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人之仁不能成就一个人的伟业。所谓妇人之仁，就是对眼前的一人一事动恻隐之心，对一兵一卒动恻隐之心；见一人困苦而伤悲，见一花折枝而落泪，感情被局部的苦痛左右。
人类的一切斗争都可以分为善的斗争和恶的斗争。
我们把那些出自生命本能的斗争称之为善的斗争，生命本能的斗争是指那些应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挑战的斗争，是出于保护自己生命、生存的斗争。而那些危害人生命的斗争都是恶的斗争，其目的是危害人的生命或间接危害人的生命。
善之者为善，恶之者为恶。善的人做事的出发点是出于善，尽管其结果可能不好甚至坏，但其出发点和行为本身是善的，所以称之为善。恶的人做事的出发点是出于恶，尽管其结果可能不恶甚至好，但其出发点和行为本身是恶的，所以称之为恶。
善的斗争有小善的斗争与大善的斗争之分，恶的斗争同样有大小之分。所谓小善与大善的斗争是就善的斗争影响的范围和力量的大小而言，小恶与大恶的斗争也是指影响的范围和力量的大小。我们把那些只影响到家人或身边有限的人的善的斗争或恶的斗争称之为小善的斗争或小恶的斗争，而那些影响到众人和未来的善的斗争或恶的斗争称之为大善的斗争或大恶的斗争。
善的斗争与恶的斗争又有纯与不纯之分。我们把善的出发点、善的行为、善的结果的统一称之为纯善的斗争，而只有善的出发点和善的行为但没有善的结果的斗争是不纯的善的斗争。同样，恶的斗争也是如此。善的斗争的出发点和行为是统一的，善的出发点必然产生善的行为，正如恶的出发点必然产生恶的行为一样。这好比是路，一条是通向光明的路，一条是通向黑暗的路，在选择出发点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了自己的行动是在光明中行走还是在黑暗中行走。
那些基于善的出发点而采取了恶的行为的斗争是伪善的斗争，而那些基于恶的出发点采取了善的行为的斗争也是伪恶的斗争。高举友善的旗帜、满口的仁义道德，干的却是卑鄙、阴险、邪恶的勾当，这种伪善对于不知情的人来说，对于容易受蒙蔽的大众来说，具有极大的欺骗性。一个企图杀人越货的人，由于出现了意外情况，被迫中止了犯罪行为，这时发生了一起抢劫事件，这个人英勇地抓住了抢劫嫌疑人，这个人因此被称之为见义勇为的好人。这个人真的是好人吗，就其真实性、本质而言，这个人是伪好人。
小善的斗争、小恶的斗争与大善的斗争、大恶的斗争既可分离又可统一，并且可以互相转化。行小善，也可以同时行大善，亦可以同时行小恶、行大恶；行小恶，也可以行大恶，亦可以行小善、行大善；行大善，同时行大恶，反之亦然。现实中的每一个人必是这十种人之中的一种，不管是黎民百姓，还是帝王将相，莫不如此，所不同的只是善恶的纯度不同、比例不同而已。
凡是常人、黎民百姓，多是行小善、行小恶；凡是帝王将相、英雄豪杰，多是行大善、行大恶，所谓窃钩者为盗，窃国者为侯。士兵在战场上只
能杀死几个人、十几个人，而将军指挥一场战争可以杀死成千上万的人。
现实的人一手拿着善的武器，一手拿着恶的武器，是既善且恶的人，既是魔鬼又是天使，是善和恶奇妙结合的混合体，天下没有纯善纯恶的人。采取纯善的斗争，做一个纯善的人，只是人类的理想追求。
为了善而采取的斗争是善的斗争，为了消灭恶而采取的斗争是不是善的斗争？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制止他人犯罪是善的斗争，而当制止行为造成了被制止方的人身权益受到损害时，制止者的行为便变成了恶的斗争。正当的防卫是善的斗争，而当防卫过度造成对方受到伤害时，善的斗争就变成了恶的斗争。推翻没落腐朽王朝的斗争是善的斗争，但过度的暴行会使战争的性质变得善恶难辨。
善的斗争可以高举善的旗帜，而恶的斗争为了掩盖其真实面目，往往也打着善的旗帜。善的斗争是有尺度的斗争，一旦超过尺度，斗争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善的斗争会变成恶的斗争，正义的斗争会变成非正义的斗争，合法的斗争会变成非法的斗争。
