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因此，党建设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我们事业的兴衰成败。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在同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成员谈话时，语重心长地说：“常委会的同志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聚精会神”四个字，反映了邓小平对党的建设的高度重视和严格要求，表明在党的诸项工作中，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处于非常重要的位置，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忽视和放松。他的这个谈话，既是对过去党的建设工作的深刻总结，又是对今后党的建设工作的殷切希望。此后他又反复强调，归根到底是“要有一个好的党来领导”。“只要坚持并且改善党的领导，由此带动其他工作，我们的任务就能够完成。”由此可见，邓小平在领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始终把加强党的建设的任务摆到全党工作的首位。
但是，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按照时代进步的要求不断改善党的领导。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政治路线，我们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向了经济建设，并迈开了改革开放的步伐。为了使党的领导适应这一历史性的转折，肩负起带领全体中国人民开拓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历史重任，邓小平把改善党的领导的任务提到了全党面前。在后来被称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的讲话中，邓小平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伟大的革命。在这场伟大的革命中，我们是在不断地解决新的矛盾中前进的。因此，全党同志一定要善于学习，善于重新学习。”邓小平敏锐地认识到，在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的使命中，我们党不仅要迅速拨乱反正，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而且必须改善党的组织状况、领导工作状况和领导制度，否则将很难承担起历史赋予我们党的艰巨重任。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专门讲了“坚持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的问题，强调坚持党的领导和改善党的领导是同等重要的事情，不要党的领导，中国没有希望，不改善党的领导，中国同样没有希望。“怎样改善党的领导，这个重大问题摆在我们的面前。不好好研究这个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坚持不了党的领导，提高不了党的威信。”邓小平把能否有效地改善党的领导，提高到决定党的领导地位，决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成败的高度。
（一）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事业必须由共产党领导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邓小平认为，只能由共产党来领导。他强调指出：“中国由共产党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由共产党领导，这个原则是不能动摇的；动摇了中国就要倒退到分裂和混乱，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围绕着这个根本原则，他做了多方面的、深刻的阐释。
第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邓小平说：“我们党同广大群众的联系，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是六十年的斗争历史形成的。党离不开人民，人民也离不开党，这不是任何力量所能够改变的”。我们走过的道路证明，中国革命，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能成功的。党的四大时只有900多个党员，但就是我们这个900多人的党，实现了国共合作，推进了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后，我们的党经受了十年血腥恐怖、百万大军“围剿”，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严峻考验，战胜了常人所战胜不了的困难，领导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终于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胜利地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虽然，我们党也犯过严重错误，但是错误总还是由我们党自己纠正的，而不是别的力量来纠正的。就是粉碎“四人帮”，也是由我们党代表人民的利益和要求来实现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人竟然要求削弱甚至取消党的领导，这是广大群众所不能容许的。如果党的领导被削弱，只能导致无政府主义，导致社会主义事业的瓦解和覆灭，这是被大量实践所证明了的客观真理。
第二，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特点决定了她能够承担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领导责任。邓小平说：“我们这个党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党，是领导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无产阶级专政的核心力量，是无产阶级的、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觉悟的、有革命纪律的先进队伍”。正是这个性质和特点，决定了我们党具有任何其他政党都无法比拟的深厚基础和强大力量，使党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成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几十年的历史证明，任何企图动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的主张和行为，都会遭到广大人民的抵制和反对。“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之所以引起全党全国人民的坚决反抗，正是因为他们踢开了久经考验并与人民群众建立了血肉联系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而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威信在全国人民中所以普遍提高，正是因为全国人民把他们对于前途的一切希望寄托在党的领导上。因此，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地位，是任何力量都无法改变的。
第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邓小平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件伟大而艰巨的事业。实现这个事业必须要有正确的政治路线、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艰苦创业的精神、又红又专的干部队伍。这些问题离开了中国共产党，别的组织、别的派别都不可能解决。因为“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没有党的领导，艰苦创业的精神就提倡不起来；没有党的领导，真正又红又专、特别是有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的队伍也建立不起来。这样，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祖国的统一，反霸权主义的斗争，也就没有一个力量能够领导进行”。我们制定的一些政策，包括对香港、澳门、台湾的政策，也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制定的。没有中国共产党，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谁能够制定这样的政策？没有哪个人有这个胆识，哪一个党派都不行。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客观事实。
基于上述分析，邓小平得出结论说：“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现代中国的一切”。
（二）根据形势的发展，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
