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出了大气做人，做一个“上德之君”，亦即品德高尚之人的要求。同时，他教导人们如果要成就一番事业，必须从小事做起，并且要目标始终如一，坚持不懈，这样，就没有办不成的事。（慎终如始，则无败事《老子·六十四章》）老子这一思想具有重要的认识论价值和社会学意义，它对于提高人的精神修养，成就事业，有着重要的历史借鉴价值。
道家的大气做人，与儒家的大气做人，就本质而言，都是为了坚持真理，达到最高目标，即道家是为了坚持“大道”与“玄德”，儒家是为了追求“仁义”，但特点却有许多不同。儒家主张杀身成仁，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为大丈夫也！”（《孟子·滕文公下》）道家则强调圣人要“上善若水”，“学江海为百谷之王”，枉则正，曲则全等。下面，我们就道家的大气做人，小细做事作一些分析。
如何大气做人？老子认为，大气做人，第一，应该立身淳厚，不取浇薄；存心朴实，抛弃虚华（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老子·三十八章》）。我们可以概括为：大气做人，要处厚不薄，处实不华。为什么呢？老子认为，真正品德高尚的人，不在乎形式上的“德”，表面上的“德”，因此有德。而那些追求形式上、表面上有“德”的人，整天嘴上叫喊德，做任何事情的出发点都是瞄准“德”而为之，因而是没有德之人。在老子看来，春秋末期的那一套以礼乐为主的“礼制”，是导致天下纷乱、坏事频起的罪魁祸首，主要原因就是没有实行“道”。他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老子·三十八章》）。老子认为，孔子那一套以德治为核心的所谓仁、义、礼、乐等，都非常虚伪，都是在追求形式上、表面上的“德”，实际上是无德。所以，做大气之人，追求做品德高尚的人，就应该去除仁、义、礼、乐等这些形式上、表面上的“德”，而要立身淳厚，存心朴实；抛弃浇薄、虚华。
第二，大气做人，就应该向“江海“、“圣人”学习。为什么呢？老子说，江海之所以能成为一切大小河流的总汇处（百谷之王），是因为它善于处在下游，所以成为百谷之王；圣人之所以成为天下人心所向，也是因为对民众卑下自处，“谦下”而不高高在上，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把自己的利益放在民众之后，因此天下的人拥护他。不就是因为圣人没有和人争，所以天下没有人能和他相争（“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不与其无争与？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老子·六十六章》）。
老子通过对江海成为百谷之王，圣人成为天下人心所向的观察，得出其根本原因，都是由于“善下”的原故。江海之所以能成为一切大小河流的总汇，是因为它能够接纳、包容一切大小河流的清泉、污泥和腐浊。圣人之所以成为天下人心所向的领导者，是因为他处处事事谦下，以民众的利益为实、为先、为上。
综上所述，所谓大气做人，亦即老子说的“大丈夫”，我们可以将其归纳为：厚道朴实无虚华，胸怀宽广似江海。
法国19世纪文学家雨果曾经说过一句名言：“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是的，有江海胸怀的人，必能宽容一切；有江海胸怀的人，是博大，它能包容人世间的一切喜怒哀乐；宽容是一种思想境界，宽容是厚道朴实无虚华，胸怀宽广似江海的具体体现。人人都有一颗宽容的心，世界就会变得和谐美好！
俗话说得好，宰相肚里能撑船，将军头上可跑马。学江海为“百谷之王”，宽容的胸怀就能包容。与人共事，要肝胆相照，善于接纳所有的人，包括反对过自己的人。让别人发光，实际上是让自己收获更大的热量；给对手一个发展空间，实际上就是激活自己的竞争活力。
学江海为“百谷之王”，宽容的胸怀就能忍让。对于领导、同事的批评，朋友的误解，邻里的飞语，夫妻的反目，兄弟的阋墙，婆媳的失和……等等，进行过多的争辩和反击实不足取，唯有冷静、忍耐、谅解、退让最重要。俗话说得好，退一步海阔天空，进一步悬崖绝壁；让三分风平浪静，争一时人仰马翻。宽容能使紧张的人际关系化干戈为玉帛。忍让，不是怕人，而是胸怀大度的表现！
学江海为“百谷之王”，宽容的胸怀就会多一份谅解。宽容是一种理解、体谅和尊重他人的豁达大度，当同事、朋友、亲人做了错事，应该给他们一个台阶下，一次改正的机会。诚心宽容比责罚更有催人向上的鞭策力。宽容是春风，能把冰雪融化，使冬天很快过去，温暖即将到来。
