前被称为最自由的国家里，监狱里塞满了社会主义者。”“国际主义者不仅遭到私刑，而且被暴徒拖到街上，剥得精光，涂上松脂，活活烧死。”由于当局的迫害，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左翼政党的人数锐减。1919年初，美国社会党有109000名党员，到1920年底，社会党和新成立的美国共产党、美国共产主义劳工党三党合起来才有36000名党员。
与国内进行赤色恐怖相适应，美国在国际上很快就举起反共反苏的旗帜。在外交上敌视苏俄，反过来促进了国内的“红色恐怖”，并为实行恐怖找到了有力的借口。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的经济、军事实力处于巅峰时期。虽然此时美国国内的政治状况不像一战时处于“更糟的时候”，但是，与美国利益息息相关的西欧地区却处于非常糟的时候，这也引起了美国的恐惧。正如美国学者西格尔所分析的，当作为冷战爆发的标志——杜鲁门主义出笼时，即1947年冬天，“杜鲁门主要担心共产主义政治运动在面临经济社会崩溃的西欧的增长”，因为从国家安全角度讲，“苏联人还不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他们已经把他们的军队从1100万人裁减到不足300万人。”可见，二战结束后初期美国举起反共反苏的冷战旗帜，除了要称霸世界这个主要意图外，担心共产主义在西欧增长，进而影响到美国国内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从1945年起，美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反共、反劳工、反民主自由的法案，如《豪伯士法》、《凯司法》、《塔夫脱—哈特莱法》、《联邦忠诚法》、《蒙特法》，在国内掀起了又一次“红色恐怖”。这次“红色恐怖”一直持续到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1953年4月，艾森豪威尔总统还颁了一项行政命令，授权联邦政府各部门的首脑解雇那些其忠诚、信誉或品行受到怀疑者。在这个新的安全体制下，数百名联邦政府雇员失去了工作，但是却没有一个叛徒、间谍和颠覆者受到政府指控。
可见，美国高举冷战的旗帜，在国际上推行反苏反共的政策，在相当程度上也是为了配合这种反共内政。
二、反共外交促进并服务于反共内政
从巴黎公社到十月革命，再到冷战爆发，每一次国内的反共高潮都是由国外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所引起的。最为典型的是冷战爆发。
冷战的爆发，与苏联和共产主义世界的对抗，直接促进了国内反共思潮的泛滥。正如纳尔逊·布莱克所说：“对国外共产主义的恐惧，必然会增加对国内共产主义的恐惧。”与冷战政策相呼应，美国政府加强了对国内的控制。1947年3月，杜鲁门总统颁布了第9835号行政命令，即《忠诚调查法》。根据该法令，美国设立了联邦忠诚调查委员会，对政府公务员、武装部队成员和国防订货厂商的雇员进行“忠诚调查”，要求他们必须宣誓“效忠政府”，声明“不同情共产主义”，否则就会受到解雇。1947年11月，美国总检查长克拉克公布了取缔90个进步团体和组织的名单，宣称这些团体和组织是“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和颠覆性组织”。1950年9月，美国第81届国会通过了《麦卡伦法》即“国内安全法”，根据此法，美国共产党及其他进步组织不再受到法律保护，它们随时都可能被宣布为“阴谋破坏性”组织。美国政府的反共倾向和行为直接促成1950-1954年间的麦卡锡主义反共反民主狂潮。麦卡锡时代的政治迫害不仅针对激进分子，对自由主义分子也同样十分严厉。用参议员山姆·厄文（SamErvin）的话说是：“你不能相信这人（麦卡锡）在政治家中所散布的恐怖感有多严重。”
反共内政反过来又促进了反共外交。麦卡锡主义所造成的恐怖感促使“政治家们害怕在贯彻反共主义上有所松懈，因为这会使他们因外交政策失败而受到惩罚。所以，即使政治家们是如此老于世故以致于不相信反共主义的逻辑，但他们仍受到反共主义的束缚。”此外，反共内政中的许多受害者都是研究社会主义国家问题的专家，这种结果使得后来的美国外交政策更加偏离了轨道，因为，决策层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动向缺乏应有的客观的了解。
总的来看，每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高潮之时（比如十月革命后和二战后），美国的反共主义也出现高潮，如果此时美国国内阶级斗争形势比较尖锐，则促使反共主义倾向更加强化，内政与外交上的反共主义遥相呼应，互相促进。
但是从根本上说，外交还是为内政服务的。对二战后初期美国反苏反共外交的真实目的，毛泽东曾有过精辟的论述：美国的反苏、反共宣传，“是美国反动派用以掩盖当前美国帝国主义所直接面对着的许多实际矛盾，所放的烟幕。”“美国反苏战争的口号，在目前的实际意义，是压迫美国人民和向资本主义世界扩张它的侵略势力。”美国政治学家诺姆·考姆斯基认为：“‘反共主义’曾被用做控制劳工运动的高效手段”，“一战后的‘红色恐怖’和二战后对劳工和民权的打击既涉及到在工商界配合下的大规模宣传上的攻击，也包含国家的镇压。”对美国这样一个国家安全条件比较好的国家来说，内政的稳定处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上，更为美国统治者所重视。
任何国家的外交政策都会受其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对美国这样一个“宪政民主”国家来说，制约外交的国内政治因素更多。虽然行政部门，特别是总统是外交的主角，但是国会、司法、传媒、政党、公众舆论、利益集团等都从不同的角度影响外交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从反共主义角度来说，政党、公众舆论和利益集团所发挥的作用更大、更直接。尤其是政党，它是美国各届政府形成不同风格和特征的外交政策的基础，国会、传媒等因素的作用，往往也都是与政党相关的。
一、美国两党政治与反共主义
美国两大党（民主党与共和党）出于维护国家利益和自己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在外交政策上奉行“两党一致的原则”，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两党还是有一定的差异。两党代表了不同的国内利益集团，各有一套政策思想。政党界限是美国内政、外交的主要政策分野之一。了解、研究两党对社会主义国家政策的异同，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美国的反共主义外交。
