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天下》说：“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关尹、老聃闻其风而悦之。”《汉书·艺文志》认为：“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弱卑以自恃，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它说明，以老子为主要代表的道家学说汲取了包括《易经》在内的前人历史文化的精华。老子曾为周王室史官，史官的主要工作就是记事、记言，熟悉历史典籍，兼通天文地理，具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就学历而言，乃为最高者之一，搞历史研究者，当然十分重视历史上改朝换代的经验教训。老子认为，掌握古代的“道”，用来治理当今的国家，能知道历史上事情的原委，这就是规律（“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老子·十二章》）。在世界史中，中华民族是对历史经验至为重视的民族，也是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孔子通过“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中庸》）而整理《诗》、《书》，撰修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历史著作《春秋》。墨子提出，检验一个人的看法是否正确的三条标准，第一即为“上本古者圣王之事”（《墨子·非命上》）。
《老子》汲取了包括《周易》在内的前人历史文化精华，既有直接引用古书或古代圣人的话，也有在《老子》中没有明说的，但在古代典籍中可以查到的先于《老子》的思想，或者将有关以道治国安民，以道治兵作战方面的思想，进行理论阐述。总之，老子对前人典籍的思想精华，既有继承又有发展。
下面，我们重点以《周易》等文化典籍为例来说明之。
《周易》是中华文化最古老的典籍之一，它成书于西周之初至战国中期，3000多年来，在中华文明史上一直放射着耀眼的光芒，历来被奉为“上古奇书”、“中华第一经”。
《周易》由《易经》、《易传》两部分组成。《易经》包括起干终未济64卦、384爻的卦爻象符号及附于卦爻后的卦辞、爻辞，是古代长时期积累起来的临事求筮占卜结果的记录。《易传》是对《易经》中筮法、卦象、卦爻辞的解释，包括《彖》、《象》、《系辞》（上下）、《说卦》、《序卦》、《杂卦》、《文言》七种十篇，亦称“十翼”，是自成体系的哲学著作。
《周易》的卜筮内容包含着许多朴素的辩证法，它以符号和文字相结合这一独特的结构形式及丰富的思想内容，在中国思想文化的历史长廊中修筑了一座神秘的地下宫殿。《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指出：“《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易》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说愈繁”。可以说《周易》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部“天书”，的确如此，它古奥、简朴的文字，多数人识其字难明其义，而且注家蜂起，各说不一，连卦爻辞的本义也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这却为研读者提供了广阔的理解空间和新的理论生长点；卦、爻与文字组合的结构和占卜凶吉相联系，令人神秘难懂。笔者研读《周易》十余年，先后读过五种不同的版本，早已萌发写一点心得的想法，却迟迟不敢动笔。《周易》的产生就是一个奇迹。《汉书·艺文志》称它是“人更三圣，世历三古”的杰作，即上古伏羲画出八卦，中古周文王重卦系辞而演为64卦的《易经》，近古孔子晚年喜《易经》而阐发其义理，作“十翼”，是为《易传》。《周易》问世后，研究者代不乏人，注释、阐述《易经》的著作数百种，可谓汗牛充栋。总之，《周易》对我国的哲学、政治、军事、伦理、民俗、宗教、文学、史学、天文、历法、数学、乐律等都产生过广泛而重要的影响。