学江海为“百谷之王”，也是一种智慧、方法和谋略。善下、谦让，表面上、形式上退让，虽然一时吃亏，最终，失去的东西还是会全部回来。学会宽容，就是学会尊重他人；学会宽容，就是学会做人，就是具备“圣人”（领导者、君王）的素质；学会宽容，就是情商高的体现，它是事业成功的基础。“善下”、宽容，能使自己快乐，减少许多痛苦而延年益寿。
历史上有不少伟人胸怀似江海的佳话，也正是这种江海般的大度心怀，既成就了自己的一番事业，又保全了自己一生的安全。
唐朝初期出将入相的军事家李靖，在贞观四年（公元630年）春北击歼灭东突厥的战争中，功居第一。东突厥汗国的灭亡，不仅是消灭了唐朝北部的一个劲旅，而且洗掉了唐高祖在太原起兵时向东突厥汗国称臣的耻辱。李靖凯旋归来后，唐太宗和太上皇李渊特地在皇宫里的凌烟阁上举行欢迎庆功酒宴。但刚过不久，御史大夫肖王禹上奏唐太宗弹劾李靖在这次作战中“破颉利牙帐，御军无法，突厥珍物，掳掠俱尽”。唐太宗虽然下了一道敕书免予弹劾，但是等到李靖入宫晋见时，还是当面对他斥责一顿。李靖忍让为怀，不予争辩。后来，唐太宗悟出自己是上了谗言、打小报告的当，便奖赏给李靖许多绢匹，并对他表示歉意：“以前有人说你的坏话，现在我明白自己上了当，你千万不要把这件事放在心里。”经过这件事后，唐太宗对李靖更加信任，于同年8月正式任命他为尚书右仆射（即宰相）。此时，李靖位高权重，功名显赫，但他“寸禄应知沾有份，一官常惧处非才”（唐·薛逢诗句），更加为人谦逊、善下、沉厚，从不盛气凌人，被唐太宗誉为“一代楷模”。贞观八年（公元634年），李靖因病请求辞去宰相职务，唐太宗便给他特殊的政治待遇，让他在病情稳定后，每两三日到政事堂参加宰相会议。
在老子看来，大气做人，说到底就是比思想境界、文化素养，苏东坡即便在逆境中也是开心的，他说：“我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讨饭乞丐，他们在我眼里都是一样的。”这位大文学家举手投足之间都弥漫着浓浓的道家文化气息和大海般的情怀！“百谷之王”般的心胸肚量在欧阳修那里演变为一种大度和宽容，皇帝要他推荐做丞相，他说：“吕端、司马光、王安石三人合适之。”而这三个人都对欧阳修不怎么友好：吕端认为欧阳修是范仲淹一伙的，在使他贬谪的问题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司马光则在背后大发议论贬低排挤欧阳修；王安石在学术问题上与他的观点存在严重分歧。但欧阳修能从大局出发，从国家的安危出发考虑问题，还是推荐对自己有成见的人当丞相，这就是风度、心胸、肚量！
如前所述，老子认为品德最高尚的人应该像水一样，永远处下，并且处在人们最不愿意去的地方——最脏污的地方。由此推及人类社会的领导者，就应该像水一样能够承担国家遭受的屈辱或灾祸的责任，这才是社稷的主人，这才叫国家的君王（“能受国之垢，是社稷主；能受国之不详，是谓天下王”《老子·七十八章》）。这才符合“天之道“。
历史上许多推功让赏，揽过自责的故事让人传为美谈。唐朝开国元勋李勣，每次谈及战功，他都“推功于下”，每当取得战斗胜利，获得金银财宝战利品时，他都将其分给部属士兵。南宋抗金名将岳飞每当论功行赏时必说：“将士效力，飞功何之有？”明朝大将徐达，“受命而出，成功而旋，不矜不伐……”。
打了胜仗推功于下，固然不易；但如果打了败仗，揽过自责，则更难。公元前119年春，汉名将李广随大将军卫青出兵北击匈奴，参加漠北战役。战前，李广曾向卫青要求领兵打先锋，卫青不允，李广只好率队在东路策应。卫青、霍去病率军各自向北挺进一千多里，后凯旋而归。李广的东路由于没有向导而迷了路，没有如期参加漠北会战。战后，卫青要上书皇帝，报告这次战役的经过，便派长史责令李广的部下来对质受审，追究责任，查清原因。李广挺身而出，为部下揽过自责，他说：“诸校尉无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薄。”（我手下的人没有罪，是我自己迷了路。我现在就亲自到大将军那里受审！）这是何等大气的人品！
诸葛亮因错用马谡而兵失街亭，“自贬三等，以督厥咎”，亦为世人所称道。
大气做人，要以德报怨。
老子认为，一个胸怀大度如江海的人，还要以德报怨。他说：“报德以怨”（《老子·六十三章》），“和大怨必有余怨，安可以为善？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老子·七十九章》）。在老子看来，以德报怨，可以化干戈为玉帛，乃是彻底消除嫌怨之道。如果以怨报怨，必成大怨，乃何时了？以德报怨，就可以不生怨，这就消除了结怨的根源，就是符合天道的，得道多助即天道，天道乃自然规律，这乃“上德”。
