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活在世上，如何对待功名利禄？或者说如何认识和对待权欲？物欲？名誉地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是专为自己升官而不择手段，还是为广大民众谋福利？我们读一读老子充满朴素辩证法的慧语，体味一下他对人生修养和处世的见解，觉得他的许多话语，句句启迪心灵，不时在敲打警示，使人醉之复醒，感到好像在痛饮千年陈酿，愈久愈香。做人，是一个古老常新的话题，反映了一个人的价值观、人生观。老子认为，注重“道”的修养是做人的根本（“我欲独异于人，而贵食母”《老子·二十章》）。
老子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产物，所以，要顺其自然地“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老子·八十章》），他不主张去欲、无欲、绝欲。但是，对于自然之外的人为欲望，即人们常说的身外之物，如声色犬马、财物名利之欲，就必须减少到最低程度，根绝了私欲就可以得到安静（“不欲以静”《老子·三十七章》）的地步。“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老子·四十四章》）。老子提出，名誉与生命，哪一个重要？生命与财富，哪一个珍贵？得到与失去，哪一个更有害？过分的吝啬必定会付出更大的耗费；聚财过多（过多的收藏）而不施以济众，必会引起众怨，最终会招致更惨重的后患和损失。所以，知道满足就不会受到屈辱，知道适而可止，就不会遭到危险。这样，就可以长久平安。
因而，老子高度概括了人与财物名利的辩证关系：“罪莫大于多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老子·四十六章》）。这就是说，罪恶没有比贪得无厌更大，祸患没有比不知道满足更大，灾殃没有比掠夺侵略更惨。所以，知道满足的富足平衡心理，是永远的富足。
古往今来，多少贪夫殉财，常常由贪得无厌，不知足，不知止，而栽进了罪恶的泥潭。清朝的和珅就是典型一例。和珅少时即在銮仪卫当差，19岁承袭三等轻车都尉。由于他巧言佞色，曲意奉承，又办事利落，幸得乾隆帝欢心，官职屡升，充户部尚书、四库全书馆正裁、兵部尚书，后为军机大臣，其子丰绅殷德与和孝公主结婚。和珅位高权重，他借乾隆之名作威作福，凡是对他有意见者则设法诬陷之，而且贪心无限，所以给他送礼者无数。他安排乾隆帝游江南，沿途借机捞取金银珠宝以饱私囊；又奉旨去云南，将不送贿赂的云南总督参奏革职；对于陕西抚台送来的20万银两，和珅连正眼也不看便吩咐家人收下；南方各省和海外各国送事的珍宝礼品，和珅总是设法占为己有。嘉庆四年（1799）正月，乾隆帝去逝，嘉庆帝根据给事中王念孙的揭发，逮捕了和珅，查明他执政20余年结党营私，贪污受贿，后诏令和珅自尽，宣布和珅20大罪。查抄清单如下：
……房屋2000余间，田地8000余顷，银号10处、本银60万两，当铺10处、本银80万银，金库内赤金5.8万两，银库内银元宝895.5万多个。其它珠宝、绸缎、人参所藏无数。据不完全统计，和珅家产为8万万两，超过当时朝廷十年财政收入的总和。难怪，嘉庆皇帝即位抄了和珅的家后，民间流传“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笑谈。
再说现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物欲横流，特别是对一些处于“一把手”位置的领导干部来说，由于目前体制方面的缺陷，对领导干部缺乏监督机制，导致某些领导干部滥用权力，把权力当作为个人、家庭和小集团牟取利益的手段，最后私欲膨胀，贪污受贿，成为阶下囚。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青、广西自治区主席成克杰、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原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等不少省部级领导堕落为腐败分子，相继落网。
