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我作为正式代表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期间，邓小平发表重要讲话，他说：七大是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所开的最重要的一次历史盛会。对此，我深表赞同。1945年，在中央党务研究室工作期间，我作为鄂豫边根据地的候补代表参加了党的七大，这次大会留给我的印象就是如小平同志所说的——一次历史盛会。
1912年5月，我出生在贵州省遵义县一个商人家庭。1932年，到上海暨南大学读书，但很不幸，仅仅读了两年书，家里因为做投机生意失败而破产，学费无着，只得辍学寻找工作，到处碰壁，在同学的影响下，投身革命。1934年参加上海文委教联，193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先后任上海文委教联宣传部干事、区委委员、上海职工临委委员，参与组织了著名的“三八”南京路示威大游行和“三二九”闸北示威大游行等爱国救亡运动，在白色恐怖下，坚持革命斗争，宣传发动群众，传播革命火种。
抗日战争爆发、上海沦陷后，组织上派我到湖北，1937年底到武汉，在武汉以及主持汤池训练班工作一段时间以后，调到鄂豫边界地区工作，相继任湖北省鄂西特委特派员、特委书记，鄂中特委常委，鄂豫边区政治指导部科长、党团书记。1939年，新四军鄂豫挺进支队到达湖北敌后，成立鄂豫边省委，陈少敏任书记，李先念任支队司令员，陶铸任政委，我被派到天门、汉川地区任书记，以后又兼任支队第四团政委。1939年底，我腿部发病，两个膝盖骨突出，调回省委休息，恰遇支队政治部主任生病，我代理政治部主任三个月，直到朱理治以中原局代表的身份到边区工作，政治部主任职务由其安排人接任为止。在此期间，我坚决贯彻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部署，不畏艰险，组织领导了天汉军民坚持武装斗争，开展游击战，开辟了天汉游击区。
1940年初，我被选为出席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候补代表，为到延安开会，同时也是为了治腿病，于1940年4月和朱理治等一起奔赴延安，就此离开了鄂豫边区。
因为七大延期召开，分配到马列学院学习。闲了下来，就先到医院检查腿病，一查需要开刀动手术。在杨柳医院一共住了5个月，出院后又休养了两个月，才正式到马列学院学习。在马列学院学习了3个多月，1941年3月，调到中央党务研究室工作。
党务研究室负责人当时是王首道、陶铸。陶铸一个多月以后调到军委工作。不久，中央派王若飞来作主任，王首道亦不再兼任党务研究室的工作。1941年秋，张闻天（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组织了一个调查组，到晋西北农村作调查，党务研究室派我和蒋光军参加该组，在晋西北农村作了约8个月的调查，回来经过绥德、米脂两县，又分别作了一两月的调査，1943年初回到延安，之后一直在延安党务研究室工作。
1945年4月到6月，七大终于召开，我参加了这次盛会，深切感受到经过整风运动，大力提倡实事求是以后，党的面貌焕然一新，这的确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1945年6月，七大一结束，我就和其他同志一起离开延安，准备到粤汉路两侧沦陷区开辟新解放区。我们这支队伍由文年生率领，陶铸拟任新解放区的负责人，也和部队一道行军。8月间，过了黄河，接近洛阳。这时，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由于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央要我们停止南下，由陶铸组成一个十几个人的小组，其中有曾志（陶铸的爱人）、蒋光军、刘子载和我，立即兼程北上赴东北。10月下旬，我们抵达沈阳，听了彭真做的“独霸东北，控制东北”的报告。之后，陶铸到辽宁任省委书记，我又继续北上到了长春。在长春，我见到了陈云、肖劲光等同志，张启龙代表党组织同我谈工作。他说：组织上“已经决定分配你到延边（伪满的间岛省）工作，那儿将改为地区，你到地区负责”。11月中旬，我带着周保中的介绍信，到了延吉，从此开始了四年在延边的战斗生活。
延边根据地的创建与巩固，是延边全区朝、汉等族人民为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而做出的一份重大贡献。回顾这段历史，我不禁想起林枫的一句话。1946年春，国民党军趁苏军撤离之机大举侵犯，吉林大部分地区为敌所占，全省处境相当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林枫说：“东满地区像整个东北的腰杆子，腰杆子硬起来，人就能站起来。”事后想来，他的话颇为精当，那时的延边，确实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七大的召开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在这半个多世纪里，既有凯歌行进的岁月，也有不堪回首的日子，国家，党和我个人都经历了暴风骤雨般的洗礼。七大正确的路线、方针对历史的重大意义越发显明，衷心期望，新的一代在新时期党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指引下，奋勇向前，取得更大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