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社会主义国家出现后，在美国就产生了反共主义这种意识形态，并被运用到美国外交中去。反共主义势力及其影响在冷战时期达到顶点。如果追溯历史，可以发现，早在19世纪70年代，反共主义在美国就出现了萌芽。南北战争前，马克思主义就已传播到了美国。南北战争期间，许多共产主义者和组织都参加了北方军队或帮助北军。马克思主义者在响应林肯征募志愿军的号召方面，对全国起了示范作用；马克思主义者在许多战场上都英勇作战；马克思的战友约瑟夫·魏德迈曾投笔从戎，招募了一个整团参加北军，并因此而被晋升为上校，他还接受林肯交给的任务，担任险要的圣路易地区的指挥官；纽约共产主义俱乐部的一些会员都成了北军的军官。马克思主义者的行为受到了北方资产阶级的欢迎。可以说这时共产主义者与北方资产阶级是某种同盟关系。然而，不久，特别是巴黎公社革命失败后，美国资产阶级对共产主义者的态度就来个180度的大转变。尽管这时共产党在美国还没有出现，但美国资产阶级却打出了反共的旗号。当1877年美国发生全国性的铁路职工罢工时，虽然罢工是自发的，而且目的仅仅是为了抗议资方削减工资，但是一些美国报纸却一口咬定罢工是“共产党为暴力推翻政府而策划的阴谋”，其用意是为利用国家机器镇压罢工制造借口。可见，反共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之前就已露出了苗头，并被运用于内政中。这表明，反共主义不仅仅是美国进行对外扩张的工具，是推行其外交政策的一张牌，它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极为深刻的根源，既有经济政治方面的，又有社会文化方面的，不仅有对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来说属于共性的因素，也有美国所特有的因素。
反共主义并非美国所独有的意识形态。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过或存在着反共主义，而且在马克思主义诞生初期，反共主义在西欧更为盛行。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已充分揭示了这种状况：“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党人和德国的警察，都为驱除这个幽灵而结成了神圣同盟。”“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已被政敌们用来作为互相攻击、咒骂的词语。1848年革命失败后，西欧的共产主义者受到了无情的迫害，马克思在多次被逐、被捕、受审后，被迫带着家人流亡伦敦；“科伦共产党人审判案”使许多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领导人和盟员遭受监禁。巴黎公社革命失败后，欧洲又一次掀起了反对共产主义的狂潮。十月革命爆发后，包括美国在内的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都一致对这场革命持反对态度，以英法为首的协约国还走上了对苏外交抵制、积极支持俄国反革命武装叛乱以及直接出兵干涉的道路。对这种行径，列宁痛斥道：“现在英、法、美集团把消灭世界布尔什维主义、摧毁它的主要根据地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当成他们的主要任务。为此，他们准备筑起一道万里长城，像防止瘟疫一样来防止布尔什维主义。”冷战期间，美国虽然是反苏反共的主帅，但西欧国家也是从自身的需要出发积极配合美国推行遏制政策的，而且在冷战爆发时，以英国为首的西欧国家在反苏上更加积极主动。
在反对共产主义上，美国是后来居上。如果说在巴黎公社革命后，反共主义在美国还只是某些资产阶级分子和集团的主张，并不像欧洲那样成为政府的行为，那么到了十月革命后，反共主义则成了官方的意识形态。从政府要员的言论到政府的行为都可以反映出这一点。当苏俄颁布《和平法令》后，美国国务卿罗伯特·兰辛称之为“对各国现存社会制度的直接威胁”。他向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报告说：“如果布尔什维克继续掌握政权，我们就毫无指望。”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美国首当其冲宣布对苏俄实行经济封锁；接着参加了国际资本主义对苏俄的武装干涉，于1918年6月派出7000名军队到俄国北部和西伯利亚。与此同时，国内出现了“恐赤症”。1919年8、9月间，美国两个共产主义政党——美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工党刚刚成立，美国统治集团就迫不急待地对之进行镇压。1920年1月2日，美国司法部在全国70个城市进行了大规模的突袭，逮捕了约1万名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企图把共产党人一网打尽。美国出现“红色大恐怖”（“GreatRedScare”)。以后，反共主义一直贯彻在美国的内政与外交中。
反共主义之所以能在美国产生并得到发展，首先在于共产主义与美国的资本主义存在着意识形态和制度上的对立。这种对立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自由主义在价值体系上相对立。美国统治集团认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在美国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自由主义是相对立的价值体系，并对之构成严重威胁，进而会威胁到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存。1950年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的目标和计划”指出：“法治政府所具有的自由思想与克里姆林宫实行严厉寡头统治的奴役思想之间存在根本的冲突”，而“消灭来自自由的挑战是奴役成性的国家不可改变的目标”。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认为：意识形态是冷战时期美国与苏联进行争夺的根源。“苏联企图扩张共产主义，消灭自由；而美国则要阻止共产主义，扩大自由。如果我们在意识形态斗争中打了败仗，我们所有的武器、条约、贸易、外援和文化关系都将毫无意义。”美国学者托马斯·威斯科波夫认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两种对立的社会经济组织形式，分别有4个主要特征：资本主义要求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而社会主义则要求生产资料公共占有；资本主义要求劳动力无产阶级化，而社会主义则追求无产者的解放；资本主义要求少数企业统治者控制生产过程，而社会主义则要求由企业全体成员民主参与来控制生产过程；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主要是靠对个人的物质刺激来获得，而在社会主义社会，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则主要是靠非物质的手段，而且刺激对象是集体而不是个人。威斯科波夫进一步认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所以存在上述几方面的对立，是因为这两种社会经济组织形式分别建立在不同的价值体系基础之上。资本主义价值体系强调个人而不是社团的重要意义，鼓励竞争而不是合作，并且将物质产品和服务放在首位，以满足人们的需求，促进人们的幸福；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则强调社团而不是个人的重要意义，鼓励合作而不是竞争，并且贬低货币收入和物质消费的重要性，强调对劳动者进行精神奖励。
