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退为进，后发制人，是老子“柔弱胜刚强”辩证思维在军事战争问题上进行理论探索提出的命题，是老子的三件法宝（慈爱、节俭、不为天下先）之一，具有军事哲学的重要意义。在他看来，天下最柔弱的水，能够穿透坚硬的石头；没有形体的东西，可以渗透进没有间隙的地方。那么，在军事领域，弱小的军队肯定能打败强大的军队，关键是看战争指导者的智慧了，换一句话说，关键是看战争指导者的用兵方法高明不高明。在《老子》一书中，专言军事战争问题的章就有第三十、三十一、五十七、六十八、六十九章等，它们比较集中地反映了老子的战争观、战争指导的战略战术等。如前（第五章）所述，老子从顺其自然，无为而治的“道”的理念出发，提出了“兵者不详之器”、“不得于而用之”和反对“以兵强天下”的战争观。这章，我们专门讲一讲老子指导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以及它对后世的影响。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可以说，是老子治国安邦理论的精髓。他告诉我们：要用光明正大的方法（法规、法制等）治理国家；用诡诈的军事谋略方法用兵打仗；用爱护人民、不扰乱民众的方法使天下百姓感怀归心。
如何“以奇用兵”呢？老子提出了以退为进的后发制人的军事战略思想。为什么要实行后发制人的战略呢？
第一，实行后发制人的军事战略，首先是政治上“有理”，不首先发动战争，不打第一枪，有利于争取民心，动员广大民众参加、支持战争。因为老子是反对战争的，提倡“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强于天下”（《老子·三十章》）；如果遭遇外敌入侵，被迫进行反侵略战争而用兵打仗，那是“不得已而用之”（《老子·三十一章》）。
第二，实行后发制人的军事战略策略，从战略战术上讲“有利”，有利发现侵略之敌的企图、兵力部署等，以便待机歼敌。或以顺待逆，以逸待劳，以卑待骄，以静待躁，进而击敌。
在先秦兵家与诸子的军事思想中，多数推崇“先其所爱”的先发制人的作战指导原则，强调作战行动的突然性、进攻性和运动性。只有老子和黄老学派、墨家主张后发制人，倾向于积极防御。后发制人，是《老子》着意阐述的一个重要军事哲学命题，被他视为三件法宝（慈爱、节俭、不为天下先）之一。不敢为天下先，包含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先与后，是矛盾的两个对立面，是相反相成，又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不为先，意则取后。
老子认为，采取后发制人，有两个好处：一是不易轻敌，又便于动员群众，争取民心。二是有利于处于“哀兵”地位，可以激发士兵的悲愤杀敌决心，进行反侵略战争的信心。他说：“古之用兵者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是谓行无行，攘无臂，执无兵，扔无敌。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故抗兵相持，则哀者胜矣。”（《老子·六十九章》）。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兵家曾说，我不敢首先采取进攻行动挑起战争，而是不得已而应战，采取守势防御；我不敢冒然前进一寸，而宁愿后退一尺。这样，我则可以从容对付敌人，进攻敌人的态势要部署得像没有进攻态势一样，采取行军布阵像没有行军布阵一样，奋臂搏杀像没有臂膀可举一样，手持兵器像没有兵器可持一样。祸害莫大于轻敌，即轻敌必败；为什么呢？因为轻敌，就丧失了我的三件法宝（慈爱、节俭、不敢为天下先）；两军相持兵力相当，哀兵常胜。
老子说，如果先发制人，容易逞强勇武，暴露目标和企图，就必定陷入死路；如果后发制人，进攻敌人可以取胜，用于防御则就可以坚固。（“舍其后，且先，则必死矣。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老子·六十七章》）老子阐述的轻敌必败，哀兵常胜，充满了军事辩证法的哲学光辉，实乃千古名言，为古今中外战争史所证明。
例一，林冲采取后发制人打倒洪教头。《水浒传》第九回载：林冲避难暂住大财主柴进家。洪教头誓言与林冲在武术上一比高低。开始时，洪教头气势汹汹，提棒辟头对林冲就打，连唤三个“来！来！来！”聪明的林冲不急于正面对打，连续退让几步，躲过了洪教头的“实棒”，在看出洪教头的破绽（即“虚”处）之后，飞起一脚踢翻了洪教头，洪教头倒翻在地。
