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是老子哲学思想体系的最高范畴和命题，也是老子思想的核心所在。老子以道为核心，或者说把道作为原动力，扩展而提出了道的本体论、辩证法、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自身等认识论的哲学思想体系。因而，要理解老子的思想，无疑要从老子的道的哲学命题入手。那么，老子的道是什么呢？综观《老子》全书有关论述道的章节来看，老子的道，乃指宇宙万物运行、发展和变化的自然规律。
老子“道”的内涵和实质是什么呢？他认为，道，就是自然规律。他说：有一个混混沌沌的东西，在天地形成之前就存在了。它寂静无声息，寥廓无形体，独立存在而不消失，循环运行而不停止，它可以作为天地万物的根源。我不知道它的名字，勉强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做“道”，再勉强形容它叫做“大”。大是说运行不止，运行不止就无处不到，无处不到最终必将返回本原。所以说，道大，天大，地大，人也大。宇宙间有四大，而人是四大之一。人取法地，地取法天，天取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返。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老子讲的“道”，有三个特点。
第一，道是无状、无象之物，它看不见，摸不着。老子说：大德之人的行为，完全是以道为准绳。道这个东西，是恍恍惚惚的。惚惚的，其中却有迹象；惚惚的，其中却有实物；深远暗昧，其中却有精质，这些精质是非常真实的，其中有可信验的内容。从当今到上古，它的名字永远不会消除，根据它，就能认识万物本源，我是怎样去了解万物的本源呢？就是根据道来认识的。（《老子·二十一章》：“孔德之容，惟道是从。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今及古，其名不去，以阅众甫。吾何以知众甫之然哉？以此。”）
第二，“道”生万物。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四十二章》）这里的“道”，是指开始于一，或“道”即一。《韩非子·扬权》说：“道无双，故曰一。”《说文》上讲：“一，惟初太极，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很明显，一，实际上是“道”的别名，得一，也就是得道。一，本来是不生的，但它是万物的根。由于“道”的运动则出现对立面的双方。二，按照《易经》上的说法，二即“两仪”，谓指天地。天地气合而生和，二生三，是说和气合而生万物（第三者），即三生万物，第三者衍生万物。万物本身都包含阴和阳，一阴一阳之为道也，阴阳合和则生万物，换一句也可以话说，道生万物，无穷无尽。
“道”生长万物，而“德”则繁殖万物；具体的形体构成万物的不同形状，因此，万物都尊崇“道”而贵重“德”。“道”之所以被尊崇，“德”之所以被贵重，并没有为谁给它高贵的地位，而是它们从不命令万物，总是顺从自然的发展。所以，道生成万物，德繁殖万物。（《老子·五十一章》：“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
第三，“道”的运动及其应用，使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无，是万物始生的原子，有和无的对立统一就是道。换一句话说，宇宙万物的产生出现及其发展是无中生有过程的结果。
有一个问题应该提出来探讨，在以往的老子思想研究中，几乎所有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的专家学者，都依据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和“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的话，给老子扣上“唯心主义”的帽子，甚至说它“是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谬论”。（参见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简编》，人民出版社，第113页；金景芳著：《中国奴隶社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第283页；杨荣国主编《简明中国哲学史》，人民出版社，第59页。）
老子的思想容易被扣上唯心主义的帽子，大概有两个原因，一是对老子提出的道、有、无的理解，学者往往就字的表面来理解字的意思。二是不少学者的研究喜欢“教条式”的先入为主，先扣上政治“帽子”，然后再找出需要的“观点”、“资料”进行批判。其原因，主要是长期受“左”的思想倾向的影响太深。从具体的方法上讲，可能是受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影响，许多学者对古代思想家提出的一些命题，几乎都是用“精神”的，还是“物质”的；是唯心主义的，还是唯物主义的概念来判断其是非。平心而论，从好方面来讲，是非无疑容易分清，但难免简单化、片面化，或者用今天当代人的理论水平标准来苛求几千年以前的古人。公平、公正的办法就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用一个标准当菜刀搞一刀切。