在反复强调坚持党的领导的同时，邓小平十分突出地论述了改善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他明确指出，“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这是摆在全党面前的重大问题，不好好研究这个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坚持不了党的领导，也提高不了党的威信。这个问题的提出，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从历史方面看，十年内乱使我们党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在思想、作风、组织诸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的不纯，党的战斗力明显受到了削弱，党的威信下降了。正如邓小平指出的：过去，我们克服困难，党的一个号召，党中央的一句话，全国照办，非常顶事。现在就不那么容易了。为什么呢？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踢开党委闹“革命”，党被打乱了，“四人帮”实行的是帮领导、帮统治。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问题，是要恢复党的战斗力。因此，需要改善党的领导。从现实方面看，党的工作重点转移以后，党面临着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形势，新任务。完成这些新任务，在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等方面，都还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邓小平说：刚进城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就讲过，我们过去熟悉的东西快要闲起来了，现在面临的是我们不熟悉的东西。由于很长时间没有认真解决，现在这个问题更迫切更严重了。现在领导一个地区、一个部门，领导一个工厂，一个学校、一支部队，工作都比过去复杂多了，困难多了。比如经济工作，我们当然总还是做了不少好事，但是，我们真正有系统地学会了有计划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没有呢？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地建设社会主义经济，这和解放区的经济工作很不同。现在的经济工作，问题比50年代又复杂得多。“党应该居于领导的地位，但是，上面说的这些问题必须认真研究解决。”上述两个方面的情况表明，党在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后，必须着力解决改善党的领导问题，否则，党就无法实现建设四个现代化的伟大历史使命。邓小平不失时机地把这个问题提到全党的面前，意义是十分重大的。
第一，实行党政分开。党政分开即党政职能分开，这是改善党的领导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长期以来，我们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严重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党委包揽一切的状况，管了许多不该管的工作。这种状况妨碍并削弱了党的领导作用的充分发挥。同时，由于权力过分集中，还造成了官僚主义泛滥、工作效率低下、人浮于事、民主集中制遭破坏等种种弊端。有些情况达到了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人民群众很不满意。党的一元化领导，是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那时，革命根据地的中心任务是同敌人作战，而战争环境变化急剧，很需要实行党政军民一元化的高度集中统一的领导体制。历史证明，这种领导体制是当时所必需的，它为夺取战争胜利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夺取政权以后，在复杂的、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如果继续沿用这种一元化领导体制，就很不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了。随着经济建设的深入发展，这种不适应的情况就更为突出了。对此，邓小平做了深刻的总结。他说：我们历史上多次过分强调党的集中统一，过分强调反对分散主义、闹独立性，很少强调必要的分权和自主权，很少反对个人过分集权。……党成为全国的执政党，特别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党的中心任务已经不同于过去，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极为繁重复杂，权力过分集中，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对这个问题长期没有足够的认识，成为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现在再也不能不解决了。
在认真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邓小平对党政分开的根据和基本原则作了具体的阐述。一是明确了党组织的性质和作用。这是实行党政分开的根据。他指出，党的组织不是政府，不是国家的权力机关。无论是党的组织还是党员，都无权强制群众接受你的意见。党的组织只能号召、吸引，用党员的模范行动来影响群众，而不能强制群众接受党的这个那个主张。党组织的这种性质和作用，决定了必须实行党政分开。二是明确了党的领导的科学含义和实现党的领导的正确方式。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上的领导，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保证正确的政治方向，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从原则上说，各级党组织应该把大量日常行政工作、业务工作，尽可能交给政府、业务部门承担，党的领导机关除了掌握方针政策和决定重要干部的使用以外，要腾出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来做思想政治工作，做人的工作，做群众工作。”三是提出了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的思想。他一再强调，执政的党要以法治国。这是实现党政分开，克服以党代政的重要保证。在这个思想指导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努力遵循“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一原则行事，并将它写进了十二大党章。这个规定，对于实现党政分开，正确发挥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作用，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所有这些论述，为党和国家具体实施党政分开奠定了理论基础。
邓小平反复强调，实行党政分开的目的，是为了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而不是削弱党的领导。他说，实行这些改革，是为了使党委摆脱日常事务，集中力量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和组织监督工作。这不是削弱党的领导，而是更好地改善党的领导，加强党的领导。因此，前一阶段在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淡化党的领导的倾向，是完全错误的，必须坚决纠正。
第二，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扩大党内民主。“文化大革命”给我们党留下的最惨痛的经验教训，就是党的民主集中制遭到严重破坏，党内的民主生活被践踏，个人专断取代了集体领导，对不同意见不是采取民主的方法，而采取压制和打击的方法，这就使得正确的意见不能得到发表，党的领导人所犯的错误不能及时有效地得到纠正。这是“文化大革命”所以能够发起并延续十年之久的重要的原因。而我们能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靠的党内民主。所以，邓小平强调，解放思想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而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首要条件。他认为，“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因为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就全党、全国来看，许多人还不是那么敢讲话。好的意见不那么敢讲，对坏人坏事不那么敢反对，这种状况不改变，怎么能叫大家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四个现代化怎么化法？”不允许人家讲话，动不动就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党内鸦雀无声，是不可能有真正的解放思想的。要解放思想，就必须在党内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这是解放思想的必要条件。邓小平在推进解放思想的过程中，大力扩大党内民主，坚决纠正一个时期以来党内存在的“民主太少”的状况，倡导“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要求切实保障宪法和党章规定的公民权利、党员权利和党委委员的权利，努力在党内创造一个鼓励讲实话、敢于发表不同意见的氛围，从而强有力地促进了全党的思想解放。
解放思想需要民主，开拓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同样需要民主。毛泽东曾就党内民主的必要性说过这样一番话：处在伟大斗争面前的中国共产党，要求整个党的领导机关，全党的党员和干部，高度地发挥其积极性，才能取得胜利。所谓发挥积极性，必须具体地表现在领导机关、干部和党员的创造能力，负责精神，工作的活跃，敢于和善于提出问题、发表意见、批评缺点，以及对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从爱护观点出发的监督作用。没有这些，所谓积极性就是空的。而这些积极性的发挥，有赖于党内生活的民主化。党内缺乏民主生活，发挥积极性的目的就不能达到。大批能干人才的创造，也只有在民主生活中才有可能。可见，中国革命的胜利，有赖于全党的党员、干部和领导机关的积极性；而这种积极性的发挥，又有赖于党内生活的民主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需要全体党员和各级领导机关的高度创造性和积极性。因此，同样需要党内生活的民主化。邓小平指出：“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在党内和人民群众中，肯动脑筋、肯想问题的人愈多，对我们的事业就愈有利。于革命、搞建设，都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没有这样一大批闯将，我们就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况，就无法赶上更谈不到超过国际先进水平。”要鼓励大家动脑筋、想问题，要造就一大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没有党内生活的民主化是办不到的。针对一个时期以来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的状况，邓小平强调：“要真正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党实施领导需要集中，一旦形成决议就必须贯彻执行，而不能议而不决，更不允许各自为政。特别是在需要提高领导效率的情况下，该集中的必须认真集中。但要实行正确的集中，就必须充分发扬民主。重大问题一定要由集体讨论决定。决定时，要严格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一人一票，不能由第一书记说了算。只有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才能保证党的领导的正确性并及时纠正错误，也才能充分调动全体党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使党的事业充满活力和生机。