很显然，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如果在美国和世界传播开来，确实会使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受到威胁。所以美国统治集团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感到极为恐惧和仇视。
十月革命爆发后，美国统治集团认为“布尔什维克革命对美国价值观形成直接的挑战”，“布尔什维主义是一颗能炸毁”资本主义制度的“炸弹”。威尔逊总统于1918年秋发出警告，“布尔什维主义的精神正潜伏在各处”。一年后，他又宣称，“一些革命的‘毒素’实际上已渗透进这个自由国家人民的血管里。”被称为“冷战之父”的乔治·凯南在分析冷战根源时指出：美苏“冲突根源中首要的而且也是最根本的一个，当然就是布尔什维克共产党的领导集团在意识形态上所承担的义务。这在美国的政治经验中，还是一个崭新的东西。这也是美国人以前从未遇到过的一种敌对方式的表现。”“俄国保证要实现的纲领旨在使美国社会遭到损害，这种损害，在绝大多数美国人看来，甚至比单纯军事上惨败于传统的对手可能带来的种种苦难还要可怕。”正因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被认为有如此严重的威胁，所以被美国统治集团“看作是一种应当加以隔离的瘟疫”。并且在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之前，美国资产阶级就打出了反共的旗号。
（二）在经济上，社会主义制度妨碍垄断资本主义的扩张。垄断资本的本性决定它是要不断向外扩张的，而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则成了其扩张的一大障碍。正如列宁所分析的：“垄断占统治地位的最新资本主义的特征是资本输出。”其输出的一个主要方向就是那些落后国家，“因为那里资本少，地价比较贱，工资低，原料也便宜。”但是这种输出并不是无条件的。“其所以有输出资本的可能，是因为许多落后的国家已经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的流通范围……”可见，如果落后国家没有卷入资本主义的流通范围，则资本输出是难以实现的。而在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看来，社会主义国家是不会卷入资本主义的流通范围的。威尔逊认为：“美国贸易在世界的扩展是与美国自由主义的输出分不开的。”正因为这样，十月革命后，美国把新生的苏俄社会主义制度看成是极大的威胁。国务卿兰辛说：“归根结底，布尔什维主义对于美国安全的威胁比德国更大，因为它既否定民族性又否定财产权，并以革命威胁美国。”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在20年代相当长一段时间，美国官方多次拒绝苏俄关于两国开展平等贸易的呼吁，甚至提出除非苏俄保障私人所有制，对目前的社会制度作根本改变，才有可能重新考虑。
美国学者诺姆·考姆斯基在解释冷战初期美国实施马歇尔计划的真实意图时说：“美国采取马歇尔计划等措施并不是为了对付苏联侵略的威胁，而是要对付经济崩溃和民主政治崩溃的威胁，这种威胁可能导致美国占统治地位的世界秩序框架外的社会经济的发展。”这里所说的“美国占统治地位的世界秩序框架外的社会经济”实际上就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经济，很显然这种经济的发展对美国垄断资本的利益是个严重损害。
1955年，在美国颇有声望的研究机构——伍德罗·威尔逊基金会和全国计划协会曾这样解释“共产主义”的含义：“共产主义”的主要威胁是共产主义力量在经济上的变化，其变化方式减小了他们补充“西方”工业经济的意愿和能力。“西方”包括日本资本主义，它理解这些工业资本主义经济将坚定地保持在美国控制下的“整体秩序框架”之内……简单地说，“共产主义者”就是那些企图将他们的资源用于其自己的目的的人，这是和美国外交政策核心原则——偷盗和剥削的权利——相抵触的。自然地，美国是一贯的“反共产主义者”，但却只是有选择的“反法西斯主义者”。
约翰逊总统最亲密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W·W·罗斯托曾对工业化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作了如下阐述：“不发达国家的地理位置、天然资源和人口是如此重要：要是它们果真依附于共产主义集团的话，那么美国在这个世界上就会变成一个二等国家……如果不发达国家地区落入共产主义的统治下，或者如果它们发展到对西方采取固执的敌视态度，那么，西欧和日本在经济上和军事上的实力就会削弱……总之，不发达国家的这种演变，不但严重影响到西欧和日本的命运，而且还严重影响我们的军事安全和生活方式。”罗斯托的话一方面表明了不发达国家的政治取向对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是至关重要的，另一方面也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是与美国的经济利益相抵触的。
克林顿总统在第一任期内曾提出“民主的扩展”政策思想，以取代冷战时期的遏制政策。他把这个“扩展”比喻成是过去的反共主义“多米诺理论”的对立物，这个思想断定：在共产主义的指令性经济崩溃的地方，自由市场将最终兴起并繁荣起来。可见，在美国看来，共产主义制度影响了自由市场的发展。
（三）在政治上，社会主义制度是对美国“立宪民主”的威胁。十月革命后，美国统治集团认为，新生的苏维埃制度是与美国的政治制度根本对立的。继兰辛之后任国务卿的贝恩布里奇·考尔比说，苏维埃政权不是基于公众的支持，而是通过“暴力与狡诈”上台的，是靠着“残酷镇压所有反对派以继续保持其地位的。”而这种政治制度无疑构成了对美国“立宪民主”制度的威胁。正如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说，“莫斯科政体在一切方面都是对美国的否定”。到了冷战时期，美国统治阶级更强烈地感受到了这种威胁。1964年，《世界图书百科全书》（WorldBookEncyclopedia）在共产主义和美国式的民主之间划出了一条清晰的界线：“在民主国家，政府根据人民的意志来实行统治；而在共产主义国家，独裁者通过强力实行统治并依赖强力控制权力。民主国家的政府在行政时总是努力采用使人民受益的方式；而在共产主义国家，政府的利益总是摆在第一位。共产主义强烈地反对民主制度和民主的生活方式。”这种将共产主义看成是所有美国民主信条对立面的观点，在冷战期间成了“粗鲁的经典自由主义”（bobustclassicalliberalism）核心内容。号称是“反共斗士”的尼克松也提出了几乎同样的看法：“苏联人矢志不移地要实现建立共产主义世界的目标。我们则矢志不移地要实现建立自由世界的目标，使各国人民有权选择谁来统治他们以及如何进行治理。苏联人认为历史在他们一边。我们应确保在书写下一世纪的历史时，它是在我们这一边。”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两种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对抗构成了美国反共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基本动因。