陈良宇是改革开放以来，继原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之后，第二位因腐败犯罪被司法审判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2007年7月2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了中央纪委《关于陈良宇严重违纪问题的审查报告》，并作出决定：给予陈良宇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对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启幕于2006年的上海社保风暴，波及上海政要、国企高管、民营富豪近30人。经历了近两年的侦查和审理，于2008年3月25日开庭审理陈良宇，公诉方指控陈犯有三宗罪：
1．陈良宇受贿239万余元。（1）陈良宇任黄浦区区长，进行旧城改造时，接受港商杨崧才5次行贿共23万港元、10万人民币。（2）陈良宇同意妻子黄毅玲在邱长清任经理的上海MWB的互感器厂挂名，并不实际工作却获取薪酬，从1996～2006年间，邱长清共支付黄毅玲“工资”43万余元。（3）陈良宇要求申花集团原董事长郁知非安排儿子陈维力在上海申花足球俱乐部挂名副总经理，获取薪酬35.2万余元。（4）陈良宇同意上海新黄浦集团总裁吴明烈为其父换房，新旧房差价93万余元。此外，陈良宇家人接受吴明烈的安排出国旅游支出34.2万元。
2．滥用职权，直接参与上海社保案。第一，陈良宇在上海路桥转让过程中，违反有关重大事项集体决策的规定，以国有资财损失3.21亿元为代价，造成国有股权低价出让给不法商人张荣坤，而张荣坤以现金10.15亿元加承债21.92亿元，接受沪杭高速公路上海段路权，其资金来源之一就是上海社保资金。第二，2004年12月陈良宇违规批准上海社保局投资10亿元给香港华闻控股，而陈良宇的儿子陈维力（33岁）则挂名华闻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从中领取年薪100万元。在陈良宇的授意下，上海300余亿元的社保资金违规使用，200余亿元流向房地产。这是陈良宇主持下的上海市政府顶风作浪逆中央调控政策而行，以社保资金向地产业注资，这也是他一朝倾覆的直接原因。
3．道德败坏，利用职权玩弄女性，搞权色交易。陈良宇1946年10月出生于上海，1963年8月至1968年8月在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建筑系结构专业学习。1970年9月，陈良宇回到上海，在上海彭浦机器厂工作。1983年担任上海彭浦机器厂副厂长，1986年任上海市委老干部局局长，1987年调任黄浦良区区长。20世纪90年代，陈良宇大力引进外资，亲自策划实施了包括十里外滩在内的黄浦区旧城改造。1992年12月，陈良宇升任上海市委副书记。从1991年初至2006年案发前，陈良宇先后与两名女性长期保持不正当的性关系，致其中1人3次怀孕，并要求对方做人工流产。在此期间，陈良宇还与其他多名女性发生不正当的性关系，利用职权为这些女性及其家人安排工作或获取利益提供帮助等。陈良宇的弟弟陈良军、儿子陈维力也相继涉案被查。
另据2008年10月23日《文摘报》载，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受贿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刘志华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刘志华在1999～2006年担任北京市副市长的7年间，利用其副市长和奥运场馆工程设施建设总指挥的便利，为他人牟取土地开发、房地产销售许可等方面的利益，共受贿约700余万元人民币。
与此同时，刘志华的情妇经营建筑工程公司的王建瑞也因同样的罪名受到起诉。在刘志华的帮助下，王建瑞曾揽得国家网球中心、曲棍球场及射箭赛场等奥运工程，并为王建瑞从北京市天创房地产公司索要了位于复兴门北大街11号楼808室住房一套，价值52.1万元。
