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退出政治舞台后，他决定静下心来重整旧业，在重庆北碚勉仁国学专科学校一面继续撰写《中国文化要义》书稿，一面与国人诸生朝夕共讲，同时寻求志同道合之同志，一起来探讨中国文化要义及未来之展望。虽如此，但他对政治终不能忘情，所以有时也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评论政治，谈谈自己的见解，但这也只限于理论上的批评。
1947年1月，梁漱溟在上海《大公报》发表《政治的根本在文化》一文，这是他退出国共和谈后写的第一篇文章，全文第一句“在极度苦痛与苦闷中，中国人民又度过了他胜利后的一年”就道出他为谋求团结统一，和平建国，1946年奔波于国共之间，而最终失败、无奈告退的苦闷心境。文章认为：“中国的问题，政治问题还是表面，非其根本”；“论其根本，论其全部，原是整个文化问题”；“我们的问题就在文化上极严重地失调”；“若没有对整个文化问题先有其根本见解，则政治问题的主张是无根本的。要确定中国政治上一条路，必须对于整个文化问题有全盘打算，否则便谈不到，要对整个文化问题有全部打算，又必须把中国固有的那一套和眼前世界上两大派文化比较，深明其异同，而妙得其融通之道”。
1947年3月，梁漱溟在《观察》杂志上发表了《树立信用，力求合作》一文。在这篇文章里，他再次谈了他的政治主张。中国今日之苦，就在旧社会崩溃，新社会未成，前后左右不接气。我们今日的任务，首先要做接气的工作，而后致力于文化问题的研究，谋不同文化之沟通。因为中国固有的思想与西洋近代思想之矛盾冲突，使得中国人迷乱分歧，无法产生一优越有力的思想而为制定宪法之本。根据这种情况，他便提出口号“树立信用，力求合作”，以此来唤醒民众，挽救时局。在他看来，在广大社会中，到处皆是彼此不信任的空气。政治上党派合作不成，因此酿出莫大灾难，到处是骗局，到处是谎言，口是心非，言行不符。于是他主张，表里如一，坦直慷爽，言必信，行必果，从这里面来建立新文化，达到民族共识，这样中国才有办法。有了信用，大家有了共识，遇事便能合作。为了挽救危局，他提出两个办法来消除彼此的隔阂，而建立一种合作的关系：第一，在人格上不轻意怀疑人家。第二，在见识上不过于相信自己。接着他以切身的经验解释道：“我与共产党之间，显然有很大的距离。在理论主张上，他们有他们的一套，我也自有本末。这距离不同寻常，不易泯灭。然而根本上还是相通的。我有心肝，他们也有心肝。我对于民族其他，对于整个人类前途，有我的看法及其远大理想，除掉这远大理想，便没有我。而他们恰是一个以远大理想为性命的集团。说到眼前一桩一桩事，尤其容易说得通。这样遇着该当合作的事，就可以合作。与其合作之所以可能，也不外乎有合于上面两个条件而已。在人格上，我不敢菲薄人家，相反的，我敬爱这些汉子。”从上所述，可知他的处世哲学及提出这个合作的两个基础条件，是希望同人及各党派人士能够异中求同，共同从危局中来挽救国家。他在文章最后部分强调说：“我以为只有这样把东西南北各式各样的朋友，都拉在一起合作，中国才有救。”
梁漱溟在这篇文章里，要求国内各党派团体消除隔阂，一致合作，其用心良苦。但现实社会的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国民党仍不愿“和”，相反继续扩大内战，其结果是违背民意，得不到支持而走向失败的道路。
同年5月20日，梁漱溟出席南京的末次参政会，这是1947-1949年三年中他唯一离开北碚的一次。6月1日，国民党特务在各地捕人，重庆民盟被捕的同人较多；6月2日，梁漱溟飞回重庆，百般营救，奔走无效，直至1949年3月，在国民党要和平的空气中，才保释出十几个青年。
6月，梁漱溟在《观察》第2卷第15期发表《中共临末为何拒绝和谈》（文章发表时间当在9月以后），指出：“八九月间，反动政府要解散民盟的前夕，张东荪先生从北京写信给我，说民盟是你辛苦创成，你要赶快去南京、上海设法维护。其实我的心理恰相反。民盟在我只看做是一个推动全国合作的动力，此外没有意义。当此两党大战之时，既不能尽其政治任务，亦难发展自己组织，恰且伏有内部分裂的危机，它最好暂人于休眠状态；一旦时局需要它了，再出来还是完整的。”