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任何意识形态的形成与发展都与其赖以存在的社会的历史有着密切关系。反共主义能在美国产生并存在、发展下去，特别是美国在反共上能后来居上，是与其独特的历史和文化特别是政治文化分不开的。美国独特的历史产生了独特的政治文化，这种独特的政治文化构成了反共主义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内在动力。从一定意义上说，这种美国特有的政治文化，是美国民族主义的核心内容。美国民族主义实际上是自由主义与美国政治文化相结合的产物。
一、共产主义是最大的“非美因素”
所谓“非美因素”（un-American），就是可以导致美国社会解体的因素。
美国政治文化的一大特点是：在意识形态上既多元，又高度一致。美国是个移民国家，原有的印第安人在美利坚民族中只是微不足道的部分，在欧洲人来到新大陆建立殖民地之前，这里被看成是无主的土地。虽然美国最早是由13个英属殖民地独立后形成的，并且英裔人成了美国最大的单一种族，英语是单一的国语，但英国人并未构成美利坚民族的主体，或“多数民族”。据统计，目前可以辨别的英裔人只占美国人口的15%，比德裔人（占13%）或黑人（占11%）实在多不了多少。就是英裔人占美国人口最多的时候，即1890年第一次人口调查时，也未超过50%。美国是个公认的移民国家，美国社会是由许多种族、民族组成的大杂烩，各种族、民族的人在移入美国时都将其母族文化带到美国，使其在新大陆生根、发芽。从这一点来说，美国的文化是多元的，并不像有些多民族国家那样有一个主体民族或人口占绝对多数的民族。美国历史短暂，没有充分时间让各种文化融合，以消化各种外来因素。而美国社会又非常需要一种能将各种族、民族维系在一起，使社会保持“一体化”的纽带，这个纽带就是政治上的共识，也就是意识形态或主要价值观念上的基本一致性。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说：“美利坚是一个高度注重意识形态的民族，只是作为个人，他们通常不注意他们的意识形态，因为他们都赞同同样的意识形态，其一致程度令人吃惊。”在美国，不同种族之间虽然存在相当深的矛盾，但是无论是有种族优越感的白人，还是曾受过种族歧视的黑人，或是固守传统民族文化的唐人街的华人，都坚定地崇尚自由、民主、个人主义等价值观，即自由主义，在这方面，他们有着惊人的一致性。在主流美国人看来，自由主义已经成了美国人必有的精神。“如何回答‘作一个美国人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具有特殊的意义。热爱自己的国家就意味着爱自由主义。要证明自己对国家的忠诚，就要表示出对个人主义、自由、机会平等这些价值观的尊崇。作为一个美国人，不仅要表现出对这片特殊的土地的忠诚，更要表现出对经典自由主义的无保留的接受。”约翰·肯尼迪在1946年美国独立日庆典演说中发出这样的评论：“美国人民具有这样几个特性：对宗教有深刻的感受力，对理想主义有深刻的感受力，对爱国主义有深刻的感受力，对个人主义有深刻的感受力。”可见以个人主义为核心内容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美国社会中的影响力。
意识形态上的这种一致性对美国社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正因为这样，美国主流社会一方面容忍各种差异存在，另一方面却极端坚持为维护社会统一所必需的起码的一致性。任何对基本一致性的威胁，都会被视为“非美因素”而受到美国主流社会和主流文化的坚决反击。任何对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拒绝都有被当成“非美因素”而受到惩罚的危险。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正是属于那种可以破坏美国意识形态基本一致性的“非美因素”，因此很自然地遭到美国主流社会的敌视和反对。虽然从法律上讲，在美国宣传共产主义思想是不违法的，但共产主义言论，尤其是暴力革命的学说，肯定会被美国主流社会“视为大逆不道的异端邪说，事实上受到禁止”。正如英国评论家埃德蒙·福西特和托尼·托马斯所说：“在政治上，一个人要是拥护另外一个激进制度，什么共产主义，什么社会主义，就不光是有些出格了，他或她是否爱国也成问题。”这正是在美国这样一个共产主义运动几乎无成功希望的国家，反共主义却如此根深蒂固并时常表现得极其猖狂的原因所在。
美国主流社会的反共倾向在19世纪就有所表现。1888年，著名作家爱德华·贝拉米的畅销小说《回顾2000-1887年》出版，作者描绘了一个通过和平演变并运用社会智慧实现的社会主义化的国家。然而，贝拉米深知美国人对社会主义的偏见，所以小心地避免用这个字眼。
到了十月革命后，这种反共倾向更加强烈。“新政”时期美国流行的一首被称作本土主义的小调，十分形象地反映了这种倾向以及美国多元文化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关系：
“上帝保佑美国，
犹太人拥有它，
天主教徒管理它，
黑人喜爱它，
清教徒建立它，
但是，
共产党人将摧毁它。”
到了二战结束时特别是冷战爆发后，这种倾向进一步发展。1945年，盖洛普民意调查机构曾过这样一个调查：问题是“你认为一个人可以被相信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同时又忠于美国吗？”；只有5%的被调查者回答“是”，87%回答“否”。在冷战期间，这种宗教教义式的敌视共产主义的情感被激发到十分敏感的程度。直到1989年底的时候，仍有相当多的人（占被调查者的47%）说，他们宁可投入一场全面核战争，也不愿生活在共产主义统治之下。
二、社会主义革命是最激进的革命
美国是经过革命而诞生的国家，独立战争实际上是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然而，在美国却形成了敌视激进革命的传统，尽管美国人不像英国保守党人那样反对革命。美国学者迈克尔·亨特考察了美国立国后对世界上发生的若干次较有影响的革命的态度，得出了美国主流社会是敌视激进革命的结论。
美国独立后不久就爆发了法国大革命。在1789-1793年间，即君主立宪派和吉伦特派掌权期间，美国的开国元勋们基本上都对革命持同情和肯定态度。然而1793年即雅各宾派掌权后，他们的态度便发生了变化，尤其是联邦党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称雅各宾专政使“真正自由的事业受到深深的伤害。”乔治·华盛顿曾认为法国革命是与美国革命一脉相承的，并能改变欧洲的命运。然而，1793年后他也接受了汉密尔顿的观点。