第三，建立一支合格的党员队伍。邓小平在论述改善党的领导时，把改善党的组织状况作为一个重要问题鲜明地提了出来，强调必须建立一支合格的党员队伍。他说：“现在，我们的党员有了三千八百万。如果这三千八百万都合格，那将是一支多么伟大的力量！”。然而，当时党员队伍存在的不合格情况，已经直接影响了党的领导威信，削弱了党的战斗力。而在党政分开以后，党实现领导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求全体共产党员充分发挥先锋和模范作用，带头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如果党员不合格，不能发挥先锋和模范作用，党的领导就会落空。因此，要改善党的领导，必须认真解决建立一支合格的党员队伍问题。
清醒地估计和科学地分析党的队伍状况，是建立一支合格的党员队伍的前提。邓小平指出，我们党的主流是好的，大多数党员是合格的，但是，也有一些不合格的党员。他们当中既有新党员，也有老党员。有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入党的新党员，一直没有受到系统的党的教育，不能成为群众的模范，不合格。而有些原来很合格的老党员，现在也不那么合格了，不能成为群众的模范。过去我们党的威力为什么那么大？就是党员打仗冲锋在前、退却在后，生活上吃苦在先、享受在后。这样他们就成了群众的模范、群众的核心。现在有些党员不同了，他们入党是为了享受在先、吃苦在后，败坏了党风，严重地脱离了群众。所以，邓小平告诫说，合不合乎党员的资格，合不合乎党员的条件，这个问题不仅要尖锐地提到新党员的面前，也要提到一部分老党员的面前。
如何解决不合格党员的问题，邓小平认为，一是加强教育。就是说，对大多数党员，必须着眼于教育。通过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彻底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使广大党员振奋精神，重新坚定共产主义信念；通过修改、制定严格的党规党纪，使党员、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入党的新党员，懂得党员的权利和义务，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二是严格整顿。对极少数腐化变质分子及背叛党的立场的人，要采取组织措施，坚决清除出党，决不能姑息迁就。尤其是不能允许那些公开反对党，与党闹对立的人继续留在党内。1986年底，针对当时党内一部分同志对自由化思潮软弱退让的状况，邓小平严肃指出，有些人讲的话，根本不像一个共产党员。这样的人留在党内干什么？不是劝退的问题，要开除。三是坚决消除派性。要彻底消除在“文化大革命”中滋生起来的派性，坚决纠正派性高于党性的不良倾向。邓小平在反对派性这个问题上，是不遗余力的。早在1975年抓整顿的过程中，邓小平就公开向派性宣战，同派性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他明确要求，对于坚持闹派性的人该调的就调，该批的就批，该斗的就斗，不能慢吞吞的，总是等待。要发动群众同派性进行斗争，闹派性的人还是怕群众，只要群众起来了派性就没有市场了。邓小平严肃处理了一批影响极坏、干了许多坏事的帮派骨干分子。打倒“四人帮”以后，邓小平再次复出，他继续坚定不移地反对派性，强调对于那些派性思想严重，根本不顾党的最紧要利益的人，决不能重用。在邓小平看来，派性是党的战斗力的严重腐蚀剂，如果任凭派性作怪，党就涣散了，就分裂了，因此对于派性必须坚决清除，对于坚持派性的人就要取消他共产党员的资格。四是要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邓小平指出，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形成了内涵非常丰富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用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来团结群众，影响群众，树立党的领导威信。他说，我们党在革命战争年代之所以有那么大的威力，能够成为群众的模范、群众的核心，道理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党员打仗冲锋在前，退却在后，生活上吃苦在先，享受在后。那个时候当一个共产党员不容易。当个共产党的干部，比如当个连长、当个排长，行军的时候一个人要背两三支长枪。现在有些共产党员不同了，他们入党是为了享受在先，吃苦在后。“所以现在我们提出，我们这个党要恢复优良的传统和作风，有一个党员要合格的问题。合不合乎党员的资格，合不合乎党员的条件，这个问题不只是提到新党员面前，也提到一部分老党员面前了。所以，我们党确实存在一个整顿的问题。”随着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深入持久的发展，邓小平更加强调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他把我们党在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形成的优良传统概括为“五种精神”，即：革命和拼命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精神，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精神，坚持革命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他强调说：“搞社会主义建设，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大大发扬这些精神。如果一个共产党员没有这些精神，就决不能算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不但如此，我们还要大声疾呼和以身作则地把这些精神推广到全体人民、全体青少年中间去，使之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精神文明的主要支柱，为世界上一切要求革命、要求进步的人们所向往，也为世界上许多精神空虚、思想苦闷的人们所羡慕。”五是党员领导干部要带头做一个合格的党员。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是治党、治国、治军的中坚和骨干，抓党员队伍建设，必须先从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抓起。我们历来有党员领导干部以身作则的优良传统。人民群众主要是通过我们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模范行动，认同我们党、拥护我们党的。然而，“文化大革命”严重破坏了党规党法，在一些党员领导干部中滋生出了不良风气。邓小平看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严肃指出，这些不良风气，使我们党脱离群众。他特别批评了一些领导干部的那种“所到之处，或则迎送吃喝，或则封锁交通，或则大肆宣扬”的做派，要求这种严重脱离群众的事情，从中央到地方都不许再做。我们党的生命，就在于和人民群众有着血肉一般的联系，得到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邓小平要求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严格遵守党规党法，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努力给广大党员做表率。
需要指出的是，建立一支合格的党员队伍，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党的思想教育和组织整顿的工作，不能有丝毫的放松。旧的问题解决了，还会出现新的问题，对此，全党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1984年整党以后，党的思想和组织状况确实有了很大改善。但是，后来党的建设又放松了。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对外交往的日益增多，少数党员经不起改革开放的考验，他们违反党纪国法，贪污腐化，行贿受贿，严重腐蚀了党的肌体。与此同时，由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有的人丧失了共产主义信念，迷失了政治方向，有的人则根本背叛了党的立场，攻击四项基本原则，成为1989年发生的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完全站到党和人民的对立面去了。正是鉴于这样深刻的教训，邓小平提出“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的忠告。他对建立一支合格的党员队伍充满了信心，并对全体党员寄予了厚望。他说：只要我们的几千万党员都合格，那将是一支多么伟大的力量啊！
第四，必须加强党的纪律。毛泽东在总结张国焘分裂党的经验教训时强调党的纪律：一是个人服从组织，二是少数服从多数，三是下级服从上级，四是全党服从中央。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毛泽东指出，这四条是我们党最重要的纪律。邓小平指出：“为了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必须加强党的纪律。文化大革命期间，党的纪律废弛了，至今还没有完全恢复，这也是党不能发挥应有作用的一个重要原因。”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反复强调加强纪律的重要性。邓小平说：“个人必须服从组织，少数必须服从多数，下级必须服从上级，全党必须服从中央。必须严格执行这几条。否则，形成不了一个战斗的集体，也就没有资格当先锋队。”在这四条中最重要的，就是全党服从中央。