不久，国民党宣布为非法。11月6日，张澜宣布民盟解散，通告盟员停止活动。
曾经为梁漱溟、陈树棻婚姻写特稿的曾敏之，回忆住在重庆北碚时的梁漱溟，梁氏夫妇以素食招待曾敏之，与曾长谈半日，叙述他写《中国文化要义》的动机。当时梁已判断内战前途是国民党垮台，中共可取得天下，中国的历史将进入崭新的阶段。国家会变成什么样子？民族的出路如何？是梁时常考虑的问题，并结合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来观察今后的形势发展，所以梁把自己的思想认识寄托在著述上。曾敏之回忆：“梁老约五十岁，精神矍铄，清癯的有一点仙风道骨的样子，可是他以标准京音娓娓而谈，历时虽长而毫无倦意。”
曾在勉仁国学专科学校学习过唐宦存回忆：1946年冬，梁漱溟来到北碚创办勉仁国学专科学校，招生数百人。除正规招生外，梁又根据青年的特点和具体困难，个别吸收了一些学生入学（唐即是其中之一）。当时，唐宦存是一个失学青年，抗战时离家，读书交不起学费，基本生活费也希望学校帮助解决。梁漱溟说，读书是可以的，教室里加张桌就行了，也可以免交学费，至于生活，可以给学校抄写讲义等，吃饭可以解决。
梁漱溟关心青年，共产党员周述质、答相舜、王寒生、赖松等，均在学校学习，并建立了以王寒生为书记的勉仁中学特支。同时在梁漱溟的支持下，勉仁中学建立了民主同盟小组，有杨新德、黄艮庸、黎涤玄、李渊庭等成员。党的特支与民盟小组关系很好。
1946年12月，北平发生美国士兵强奸北大女学生的事件（即沈崇事件），全国掀起抗暴运动，勉仁国专学生积极响应，发表声明，进行反美反蒋宣传。国民党特务在重庆逮捕各界抗暴人士，抓捕乡村建设学院（晏阳初创办）师生31人，勉仁国专学生因声援遭特务清查、殴打。在梁漱溟支持下，学校在北碚举行记者招待会，揭露了国民党的罪行，迫使特务道歉认错。
此后，在1948年、1949年的多次民主运动中，梁漱溟不惧危险，和学校进步师生站在一起，支持、掩护他们。
唐宦存还回忆：1949年解放军占领南京前，李宗仁到重庆，准备会见梁漱溟。派程思远到北碚。梁漱溟对程思远说，国民党大势已去，我会见李宗仁也没有用处，就没有与李宗仁见面。当时，勉仁文学院（前身即勉仁国学专科学校）和勉仁中学经费非常困难，勉仁中学的高中被迫停办，梁漱溟把与陈树棻结婚时的戒指等物也变卖了，以维持学校师生的生活费用。李宗仁曾转给梁漱溟个人两千元，却成为梁办教育的一个很大的支持。
1948年夏季以后，国民党的军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进攻下，节节败退。同年秋冬，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之决战，蒋介石军队败局已定。在此情况下，1949年元旦，蒋介石不得不发表声明，并于1月21日发表下野文告，宣布“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李上台后，提出“和谈”来与共产党周旋，企图搞一个“隔江分治”的局面。这时，梁漱溟卜居四川，对国家大事作何感想呢？根据他的观察，他认为，国民党虽是东北、淮海、华北诸大战役的失败者，但尚有数百万兵力，又有长江天险，共产党要获全胜，怕还要打几个大战役的。这样中国老百姓则还要跟着受几年战火之灾，对此他感到忧虑。
而在此半月之前的1月5日、1月6日，梁漱溟曾分别致信张澜和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
在1月5日致张澜的信中，梁漱溟说：“时局发展至此，政府方面或有借重民盟之意”--请民盟出来为和谈牵线搭桥。梁建议应有两点前提：(1)对以前“取缔非法组织”的说法有个交代以及释放在押盟员；(2)国民党取消其一切违反政协决议的决定。
在信中，梁漱溟仍然申明退出民盟，三年内不参加政治活动，只发表意见，并谈了退盟的三点必要性：“（一）在组织则不得以个人意见发言；甚至于要作不合于自己意见之发言，此非漱个性所能堪。（二）若组织松散，不加拘束，在漱或得有发言之机会，然似此放任自由，又岂是组织之道.且恐以我一人发言不慎而组织受累，此必不可行。（三）时人习于斗争之说，对人每存敌意，而敌意一存虽有善言亦难得其考虑，为求国人能平静地考虑我的意见，故须‘只发言不行动，只是个人不在组织’，以减少其敌对之心理，盖漱自审所可贡献于国人者，唯在思想见解之间，此外无有也。”