陈良宇、刘志华等沦为阶下囚，不是印证了老子“罪莫大于多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的告诫吗！
一个人如何避免成为金钱财富的俘虏？或深陷其泥潭而不能自拔，甚至为了金钱而丢了性命。老子认为，应该保持平凡，坚持朴实；减少私念，降低欲望。
在物欲横流，灯红酒绿的大千世界，如果不能保持一种平凡朴实的心态，其思想和精神世界就必然会偏离正轨。庄子说得好：“其嗜欲深者，其天机浅也”。寥寥数语，道出了欲望与一个人的精神世界，乃至与其人生观的关系。
为什么要“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呢？老子认为，缤纷的物欲世界使人目盲，糜糜的音乐使人思想麻木，鲜美的滋味使人每天想念，纵马打猎行乐使人心性浮躁发狂，稀有难得的货物使人行为不轨（《老子·十二章》“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
庄子也认为，那些贪财、追名、迷权者，整日战栗不安，悲苦不堪，还无休止的追求，这算是被大自然所刑戮的人。“以富为是者，不能让禄；以显为是者，不能让名；亲权者，不能与人柄。操之则栗，舍之则悲，而一无所监，以门规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庄子·天运》）这是说，把贪图钱财看作是正确的人，不会让人利禄；把追求显赫看作是正确的人，不会让人名声；迷恋权势的人，不会授人一点小权力。掌握了利禄、名声和权势，以唯恐丧失而整日战栗不安，而放弃它们又悲苦不堪，舍不得，心中一点鉴别力也没有，还在无休止的追逐。最终，利禄、名声和权势将会变成工具而杀戮了自己。
所以，老子提倡，“圣人”不要多积蓄，自己的财富要用来济众，完全为人民；给予别人越多，自己越感富足充裕。按天道行事，就是利于万物而不为害；按圣人之道行事，就是只施济于民众，而不与相争夺（“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老子·八十一章》）。
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名人要人的清正廉明美德，值得后人学习，它是中华民族精神优良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该发扬光大。
著名史学家司马光（1019—1086）进士出身，官至御史中丞、尚书左仆射，除主编历史巨著《资治通鉴》（294卷，300余万字）名世千古外，还以勤奋工作，生活简朴而传为美谈。他为了实现著书立说以资治国借鉴，近20年不分日夜，废寝忘食，经常抱病工作。朋友劝他说“宜少节烦劳”。他回答说：“死生命也”。这种置生死于度外的精神，使《资治通鉴》的主要助手范祖禹、刘恕和司马康等深受感动。司马光生活节俭纯朴，“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从不购买并穿戴华贵衣服以摆阔。
为了教育培养儿子崇尚俭约的美德，司马光以家书的体裁写了一篇论俭约的文章。其主要内容是：
1．不满侈靡陋习。他说，孔子说过，历史上凡是俭约者而犯错误的人很少见，“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论语·里仁》）。古人以俭约为美德，今人以俭约而遭到讥笑，实在是要不得。
2．提倡节俭是美德。司马光赞扬了宋真宗、仁宗时张文节、鲁宗道等官员的俭约作风。并认为，张文节“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这句话，是至理名言，乃“大贤之深谋远虑，岂庸人所及哉”！接着，他援用春秋时鲁国大夫御孙说的话：“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然后，司马光论述了俭约和道德的关系。他说：“言有德者皆由俭来也。夫俭则寡欲。君子寡欲则不役于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则能谨身节用，远罪丰家”。反之，“侈则多欲。君子多欲则贪慕富贵，枉道速祸；小人多欲则多求妄用，败家丧身”。
