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本书并不是探讨意识形态的一般理论问题，也不是专门研究美国的意识形态问题；不是探讨美国的外交政策理论，也不是研究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政策的一般问题；而是研究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政策中的意识形态问题，即意识形态因素在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政策中所发挥的作用。
本书之所以选定这样一个论题作为研究对象，主要有如下几点考虑：
（一）外部环境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生存、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美国是当今最大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世界惟一超级大国，在国际事务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如何，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外部环境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与其他资本主义大国相比，美国的对社会主义国家政策更多地受意识形态影响，这种影响在冷战后仍有突出的表现。但是在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行为根源中，意识形态因素毕竟是占第二位的，是从属于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的。正确认识、把握意识形态因素在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政策中所起的作用，从而采取相应的对策，对于社会主义国家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从而使社会主义事业顺利发展，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二）自从有了社会主义国家时起，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国家间的关系就成了国际关系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一部冷战史，实际上就是两种制度国家的关系史。从历史发展趋势看，两种制度国家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共存下去，即“一球两制”。如何搞好两制国家的关系，对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和维护世界和平都具有重要意义。与其他类型国家间关系相比，在两制国家关系中，意识形态所起的作用最大、最为突出，而美国又是资本主义世界的“领袖”，其对社会主义国家政策具有典型性，因此，本课题的研究将有助于推动对两制国家间关系的研究，同时对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也会有所裨益。
（三）中国正致力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在中国的对外关系中，与美国的关系排在首要位置。中美关系如何发展，不仅关系到中国的国家安全和改革开放事业的进程以及国家统一大业的实现，而且还关系到亚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和平。对中国来说，要搞好中美关系，就要了解美国的对华政策。美国的外交政策历来以现实主义为基础，同时又具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对华政策也不例外。本课题的研究有助于了解、认识美国的对华政策，从而为我国制定切实可行的对美政策提供参考。
二、
国外学者特别是美国学者对“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问题已有一定的研究，较重要的成果有：1960年，美国发表了哈佛大学国际事务研究中心的报告《意识形态与外交事务》，该报告分别就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和“立宪民主”等意识形态在国际事务中所起的作用以及意识形态对美国政策的意义进行了研究；1982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出版了米勒(J.D.B.Miller)教授的研究报告《意识形态与外交政策：里根政府的一些问题》，较深入地探讨了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对里根政府外交的影响；1987年，美国出版了北卡罗来纳大学教授迈克尔·亨特的著作《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该书较系统地探讨了意识形态对美国外交政策影响的状况以及三种意识形态在美国产生的根源，即“美国伟大”、种族歧视和敌视激进革命；1990年，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国际研究所发表了爱德华·艾尔登(EdwardH.Alden)和弗兰茨·斯科曼(FranzSchurmann)撰写的研究报告，题为《为什么我们在美国外交政策中需要意识形态：民主政治与世界秩序》，报告探讨了“外交与国内合法性”、“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国民与外交政策”等问题。但是，由于政治立场和研究方法所限，这些研究成果都有相当的局限性。哈佛的报告侧重于探讨冷战时期的三种主要意识形态（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和民族主义）对外交政策的影响以及美国所应采取的对策，较少涉及意识形态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作用。米勒教授的报告属于个案研究，对其他类型意识形态和其他时期意识形态的作用较少涉及。亨特教授的著作和加州大学的报告虽然较全面地研究了美国的意识形态对外交政策的影响，但并非专门探讨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政策的意识形态因素，而且美国学者看问题的立场、方法、观点与中国学者有相当大的差距。