老子认为，一切有形的物体都是由阴阳二气合和而生万物（《老子·四十二章》“……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按照中国古代五行之说可以得知，气是由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相互运动的结果而产生的。显然，气，就是指物质而言，而不是精神方面的东西。而“气”又从“道”中而来。因此，老子所说的“道”，起码包含有指物质部分的东西，不能一概将其归为精神方面的东西，而说他是唯心主义的。
我以为，老子所说的道、有、无等概念，我们均要从哲学意义的范畴来理解，不能从具体的物象来认识。研究的立场、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必然会各异。
道，老子指的就是自然规律，自然法则。既然是自然规律，当然它是普遍存在，就与物质世界不可分割的。自然界的物质不但有无限种类，也具有无限层次，每一具体的物质或者说物质的具体层次，又都有各自的运行规律。规律当然决定宇宙万物的运行发展及其消亡。
无，它不是指具体物象的无，不是我们人类眼睛看得见看不见的某一种物体，而是哲学范畴上的无，即老子所指的万物的元始，因为是万物的元始，肉眼感官觉察不到，当然不知道它的名字，所以，只好叫做“无”。有，它是用来称呼宇宙万物的根本，当物体产生并逐渐形象渐显时，这时当然就是有了。所以，有和无，是同出一源根而名称各异罢了，这两者都非常深奥玄妙，可以说，它们是认识“道”（自然规律）的奥秘世界的总门径（《老子·一章》“无，名万物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老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者庄子也认为，宇宙万物是从“无”中产生的，有与无是对立统一的，互为因果。宇宙万物有它的开始，同样有它未曾开始的开始，还有它未曾开始的未曾开始的开始。宇宙之初有过这样那样的“有”，但也有个“无”，还有个未曾有过的“无”，同样也有个未曾有过的未曾有过的“无”。突然间生出了“有”和“无”，却不知道“有”与“无”谁是真正的“有”、谁是真正的“无”。（《庄子·齐物论》“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无也者，有未始有无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无也者。俄而有无矣，而未知有无之果孰有孰无也。”）
庄子还进一步认识到宇宙万物的存在方式，与时间和空间密不可分，认识到时间和空间的无限性。他说：万物的量是不可穷尽的，时间的推移是没有止境的。人不能把天与地看作是最大的境域。（《庄子·秋水》“夫物，量无穷，时无止，分无常，终始无故。……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穷至大之域？”）应该说，老子和庄子关于宇宙万物产生根源的看法，是符合辩证唯物论的。关于宇宙万物的起源及其时间空间的无限有限问题，从人类文明之花开始之时，就一直成为人类历史上长期争论的高难度问题，至今也仍然是科学家们一个悬而未决，不断继续探索的问题。
如此高难度的抽象的哲学概念名词，当然是“玄之又玄”。老子的伟大就在于他对未知的宇宙万物用“无”来称谓，这恰恰是实事求是的、科学的、严谨的态度。不少学者一谈起老子的道、无、有等，就扣上唯心主义的帽子，是否过于简单化了呢？这是值得商榷的一个重要问题。
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宇宙万物确实是从“无”产生的，换一句话说，宇宙物质就是“无中生有”的结果。物质世界的运动，表现在时间和空间上既是无限的又是有限的。作为运动着的物质的基本属性的空间和时间是无限的，时间从什么开始？空间有多大？我们至今无法知道。现代天文学借助射电望远镜观察到距地球100亿光年外的天地，仍然没有能发现空间的边际，这同时也告诉我们，虽然发现了100亿光年以前的天体，但仍然没有找到时间的开端。“膨胀宇宙论”指出，我们人类所在的宇宙不过是无数数不清的宇宙中的一个而已，大宇宙要大得多。恩格斯曾指出：“在我们的宇宙之外的无限多的宇宙”（《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57页）。这就说，在科学技术发展的一定阶段，我们所观察到宇宙总是有限的，它不过是无限多样性的永无穷尽的物质世界的一部分，这部分宇宙在时间和空间上是有限的。但就大宇宙、无数宇宙而言，其时间和空间又是无限的。无限和有限是物质世界中存在的客观矛盾，是物质的运动在时间和空间上表现出来的对立统一辩证关系。从上下文联系来看，老子说“道”的运行是“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即内含宇宙万物的运行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永远存在，无所不至的永不停止。换一句话说，即物质世界的运动表现为周而复始的无限循环运动。