例二，抗美援朝战争，我中国人民志愿军采取后发制人战略，达成战略战役的突然性，取得初战告捷，扭转了朝鲜战局。1950年6月5日，朝鲜内战爆发。美国为了维护其在亚太地区的霸权地位，推行侵略政策，立即出兵干涉。26日，杜鲁门命令美国驻远东地区的海空军参战，支援南朝鲜军。27日，杜鲁门宣布派兵入侵朝鲜，并命令美国海军第7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侵占中国领土台湾。对此，中国政府先后多次发表声明，谴责美国的侵略行径。同时，为保卫中国东北地区的安全，于7月13日作出了《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抽调第四野战军13兵团为主共25万人组成东北边防军，下辖4个军。后又调第9、19兵团分别集结于靠近津浦、陇海铁路线的机动地区，以便随时策动东北边防军。
9月30日，中国政府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发表讲话，警告美国：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意侵略而置之不理。同时，还通过印度驻华大使转达了如果美军越过北纬38度线，中国就出兵的消息，并取消了原定的军事参观团访问朝鲜的活动等。但是，美国认为这是中国在虚张声势；当杜鲁门接到印度驻华大使转达的消息后，认为这只不过是“讹诈”而已。10月初，美国侵略军越过三八线，企图迅速占领全朝鲜。与此同时，美军空军不断轰炸中朝边境的中国城镇和乡村，中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严密伪装迅速跨过鸭绿江，于10月25日发起第一次战役，集中5个军在西线给“联合国军”以突然打击，将其从鸭绿江驱逐到清川江以南，挫败了美军企图在感恩节前占领全朝鲜的计划，初步稳定了战局。
11月24日，侵略军发起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我志愿军按预定计划，故意示弱后撤，将侵略军诱至西部战线的清川江两岸和东部战线的长津湖畔而歼之，侵略军被迫放弃平壤、丢弃元山，分从陆路、海路退至三八线以南，我军取得了第二次战役的胜利，从而扭转了朝鲜战局。可笑的是，直到中国人民志愿军进行第二次战役时，美军远东司令麦克阿瑟还断言：“中国人现在没有参战，战争在两星期之内就会结束”。战略上的后发制人，同时达成了战略战役上的突然性。
老子十分强调人民群众的支持即人心所向，对达成后发制人战略目的，争取战争胜利的决定作用及其重要意义。他说：“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天将建之，如以慈垣之”（《老子·六十七章》）。老子认为，如果统治者能以慈爱的态度对待民众，废除苛捐杂税就会赢得民众的信任，获得民众的广泛支持，让他们去进行反侵略战争，就能取得胜利；让他们守卫国土，就能稳固如山。爱民乃是“天意”行为，它是保护你的法宝。在老子看来，民众对战争的支持、拥护程度，是决定军事进攻或防御成败的决定因素。
老子强调，为了达成后发制人的战略目的，应该根据不同的对象、敌情等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柔弱胜刚强”的具体斗争策略和方法：“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举之；将欲取之，必将予之。是谓微明。柔胜刚，弱胜强。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老子·三十六章》）。这就是说，你想要收缩它，必先暂时扩张它；你想要削弱它，必先暂时加强它；你想要废弃它，必先扩暂时抬举它；你想要夺取它，必先扩暂时给予它。这可以说是小小而微妙的谋略。柔能胜刚，弱能胜强。鱼不能脱离水深的地方，国家的重要机密不能随便公开，要保守机密。鱼离开了水深的地方，就失去了其生机，面临生命危险。国家的重要机密泄露出去了，则会丧失其优势，国家安全将受到严重威胁。
老子提出的歙张、弱强、废举、夺予等命题，其本质还是阐发柔弱能胜刚强的思想，它集中体现了老子对立统一的朴素辩证法。在这章里，老子深刻地揭示了自然界及人类社会等一切事物对立统一，相辅相成，相互转化的发展规律。它告诉人们，弱小者要战胜强大者，不能与其正面进行对抗，应该运用“物极必反”的原则，促使强大者走向极端而衰亡；或采取迂回曲折的途径创造条件，推动强大者向极端方向发展。这样，强大者一方势必会走向自己的反面，由原来的强大变成后来的衰弱而败亡。老子阐发的这一朴素辩证法思想，是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的精华。在人际关系、外交战线、军事领域等诸多方面，都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欲取先予。例如，晋献公向虞国送千里马和美玉，顺路先后灭虞国、虢国。据《左传》记载，春秋战国时，晋献公为了灭掉相邻的两个小国（虞国、虢国），怕它们联合起来反对，便先后采用“将欲夺之，必将予之”的策略。他先派大夫荀息把晋国出产的千里马和美玉送给虞国国君，以此向虞国借道去讨伐虢国。虞国国君不听大夫宫之奇的劝阻，接受了这些礼物，让晋国军队路过。很快，晋国灭了虢国。晋军得胜返回时，顺路又把虞国灭掉了，并把千里马和美玉一并收了回来。这是历史上有名的“欲取先予”的典型范例。