恶的斗争是没有尺度的斗争，斗争的方式越是随意、非理性、盲目、冲动，越是向恶的深渊迈进。在恶的斗争中，理性的制止有时起不到理想的效果，为了实现理想的效果，需要采取以恶治恶的办法，文明总是以恶的方式为自己开辟道路。伟大的人、高尚的人应该掌握以恶治恶的尺度。以恶治恶的手段通常是恶的，但出发点和目的必须是为了善，否则，以恶治恶就是大恶。人类必须倡导以善引善、以善待恶、以善治恶，使人性的美德充溢在人间。
人在危险的情况下，保护自己的生命是本能，采取适当的手段来保护自己，是聪明之举。所谓适当，就是不侵害他人的利益。当保护自己的手段过度到损害他人利益的时候，手段的性质就发生了质的变化。
曹操刺杀董卓失败后，只身潜逃。在路过中牟县时被守城军士发现，并抓住送到了县令处，在大堂上曹操“要杀就杀”的气概让县令震撼，于是县令与曹操一起出逃反董，俩人走了三天，走到一个叫成皋的地方，找曹操父亲的结义兄弟吕伯奢投宿。热情好客的伯奢去打酒招待来客，曹操坐了一会听到了庄后有磨刀声，并闻人语曰：“缚而杀之，何如？”以为有人要杀他，便叫县令先下手为强，一连杀了八口人。
曹操在被追捕的情况下，担心自己的性命随时受到危险，便对所有的风吹草动都疑心。搜到厨房下，却见捆着一头猪，县令便说曹操心疑误杀好人，其实并非误杀，而是在滥杀无辜。两人骑马出庄，行不到二里，只见伯奢驴鞍前挂着两瓶酒，手里提着果菜，对二人说：“我已经叫家人宰一头猪款待二位，怎么这么匆忙就走了呢，快调马回头。”曹操顾自策马前行，行不到数步，忽然拔剑回身向伯奢问话，伯奢回头看时，曹操挥剑将其砍死。曹操对大惊失色责问他的县令说：“他回去见杀了人，一定会带人来追我们，我们就危险了。”他进而说：“宁教我负天下，休教天下负我。”
曹操所处的时代是一个险象环生的时代，随时都有身首异处的危险，保护自己性命的手段随时都可能受到道德底线的挑战。他之所以这样做，一是为了自己的生命得到万无一失的保证；二是因为当时的人特别是普通百姓的生命不值钱，视民命如草芥，但这都不能成为曹操先后杀死九个人的借口，况且曹操当时并非身陷险境。
诗人北岛曾说过：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卑鄙就是卑鄙，它不因时间、地点的改变而改变其黑暗的颜色。天下如曹操类者并非个别，这种人大有人在，为了自己的目的，为了自己万无一失，可以采取任何手段，最卑鄙、最残酷、最恶毒的手段，他们都能够使得出来。
古往今来，一切伟大的人都有其恶的一面，但一时、一地之恶并不能掩盖其作为一个伟人的形象。李渊坐上皇位后，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与秦王李世民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太子和齐王曾想在酒宴上用毒酒毒死李世民，但是没有成功，于是他们又说动皇帝征调李世民手下的大将随齐王出征，李世民深感危险将至，在形势危急之下，听从了手下大将们的建议，于626年7月的一天在皇宫北面的玄武门设下了埋伏，李世民亲手射杀了太子李建成，手下大将杀死了齐王李元吉，史称玄武门之变。
不管李世民是不是被逼采取还击手段，还是早有预谋，但毕竟，李世民杀死了自己的亲哥哥和亲弟弟，在道义上是一种残暴的、大逆不道的行为。可是李世民坐上皇位之后，开辟了中国历史上最繁荣、最昌盛的王朝。中国自秦统一以来的2200多年历史里，共经历了16个朝代，其中南北朝和五代都各算一个朝代，能够称为强盛的朝代分别为，汉朝（公元前206～公元220年），历经426年，唐朝（618～907年），历史经289年，宋朝（960～1279年），历经319年，明朝（1368～1644年），历经276年，清朝（1636～1911年），历经275年。唐朝的年代名列第四，但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的影响却是巨大的，只有汉朝能够与之媲美。而李世民在大大小小的几百个皇帝中，以英名盖世而留名千古，他的道德上的不义赢来了国家的大义。