贯彻执行全党必须服从中央的原则，要反对两种错误倾向。邓小平批评说，有人借口中央犯过错误抵制中央的领导，这是不容许的。不错，中央的确犯过错误，但是这早已由中央自己纠正了，现在“任何人都不允许以此为借口来抵制中央的领导。只有全党严格服从中央，党才能够领导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为实现现代化的伟大任务而战斗。任何人如果严重破坏这一条，各级党组织和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就必须对他严格执行纪律处分，因为这是党的最高利益所在，也是全国人民的最高利益所在”。另一种倾向是，某些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打着党内民主和自由讨论的旗号，反对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对于由“四人帮”带到党内来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以及党内新出现的形形色色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邓小平要求坚决予以肃清。他重申党章的规定，提醒全体党员自觉按照党章来规范自己的言行。党员对于党的决定有意见，可以通过组织发表，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可以通过组织也可以直接向中央提出自己的意见。从中央起，各级党组织都要认真考虑这些意见。但是，中央决定了的东西，党的组织决定了的东西，在没有改变以前，必须服从，必须按照党的决定发表意见，不允许对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任意散布不信任、不满和反对的意见。党报党刊一定要无条件地宣传党的主张。对党的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党员当然有权利进行批评，但这种批评必须是建设性的。对党的决定可以讨论，但在什么范围讨论，用什么形式讨论，要合乎党的原则，遵守党的决定。如果任凭无政府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党内泛滥，党就会成为一盘散沙，也就丧失了领导资格。在领导新时期党的建设的实践中，邓小平始终把严格党的纪律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视为党的生命线，对于破坏党的纪律的言行，无论出自何人都给予严肃的批评，直到采取组织措施。正是依靠严格的纪律，我们党在改革开放的复杂社会环境中，在国际风云的急剧变幻中，保持了高度的集中统一，经受住了考验，发挥了领导核心的作用。
第五，必须加强党的作风建设。邓小平一贯高度重视党风建设问题，只要讲党的建设，都要强调党风问题。他说：在目前的历史转变时期，问题堆积成山，工作百废待举，加强党的领导，端正党的作风，具有决定的意义。他为什么把党风问题提到“具有决定的意义”的高度呢？
首先，党风问题决定着党的生死存亡。邓小平不只一次地严肃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党的作风是党的生命。没有好的作风，党就难以在人民群众中建立起崇高的威信，也就难以承担起领导责任。我们党在革命战争年代，能够争取民心，凝聚民气，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形成了好的党风。但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也由于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建设有所放松等原因，近些年来，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有的被淡忘了，有的被削弱了。在一些党员身上，滋长了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等不良倾向，有的人对群众的疾苦漠不关心，有的人“一切向钱看”，极少数党员干部甚至走上贪赃枉法的犯罪道路。人民群众对此很不满意，对不正之风深恶痛绝。党的威望因此蒙受很大损害，如果再不抓紧解决党风问题，我们确实有失败的危险。邓小平对党内出现的不正之风十分焦虑，他十分尖锐地指出，现在，有些党员干部的作风和社会风气实在太坏了，这件事必须狠狠地、一天不放松地抓，否则，就必然脱离群众，失掉民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其次，党风问题决定着能否取得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胜利。党风和社会风气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表现。党风和社会风气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能顺利发展，并将有力地推动经济建设取得更大成就。反之，不仅精神文明建设搞不好，经济建设也要受影响。正如邓小平指出的：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因此，邓小平反复地强调，当前的精神文明建设，首先要着眼于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而为了促进社会风气的进步，首先必须搞好党风，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同志要以身作则。这是因为，党是整个社会的表率，党的各级领导同志又是全党的表率。如果党的组织把群众的意见和利害放在一边，不闻不问，怎么能要求群众信任和爱戴这样的党组织的领导呢？如果党的领导干部自己不严格要求自己，不遵守党纪国法，违反党的原则，闹派性，搞特殊化，走后门，铺张浪费，损公利私，不与群众同甘苦，不能吃苦在先、享受在后，不服从组织决定，不接受群众监督，甚至对批评自己的人实行打击报复，怎么能指望他们改造社会风气呢！所以，只有搞好党风，才能转变社会风气，才能顺利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最后，党风问题还决定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能否取得成功。邓小平站在历史的高度，把党风建设同党担负的历史任务紧密地联系起来，视党风建设为党完成历史使命的重要保证。这既是总结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又是新的历史使命对全党提出的要求。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是一项艰巨的历史使命，其复杂程度超过以往的任何革命任务。特别是它要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进行，要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打交道，这就不可避免地会使一些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作风涌进国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不抓紧党风建设，有些意志薄弱的党员就会经不住考验甚至腐化变质，有些立场不坚定的党员就会丧失共产主义信仰。这样，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就不可能顺利进行，或者会改变方向。所以，邓小平明确指出：如果不坚持搞好党风，进一步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就可能出现一些本来可以避免的大大小小的乱子，使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在刚刚迈出第一步的时候就遇到严重的障碍。
总之，党风建设是同党的命运、党的事业紧密相连的，任何忽视或放松党风建设的思想和行为，都是极其错误、非常危险的。
怎样建设好的党风呢？邓小平强调的主要是两条，一条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反对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反对讲假话、讲空话、讲大话；再一条，就是密切联系群众，保持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我们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必须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切实为群众办实事。
关于实事求是的作风。邓小平认为，党的好传统、好作风，“总的来说，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实事求是的作风”。从根本上说，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它体现在工作中就是要求人们一切从实际出发，努力探索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不但中央、省委、地委、县委、公社党委，就是一个工厂、一个机关、一个学校、一个商店、一个生产队，也都要实事求是，都要解放思想，开动脑筋想问题、办事情。”但是，“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被极大地削弱了。其突出表现就是党员不敢讲话，尤其是不敢讲老实话。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的事时有发生。邓小平痛心地说：甚至于我们有些老同志也沾染了这些坏习气。这种状况严重地破坏了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破坏了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同时，也窒息了党的生机。要改变这种状况，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就显得特别重要。要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从全党来说，就是要解放思想，冲破教条主义的束缚，一切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我国国情相结合，带领全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对每个党员来说，就是要具有求实精神，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干老实事。只要我们具备了这种作风，我们党的事业就必将充满生机和活力。