（一）美国两党在反共上的一致性
美国的民主党与共和党都属于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因此它们在对待由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上有很强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最突出地表现在它们都奉行反共主义。
十月革命后，美国社会随即出现了反共主义思潮。无论民主党政府，还是共和党政府都对苏联持敌视态度。威尔逊政府参与协约国对苏俄的武装干涉，继其后的共和党政府也一直不承认苏俄政权。二战后，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增多，反共主义更成为美国政治生活中的经常性内容。反共是冷战期间美国对外政策的基本指导原则，无论哪个党上台执政都会毫不动摇地贯彻这个原则。尼克松曾描述过冷战之初两党在反共上的一致性：“杜鲁门总统在一次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强烈呼吁给希腊和土耳其以军事和经济援助，以便使这两个国家能够对付共产主义的威胁。两名新当选的国会议员，约翰·肯尼迪和我，投票赞成援助……我们之所以投赞成票，是因为我们为一项超越了党派政治的伟大事业所激励，那就是打败共产主义。”在冷战初期，两大党内都出现过极端反共的现象，共和党有麦卡锡主义，民主党则有麦卡伦主义。经民主党参议员麦卡伦和众议员伍德提出的《1950年国内安全法》即《麦卡伦法》就是以反共为宗旨的。在整个冷战中，虽然出现过代表不同政策倾向的各种主义，诸如杜鲁门主义、艾森豪威尔主义、约翰逊主义、尼克松主义、卡特主义、里根主义、布什主义，但在反共这一点上它们都是一致的。直到70年代末，美国公众在评价美国外交政策目标时，认为遏制共产主义非常重要的仍占多数。持这种看法者在1978年占被调查者中的60％，1982年占59％，1986年占57％，1990年占56％。
两大党在反对共产主义上有高度的一致性，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的。首先是意识形态的对立。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虽然有相当的差异，代表不同的阶层和利益集团，在内政外交上有分歧，但都属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同共产主义是截然对立的。二战后，在美国社会中发展起来一套意识形态模式，即自由保守主义。其主要内容有两方面：一是信奉基于私有企业的民主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二是恐惧共产主义。因此，“一致拥护在国外遏制苏联威胁的对外政策是美国社会中更广泛的意识形态一致的一部分。”两大党在“恐惧共产主义”上的一致性使得它们之间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异显得微不足道。其次，冷战期间美苏尖锐对立的状况更强化了两大党的反共意识。所谓的苏联威胁使得冷战期间外交在美国处于优先位置。霍奇森在《当代美国》一书中阐述了肯尼迪与尼克松的竞选活动的共同之处：“事实仍然是他们有着共同的基本的政治前提：外交优于内政，遏制共产主义是首要问题。”在电视辩论中，“尽管肯尼迪给人们的印象更深些，但辩论表现出两人都是冷酷的战士。每一方都力图证明自己比对方更加反共。在国内问题上，肯尼迪比尼克松更为自由一些，或说更少一些保守主义，然而在对外政策方面，在反共和冷战政策上几乎没有不同之处。”“连一角钱的区别”也不存在。国家利益高于党派利益，在存在所谓苏联威胁的情况下，反苏、反共成了任何一届政府的首要任务，不管是民主党政府还是共和党政府。第三，民主党和共和党都属于代表美国主流社会和文化的政治力量，因此在对待共产主义这个重要“非美因素”上有很强的一致性。最后，无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有相当一部分人是信仰宗教的，他们对本党的政策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促使本党采取反对共产主义这个“反宗教”力量的政策。
上述几方面原因决定了美国的两大党在对社会主义国家政策上，一致性是主要方面，并且远远大于差异性。不仅如此，美国两党上层人物在美国对外政策上还经常进行合作。这种合作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处于在野地位而不直接负对外政策责任的党，有时为了帮腔而采取比执政党更加反动和更加好战的立场，对执政党施加相当的压力，但主要是打算这样来助长对外国——美国对外政策上的对手——的恐吓和讹诈。”
（二）两党反共政策的差异
尽管美国两大党在反共主义上有高度的一致性，但二者还是存在一定差异的，而且这种差异性更值得我们加以深入研究。
在社会主义由一国变为多国之前，美国的反共主义外交完全表现在对苏政策上。这时两党的差异还是比较明显的，典型事例是在承认苏联问题上。1921年共和党上台，直到1932年下台，未承认苏俄政府。而在此期间，存在着承认苏联的国际环境。1924年，英国工党政府率先承认苏联，在英国带动下，许多国家在同一年承认苏联，其中有：法国、意大利、中国、奥地利、丹麦、瑞典、挪威、希腊、墨西哥。1933年，民主党罗斯福政府承认苏联，表明民主党在对社会主义国家政策上比共和党开明、务实一些。很难设想共和党继续执政会做出与民主党一样的决策。这一点可以从英国保守党的对苏政策中得到旁证。保守党政府就曾将由工党政府建立起来的英苏外交关系中断，而工党在1929年再度执政时又加以恢复。美苏建交后，两国关系大幅度发展，美国货物在苏联进口贸易中的比重由1933年的4.8％增加到1937年的18.2％，一举超过了德、意、法、日等国对苏贸易的总额。
对东欧司的处理也可以体现出罗斯福政府的对苏政策。国务院东欧司是美国反苏分子活动的大本营，美国首任驻苏联大使威廉·布利特、苏联问题专家乔治·凯南等在此处积极从事反苏活动，竭力影响美国决策者执行敌视苏联的政策。1937年，为了对付日益严重的日本和德国的威胁，罗斯福下令撤销了东欧司。这表明在罗斯福的心目中，德日法西斯是更具有威胁性的国家。