由上可见，老子说的道、无、有之内涵和实质，已经与恩格斯关于“物质运动是一个永恒的循环，……除永恒运动着的物质以及这一物质运动和变化所依据的规律外，再没有什么永恒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59页）的思想接近了，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从中我们可以想见，老子从宇宙天地运行的规律中推导的思辩已经触摸到一切事物运动变化的普遍规律。
所以，老子说，事物运动转化的结果是“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老子·四十章》）。这真是千真万确的哲学真理，怎么能说老子的道、有、无等是“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呢？
综上所述，老子的“道”、“无”、“有”是指物质层面而言，而不是指精神方面的东西。那么，“道”、“无”、“有”及“道法自然”无疑是具有朴素唯物主义性质的。
老子认为，自然规律是宇宙万物普遍存在的，虽然它看不见，摸不着，但它却主宰万物的运行。所以，最大的“道”就是顺应自然。顺应自然，遵循规律行事，这就合乎“道”，可以“没身不殆”，一切顺利，没有危险。相反，违背自然之道，“不道早已”，人类就会遭受“道”（即自然规律）的惩罚，自食恶果。
第一，“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天道”（自然规律）决定的。
为什么要“道法自然”呢？老子认为：首先，是因为人是自然界演化的产物，并与自然界共生融汇为一体。在老子看来，人是在“道”产生宇宙、天地万物之后才产生的。庄子亦认为，人也是自然界的产物，并且是人与天地共生，人与自然界融汇为浑然一体（“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黄帝内经》认为“天地已成，黔首乃生”，即天地形成后就产生了人。《列子·天端》认为，人与万物都是自然界的产物，经过太易、太初、太始、太素等阶段才产生气。“清轻者上为天，浊重者下为地，冲和气者为人。故天地含精，万物化生”。既然人是自然界的产物，并与自然界融汇为一体，那么，这就从自然法则上决定了人必须与自然和谐相处共生，而不能对立。
第二，“无以人灭天”，“天与人不相胜”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天道”（自然规律）的客观要求。
其次，人应该与自然和谐相处。人虽然在自然界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但是不应该与自然对立，做破坏自然的事情，而只能在顺应自然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才不会遭受自然的惩罚。庄子认为，每个人的身体、器官、性命及其子孙都是自然界的产物。所以，人应该与自然和谐相处。“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名”（《庄子·秋水》）。自然的运动自有其规律，只有做到“天与人不相胜”（《庄子·大宗师》）的人才能称为“真人”。这种要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亦即“天人合一”的思想，不但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而且对人类现今的生活，未来的世界都能提供积极丰富的思想火花。
可以说，“天人合一”既是道家思想的精髓之一，也是中华文明对人类的最大贡献之一。
人类科学技术的进步，使人类对自然的改造、利用大大加强，但同时又极大地破坏了人类的生存环境。以牺牲自然环境、人的生存条件而求发展经济，必然会阻碍经济的良性发展。近代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发展史，已经是明证。
今天，我们改革开放30年，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取得了资本主义国家用100年才能取得的成就，中国创造了世界发展史上的奇迹，举世公认。
但是，由于我们太贫穷落后，急于发展经济的愿望太强烈，以至于忘记了老祖先的教诲，不搞“天人合一”的科学发展，以致“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也与资本主义国家100年时间破坏的程度相当”（国务院环保局领导人语）。我国的二氧化硫、二氧化碳排放量都居世界首位，由此而带来的环境污染的问题局面，使继续发展面临巨大压力。同时，由于我国人口众多，基尼系数从1980年的0.285窜升到2007年的0.47以上，贫富差距的速度和幅度都过快过大；城市每年还有2000多万失业人口；“三无农民”的数量超过3000万，建国以来前所未有；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高达3.31：1，居世界前列。