《周易》中记载的古代军事思想文化资料相当丰富，其中专门论述战争的就有《师》、《同人》、《晋》、《中孚》等四卦，涉及战争、军队内容的卦辞和爻辞达17卦之多。总之，反映军事内容的卦爻辞占整个《易经》的三分之一以上。剥去其占筮形式的外壳，不难发现其古奥文句中，包含着许多宝贵的关于战争、军队实践的记述及经验教训的概括总结，而《老子》在阐述以道治国安民，以道治兵思想时，从中汲取了许多有益的思想养料。
《老子·六十四章》言：“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泮，其微易散。为之于其未有，治之于其未乱”。在这里，老子提出了治国安民要有居安思危的思想。它是说，事情在稳定的时侯容易维持，在没有露出苗头时容易解决，在脆弱的时侯容易分化，在微小的时候容易根除。防止事故要在事故还没有发生之前，治理动乱要在动乱还没有开始的时侯。
《易传》说：“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又说：“《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其道甚大，百物不废。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它告诉我们，《易经》的作者是一位具有忧患意识的哲人。《易经》问世于殷末周初之际，反映的是周文王与商纣王那个时代争霸天下的事，所以它的文辞多有忧危。常恃忧患意识就得平安，太平无忧则必倾覆。《易经》所总结的殷末周初这段历史时期的经验与教训，具有普遍借鉴意义，任何事物概莫能外。始终保持忧患意识，就不会带来危险。这就是《周易》告诉世人的一条规律。《周易·升》卦记述了周文王南征伐崇取得胜利，凯旋岐山祭祀祖先的宏大场景。《周易·既济》卦记述了殷王武丁征伐与殷商西北接壤的异族国家鬼方，苦战三年才征服的史实。“龙战于野，天地玄黄”，则反映了殷末周初部落战争的残酷性。
“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这是一条治国安邦之道。安危、存亡、治乱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因此，《易经》提出“见几而作”，在安、存、治的时候，应看到危、亡、乱的不利因素，不能等到危、亡、乱已经昭著时，才来慌张应付，这样势必处于被动，损失严重，甚至遭至倾覆的恶果。《周易》的作者通过总结殷商的覆亡与西周的兴起，发出了“其亡其亡，系于苞桑”的忧患呐喊。
居安思危，是中华民族历代先贤们在长期社会实践中所积累、总结出来的一条重要历史经验。《老子》在第二十九、三十五、四十八、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九等章中，在提出以道治国安民思想时，都不同程度地提出了领导人要具有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这无疑汲取了《周易》的上述思想精神。
如何居安思危？《周易》提出了增强国防忧患意识的措施。一是“容民畜众”，即平时只有很好地养育人民，战时才能兵强士众。原始社会末期至奴隶社会初期的古代国家尚无常备军，寓兵于农，兵农合一，平时耕田，战时集中起来就是执干戈的士兵。所以，容民畜众成为保家卫国的重要军事内容。这样，社会就可以安和，人民就会悦乐，既可封侯建国，又可奖励臣民，兴师讨伐，当可惩敌而胜（“豫：利建侯，行师”）。
二是“以思患而豫防之”。“水在火上，既济；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这就是说，水在火的上方，也有浇灭火的危险。君子应从中悟出这样的道理：凡事在开始时，就要考虑到可能降临的灾患，而事先加以预防。很显然，“以思患而豫防之”，是加强国防安全忧患意识必须树立的一个基本观念。