欲弱必固。例如，对强大者采取不断“必固强之”的策略，最后达到削弱之目的。比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冷战”苏美对峙时期，美国对苏联的军事实力深感威胁，故采取有意引导苏联与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进行军备竞赛，使苏联把国民经济总量的80%以上用于扩军备战，使苏联的军事力量不断膨胀，显示比美国更“强大”。但是，物极必反，从1948~1990年的40多年后，苏联终因经济困难，人民吃饭穿衣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而解体，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走向了反面，被异化了。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美国引诱苏联与其进行军备竞赛，达到了削弱苏联的战略目的。
欲废必举。例如，对得志者、成功者采取“将欲废之，必将举之”的极力抬举、“捧杀”手段，使其飘飘然，走向反面。这是常见的事例。如历史上不少的少年得志者，最后均成为失败者，没有成就什么事业，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被人捧杀、抬举过高，而自己则因为太年轻，不能正确看待自己，而走向了反面，使人叹息遗憾。
2008年冬，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某些西方国家眼红中国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一改过去中国“经济威胁论”，竭力吹捧中国经济如何强大，说什么中国“要负起大国的责任”，希望中国“救市”，云云。要中国“英雄救美”。这实际上是想通过“抬举、捧杀”，来达到削弱中国的企图，以防止中国的迅速崛起。
今天，在一极多强的国际战略格局中，如何运用老子的“柔弱胜刚强”辩证法思想及其原则，与企图削弱中国崛起的霸权主义作斗争，无疑有着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优秀将帅是实现后发制人军事战略目标的关键，再好的军事战略方针，也要靠优秀的指挥员来执行和完成。将贤则国安，如何选拔优秀的将帅，是中国历代有作为君王非常重视的一个大问题。“审将而后举兵”，首先要慎重地选择将帅，然后才能出兵作战，几乎成为一条准则。先秦诸子百家中，《老子》首先提出了将帅人才观，此后的孙子、吴子、尉缭子等军事家则进一步发展和丰富了老子的军事人才观。
老子提出，用兵打仗要善谋而胜，不要正面硬拼。他认为，“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弗与，善用人者为之下。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是谓配天，古之极也”（《老子·六十八章》）。这就是说，高明的将帅（善于带兵）不逞强武勇，善于用兵的将帅不容易被敌人激怒，善于胜敌的将帅不跟敌人硬拼，善于用人的将帅总是对人非常谦下。这就叫做不与人相争的美德，叫做善于利用别人之力，这是符合“天道”的自古以来的准则。
从以上老子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老子对优秀将帅的德才提出了四条要求。第一，不逞强。因为战争是“凶器”、“不得于而为之”，轻易采用武力大动干戈逞强，或征战不休逞武勇，就会造成天下无道。第二，不易怒。急躁的脾气性格是为将者之大忌，是一个明显的缺陷。它容易被敌人激怒、利用，被诱中计或轻敌失败。第三，谦下、胸襟宽广。这是优秀将帅应具备的品格修养。“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老子·六十六章》）。心怀大度，就能谦下、容人，听取不同意见；心胸狭窄的将帅，必然刚愎自用，听不进不同意见，且易怒、好逞强，疑心甚重，时间久之，他所带的部队就会离心倾向严重，战斗力必将受到很大影响。
以退为进，后发制人，是老子竭力推崇并阐明的一个重要的哲学辩证法命题，老子认为，它是实现“柔弱胜刚强”思想的一个重要战略策略。由于它揭示了事物的对立统一，互相转化的发展规律，所以，它给弱小者战胜强大者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和精神支柱。
春秋末期的的越国大夫范蠡赞赏并推崇后发制人的军事战略思想。在五湖之战中，面对强大吴国军队的多次挑战，他仍坚持避敌锋芒，以逸待劳，始终不轻易与吴军交战，他说：“今其来也，刚强而力疾”，最后待吴军疲惫之时，越军适时发起进攻，大胜吴军。《吴子》汲取老子“柔弱胜刚强”的思想，提出了“兵兼刚柔”的战术，即刚与柔的运用，要两手并用，进一步发展和丰富了老子的后发制人军事策略。战国中后期的黄老学派，在用兵作战上继承了老子柔弱胜刚强的思想，强调“安徐正静，柔节先定……善用兵者，先弱敌而后战，故费不丰功十倍（《文子·下德》）”。提倡先对弱军发起进攻，或先将自己置于防守的“弱势”的态势，待敌我形势发生到有利于我的时候，再对敌发起进攻，这样，就能获得付一得十的最佳战果。