1830年法国7月革命推翻了波旁复辟王朝，但却建立了另一个王朝——奥尔良王朝。美国总统安德鲁·杰克逊在反对举行公开庆典的前提下，向法国发去了贺词，称赞这次革命“无比地温和，没有引起恐怖的武装革命。”
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推翻了路易·菲力普政权，建立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美国人为法国革命的前途忧虑，担心革命果实再次落入专制者或军人手中。六月起义使美国人的热情急剧跌落，起义被美国主流社会精英们说成是“反叛的暴民所发动的掠夺式的革命。”
1871年3月18日巴黎公社革命爆发后，美国舆论界一致对公社持敌视态度，反应异常强烈。因为这次革命又唤起了美国舆论对雅各宾专政和六月起义“最糟糕的景象”的记忆。
1911年中国辛亥革命爆发后，美国观察家们给以欢呼，一个外交使团的发言人宣称“现在中国人醒来了。”
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爆发后，美国总统威尔逊明确表示欢迎，认为这次革命“使俄国在民主的十字军东征中成为一个合适的伙伴。”威尔逊不仅成为第一个承认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国家领导人，而且还积极向临时政府提供贷款，派遣资深的政治家伊莱休·鲁特（ElihuRoot）到俄国进行视察。
然而十月革命爆发后，美国政府的态度却大为不同。国务卿兰辛这样评价十月革命：“我相信俄国革命的‘恐怖’在野蛮和毁灭生命与财产方面远远超过法国大革命的恐怖。后者至少拥有政府的外形并制造合法的伪装，而前者哪一样也不具备。没有权威，没有法律。它是一个沸腾着的专制与暴力的大锅炉。我想象不出对一个国家来说还有比降临到俄国的更可怕的灾难。”
从上述可见，美国对温和的革命一般都持欢迎态度，而对激进的、更具暴力色彩的革命则持否定态度。美国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传统，主要由这样三个因素决定：
第一，美国人喜欢用自己熟悉的标准来判断是非。亨特指出：“美国人用约翰·亚当斯和托马斯·杰斐逊曾用过的标准来判断外国的革命。革命是一个神圣的事情，在进行过程中必须保持最低限度的混乱，要由可尊敬的公民来领导，致力于一个适当的政治目标，并幸运地只是在制定了一部平衡的宪法后而结束。最基本的，革命要保障人权和财产权利。换句话说，一个成功的革命在美国人的头脑中，无法摆脱地同他们所熟悉的他们自己的革命的方法、目标以及政治文化联系在一起。”美国主流社会所敌视的革命，基本上都是不符合上述标准的，它们都引起了“严重混乱”，领导者不是“可尊敬的公民”，政治目标不适当，等等，尤其是布尔什维克所领导的十月革命，与这些标准更是相差甚远。
第二，价值观的影响。美国革命的第一价值目标是自由而不是民主，民主体制之所以被采用是因为它相对于其他政治形式最能保障自由。美国立国时最重要的两份文件——《独立宣言》和《美利坚合众国宪法》都更强调自由。《独立宣言》中有一段最能表达美国价值观的话，就是：“我们认为以下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以及追求幸福的权利。”这里，核心内容是自由。为了保障自由，即各种权利，“人们建立起政府，而政府的权力必须来自于被统治者的同意；任何形式的政府，一旦破坏这些目标，人民就有权利去改变它或废除它，建立一个新的政府。”可见，采用民主政体的目的是为了保障自由。美国制宪者们在根本大法的序言中开宗明义阐明了制定宪法的目的，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保证我们自身和子孙后代永享神赐的自由权力。”这种自由至上的观念严重影响着美国人的思维方式。在美国人看来，激进的革命虽然可能符合民主的要求，但它损害了自由原则，因此是不可取的。
第三，美国人有政治温和的倾向。美利坚民族中最大的种族是英国人，英国文化对美国主流文化有着深刻的影响。在英国，托利—保守党长期主政，其意识形态——保守主义对英国社会和文化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19世纪初，埃德蒙·伯克的保守主义产生于英国不是偶然的。保守主义的基本精神是：尽可能保持社会现状，如果需要变革，要尽量使变革对社会带来的震动限制在最小的限度内。由于历史、地理、语言及宗教方面的原因，美国很容易接受英国的文化。在英国保守主义的影响下，美国的主流意识形态——自由主义逐渐打上了保守主义的烙印，从而形成“保守—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并造就出一大批“政治温和的美国人”。他们对激进的革命普遍抱有怀疑和敌视的态度，推崇互相妥协，主张有控制的变革。因此有人把主流美国人称作“反革命的革命派”。
英国的保守主义还对美国一些政要的思想直接产生了影响。1894年，威尔逊就是在伯克的著作影响下，谴责法国大革命为“激进的罪恶和腐败思想的根源”。
第四，美国的内政需要反对激进的革命。每当激进革命发生时，美国统治集团都加以敌视和反对，在相当程度上还与美国的国内政治密切相关。迈克尔·亨特指出：巴黎公社革命时，美国人之所以反应异常激烈，还因为“巴黎事件触及了国内敏感的政治神经。纽约时报的编辑们在公社失败后马上坦率地承认，公社是‘埋在现代社会下面的深刻的爆炸性的力量’。美国城市都充满它们自己的‘反叛的暴民’，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最近的欧洲移民，他们带着同样的曾将公社社员带动起来的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烙印。这些移民使劳动队伍膨胀，劳工们已开始向财产所有权挑战并助长了阶级冲突。警觉起来了的保守主义者和排外主义者声称：这些就是在美国土壤里的革命的种子。”为了确保革命的种子不发芽，美国主流社会和统治集团必须对巴黎公社革命采取旗帜鲜明的敌视态度。
十月革命发生时，美国国内政治也存在着相似的情况。当时美国正处于“更糟的时候”，“美国正经受着全国性的自信心危机”。美国人“惊恐地注视着布尔什维克‘疾病’蔓延到德国和匈牙利，还有，苏维埃领导组织起了第三国际。这可能只是一个长期颠覆运动的开始，甚至美国也不能逃脱。”于是，保守主义和排外主义联合起来，向布尔什维主义宣战，“以将国家从革命的病毒蔓延中拯救出来”。
在美国主流社会看来，以十月革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革命是有史以来最激进的革命，最不合美国人的评判标准，最易引起社会动荡，对美国社会稳定的威胁最大，因此最应受到敌视。正如美国学者理查德·鲍厄斯所说：“1917年后的共产主义不同于所有先前的激进主义，因为它是以莫斯科为牢固根基的世界网络的一部分；与之相应，美国的反共主义也不同于所有先前的反激进运动，因为它的首要敌人是国际性的并针对国外的。”
三、社会主义国家是美国实现领导世界的最大障碍
19世纪中叶，美国出现了“天定命运”这一思潮，对美国的外交政策产生了很大影响。“天定命运”是在美国大陆扩张进入高潮时期应运而生的扩张主义意识形态。1845年7月，美国正式兼并得克萨斯数月后，《联邦杂志和民主评论》发表了一篇题为《兼并》的文章，呼吁“现在是反对兼并得克萨斯的人们罢手的时候了”，并宣称，“现在应该是爱国主义和对国家的共同责任感代之而起的时候”。这种“责任感”在文章中被命名为“天定命运”，意即美国负有天定的使命拓展到上帝为美国的自由发展而指定的整个大陆。从此，“天定命运”被美国扩张主义者作为鼓吹扩张包括后来的海外扩张的口号，构成美国外交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