三是“以除戎器，戒不虞”。意为战备观念应常备不懈。《萃·象传》：“泽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水聚地上，成为泽，因而称作“萃”。但聚集愈多，愈容易发生意外的灾祸。所以，君子应经常修治武器，加强戒备，以防不测。战争是敌我双方政治斗争的最高表现形式，是流血的政治；而武器则是进行战争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战前应经常注意修治保养武器，以备战时所用。如果和平时期思想麻痹，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一旦意外之患的战争爆发，便会猝不及防，遭受重大伤亡，甚至有使国家倾覆的危险。
总之，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的辞句充满《周易》全书，是它的一个突出特点，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老子》继承了《周易》的居安思危的思想精神。中国的许多流行格言，如“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多难兴邦”等等，都是坚贞不渝的爱国主义精神的体现，鼓舞着一代代仁人志士为民族的独立兴旺，国家的富强而奋斗。中华民族虽迭经忧患，而依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作为民族魂之一的忧患意识，无疑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中华民族历来崇尚正义，热爱和平，反对以强凌弱，恃富欺贫的侵略战争。反对侵略战争，反对以武力手段解决国家之间的争端问题，是《老子》军事思想的一条基本原则，也是老子战争观的一个显著特点。《老子》第三十、三十一、六十九章等中，明确提出“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夫兵者不详之器，不得已而用之”，“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老子这些思想，不但继承而且大大发展了《周易》中要“师贞”，“鸣谦，利用行师征邑国”的正义战争观的思想。而“用兵有言”句，则表明老子引自某部兵书。《军志》有“先人有夺人之心，后人奉待其衰”的词句，比较大的可能是指《军志》一书，但老子引自某部兵书是无疑的。
《复》卦上六爻辞说：“迷复，凶，有灾生目（上下）。用行师，终有大败，以其国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这就是说，对进行战争的道义（性质）不清楚，并且迷途而不知返，必然凶险，天灾人祸就会相继到来。如果国君不守道义而轻率出兵发动战争，也必然凶险，既是进行10年的长期战争，也不可能取得胜利，最后结果是招致大败。所以，《易经》认为，要进行一场战争，首先要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才能消除后患的因素，取得战争的胜利。《晋》卦六三爻辞言：“众允，悔亡”和《观》六三卦爻辞言：“观我生，进退”，即是表达的这种思想。
与此同时，《易经》也强调：对于侵略战争，必须动员全体民众，不怕流血牺牲，英勇地进行抗击，直至取得反侵略战争的最后胜利。《谦》卦六五爻辞曰：“不富以其邻，利用侵伐，无不利。”《谦》卦上六爻，逐一论证：“鸣谦，利用行师征邑国”。这就是说，国家贫穷落后，是因为受到邻国的侵略掠夺；所以讨伐侵略者，进行反侵略战争，是正义的行为，没有什么不利。此时举兵讨伐邻国侵略者，乃是正义之师，是“谦”让的表现，是先礼后兵，后发制人。因为，我国长期被邻国侵略，导致国家贫穷落后，现在进行反侵略战争，必然赢得海内外四方的同情和支持。在这种形势下，当然有利于用兵出战。因此，《象传》进一步强调：“鸣谦，志未得也。可用行师，征邑国也”。意即只有动员全国的军队进行反侵略战争，打败侵略者（行师征邑国），才能伸张正义（遂其志也）。为此，必须不怕流血牺牲，再接再厉，才能无往而不胜（即《晋》卦六五爻辞说：“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把“谦”运用到政治、军事、战争、外交、文化等各个领域，并提高到战略、策略的高度，特别是军事战争领域，是中华民族的首创。《易经》中的“谦”卦，乃卦象艮下坤上。《序卦》说：“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谦”。可见，“谦”乃“盈”的反义词、对立面，有“虚”之义。如果换成今天的话来讲，“谦”乃谦虚、谦逊、谦让之义。