关于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邓小平深刻地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极其艰巨复杂的任务摆在我们的面前。很多旧问题需要解决，新问题更是层出不穷。党只有紧密地依靠群众，密切地联系群众，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代表群众的利益，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顺利地完成自己的各项任务。他的这段话充分说明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非常需要发扬党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这是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任务的重要保证。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恢复和发扬被林彪、“四人帮”破坏了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要着重在两个方面下工夫：一是关心群众疾苦，倾听群众呼声。邓小平批评说，现在，党在群众中的工作，党与群众的联系，比“文化大革命”前减弱了，工作方法也粗糙了。那时候领导同志到一个单位去，首先要到厨房去看看，还要看看厕所，看看洗澡的地方。现在这样做的人还有，但是不多了。很多同志根本不去同群众接触，一个学校的负责人，不去跟学生谈话，甚至于跟教员都不大接触。这样下去，我们怎么能听得到群众的呼声，又怎么能同群众商量办事，共同克服困难呢？因此，他要求各级党的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必须大力加强同群众的联系，要把国家的形势和困难、党的工作和政策经常真实地告诉群众；严肃批评和坚决纠正各种脱离群众、对群众疾苦不闻不问的错误；必须同群众打成一片，绝对不能同群众相对立。“如果哪个党组织严重脱离群众而不能坚决纠正，那就丧失了力量的源泉，就一定要失败，就会被人民抛弃。全党同志，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经常记住这一点，经常用这个标准检查自己的一切言行。”二是反对干部特殊化。早在1979年，邓小平就提出了反对干部特殊化问题。他认为，干部特殊化是我们脱离群众和群众产生不满情绪的一个重要原因。少数坏人也常利用这个问题闹事。他严肃批评少数人做官当老爷，追求舒适生活，房子越住越宽敞、越漂亮、越高级；有的人为了自己的方便，可以做出各种违反规章制度的事情。这就造成了我们脱离群众，脱离基层干部。上行下效，把党风搞坏了。他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提出：“为了整顿党风，搞好民风，先要从我们高级干部整起”的号召。
关于艰苦奋斗的作风。艰苦奋斗的作风是我们党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靠着这个作风我们逐步地从小到大、由弱变强，最后建立了一个社会主义新国家。现在，各方面的条件都大为改观了，经济基础雄厚了，生活水平提高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要不要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它还有没有现实意义？对此，邓小平明确地说，在中国搞四个现代化，要老老实实地艰苦创业，要有一股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根本的原因，就是我国底子薄、基础差。经过40年的奋斗，我们虽然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是比起我们的宏伟目标来，比起世界上的发达国家来，还有很大的差距，我们还没有资格满足和骄傲，还需要艰苦奋斗。因此，他反复地讲：“我们要经常记住，我们国家大，人口多，底子薄，只有长期奋斗才能赶上发达国家的水平。”“为了缩短和消除两三个世纪至少一个多世纪所造成的差距，必须下长期奋斗的决心。”
此外，围绕着怎样加强党风建设，邓小平还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措施。例如，严格党的纪律，加强纪委工作和法制建设；党的各级领导机关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带头，作表率；坚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要从具体事件抓起，真正抓紧实干，决不手软等等。
（三）要把领导集体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百年大计
邓小平多次说过，党的事业是千秋万代的事业。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为了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能够贯彻下去，必须解决新老干部的合作与交替问题，必须选拔出一大批德才兼备的接班人。这是保持党和政府正确领导的连续性、稳定性的重大战略措施，“是百年大计”。如果不抓紧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将犯历史性的大错误。1980年，他在中央召集的一次干部会上说：这件事情搞好了，我们见马克思还可以交得了账，否则是交不了账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就一直在考虑和安排新老干部的合作与交替，发表了许多重要讲话，做了大量工作。
跨入新的历史时期以后，能不能在老一代革命家健在的时候，建立一个成熟的第三代党中央领导集体，是解决新老干部的合作与交替的关键问题，是加强党的建设的头等大事。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们党就能够沿着正确的道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我们的伟大事业就能够继往开来。为此，邓小平和其他老一代革命家付出了一大量心血。经过十年的努力和实践的反复考验，特别是1989年春夏之交政治风波的血与火的洗礼，我们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终于成功地建立起来了。
风波过后，围绕着怎样建立一个成熟的第三代党中央领导集体，这个新的领导集体应该如何工作，邓小平做了许多深刻的阐述，为党的建设提出了许多新思路。
第一，新的领导集体必须是一个改革的班子、开放的班子。邓小平说，这不是九分九，而是十分重要的大局问题。要建立这样的领导集体，对于进入新的政治局、书记处，特别是常委的人，就要从改革开放的角度来选，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要选忠于马克思主义的干部。同时，还要注意年轻化，要有些年轻的人，否则难以为继。这个班子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是个根本问题，绝不能动摇。必须继续搞改革、开放，千万不能把门关起来，千万不能放弃改革开放。照过去的老框框做，肯定达不到我们的战略目标。总之，要更大胆地搞改革、开放，搞大开放。
第二，新的领导集体必须有一个核心。这是邓小平总结历史经验得出的结论。长期的革命实践表明，没有核心的领导集体是靠不住的，是经不起风浪的。我们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泽东。因为有毛泽东作领导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把共产党打倒。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邓小平。因为有了这个核心，即使发生了一些大的问题，也没有影响我们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始终是稳定的，问题解决起来也比较容易。因此，他要求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也必须有一个核心，同志们要以高度的自觉性来理解和处理这个问题，要有意识地维护这个核心。只要树立和维护了领导集体和集体中的核心，就会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有一个好的常委会。只要这个核心是团结的，努力工作的，能够成为榜样的，就是在艰苦创业反对腐败方面成为榜样的，什么乱子出来都挡得住。这样的领导集体，是国家的命运所系、党的命运所系、人民的命运所系。
第三，新的领导集体的眼界和胸襟要非常宽阔。邓小平说，这是对年轻的第三代领导人最根本的要求。我们的第一代领导人的前期是胸襟宽阔的，我们第二代基本上也是胸襟宽阔的，对第三代领导以及以后的领导都应该有这样的要求。所谓眼界和胸襟要开阔，就是要求新的领导集体成员在考虑问题时，要着眼于长远，着眼于大局，小局要服从大局；在选择干部时，要抛弃个人恩怨，敢于用反对过自己的人，不感情用事，在工作中，要能够很好地团结，互相信任、互相谅解、互相补充、互相容忍、互相谦让、互相帮助。无论如何不能形成小派别、小圈子，很多失误就从这里出来，错误就从这里犯起；在个人修养方面，每个进入中央最高层的成员，都要不再是过去的自己，不再停留在过去的水平上，因为责任不同了。每个人从自身的角度，包括自己的作风等方面，都要有变化，要自觉地变化。总之，胸襟开阔是最重要的问题，要放眼世界、放眼未来、放眼当前，也放眼一切方面。
第四，新的领导集体要扎扎实实做几件事。这是取信于民的重要方面，也是我们党的一贯作风。人民是相信事实、尊重事实的。做几件使人民满意的事情，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大胆地改革开放，另一个是抓紧惩治腐败。关于改革开放，就是要多做几件有利于改革开放的事情，而且要进一步地改革开放。关于惩治腐败，要雷厉风行地处理，按照法律办事，该受惩罚的，不管是谁，一律受惩罚。只要我们抓紧了这两条，我们的政策就更加鲜明，更加明朗，更能获得人心。这无疑会促进社会的稳定。