在国家利益面临严重威胁的情况下，左右翼政党携手一致，这是西方政党政治的一个发展规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保守党和工党就组成了联合政府。在美国，虽然是民主党执政，但其外交政策也得到了共和党的认同和支持。但是，在不影响大局的前提下，两党在如何对待共产主义力量的问题上仍有分歧。比如对待中国共产党，美国派来的中国战区参谋长约瑟夫·史迪威（民主党人）曾主张将美国提供的部分租借物资拿来武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部队，并让之参加对日作战，遭到蒋介石的坚决反对，从而促使史、蒋矛盾激化。为调处史、蒋矛盾，罗斯福派前陆军部长帕特里克·赫尔利（共和党人）为他的个人代表来华，赫尔利坚决支持蒋介石，促使史迪威被召回美国。随后，赫尔利向美国政府提出了他的对华政策主张，即扶蒋反共。史迪威与赫尔利的所为虽然更多地代表他们个人的思想倾向，但与他们的党派归属不无一定关系。在赫尔利来华前，美国副总统亨利·华莱士（民主党人）曾访华，并向罗斯福汇报说，尽管美国政府现在只能支持蒋介石，但蒋介石并没有治理战后中国的智慧和力量。而赫尔利则坚持要中国统一在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之下。1945年11月，赫尔利在调停国共两党的冲突失败后，声称他在华使命的失败归咎于美国国务院的所谓“亲共分子”（实际是指民主党人）。虽然赫尔利是受罗斯福总统的领导，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执行罗斯福政府的政策，但是很难说他的党派归属、价值观念、思想倾向和外交理念对他没有影响，这种影响使得他在具体贯彻政府的外交政策时有别于民主党的官员。尤其是他对国务院内“亲共分子”的攻击，更显示出他是要与民主党人划清界线的。
1948年大选时，民主、共和两党在对华政策上的区别尤为突出。操纵着国会的共和党议员们为了攻击民主党政府，在对华政策问题上大做文章。1月31日，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布里奇斯发表声明，称美国必须保证支持“刚刚通过了民主宪法的”国民党政府。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范登堡也认为，坚决支持中国国民政府的时机已经到了，美国“应当在各条战线上同样开始迎接共产主义的挑战”。共和党内出现了一股亲蒋反共的浪潮。
冷战前期（1945－1968）是两党反共主义政策高度一致的时期，但两党在推行对社会主义国家政策、处理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上的处境却大不相同。杜鲁门民主党政府一直受到共和党的攻击，被说成是“对共产主义软弱”，搞“绥靖主义”。这种攻击“使得美国政府在承认共产党政权，依次同东欧建立联系，特别是在区别对待关键利益和次要利益地区的防御问题上左右为难。”朝鲜战争中，“杜鲁门正是考虑到要避免被人说成是对共产主义手软，才决定在1950年的中期选举以前向北推进越过三十八度线；这就使他不可能通过谈判去解决那场听任朝鲜分裂的战争。”肯尼迪和约翰逊也都遇到过这种情况。虽然肯尼迪也曾攻击艾森豪威尔的外交政策，但是比较起来，民主党的总统们更经常被自己的反共言论搞得进退两难。
实际上两党在对待社会主义国家上也存在一定的差别。理查德·鲍厄斯将美国的“反共主义”分成两种倾向：一种是将反共与国内政策联系起来，极力鼓吹美国国内共产主义的威胁，宣称共产主义力量正在美国国内从事各种颠覆、阴谋活动，因此主张要在国内采取行动反对共产主义；另一种是将共产主义仅看成是国际上的一种与美国敌对的势力。前一种倾向多体现在共和党的政策中，或者是持这种观点的人多在共和党内；而后一种倾向则多体现在民主党的政策中。麦卡锡主义反共狂潮发端于共和党内绝不是偶然的。
约翰·怀特分析了1950年中期选举时共和党人的竞选战略，指出：“共和党人把自己刻画成是，在同马克思主义的双胞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战斗中，他们在孤军奋战：‘如果你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这两种形式，共和党会向你提供军事力量和战斗组织。如果你要挽救你的国家，它们可为你所用。你可以通过与共和党人谈话、为共和党工作、投共和党人的票来为挽救美国发挥作用。’共和党人指控民主党人已经变成通过着意允许共产主义扩展而威胁美国生存的力量。”共和党人指控民主党人的具体内容包括：使美国承认了苏联；使美国在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上对苏联作出重要让步；允许苏联在二战后仅短短两年时间内就占领了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东德、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和匈牙利；使美国在雅尔塔与苏联签署秘密协议，导致亚洲的共产主义效忠苏联；杜鲁门总统于1945年12月15日向世界宣布，除非美国的忠实盟友中国允许共产主义分子进入政府，否则美国将切断援助；不仅对国民党政府切断援助，而且还实施禁运，更有甚者是迫使国民党政府于1946年在同中国红色力量的冲突中休战，结果给红色力量以喘息时间，得以重新武装起来，最终征服了整个中国；在执行1948年共和党占多数的第80届国会通过的对华军援法案时拖延了9个月，使国民党军队丧失了宝贵的抵御共产党军队进攻的时间；使得5万名美军于1949年撤出南朝鲜，尽管共和党人在一份国会报告中提出反对意见，警告说北朝鲜的红色力量会因美军的撤退而加快对南朝鲜的入侵步伐；使得7名共产党间谍在美国偷走了关于原子弹和氢弹的机密并送给俄罗斯；最为严重的是，使得苏联所控制的范围在短短的5年时间内，人口由1.7亿扩大到8亿，从而使第三世界大战的威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现实。怀特还认为，共和党人的竞选战略是成功的。他分析了当时的客观形势：“共和党人还叫喊，美国处在被逼到毁灭边缘的局面，由于共产党中国恰恰在选举投票前夕卷入朝鲜战争而被提到一个新水平。在一份日期为1950年10月7日的可信的信件中，约瑟夫·斯大林敦促毛泽东帮助被围困着的北朝鲜。信中写道，如果共产主义的东方与民主的西方之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话，‘那么就让它现在开始’而不是几年之后‘当日本与美国的联盟变得非常强大的时候。’很多美国人都与斯大林有同样的看法，即战争不避免，因此确信共产主义问题将在1950年的选举中占支配地位。”共和党人的策略正迎合了当时美国国内存在着的对战争的恐怖感和反共气氛。许多高举反共大旗的共和党人，包括竞选参议员的理查德·尼克松在内，都在这次选举中大受其益。