在《易经》的64卦中，没有全部是吉或是凶的卦，只有《谦》卦六爻全部为吉利。《象传》又从天道、地道、神鬼、人道四个方面，阐明谦德者始终处在尊位而光明通达。由此可见，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对谦虚、谦逊、谦让、谦和这一美德十分推崇，它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光明正大，崇尚和平的博大心胸。
《周易·师》卦辞：“师：贞，丈人吉，无咎。”师，军旅之名。贞，即正，正道，是说打仗的目的要正确。丈人，即将帅，德才优秀者。师卦，可以说是建军与作战卦，从卦辞到六条爻辞全部都是讲军队和战争问题。《周易》作者认为，兴师打仗，首先要把握的是战争的性质和统帅人选的确定，只要军旅坚持正义战争的目的，又有德才优秀将帅的指挥，就能取得胜利，不会有什么过错。《师·六五》又云：“田有禽，利执言，无咎。长子帅师，弟子舆尸，贞凶”。六五爻又讲战争的正义性和将帅人选的确定问题，此爻辞告诉人们，把进入田中侵害稼穑的禽兽抓住，没有过错，完全有必要，如同敌人侵犯我国土，我被迫抵抗应战，出师有名有义，理所应当，肯定会取得反侵略战争的胜利。但是，如果一方面派德才足以率众的将帅指挥，另一方面又派庸才小人参与监军，纵然师出正义，也难免遭到重大失败。所以，《师·象传》说：“弟子舆尸，使不当也。”这是因为用将不当所致。
重防御，设置险隘抵御外敌的入侵，这是《周易》阐发的坚持正义战争的一个重要观念。《坎·彖传》说：“行险而不失其信，维心亨，乃以刚中也。”“王公设险以守其国，险之时用大矣哉！”这就是说，利用山川、丘陵、河流修筑险境，其目的是为了抵御外敌入侵，进行正义战争，用中正之道征服人心，保卫国家的安全，关键时刻能发挥巨大的作用。华夏民族在古代社会利用自然屏障抵御外敌的入侵，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它反映出中国古代以防御为主的国防安全观。
进行反侵略战争，应该建立“同人于野”的军事统一战线。《周易·同人》卦辞云：“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贞。”最差也应该“同人于郊，无悔”（《同人·上九》）。古代国家，以邑为中心，邑外是郊，郊外是野。野是最边远的地区，已经到了国界线了。“同人于野”，是说与人和同的面要广要大要远，要与国外的人和同，建立军事统一战线的关系。所以，这样就“利涉大川”，意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什么艰难险阻也能渡过。“同人于郊”，虽团结的力量不及“同人于野”，故不能得吉，但总比与多数人为敌好，所以仍“无悔”。《周易·同人》卦阐述和同的重要性，充分表现了中华民族祖先热爱和平，反对侵略的美好愿望。这与《老子》否定暴力的战争，在五十七章中说，“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正；我无欲，而民自朴’”的思想完全吻合；而“故圣人云”则表明老子引自历史上杰出人物的话。
实行反侵略战争，必须把战争引向敌国去，这样才能伸张正义，这是《周易》中表达的一个重要战争指导思想。《谦·六五》云：“不富以其邻，利用侵伐，无不利”。《谦·上六》：“鸣谦，利用行师征邑国”。这就是说，我国物资不丰富，比较贫穷，是因为受到邻国的侵略掠夺。因而，我出师讨伐侵略者，乃师出有名，没有什么不利的。所以，举兵讨伐侵略成性的邻国，能万事亨通。“行师征邑国”，把反侵略战争引向敌国国土上，这正是“鸣谦”的表现，君子行此德，必有好结果。
《周易》在论述进行正义战争，取得反攻作战胜利之际时，特别提出要注意不要乱抓俘虏和掠夺财物的问题。《晋·初六》云：“晋如，摧如，贞吉。罔孚裕，无咎。”《晋·象传》曰：“晋如，摧如，独行正地。裕无咎，未受命也。”这就是说，攻击侵犯之敌，打垮侵犯之敌，是正义战争之举，无疑会取得彻底胜利。但须注意，胜利之师不要去捕捉俘虏，不要去抢掠财物，因而不会有灾难。这正因为率师的将帅能够遵循战争的正义之道，因势制宜，独断于心，所以取得了胜利（《晋·象·六二》：“受兹介福，以中正也”）。