西汉名著《黄石公三略》在继承老子柔弱胜刚强思想的基础上，对柔与刚的相互关系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形成了刚柔相济的辩证军事思想。《上略》云：“柔能制刚，弱能制强……柔有所设，刚有所施，弱有所用，强有所加，兼此四者制其宜”，“能柔能刚，其国弥光；能弱能强，其国弥彰；纯弱纯弱，其国必削；纯刚纯强，其国必亡”。这就是说，柔的能够制服刚的，弱的能够制服强的。……有时需要设置柔的态势，有时又需要设置刚的态势；有时需要装扮成弱的态势，有时则需要施行强硬的态势。这四个方面要相机兼顾，根据敌情的变化，适时而巧妙地运用。既能用柔又善于用刚，国家就充满光明；既能示弱又善于用强，国家就愈加昌盛；如果纯粹用柔单纯用弱，国家一定会削弱；纯粹用刚单纯用强，到处称王称霸，国家迟早会走向衰亡。《上略》关于柔刚、弱强的阐述，充满了军事辩证法的哲学光辉，它对治国安邦及处理国家间的关系，有着重要指导意义。世界大国兴衰的历史表明，《上略》关于柔刚、弱强的观点，完全正确。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主要是汉、隋、唐诸朝国力日趋强盛后，表现在军事战略方针上则对积极进攻尤感兴趣。宋明以降后，“以儒统兵”的倾向日趋严重，道家思想在军事文化的影响日愈淡化，有的则是歪曲《老子》思想的本意，为其消极防御思想的“主和”寻找借口。
从20世纪20年代起，中国共产党人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在中国领导了旨在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战争，从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创建人民军队起，到1947年下半年人民军队以三路大军挺进中原向国民党军实行战略进攻（中国革命战争的转折点），迫使国民党军在战略上转为被动守势前的20多年历史时期内，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都处于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总是处于劣势地位及内线防御的态势。因此，弱小的人民军队如何战胜强大的蒋介石国民党军队、优势装备的日本侵略军，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面临的最为迫切的生死存亡问题。正是在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毛泽东在指导人民军队进行革命战争时，用马列主义观点批判地汲取了《老子》中“柔弱胜刚强”的思想，提出了后发制人的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
毛泽东曾经几次说过：我喜欢老子，老子不搞阴谋，搞阳谋。老子公开讲“将欲夺之，必固予之”。《战国策》将其演化为“将欲取之，必先与之”。毛泽东在1935年12月陕西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讨论军事战略问题时，就明确提出：“反对单纯防御，执行积极防御。反对先发制人，执行后发制人”（《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416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1936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运用老子“将欲夺之，必固予之”的斗争策略思想，阐明后发制人的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对红军打破国民党军“围剿”具有重要意义。他指出：“关于丧失土地问题，常有这样的情形，就是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这是‘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原则。如果我们丧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再加扩大土地，这是赚钱生意”（《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11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共产党及其人民军队进行长达近半个世纪的革命和革命战争中，提出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策略、战略、战术等等，都是他谋略智慧的结晶。