3．切戒奢侈以齐家。司马光为了提醒儿子，警惕奢侈的祸害，详细列举历史上的史事以为戒。他说：西晋时何曾“日食万钱，至孙以骄溢倾家”。石崇“以奢靡夸人，卒以此死东市”。近世寇准生活豪侈冠于一时，“子孙习其家风，今多穷困”。因此，历史上有“富不过三代”之说。司马光文中“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两句话，已经成为人们传诵的名言。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历任校书郎、著作郎兼任侍讲，也以博通古今和为人廉洁而称誉于世。
这里，我要着重讲一下石崇“以奢靡夸人，卒以此死东市”的故事。司马光以石崇的史实来提醒儿子，是有其典型意义的。石崇出生在山东青州，他从小机敏聪明，爱读书学习，勇敢而又有谋略。因为他是功臣石苞的儿子，20多岁时做修武县令、城阳太守。因伐吴国有功，被封为安阳侯。后迁至太仆，出京做征虏将军、假持符节、监守徐州诸处军事镇守下邳。可谓是一个地区的最高军事长官。
石崇这个人聪颖，有悟性、才气，能办事，但品德低下，贪污、受贿、吃喝、嫖赌、抢掠，五毒俱全。他在出任荆州刺史时，劫掠客商，积财无数。据史书记载，石崇的财产丰饶山积，居室屋宇宏伟富丽。他的后房的姬妾就有数百人，个个穿着都是丝绸绣花的拖地长裙，戴的都是黄金翡翠等珠宝耳环首饰。他家的丝竹管弦乐队选尽了当时的名家，一日三餐都是山珍海味。
石崇有一个与皇亲贵戚王恺、羊琇等人“争豪斗富”的辟好。他经常与王恺等人以生活的奢侈、靡费比高低。王恺用蜂蜜涮锅，石崇就用蜡烛当柴烧；王恺用紫色的丝绸布做了40里长的步障，石崇就用锦缎做50里的步障与他匹敌；王恺用红色脂玉石末做涂料，石崇就用香料椒末涂抹屋内墙壁。
有一个情况特别有意思：在他俩斗富时，晋武帝却每每暗中帮助王恺。有一次，晋武帝把一株高2尺多、枝干茂密，世间罕有的珊瑚树赐给王恺，王恺则把它拿出来给石崇夸示。石崇二话没说，抡起铁锤就把这棵珊瑚树砸得粉碎。王恺既为这棵珊瑚树砸得粉碎而惋惜，更认为是石崇看见他的宝物而嫉妒，于是两人声色俱厉地大吵。石崇却满不在乎地说：“这事值得你发那么大的火吗？现在我就赔你。”说罢，就让仆人把家里的珊瑚宝树全都搬过来，其中三四尺高的就有六七株，株株枝干都超群绝俗，光彩夺目。王恺一看见，立刻木然如痴，自愧不如，但从此则结下了对石崇的嫉恨，同时也引起晋武帝（司马炎236—290）的不满。贪财、斗富，石崇为自己埋下了杀身之祸。
后来，赵王司马伦（晋武帝的叔父）专权，看上了石崇家里的一位名叫绿珠的歌妓，而绿珠恰恰是石崇最宠爱的年轻漂亮女人。因为，绿珠容貌奇美，姿色绝艳，善于吹竹笛，人见人爱。这完全是司马伦故意找石崇的岔，起因是石崇的外甥欧阳建与司马伦有仇。第一次，司马伦派心腹宠臣孙秀向石崇索要绿珠，当时，石崇正在自己的别墅“金谷园”里的高台上与绿珠玩耍享乐。孙秀的使者把来的意思告诉了石崇，石崇把他的侍妾、婢女数十人都叫出来让使者看，个个都体态蕴兰幽香，身披丝绸缎罗，漂亮极了。石崇大声说：“这些人你任意挑选吧！”使者回答说：“君侯，你所拥有的侍妾要说美丽，确实个个都很美丽，然而，我来时接受的命令是指名要索取绿珠的。不知道她们中谁是？”石崇听罢勃然大怒道：“绿珠是我最喜爱的人，你是不能得到的。”使者劝说：“君侯，你是一个博古通今、察远照近的明白人，希望你对此再加三思。”石崇干脆说：“不用了！”使者只好无奈地出园回报孙秀。
孙秀闻报大怒，于是便与司马伦合谋以“谋反”罪，假传皇帝诏令，逮捕了石崇。石崇临上囚车时哀叹说：“这帮奴才设计害我，还不就是为了图谋我的家财！”负责逮捕他的官员说：“早知道家财会给你招致灾害，你为何不早早散尽它们呢？”石崇听后无言以对。石崇被杀时年仅52岁，连同他的母亲、兄长、妻室、子女共15人全部被杀害。有关部门在查抄石崇家产时发现，在册的水磨房有3011处，奴仆800多人，其它的珍宝财物、田产房宅不计其数。