国内学者对相关课题也有一定的研究，如北京师范大学张宏毅教授于1988年发表了《现代美国对外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因素》一文，阐述了反共主义在美国现代外交政策中的运用及其演变过程，但是比较概括，许多问题难以涉及到或做深入的论述。总的来看，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对本书论题的研究还不够全面、系统，有些问题还需要深入研究，特别是冷战后意识形态在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政策中的作用情况以及将来的发展趋势，更是一个空白。
三、
本课题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要弄清这样一些问题：反共主义为什么会在美国这样一个共产主义革命成功的可能性并不大的国家生根，而且美国在反共上比任何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都执著？从十月革命到冷战结束，反共主义在美国外交政策中到底处于什么地位，发挥了什么作用？冷战结束后，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反共主义因素是否还存在，其表现特征是什么？意识形态外交在美国整个外交政策中的地位与作用如何？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是什么关系？美国外交中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到底是什么关系？孤立主义、国际主义、民族主义和实用主义在美国外交指导思想中处于什么位置？美国意识形态外交发挥作用的规律及趋势如何？核心问题是，反共主义及其他意识形态在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政策中到底起什么作用？
本课题的研究主要采用政治学的方法，力求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问题；同时辅以历史学的实证方法，重史实考证，所提观点尽量以史实为依据，引证力争有权威性。在结构安排上，采用了由特殊到一般的方法。先论述了“反共主义”这一特殊的、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政策中所特有的意识形态的产生根源和发展变化过程，特别是在冷战后的表现特征；然后论述了一般的意识形态在美国外交中的地位与作用以及发挥作用的趋势，而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外交只是作为一般中的特殊，融合在一般中加以考察。贯穿本书的一条主线就是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的关系，理解这一关系是解读全文的关键。
本书所用的资料以中国大陆学者和美国学者的有关美国外交史和外交政策的著作为主，此外还大量运用中英文报刊文章以及原始文献。
本书除绪论和结束语外，正文共四章。第一章至第三章从历史角度研究了反共主义在美国的产生根源、发展及实践情况；第四章则从宏观的角度来探讨意识形态在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政策中的地位与作用以及发挥作用的趋势。
第一章是关于反共主义在美国产生与发展的根源。除了论述一般资本主义国家共性的反共主义根源，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在政治、经济和思想上的对立外，着重分析了美国所特有的政治文化背景根源。首先，美国是个多元文化的移民国家，各种族、民族的文化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但是美国又存在一种能将各种族、民族联结在一起的统一的文化，这就是美国文化。如果哪一种意识形态和文化对这种美国文化的地位构成了威胁，则会遭到美国主流社会的反对，被视为“非美因素”。共产主义就被看成是最大的非美因素。这是反共主义在美国如此根深蒂固的重要原因。其次，美国有反对激进革命的传统，而共产主义革命则是人类历史上最激进的革命。最后，在美国政治文化中，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天定命运”思想，即认为美国是个伟大的国家，美国民族是优越的民族，天定命运美国应该领导世界。而共产主义则被认为是美国实现天定命运的最大障碍。从文化背景角度来探讨美国反共主义的根源是本课题研究的突出特点之一。
此外，这一章还阐述了反共主义形成与发展的若干促动因素，主要是：宗教的影响，美国特殊社会结构的作用，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失误。美国是个宗教势力非常强大的国家，而马克思主义与宗教是天然的敌人；与欧洲大陆相比，美国工人阶级的力量相对弱小，这使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在美国缺少物质基础，同时也给反共主义任意膨胀创造了条件，使反共主义得不到应有的遏制；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在处理与资本主义国家关系上出现的失误，特别是苏联的扩张主义，一方面引起资本主义国家的反弹，刺激了它们的反共主义倾向，另一方面损害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形象，使得资本主义国家的反共主义政策能够得到公众的支持。