老子要求大气做人的人，能够受得住委曲，才能保全自己；经得起冤枉，事理才能得到伸直、纠正和平反（“曲则全，枉则正”《老子·二十二章》）。中国历史上最为典型的事例就是司马迁。大家知道，司马迁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他因为西汉名将之孙李陵战斗失利说了几句同情的话，而遭受“宫刑”的奇耻大辱，几次想过自杀，但为了完成父亲临终前的嘱托，乃倾注毕生精力与才华撰写完成《史记》这部千古名著，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是什么精神力量如此之大鼓舞司马迁呢？
司马迁认为，如何对待委曲、冤枉甚至耻辱，是判断一个人是否勇敢（亦即大气做人）的一个重要标准（耻辱者，勇之决也！）；能够正确对待委曲、冤枉和耻辱，乃真正大丈夫也！乃大勇！大气！属于政治智慧，是战略层次上的“勇敢”；而拔刀相助，只是匹夫之勇，属于战术行动。所以，司马迁能够“隐忍苟活”，是因为《史记》尚未完稿。功名富贵一时留，道德文章千古在。他想到历史上“周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贤圣发悲之所为作也”（《司马迁：报任安书》）。
想到此，司马迁的心态一调整，眼前就是一片光明前景，真是退一步海阔天空，从而信心更足，加倍努力撰写《史记》，这才是真正的大气做人啊！这难道不是“以德报怨”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吗？乃最伟大的“上德”、“大德”也！
以德报怨，反映了一个人“川泽纳污”的江海心胸，是高尚品格的重要体现，这是以礼对待非礼，以仁对待非仁，表现了容人、容事、容天下的肚量，是自信的流露。老子以德报怨的思想，已经深深地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液之中，从古代到现代，中国都有许多生动的史例。
曹操在用人方面有不念旧恶，不计私仇的大量。
比如，袁绍的部下陈琳，在官渡之战前夕，为曹操起草了一篇讨伐曹操的檄文，檄文不仅历数了曹操的种种罪行，还骂了曹操的列祖列宗，人格侮辱、人身攻击的味道很浓。如说曹操的祖父是宦官，父亲曹嵩是领养的，曹操是“赘阉遗丑”，把曹操的家世揭了一个底朝天。在汉代末期，由于宦官操纵朝政，残害士人，名声很坏；汉代又看重门第，领养的而不是嫡出的是为人不齿的；汉代各朝皇帝都强调以孝治天下，骂老祖宗比骂本人在感情上更难接受。因此，像陈琳这样的恶毒攻击，一般人是难于接受的。但是，在官渡之战曹操大败袁绍，陈琳被俘并向曹操赔罪后，曹操不但没有杀陈琳，还任命他为司空军谋祭酒。
再如，宛城之战，张绣杀了曹操的长子曹昂、侄子曹安民和爱将典韦，他本人的右臂也被张绣的流矢射伤。当贾羽劝说张绣来投曹操时，曹操热情欢迎，不仅没有报杀子之仇，而且还同张绣结成了儿女亲家，并拜他为扬武将军。对此，《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在《魏书·武帝纪》评语中说：曹操用人“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这说明，曹操在用人问题上，能克制感情，不计较个人恩怨，而且还要以德报怨，他不愧为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战略家和军事家。
陈景润为打过他的人写出国推荐信，也是以德报怨的善举。
陈景润是一个著名的数学家，他在研究世界数学难题“哥德巴赫猜想”中，走在世界的前列，同时他也是一位心地善良的科学家。“文革”中，有一个人凶残地打过他，还烧毁了他耗费十几年心血计算出来的几麻袋数学手稿。悲愤交加的陈景润绝望地从四层楼上跳下来，万幸没有发生生命危险，那个打他的人竟挖苦地说：陈景润不愧是研究数学的，连跳楼都能算好角度。对这样一个品质恶劣的人，陈景润不计较个人恩怨，在20世纪80年代初，还为此人出国写了推荐信。陈景润认为，在那动乱的年代里，一个人的疯狂是可以原谅的，而对在新时期想要追求科学的人是一定要帮助的，陈景润是在以德报怨，折射出他胸怀如江海的大度和克己忍让，厚道善良，充满爱心的高尚人格风范。
如上所述，以德报怨，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之一，几千年来一直伴随着中华文明的发展而光耀人类。仅以抗日战争为例，1931—1945年的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占大半个中国领土，肆无忌惮地在中国烧、杀、抢、掠，特别是1937年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后的6个星期中，屠杀被俘中国军民34万多人，发生强奸事件2万多起，抢掠器具30.9万余件、金银首饰1.42万两、古本书籍14.86万册、古字画2.84万件，等等，据不完全统计，其价值达2.46亿元。侵华日军在全国各地制造累累惨案，进行“三光作战”和无差别轰炸，公开违反国际法在中国实施惨无人道的生物武器实验和细菌战、化学战，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在人类文明史上写下了的极其野蛮、残忍、黑暗的一页。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以上，财产损失5000多亿美元。自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日本是杀害中国人最多的国家，沙皇俄国是侵占中国领土最多的国家。