石崇因贪财而丧命的教训，印证了老子“罪莫大于多欲，祸莫大于不知足”这句话的因果关系，和“少私寡欲”的正确性。无数事实说明，一个人的私念越少、欲望越低，就愈能朴实俭约，看淡一切金钱名利，内心世界就能平静似水，精神境界就越高尚。这正如诸葛亮在《诫子书》中所言：“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孙中山（1866—1925）是民主革命的先驱，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他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自由，奔走呼号，艰苦卓绝地奋斗了40余年，功勋昭著。但他一生廉洁奉公，清正耿介，从未追求过高薪厚禄，从未给自己和亲属置办过任何家产，私谋过任何特权，真正实现并承诺了“天下为公”的誓言。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由于胡汉民（广东都督）要随孙中山北上南京供职，广东都督的职位空缺。当时不少广东绅商、百姓联名举荐孙中山的大哥孙眉出任此职，并要求孙中山委任。
孙眉多年来一直扶持其弟弟的革命活动，数次捐献巨款支持起义，为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出任广东都督一职，也无可厚非。但孙中山得知后，立即致书广东各界团体予以劝阻；同时又致函其兄道：“粤中有人议举兄为都督，弟以为政治非兄所熟悉，兄质直过人，一入政界，将有相欺以其方者。未登舞台，则众人属望，稍有失策，怨也随生。为大局计，兄宜专就所长，专任一事，如安置民军，办理实业之类，而不必当此大任。且闻有欲用强力肋力他人以举兄者，以此造因，必无良果，尤不可避也。”孙眉听从孙中山的劝告，没有出任广东都督一职。
1925年2月24日，孙中山病危时留下一份《家事遗嘱》：“余因尽瘁，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3月11日，孙中山在遗嘱上签字，第二天便溘然长逝。孙中山留下的遗产只有生前的一些衣物、2000余册书籍，以及华侨为他捐资购买的一所住宅，仅此而已。因而，后人评说：中华民国的缔造者，实际上是“没有存贮私产的平民”。
孰人无欲望？只要是人，渴要饮，饥要食，繁衍需要性。但是，人不能有太多或过度的欲望。过之，必然会失去理智而妄为，偏离正途。老子叫人保持恬淡、虚静的心境，就是不要使人走向罪恶的泥潭。为官者尤应引以为鉴，一个时期的社会风气恶化，道德沦丧，主要源于掌握公共权力者，特别是高层领导者。他们地位高，权力大，影响面广，好与坏，都影响非常大。古人说，上梁不正下梁歪。据不完全统计，2007年，因贪污受贿等问题而被立案审查的中国公务员超过4万人，包括地方省市负责人在内，部长级官员有6人，中央和地方的局级干部有167人。与土地开发、房地产建设相关的贪污受贿案件尤其多，很多贪官都有多名情妇，没有情妇的贪官几乎没有。
“不欲以静，天下自正”（老子·三十七章）。这就是说，当官的根绝了私欲，社会就自然会风气良好。“不欲以静，天下自正”八个字，老子精辟地道出了为官者节制个人欲望的社会意义。因此，如何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是摆在每一位领导干部面前的一个严肃课题和长期任务。
周恩来，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奉公的光辉榜样。据周秉德在《我的伯父周恩来》一书中谈到，她的爸爸周恩寿最大的遗憾之一，就是在有生之年没有能够回江苏淮安老家看看，而其原因就是“伯伯在时，伯伯不准”。
周恩寿曾不止一次地向周恩来提出想回老家看看的要求。有一回，周恩寿被周恩来叫到中南海西花厅观赏盛开的海棠花，周恩寿乘着周恩来兴致很高的机会委婉地说：“哥哥，听尔辉来信说驸马巷老家的房子太破旧，尤其是你住过的房子，再不修就要倒塌了。淮安县委已经说了，要帮着把房子修葺一次，先把住在里面的几户人搬出来。要不要我回去一次，看看怎么修？”
周恩来随即明确回答说：“不用了。淮安县委来人，我已经给他们讲过了。院里的住户不需搬迁，我们的房子，尤其是我住过的房子，要塌就让它塌掉，塌平了最好，不许翻盖维修，更不允许搞什么纪念馆组织群众参观。我平生最恨的就是封建主义的那一套：衣锦还乡、光宗耀祖。只要活着，就不许搞。”
周恩寿说：“你是总理，你回去有光宗耀祖之嫌，我平民百姓一个，难道也不能回去看看吗？”
周恩来没有退让：“不能，就因为你是周恩来的弟弟！你想想，如果你回去，县委能不派人接待你、陪同你吗？明摆着要给地方的同志增加负担，添麻烦的事，你又何必去做呢？”
