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定意义上，意识形态本身就是文化，属于文化核心的部分，决定着文化的发展方向，为文化的整合创新确立有效的路径。文化是意识形态的基础和前提，同时，意识形态又通过文化载体来表现。文化是人类在长期实践活动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和意识形态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一对重要的范畴。文化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有着经过人类改造的自然环境和由人创造出来的一切物品的有形部分和哲学及其他具体科学、宗教、艺术、伦理道德、价值观念等的精神要素，有着文明积淀和贮存手段的语言和符号，以及存在着或明文规定或约定俗成的人们行为准则的规范体系。意识形态反映一定阶级或阶层的社会关系的思想体系，它由一定的政治、法律、哲学、道德、艺术和宗教等社会学说组成，是该阶级或社会集团的政治纲领、行为准则、价值取向、社会理想的思想理论依据。其阶级性、主导性、批判性、继承性、整合性等特性，也是不同文化呈现自身特色的根本因素。意识形态作为系统地、自觉地反映社会经济形态和政治制度的精神文化现象，始终都是文化的灵魂。意识形态只能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政党的精神文化体系，对整个社会文化具有支配作用。在一定意义上，意识形态本身就是文化，属于文化核心的部分，决定着文化的发展方向，为文化的整合创新确立有效的路径。文化是意识形态的基础和前提，同时，意识形态又通过文化载体来表现。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理性审思是正确认识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逻辑前提，构成了准确把握二者内在关联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对文化问题的考量主要有以下方面：一是文化即精神生产。“从物质生产的一定形式产生：第一，一定的社会结构；第二，人对自然的一定关系。人们的国家制度和人们的精神方式由这两者决定，因而人们的精神生产的性质也由这两者决定。”作为反映特定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的精神生产无疑可归结为文化范畴。二是文化即观念上层建筑，“在不同的占有形式上，在社会生存条件下，耸立着由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取决于经济基础并对其发挥能动作用，观念上层建筑构成文化内核。三是文化即知识。作为知识的文化既包括反映社会生活及其发展规律的人文社科知识，也包含解释自然现象和揭示自然规律的自然科学知识。“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这里，文化泛指各种知识。四是文化即人化。马克思认为“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文化活动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实践方式，体现为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过程。
由此，我们可以从广义和狭义双重视角对文化内涵加以准确把握。广义的文化是指人们在改造世界的对象化活动中所体现的人类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实现方式和解放程度，既包括静态的文化成果又体现为动态的文化实践，是二者的辩证统一。狭义的文化特指人类创造的精神成果，主要由政治思想、法律思想、道德、艺术、哲学、宗教等具体意识形式构造的思想场域，是意识形态的外显形式和文化表达。
总结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思想，主要有：一是意识形态根源于社会实践。“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因而，意识形态没有自己独立的历史。二是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阶级性。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三是意识形态是遮蔽现实的虚假意识。统治阶级在任何时候都试图“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四是意识形态具有整体性特征。意识形态是由经济、政治、伦理、艺术、哲学、宗教等各种具体意识形式构成的有机整体，它们相互联系并对经济基础发挥各自的反作用。五是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独立性。恩格斯明确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我和马克思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恩格斯晚年还集中探讨了意识形态相对独立性问题。
当历史进入帝国主义时代，一方面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进入垄断阶段，无产阶级运动即将迎来新高潮；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在传播过程中先后战胜了各种错误思潮对工人运动的消极影响。在此情况下，如果仍笼统地批判一切意识形态，也就等于否认了自身的科学性。于是，列宁侧重于将意识形态视为描述性概念加以理解，其理论贡献在于：一是意识形态的科学属性。列宁依据时代变化和革命需要首次明确提出“科学的意识形态”概念，“一句话，任何思想体系（意识形态——作者注）都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可是，任何科学的思想体系（例如不同于宗教的思想体系）都和客观真理、绝对自然相符合，这是无条件的。”二是意识形态的党性原则。“哲学上的党派斗争，这种斗争归根到底表现着现代社会中敌对阶级的倾向和意识形态。”三是意识形态的教化灌输“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意识”。