第五，正确认识党内个人因素的影响。在充分肯定领导集体中核心作用的同时，邓小平明确地指出了目前党内个人因素影响分量过重的危险倾向。认为这是个大局问题，这个问题解决得如何，将直接影响我们能否建立成熟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一个国家的命运如果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如果个人的因素影响到局势的稳定，影响到事情的健康发展，解决起来就会发生困难。他从党和人民的最高利益出发，几次谈到了要改变自己的分量太重的状况。为了改变这种情况，为了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邓小平几次向党中央提出辞去中央领导职务的请求。早在1979年时，他就说过：“如果党允许我今天退休，我马上就退休。这是真话，不是假话。”“就我个人的心情来说，确实感到这个问题太重要了。”1980年，他提出了要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
1987年，在党的十三大召开前夕，为了身体力行地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他又一次提出了退休的愿望。当时，中央反复考虑他本人和党内外的意见，决定同意他辞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职务，退出中央委员会和中央顾问委员会；决定他留任党和国家的军委主席的职务。此后，当中央的领导集体就重大问题征询他的意见时，他始终尊重和支持中央领导集体多数同志的意见。他坚持不再过问日常工作，并一直期待着尽早完成新老交替，实现从领导岗位完全退下来的愿望。1989年9月4日，他再次给中央写了一封情深意切的信，请求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他在信中说：“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选出的以江泽民同志为首的领导核心，现已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经过慎重考虑，我想趁自己身体还健康的时候辞去现任职务，实现夙愿。这对党、国家和军队的事业是有益的。恳切希望中央批准我的请求。”11月，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批准了他的请求。这些事实说明，邓小平用实际行动带头破除了领导职务终身制，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写下了一页灿烂的新篇章，表现了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广阔胸怀和高尚品格，为我们党建立成熟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做出了重大贡献。
（四）坚决惩治党内腐败，是搞好党的建设的重中之重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我国的经济和社会生活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大好局面，人民生活大幅度改善，综合国力迅速提高，展现了无限光明的前景。但是，在整个社会生活发生深刻转型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的道德观念和价值体系受到相当程度的冲击，剥削阶级的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沉渣泛起，毒化着社会空气。在这样一种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一些党员领导干部丧失了行为坐标，经受不住剥削阶级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的诱惑和侵蚀，把商品交换原则导入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利用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换取一己私利，大搞权钱交易。尤其令人担忧的是，这种腐败现象出现了泛滥的趋势，严重破坏了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损害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并且败坏着社会风气。
邓小平决不容忍党内腐败现象的存在和蔓延。早在改革开放之初，他就告诫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发扬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自觉遵守有关规定，坚决反对特殊化，纠正一切不正之风。对于违反中央规定的党员干部，一定要认真地教育，教育无效的就要实行组织措施以至纪律处分。1980年8月，邓小平在阐述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问题时指出，我们在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同时，要坚决抵制资产阶级损人利己、唯利是图思想的侵蚀。他严厉指责说，有些干部子女，甚至干部本人，为了出国，为了搞钱，违法乱纪，走私受贿，投机倒把，不惜丧失人格，丧失国格，丧失民族自尊心，这是非常可耻的。1982年，中央决定采取严厉措施打击经济领域中的犯罪活动，其中包括一些领导干部利用职权贪污受贿。邓小平指出，开展这样一场斗争是非常必要的，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有愈演愈烈之势，卷进经济犯罪活动的人不是少量，而是大量的。犯罪的严重情况，也不是50年代“三反”、“五反”那个时候能比的，出现了许多性质非常恶劣的大案，有些是个人犯罪，有些是集体犯罪，好多钱落到了个人或者某些集体的腰包。“这股风来得很猛。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么，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如果我们在打击经济犯罪，惩治腐败问题上迟疑拖延，还会有大批的人变坏，包括一些老干部。以后，邓小平又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从端正党风人手端正社会风气等重要思想，要求党风建设常抓不懈，坚决清除党内和社会上的腐败现象。
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平息后，邓小平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教训进一步指出：“要扎扎实实做几件事情，体现出我们是真正反对腐败，不是假的。本来我们就是要反对腐败的。对腐败的现象我也很不满意啊！反对腐败，几年来我一直在讲，你们也多次听到我讲过，我还经常查我家里有没有违法乱纪的事。腐败的事情，一抓就能抓到重要的案件，就是我们往往下不了手。这就会丧失人心，使人们以为我们在包庇腐败。这个关我们必须过，要兑现。是一就是一，是二就是二，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一定要取信于民。腐败、贪污、受贿，抓个一二十件，有的是省里的，有的是全国范围的。要雷厉风行地抓，要公布于众，要按照法律办事。该受惩罚的，不管是谁，一律受惩罚。”再不严厉打击腐败现象，强有力地遏阻腐败现象的蔓延，我们党就会失信于民，就会亡党亡国，千百万烈士鲜血换来的红色江山就会毁于一旦。对于腐败现象决不能心慈手软，有一个惩处一个，不论他的职位有多高，要使人民相信我们党与腐败分子是不共戴天的，是真正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的，是永远与人民站在一起的。从1989年到1992年南方谈话，邓小平又多次强调要坚定不移地开展反腐败斗争，要看到“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我们只有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这两件事结合起来，就可以使我们的政策更加明朗，更能获得人心。
如何在新形势下反腐败，这是邓小平深入思考的一个问题。
邓小平认为，反对党内腐败决不能再走群众运动的老路。首先，通过搞群众运动来反对党内腐败，势必转移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干扰甚至破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工作。“文化大革命”已经耽误了十年，世界经济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已经把我们远远地抛在了后面，如果我们再一次偏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轨道，必将被世界发展潮流抛得更远。如果再一次导致全国性动乱，中国必将陷入万劫难复的深重灾难，建设强大现代化国家的发展目标将成为一句空话。反腐败固然重要，但必须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大局下行动，不能干扰和破坏这个大局。其次，通过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来反腐败，势必制造冤假错案，这也不符合党和人民的长远利益。群众运动一哄而起，情绪化的、非理性的因素起主导作用，难以做到重调查、重证据，势必冤枉大批的好人，留下诸多的“后遗症”，破坏党内团结，伤害同志感情。第三，反腐败是一个长期的斗争，想通过搞群众运动一蹴而就是根本不可能的。产生腐败的土壤长期存在，铲除这种土壤是一个历史过程，因此反腐败斗争是一个长期的历史任务。用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来反腐败，是根本不适宜的，只能是缘木求鱼。
那么，应当运用什么样的手段开展反腐败斗争呢？邓小平明确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反腐败，只能运用法律的手段，走法制化的道路。他说：“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于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只有在法律范围内开展反腐败斗争，才能不干扰、不冲击经济建设的大局，才能稳准狠地打击党内腐败分子，也才能长久而卓有成效地开展下去。依靠法制，采取法律手段，有一个腐败分子惩治一个腐败分子，不断清洁党的肌体。这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反腐败斗争的基本途径。