韩素英在其所著的《周恩来与他的世纪》一书中认为：“周恩来没有回淮安，因为他明白，他如果回去，他的各门亲戚马上会得到地方官员青睐和特殊照顾……这是难于避免的。”“尽管他在那里的童年生活并不愉快，但是他并不怨恨那里的房屋，也不讨厌淮安。他只是不想让他家获得任何特权。”
周恩来廉洁、自律、奉公的故事还有许多许多……值得我们去学习、效仿！如果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都能像周恩来那样，那么，整个社会风气就会像老子说得那样“天下自正”，政治腐败现象也就难于生存。
“红尘一下拘名利，不听山间午夜钟。”“如何独得百丈索，直上高峰抛俗羁。”唐、宋以降，很多士大夫对老子的清心寡欲理论表示赞赏，应该说，这是老子的这一理论充满了生活的辩证法使然。《容斋随笔》中说：“士之处世，视富贵利禄当如优伶之为参军。盖谓上场有下场时也。老去、病去、降职去、升迁去，终有一去”。清代学者汪辉祖解释这段话时说：士人立身处世，对于富贵利禄应该看得淡薄一点，得到一官半职，只当是唱戏的演员在戏台上扮演参军一样。有上台的时候，也有下台的时候。因衰老离职因疾病离职，因降职罢黜离职，因升迁离职，不管怎样，终归是要离职的。
“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是老子从“圣人”即德才兼备最优秀的领导人、名士的人格高度，提出的理想人格的要求。官也罢，民亦罢，完美的气节、人格，是绝大多数人追求的目标，也是人生的一大要事。淡泊明志，肥甘丧节，这是被无数史实所证明了的真理。一个人的志向要在物欲面前经受考验，而一个人的节操则会从贪图享乐中丧失。生活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老子认为，功成身退，是修身养生的一条重要规律。他说，一个人如果追求不止而想事事圆满，万事如意，不如适而可止，见好就收。磨砺不止而使之锋利无比，很难保持长久。金玉满堂堆积如山一屋子，谁能把它守住？既宝贵又骄傲，这一定会给自己招来灾祸。功业完成随即引身告退，才符合自然规律（“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宝贵而骄，自遗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老子·九章》）。
持，意谓握。《说文》：“持，握也。”“功遂身退，天之道。”《文子·上德篇》云：“狡兔得而猎犬烹，高鸟尽而良弓藏，功成名遂身退，天道然也。”功成名就而还不告退，乃有杀身之险祸，更谈不上长寿了。功遂与功成，意为同一。
老子在这章里论述自保的方法，重在养生，强调要遵循大自然四季交替、周而复始的规律。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实际上是讲如何认识和掌握盈与亏之间的度的问题，充满辩证法思想，它具有重要的哲学意义。《十五章》说，遵循“道”的人永远不敢自满，也不追求满盈，正因为不追求满盈，所以能够除旧更新，获得新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唯不盈，故以能蔽新成”）。贪图官位利禄，永不满足，永不停止，就会遗害无穷。因为“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三十章》）；“兵强则灭，木强则折”（《七十六章》）。
富贵不傲，低调做人做事，功成身退，是对待满、盈的辩证科学态度，是符合天道的，顺应自然规律的。反之，则会“自遗其咎”。盈与亏，是会互相转化的，追求过分的满盈，最终必然会亏，过满必溢。什么事情都不能要求十全十美，万事如意只是人们的美好愿望而已，做十件事，有七八件事满意就相当不错了。过分地追求圆满，反而会丧夫原来所能得到的东西。君不见，许多大男大女单身终身，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人的思想方法存在很大的片面性，对异性要求十全十美，高不成，低不就。功名利禄，事业爱情，有一点不完美，留一点遗憾，这才是天道啊！“治人事天，莫若啬”（《五十九章》）。