由于我国已进入工业化的中后期发展阶段，正处在经济快速增长和资源消耗强度急剧增长时期，加上我们的科学技术水平比较低，资源利用率不高，浪费极为严重，能源、水资源、土地资源、矿产资源不足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今后可持续发展面临巨大压力和前所未有的挑战。
因而，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如何“道法自然”？是必须认真研究和遵循的一个重要原则。老子认为，宇宙万物中有四大：道大、天大、地大、人大，而人是核心，是主体。在这里，老子把人的地位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把人的真实性与环境（天地）的现实性有机地融合，换一句话说，就是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及发展放在超越价值意识的过程和结果上，老子的“道法自然”的意涵极其深广矣！
可以说，“道法自然”的核心理念，就是以人为本，因而，“道法自然”是具有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普遍意义的价值命题。
所以，坚持科学发展，就是“道法自然”在今天的继续、深化和发展。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贯彻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我国是一个有13亿人口的大国，从资源拥有角度看，不论是资源总量还是人均资源量都严重不足。在资源总量方面，我国石油储量仅占世界1.8%，天然气占0.7%，铁矿石不足9%，铜矿石不足5%，铝土矿不足2%。在人均资源方面，我国人均矿产资源是世界平均水平二分之一，人均耕地、草地资源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人均水资源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人均森林资源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五分之一，人均能源占有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七分之一，其中石油占有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十分之一。过去，我国历来被称为幅员广阔，物产丰富，地大物博，但现在由于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短缺，“地大物博”已经变为“地大物薄”了。
君不见，至今仍有少数地方领导人为了一味追求经济增长的GDP速度，快速上马有严重污染的化工、造纸、制革等轻工企业，造成当地河流水域严重污染，连人畜的食饮水都无法使用，时有中毒事件发生。或大量、过度开采不可再生资源，全面开花大搞小煤矿、小钨矿等，毫无安全措施可言，导致矿难事故接连不断，少则死亡几十人，多则死亡数百人。正如老子所言，这完全是“反者道之动”所致，是与自然对立的后果。恩格斯早在100多年以前就提出警告，过度开采地下资源而导致自然环境的破坏，必然要遭到自然的惩罚。
老子认为，宇宙万物都有自身的运行规律，人们只有认识规律、掌握规律，因物而行事，才能成就事业；而不能去改变规律，改变规律就会处处碰壁，导致事业的挫败，或带来危险。（《老子·十四章》“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老子·三十二章》“……君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天地将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夫亦将知止，知止可以不殆。譬道之天下”。）
老子从天地运行的自然规律中看到，如果以严重破坏自然环境的快速、过度经济发展，必然会“物壮则老，不道早已”（即“事物过于快速壮大必然会加快衰老，因为它不符合道而要早亡”《老子·五十五章》），老子充满唯物辩证法思想的智慧多么精辟和深遂啊！
动机再好，如果违反“道法自然”这个原则，也会适得其反，带来严重的不良后果。这方面我们是有深刻历史教训的。1958年席卷全国的“大跃进”运动，就是其中之一。由于对建设社会主义经验不足和急于求成，于1958年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结果欲速则不达。1958年12月21日，新华社向全世界宣布：据冶金部12月19日统计，今年全国生产钢铁1073万吨，比1957年的钢产量535万吨增加了一倍以上。为此，提出所谓“钢铁元帅升账”，要求全国各部门、各地方必须把钢铁生产放在首位。结果，动员近1亿的人民公社社员、机关干部、学校师生等投入到钢铁生产中，以致中央各部委的大院里、大学的校园里，一些非钢铁企业的车间里，甚至党中央所在地——中南海，都建起了各式各样的小土高炉，进行炼钢。