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意识形态理论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际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飞跃，推动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时俱进的创新发展。毛泽东确立了新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若干基本原则，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了改革式的重构，胡锦涛则以科学发展为主题，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本质属性，而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等则对意识形态采取了非意识形态的表达艺术：“在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主流意识形态的具体内涵和表达方式有所不同；在同一时期的不同阶段，主流意识形态的具体内涵和表达方式也存在差异，从而推动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不断丰富和发展。”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发展史的简单梳理，我们可将意识形态归结为系统地、自觉地反映和代表一定社会阶级和集团利益的思想体系和理论观念，主要由政治、法律、伦理、艺术、哲学、宗教等人文社会科学构成的观念上层建筑。具体而言，意识形态反映和体现一定阶级或者集团的政治纲领、价值取向、行动准则、社会理想等。意识形态的主要载体是人文社会科学，但并非全部的人文社科都具有意识形态属性，例如语言学、逻辑学等。自然科学本身没有意识形态属性，但它们仍可发挥意识形态的功能，这取决于其应用的社会制度和使用它们的深受意识形态浸润的人。
关联性是指在特定组织系统中存在着两个或以上既有独立性又有相关性的变量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属性。就文化与意识形态而言，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和意识形态的文化特征是显而易见的，二者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内在关联。
首先，意识形态性质决定文化趋向。“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在阶级社会中，意识形态对整个社会文化具有支配和决定作用，文化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因而，不论从传统文化的流变到现代文化的发展，还是从外来文化的选择到民族文化的吸收，都必须符合意识形态的本质要求。在阶级社会中，意识形态对社会文化的发展趋向具有正反两种效应：一是当意识形态符合社会发展规律时就能推动社会文化的繁荣昌盛，二是当意识形态逆历史潮流而动时则必然阻碍社会文化的进步发展。从历史的角度看，还应具体分析特定意识形态对社会文化的影响。例如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虽具有虚假性，但当其刚刚兴起时也曾发挥过瓦解封建生产关系、催生现代文化的积极作用，“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其次，意识形态阶层影响文化生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称那些主要从事脑力劳动从观念上维护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社会阶层为“玄想家”或“意识形态阶层”。“分工也以精神劳动和物质劳动的分工的形式在统治阶级中间表现出来，因此在这个阶级内部，一部分人是作为该阶级思想家出现的，他们是这一阶级的积极的、有概括能力的玄想家。”马克思还曾对其依附性做过深刻剖析，“所有这些卓越的历来受人尊敬的职业——君主、法官、军官、教士等等，所有由这些职业产生的各个旧的意识形态阶层，所有属于这些阶层的学者、学士、教士……在经济学上被放在与他们自己的、由资产阶级以及有闲财富的代表（土地贵族和有闲资本家）豢养的大批仆从和丑角同样的地位。”在阶级社会，从某种程度而言，从事文化活动的人也在进行着意识形态生产。“虽然精神生产者往往意识不到自己进行精神生产的特殊立场而把这种生产看作纯粹自由的创造，但客观上他们总是受着自己所属的统治阶级需要和利益的制约，他们只能在意识形态的情境中进行着具有意识形态实践意义的精神生产。”可见，所谓“自由的精神生产”只有在不触及和损害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前提下才能被允许和承认。当意识形态阶层的精神生产符合历史发展规律、代表群众根本利益时必然对文化生产发挥促进作用，反之，则只能沦为统治阶级的帮凶，从而扼杀文化创新的活力。由于意识形态阶层的依附性，其对文化生产的影响归根到底取决于统治阶级的阶级属性。
再次，意识形态环境制约文化创造。意识形态作为社会生活的精神维度，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人们随时随地都生活在意识形态的环境之中。意识形态对文化创造的环境制约主要体现在：一是承载意识形态的语言环境影响文化视野。语言本身并不具有意识形态属性，但它却是意识形态的寓所。“‘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注定要受到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震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从传播学来看，人类文化视野的不断扩大与人类语言的不断发展不无关系，语言依次经历了口头语言、书面语言和电子语言三个阶段，而口头文化、印刷文化和信息文化就是与之相对的三种文化形态。意识形态借助语言环境的不断变迁从而改变着文化创造的视域范围。二是意识形态的教化环境制约文化创新。阿尔都塞把宗教、学校、家庭、工会、媒体等称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它们构成了意识形态教化环境。每个人从出生伊始就开始接受各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教化，这些教化会导致“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个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特定意识形态的教化对特定的思维方式的养成具有重要影响，特定思维方式既是人们参与社会文化生活、顺利实现文化交流的“通行证”，从某种程度而言，又是制约文化创新的思想藩篱。三是作为价值观念的意识形态影响文化评价。文化自身的价值取向是文化具有意识形态属性的重要表征。作为价值观念的意识形态体现的是统治阶级的价值判断，反映的是统治阶级的是非好恶，是评判一种文化类型的根本标准。在文化创造过程中，统治阶级必将有利于维护其阶级统治的文化类型确立为社会主流文化，并以此为标准对其他文化类型进行评判、取舍、整合、创新。
