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是中国文化史上第一部充满朴素辩证法的哲学著作，老子比较全面系统地揭示了事物的对立统一现象，提出了许多矛盾统一的哲学概念和命题。如有无、阴阳、美丑、损益、多少、先后、兴亡、难易、荣辱、生死、厚薄、轻重、智愚、动静、攻守、进退、强弱、善恶、贵贱、奢俭、巧拙、大小、胜败等等。老子的朴素辩证思想，是当时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反映，是老子关心社会、改造社会，进行艰苦理论探讨的思辩结果，这是中华文明理论思维的哲学之花。可以说，老子的哲学思想代表了二千多年前人类文明的理论前沿，站在了世界各国文明的巅峰之上。
老子比较系统地揭示了事物的存在是相互依存的，而不是孤立的，是对立统一的矛盾统一体。他认识到，矛盾的一方必须以另一方的存在和发展为条件。自然界、社会和人类思维中的任何事物和现象，都是作为这样的矛盾统一体而存在的。他说，有和无互相生成转化，难和易相互对立而生成，长和短相互比较而显现，高和下相互依托而存在，音和声相互应和对立而产生和谐，前和后相互接随而有序（《老子·二章》“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老子的这一思想，实际上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包含，互相渗透的对立统一的辩证法思想。
老子说：“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老子·三十章，五十五章》）“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兵强则灭，木强则折。”（《老子·七十六章》）这就是说，事物过于强大就会走向衰败、死亡。老子认为，灾祸里面含依着幸福；幸福里面伏藏着灾祸。这种转化没有一定的规律而言。正常的可能变成怪异，良好的也可能变成恶习。（《老子·五十八章》“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正复为奇，善复为妖。”）这是说，矛盾的转化是事物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而不是向任何别的东西转化。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所谓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就是本来和自己互相依存着的对立面，即和自己内在地联系着的对立面，事物内部矛盾的对立面既互相依存，又互相斗争排斥，互相否定，这充分而深刻地表现了事物对立面双方的内在的同一性，反映了事物的本质。因而，可以说，老子的这一朴素辩证法思想已经触摸到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和本质问题。至此，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老子的哲学思想在二千多年之后仍有强大生命力的关键所在。
由于老子揭示了宇宙万物不是一成不变的，而且都向自身对立面转化的这一对立统一规律。日中则昃，月盈则缺，盈虚消长，是天地运行的自然规律。因此，老子提倡事物要经常处在柔弱的地位，向水一样总是处在下势的位置，这样可以取得事业的成功。因为，上与下、强与弱，是会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变化的。所以，老子主张人应该向水的柔弱品质学习，水看起来非常柔弱，但水可以冲垮击溃一切比它强硬的东西。老子认为：最好的善好像水一样。水善于便利万物而不和万物相争，处于众人所不喜欢的地方，所以接近道。上善之人总是像水那样把自己处于卑下之地，心胸那样沉静深邃，待人那样仁爱相亲，说话那样守信真诚，为政那样有条有理，处事那样无所不能，行动那样善于把握时机。正因为不与人争，所以没有过失，没有担忧。（《老子·八章》“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忧。”）
上善如水，处众人之下而不争，唯无忧，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枪打出头鸟，或者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任何事物过于出众，必将成为众矢之的，使自己处于危险的境地。
下面，我们以邓小平提出的“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绝不当头，有所作为”二十四字方针，作为中国对外处理国际关系的指导原则和战略策略的方针，来说明像水一样处众人之下而不争的好处。20世纪70年代后，中国同美国结成战略关系共同遏制苏联的威胁与扩张，形成了影响全球局势的中美苏大三角关系。这个大三角关系，有利于中国扩大国际活动空间，争取战略回旋余地。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后，中美战略关系的基础不复存在了，中美之间存在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矛盾和对立突显出来了。美国把日益崛起的中国视为其潜在的或未来的战略竟争对手，开始把遏制的矛盾指向中国。1989年6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借口“六·四事件”，对中国采取政治、经济、文化等制裁措施，使中国承受着世界大变动所带来的巨大压力和严峻挑战。