邓小平要求充分发挥党的各级纪律检查部门的作用，用党规党法管住党员，特别是要管住党员领导干部。他在1978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中说：“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党章是最根本的党规党法。没有党规党法，国法就很难保障。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和组织部门的任务不只是处理案件，更重要的是维护党规党法，切实把我们的党风搞好。对于违反党纪的，不管是什么人，都要执行纪律，做到功过分明，赏罚严明，伸张正气，打击邪气。”反对党内腐败的斗争，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党领导反腐败的斗争，一是要依据党章的精神与原则制定约束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党规党法，用这些党规党法来教育和管理党员，并依据这些党规党法来惩处党内的腐败分子。二是要健全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充分发挥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组织协调反腐败斗争的作用。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就是要用党规党法教育党员，用党规党法监督和检查党员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用党规党法惩处违法乱纪的党内腐败分子。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了，不仅能够对那些腐败分子起到强有力的震慑作用，而且能够对广大党员起到提醒和警示作用。
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是防止腐败的重要屏障。早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邓小平就提出：党要受监督，党员要受监督。他指出：所谓监督来自三个方面。第一，是党的监督。对于共产党员来说，党的监督是最直接的。要求党的生活严一些，团的生活也严一些，也就是说，党对党员的监督要严格一些，团对团员的监督要严格一些。第二，是群众的监督。要扩大群众对党的监督，对党员的监督。第三，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要扩大他们对共产党的监督，对共产党员的监督。有了这几方面的监督，我们就会谨慎一些，我们的消息就会灵通一些，我们的脑子就不会僵死起来，看问题就会少一些片面性。共产党员谨小慎微不好，胆子太大了也不好。一怕党，二怕群众，三怕民主党派，总是好一些。谨慎总是好一些。”邓小平提出，把党员领导干部同伙夫、勤杂人员编在一起过组织生活，那是起不到什么监督作用的，应该把领导干部的主要组织生活，放到党委会或书记处和常委会，真正造成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空气。同等水平、共同工作的同志在一起交心，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监督作用可能更好一些。对党员领导干部的监督，还必须来自群众。邓小平特别强调党和群众之间的血肉联系，强调党员领导干部必须接受群众的监督。他指出，有群众监督和没有群众监督是大不一样的。有群众监督，我们的党员领导干部就会谨慎一些，胆子小一些。没有群众监督，放任党员领导干部独断专行，为所欲为，那是非常危险的，不仅会造成命令主义横行，有错误纠正不了，而且还会导致滥用权力，以权谋私。要加强群众监督，就要扩大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允许党内和党外群众对党员领导干部提出批评意见。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深刻教训，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我们要创造民主的条件，要重申‘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的手段。宪法和党章规定的公民权利、党员权利、党委委员的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来自党内和党外群众的监督，是防止和惩治腐败分子的强有力武器；只有充分发挥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人民群众才能有效地行使监督权利。民主党派的监督，是重要的监督。我们党必须接受其他党派的监督，接受他们提出的批评意见。邓小平早就指出，有其他党派的监督比没有其他党派的监督要好。我们作为执政党，更加需要听取来自各个方面包括民主党派的不同意见，需要接受各个方面的批评和监督，以利于集思广益，取长补短，克服缺点，减少错误，清洁肌体。
反对腐败，更根本的还是要从坚定广大党员的理想信念，弘扬艰苦奋斗的精神人手，扎牢思想的樊篱，增强对腐败的“免疫力”。邓小平在推进改革开放的整个进程中，都强调共产党员要带头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要有坚定的理想信念。1980年，邓小平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具备四个前提，其中之一，就是“要有一股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要求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带头发扬艰苦奋斗精神之后，他进一步提出：“党和政府愈是实行各项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政策，党员尤其是党的高级负责干部，就愈要高度重视、愈要身体力行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否则，我们自己在精神上解除了武装，还怎么能教育青年，还怎么能领导国家和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放弃了理想信念，就等于解除了思想武装，这对于一个党员乃至整个党来说都是非常危险的。所有的腐败分子在滑入罪恶深渊的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都是从放弃了共产党员的理想信念开始的，或者这些人本来就不具备共产党员的理想信念，而仅仅是想从执政党这里谋取个人私利。贪图享受，抛弃党的艰苦奋斗精神，这也是腐败产生的重要根源。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在思想教育上的经验教训，邓小平说：“艰苦奋斗是我们的传统，艰苦朴素的教育今后要抓紧，一直要抓六十至七十年。我们的国家越发展，越要抓艰苦创业。提倡艰苦创业精神，也有助于克服腐败现象。建国以来我们一直在讲艰苦创业，后来日子稍微好一点，就提倡高消费，于是，各方面的浪费现象蔓延，加上思想政治工作薄弱、法制不健全，什么违法乱纪和腐败现象等等，都出来了。”只有坚持艰苦奋斗精神，才能抗住纸醉金迷、灯红酒绿的诱惑和侵蚀。丢掉了艰苦奋斗精神，一心贪图享受，会不可避免地滑入腐败的泥潭。总的说，反腐败就是要用两手，一手是严厉打击贪污、受贿、弄权的腐败分子，有一个惩处一个；另一手就是加强思想教育，确立理想信念，大力倡导艰苦奋斗精神。如果说严惩腐败分子是治标的话，那么加强以理想信念、艰苦奋斗为主要内容的思想教育则是固本。只有把治标与固本结合起来，才能有效地遏制腐败，保持廉洁清正的党风和政风。
（五）建立一支宏大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干部队伍
毛泽东说过，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认真地选拔和培养干部，始终是我们党的一项重要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后，邓小平一直高度重视干部工作，特别是培养接班人的工作。1979年，他在对高级干部的一次讲话中指出，现在我们国家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不是四个现代化的路线、方针对不对，而是缺少一大批实现这个路线、方针的人才，是缺少一批年富力强的、有专业知识的干部。没有这样一批干部，四个现代化就搞不起来。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通过平反冤假错案，大批老同志陆续回到了领导岗位，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但随着现代化建设的推进，各级领导班子人数偏多、年龄偏大、文化偏低、内行太少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了，已经难以适应各项工作的深入发展了。而且，在当时的各级领导班子中，还有一批林彪、“四人帮”思想体系的人急需清理。他们大都是“文化大革命”中提拔起来的，对“左”的一套很留恋，中毒很深。如果将来这样的人接了班，就会给我们的事业带来无法预料的祸害，就要天下大乱。邓小平说，1975年我就想到过这个问题，那个时候毛主席要我来主持中央工作，王洪文就跑到上海去跟人说，十年后再看。当时我跟李先念同志谈过这个事情。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这个问题，将来我们都不在了，或者管不了事了，会有大批这样的人上来接班，会给我们党、我们国家带来灾难。
对于这个提醒，当时党内有不少同志并不重视，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没有意识到挑选接班人、搞好交接班的紧迫性。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一再尖锐地指出：“全国范围的干部接替问题，如果再过三五年还不解决，那就可能造成一种混乱”，“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到亡党亡国的问题”。“要忧国、忧民、忧党啊！”为此，他希望老干部要把培养选拔接班人的工作当成是自己最主要的任务和责任。所有老干部都要认识到，实现干部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是革命和建设的战略需要，也是我们老干部的最光荣最神圣的职责，是我们对党的最后一次历史性贡献，也是对我们每个人党性的一次严重考验。老同志现在的责任很多，第一位的责任是什么？就是认真选拔好接班人。他还说，我和陈云同志交换过心，“我们最大的事情是什么？国家的政策，党的方针，我们当然要过问一下，但是最大的事情是选拔中青年干部”。