首先，文化促进意识形态的历史生成。虽然文化和意识形态都是人们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中取得的属人成果，但从历史的角度看，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产生、存在和消亡并非完全同步。文化是对人类精神性存在的总概括，与人类社会共存亡，而意识形态作为阶级社会的思想体系，则是一个有始有终的历史范畴。文化的出现和发展先于意识形态，是意识形态历史生成的重要前提，“文化是一个比意识形态具有更大包容性的概念，其所指范围远远大于意识形态的所指，意识形态实质上是人类文化发展的特定历史时期内的一个特殊样态。”原始社会产生了反映原始人类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的原始文化，其中就潜藏着意识形态因素。“在野蛮时代低级阶段，人类的较高的属性便已开始发展起来了……宗教中的对自然力的崇拜，关于人格化的神灵和关于一个主宰神的模糊观念，原始的诗歌，共同的住宅，玉蜀黍面包，都是这个时期的东西。”原始宗教和原始艺术不仅以文化的形式反映出原始人类的生活样式，也体现出对社会生活认知和评价的意识形态属性。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语言和文字的出现以及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的分离“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现实地想象：它是和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某种东西，它不用想象某种现实的东西就能现实地想象某种东西。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筑‘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意识形态才开始正式形成和独立发展。
其次，文化推动意识形态的现实建构。文化既是意识形态的土壤和母体，也是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人类文化上的每一次进步都推动着意识形态从形式到内容的丰富和发展。传统文化在意识形态现实建构中或多或少地会打上历史印记，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是意识形态现实建构的重要历史资源。“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像刚好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为他们效劳，借用他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的一幕。”传统文化借助历史惯性持久地影响人们思维和行动并为意识形态现实建构提供精神素材。文化的发展与意识形态的演进反映出历史与现实之间的继承关系。意识形态的现实建构不仅依赖于传统文化提供的历史资源，不断创新和自我发展的现实文化，更是推动意识形态不断更新和发展的主要力量。现实文化的生产与创新是对当下社会精神生活的思想凝练，其必然承载着意识形态的内容，并为意识形态的更新与完善创造着新的思想文化背景和文化发展基础。
再次，文化有助于意识形态功能的实现。作为统治阶级政治活动和经济实践自觉的系统的思想体系，意识形态发挥着价值导向、社会整合、教化认同等重要功能。文化作为意识形态的具体外显和实现形式，为意识形态的功能实现创造场域，提供平台。在马克思的时代，书报期刊还是文化传播的主流媒体，马克思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时指出：“书报检查就是官方的批评。书报检查的标准就是批评的标准，因此，就很难把这种标准同批评分割开来，因为它们是建立在同一个基础上的。”这虽是对资产阶级书报检查制度意识形态属性的深刻揭示，但我们也可从中体会其对意识形态功能实现的重要作用。恩格斯在《就〈工人报〉改为日报一事给奥地利工人的贺信》中说：“在每一个党，特别是工人党的生活中，第一张日报的出版总是意味着大大地向前迈进了一步！这是它至少在报刊方面能够以同等的武器向自己的敌人作斗争的第一个阵地。”这就体现了报刊对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传播的重要作用。而列宁号召革命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政党利用报纸、电台、学校等各种文化形式和文化设施向工人“灌输”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毛泽东认为文艺工作者应站在大众立场上，坚持文艺标准和政治标准的统一，创作出真正反映现实革命实践和群众生活的文艺作品以发挥文化阵线的积极作用等思想也都反映了文化有助于意识形态功能实现的鲜明特征。