可见梁漱溟十分希望今后自己的意见能为共产党听得进去，因此他曾说：“过去我祈求全国合作，主要是对国民党说话，今后将需对共产党说话。共产党是不好说话的，说话不对他的意，就可以被看做是敌人。而一经遭到敌视，虽有善言亦难邀好的考虑。”
这就是梁漱溟做人、做事的风格，国家利益在上，不论对什么人，任何党派，哪怕忠言逆耳，也绝不说一句违心的话；，同时又顾虑到自己直言会累及组织，乃情愿只代表个人说话。
1月6日，即梁漱溟致信张澜的第二天，他又郑重地致信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
致毛泽东、周恩来信全文如下：
润之先生恩来先生同鉴：
时局发展至此，公等责任至重，望事事妥慎处理，勿掉以轻心，是则远方朋友如漱溟者之所叩祷。漱今写此信，一则陈明今日，公等在政治上所为号召（如新政协等），漱不来参加，乞予原谅。再则陈明今后数年内漱对国事将守定“只发言不行动，只是个人不在组织”之原则，乞予鉴察指教。此中前一点当然从后一点而来，后一点则抗战胜利前后所早决定之方针。盖当抗战之时有如救火，为争取团结民主，漱与在野各方面既保持一致行动，恒于言论多所保留，不获自由其所见。迨外患即除，则事莫大于建造新中国，完成近百年来历史文化之大转变，此事至远且大，贵乎有眼光而甚忌操切。漱所怀百端将一一求正国人，在反响未著商榷未定之时宁以从容恬静为佳，此固与公等主张既已风动全国者不同也。三十五年政协将闭幕（一月二十七日）漱托恩来先生于回延安之便，奉上润之先生一函，即道此意，今或尚邀两公记忆乎。近两年闭户著书，已成《中国文化要义》一种，不久出版。继将写《现代中国政治问题研究》，更有具体方案之提出，将来统当奉请教正。手布敬问台安。
贵同人诸先生均此示意。
梁漱溟
三十八年一月六日
1949年1月21日，重庆《大公报》的记者登门来向他求教了，希望他对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上台主政再次呼吁国共和谈的形势，发表一些看法和感想。于是他在1月22日的《大公报》上发表了《内战的责任在谁》一文。在这篇文章里，他分析了内战爆发的起因及其发展的整个过程，然后根据自己参加和平谈判的经验与体会，得出结论说：过去内战的责任不在中国共产党，而在国民党方面，但在中国共产党得胜的形势下，希望中国共产党本其不好战之心，本其过去委曲求全之精神，与各方共同完成和平统一，这是更要紧的一面。谁的力量大，谁对于国家的责任也大。过去所责望于国民党者，今天就会责望于共产党，好战者今天既不能存在，内战不应该再有，任何问题用政治方式解决，不要用武力。以武力求统一，只有再延迟中国的统一。此文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特别是在香港，有的人看了反对他，甚至骂他，有的人嫌他姑息，责备他是阻挠革命，等等，不一而足。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答复各方朋友，他又发表了《给各方朋友的公开信》《论和谈中的一个难题》《敬告中国国民党》《敬告共产党》等文，阐述了自己的思想观点，并对当时出现的和谈局面提出自己的看法和主张。至于上述文章的中心思想，他说：“其内容要点可分为两方面，一是对国民党说，一是对共产党说。对国民党是要他们承认是挑起内战的战争罪犯，就当时政坛来说，国民党自李宗仁代总统而下，统统应该辞职下野，承担发动内战的罪责，向国家、民族、百姓认罪，这才有可能重开和谈，结束战争，实现和平。”对共产党，他说：“共产党方面也打了三年仗，也应该对国家人民遭受的损害同感内疚。”其次，他希望共产党不要用武力再打了，并称：“我不否认有在一年内外统一全国之可能，但到那时便没有联合也没有民主。虽然中共在主观上无意于不要联合，不要民主，而其事实结果则必致如此。”以上梁的这些看法和主张对不对？后来他回忆说：“在当时，我当然认为自己的主张是对的，而且并不是一时兴起而提出的，而是我数十年研究中国历史、现状得出的一个结果。