谋略，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层面上来看，也就是方法。海伦·斯诺曾说：“毛主义是一种方法”。毛泽东最重视方法问题了，他一再强调“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最大的特征就是其方法论特征。毛泽东的谋略，都是属于战略层次的，是一代大师的雄韬伟略，它博大精深，变化无穷，出神入化，堪称谋略史上的大师之作。
实践出真知，毛泽东有关政治、军事、外交、治党、治国、统战、宣传等谋略，主要是他长期领导中国共产党及其人民军队进行革命和革命战争，实践谋略的经验总结；也是他善于学习汲取中国传统历史文化典籍中谋略思想的产物。而军事谋略，则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中的瑰丽精品，尤为灿烂夺目。
诱敌深入与“将欲夺之，必固予之”。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红军连续三次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都是运用“将欲夺之，必固予之”的策略，采取诱敌深入，然后集中兵力而歼之的作战方针。这里仅以第一次反“围剿”战役为例。1930年11月，蒋介石调集11个师另2个旅共约10万余人的兵力，在江西南昌设立“陆海空军总司令行营”，以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鲁涤平为总指挥兼行营主任，张辉瓒为前线总指挥，采取“并进长追”、“分进合击”的战法，“围剿”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作为红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具体地分析当面的敌情，认为：进攻的国民党军虽然比红军多两倍半以上，红军只有4万余人，但国民党军兵分多路，每路又分成几个梯队，各路各梯队之间相隔距离相当大，这有利于红军集中兵力，各个予以歼灭；在这些敌军中，张辉瓒的第18师和谭道源的第50师是“围剿”的主力，是鲁涤平的嫡系部队，张又是前线总指挥，如果消灭这两个师，国民党军的“围剿”便可基本打破；张、谭两师各约1.4万余人，而红军有4万余人，一次打敌一个师，我可占绝对优势。据此，毛泽东提出撤开两手，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待敌疲惫之时而歼灭之的积极防御作战指导。
12月29日，张辉瓒师等部向龙冈进犯，红军故意示弱后撤，诱敌深入到根据地的预设战场，并以少数兵力在赤卫队的配合下，牵制其他各路敌军，而集中约近4万人的主力夜向表湖、张家东、上下固等地，对约1万人的张辉瓒师主力完成包围态势。12月30日，红军对敌发起总攻。经数小时激战，歼第18师师部和2个旅近一万人，缴获各种枪支武器9000余件，活捉张辉瓒。接着，毛泽东又指挥红军转移兵力，分三路追歼逃敌谭道源师1个多旅3000余人，从而打破了国民党军的第一次“围剿”。
抗日战争时期，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一次讲到八路军、新四军能够胜利粉碎国民党制造的反共军事磨擦的经验时，风趣地总结了三条经验，他说：第一条出自《老子》，“不为天下先”，就是后发制人，不先发制人。第二条出自《左传》“退避三舍”，你打边区，我们就退几十里再说。第三条出自《礼记》，“来而不往非礼也”，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这样做就有理、有利、有节。
执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
有理、有利、有节策略三原则，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中最具谋略思想的代表之作，此后，其它许多谋略都是由它发展而来的。