“天定命运”具有深厚的思想基础。首先是“种族优越论”。虽然美国是个移民国家，是民族的大熔炉，但却存在着根深蒂固的“白人种族优越论”，即“白人至上”的观念。美国的种族优越论虽不像希特勒的种族理论那样被公开宣扬，但却存在于主流美国人的观念中，体现在美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本杰明·富兰克林在1751年时就讲过这样的话：“世界上纯正白人的数量所占的比例是很小的。非洲人全都是黑色或黄褐色的；亚洲人主要是黄褐色的；美洲人（包括新来者）各种肤色都有；在欧洲，西班牙人、意大利人、法兰西人、俄罗斯人以及瑞典人总体来看属于那种我们称之为肤色黝黑的人；德意志人也是如此；只有撒克逊人是个例外，他们使用英语，构成了地球表面上白种人的主体。我期望他们的数量不断增加……或许我对我的国家的人的肤色存有偏爱，因为这种偏爱对人类来说是自然天生的。”这种自然天生的对本种族的偏爱逐渐演化成种族优越观念。迈克尔·亨特认为，美国人的种族优越观念反映在19世纪的大量绘画作品中。比如，在一幅被用在学生课本中的名为“人的种族”的人物画中，白人的头像摆在中间，正脸全貌，是个仪表端庄、面容秀丽、神态安详的贵妇人形象；而周围的其他有色种族的人则被描绘得或侧脸半面、或胡须遮面，而且目光呆滞，面无表情。在有种族偏见的白人看来：“白色象征善良、纯洁、美丽，而黑色却象征着罪恶、腐朽、丑陋。”美国扩张主义者认为，以白人为主体的美利坚人是最优秀的民族，他们有征服劣等民族的权利。这是“天定命运”。他们还“希望这种天定命运的向外扩张权利不被赋予除美国外的任何其他民族。”
其次是“美国伟大”的思想。“种族优越”感，再加上美国特殊的历史，使美国主流社会产生了“美国伟大”的思想。早在美国立国前，托马斯·潘恩就在著名的《常识》中宣称：“我们拥有使世界重新开始的力量。”以后，先是以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为代表的联邦党人提出了“美国伟大”的概念，然后又为以托马斯·杰斐逊为代表的反联邦党人所接受。汉密尔顿从独立战争的经验教训中领悟到：人是有野心、有报复心和贪婪的，这是人类的本性，因此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是生活的法则；国家和人一样，必定会为财富和荣誉这些古老的野心目标而发生冲突，斯巴达、雅典、罗马、迦太基的经历都证明了这一点；美国人必须认识到，他们也生活在一个与完全理智和完全道德的幸福帝国相距甚远的世界里；因此，美国必须成为一个像欧洲那样在世界起支配作用的国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成为一个伟大国家。“美国伟大”思想成了美国扩张主义的另一个重要意识形态。“美国伟大”就意味着美国人“天定命运”具有拯救落后民族并使之获得新生的能力和“使命”，就意味着美国应该成为世界的领导者。
第三是“民主制度优越论”。美国人认为，美国所创立的立宪民主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政治制度，最能保障人们的自由权利，因此应当被世界各国效法，而“伟大的美国”则负有“使命”和“责任”向整个美洲大陆乃至全世界传播、推广这种制度。美国兼并俄勒冈时，参议员丹尼尔·迪金森（DanielS.Dickinson)在国会辩论中说，俄勒冈问题是“两大体系之间的问题，即君主制和共和制之间的问题”；众议员威廉·索耶（WilliamSawyer)认为，合并俄勒冈可以“把我们从革命先辈那里接受过来的自由制度纯纯正正地传给后代”。1845年，国务卿詹姆斯·布坎南(JumesBuchanan)表示，为了捍卫共和制，合并加利福尼亚是可行的。《纽约先驱报》的文章甚至宣称，为了保卫自由制度，不仅要合并加利福尼亚，而且要占领全部墨西哥。众议员查尔斯·卡思卡特（CharlesCathcart)在第29届国会上宣称，将“使整个大陆的居民组成一个共和主义大家庭”。美国完成大陆扩张开始向海外扩张后，推进民主成了其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内容。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美国加入协约国一方参战，一个重要考虑就是德国、奥匈帝国等国是专制国家，而英、法以及二月革命后的俄国是民主国家。威尔逊要“站在欧洲民主力量一边而战斗，反对野蛮的威廉统治的德国。”“而且对威尔逊来说，只是击败德国是不够的，他还要打败那些人类的祸根，即德国所追求的帝国主义、军国主义和专制制度。”“一场胜利的战争只能是全球性变革的前奏。”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存在相似的因素。美国学者西格尔认为：“美国人随着他们传统观念的发展，一直确信未来是他们的，民主政治将传遍全球。”
上述“天定命运”的思想基础同时也构成了其重要内涵。作为“优越种族”的国家、民主制度的发源地、“伟大的美国”，应该领导整个世界，而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构成了美国实现这一目标的巨大障碍，特别是当共产主义具有向全球蔓延之势的时候。
反共主义能够在美国形成并得到发展，而且一度势力相当强大，除了上述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对抗以及美国特有文化背景方面的根源外，还有一些因素也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促动作用。其中比较突出的有宗教、社会阶级结构、社会主义国家外交政策失误三个方面。当然，这些因素不仅在美国存在，在其他西方国家也存在。
一、宗教
美国虽然不像一些欧洲国家那样有国教，宗教与政治有着直接的密切联系，但美国也是个宗教势力很大的国家。宗教对政治的影响虽不很直接，但却是不可忽视的。实际上，宗教也是美国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只是由于它并非美国所特有的，而且在形成反共主义上所起的作用没有上述因素更直接，因此将之列为促动因素。
学者们普遍认为，美国“是世界上最笃信宗教的国家”，是“宗教色彩最浓的发达国家”。据1979-1980年《政治家年鉴》统计，美国有各种宗教活动场所33.3万多处，神职人员216550；信徒13100多万人，占当时美国人口（22000万）的近60%。这是能够统计出来的数字。美国记者艾伦·埃尔斯纳认为：基督教是美国一支强大的社会力量，美国有近50万个教堂和宗教活动场所，每10个美国人有7个说他们是教会会员，宗教似乎无所不在。还有一种说法，在每100个美国人中，大约有64个是基督教会或其他宗教团体的教友，其他不属于任何教会的人，也大都有着某种宗教信仰。在信教者中，基督教徒占有绝对优势，其中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又居领先地位，分别有7200万人和4983万人。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美国不仅信教的人数多，而且教徒的文化程度也较高，宗教活动较为活跃。
