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或生于富贵，或生于贫穷，或生于贫富之间的中等之家。人的出身概莫如此。人或为自己而活，或为别人而活，或既为自己又为别人而活。人活着无出左右。人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或仅仅是自然的死亡无所谓特别的意义。人死亡非此即彼。
平庸的时代产生平庸的人，伟大的时代产生伟大的人。平庸的人纵然在人生的顶点也不会有精彩的演出，杰出的人即使在低谷也能上演精彩的故事。
有的人终究会成为朋友，有的人终究会成为敌人，有的人终究会什么也不是，既不是朋友，也不是敌人，只是熟悉的人，或者过路客。
在这个世界上，你可以相信一切，相信信仰，相信友谊，相信爱情，相信无欺的交易。但对于自己的命运来说，谁是最值得信赖的？不是你的父母，不是你的丈夫妻子，不是你的兄弟姐妹，不是你的子女，不是你的朋友上司，不是你的志同道合者，虽然他们可以给你带来幸福、金钱、权力，但不是你的命运之神。谁也不可信，惟一最可信的是你自己。因为，你是你自己的承载者，是你肉体和精神的承载者。你是你自己的根基，你是你自己的土壤。你是你自己的信赖者。
信赖他人，即意味着你把幸福和人生的方向寄托在他人身上，或是相信他人能够给自己带来幸福，指明方向。只有信赖自己，才能真正地把握幸福和人生的方向，即自己是命运的主宰者。如果信赖别人，即意味着盲从，盲从就是别人说什么是什么，说非即非，说是即是，指东即东，指西即西。盲从是最危险的人生旅行。首先信赖自己，然后信赖别人，这样的信赖才是值得信赖的，是理性的信赖。
宇宙中最难认识的事物是人，世界上最复杂的关系是人际关系。人与天、与地、与物的关系最后都可以归结为人与人的关系。
人的本性或本质是什么？中国文化大体有七种观点，这七种观点早在汉朝以前就已经形成，其中有六种观点来源于战国时期，一种观点来源于东汉。
儒家先圣孔子不以善恶讲性，他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他只认为人的天性是相近的，后来的相异，皆由于习。他既没有说性善，也没有说性恶，给后世留下了很大的想象和论述的空间。实际上孔子是强调人的自然本性的，他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既看到了人性中自然本能的一面，又把“仁”看作人性的潜在的本性，“我欲仁，斯仁至矣。”
儒家亚圣孟子主张人性本善，他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又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人皆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乃仁义礼智之端，都是人所固有，无待于习。
稍晚于孟子的另一个儒家代表荀子主张人性本恶，他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认为人之性是好利多欲的，性中并无礼义，一切善的行为都是后来训练而成。与孟子同时代的告子（告子之说惟见于孟子书中，略而不具，其详不可得知）认为性无善恶，他说：“性无善无不善也。”又说：“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他认为性无善恶，善恶都是后来才有的，原始的性则既非善亦非恶。
老子、庄子等道家主张人性超善恶，认为人之本性，既非仁义，亦非情欲，而是所得于道之德之显见。性命之性是自然的，而仁义是人为的。战国时的儒家世硕认为人性有善有恶，王充《论衡》中述其说云：“周人世硕，以为人性有善有恶；举人之善性，养而致之则善长，恶性养而致之则恶长。”世子等人的学说，主要是谓性中兼含善恶，发展其中的善性则是善人，发展其中的恶性则成恶人。
战国时期还有一种学说（倡导者的姓名已失传）认为，有性善有性不善，即有人生来即善，有人生来即不善。既非人人之性皆善，亦非人人之性皆恶，乃有两种人的不同。
到了东汉，儒家王充把人性分为善、中、恶三等，他说：“余固以孟轲言人性善者，即中人以上者也；孙卿言人性恶者，中人以下者也；扬雄言人性善恶混者，中人也。”即中人以上者性善，中人以下者性恶，中人之性则不善不恶而可善可恶。
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非常之大。原始佛教认为人性邪恶，有贪嗔痴的本性，必须严格地持戒修行。大众部佛教提出“心性本净”的观点，肯定了人性是善的。大乘佛教进一步宣扬“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能成佛”。佛教自汉朝传入中国后，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其思想也在演变发展，各派观点不尽相同。华严宗认为佛性纯善，众生与佛一样，本质上都清净圆明，众生的种种恶行来自于种种妄念，修行即要断除心中妄念。天台宗认为佛性中善恶兼具，因为人性中有善有恶，修行才有必要性。禅宗认为人性即佛性，“即心即佛”，佛性不在人的本性外，人不可离开自身去求佛，见性即可成佛。