有理、有利、有节策略三原则产生于抗日战争时期。当时，虽然中日民族矛盾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国民党则由此分为左、中、右三派。左派在抗日爱国上与共产党有共同语言，右派虽然赞成抗日，但又坚持反共立场不变，所以毛泽东称其为反共顽固派。中间派处于两者之间，应当争取。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的方针。1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六中全会，又通过了以“军事限共为主、政治限共”为辅的新方针。1939年11月底，阎锡山密令所部进攻晋西南的山西新军决死第2纵队和八路军晋西支队等部。同时，阎军其它部队还向晋东南和晋中地区的八路军、山西新军第1、第3纵队进攻。1940年1月，为逼迫八路军退出太（行山）南、太岳抗日根据地，蒋介石命令其4个军配合阎军，分别进攻八路军第129师第344旅和新军第1、第3纵队。另外，1939年12月初，国民党军胡宗南部按照蒋介石的密令，调集部队进攻陕甘宁边区。国民党顽固派由制造小规模的军事磨擦，发展成在几个地区同时向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和根据地发动大规模武装进攻，从而形成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为粉碎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进攻，并防止事态的扩大，毛泽东指示八路军总部和第129师避免与蒋介石的嫡系军队冲突，集中兵力打击进攻最为积极的阎军第8集团军。从1940年1月至2月初，八路军先后歼灭阎军1个旅和1个师大部，彻底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军队企图夺取太南、太岳抗日根据地的阴谋。尔后，中共出于稳定山西局势争取阎锡山继续合作抗日的大局考虑，于2月25日主动派人带着毛泽东的亲笔信面见阎锡山，提出双方停止军事冲突和敌对宣传，继续合作抗日的建议。阎锡山在实力受损、政治被动的情况下，最后接受了中共的主张，并达成以汾阳经离石至军渡的公路为界，晋西北为八路军和新军活动区域，晋西南为晋绥军旧军的活动区域。
至1940年3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在毛泽东“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原则指导下，实行有限度地自卫反击，制止了国民党顽固派对八路军和陕甘宁边区的军事进攻，从而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3月11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目前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问题》的报告，系统地总结了我党我军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的经验。他指出，要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为此，在同顽固派斗争时，要特别注意以下三条策略原则：
“第一是自卫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就是说，决不可无故进攻别人，也决不可在被别人攻击时不予还击。对于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之。
“第二是胜利原则。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决不可举行无计划无准备无把握的斗争。”应该充分利用顽固派的矛盾，决不可同时打击许多顽固派，应选择其最反动者首先打击之。这就是斗争的局部性。
“第三是休战原则。在一个时期内把顽固派的进攻打退之后，在他们没有举行新的进攻之前，我们应该适而可止，使这一斗争告一段落。”双方实行休战。决不可无止境地每日每时地斗下去，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这就是斗争的暂时性。
毛泽东最后把自卫原则、胜利原则、休战原则归纳为六个字，即“这三个原则，换成一句话来讲，就是‘有理’、‘有利’、‘有节’。”在1941年5月打退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后，毛泽东进一步强调有理、有利、有节的重要性，认为“三者缺一，就要吃亏”。
实行先礼后兵，后发制人的军事方针。
可以说，后发制人的用兵方略，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一个基本特征，是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核心内容。毛泽东历来认为，我们进行的是自卫性的正义战争、革命战争，从不去侵略别人。因此，在战略上，我们主张的是后发制人，而不是先发制人。当然，强调后发制人，并不排斥在敌人首先挑起战争的情况下，我们采取先机制敌的进攻行动。只要敌人挑起战争，我们就有采取任何方式给予还击的权力。八年抗战期间，八路军、新四军先后打退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三次反共军事磨擦，都是贯彻了先礼后兵，后发制人的作战指导方针的结果。