功成身退，从哲学角度讲，就是掌握一个度的问题。人处在上升阶段，或事业顺利，就要防备将来可能发生的种种不利，及早离开政治斗争漩涡。故人云：“谢世当谢于正盛之时，居身宜居于独后之地”。一个人要想退隐家园不再过问政治，应该在你事业的颠峰阶段急流勇退，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你的英名长留，只有这样才能做到修养心性的实效，政治上既安全，身心上又健康。
春秋末期的政治家、军事家、越国大夫范蠡功成身退，弃官经商，成为一方富贾，过着隐居自由幸福的生活，为后人所羡慕。在越国为吴国所败时，他曾跟随越王勾践发愤图强，于公元前473年灭亡吴国，越国一时成为中原诸侯的一霸。当勾践在姑苏城吴王宫召开庆功宴时，范蠡却带着倾国倾城的美人西施隐居起来了。为了免遭杀身之祸，安乐而终，范蠡离开越王勾践时，故意制造出自杀的假象。
当勾践派人接受范蠡的军队时，发觉范蠡把自己的外衣扔在太湖旁边，并在衣兜里留给他一封信，其大意说：今天大王消灭了吴国，当上了霸主，我的本分总算尽到了。可是还有两个人留着对大王没有好处，一个是西施，她迷惑了夫差，弄得吴国灭亡了，如果留着她，也许能迷惑大王，因此，我把她带去了；另一个就是我范蠡，他帮助大王消灭了吴国，留着他，他有可能扩大自己的势力，因此，我把他也带去了。勾践看完这封信后猜想范蠡杀了西施之后，自己也自杀了。勾践这才放心。其实，范蠡并没有自杀，而是带着西施和一些珠玉财宝，弃官经商，改名更姓，跑到齐国去了，后来又搬到当时人口众多，交通便利，买卖发达的大城镇定陶，即后来成为百万富商的陶朱公。相反，范蠡的好友文种，因为没有听从范蠡的劝说，及时离开越王，最后，越王竟对他疑心重重，逼文种自杀了。文种临死前夕，还对天长叹，后悔痛惜自己没有听范蠡的话，而落得一个“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灭，谋臣亡”的可悲下场。张良、刘伯温等都曾先后自请辞退，回归故里，或专心修道养心，或饮酒吟诗，以保全终身。
功成身退，还能体现出领导者的坦荡心怀和崇高的道德风范，是避免晚年犯错误的一个重要制度方法。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在美国独立战争胜利后，主动辞去大陆军总司令职务，坚决拒绝当时一些阶层和集团要华盛顿效仿英国政体——君主制，“登基”做美利坚合众国的“国王”的请求，不当国王当农夫，回到蒙特维尔农庄当他的种植主，“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的绿荫下享受宁静的生活”。嗣后，即在他连任两届美国总统之后，华盛顿又主动辞去总统职务，不搞终身制。这为美国在建国如此短的时间里，能够迅速成为世界强国奠定了制度上的活力基础。任职与辞职，功成而身退，对华盛顿来说，不包含任何个人的私利目的，他完全是为国为民，这正如他愤怒地拒绝当君主制国王时所书：“让我恳求你们，如果你们对你们的国家还有一丝尊敬之情，如果你们还为你们自己和你们的子孙后代着想，或者你们还尊重我的话，那么就从你们的头脑中彻底清除这种念头。我认为，这个念头包藏着可能降临我国的巨大灾难！”
“非洲贤人”尼雷尔的功成身退，主动让权，赢得世人高度好评。坦桑尼亚前总统尼雷尔在他执政的岁月里，一直保持简朴廉洁的“平民”生活，人们喜欢称他为“马里姆”（教师的意思），与非洲其他国家一些当权者的贪婪和奢侈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尼雷尔又是少数几个自愿下台，把权力让给别人的非洲领导人之一。1985年11月，尼雷尔主动辞去总统职务，让位于副总统。当时，尼雷尔只有63岁，作为非洲独立国家的第一代领导人，他年事并不高，而且他体格健壮，精力充沛，尚能徒步数十里下乡视察。他坚决反对非洲大陆盛行的家族裙带关系，不允许自己的亲属享受任何特权，他的妻子从不参与党政领导活动。尼雷尔的大哥原是酋长，自从废除酋长称号后，就一直在家务农。廉洁奉公，是他遵循的第二个信条，他生活简朴，居住在一幢由政府贷款修建的普通住宅里。他既没有庄园和企业股票，也没有在外国银行的存折，这在非洲大陆国家领导人中是罕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