按照什么标准去选拔接班人呢？邓小平做了明确的论述。概括地说，就是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就是德才兼备的原则。他十分重视革命化的问题，指出革命化是其他三个条件的重要前提。他多次讲，提出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这三个条件，当然首先是要革命化。所谓革命化，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懂得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坚决拥护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大公无私，严守法纪，坚持党性，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政治责任心。必须懂得，我们所干的事业，是要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而不是放弃社会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因此，有必要反复强调，我们的干部队伍，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今天重申这一点，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邓小平说，在坚持革命化的前提下，重视干部的年轻化，这是个战略问题，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长远利益的大问题。“道理很明显，只是确定了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确定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还不够，还需要有人干。谁来干？反正靠我们坐在办公室画圈圈不行，没有希望。现在真正干实际工作的还是那些年轻人。既然这样，为什么不可以把他们提到领导岗位上来？”要做到这一点，就要“破格选拔人才，不要按老规矩办事”。他说，1975年时，针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错误做法，我说过干部要顺着台阶上。干部要有深入群众、熟悉专业、积累经验和经受考验锻炼的过程。但是我们不能老守着关于台阶的旧观念，要打破那些过时的观念，创造一些适合新形势新任务的台阶。对那些特别优秀的青年人，要给他们搭个比较轻便的梯子，使他们越级上来。为了消除一些人担心年轻人经验不够、压不住台的疑虑，邓小平做了许多苦口婆心的思想工作。他说：“经验够不够，只是比较而言。”老实说，老干部对于现代化建设中的新问题，不是也没有什么经验，也要犯一些错误吗？一般说来，年轻人经验少一些，这是事实。但这是客观条件造成的。只要把他们放在那个位置上，他们就会逐步得到提高。我们许多老干部当大干部、做大事时，还不是二三十岁。我看还是要开明一点，要从大局着眼，从我们事业的前途着眼，积极地去发现人才、去做培养工作。总之，“一定要真正把优秀的中青年干部提拔上来，快点提拔上来。提拔干部不能太急，但是太慢了也要误现代化建设的大事”。
关于知识化和专业化问题，邓小平认为，只靠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没有真才实学，还是不能实现四个现代化。无论在什么岗位上，都要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他深刻阐释了红与专的关系。红与专应该是统一的。专并不等于红，但是红一定要专。不管你搞哪一行，你不专，你不懂，你去瞎指挥，损害了人民的利益，耽误了生产建设的发展，就谈不上是红。不解决这个问题，不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过去，在战争年代需要红与专的统一，现在搞建设，要求复杂了，更需要红与专的统一。实现知识化、专业化，一靠办学校，开展干部培训；二靠下苦功夫自学，与此同时，还要大胆培养和使用知识分子。提拔中青年干部，实质上就是提拔知识分子。这是我们的重要财富。总之，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决不能把它们割裂开来，或者对立起来。革命化是前提，其他三化是重要条件，忽视了哪一个方面，都是与党的干部路线相违背的。
邓小平对中青年干部寄予了无限的希望。他谆谆教诲，严格要求，鼓励中青年干部为继承革命事业接好班。他说，不只是年轻，有业务知识，就能解决问题，还要有好的作风。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深入群众倾听他们的呼声；要敢说真话，反对说假话，不务虚名，多做实事；要公私分明，不拿原则换人情，要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中青年干部接班，最重要的是接老同志坚持革命斗争方向的班。通过中青年干部的努力，把党的好传统、好作风发扬起来。
此外，邓小平还要求全党同志努力学习领导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各种知识，提高领导现代化建设的能力。党领导全体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首先就要使自己成为领导现代化建设的内行，要掌握领导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本领。在现代化建设的风帆刚刚扬起时，邓小平就预见性地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伟大的革命。在这场伟大的革命中，我们是在不断地解决新的矛盾中前进的。因此，全党同志一定要善于学习，善于重新学习。”
学习什么？邓小平指出，最根本的是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则同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结合起来的根基，也是我们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的必要前提。针对有人认为现在搞建设，最需要学专业知识和管理知识，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实际意义的思想，他指出，这是一种误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要求人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结合不断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同时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俄国的十月革命和中国的革命，不就是这样成功的吗？现在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代和任务不同了，要学习的新知识确实很多，这就更需要我们努力针对新的实际，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我们运用它的基本原则基本方法，来积极探索解决新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种问题的本领，既把我们的事业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推向前进，也防止一些同志，特别是一些新上来的中青年同志在日益复杂的斗争中迷失方向。因此，邓小平希望党中央能作出切实可行的决定，使全党的各级干部，首先是领导干部，在繁忙的工作中，仍然有一定的时间学习，熟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从而加强我们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只有这样，我们党才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直达到我们的最后目的，实现共产主义。除此之外，还要抓好三个方面的学习：一个是经济学，一个是现代科学技术知识，一个是管理。邓小平清醒地看到，按经济规律办事，就必须有一批能按经济规律办事的人。我们需要专家，需要懂行的人，而我们的干部不懂行的太多，“万金油”干部太多。我们的干部队伍庞大，但缺少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其他各类专业人员。我们必须下工夫改变干部队伍结构不合理、不对路的状况。他说：“如果能增加一百万司法干部，增加两百万合格的教员，有五百万科学研究人员，再有两百万会做生意的人，那就比较好了。”这就是说，我们党必须有一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具有专业知识和能力的干部队伍，才能承担起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重任。
总之，只有我们保持社会的稳定，把经济建设搞上去，科教兴国，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特别是把党建设好，把党搞坚强，把党的执政能力提高上去，才能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从而才能在国际事务中争得主动，我国的外交工作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邓小平不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举世公认的伟大战略家和杰出的外交家。他那漫观天外风云，驾驭发展大势，顶住千钧压力，勇闯急流险滩的伟大外交实践充分地证明：他既有精深的外交思想，又有卓越的外交理论；既有庄重的外交尊严，又有灵活的外交风格；既有宽阔的外交眼界，又有高超的外交艺术。这位“不仅让中国走向了世界，同时也让世界走进了中国”的世纪伟人，为中国的经济腾飞和民族的繁荣富强，为人类的和平与进步事业做出了历史性贡献。同时，也给世人留下了极其宝贵的思想和理论财富。
作者尝试着从谋略的视角对邓小平的外交理论和实践加以探索和研究，目的在于为推进研究的拓展和学习的深化做点贡献。但是，由于本人的水平有限，加之资料文献不足，书中难免会有错漏之处，恳请读者朋友不吝批评指教，作者不胜感谢。
另外，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中央文献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与无私帮助，还参考和借鉴了相关的文献资料。同时，我的战友路海军、刘建刚对成书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此一并表示深深的谢意。
郭胜伟
二〇〇六年十二月于沈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