两党政策差别还体现在对外援助上。在冷战之初杜鲁门向国会呼吁给希腊和土耳其以军事和经济援助时，在民主党内和共和党内都有反对者，但民主党人反对的是“任何军事援助”，而共和党人反对的是“一切对外援助”。“军事援助”和“一切援助”的差别是很大的。
在对待新中国的态度上，两党也有差别。随着国民党军事上的失败，美国国内就出现了“谁失去中国”的争论，实际上是共和党人攻击民主党政府失去了中国，其深层含义是：民主党政府在援蒋反共上不力。新中国刚成立时，美国国内就如何对待逃到台湾的国民党势力有过一番争论。1950年初，民主党政府发表声明，表示美国无意在台湾拥有特权和建立军事基地，美国政府将不再卷入中国内部的纷争。这一表态遭到了美国军方和共和党控制的国会的强烈反对。
1952年大选中，共和党攻击杜鲁门政府的外交政策。指责民主党人对共产主义软弱，还断言是民主党领导人出卖了东欧并抛弃了蒋介石，有意在暗地里为共产主义在战后的扩张开辟道路。共和党人声称：“遏制是防御的、消极的、徒劳的和不道德的”，必须以积极、大胆的“解放”政策取而代之。实际上，共和党政府也比民主党政府对社会主义国家更强硬一些。1953年，共和党人艾森豪威尔就任总统后，提出“顶回”政策，意思是，不仅要遏制共产主义势力的发展，而且还要通过顶回等手段来使共产主义势力退回去。在对华政策上，艾森豪威尔政府决定，“如果在朝鲜战争问题上争取停火失败，它就要轰炸中国的基地和满洲的资源供应地……还可能使用战术核武器”。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国务卿约翰·杜勒斯是个具有强烈反共意识的人，十分强调意识形态。1953年1月他提出“和平演变”的政策思想。1954年1月他提出“大规模报复”战略，意思是：今后无论来自共产主义集团的“侵略行动”发生在那里，美国巨大的报复力量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苏联或中国的心脏地区。在1954-1955年和1958年台湾海峡危机中，艾森豪威尔政府都曾打算对中国动用核武器。越南战争期间，已经退休了的艾森豪威尔还建议美国政府对中国使用核武器。
在对社会主义国家提供经济援助问题上，也能体现出两党政策倾向的差异。1962年中国发生经济困难时，华盛顿发生了一场有关对中国粮食政策的辩论。民主党自由派人士大多主张向中国提供粮食援助；保守派则主张美国应趁中国之危加紧压力，以促使内部起变化，而不应该帮助中国渡过难关，而且向中国提供粮食对苏联有利，减轻了苏联的负担。
对社会主义国家政策的差异也经常反映在大选时两党提出的政纲中。1964年大选中，民主、共和两党在政策主张上表现出了相当的不同。民主党总统林登·约翰逊代表了自由—保守主义，而共和党的候选人巴里·戈德华特则代表了赤裸裸的保守主义。共和党要求采取更为强硬的办法遏制和击退共产主义。戈德华特公开主张使用一切手段打赢侵越战争，甚至建议使用核武器。约翰逊为争取选民的支持，指责戈德华特是战争狂人，表示他决不会扩大侵越战争，把“美国小伙子”送到越南去打仗。
以1968年美国在越战的失败为标志，冷战进入后期，其中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两党在外交政策上的一致性不复存在，两党围绕对外政策特别是冷战政策争执不休。两党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对华政策。在缓和中美关系上，虽然两党都意识到应当同中国缓和关系，但民主党和自由主义人士没有胆量来提出一项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的政策，因为他们害怕被指责为“亲共”或对“共产主义国家持软弱态度”。而像尼克松那样以坚决反共和支持台湾国民党政权而闻名的保守派共和党人，在打开与中国关系正常化大门时倒反而无所顾忌，并且也容易得到美国国内的广泛支持。而几乎与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同时，尼克松政府却对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智利阿连德政府进行了露骨的干涉，导致其下台，这表明尼克松在反共上并没有改变态度。后来民主党卡特政府与中国建交时，共和党人反应异常强烈。参议员伯瑞·戈德华特（BarryGoldwater）指责卡特“撒谎，破坏了宪法和国会的威信，而且出卖了台湾。”罗纳德·里根诋毁卡特的行为是“背叛”，而且还去台湾搞竞选旅行。甚至曾任过驻华特使的乔治·布什也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攻击卡特政府的评论：“作为发誓对基督教有强列信仰的卡特总统，应该痛苦地认识到，经过他的手，美国已经使它的全体人民漂泊在一个残酷、有敌意的海上，而且几乎没有任何目的。”
卡特的民主党政府与里根的共和党政府在外交政策上的一个重要不同点是如何对待第三世界国家。卡特政府的人权外交带有很强的理想主义色彩，虽然有反共的一面，但并不是完全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卡特政府的政策客观上在第三世界对推动政治民主化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伊朗巴列维国王与美国共和党政府的关系一向比与民主党政府的关系融洽，卡特的人权外交促使国王放松了对反对派的镇压，同时反对派在卡特人权外交的鼓舞下，更加活跃，最终促成民主运动。里根原是罗斯福新政的信徒，战后政治立场逐渐保守。1960年大选时，他投了尼克松的票，自称由此“完成了从自由主义的民主党人到坚定的共和党人的政治转变。”里根政府的外交政策具有更强的两极色彩。里根政府初期，在政治上对待发展中国家“以苏划线”十分突出，因而不大重视人权、民主等原则。在意识形态领域内，里根政府也比卡特政府更为咄咄逼人，公开提出要在全世界推广西方的民主，制定一项“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扔到历史垃圾堆”去的自由和民主进军的长远规划。理查德·鲍厄斯认为，里根当政时期是“美国长期反共主义历史的最高潮”。在对华政策上，里根一贯反共亲台。在总统竞选期间，作为总统候选人，里根批评卡特在中美建交时接受了中国提出的实现关系正常化的三个条件，认为卡特作出的让步“并非必要，也不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里根对国会制定的《与台湾关系法》大加称赞，与当年卡特一再表示反对，有时甚至威胁要使用否决权形成鲜明对照。对里根的言行，参议院民主党领袖罗伯特·伯德就持有异议，指出，美国不可能在保持同台湾“官方关系”的同时，继续同中国进行关系正常化并建立牢固的联系。