意识形态作为对文化抽象的结果，虽然文化是意识形态的基础和前提，但意识形态作为人类文化行为的特殊表现形式，具有强烈的国家意识、集团价值和制度模式的因素，它由此构成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对文化的表现形式和内容具有制约和规范作用。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也就是说，意识形态作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政党的精神文化体系，对整个社会文化具有支配作用。因此，作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政党凭借其在社会中的合法地位，不断向民众灌输其意识形态。这种“灌输”从宏观层面来说，可以使社会大多数人在潜移默化中受到这种意识形态的影响，认同国家、法的权威；从微观层面来说，作为个体的人，有的可以使自己的某些不成体系的观念升华，以意识形态化了的形式体现出来，有的可以把被灌输的意识形态内化为自己的心理意识、信仰等，有的则是被动地承认这种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这种政治教化过程，也是阶级、政党的意识形态与社会文化相容或相互交叉渗透的过程。在这种背景下，特定意识形态就逐渐成为该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逐渐成为该社会聚合的基础之一，逐渐成为该社会文化的核心和灵魂。文化有了意识形态性的内核，意识形态就是这种文化的核心价值，它制约、规范着文化表现形式，即物质文化的生产目的与方法、制度文化的制定与实施、人的精神文化发展的方向与途径，等等。所以，在一个社会中，意识形态作为一种阶级意识的文化，作为社会的特殊文化系统，只能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政党的精神文化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的意识形态性是突出的。作为人类社会生活的反映，各种文化信息、文化类型、文化模式和文化交流，都是某种意识形态在某种具体情况下的具体反映。
意识形态尽管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但它也具有历史传承性。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某些因素，如某些道德风俗、政治传统等，往往历经百年甚至千年依然具有生命力，旧的意识形态也以潜移默化的方式不断影响着现存的意识形态。因此，任何主流的意识形态，其实都带有过去时代的某种痕迹。这既是历史不能割断的现实反映，又是使这种意识形态能够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原因之一。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宗教的、道德的、哲学的、法的以及其他的观念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是不断改变的。但是，宗教、道德、哲学、政治和法本身在这种变化中却始终保存着。”这段话向我们指明了意识形态的继承性。但，一种意识形态，如果它是伴随着社会内部的生产和生活条件的变化而产生的新的意识形态，它对旧的社会意识形态往往具有批判的功能。新的意识形态取代旧意识形态的变革过程，其实就是批判的过程。在阶级社会中，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具有批判异己意识形态的任务。可见，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是在对以往意识形态既批判又继承的基础上产生的。正如列宁所说，无产阶级文化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只能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在这一问题上，毛泽东则明确地提出了“吸取精华，剔除糟粕，推陈出新”的批判、继承方针。特别是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呈现出各国各民族文化相互交流、相互借鉴、相互影响、共同繁荣的局面，吸取资本主义国家的科技文化成果有更加重要的意义。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继承性和批判性的原理告诉我们：批判和继承的原则应当成为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指导原则。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采取批判与继承的原则，要求我们必须处理好社会主义文化与外来文化、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任何一个社会共同体都是由无数社会成员和若干社会群体组成的，这一共同体能得以建立、维持、巩固和发展，既要看社会成员在物质生产和交换中，有没有实现互利互惠的需要与可能，还要看社会成员在思想认识上有没有共识，在精神指向上，有没有共同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社会心理和民族精神。由于社会结构的复杂性，在一个社会里除主流的意识形态之外，非主流意识形态也是普遍存在的。它们既可以与主流意识形态相抗衡，也可以与主流意识形态互补。为了达到互补，减少冲突等不协调现象，执政的阶级、政党必须对非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整合。主流意识形态凭借其统治地位的特殊优势，能够把分散的、单个的社会意识形态统一起来，把对立的意识形态形式分化或销蚀为合意识形态的观念形式，把未建立或未完善的观念形式体系化或逐步意识形态化，从而使意识形态体系成为高效率的、有统摄力的社会统治观念形态。但意识形态所具有的整合功能，是与其观念体系所具有的科学性、现实性和公众影响力直接相关的。也就是说，一种意识形态是否具有整合功能或其整合功能的大小强弱，绝不是由意识形态的主体承担者所决定的，也决不仅仅体现在对社会组织或社会成员观念的控制上，而是体现在社会成员的自觉认同和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上。
因此，“大凡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是灵活的，以便能得到新的团体的拥护，或者作为外在条件变化的结果而得到旧的团体的忠诚拥护。”也就是说，一种意识形态要想维持其统治地位，必须具有创新性，即关注实践的变化和需要，对反映社会各阶层不同利益的思想理论，能够正确分析与认识，视其性质不同而以不同方式对待与处理。这一过程也是意识形态的创新过程。如前所述，意识形态不仅是统治阶级的阶级意识，也是阶级社会的主流文化；意识形态的整合与创新，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说是文化的整合与发展。