此外，《周易》还讲到援助别国人民解放的正义战争，要掌握好时机问题。《剥·六三》云：“剥之，无咎。”《象传·六三》：“剥之无咎，失上下也”。这就是说，援助邻国人民的解放战争割取其土地民众，要等待邻国的统治者已经失去上下臣民支持的时候，才可以无灾祸。
老子认为，大战之后，必有荒年；遭殃的，还是普通老百姓；即使军队打了胜战，也要用丧礼的形式来纪念它等（参见《老子》三十、三十一章）。所以，老子提出，必须选拔德才兼备，会管理部队的将帅，尤其是要任用非常“谦下”的将帅来指挥战役战斗；既要严明军纪，更要懂得关注战争给人民群众带来的种种灾难。否则，就会“师之所处，荆棘生焉”（《老子·三十章》），即如果军纪败坏，军队经过后的地方，就会杂草丛生，饥荒凶年而至。
军队出征，必须纪律严明，军纪败坏，必遭凶败，这是《周易》师卦中明确提出来的重要思想，它强调了军纪好坏对战争胜负的重要作用。《师·初六》：“师出以律，否臧，凶”。《师·象传》初六：“师出以律，失律凶也”。出兵打仗，必须强调军纪严明，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或者做不好这一点，结果必凶，吃败仗是肯定的。“失律”就是“否臧”，军纪不善。“师出以律”乃一切用兵之常，必须如此。胜败与否，是吉是凶，则看军队纪律如何。如果“失律”，则必败，所以言“凶”。
军纪严明，还应该体现在论功行赏上。《师·上六》：“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象传》：“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乱邦也。”这就是说，待战争取得胜利后，国君发布命令，论功行赏的时候，应该谨慎小心，不可授“小人”以参与国政的机会。特别要“正功”，即公平合理，赏与功相当。大功大赏，小功小赏，无功不赏，千万不能搞平均主义的一刀切。否则，将挫伤打击大功者的积极性，这也是“失律”。当然，“小人”立了战功，也要给予合理的奖赏，但千万不能给“小人”掌握国家军队的权力，否则必将危害国家。
《周易》还提出了军队要“不伤财，不害民”的爱民思想。《节·彖传》：“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这就是说，天地因为节制，四季才井然有序，循环不已。应该效法天地，按节制原则来制订制度管理军队，就不会浪费钱财，伤害人民。这里旨在强调，应该运用制度来节制人们，尤其是统治者的欲望和行为，来达到“不伤财，不害民”的目的。《周易》的作者从穷兵黩武、繁重徭役的战乱年代，切身体会到民不卿生、田园荒芜的惨景，因而发出了“不伤财，不害民”的伟大爱民思想的呼喊。
老子提出了“以奇用兵”的战争指导原则，它主要包括三方面的思想：一是以退为进，后发制人。（《老子·六十九章》“用兵有言曰：‘吾不敢为，主而为客；吾不敢进寸，而退尺’。”）
二是要善于利用敌人的力量来取得战争的胜利。（《老子·六十八章》“善胜敌者弗与，善用人者为之下。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
三是轻敌必败，哀兵常胜。（《老子·六十九章》“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则哀者胜矣。”）
《老子》中“用兵有言句”，显然是老子引自某部兵书无疑。老子认为，只要把握好了以上三个方面，用于作战就能胜利；用于守卫，就能稳固如山。此外，老子还认为，善于打仗的将帅要具备隐忍的“柔慈”品格，决不会跟敌人硬拼（《老子·六十八章》“善胜敌者弗与”），而要机动灵活用兵。《周易》中对此都有不同程度的表述。
《师·六四》：“师左次，无咎”。此爻实际上是强调作战指挥上的灵活性，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根据敌情、地形的不同，采取灵活用兵的战法，是《周易》中数卦多爻阐述的一个重要战争指导原则。古代兵家尚右，以右为前，以左为后。据《＜周易＞程氏传》注，左次，乃退舍也。据《左传》，师一宿为舍，再宿为信，过信为次。左次，意为师后退驻扎。六四爻以柔居阴，自知暂时无力发动进攻，故乃因时制宜，知难而退，采取退却的方针。这样，既可保存自己的实力，又可静观待变，伺机进击。这样做，虽然看起来暂时无功，但毕竟无咎，而且随时可以转退为进，夺取最后胜利。紧接着，师卦《象传》进一步指出：“左次无咎，未失常也。”这就是说，出师打仗的目的当然是要击败并消灭敌人，而进攻是消灭敌人的最有效战法。但当进攻不利的时候，就不能死拼硬打，应采取退舍的策略。打仗有进有退，适宜的退却，乃战争之常事，并未违反战争规律，因为指挥打仗本来就应该灵活多变。