抗日战争胜利后，投降的日军、日侨310多万人成为日俘，中国国民政府采取“以德报怨”的政策，给每一个日俘准备好返程的全部给养，并多备一天的粮食，以备意外之需，还发给他们一定数量的日元。1945年11月中旬，第一艘遣送日俘船从塘沽启航，前后7个多月的时间，就把全部日俘安全顺利地遣送回到日本。在14年中，中国人民受尽了日军的暴行，但对日本战俘、日侨却始终没有加害、报复的行为。
应当指出，中国国民政府的“以德报怨”政策，对化解战后两国的民族矛盾是有积极作用的，它符合中华民族和为贵、宽容，与人为善，包容天下的宽广胸怀和人道主义的国际准则。但是，对于一个以发动侵略战争起家的军国主义日本过于宽大，却失去了惩恶扬善、伸张正义的作用。宽大政策应有一定的底线，无原则的一味宽大，就是对敌人的纵容、姑息。1907年海牙国际公约规定：交战国之战胜国可以利用战俘劳动力，根据其能力进行生产恢复。作为战胜国，中国完全可以羁留日本战犯修复被其破坏了的道路、桥梁、工厂，进行生产劳动，然而，日本战犯却没有受到这样轻微的处置。中国国民政府的这一做法，使包括日本战犯在内的几乎所有国家感到意外。这也是战后至今，日本右翼势力否认侵略历史，并不领中国“以德报怨”之情的重要原因之一。
日本政治评论家本泽二认为：“所谓的‘以德报怨’其实是一种政治的判断罢了”。东京大学教授卫藤潘吉评论说：蒋介石这种“以德报怨”政策的真正目的，是在于牵制苏联和中共，所谓施惠于日本，其实是另有深远的战略转移打算。可谓一语中的，切中要害。说穿了，蒋介石把遣返日本战俘当作一种战略筹码应用于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与共产党的国内政治斗争。可以说，这一做法，实际上是违背了国际公约和人类正义原则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从着眼于发展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出发，坚持教育从严，刑事判罚从宽的原则，对在押的1062名日本战犯进行了法律的审判，根据不同战犯的罪行，分别给予判处12至20年的有期徒刑。1956年6~8月，最高人民检验院先后分3批对在押的罪行较轻，悔罪表现较好的日本战犯，宣布从宽处理，免于起诉，即行释放。在中国获释的日本战犯，后来成为推动中日友好的民间使者，中国对日本战犯的成功改造和妥善处理，受到了世界舆论的广泛称赞。
老子说，合抱的大树从细小的萌芽生出，九层的高台从一小筐土垒起，千里的远行从迈步开始。在这里，老子形象地说明了大小这对矛盾的量变质变关系，即一切大的东西无不从细小的东西发展而来。在认识论上，无疑充满对立统一，相反相成的唯物辩证法思维，它隐含着由量变到质变飞跃的法则。因此，老子提倡人们在处理问题时要防患于未然，治之于未乱。稳定的事物容易保持，未露出苗头的问题容易设法解决，脆弱的东西容易击破，细微的事物容易消散（“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泮，其微易散”《老子·六十四章》）。
《韩非子·喻老篇》中说，“千丈之堤溃于蝼蚁之穴，百尺之室焚于突隙之烟。”故应及时塞其穴，涂其隙，以防水难、火患。此皆经慎易以避难。
如何才能做到这样呢？老子认为，关键要认识事物由小到大、从简到巨的发展规律。而且，要始终如一，慎终如始，这样就没有办不成的事。我们看到，有些事情之所以往往快要到成功的时候反而失败了，就是没有谨慎始终如一，刚开始时都很认真，到后来就马虎大意（“民之从事，恒于几成而败之。故曰：慎终如始，则无败事”《老子·六十四章》）。
相反相成，对立统一。根据一切大的东西无不从细小的东西发展而来的规律，老子认为，干大事要从细微的小事做起，行千里要踏踏实实迈好每一步。因为，天下的困难必定酝酿于简易，天下的大事必定发生于细微（“大小，多少。困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老子·六十三章》）。