总的来看，两党对社会主义国家政策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民主党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态度较共和党温和一些，比较容易正视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承认它们并与之交往。共和党尼克松政府在打开中美关系大门上走在了民主党前面，并不说明它对社会主义国家更温和，它当时的主要意图还是利用中苏对立，联华抗苏，更好地遏制苏联和共产主义。
2、虽然两党都奉行反共主义，但共和党更多地表现出赤裸裸的反共倾向，并将之引伸到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政策上，如里根政府；而民主党则较多地从民主、人权的角度反对社会主义国家，如卡特政府。像麦卡锡、杜勒斯这样极端的反共主义者多出自共和党。当然，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其外交政策的最终落脚点还是国家的根本利益，在这一点上，两党是完全一致的。所不同的是两党维护国家根本利益的方式方法以及对国家根本利益的认识。在卡特政府那里，反苏的色彩更鲜明一些，并且以人权为武器；而在里根那里，反共的色彩更浓一些，不过也主要是以苏联为对象。为了反苏，二者都采用了“联华抗苏”的策略。
3、在大选时的竞选纲领中，共和党更多地提出强硬的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民主党虽然也时常提出较强硬的对社会主义国家政策，但其中为了争取选票的成份更多一些，在执行中经常大打折扣。
4、民主党在对社会主义国家政策上更多地受到共和党的攻击，并处于被动地位，而共和党则较少这种担心。正如资中筠教授所指出的：尽管“整个冷战时期，互相指责‘反共不力’、‘对苏软弱’成为美国政治斗争中的一项经常的话题”，但是“民主党由于历史的原因，往往处于守势，正因为如此，在实际行动上，民主党有时反而走得更远”。从两党竞争这个角度讲，在一定意义上，共和党成了冷战的受益者，而民主党则是受害者。在整个冷战期间的11次总统选举中，共和党赢了7次，甚至出现了1980-1992年连续3次获胜的局面。正是在冷战中奉行了“粗鲁的经典自由主义”，才使得共和党从30年代大萧条后的衰落中恢复了元气，而民主党则处于弱势。约翰·怀特认为，共和党在冷战期间的成功是建立在非常重要但又互相矛盾的美国政治两个方面的基础之上的：一是先入为主的有关共产主义的观念；二是“粗鲁的自由主义”。
（三）两党反共主义政策存在差异的原因
两党对社会主义国家政策存在一定差异的原因是复杂的，既存在政党社会基础、党员队伍和意识形态差别方面的因素，又有纯党派斗争、争权夺利的因素。
1、历史传统差别。
民主党是与杰斐逊的民主共和党一脉相承的，而共和党则被看成是汉密尔顿和约翰·亚当斯的联邦党的继承者。杰斐逊政府和亚当斯政府在外交上就有相当大的区别，从而奠定了两党不同的外交传统。比如对待激进革命，虽然杰斐逊和亚当斯都倾向于进行干涉，但杰斐逊进行干涉是为了“指导革命”，而亚当斯进行干涉则是要把革命者都拘捕起来。杰斐逊和亚当斯的外交政策中的这两种倾向分别为民主党和共和党所继承。
2、思想基础和内外政策倾向的差别。
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都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但存在一定差异。在不影响争取选民上、台执政的前提下，民主党的政策总是能更多地体现自由主义的东西，更多地有变革社会的精神，更偏好福利制度和政府干预经济，外交政策更多理想主义色彩，比如对促进第三世界的经济和政治发展持有更同情的立场。而共和党的政策则更多地体现保守主义的东西，通常反对福利制度和政府干预经济，外交政策更具有现实主义色彩，更倾向于用武力来对付第三世界的不稳定局势。自由主义的政策一般居于保守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之间。比如，对罗斯福新政，保守主义者指责罗斯福变成了一个独裁者并通过他的新政方案对美国人施加社会主义的影响；而社会主义和左派人士则抱怨新政的政策对大量贫困和不平等讲得不够。再比如，对杜鲁门的遏制政策，民主党内的温和派“认为它太好战；保守的共和党人却认为它太消极被动。”冷战期间，共和党也时常打出“自由主义”的旗帜，但它往往是自由主义的右翼。历史上，共和党在外交政策上更多地奉行孤立主义，而民主党更多地奉行国际主义。在冷战期间，两党都奉行国际主义，但自由主义的国际主义往往“低估共产主义的重要性及其威胁”，重视“全球的稳定、和平与繁荣”，还重视人权、民主以及外交手段在解决争端和冲突中的作用。而保守主义的国际主义则有更强烈的反共色彩。朝鲜战争期间，以共和党人为主的极端保守派认为“如果要阻止亚洲共产主义的蔓延，（朝鲜就是）在正确的地点，在正确的时候进行的一场正确的战争”。共和党在纲领上曾经指责过杜鲁门，说在他的领导下，这场战争是由“一些没有胜利信念”的人打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米勒教授分析了里根政府所奉行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思想渊源，认为“里根意识形态”有三个来源：“传统的美国至上主义”、“右翼民粹主义”和“新保守主义”。这三种思想都具有很强的反共主义倾向。“美国至上主义”(Americanism)在冷战期间持极强烈的反苏反共态度；“民粹主义”(Populism)曾是法西斯主义和希特勒国家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来源，冷战初期的麦卡锡主义就是右翼民粹主义的缩影；“新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sm)是作为“新自由主义”的对立物而产生的，主张奉行全方位的反苏政策，反对搞缓和。
在美国外交史上，强调传播美国价值观的理想主义外交思想的代表人物和推行带有浓厚理想主义色彩外交政策的重要人物多数出在民主党内，如威尔逊、（小）罗斯福、杜鲁门、卡特、克林顿；而强调维护美国安全、经济等国家利益并崇尚“权力政治”的现实主义外交思想的代表人物多出在共和党内，如（老）罗斯福、艾森豪威尔、尼克松、里根。
3、党员队伍的影响。