被迫为恶，而行善良之行，结善良之果，是一种被人称道的品行。五代十国时期的后周第一任皇帝郭威因为后汉帝听信谗言而被逼反叛，他当上皇帝后生活节俭，善采众言，重用贤臣，在神州众多国家一片昏暗、混乱的大势之下，开创了一个君臣一心、上下相谐、百姓安居的太平景象。
背叛是一个人任何时候都不能突破的一道底线。背叛是指背离，叛变，背其原来的主而反之。所说的主是主人、国家、组织、家庭、信仰。叛徒就是指有背叛行为的人，通常是指一个背叛或抛弃他的事业、宗教、政党或朋友的不忠诚的人。背叛组织，如背叛一个党投靠到另一个党；背叛国家，如投到敌国；背叛人民，如原本和人民站在一边，当上了人民的统治者之后反过来残害人民；背叛主人，原本为主人服务，现在出卖主人；背叛家庭，如抛弃妻儿；背叛信仰，如原来信仰共产主义现在信仰资本主义。背叛一词最早出自《荀子•解蔽》：“故以贪鄙背叛争权而不危辱灭亡者，自古及今，未尝有之也。”意思是用贪鄙、背叛、争权来治理朝廷和国家没有出现危险、受欺辱和灭亡的，自古到今，从来没有过。背叛是对自己原来信仰的一种离开，是背弃道德的约束，叛离大众的利益，不实现、不兑现自己曾经的承诺。人们常说的叛徒主要是指背叛自己的阶级、集团、队伍而采取敌对行动或投靠到敌对方的人。理解背叛行为和叛徒，要把握两个关键要素，一是背叛了原来的，二是采取了敌对行动或投靠到敌对方，这两个要素是互相联系的，缺一不可。如果仅仅是脱离了、放弃了原来的阶级、集团、队伍，或者反思、批判原来的，那都不叫背叛，背叛一定是一背二反，即背离原来的且反对原来的，还有一条就是一定有采取了敌对行动或投敌行为，没有后一条就不能称之为背叛或叛徒。
背叛是人性中的毒瘤，一个人在没有办法、没有能力的情况下，可以艰难清苦甚至有点悲惨地生活，可以活得窝囊，活得毫无价值。总之，一个人当什么人都行，就是不能当叛徒。由于人性的缺点，可以自私、冷漠、狭窄、偏执甚至有点凶残，人性中的许多缺点、劣根性都可以有，就是不能有背叛的行为，不能当叛徒。
在题材取自圣经故事的世界名画《最后的晚餐》中，画家用高超的笔法描绘出人们对于背叛这一行为的震惊、愤怒与不安。
背叛随处可见，叛徒到处都有。人群中最多的人就是叛徒。古今中外的历史，关于背叛和叛徒的记载多如牛毛。五代十国时期，桀燕帝刘守光战败，他本人和其父刘仁恭被晋王李存勖俘虏斩首，原因是刘仁恭背叛恩主李克用，而刘守光又背叛老爹刘仁恭。还有，南梁帝国皇帝萧衍重用丞相侯景，而侯景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叛徒，他先前受到东魏帝国丞相、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高欢的重用，官至宰相，然后高欢坟墓上的泥土还未干，侯景就反叛，因兵力不足，投靠西魏，西魏皇帝不肯收容，于是投靠南梁。高级国务官萧介上疏说：“狼崽一生下来，就有野性，永不可能驯服。老虎一旦饥饿，一定发生吃人灾祸。侯景绝对不是乱世尽节的忠臣。他抛弃祖国故乡，轻松得好像脱下木屐；背叛君王双亲，容易得如同丢掉一颗芥子。”但萧衍不接受建议。后来，侯景果然反叛萧衍，并把萧衍软禁起来，逐渐减少供给饮食，萧衍忿恨得病而死。
无数的历史上的叛徒和我们身边的叛徒告诉我们这样一些真理：一、人绝对不能做背叛的事，绝对不能当叛徒，任何背叛都为世人所不齿，且不能被原谅。二、叛徒是一个人永远也洗不掉的黑色，是一个人死了也要背负的十字架，是一个人在地狱也要钉在身上的耻辱柱。三、恶有恶报，几乎所有的叛徒最后都难逃命运的安排，都没有好下场，甚至受到严重的报复和惩罚。即便换得了一时的苟安或一生的苟活，乃至获得了欲望的满足，但却失去了人之为人的尊严和人格，最终得到的也是一辈子的骂名。四、叛徒就是叛徒，绝不能轻易相信叛徒，更不能重用叛徒。