荀子继承了老子关于大小、多少、难易等朴素辩证法认识论思想，他在《劝学》篇中说：“积土成山”、“积水成渊”、“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荀子还教人要像蚯蚓那样“用心一也”，虽然“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但也要“上食埃土，下饮黄泉”。荀子最后得出结论：“锲而不舍，金石可镂”。他告诉人们，学习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积累过程，必须由小到大、从简单到复杂；先易后难，先小后大，并且要目标始终如一。这样，就能成就事业，达到彼岸的目标。
从上可知，老子和荀子关于学习践行的观点，是非常重视实践经验的，它反映了人类学习知识的一般性基本规律，既是他们自己学习经验的总结概括，也为后来者成就事业所证明，已成为中华文化传统的重要历史遗产之一。
要建筑高楼大厦，需从一砖一瓦垒起；要远行万里，必须踏实迈好每一步。古今中外的历史、文化、科学名著，之所以立意高远，博大精深，搜罗丰富，决非作者的朝夕之功，而是日积月累，终其一生艰辛劳动的结晶。
我国明朝的李时珍（1518—1593），是世界级水平的伟大药学家，他的名著《本草纲目》，记载药物1892种，附方11096则例，先后被译成英、法、俄、德、日、拉丁等十余种文字，成为国际一致推崇和引用的主要药典。这部巨著不仅对医药，而且对生物、矿物和化学也作出了重要贡献。李时珍之所以取得如此重要成就，一是他崇高的为人民群众服务的使命感，他治学严谨，一丝不苟，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先后到河南、江西、江苏、安徽等地，广泛收集标本与药材，还亲自品尝药材的味道以证实其药性。二是批判地总结吸收了前人的成果，“搜罗百氏”，旁征博引，研究参考800多家药典，用了27年的时间，三次改写，才最后成书。
曹雪芹的《红楼梦》“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他“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48岁时在贫困潦倒中病逝于北京香山西侧陋屋中，真可谓如他自己所嘲：“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不管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任何一项重大的科研成果，无一不是付出艰苦劳动甚至毕生精力才取得成功的，即使有天才，勤奋也必不可少。从某种意义上说，天才则表现为毅力。毅力表现为不怕困难、挫折，能够在一个研究方向上（或一个问题上）长期坚持，直至取得成功为止。这就是所谓“锲而不舍，金石可镂”。马克思说，他能创立剩余价值学说，前后坚持40余年时间完成三卷本的《资本论》，关键是“目标始终如一”。法国生物学家巴斯德说：“告诉你使我达到目标的奥秘吧！我唯一的力量就是我的坚持精神。”
可以说，一切名著的问世，都是勤奋加毅力的产物。司马迁编撰《史记》第7年时，为李陵辩护遭受“宫刑”的奇耻大辱，如果没有顽强毅力的支撑，半途放弃，就不可能完成这部历史巨著。有人问鲁迅：你为什么在文学方面有那么多的成就，是否有天才？鲁迅回答说：“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工夫都用在工作上。”鲁迅的勤奋是非常惊人的。大家都知道他创作了大量小说、杂文、诗歌等，但却未必知道他还勤奋地抄写许多书。如，1913年3月5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夜大风。写《谢承后汉书》始。”同月27日又记下：“……夜风。写《谢承后汉书》毕，共六卷，约十余万字。”可见，在这个月的22天的时间内，鲁迅除了白天工作外，还每夜抄写古书约5000字左右，直至把这部古书抄完为止。他形容自己写作时：“头眩手战，似神经又病矣。”这无疑是超负荷的、折寿性质的艰辛劳动。
达尔文之所以在生物学领域取得划时代的成就，是因为他能经受27年的资料积累和分析、研究、写作的艰辛。从1831年踏上军舰作航行考察时开始，达尔文就孜孜不倦地搜集各种动物和地质标本，挖掘古生物化石，研究生物遗骸，观察荒岛上许多生物的习性。用27年的时间终于发表《物种起源》，恩格斯称赞它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
涓涓不息，将成江河。目标始终如一，长期地专注于一个方向或一个课题的研究，日积月累，必然产生由量变到质变的飞跃，成功的到来就在眼前！这就是老子“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一名言，对我们的有益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