第二章是冷战结束前美国反共主义的实践。鉴于本章内容历史跨度较大，而基本史实又为人们所熟知，因此并未按历史顺序来安排，而是从横的角度着重论述了三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即“反共主义在美国对外政策中的表现特征”、“反共主义在美国内外政策中的相互作用”和“美国国内政治因素与反共主义”。关于美国反共主义外交的表现特征，文中概括了三条：一是反共主义贯穿在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政策的始终；二是反共目标服从于基本国家利益；三是反苏是反共的核心内容。对第一条特征，文中分别分析了美国对苏、对亚洲社会主义国家、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政策，以及美国与英国对社会主义国家政策的比较。关于美国国内政治因素与反共主义，文中侧重探讨了美国两党政治、公众舆论和利益集团对美国反共主义外交的影响。其中“美国两党政治与反共主义”是至今国内外研究领域比较忽视而又十分重要的问题，本课题对之做了一定的研究。由于本章内容是以论为主，史论结合，并不是专门叙述历史，因此显得缺乏历史完整性，有些历史过程只是一带而过，点到为止，甚至历史脉络都不连贯。这是由本书的特点所决定的。
第三章是关于冷战后反共主义在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政策中的体现。冷战后，由于美国战略家们都认为“共产主义大失败”，反共主义的字样在美国外交政策文件中已少见，并且不再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但是反共主义因素在美国外交中还仍然存在，并掺杂在各种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外交理论和政策主张中。本章着重分析了美国现行外交政策和几种比较有影响的外交理论中的反共主义内容，主要是“民主外交”、“人权外交”、“新干涉主义”、“民主和平论”、“文明冲突论”和“历史终结论”；然后对反共主义外交做了四项个案分析，即对华政策、对越南政策、对古巴政策和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策。四项个案分析揭示出，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政策的最基本特征是实行两手，即接触加遏制，或称胡萝卜加大棒。只不过是因具体对象不同，接触或遏制的成份多少罢了。此外，本章对冷战后美国两党外交政策差别也进行了跟踪研究。由于本章现实性较强，而且资料又比较有限和分散，因此本章既是一个重点，又是一个难点。
第四章是在阐述了反共主义起源、发展及实践的基础上，从更宽广的角度来论述意识形态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地位与作用，将特殊性与普遍性结合起来。本章首先阐述了意识形态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地位，即作为美国的外交“理念”和推行外交政策的手段；然后论述了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随后又探讨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几个主要指导思想（理想主义、现实主义、孤立主义、国际主义、民族主义、实用主义）在美国外交中的作用，以及它们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再后分析了意识形态在美国外交中发挥作用的三条规律（即当美国国力强盛时，趋向于强化意识形态作用；当美国的国家安全与经济利益受到威胁时，趋向于淡化意识形态的作用；当美国战略对手强大并强调意识形态时，趋向于强化意识形态的作用）。本章的最后一节探讨了意识形态在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政策中发挥作用的趋势。总趋势是：一方面，意识形态外交将仍然存在，有时还会强化；另一方面，从长远看，意识形态外交的作用趋于弱化。意识形态外交会仍然存在的原因是：“一球两制”将长期存在；美国的“一超”地位会保持相当长一段时间；美国的安全和经济形势比较好；全球化的影响。本章侧重分析了意识形态发挥作用将趋于弱化的原因，即：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使意识形态对抗的动力减弱；全球化使两种制度国家的共同利益增多；多极化使美国所面临的竞争对手增多，冲淡了两制间的对立；社会主义国家吸取经验教训，奉行和平外交政策。这部分内容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由于本章理论性较强，对理解全文的内容起着指导作用，而且难以驾驭，因此是本课题的又一个重点和难点。在这里，为了表述上的便利，作者使用了“基本国家利益”和“一般国家利益”概念，将国家利益分成不同的层次，这对理解本章的观点和思路会有所帮助，同时有助于理解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虽然是两个内涵不同的概念，但内容却有交叉。一方面，意识形态是国家利益的重要组织部分，但与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比较起来，它又是处于次要的位置上，是一般的国家利益，而后者则是基本国家利益；另一方面，意识形态贯穿、渗透在基本国家利益中，影响人们对基本国家利益的判定。
在结束语中，主要针对美国意识形态外交作用的发展趋势，联系中美关系的现状，阐明社会主义国家所应采取的战略对策。首先，对美国的意识形态外交，要注意反对两种倾向：一种是否认意识形态外交作用的“右”的倾向；另一种是夸大其作用的“左”的倾向。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既要承认美国的意识形态外交，又不能反应过度，盲目夸大其作用。其次，为了减弱美国外交中意识形态的动力，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应当注意树立、宣传正确的意识形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是不能动摇的，但必须明确，我们所坚持的社会主义是寻求和平的社会主义，而不再是寻求搞“世界革命”和“输出革命”的社会主义。和平的社会主义是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以及世界发展趋势密切相关的。第三，在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以及全球化和多极化等大趋势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有许多共同利益，社会主义国家应当正视这些共同利益，寻求共同利益的汇合点，与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搞好关系。第四，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坚持对外开放政策，这是符合时代主题要求和世界发展趋势的基本国策，也是增强两种制度国家间人民相互了解，改善国家间关系的重要途径。第五，针对两种制度国家间所存在的利益差异和对立，应当本着“坚持对话，不搞对抗”的原则，尽可能化解矛盾，不让那些差异与对立影响国家间关系的发展。结束语的内容虽然从严格意义上说不属于本书论题的范围，但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因此作为本书的一个相对独立部分。