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因为准备内战尚需一些时间，同时为了赢得舆论，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举行“和平”谈判，进行所谓“共同商讨国家大计”。其真实企图是要把不要和平，发动内战的责任推到共产党头上。出乎蒋介石的意料，毛泽东以超人的胆略赴重庆进行和平谈判，但也随时准备“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针锋相对，“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以谈对谈，以打对打。经43天努力终于在1945年10月10日签订了《国共双方代表会议纪要》（即双十协定）。中国共产党希望尽快建立一个多党合作的民主联合政府，以此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
但蒋介石在暗地里却动员100多万国民党军队和50多万伪军，对解放区进行进攻。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又撕毁《双十协定》，悍然调集30万国民党军队围攻中原解放区，以此为起点，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至此，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面目，完全暴露在全国人民面前。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解放军一再退让，让出多块解放区，如华南抗日纵队北调山东，新四军放弃苏北根据地等。一开始时，我党我军许多人不理解，更看不清这步棋的真正内涵，国民党的军事将领也自以攻城略地为得计，洋洋得意。毛泽东指出：“暂时放弃若干地方若干城市，是为了取得最后胜利”。在一再争取和平无望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被迫实行自卫反击。在力量对比上，人民解放军虽然处于劣势、被动，但在“礼”上，即人心上，却赢得了全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
得民心者得天下，经过三年多的时间，国民党蒋介石集团800多万军队，被人民解放军歼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取得了解放全中国的伟大胜利。
再举一战例来说明之。
延安保卫战具有“将欲夺之，必固予之”的典型意义。从1947年3月起，国民党军由于战线延长、兵力不足，被迫由全面进攻改为对山东和陕北两个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在陕北战场，国民党军集中34个旅25万余人，以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部20个旅由洛川、宜川一线向北担任主攻；以西北行营副主任马步芳、马鸿逵部12个旅由银川、同心镇原一线向东；以晋绥边区总部所属第22军2个旅由榆林向南，企图围攻延安，摧毁中共中央机关、人民解放军总部和陕甘宁解放区部队。毛泽东、党中央全面分析了敌我情况后，决定充分利用陕北有利的地形条件和群众基础，诱敌深入，歼其有生力量；必要时放弃延安，采用“蘑菇战术”，牵制胡宗南集团主力于陕北战场。并确定陕北我军的基本作战方针是：诱敌深入，采取“蘑菇战术”，与敌在延安以北的山区周旋，陷敌于十分疲惫、十分缺粮时，寻机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歼灭之，牵制胡宗南集团主力在陕北战场。
1947年3月13日，胡宗南集团整编第1、第29军共15个旅14万余人，分两路北进，企图3天占领延安。18日，胡宗南集团主力进至延安以南10公里的二十里铺、杨家畔一线；马步芳、马鸿逵部进占盐池、庆阳等地；国民党第22军向横山发起攻击。此时，延安各机关、学校已安全转移，群众已疏散完毕。当晚，毛泽东率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等撤离延安。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彭德怀和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指挥西北野战兵团经6昼夜激战，歼国民党军5000余人，完成了预定任务，于19日上午也主动撤离延安。胡宗南自鸣得意，连续数电向蒋介石报喜，宋庆龄则承诺要给胡宗南举行“胜利”婚礼；国民党的报纸更是大吹大擂所谓“国军消灭了中共的领导机关”，等等。