基于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国际动荡局势，国际上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坚持并带领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同西方国家作斗争；国内也有人主张对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发表意见，表明态度。对此，邓小平明确指出，现在国际形势不可预测的因素多得很，矛盾越来越突出。过去两霸争夺世界，现在更复杂，乱得多。他说，“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但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的力量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但在国际问题上无所作为不可能，还是要有所作为……我们谁也不怕，但谁也不得罪，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办事，在原则立场上把握住”（《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3页）。并提出“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绝不当头，有所作为”的二十四字方针。
二十四字方针，是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之交这一特定的国际环境提出来的，是他丰富的外交实践经验和高超的斗争艺术的结晶，也可以说是中国传统历史文化老子思想在新时期的继承和发展，反映了中华民族热爱和平，固守积极防御战略策略的历史传统。
二十四字方针的主旨关键是“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韬光养晦的本意是收敛锋芒，隐蔽才华和意图，待机而动。邓小平所讲的“韬光养晦”是指中国应该专心自己国家经济发展的事，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把中国搞强大起来；在国际事务中少说多干，不当头，不要把世界上的矛盾都集中到中国的身上，中国永远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决不扛社会主义运动中心的旗。“有所作为”，就是强调中国不能消极对待不利于自己的国际环境，而要善于把握形势，利用矛盾，努力扩大自己的战略回旋空间，推动国际战略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但不是到处伸手，四面树敌。
说到底，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都是为了发展和壮大自己创造条件。中国是一个大国，又是一个穷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20世纪末的经济实力（国民生产总值）仅为美国的九分之一，日本的五分之一；主要资源的人均拥有量还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50%；军费投入严重不足，国防力量与发达国家相比，实力悬殊巨大。中国如果不迅速发展，不仅不能在国际舞台发挥作用，而且还不能完全摆脱落后挨打的境地，处处受制于人。只有韬光养晦，少露锋芒，扎扎实实发展经济，才是正确的战略选择。如果不顾客观力量对比的悬殊，像“文化大革命”时期那样以中国作为“社会主义革命中心”四面出击，扛着社会主义大旗，当着第三世界的头，去与国际上的资本主义国家斗，显然是荒唐的。这不仅不能打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制裁，反而会使中国陷入更加被动的地位。
所以，老子说：“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老子·七十三章》）。“万物归焉而不为主，可名于大。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老子·三十四章》）。这就是说，事物好逞强就要被消灭，善于柔弱就能保存自己。万物归附它而不自命为万物的主宰，可以成就大。由于它不自以为伟大，所以能成就它的伟大。这就是宇宙万物发展的辩证法。
几十年来，中国由于执行了韬光养晦的政策，注重中国内部各方面的发展，并且对外追求一种和平的国际环境，使中国的经济发展始终保持在10%左右的增长速度，今天世界各国谈论的“中国崛起”，就是在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的政策背景下取得的。应该说，邓小平所提出的韬光养晦政策，不仅在21世纪继续有效，而且应当成为中国永恒的处理国际关系的指导原则和战略策略。2008年奥运会后的中国，继续执行韬光养晦政策显得更具实际意义。不当头，意味着不挑战西方，不和西方争霸权，不领头支持中国的国际力量来和西方抗衡，也不欺负较中国弱小的国家。这与中国提倡的“和谐世界”的目标是一致的。