四、
国内外学者对意识形态至今尚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美国哈泼·科林斯（HarperCollins)出版社出版的《美国政府与政治辞典》对“意识形态”一词做出了4种解释：1、一种关于人与社会本质的政治信念的综合体系；一种最好生活方式和最佳社会机构安排的观念的有机集合体。这个词语最早出现于法国大革命时期，是指有关社会应该如何组织起来的思想流派，这种流派是与宗教相分离的。但是这个词语的含义后来演化得更富有哲学色彩。美国政治的主流从未受严格意义上的意识形态的左右；只是两个主要政党的极端部分——即极“右”或极“左”——更关注意识形态。一位名叫丹尼尔·贝尔（DanielBell）的作家曾在60年代就认定“意识形态在美国的终结”。很多“后二战”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认为，实用主义已被美国人选定为“意识形态”。2、凡是人们相信的有关政治过程的事物，无论它是否是相互关联的。3、用相对简单的方式解释复杂社会现象的相互关联的观念系列或世界观。4、关于一个社会如何运作的有选择的而且经常是扭曲的概念。一个集团可以坚持将这种概念作为维持并巩固该集团的工具，也可以将之作为解释他们已经疏远了的世界的工具。
国内学者主要从两个角度来界定“意识形态”概念：一是从哲学角度，将之看成一个重要的哲学概念；二是从政治、社会角度，将之作为一个政治学、社会学概念。不同的学派对意识形态有不同的定义。俞吾金在《意识形态论》中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角度给意识形态下了这样的定义：“在阶级社会中，适合一定的经济基础以及竖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而形成起来的，代表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情感、表象和观念的总和，其根本的特征是自觉地或不自觉地用幻想的联系来取代并掩蔽现实的联系。”上述《美国政府与政治辞典》中的4种解释则是从政治学角度下的定义。不过，在这4种定义中，第一种更接近本文所用的“意识形态”概念。
然而，在国际问题研究中，很难将哲学上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学上的意识形态截然分开。王缉思教授所下的定义就带有综合的特性：“意识形态，一般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上形成的系统的思想观念，代表了某一阶级或社会集团（包括国家和国家集团）的利益，又反过来指导这一阶级或集团的行动。”王振华教授将意识形态分为广义的和狭义的：广义的“意识形态通常是指一定的阶级或社会集团与群体对外部世界和社会所持的一整套紧密相关的看法、见解和观念体系。”作为上层建筑的观念体系，意识形态“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主要表现为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国际关系和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提供一种价值尺度和辩护体系。”“从狭义上说，意识形态也可以表现为一些具体的伦理道义原则。这些原则既可以成为对外政策和某一国际行为的目标，也可作为实现某一特定目标的工具和手段。”本文所取的正是这个狭义“意识形态”概念。根据这个概念，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因素主要表现为“反共主义”。在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中，反共主义一方面是美国的外交理念，是一项政策目标，是制定政策的重要依据；另一方面是美国推行其外交政策的工具。作为工具，首先是争取国内公众和国际盟友及中间力量支持和同情的旗号；其次是压制、控制盟友及中间力量的手段，也是欺骗国内公众、制造舆论的手段；最后是打压竞争对手的武器。
当然，美国外交中的意识形态因素不仅限于反共主义，自由主义、实用主义、民族主义、孤立主义、国际主义、扩张主义等也都是对美国外交有着重要影响的意识形态，其中自由主义、实用主义和民族主义对美国外交的影响更为深远。从一定程度上说，自由主义是美国外交中最基本的意识形态，维护、促进民主和人权从美国立国后就成为美国外交的一个目标，并渗透在美国的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中。只是由于十月革命后，美国人将共产主义看成是它推进民主、人权的最大障碍，反共主义才暂时取代了民主和人权，成为美国外交的目标和工具。冷战结束后，美国人认为共产主义已不再构成推进民主和人权的主要障碍，于是民主、人权才又重新回到了美国外交的前台，取代了冷战期间反共主义的位置。时常听到这样的争论：冷战后美国外交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因素是弱化了还是强化了？如果抽象地回答这个问题，肯定会得出自相矛盾的结论。实际上，如果具体地谈，有淡化的一面，也有强化的一面。由于美国决策层认为共产主义已经不再是威胁美国安全的最主要因素，而且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确实处于低潮，所以反共主义意识形态弱化了；然而，推进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在美国外交中的地位却有所提升，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得到强化。