总之，意识形态在社会文化建设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决定了意识形态建设实际上是文化建设与发展的一项中心内容。因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和加强意识形态建设，进而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与发展。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文化功能就是彰显马克思主义作为先进文化的理念，通过文化自觉，推动和谐文化建设。
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不仅仅是一种意识形态，更重要的是一种文化理念。过去，我们往往注重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而忽视作为先进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我国的意识形态范畴已完全等同于政治范畴，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仅从服务于阶级斗争，明显的带有工具化的特点。作为革命党，在战争年代突出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特征，高举马克思主义革命性、阶级性、战斗性的大旗，对于夺取胜利、获得政权，至关重要。而作为开放条件下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要彰显马克思主义的人文关怀，要把阶级斗争年代仅仅立足于教育人、改造人的功能，转到尊重人、关心人、发展人和激励人的功能上来，从激发人的创造性、舒展放松人的心理、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上进行价值定位。
社会价值观念多样化，是开放社会维持活力和有效运行的内在要求，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的必然结果。在开放社会的条件下，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加，人们接受的信息很丰富也很庞杂，思想十分活跃，各种观念大量涌现，相互交织、相互影响，这是不可避免的。作为领导党和执政党，这就需要从必要性和可能性的角度界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文化功能，使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一元化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多样化之间保持一个必要张力。必须更加突出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功能，使其在“多样化”的过程中，真正担负起“主旋律”的责任，使党“指导思想”的功能在全社会范围体现为文化主导的功能。这种主导功能既体现在传统的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灌输上，又体现在通过高科技的网络媒体对人们进行思想影响上；既有用哲学、道德伦理学、政治思想教育为主的理论说服和教育，又有文学、艺术各种形式的参与。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通过文化功能的发挥不断推进和谐文化建设。“和谐社会”是一种社会状态，而不是一种社会形态，因此“和谐文化”也是一种文化状态，而不是一种文化形态。作为一种文化状态的和谐文化，意味着它是一种反映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的，由多种多样的文化在相互协调中构成的和谐的文化状态。过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强调用马克思主义来教育人民，统一全国人民思想。然而事实上，不可能让一种意识形态来取代所有社会意识形态的存在。多种多样的文化生活，可以是有序的，也可以呈现无序的状态，和谐文化建设，就是要协调和整合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各种文化，使之成为一种有序的和谐文化。
“文化自觉”是费孝通先生倡导的具有高度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感的文化理念，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坚守传统’。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这种文化自觉既要树立文化的民族意识、在民族特色中寻求世界共性，又要树立文化的全球意识，把人类优秀文化在新的历史时代融会贯通，处理好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
同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文化功能要坚持文化的世俗性和文化的超越性的统一。一方面，既要肯定现阶段中国社会正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事实，承认基于市场经济而产生的人民大众对物质利益追求的正当性、合理性，并积极建立以理性化的市场竞争法则为核心内容的市场文化，同时，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建立以促进民众参与社会事务为内容的政治文化。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坚持中国文化所必须具备的超越性品格，这主要表现为坚持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普遍价值原则，把市场经济置于社会主义的理想和普遍价值原则的要求之下，以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避免在市场化过程中使人物化，使整个社会陷入拜金主义的泥潭。在坚持文化的世俗性与超越性的统一中，实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文化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