不同的意识形态决定了民主党与共和党的社会基础与党员队伍也存在差异。不同的社会基础和党员队伍又反过来促使它坚持原来的意识形态，保持原有的社会形象，并形成自己特有的政策倾向。
虽然就个别党员来说，很难将民主党党员与共和党党员区分开来，但是就整体而言，两党的党员队伍还是有区别的，而且比较而言，民主党人具有进步倾向。经过长期的发展，共和党中以白人、中产阶级、新教徒、受过高等教育者、男性公民居多。这些人一般都支持维护大企业的利益，赞成现有的法律，主张限制政府对经济及社会生活的干预，在对外事务中主张采取强硬路线和政策，尤其是他们都自我标榜为保守派。民主党中则以劳动阶级成员、工会会员、少数民族或种族、非新教徒、城镇居民居多。这些人一般都支持采取社会福利措施，要求政府改善国内穷人的状况，对企业进行管制，对财富和权力分配要平等一些，在对外事务中主张采取更加自由化的政策，但赞成限制贸易以保护就业。党员队伍的这种构成状况和思想倾向，虽然不能对党的政策的制定起决定性的作用，但其影响是肯定存在的。
由于美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力量比较薄弱，因此社会的中下阶层特别是具有左派思想的知识分子都聚集在了相对温和一点的民主党的旗帜下。“新政”时期有大批的知识分子参政，其中有一些就是不公开身份的共产党人。这些中下阶层人士和知识分子的思想倾向、情感、态度等对党的政策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也正因为这样，与保守主义的共和党比较起来，自由主义的民主党在内外政策上都更温和一些。1996年大选时美国共产党的立场很能说明问题，党的领袖格斯·霍尔曾号召本党的支持者投克林顿的票。他认为，由于没有共产党的候选人，民主党人现在便是惟一的选择，因为他们没有共和党人那么邪恶。霍尔还斥责多尔及共和党人为“极右的新法西斯主义者”。
4、利益集团的影响。
在美国，政党尤其是两个大党与利益集团的关系非常密切，它们分别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并得到它们在财政、舆论和选举上的支持，因此在政策主张上就不可避免地受自己所代表的利益集团的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美国的工会与民主党关系比较密切，美国最大的工会组织劳联—产联拥有1600万会员，他们通常投民主党的票。1984年，沃尔特·蒙代尔曾被指控受劳联—产联的控制，因为劳联—产联支持他竞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当然，民主党与工会的这种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如1980年里根就将拥有230万会员的“货车司机工会”拉了过去，这是造成卡特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艾森豪威尔在1952年、尼克松在1968年获胜的原因之一，也都是大批工人转变了对民主党支持的态度。共和党则较多地得到企业主集团的支持，如1968年尼克松竞选，共和党就得到洛克菲勒等大财团提供的258万美元的捐款。从各类政治行动委员会对国会竞选的捐赠情况也可以看出不同的利益集团与两大党的关系。比如1979-1980年度，在众议院，工会向民主党提供了890万美元的捐赠，而只向共和党提供了40万美元；公司和专业团体对两大党的捐赠情况正好相反，捐给共和党的多于民主党的。利益集团出于自身利益，都有自己的政策主张，它们会对它们所支持的政党施加影响，进而影响政府的决策，以维护自己的利益。
5、党派斗争的需要。
能否执政或在国会中的席位多少对两大党来说意义重大，这既关系到党的方针、政策能否有机会得到贯彻执行，更涉及到党的高层干部的参政机会。因此，在不违背国家根本利益和党的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各党会尽可能地给竞争对手制造麻烦，使其失去选民的信任；同时要标新立异，提出自己的政策主张，增强自己在选民中的影响。40年代末共和党攻击民主党的对苏政策太软弱，就迎合了美国公众的情绪。据调查，持这种看法的公众，1947年10月时占62％，1948年3月占73％，1948年7月占69％，1949年9月占53％。随着政党政治的发展，西方政党之间意识形态和社会基础的差异趋于缩小，由纯粹是为了争权夺利的党派斗争所带来的政策分歧越来越多。
二、公众舆论与反共主义
美国是个“宪政民主”国家，公众舆论对政府的决策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麦尔文·斯毛尔（MelvinSmall)说：“几乎没有哪一个国家像美国这样，公众舆论在外交和军事战略的发展中起着如此重要的作用。”这种说法不是没有根据的。杰里尔·罗赛蒂认为，公众舆论“可以间接和直接地对参与决策的政治官员起到制约作用”。主要原因是：第一，选举产生的官员对公众舆论特别敏感，不论公众舆论对国家政治的关心程度如何，毕竟公众投票决定了政治领导人的就职和离职；第二，政治领导人在任职期间影响决策过程的能力主要来自于他们在公众中的威望；第三，公众舆论常常划定了合法的政治言论和国内政治的范围，限制了决策者对政策的选择。正因为这样，了解美国公众舆论对反共主义的态度，对理解美国政府的反共主义政策是有很大意义的。
虽然美国是个多元社会，没有统一的公众舆论，但是从总体来说，美国的公众舆论是倾向于反对共产主义的。从盖洛普民意侧验1937-1949年所做的比较美国公众对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态度的调查中可以充分看出这一点。在回答“如果你不得不在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做出选择时，你将做何选择？这一问题”时，61%的被调查者选择法西斯主义，只有39%选择共产主义。在回答“你认为共产主义或法西斯主义哪一个更坏？”时，58%选择共产主义，42%选择法西斯主义。
美国公众的反共倾向在冷战时期表现得更为突出。由于当时公众中存在着强烈的反共情绪，致使决策者不愿意表现出对共产党政权的温和态度，以免触怒公众。美国政府在整个50-60年代没有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尤其是肯尼迪政府没能打开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认为公众还没有接受这一外交行为的心理准备。据盖洛普的民意调查，1950年时，大多数美国人都对共产主义持敌视、仇视态度。在回答“你认为，当我们同俄国开战时，应该怎样处置在美国的共产党员？”这个问题时，提出关进战时拘留营、监进、驱逐、遣送到俄国、处死的竟占80%多。后来美国对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一直实行强硬的政策，在相当大程度上也是受到了公众舆论的制约。从理论上讲，冷战期间美国政府的对社会主义国家政策有很大的回旋余地，但只有在其采取“强硬路线”的政策，即表现出不是对共产主义国家妥协的时候，才是如此。