同时，其它部门也因为给“钢铁元帅”所谓“停车让路”，造成了工农业比例、工业与交通运输的比例、工业内部各部门的比例严重失调。1958年后的1959～1960年，随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展开，以高指标、浮夸风、共产风和瞎指挥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泛滥成灾，造成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更为严重，经济困难至极，棉纱、棉布、卷烟、食糖、粮油严重匮乏，极度短缺，致使全国农村发生大面积饥荒，出现了严重的非正常死亡，1959年与1960年相比，全国总人口净减少1000万人，加上1960年死亡人口，这两年就死亡2000多万人，与八年抗战死亡的人数（2180多万人）差不多。可以说，三年困难时期对我国经济、社会造成严重灾难，1959—1962年，全国死亡人口达3600万以上，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饥荒灾难！
造成“三年困难”的主要原因是人祸，即违背经济发展规律、自然规律的“人祸”。
为了摆脱困境，从1960年底开始，党中央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逐步使国民经济得以复苏。
下面我们再讲一个故事。
别说人与自然对立要遭到自然的惩罚，就是生产一个食品，如果违反生产过程的程序规律，图快冒进，也会事与愿违，遭到报应。
据《中国新闻周刊》2008年第32期载，1958年大跃进年代生产的“万吨茅酒香”，不仅当时造成国内外消费者的强烈反响，遭到抵制，而且至今一直无人问津，没人要。原因很简单：由于在“茅台大跃进”的号召下，盲目扩大产量，完全不顾茅台酒酿造规律，生产出来的茅台酒质量低下。
坐落在贵州省仁怀市西北13公里的茅台镇，处在赤水河谷底的山坳里。闷热、无风，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发酵味，就像一个酒气腾腾的大蒸锅。独一无二的自然环境和独特的酿造工艺，成就了茅台酒的独特味道，因此也使酒的产量受到极大限制。在茅台酒厂当过25年车间主任的赵明军说：“最普通的茅台酒也要存放5年才能装瓶出售”。茅台酒的生产没法全部实现机械化和规模化，取酒、勾兑等很多程序，仍然要靠有经验的酒师和酒工来完成。1915年茅台酒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获奖，成为世界名酒，当时的年产量仅仅几十吨，以后规模逐渐扩大，但年产量基本维持在二三百吨左右。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产量才超过一千吨。
然而，在1958年那个“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狂热年代，茅台酒也经历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产量大跃进。据当时的贵州省委书记周林回忆，茅台酒的“大跃进”发端于毛泽东无意中的一句话，“记得在1958年中共中央召开成都会议，我陪同毛主席去杜甫草堂。主席问我：‘茅台酒现在情况如何？用的是什么水？’”
“我说：‘生产还好，就是用的赤水河的水。’”
“主席笑着说：‘你搞它一万吨，要保证质量’。”成都会议是一次为大跃进加油的会议，毛泽东在会上直接提出，要搞几十个、百把个“大丰收”的例子，这成了全国各地“放卫星”的第一推动力。周林回到贵州后，全力贯彻落实毛泽东对茅台酒的指示。大跃进时期，贵州的“卫星”就是茅台酒。时任仁怀县委书记的庞耀增直接抓茅台酒厂，当时提出的口号是“万吨茅酒香”。据庞照增回忆，县里为了完成上级生产万吨茅台酒的任务，立即把准备建县办公楼项目停下来，将所有木料拨给茅台酒厂进行大规模扩建，以前只有一个车间，到1960年又修建了2个车间。同时，酒厂由原来的几十个人增加到700多人，紧急招募了许多没有酿酒经验的工人。
每生产一吨茅台酒，要消耗5吨粮食。1958—1960年是全国三年困难时期，粮食缺口非常大，饥荒非常严重，当时贵州省机关干部吃粮标准由每个月的27斤降到25斤，后又降到23斤。为了保证完成万吨茅台酒的任务，贵州省领导下令各地急调大批粮食支援茅台酒厂。由于对粮食“统购统销”，农民留下多少粮食自己吃也得经国家批准，因自然灾害，粮食减产，加上各级领导盛行严重的浮夸风，1958年贵州省上报产粮180亿斤，但实际只有104亿斤，为了达到虚高的统购指标，就强迫农民卖粮。1959年，贵州粮食减产到84亿斤，征购粮食却上升到40亿斤。1960年，产量减到63亿斤，征购粮食数量却上升到产量的52%达33亿斤，从而导致人均留粮每天只有4两。许多干部和大量农民都患上了浮肿病。而茅台酒厂的职工则用4份酒糟加一份面粉，蒸成糟子粑，给职工充饥。当时茅台酒厂职工的劳动强度大，每天工作16个小时，其中12个小时酿酒、2个小时搞基建、2个小时政治学习，工人根本无力干活。由于盲目扩大产量，完全不顾茅台酒酿造规律，从而导致生产出来的茅台酒质量低下。1962年，迫于各方压力，在国务院轻工业部工作组的进驻下，茅台酒厂被迫进行全面整顿，一面减产量，一面裁员，从而使茅台酒的质量得到保证。
茅台酒“大跃进”的例子说明，“道法自然”，尊重规律，按规律办事是多么重要。在生产实践活动中，违反生产过程的客观规律，不按生产过程的客观规律办事，其结果必将一事无成，并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