和中国一样，在西方持性善论者有之，持性恶论者有之，持有善有恶论者和无善恶论者亦有之。持性善论者有古希腊的斯多葛学派和十八世纪法国思想家卢梭。古希腊斯多葛学派认为，人虽然有自利要求，但人具有理性，能把自身利益与他人利益按照理性的原则进行协调，从而取得和谐。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驱卢梭认为，人性原来都是善的，原始社会的人都是生活在自由平等之中，善良的人性存在于纯洁的自然状态之中，只因社会文明特别是城市文明才使人性扭曲、罪恶丛生。这位著有《社会契约论》和《忏悔录》等名篇的作者认为个人和社会都应该归于自然才能自由、幸福、平等。
公元四世纪的奥古斯汀、十五世纪的马基雅维利、十六世纪的霍布士、十八世纪的叔本华等都是性恶论的代表人物。《君主论》作者马基雅维利认为，人类总有填不满的欲望和膨胀的野心，趋利避害、自私自利、偶尔行善只是人们的一种伪装，是为了赢得名声和利益。他有一句名言：只要目的正确，可以不择手段。
性有善有恶论的代表人物有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近代的康德。柏拉图是全部西方哲学乃至整个西方文化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他和老师苏格拉底、学生亚里士多德并称为古希腊三大哲学家。柏拉图认为，人有欲望、意志和理性，当理性能驾驭欲望和意志时，就能获得善，反之就是恶。亚里士多德也认为人有理性和情欲。他提出了三个著名的论断，即“求知是人的本性”、“人是理性的动物”、“人是政治动物”。他认为人生的目的在于用理性节制情欲于一个合理的状态，恰到好处，以获得人生的幸福。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康德既是哲学家，又是天文学家和星云说的创立者之一，他认为人有两个我，一个是“实我”，一个是“真我”。“真我”是理性主导的我，“实我”是情感主导的我，“真我”因为善性的约束而高于恶性欲望的“实我”。
主张性无善恶的首推近代思想家洛克，他是英国哲学家、经验主义的开创人，同时也是第一个全面阐述宪政民主思想的人。他提出了人心白纸说，认为人之初始，人心都是空如白纸，根本不存在善与恶的问题。善与恶的心理观念和道德品质都是后天因素造成的，尤其是教育因素造成的。美国现代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也是性无善恶论者，他认为善绝不是什么玄而又玄的东西，它仅是能满足人们需要的事物而已，是相对的价值判断。人性都有发展成善的可能性，只要有适当的教育，人是能养成善良的品性的。
在整个西方世界，占主流思想的既不是性善论，也不是有善有恶论以及无善无恶论，而是性恶论——基督教的原罪说。根据基督教的创世说，上帝创造了世界后，用泥土创造了亚当，然后取下亚当的一根肋骨创造了夏娃，把他们安放在伊甸园中。后来，亚当和夏娃在魔鬼的引诱下，偷吃了“知善恶树”上的禁果，犯下了大罪，上帝就把他们逐出了伊甸园。这就是原罪的由来。他们的罪恶遗传下来，他们的子子孙孙一生下来就是有罪的。为此，人要用忏悔和劳作以及服从禁忌、戒律等来获得全能全知上帝的救赎，否则，人的灵魂就只能沦落于苦难的地狱，而不能进入美丽的天堂。
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对人性是善还是恶作出论断。在马克思看来，人性无所谓善恶。马克思说：“假如我们想知道什么东西对狗有用，我们就必须探究狗的本性。这种本性本身是不能从‘效用原则’中虚构出来的。如果我们想把这一原则运用到人身上来，想根据效用原则来评价人的一切行为、运动和关系等等，就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要研究在每个时代历史的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意义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概括而论，中国以儒家的人性善为主流思想，西方以基督教的人性恶为主流思想。
而笔者从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主义辩证法中读出了人的本性、本质是斗争，笔者从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为代表的唯物主义辩证法中读出了人的本性、本质也是斗争，笔者还从先秦诸子百家、《资治通鉴》、《二十四史》、《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历史名人、名篇、名著中读出了人的本性、本质还是斗争。
人的本性或本质不是和，是斗；是争，不是让；是占有，不是付出。斗、争、占有是人的本性或本质，也是动物的本性或本质。
斗争是矛盾冲突，是互不相让的甚至是你死我活的冲突、争夺。斗争是此消彼长的运动，一方战胜了另一方，一方退让、退出、消失，另一方显现、上升、突出。斗争还是一种互相渗透的交融，是一种相互结合的过程，是实现新的平衡的途径，是共同增长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