美国公众的这种反共主义倾向，一方面来源于美国社会的固有特征，另一方面产生于媒体的引导。就前一方面来说，对美国公众的反共主义倾向起作用较大的因素有三个。
第一，宗教的影响。马克思主义与宗教是天然对立的，而美国大多数人都信宗教。（关于这部分内容请参见第一章第三节）。
第二，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在美国社会根深蒂固，影响着美国公众的对外政策信念。美国是资本主义民主共和制的发源地，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念已铭刻在美国人的头脑中。对美国来说，“自由”是统一思想和界定美国人的关键的价值观。而共产主义则被看成是与自由主义相对立的东西，自然会遭到美国公众的反对。冷战时期，在美国公众的心目中，地球被“划分成两个敌对的集团：由苏联领导的‘罪恶的’共产主义世界对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70年代以来，美国公众的思想倾向趋于中间化，比如据统计数据表明，从1970年至1990年，大学新生对意识形态的自我确认情况为：自由主义及极左思潮由37%下降到25%，保守主义及极右思潮由18%上升到20%，而“中间道路”则从46%上升到54%。然而这种“中间”是介于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之间的“中间”，实际上就整体而言是向右滑动，对共产主义的态度更为强硬和敌视。
第三，美国特有的政治文化也决定了美国公众要反对共产主义（关于这部分内容请参见第一章第二节）。杰里尔·罗赛蒂对美国政治文化和民族风格的特征曾这样概括道：“大多数美国人通常认为：1、美国清白无罪；2、美国乐善好施；3、美国例外论。”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将美国说成是侵略成性、喜好战争的帝国主义国家，这正与美国人通常持有的观念相抵触。上述政治文化和民族价值观对美国人观念的影响在冷战期间表现得尤为突出。正如杰里尔·罗赛蒂所分析的：“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苏联的侵略迫使美国承担起积极的世界领袖的角色，发展它的军事力量以遏制侵略，并在世界范围内采取干预行动。因此，美国人是苏联侵略行为的清白无辜的受害者，不得不遏制苏联的威胁。”在美国人看来，冷战是善与恶之间的一场拯救世界的斗争。“美国人不认为自己在冷战年代里的表现是帝国主义的，或是自私自利的，而认为自己是一个由乐善好施和优越的人民组成的清白无罪的社会，他们代表着进步和这个世界的充满希望的未来。”
当然，美国人所具有的强烈民族情感并不是美国独有的特征，但是正如政治分析家理查德·巴尼特所说：“所有的民族都宣扬本民族优越性的伦理观，但美国则使其成为一种宗教。”也许，正是这种异常强烈的民族情感，才使得美国公众比其他西方国家的公众更加具有反共主义倾向。而这种倾向又对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倾向是冷战期间美国两党一致的反共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基础。美国学者戴维·哈伯斯坦曾这样描述这种反共主义意识形态：“它是一场意识形态上的受两党支持的运动；它拥有新闻界、教会、好莱坞的支持。在各种层次的反共产主义观点中几乎不存在什么争论或差异，它在整体上是中庸的，在政治上是安全的。除此之外，任何看法在政治上都是危险的”。哈伯斯坦所说的“中庸”，实际上就是与绝大多数美国人的思想感情相一致；“安全”就是不会受到绝大多数公众的反对；而“危险”则是意味着会失去公众舆论的支持。
媒体等社会力量的引导对美国公众的反共主义倾向的形成也起了很大的作用。美国的公众可以分成精英群体和大众群体两部分。精英群体受教育程度较高，有自己的思想观点，比较注意国家和国际事务，但是他们只占公众的一小部分。2/3至3/4的美国公众属于大众群体，他们普遍对国家和国际事务兴趣不大，对国家和国际事务的知识也贫乏。比如，1964年的一次民意测验表明：有25%的美国人从来没有听说过越南战争，而此时已有大约2万名军人在越南；28%的美国人不知道中国大陆是信仰共产主义的，54%的美国人从来没有听说过毛泽东。大众群体的思想倾向在相当程度上是受外界，主要是媒体的影响。美国有1570份日报、12000份杂志、11700个广播电台和14500个电视台。这些媒体通过提供新闻报道、娱乐节目和广告这些信息来影响公众，帮助他们在许多事情上形成态度，包括政治态度。而媒体所提供的信息是有选择性的。在对待共产主义问题上，美国的媒体从总体上说倾向于提供反共主义的信息。尽管美国的电视台和报刊基本上都是私人拥有的资产，不受政府的控制，它们可以从自身利益的需要出发，提供与政府的意志不相符的信息，但是这些媒体的所有者和采编制作人员几乎不会提供有利于共产主义的信息，因为他们都属于美国的精英群体或有产阶级，他们的思想倾向肯定是自由主义和反共主义的，他们会将他们的思想倾向融汇到他们所提供的信息中。
基金会在美国是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美国学者爱德华·伯曼专门研究了卡内基、福特和洛克菲勒等大基金会在推广美国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的作用。指出，这些基金会的许多项目都是为了促进美国外交政策利益而设计的。他认为：“基金会在支持美国外交政策目标和作为维持世界资本主义制度这个意识形态的重要支持者的作用是不明确的，因此难以用文献资料来证实。但是基金会确实在通过鼓励某些与它们的目标一致的思想以及支持那些在产生和传播这些思想方面能起特殊作用的教育机构来促进这些目标。基金会对美国外交政策的贡献主要是在文化领域。”这些影响力遍及美国及世界的基金会的努力是不会不结果实的，而这些基金会所鼓励的思想肯定是反共主义的。比如美国最大的基金会——福特基金会于1950年重新确定了纲领，其目标是：“加强民主价值，减少贫困和不公正，促进国际合作，促进人的成就”。这里的“民主”肯定是西方民主。与目标相应，促进民主制度（包括维护思想自由、民权、反对集权以及改进公职人员的遴选和决策过程）也就成了福特基金会的工作重点之一。其他基金会也有类似的情况。对大多数美国的基金会来说，“大力宣扬美国制度、文化，推行美国的价值观”，是它们份内的事，尽管在麦卡锡主义时期，许多基金会受到“亲共”之类的指控。