美国从立国之时起就实行了“政教分离”原则。1791年颁布的宪法修正案第一条对这一原则加以确认，规定国会不得制定“确立国教或禁止宗教活动自由”的法律。尽管如此，在美国，政与教之间仍然存在着密切关系。政府干预宗教、宗教介入政治的事例在美国历史上不胜枚举。有时，两者不是互相“分离”，而是彼此“合作”。
就宗教对政治的影响来讲，可以说是重要而深刻的，因为“宗教自由从一开始即是”美国的“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的基石”。具体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首先，美国政府的决策层及对政府决策有重要影响力的政界、商界要人很多都是教徒，他们的信仰对他们的思维方式和政治立场有着重要影响，从而使政府的决策时常打上宗教的烙印。其次，经选举而产生的国会两院的议员和各级行政长官，为了争取选票，必定要迎合占选民多数的信教者的利益和要求。比如，罗纳德·里根总统在竞选时就提出，要在公立学校恢复祈祷。在美国外交史上，特别是对非基督教国家的外交，传教士在影响政府决策特别是美国公众对某国的评价上所起的作用往往比媒体还大，有时甚至大于外交官。第三，教会本身就是个势力相当强大的利益集团，可直接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甚至压力。比如，教会人士时常违法收容非法移民，对抗政府的法令，向政府的权威挑战。宗教领袖一般都要在诸如外交、国防这样事关国计民生的国家大事上表明自己和宗教界的态度，以影响政府决策。1988年，两位牧师——杰西·杰克逊和帕特·罗伯逊还竞选美国总统。美国学者艾尔弗雷德·希罗认为：“宗教机构在思想和行为上对美国外交事务，最终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潜在影响是实实在在的。”“由宗教机构资助或与宗教机构有关的书籍、刊物、报纸以及其他著述可以抵达绝大多数美国人的家里。”有些宗教组织和教派与某个政党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比如占登记选民25%的白人福音派新教徒就与共和党关系密切。据《竞选与选举》杂志1994年的研究结果，白人福音派新教徒在至少18个州的共和党中占支配地位，并且在另外至少13州的共和党中具有实质性的影响力，这种情况使很多普通的共和党人感到难以理解并认为这有些疯狂。第四，美国政治生活处处都带着宗教的印记。“我们信奉上帝”就是美国人的一条格言，并刻印在了硬币、纸币上；国会的参、众两院都有设有牧师的办公室；陆、海、空军里有常驻牧师，他们拿军队的工资，佩带军衔。许多官方仪式都带有宗教色彩。比如，每届国会开会之时首先必须祷告；领导人去世以后要按照宗教仪式进行安葬；举行向国旗宣誓仪式时要高颂“上帝麾下的一个国家”；圣诞节是全国性假日，届时白宫里要安放圣诞树，总统要参加固定的仪式。
就反共主义的形成和发展来看，宗教主要从4个角度发挥作用：
第一，宗教与马克思主义天然对立。马克思主义属于无神论，而且是最彻底的无神论，对宗教持完全否定的态度，甚至斥之为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这种态度必然会招致宗教信徒的对抗情绪。当1824-1827年罗伯特·欧文在美国进行空想社会主义的合作社会的试验时，“美国大多数公众对欧文持敌视态度，他们与其说厌恶他的社会主义，不如说厌恶他对宗教的无情攻击。”马克思主义也不可避免地遭受这样的敌视。许多在推行反共主义政策上起了重要作用的人物都是宗教信徒，比如约翰·杜勒斯。杜勒斯的反共反苏倾向与他的宗教信仰有很大关系，他认为美苏对抗主要是一场西方基督教文明与共产主义之间的思想斗争，前者由美国领导，后者由苏联领导。曾在美国中央情报局任高级官员的哈里·罗西兹克认为：“冷战变成了一场反对异教徒的圣战，一场信奉上帝的自由世界人民反对无神论的‘共产主义’的自卫战。”
第二，基督教有排斥其他信仰的传统和倾向。虽然在美国，拥有优势地位的基督教一直能与其他宗教和平共处，而且宪法还规定，国会不得制定“确立国教或禁止宗教活动自由”的法律，从而为宗教信仰自由与平等提供了法律保障，但是从宗教教义和历史传统看，基督教及其各派系存在着排斥其他信仰的倾向。在历时几十年的北爱尔兰问题上，造成冲突的重要原因就是新教徒与天主教徒的对立，冲突双方截然以宗教信仰不同为标志而分野。而在中世纪，因基督教各派系间对立而引起的冲突和战争更是十分常见，规模较大的如16世纪的欧洲宗教改革运动和1618-1648年欧洲三十年战争。同一宗教内的不同派系尚且如此对立，对待“异教徒”就更具有排斥倾向了。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就是典型事例。虽然当时发动远征的主要动机是天主教会、封建主和大商人企图乘机扩张势力、掠夺财富、缓和西欧社会危机，但也不排除宗教因素的作用。从“异教徒”手中夺回圣地耶路撒冷、维护基督教，也构成了前后8次、历时近200年的十字军东征得以发动起来的重要因素。基督教徒们在从欧洲大陆移居美洲时，也将基督教的这种排它倾向带进了新大陆。比如在1650年康涅狄格州颁布的法典中竟有这样的条文：“凡信仰上帝以外的神的，处以死刑。”再比如，在对待奴隶问题上，就对非基督徒具有严重的歧视，1670年，弗吉尼亚的一项法令规定，由海路来的“所有非基督徒奴仆”必须终身服役。在基督教徒看来，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是更加“怪异”的异端邪说。
第三，基督教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关系密切。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能发端于西欧并在北美扎下根，并不是偶然的，它与基督教的影响不可分割。实际上，自由主义的一些基本价值观与基督教原则是一脉相承的。发表于1963年的天主教会的社会教义《人世和平》，在绪论中阐述了基本的“基督教的原则”：“任何秩序良好和健康的社会的基础”是对个人的尊重，个人应当享有一系列“普遍的、不受侵犯的和不容剥夺的权利”。恩格斯在评价新教主要教派之一加尔文教的创始人约翰·加尔文时指出：“他以真正法国式的尖锐性突出了宗教改革的资产阶级性质，使教会共和化和民主化。当路德宗教改革在德国已经蜕化并把德国引向灭亡的时候，加尔文的宗教改革却成了日内瓦、荷兰和苏格兰共和党人的旗帜，使荷兰摆脱了西班牙和德意志帝国的统治，并为英国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的第二幕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外衣。”著名法国政治学家夏尔·托克维尔在评价清教教义时指出：“清教的教义不仅是一种宗教学说，而且还在许多方面掺有极为绝对的民主和共和理论。”清教于16世纪中叶起源于英国，属新教的分支，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清教徒广泛参加社会政治活动，主张民主共和，反对君主专制和封建等级制度。在开拓北美殖民地时，英国的清教徒起了重要作用，他们的信仰对美国的政治文化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托克维尔还进一步评论了宗教与自由的关系：“宗教认为公民自由是人的权利的高尚行使”，而“自由认为宗教是自己的战友和胜利伙伴，是自己婴儿时期的摇篮和后来的各项权利的神赐依据。自由视宗教为民情的保卫者，而民情则是法律的保障和使自由持久的保证。”