老子主张，人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达到自己的愿望，或遇到重大挫折而转危为安，或受到冤枉而要伸张正义，要采取辩证对立争取转化的思想方法，即“知其雄，守其雌。知其荣，守其辱。知其白，守其黑”（《老子·二十八章》）。这就是说，虽然知道什么是雄强，却安于柔雌；虽然知道什么是光荣，却安于卑辱；虽然知道什么是光明，却安于暗昧。老子认为，如果这样的话，就能受得住委曲，保全自己。经得起冤枉，事理就能得到伸直；低洼反能盈满，凋旧反能新生；少取反能多得，贪多反而迷惑。不固执己见，因此能把事物看得更清楚；不自以为是，因此更能彰显；不自我夸耀，因此更能见功；不自我矜恃，因此更能长久。正因为不与人争，所以天下没有人能和他争。古人所说的“委曲能保全自己”的话，决不是空话，在危难中能保全自己的人，全懂得这个道理（《老子·二十二章》“曲则全，枉则正。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夫则惑。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多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故之所谓曲则全者，岂虚言哉？诚全而归之。”）。
人的一生中，万事如意只是人的美好愿望而己，多数人是十有八九不如意，顺心如意的事情十有二三就不错了。遭受挫折，或受到委曲，或受到冤枉，甚至遭受灾难，也大有人在。历史上能成就事业的人，大都是能经得起冤枉，受得了委曲的人。如能乐观地对待挫败甚至冤枉，就能激发创造力，而且也有利于健康长寿。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东坡就是能够积极看待挫折，经得起冤枉的乐天派，我们可以学习他如何培养乐观的人格。苏东坡在政治的仕途上非常坎坷，他在42年的官宦生涯中，三分之一的时间在“下放”中度过。42岁时，他因“乌台诗案”被小人谗言打小报告，被宋神宗贬到湖北黄州。而他并没有自暴自弃，而是将一腔悲愤化作文学创作的动力。此间，他寄情于山水之间，与古人对话，写下了“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念奴娇·赤壁怀古》等流传千古的词作，在词坛上开创了豪放之风的先河。“心烦手不闲，手忙心怡然。”苏东坡在流放中，心中虽然抑闷，但却没有无所事事，反而事必躬亲，由于转移了不愉快的情绪，进而学会了耕种、烹调等事务。他在下放黄州、惠州期间，创造出了20多种菜肴，如东坡肉、东坡鱼、东坡豆腐等，这些菜至今仍被人们津津乐道。
苏东坡最后一次流放是到海南省的儋州（现为儋州县），已经62岁高龄了。据史书记载，当时苏东坡是抬着棺材去的，他担心自己在当地呆得太久，不能活着回来。但他的乐观造就了顽强的生命力，促使他在恶劣的环境中挺了过来，还是回到了京城。
对于宇宙万物运动问题的思考，《周易·易传》中有相当明确的表述，“易……之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无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这是说，事物运动变化永不停止，没有常态，没有固定的模式。老子之所以能揭示出自然界、社会和人类思维中的许多朴素辩证法思想，这主要根源于他看到了自然界的宇宙万物都处在运动之中，而且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和根本属性这一本质问题，并有不同的形态。他指出，事物之所以能向相反的方向转化是因为“道”运动的结果，事物之所以表现弱与强也是因为“道”运动使然（“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老子·四十章》）。“希言自然，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故从事道者，同于道”（《老子·二十三章》）。这是说，听任自然是最好的教令，狂风刮不到一早晨，暴雨下不到一整天，是谁使它这样的？是天地！大地尚不能长久，更何况是人呢？所以，从事道的人，还是同道合一吧。
庄子继承和发展了老子关于物质是运动的，运动着的物质有各种不同形态的唯物认识论的观点。庄子认为：宇宙万物自然规律的运行从不曾有过停留和积滞，所以万物得以成。……明白天地运行的规律，这就叫把握了根本和宗原，而成为跟天地自然和谐的人（《庄子·天道》“天道运而无所积，故万物成。……夫明白于天地之德者，此之谓大本大宗，与天和者也”）。他又说，天地能自然运行，日月交替没有滞息，是因为自然界本身存在“六合和五行”，不是哪个人在主宰张罗这些现象的。（《庄子·天运》“天其运乎？地其处乎？日月其争于所乎？孰主张是？……天有六极五常”）
庄子不但认识到宇宙万物都处在运动之中，还进一步看到宇宙万物从不固守某一种不变的形态。他说，宇宙万物本是浑同齐一的，它没有终结和起始，……万物从不固守于某一不变的形态。岁月不可以挽留，时间从不会停息，消退、生长、充实、空虚，宇宙万物终结便又有了开始。一切必定都将自然地变化（《庄子·秋水》“万物一齐，敦短敦长？道无终始，物有死生，一虚一满，不位乎其形。……年不可举，时不可止。物之生也，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夫固将自化”）。
以上这些论断成为后世人们不断走出思维困境的金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