《蒙·上九》主张，在敌情不明的情况下，不利于进攻，而利于防御（“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
《晋·上九》云：“晋其角，维用伐邑。厉，吉；无咎，贞吝。”就是说，发起进攻作战，必须根据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才可考虑攻击敌人的城邑。这样，虽其结局难料，也有种种危险，但最终还是吉利，因为遵守了战争正道，可以预防危难。此爻含有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内涵，实在是难能可贵。
《需》卦则十分强调在对敌斗争或战役战斗中，应抱有信心，等待时机，谨慎从事，量宜而进，万勿急躁行事，并从等待的条件、途径等方面作了阐述。关于等待的条件问题，《需》卦认为：“有孚，光亨，贞吉，利涉大川。”就是说，等抓到了俘虏，侦探清楚敌情，这当然是吉利的卜问，有利于涉水渡河，继续前进。《需·象传》用比喻进一步说明，云浮聚于天上，到下大雨，是经过一定时间的，人行动与否，要看天象的变化，待时而动（“云上于天，需”）。
关于击敌等待的途径。一是要在国土之外的区域进行。《需·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需·象传》：“需于郊，不犯难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在古代，一个国家有国与野之分。郊以内为国，郊以外为野。郊处于国与野之间。“需于郊”，就是需处于国门之外的旷远之地，耐心等待，坚持恒久不变，不冒然行动，便可无灾难。如果急躁行事，便是“犯难而行”了。在“郊外”长久等待亦无咎，因其不违反一般战争规律。二是要充分利用地形伏击敌人。《需·像传·九二》：“需于沙，衍在中也。”虽“小有言”，“以吉终也”。这就是说，把进犯之敌引诱到沙丘，迫近险地，这种战法虽会招致小的口舌是非（或不同意见），但终究能取得胜利。或者，把进犯之敌引诱到泥沼之地进行围歼，虽然是自己招致的进犯之敌，环境险恶，但灾祸离国家尚远，只要郑重谨慎，随机应变，也仍可取胜利，战争的最后结局是好的。
老子主张，在用兵打仗上要“不争而善胜”，为此必须集中兵力，布下天罗地网，就可以全歼敌人（《老子·七十三章》“天之道，不争而善胜。坦然而善谋。天网恢恢，疏而不失”）。在老子看来，用兵打仗不但要善谋，而且要集中兵力，布下天罗地网，对敌人进行围歼，一个都不能漏网。
《晋·六三》：“众允，悔亡”。《晋·象传》：“众允之，志上行也。”这就是说，对敌发起进攻，必须集中兵力，万众一心，全力进攻；官兵上下一条心，相互信任，就会取得胜利，无所悔恨。商周之际战争极其频繁，作为虽称诸侯三千的大邦之殷，自然是征服和吞并外族的强手。从武丁时代起，商王朝就发动了大规模的对外邦外族的战争，如土方、羌方、巴方、井方、印方、周方等相继被征服。作为比较全面系统记述这一时期战争经验的开先河之作《周易》，总结了集中兵力和协同作战的重要经验资料，其中闪耀着如何转败为胜，转危转安的朴素军事辩证法思想。如果对敌人发起攻击时胆小如鼠，就会处于十分不利的境地。（《晋·九四》：“晋如鼫鼠，贞厉。”《晋·象传》：“鼫鼠贞厉，位不当也。”）晋卦六五爻进一步指出，对敌进攻时，不可计较一时之得失，吃了败仗，不要气馁，只要再接再励，终必转败为胜，无所不利。（《晋·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上述两爻强调的是对敌进攻作战时，集中兵力的决心、信心不能动摇。
《周易·同人》卦的九三、九四、九五叁爻，强调了进攻作战中应集中兵力协同作战，反对孤军冒进。《同人·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同人·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同人·九五》：“同人，先号啕而后笑，大师克，相遇”。这就是说，孤军冒进的那支部队虽然隐蔽在深山密林，并且占领了制高点，但也长时期未能取得胜利；爬上敌人的城墙，城还没有攻下来，必须继续攻打才能获胜；要继续攻打，须等待大军及时增援，援军到来，大军会师，力量倍增，原先攻城的部队立即转败为胜，化凶为吉，部队官兵高兴得先哭号后欢笑，聚众祭神，祝贺胜利。从同人卦九五爻辞中，我们仿佛看见一幅广大官兵热烈欢庆战斗胜利的动人画面。