三、利益集团与反共主义
利益集团或称压力集团是美国政治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种力量。它们通常有比政党更为严密的组织和充足的经费。利益集团实际是政党的后盾，政党是不同利益集团的政治代表。在美国，利益集团除了影响政党的政策外，还通过以下途径影响美国的国内政治环境和政府的决策过程：1、在决策过程中游说政策制定者，其手段是提供信息和金钱，动员追随者提供支持或制造麻烦；2、以同样的手段来影响政治议程、大众的信念和行为及选举；3、一些利益集团的成员，特别是组织完善、同政府机构和官员有密切联系的团体的成员，经常起咨询作用，实际上参与了决策过程；4、许多利益集团常常为政府选用官员提供后备力量，大部分总统任命的官员通常来自商业、法律和科研机构；5、在国际上极其活跃的团体如跨国公司，因其知名度和全球活动而影响着美国的对外政策和决策过程。
利益集团在美国政治生活中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所以一些影响较大的利益集团的政治倾向，会直接影响政府的外交决策。除了环境、消费者这类阶级政治色彩较少的团体外，多数有影响的利益集团都有反共倾向。况且在40-50年代，美国产生了大量的专门的反共团体。对政府决策影响较大是宗教、经济、劳工方面的利益集团。宗教团体的反共倾向自不必说。经济利益集团出于私有观念也有天然的反共倾向；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最初都实行计划经济，市场不向西方国家开放，使它们失去了许多赚钱的机会，致使它们更加反共。经济利益集团影响政府外交决策的典型事例就是，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在1970年说服美国政府为了它的利益干预智利事务，反对亲马克思主义的阿连德政府，而且该公司还明目张胆地介入了中央情报局颠覆阿连德政府的行动。
最值得一提的是工会这个劳工组织。19世纪，随着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现代工人阶级也迅速壮大。1869年，在美国成立了劳动骑士团，成员人数一度达70万之多。同年还成立了黑人的劳工组织——全国黑人工人协会。1886年，美国劳工联合会（劳联）成立，以后成为美国工人阶级的主要代言人。1938年，另一个重要的美国工会组织——产业工会联合会（产联）——成立。1955年，劳联和产联合并成为“劳联—产联”，成为美国最大的工会组织，最辉煌时期拥有会员1500万人。除劳联—产联外，较大的独立工会组织还有：国际货车司机兄弟会，联合汽车工人工会，联合电气、无线电与机器工人工会，国际码头和仓库工人工会，国际开采冶炼工人工会等。工会领袖一般比大多数政治家的在位时间长，因此是强有力的政治人物。沃尔特·蒙代尔在1984年时曾被指控：他受支持他竞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劳联—产联的控制。
美国工会的反共倾向是逐渐形成的。劳联成立初期，并没有反社会主义倾向。其领导人塞缪尔·龚帕斯本人还自诩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并同恩格斯保持联系。不过恩格斯那时就认为劳联具有英国工联的性质。他在1891年1月29日给《纽约人民报》编辑海尔曼·施留特尔的信中指出：龚帕斯的“联合会是工联的，而且仅仅是工联的联合组织”。不过，恩格斯还是想争取龚帕斯及其劳联。他指出：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最好还是同龚帕斯保持良好关系，——不管怎样，支持他的工人要比支持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多”。恩格斯还想使劳联“摆脱他们所固有的狭隘的工联主义观点”。然而，在1895年全国大会之后，劳联不仅变本加厉地实行阶级调和政策，而且与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决裂，公开反对社会主义。劳联的工联主义立场后来得到了美国工商界的支持。1900年，一些有地位的工商界、金融界和自由职业人士成立了一个全国公民联合会。该组织主张把劳联代表的工会运动当作整个工商业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赞成用劳联所推行的劳资合同这种和平的办法来解决劳资纠纷。一些工会领袖参加了公民联合会，以此作为工会运动争取社会承认的一个有力的支持。与企业界的合作，是劳联能够比较顺利发展的重要因素。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劳联领导人站在了支持本国政府进行战争的立场上。列宁在1918和1919年两次致美国工人的信中都抨击了龚帕斯。
美国的工会具有反共倾向的原因是复杂的。首先，马克思主义始终未能成为影响美国工人运动的主导思想。其次，美国的工人运动具有浓厚的改良主义色彩，劳联—产联等工会组织都承认美国现行的社会制度，以在现行制度框架内推行劳资合作的改良主义政策为主要目标。尤其是罗斯福新“新政”，确定了劳资双方集体谈判的原则，通过了一系列法令保护工人维护自己利益而斗争的权利，其结果是“使工会不再是一种反社会的潜在的革命力量，而纳入体制内。这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工人运动的性质，也可以说是等于‘招安’了工人阶级。”再次，美国两党政治的的运行结果使民主党成为工会的政治代表，工会成为民主党的主要支柱之一，在思想意识上，民主党与工会互相影响。又次，美国特殊的历史、地理条件和社会结构促使美国的工会组织具有反共倾向（请参见第一章第三节）。最后，劳工队伍的结构也影响着工会的政治倾向。美国的劳工运动最初是蓝领工人的运动。但是从1956年起，情况发生了质的变化，白领工人在数量上超过了蓝领工人。以后，白领工人的数量继续呈上升趋势，而蓝领工人数量呈下降趋势。
连工会这样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利益集团在美国都有反共倾向，更不要说代表其他阶级利益的利益集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