为什么叛徒不能重用？因为一般的人第一次做叛徒时都会面临着道德、道义、良心上的拷问，而一旦突破心理上这道门槛，再做一次叛徒也就不再难了。况且，叛徒还有这样的心理，既然已经做了叛徒，再做一次叛徒，也就是小偷多偷一次东西而已。既然能够背叛他，也就能够背叛你，既然能够背叛一次，也就能够背叛第二次、第三次。
背叛、叛徒在中国为什么特别招人恨，因为中国文化特别讲忠，倡导做人要忠孝、忠心、忠厚、忠诚、忠义，要求做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忠、孝、仁、义，忠排第一，为做人的第一原则。关羽非常勇敢，也很能打仗，但还称不上一个成功的军事家，因为骄傲最后败走麦城而死于东吴大将吕蒙之手，在中国军事史、战争史上多如汗牛的军事家和武将中，关羽地位之高仅次于诸葛亮，而在民间受到百姓的崇拜程度却又在诸葛亮之上，因而被称为“帝”。历朝历代全国各地都建有关帝庙，受到芸芸众生的顶礼膜拜。关羽受到如此之尊崇，皆因其忠，忠于汉室，忠于身为兄长的刘备。他一旦选择了刘备为主，任曹操如何挽留重用也毫不动心。还有南宋抗金英雄岳飞，背上刺着四个大字“精忠报国”，被后世历朝树为伟大的榜样。在中国文化中，武将、军人的最高理想就是精忠报国，忠于君王，报效国家。文臣、士人的最高理想也是精忠为国，忠于君王，为安邦治国鞠躬尽瘁。
忠不仅为历代帝王、君主所重，也为组织、党派、团体、家庭所看重。但忠有愚忠、智忠之分，忠君、忠民之分。不管君主德行、能力如何，不知劝，不知隐，不知退，只知忠，死心塌地，是谓愚忠。知晓君王德劣而能拙，知劝，知退，知隐，是谓智忠。著名学者柏杨认为，忠心可以分为四等，最高层次是神性的忠，忠于以全体人民幸福为依归的理念和责任；其次是人性的忠，徘徊在公义和私利、正直和邪恶之间；第三层次是奴性的忠，只忠于特定的人；第四个层次是狼性的忠，只忠于权。现代社会需要的是神性的忠，至少也需要人性的忠，才是日月光明的大节。
人性的另一个弱点是卖身求荣，卖身求荣虽然比背叛低一级，但也是做人的一道底线，这道底线一破，人就矮了、小了，无论原先多么高的价值也因此大打折扣。938年，后晋辽帝国皇帝耶律德光37岁，后晋帝国皇帝石敬瑭47岁。因为力量弱小，石敬瑭遂向辽国称臣，并以儿子自贱，称耶律德光为“父皇帝”，是为盖世奇闻。
卖身求荣多发生在官场、职场、商场。自己没有能力获取想要得到的东西，既很不甘心，又想不费力气巧取，便卖身与他人。如何卖身？一曰投靠，找最用得着的人为靠山，以近其人为荣，舍己所好而投其所好；二曰认亲，认最用得着的人为义父义母、为兄为弟、为姐为妹，不管那用得着的人的人品如何，只要有可能就认亲攀亲；三曰委身，为了讨好最用得着的人，放弃自己做人做事的原则立场，把自己当成他人的一条狗，他人叫干什么就干什么，甚至不顾一切做出伤天害理之事。卖身求荣的人比比皆是，身在官场、商场、职场的人最需要防备的人之一就是这种人。
性情残暴的人必然会招致人们的报复。生活在性情残暴者手下或与这样的人为伍，人们一定会心怀恐惧，处处小心，以防不测。有些性情残暴者专门对外人施暴，而对家人、邻居朋友则友好。大多数性情残暴者对任何人都残暴，对外人如此，对家人、亲朋亦如此，甚至更为凶残。当恐惧将要降临，为了防止凶残发生，人们只有选择逃避或抗争，而抗争最安全、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杀死那个性情残暴的人。那些被迫杀死性情残暴的家人者，其由皆出于此。
五代十国时期的闽国皇帝王延羲性情凶暴，对他所怀疑的人说杀就杀。有一次喝醉了酒，对已经被杀掉的一个大臣的两个党羽吟诵白居易的诗：惟有人心相对间，咫尺之情不能料，意思是人跟人相处在一起，两颗心虽然距离很近，可是发生什么变化，却难以预料。两个手握兵权的官员朱文进和连重遇大为恐惧，于是密谋杀死了王延羲。