老子认为，“谦下”、“不争”，既是一种美德，也是一种策略，而运用于军事上则要“坦然而善谋，不争而善胜”。因此，选拔不逞强、不激怒、不硬拼和能谦虚团结人的优秀将帅，则是取得战争胜利的重要关键（《老子·六十八章》“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弗与”），这是符合“天道”的。
《周易·师》卦辞开宗明义指出，兴师打仗，解决的首要问题是把握战争的性质和统帅人选的确定。《师·彖传》云：“师，众也。贞，正也。能以众正，可以王矣。刚中而应，行险而顺，以此毒天下，而民从之”。这就是说，军队首领能够统率士兵使士兵心悦诚服地听从指挥，进行正义战争，则无敌于天下，就可以成为国王。“能以众正”，是指德才兼备的全面领导素质，将帅，第一是能团结绝大多数人，有指挥千军万马的带兵能力，而且使兵众心悦诚服，这是需要人格的力量，而不是靠权威势力。第二是统率士兵维持正义，为民解除苦难，使天下百姓喜欢顺从，这样的将帅当然可以成为国王了。
相反，如果任用刚愎自用，以我划线（即《同人·六二》：“同人于宗，吝），一意孤行，听不得不同意见，犯了错误又不知悔改的人去率兵打仗，必以大败告终；让这种人去治国，连君位也保不住，在很长时间内都不能战胜敌人（“迷复，凶，有灾眚。用行师，终有大败；以其国，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所以，《周易》总结选拔将帅的经验教训时说：“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少而任重，鲜不及矣”。它深刻地启示后人，德行鄙薄而地位尊贵的人，智慧浅陋却谋划大事的人，力量微小却肩负重任的人，是很少不遭遇灾难的。
老子认为，用兵打仗要能取得胜利，除了要“坦然善谋”外，还要善于利用敌人的力量来削弱敌方。这就是要善于“用人之力”而利用俘虏来为己方服务，这是一个重要的方法，它符合天道，是自古以来的准则（《老子·六十八章》“善胜敌者弗与，善用人者为之下。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是谓配天，古之极也”）。
如何对待战俘，反映了这支军队的性质和文明程度。《周易》离卦提出，当取得反侵略战争重大胜利，抓获俘虏甚众时，应采取只诛首恶，胁从不问的区别主从的策略。《离·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获匪其丑，无咎”。《离·象传》：“王用出征，以正邦也”。首，头头，战争罪犯中的首恶人物。丑，胁从，一般普通士兵。《离》卦的九三爻、九四爻、九五爻，记载了上古时秦人国在黄昏饮酒击鼓欢歌时，有嘉国突然入侵袭来，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秦人国的百姓遭此大难，个个忧戚悲叹，泪如雨下。（日昃之离，不鼓缶而歌，则大耋之嗟，凶；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出涕沱若，戚嗟若，吉。）秦人国立即进行反侵略抗击，将有嘉国的国君斩首，还抓获了大批俘虏，取得了反击作战的胜利。王者之师出征讨伐，是为了保卫本国的安全（“正邦”），属于正义之战。因而，只惩治首恶分子，对胁从的一般士兵群众则不问罪，不伤害。这样做，必然无咎。
《离》卦上九爻辞和《象传》辞阐明的只诛首恶，胁从不问的策略，具有重要意义。第一，对于发动和挑起侵略战争的首恶分子必须严惩，这是正邦安民的需要，不如此，不足以平民愤。第二，只诛杀罪大恶极的头领，决不滥杀无辜，这一策略十分有助于分化瓦解敌方，赢得广泛的同情和支持，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因而，《坎》卦认为，对待抓获的俘虏，要用笼络的办法，使其归心，并告诉他们途中会得到帮助（《坎·习坎》：“有孚，维心，亨。行有尚”）；如果用绳索捆绑俘虏，放入牢狱中坐三年监牢，那是很凶险的（《坎·上六》：“系用微纆，置于丛棘，三岁不得，凶”），所以，《蒙·初六》爻提出：“发蒙，利用刑人，用说桎梏，以往吝”。就是说，对待受刑的俘虏，只要开导教育，也可以改造过来，为我所用，脱去他们身上的枷锁，让他们加入我军行列，不要总不忘记这些人以往历史上的过错。这种区别主从的瓦解俘虏的策略，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华夏民族祖先热爱和平的博大宽容的胸襟情怀。