第四，基督教与“天定命运”说有密切关系。首先清教的“宿命论”是“天定命运”说的重要思想渊源。更为重要的，“天定命运”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身为基督教徒的美国人要遵照上帝的旨意来拯救世界。在19世纪末美国走向帝国主义时，很多基督教徒都鼓吹美国应当成为伟大国家、负起“白人的责任”。1885年，一位名叫乔赛亚·斯特朗的基督徒撰写了《我们的国家：它可能的未来及其当前的危机》一书，鼓动基督徒们去改革美国，以准备将基督教的文明扩大到全世界。斯特朗宣称，美国基督教新教是强有力的力量，上帝赋予了盎格鲁撒克逊人一种使命，要在“上天选择的时间”让人类接受美国的基督教文明。斯特朗所预见的美国的命运，曾使热心宗教的人士深为激动。1900年，斯特朗又写了《扩张》一书，极力主张美国继续统治菲律宾。他说：“要成为伟大就应当消除胆小的畏惧，就应认清上帝赋予我们在世界上的地位，并应当接受它为了基督教文明的利益而授予我们的责任。”这种担负起上帝赋予的责任的论调很容易为扩张主义者接受，并能激发宗教信徒对美国海外扩张的支持。
二、社会阶级结构
美国特殊的地理条件和历史进程产生了特殊的社会阶级结构，这种美国特有的社会阶级结构使反共主义具有更易传播、发展的条件。
与欧洲大陆相比，美国社会阶级结构的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工人阶级力量薄弱。美国工人阶级力量薄弱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数量小；二是革命性差，即质量低。
美国工人阶级数量小主要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第一，美国土地多且低廉，这使很多自由职业者以及新来的移民有机会靠经营土地为生或发家，而不至于沦为雇佣工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用爱·吉·威克菲尔德著的《英国和美国》一书中的话说：“在美洲……没有一部分专门从事农业的人口。自由的美洲人自己耕种土地，同时还从事其他许多职业。……在美洲，种地往往是铁匠、磨面匠或小商人的事业。”不仅如此，多而低廉的土地还使许多雇佣工人有机会改变自己的经济地位。美国共产党前中央主席威廉·福斯特说：“在美国建国后的第一个世纪里，有大片的政府所有的土地，不费很大力气就能领到小块土地，特别是在1862年农户份地法通过之后。在好几十年里，这种自由的土地成了阶级斗争的一种安全调节器和阶级觉悟发展的阻碍。农庄成了工人们追求的目标，所有早期的工会都异常关心土地问题。”第二，美国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使许多工人有机会摆脱受雇佣的地位，同时也使小手工业者更少有可能加入到工人阶级队伍中来。马克思指出：“有些小行会师傅和更多的独立小手工业者，甚至雇佣工人，变成了小资本家，并且由于逐渐扩大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和相应的积累，成为不折不扣的资本家。”福斯特说：“工业和农业的广大的和飞快的发展，使有些工人能够置备财产，转到中等阶级的行列里去。”
上述两个因素不仅使美国工人阶级在数量上没有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成正比地增加，而且还使工人阶级的队伍非常不稳定，总是不断有大批的工人转变成有产者。正因为这样，有些美国学者认为在美国不存在经典意义上的无产阶级。有的人甚至不把产业工人看成是无产者。克利沃特法官在1915年时说：“所谓无产者，我指的是一个没有财产，不懂以勤勉节约和自我克制来积储财产的人，这种人只知道生男育女，厚颜无耻地依靠社会救济。”
与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相比，美国的工人阶级更缺少革命性和团结性，阶级意识淡薄，许多工人并不承认他们自己属于无产阶级。造成这状况的原因首先是上面提到的两个因素。土地多且低廉和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给工人带来各种机会这一现实，使工人很容易产生只要个人努力奋斗就可以摆脱自己的经济地位和生活处境这种意识。在很多工人看来，阶级团结和阶级斗争都是不必要的。布莱克曾分析过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实验在美国失败的原因，指出：空想社会主义在美国的实验都以失败而告终，维持时间最长的卡贝的伊加利亚公社也不过47年，这“表明这种做法是不顺应19世纪美国生活的基本潮流的。新边疆的开拓和经济的迅速增长有利于无情的个人主义而不利于无私的合作。”马克思主义传入美国后也同样遇到了这种情况。其次，美国劳动力缺乏，使工人的工资水平远远高于欧洲大陆的工人。19世纪初，一个旅游者曾计算过美国工人工资的购买力，并同欧洲一些国家做了对比。“一个美国农场工人的年收入，可以买222蒲式耳小麦或5000镑牛肉”，这个购买力是英格兰工人的3倍多，苏格兰工人的近4倍，爱尔兰工人的7倍。较高的工资使工人的生活状况相对较好，因此“妨害了他们具有充分阶级觉悟和革命思想”。恩格斯在1892年3月30日写给海尔曼·施留特尔的信中就指出：“美国本地工人的特殊地位是你们美国的一大障碍”，这个特殊地位就是“贵族式的地位，并且只要有可能，就把不需要掌握专门技术的低工资工作给移民去做”。第三，工人种族构成的多样性阻碍阶级意识的产生和发展。美国历史学家戴维·香农认为：美国工人倾向于把自己看作是某种族集团的成员，而非看作是某阶级的一员。移民的不断流入使组织美国工人的工作更难了。此外，不同种族移民的不断流入更强化了种族意识，冲淡了阶级意识。恩格斯对此论述道：“这些移民分属于许多个民族，他们之间语言不通，大部分人连美国话也不懂。”而美国的“资产阶级比奥地利政府又更善于挑拨一个民族去反对另一个民族——挑拨犹太人、意大利人、捷克人等等去反对德国人和爱尔兰人，挑拨每个民族的人去反对所有其他民族的人”。奴隶制一度在美国的存在以及对黑人的种族歧视，使得黑人与白人工人之间存在隔阂，对黑人与白人来说，种族差异远远大于阶级差异。黑人的反抗运动大多是以种族意识而非以阶级意识为基础的。最后，美国的清教传统不利于培养阶级团结意识。美国学者约翰·拉斯莱特认为：美国清教徒传统有助于解释个人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社会和经济的自救。清教徒都看重个人奋斗，而不崇尚集体协作。