实用主义和民族主义也是贯彻在美国外交始终的意识形态。但是它们同自由主义一样，对美国外交的影响不完全是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而是带有普遍性的，尽管也适用于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因为本书的论题是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外交，而反共主义则是其集中表现，具有特殊性，所以本书主要是探讨反共主义问题。当然，特殊与一般是有着有机联系的，在论述反共主义问题，尤其是在冷战后的表现时，又不可不涉及带有普遍性的意识形态。实际上，冷战后的反共主义是隐含、渗透在一般的意识形态之中的。
在美国，有些学者和外交实践者不承认存在美国外交的意识形态。托马斯·贝雷（ThomasBailey）在1945年时曾将美国的目标或“基本政策”概括成如下几点：“孤立，不干涉或‘不卷入’；门罗主义（影响范围限于西半球）；海上自由；门户开放，特别是在中国——这是美国公民在与其他外国人平等的基础上在国外从事商业活动的权利；泛美主义；机会主义。”贝雷认为，这些是美国外交的目标，但不是意识形态。小亚瑟·斯莱辛格(ArthurSchlesinger，Jun.)认为，意识形态对实用主义的美国人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不过，有一些美国例外论的理论家倾向于把“Americanness”甚至“America”定义为一种意识形态。理查德·霍夫斯塔特（RichardHofstadter）宣称：“作为一个国家没有一种意识形态但自身就是一个意识形态，这是我们的好运。”另一位美国例外论理论家西摩尔·里普塞特(SeymourMartinLipset)认为：“美国是围绕着一个意识形态组织起来的，这个意识形态包括一系列关于一个好社会的特征的教条。美国至上主义（Americanism）是一种‘主义’或意识形态，这与共产主义或法西斯主义或自由主义是‘主义’同理。这个意识形态可以用4个词来概括：反中央集权主义（Anti-statism），个人主义，民粹主义（Populism），平等主义(Egalitarianism)。”
当然，更多的学者承认美国外交意识形态。斯考特·卢卡斯认为：“就像美国与之争斗了如此长时间的苏维埃制度一样，美国也有一个‘意识形态’。它可能不像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那样被赋予严格的定义；然而它仍然为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提供了依据，而且在某种程度上给它们以生机。”
约翰·杜姆布莱尔认为：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冷战外交政策的辩护者和实践者都倾向于坦率地承认，“Americanness”这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就是自由民主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在1987年就宣称：“自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开始的、作为本世纪标志的意识形态大搏斗基本上已经定局”。这里，舒尔茨清楚地表明，冷战是一场意识形态的搏斗，但不是教条主义的意识形态同美国的实用主义之间的斗争，而是相互竞争的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即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或美国的自由民主主义之间的斗争。美国自由民主主义有如下几个特征：（1）民主与资本主义相互依存；（2）个人自由并对私有财产进行保护；（3）权力有限的政府，法治，自然权利，人类社会的可臻完善性，以及人类进步的可能性。美国人确信，美国的民主历史使它成为民主的楷模，当然也就是奉行这种自由民主主义意识形态的楷模。杜姆布莱尔进一步归纳道：自由主义的敌人，右边是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左边是那些宣称只有通过超越私有财产和资本主义才能实现人类自由的各种意识形态。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支柱，摆动于不卷入主义和干涉主义的国际主义之间。笔者赞成杜姆布莱尔和卢卡斯的观点。
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意识形态与政治文化和价值观的关系。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谈到“文化”与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他这里所讲的“文化”实际上就是意识形态。因此“我们可以把意识形态看成是一种政治文化，或者称之为政治意识形态”。当然，意识形态并不是政治文化的全部，而是其核心内容，人们在使用“政治文化”一词时，所包含的内容更宽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主要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但也包括其他许多方面的“文化”（主要是政治文化）内容。迈克尔·亨特在《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一书中所用的意识形态概念实际上就是政治文化。
当代的许多学者，往往把意识形态作为一种价值体系来研究。可以说，价值观“是一定社会的意识形态体系的核心内容之一，是意识形态各要素的综合反映形式，它集中体现了意识形态的导向功能。”本书在使用意识形态、价值观和政治文化这三个词时，基本上是这样处理三者关系的：意识形态是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而价值观又构成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当然，这种包容关系并不是简单的几何图形式的包容，有时三者之间，特别是意识形态与价值观之间是相互交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