老子认为，谦下、不争是人的一种高贵的品德，因而，他极力提倡要向水的柔弱品质学习。他说：最高尚的品德就像水——守柔、不争、处下，水的柔弱品格的本质就是谦下（《老子·八章》）。
谦下，不争的思想，在老子之前的《易经》中已经有了相当的明确表述。《易经·干卦》九三爻辞曰：“君子终日干干，夕惕若。厉，无咎。”这就是说，君子应时刻努力，日夜警惕，才没有灾难和痛苦。《易经·谦卦》认为，一个人谦虚、谦让，就可以亨通、顺达，一定能取得应有的成就：“谦，亨，君子有终”。《金人铭》也说：“夫江河长百谷者，以其卑下也。”《老子·六十六章》说：“江河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也，故能为百谷王。是以圣人之欲上民也，必以其言下之……天下皆乐推而弗重不厌也，非以其无争与？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上下对照来看，老子汲取前人典籍的思想精华一目了然，而且，老子大大发展了江河所以能为百谷王的原因的哲理分析，把自然界的规律性现象推广演绎为社会人事，这无疑是哲学家思维使然。
“欲取先予”是老子的一个重要谋略思想，《老子·三十六章》中作了详尽的表述：“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予之。”《韩非子·说林》篇在讲述智伯索地的故事时，引用《周书》说：“将欲败之，必固予之”。《吕氏春秋·行论》篇讲述齐闵王国亡身死的故事时，也引用《诗》句曰：“将欲毁之，必重累之；将欲踣之，必高举之。”
由上可见，老子的许多思想与《易经》等文化典籍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
崇尚柔弱在老子哲学思想中有十分突出的地位。老子认为：柔弱的事物能胜刚强；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兵强则灭，木强则折，等等。这些思想，均可从《尚书》、《诗经》、《左传》等典籍中找到其渊源关系。
《尚书·尧典·顾命》多处谈到用“柔”的政策来安抚民心，如“柔远能迩，惇德允元”；“柔远能迩，安劝大小庶邦”。这就是说国家领导人要用“柔”的政策安抚远方的臣民，爱护近处的民众。《尚书·洪范》还把“柔”作为三德之一：“一曰正直，二曰刚克，三曰柔克”。“强不友刚克，燮友柔克”，这就是说，强不可亲就是刚克，和顺可亲就是柔克。从而提出要“沉潜刚克，高明柔克”，应当抑制刚强不可亲的人，推崇和顺可亲的人。
《左传·文公五年》载有上文，杜预注说：“沉潜，犹滞弱也，高明，犹亢爽也，言各当以刚柔胜己本性，乃能成全也”。孙星衍说：“杜氏所云……意以沉潜地道近弱，当以刚胜之；高明天道近刚，当以柔胜之乃成德也”。很明显，这是说有刚可胜柔，柔能克刚。
《诗经·大雅·民心》中也有“柔远能迩，以定我王”，意为有柔慈品格的人，才可以成为一国之君。
在老子看来，“柔”是一种美德，是有效的治国安民之术，他汲取了《尚书》、《诗经》等典籍中关于“柔”的思想，把“柔”运用于人事社会，发展为“柔弱胜刚强”这一哲学命题。
《易经·豫卦》说：“介于石，不终日，贞吉”。这就是说，一直坚强的事物是难于持久的，坚强之物不可终日。老子则说：“不欲珞珞若石”。这说明，老子汲取了《易经》中关于“柔”的思想。刘向在《说苑·敬慎》中记载齐桓公之言说：“金刚则折，革刚则裂，人君刚则国家灭，人臣刚则交友绝”。《说苑·敬慎》和《孔子家语·观周》记载，孔子周游列国时，观于太庙，见一人，其背上有铭文：“强梁者不得其死，好胜者必遇共敌。”《老子·四十二章》中有“强梁者不得其死”一句。而《金人铭》开篇则言“古之慎言人也”，这说明它是引述古人之话，应该是先于老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