最大的善行莫过于赢得人心，得人心者得天下。打杀可以取得胜利，但不能取得天下。夺取天下，需要得到民心；治理天下，同样需要得到民心。得人心是凝聚众人的不二之法。毛泽东和蒋介石两人斗争了近五十年，蒋介石由强变弱，毛泽东则由弱变强，毛泽东最终取胜的关键是实行了土地革命，广大农民在打土豪分田地和参加革命中获得了利益。蒋介石比毛泽东更早实行土地改革，但因其资产阶级立场和封建官僚以及资产阶级利益集团的强大力量，使他的改革半途而废。毛泽东赢得了占中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农民的支持，而蒋介石却失去了这支决定性的力量。蒋介石打得了天下，但最后的胜利者是赢得天下人心的毛泽东。
最大的恶莫过于失人心，失人心者失天下。失去人心，不是因为他人变了心，而是因为自己的恶行。恶行是驱逐他人锐利的武器，百姓生命不可践踏，民心不可践踏。相比历史上的刘邦、曹操之辈，李自成只是一个草莽英雄。李自成攻城掠地，大肆杀戮，每次攻城，投降的一律不杀，拒守一天杀十分之三，拒守两天杀十分之七，拒守三天就全部屠杀。李自成不仅杀敌人，对自己怀疑的人，对身边的将才也滥杀。李自成善于攻城，与他同时起兵的另一个大将罗汝才善于作战，两人配合像左右手一样地默契。后来，李自成的声望高了，就产生了专制的念头，但又顾忌罗汝才，于是设计把罗汝才杀了。李自成还下书威胁同时起兵的张献忠。李自成再征陕西的时候，自己说这里是故乡，不会侵犯糟蹋，但没过一个月烧杀抢掠照旧。他听信谗言，杀了手下谋臣李岩。李岩曾编歌谣：“迎闯王，不纳粮。”并规劝李自成不要滥杀以收揽民心，使李自成的队伍迅速壮大。杀了李岩之后，起义军人心离散。李自成打入北京，命已灭亡的明朝旧官入朝祝贺，李自成不出来，起义军争相戏弄侮辱众官员，用槌打他们的背，摘掉他们的帽子，有的把脚放到大臣的脖子上，开心取乐。这样的起义领袖岂有不败之理。
妇人之仁不能成就一个人的伟业。所谓妇人之仁，就是对眼前的一人一事动恻隐之心，对一兵一卒动恻隐之心；见一人困苦而伤悲，见一花折枝而落泪，感情被局部的苦痛左右，不肯给人以好处，特别是不肯给人以权力。这种人可为诗人、作家、艺术家，却不能成为伟人，拯救万民于水深火热之中。项羽就是这种人，且看韩信是怎么评价项羽这个人：项羽暗恶叱咤（暗恶，满腔怒火。叱咤，咆哮声音），千人屈服。可是他却没有助手，不知道选拔贤能，事实上只是匹夫之勇。他对人恭敬慈祥，言语亲切，人有疾病，他甚至为之流涕，把自己的饮食分给人吃。可是，当人建立了大功，要封赏时，他拿着自己刻好的印信，把印角都摸旧了，还不肯颁发，这就是妇人之仁。项羽把封赏和权位看得过重，好像是自己家里的，死活不肯给予他人。那些立功的人，眼巴巴地盯着封赏和权位，你愣是不给，谁还肯为你干活卖命。在韩信看来，妇人之仁的项羽成就不了霸业，所以他最后投靠了刘邦。
天下熙熙皆为名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的本性追名逐利。领导无非赏罚二字，即善于运用赏和罚，赏予应赏该赏的，赏之众人皆羡；罚予该罚当罚的，罚之众人皆以为戒。
中国文化中有“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知恩图报思想，反对那种忘恩负义、过河拆桥的品行，把这种品行当作非常恶劣的品行。北魏首都洛阳警备区总司令李彪起初家境贫寒，后因全心全意投靠陇西公李冲得以步步高升。这时候，他自认为已跟皇帝建立了直接关系，且受到宠信，便逐渐对李冲疏远，并任信专断，不断跟李冲争执。李冲忍着愤怒，收集李彪前后所犯的过失罪行，上奏皇上。如果不是有人暗中化解，那
么李彪就不是被削除官职贬作平民，而是人头落地。
有恩于人，可以记在心上，但不必挂在嘴上，偶尔提醒对方即可，但不可常常提醒。挂在嘴边，常常提醒对方，一来显示自己不够忠厚和修养差，二来有索取对方不断的回报或索取对方付不起的回报的企图，如此，会使对方有一种被勒索——无论怎么都报答不完的感觉，这将可能化友为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