也就是说，我不信武力统一中国之路……若从主观愿望上剖析，我当时提出这些主张，一方面是想为国家、民族止息干戈兵乱之苦，一方面确实主要是想谴责国民党有罪于国家、民族。但实际呢，说得轻些是各打五十板，更有人说是替败局已定的国民党开脱罪责，谋求出路。不过中共方面并没有就我的言论发表过什么评论，国民党方面虽然有李宗仁先生等约请过我商谈国事，但并未接受我的主张。至于我个人的言论错误与否，事后不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出现稳定而统一的新政权和中国现代史上从未有过的好局面，这一铁的事实已做出了回答。”梁的这一自我检讨，雄辩地说明了他长期坚持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及其主张是救不了中国的。事实已经做出了回答，他错了。然而，在这个翻天覆地的社会大变革面前，他的态度进退如何呢？后来他在《梁漱溟问答录》里说：“那时虽有人来请我去香港，但我主意已定，不论国共两党胜负如何，我作为一个生于斯、长于斯，并自问为中国的前途操过心、出过力的炎黄子孙，有什么理由跑到香港去呢？”之后，他仍在重庆北碚勉仁国专教书。
1949年，梁著的《中国文化要义》一书在四川成都路明书店出版。此书是作者1941年在广西大学专题讲演之纲要，次年在桂林执笔撰写的，后来日军侵桂中途辍笔，直到1946年由南京返北碚后才重新写作。全书共14章，约20万字。关于写作该书之目的，他在序言里说：“这本书主要是叙述我对于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见解。”又说：“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这是我的两句口号。继这本书后，我将写《现代中国政治问题研究》一书。”可见，梁写这部书是为其写下部书做准备。根据他的观察与研究，在这部书里，他共列出14个中国文化特征，并加以阐述，现将其特征录下：
（一）广土众民。
（二）偌大民族之同化融合。
（三）历史长久，并世中莫与之比。
（四）中国文化力量之伟大，不在知识，不在政治，不在经济，不在军事。
（五）历久不变的社会，停滞不进的文化。
（六）几乎没有宗教的人生，以道德代宗教，以孔俗代法律。
（七）家庭生活是中国人第一重要的社会生活，亲友等关系是中国人第二重要的社会生活。
（八）中国学术不向科学方面发展。
（九）民主、自由、平等一类要求不见提出及其法制之不见形成。
（十）道德气氛特重。
（十一）中国不像一般国家类型中之一国，不像国家。
（十二）无兵的文化，重文轻武。
（十三）孝的文化。
（十四）中国社会的特产--“隐士”文化。
对上述特征，梁漱溟引用了大量史料及中外各家之学说，分章逐条论述，并与西方文化作比较，最后得出一些结论，如：中国人重视家庭，不重视集团生活；中国是以伦理为本位的社会；中国以道德代宗教；中华民族是以“理性”为本位的民族；中国没有阶级对立，只有职业分途；中国历史是一治一乱的循环，而不见革命；中国是人类文化早熟的国家等。在梁的著作中，上述这些论点过去大多提出过，而今重新提出来不过是根据新的资料加以充实和系统的发挥而已。所以，他在序言里宣布说：“这本《中国文化要义》正是前书（《乡村建设理论》）讲老中国社会的特征之放大或加详。”最后结论说：“中国的伟大非他，原只是人类理性的伟大。中国的缺欠，却非理性的缺欠（理性无缺欠），而是理性早启、文化早熟的缺欠。必明乎理性在人类生命中之位置，及其将如何渐次以得开发，而后乃于人类文化发展之全部历程，庶得有所见。”综上所述，可见梁漱溟的思想、看法是始终一贯的，其中虽有细小的订正或补充，但并无前后之矛盾，至于如何“建设新中国”的书，由于时局之转变，他也来不及作了。此外他在《政治的根本在文化》一文里说：“我一生总在择我认为当时最要紧、最有意义的事去做。……不参加斗争而写《中国文化要义》一书，其积极之义在此。”