美国工人阶级力量薄弱使得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在美国缺少物质基础。虽然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中叶就传入美国，但发展并不迅猛，在美国始终未形成较强大的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政党。美国社会党最辉煌的时候是1912年，这一年大选中，社会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尤金·德布斯获得了全部选票的6%，但是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就衰落了。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英国工党正是在这段时间崛起的，取代自由党而成为议会第二大党。成立于1919年的美国共产党也没有发展成美国的重要政治力量，其党员队伍最多时为7.5万人（1938年纽约“十大”时的登记党员数），参加议会选举的成绩最好时是1932年大选，美共总书记威廉·福斯特作为共产党的候选人得了102999张选票，还不够一个选举人，而民主党的当选总统罗斯福则得了创纪录的700万张选票。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正值经济大危机期间，是共产主义力量发展的大好时机。社会主义力量薄弱的直接后果是：一方面社会主义思想对美国社会的影响相对有限，因此难以影响美国决策层的决策；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力量作为选民和压力集团的作用也相对微小。社会主义力量薄弱的间接后果就是使反共主义思潮在美国可以畅行无阻。在这方面，美国与欧洲又形成鲜明对照。比如在十月革命后国际帝国主义武装干涉苏俄时，英国和美国都爆发了大规模的工人罢工，反对本国政府干涉苏俄，但是由于英国工党在议会中有相当数量的席位，工党与工会在议会内外相互配合，对劳合·乔治的自由党政府造成了很大压力；而由于没有议会内的力量，美国工人的斗争对政府形成的压力就小得多。再比如，1924年，英国工党政府率先承认苏联，带动了20多个国家同苏联建交，实现了列宁的愿望，而美国直到1933年才正式承认苏联。英国工党之所以能走出这一步，是与它的阶级基础和纲领密切相关的。在像英国这样有较强大的左翼政党的国家，反共主义就会受到较有力的遏制。
三、社会主义国家内外政策失误
社会主义国家内外政策的失误主要从两个方面影响美国反共主义的发展：其一是影响美国决策层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和未来发展方向的判断；其二是影响社会主义在美国公众心目中的形象，进而影响政府决策。由于在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上，苏联的实践最为丰富，最为典型，同时失误及其对美国反共主义的影响也最为深远，所以这里仅以苏联的情况为例进行阐述。这并不等于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就不存在这方面的问题。
对反共主义发展起了促进作用的社会主义国家内外政策失误主要有三点：
第一，在外交上过于强调与资本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上的对抗，从而引起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相应的回应。苏联外交家马克西姆·李维诺夫认为：“冷战的原因，是莫斯科教条主义地坚持认为共产主义世界与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1946年2月9日，斯大林发表演说，指出：马列主义的原理没有过时，因为资本主义各国发展不平衡会造成极大的混乱。这将使资本主义世界分裂成两大敌对阵营，进而打起仗来。只要资本主义制度还存在，战争就不可避免。苏联人民必须对30年代的往事重演有所准备，即必须发展基础工业，削减消费品的生产……和平是不会有的，国内的和平国外的和平都不会有了。这番话讲的虽然是众所周知的马列主义原理，无可非议，但是在刚结束了战争浩劫的世界，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反感，好像苏联好战。美国自由派领导人物之一，威廉·道格拉斯大法官说，斯大林的话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宣言书。”这虽然有点耸人听闻，但却有很大煽动性。不到一个月，3月5日，丘吉尔就发表了富尔顿冷战演说，这被看作是对斯大林讲话的回敬。
第二，苏联的扩张主义使美国公众对社会主义的外交政策产生扭曲的认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一直到战后相当长一段时间，苏联存在着严重的领土扩张活动。在大战初期，苏联先是根据苏德秘密条约占领了波兰东部，这被西方看成是近代史上三次瓜分波兰的继续；以后又向芬兰提出领土要求，继而进行了对芬战争，夺取了大片领土；继而又吞并了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三国；在大战中、后期，苏联又利用各种机会在东欧和东亚获得大片领土和利益，比如在中国，苏联就重新取得沙皇俄国从中国夺取的，并于1905年日俄战争中丧失的基地和租界，而这时西方大国正在一个接一个地放弃以前在中国的租界；战后，苏联一度对土耳其提出领土要求，企图控制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等战略要地；干涉伊朗内政，对中东有领土野心；斯大林还曾有过控制利比亚的想法。虽然苏联的这些行为是和社会主义的宗旨不相符的，但在美国公众看来，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外交政策，因此当美国统治者宣扬反共主义时，就很容易得到公众的响应。特别是冷战爆发时，美国的反苏、反共政策得到了西欧国家的积极响应与配合。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冷战爆发时是英国等西欧国家发挥主动精神拉美国与它们一起来对抗苏联。西欧国家之所以奉行这样的对苏及对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们担心苏联扩张主义的威胁。
第三，苏联在内政外交中的许多作法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形象。十月革命和新社会制度在俄国的诞生，曾对西方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使很多人特别是那些不满资本主义社会现状的知识分子感到世界有了新的希望。正如资中筠教授所说的：“十月革命后，一大批有着批判现实主义传统和向往平等社会理想的西方知识分子热情欢呼一个新制度的诞生，美国也不例外。”在十月革命后的几十年间，有许多美国知识分子对苏联持友好态度，与美国共产党也关系密切，有些人还加入过共产党，在1932年大选时支持福斯特竞选总统。然而，苏联的许多作法损害了它在这些人心目中的形象。全盘集体化运动、党内的残酷斗争和大清洗、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二战前与法西斯德国的秘密外交等给美国公众留下了很坏的印象。这些事情是与美国人的价值观严重相悖的，促使他们更容易接受官方和媒体对苏联进行的攻击性宣传。二战后，许多东欧国家都按苏联模式建立了政权，美国公众认为这是苏联在强制推行它的制度，是在践踏民主和其他民族的自由。因此，当美国政府高举起维护世界民主和自由的旗帜，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实行遏制政策时，在国内并没有遇到多大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