国民党军占领延安后，蒋介石国民党大肆宣扬“胜利”，并扬言：只需三个月的时间就可以彻底消灭共军。胡宗南部更是骄狂有加，急于寻西北人民解放军主力决战。殊不知，国民党军占领延安，只是占领一座空城，得到一种政治上、心理上的“安慰”而已，他们连“共军”的影子也没有看见，更别说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并背上了一个包袱。人民解放军撤离延安，却把胡宗南的主力牵制了，还有利于歼灭之。
而此时的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兵团则以一小部兵力诱敌北上安塞，主力隐蔽集结在延安东北的青化砭等地，待机歼敌。殊不知，胡宗南的军队背上延安空城这个包袱后，毛泽东拖着他在陕北的沟沟梁梁山区中转圈，肥的拖瘦，瘦的拖垮，寻机歼敌。我军先后于3月24日在青化砭、4月14日在羊马河、5月4日在蟠龙预设阵地三战三捷，以伤亡2200余人的代价，歼敌1.4万余人，给了胡宗南部以沉重打击，从而稳住了西北战局，并为转入战略反攻奠定了基础。
当时，毛泽东向师哲解释主动撤离延安的理由：“你知道吗？蒋介石的阿Q精神十足，占领了延安，他就以为自己胜利了。但实际上只要他一占领延安，他就输掉了一切。首先，全国人民以至全世界就都知道了蒋介石背信弃义，破坏和平，发动内战，祸国殃民，不得人心。这是主要的一面。……另外须知，延安既然是一个世界名城，也是一个沉重的包袱，他既然要背这个包袱，那就让他背上吧。而且话还得说回来，你既然可以打到延安来，我也可以打到南京去，来而不往非礼也嘛。”
“……你懂得拳击吗？收回拳头，是为了打出去得更有力。陕西群众基础好，周旋余地大。他从南门进，我从东门出”。显然，毛泽东不是害怕蒋介石进攻延安，而是担心蒋介石不来进攻延安。
一年后，延安又回到了共产党手里。不过毛泽东和党中央再没有重新回到延安，而是适应解放战争形势的胜利发展，东渡黄河，到河北的西柏坡了，更便于指挥全国各战场的人民解放军作战。蒋介石、胡宗南占领了延安，吃不了兜着走，最后丢失了整个大陆，溃逃到台湾这个小岛上；而毛泽东却以延安换取了全中国，登上了天安门城楼。难怪毛泽东认为，“欲取之必先与之”的作战策略方针，是赚钱的生意。“如果我们丧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再加扩大土地，这是赚钱生意”。
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赚钱生意”，虽然一时丧失的是土地，但很快就取得了战胜敌人，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的战果。战争的发展正是这样，人民解放军以有限的空间换取了国民党军兵力分散的部署，为人民解放军各个歼敌创造了条件。同时，人民解放军趁势集中兵力，收回拳头，更有利于实行内线中的外线作战。因此，毛泽东把那种有计划放弃若干地方若干城市，故意让国民党军占领的做法，叫做“大踏步地后退”；待创造好（即“大踏步地前进”）有利的歼敌战场，即经过一段战略防御后转入进攻，最后解放全中国，这是毛泽东后发制人的“将欲夺之，必固予之”战争指导思想的伟大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将后发制人规定为保卫祖国安全，巩固国防的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的首要原则。1955年4月，他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中国的战略方针是积极防御，决不先发制人，而应后发制人。可以说，后发制人的战争指导原则，贯穿于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战争和建国后反侵略战争的整个历史过程。无疑，毛泽东后发制人的战争指导思想，从《老子》等中国传统历史文化典籍中，汲取了丰富的思想养料。
后发制人的战争指导思想，既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原则，也是华夏民族祖先热爱和平，反对侵略，注重以防御为主的国防安全观的重要历史内容。《周易·师》卦辞说：“师：贞，丈人吉，无咎。”师，即军旅之名。贞，即正，正道，是说打仗的目的要正确，换一句话说，就是要坚持正义战争。丈人，即将帅，德才优秀者。《周易》的作者认为，兴师打仗，首先要把握战争的性质和将帅人选的确定，只要坚持正义战争，又有优秀将帅的指挥，就能取得胜利，就不会有过错。同时，坚持正义战争，决不首先发动战争，而应后发制人。《周易·坎·彖传》说：“行险而不失其信，维心亨，乃以刚中也”，“天险不可升也，地险山川丘陵也”。这就是说，对待战争要以正义之道，即“以刚中”才能征服人心，利用山川丘陵的天然屏障抵抗外敌的入侵，才能保卫国家安全。这反映了古代中华民族热爱和平，坚持正义战争，注重积极防御的战争观和军事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