唐宦存亦回忆了梁漱溟撰写《中国文化要义》的片段，唐在勉仁国专学习时，为梁漱溟抄写和刻印《中国文化要义》的讲稿。对梁漱溟提倡的学习和研究中国文化，唐认真地学习四书、楚辞、诗经、四史、文字学等。学校的共产党支部还办了一个学术性团体“松涛社”，定期出墙报，对梁的这本书稿作了研究。梁漱溟有时召开部分教师学术讨论会，梁对印度哲学、西洋文化和中国文化的研究和沟通，得到师生们的崇敬、钦佩。有时候有的问题议论比较多，学生们在课堂上，在小型学术讨论会上，都向梁漱溟提出过，有时还有争论。梁漱溟都发扬学术讨论的民主空气，允许发表各种意见。唐回忆了三点意见：
（一）关于阶级斗争问题。梁漱溟说，中国民族精神所在，是讲理性。中国社会是伦理本位职业分途，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没有西洋那样的阶级对立。唐宦存等学生有不同看法，他们认为，在中国农村，存在着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封建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严重对立。这种农村阶级对立，各个时期的情况是不一样的。理性作为中国社会的美好道德，维持社会的安宁是起了作用的，这是儒家思想重要部分，是需要继承和发扬的，但是一个阶级对待另一个阶级，如地主对待雇农、贫农，资本家对待工人，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在经济上剥削和政治的压迫，就没有什么理性可言了，是没有慈善之心的。
（二）关于人的思想的根源问题。学生们也向梁漱溟提出过，无论理性、道德、宗教信仰，都是一定历史条件的反映，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由于经济基础不同，人们的思想意识也不尽相同；永恒的道德观念，不变的道德标准是不存在的。
（三）关于理论为现实服务问题。1946年到1949年正是中国大动荡、翻天覆地革命的时代，参与这个革命斗争，是时代的需要，也是中国革命人民的责任，《中国文化要义》没有反映和提及这个斗争，也没有作应有的表示。
梁培恕又以另一种方式来介绍《中国文化要义》，这就是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即认为中国文化“为人类文化早熟”之论，在《中国文化要义》的后部一章，梁著解答关于“早熟”的几个久已为人不解、为之烦恼的问题：中国何故无民主？人权自由之所以不见以及民治制度之所以不见。中国被美国教师爷责以没有人权不讲民主，而我们的回答常给人论据不足嗫嚅而道的印象，也有人干脆认为我们是落后。梁漱溟对此的解释和中国为什么科学不发达是…一个原因--文化早熟，“病在高明，非失之愚笨”。
梁漱溟曾慨叹：
中国文化最大之偏失，就在个人永不被发现这一点上。一个人简直没有站在自己立场说话的机会，多少感情被压抑，被抹杀。五四运动以来，所以遭受吃人礼教等诅咒者，事非一端，而其产生要不外此，戴东原责宋儒理学“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其言绝痛。而谭复生（嗣同）所以要冲决种种网罗者，亦是针对这一类理念而发。不知者以为中国桎梏于封建，其实封建不过依恃于武力与迷信，植根甚浅，何足久存？久据中国而不去者，是伦理理念。理念虽后天形成，而其在人类理性中远有其根，终不可拔，只可修正。自由是一种理念，产生于西洋历史，俨若神圣不可犯。伦理是另一种理念，产生于中国历史，其若为自明与神圣亦同。中国正为先有这种理念起来，所以那种理念便起不来。虽起不来，而中国人未尝不自由。害就害在未尝不自由上，从此便得有明确之自由。
引申前意，梁漱溟说中国之民主存在于理念，西洋之民主存在于形势，它们是从现实（力与利）发展出来的，中国古人耻言力与利，产生民主的形势得不到发展。中国“离现实而逞理想”，“终古为一不落实的文化”。梁漱溟晚年，曾评价《中国文化要义》为“妥当”。又曾经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和《中国文化要义》相隔二三十年，在思想见解上之异同，主要或基本点有二：对人心的认识变了，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