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发展自己。而发展自己的关键，就是一定要把经济建设搞上去。所以，在邓小平的战略谋划中，发展是主线，经济建设是这条主线的核心内容。在他的许多讲话中，发展往往就是指发展经济。如他讲的“发展自己”，“发展才是硬道理”，“善于把握时机解决我们的发展问题”等等，都是强调发展经济。邓小平治理国家和发展对外关系的主要精力，就是放在发展经济上。他思考最多的，就是如何使中国的经济发展得快一些，尽快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国家物质经济基础薄弱的状况。这样，对外交往才有主动可言，办事才有力度。
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指出：专心致志地、聚精会神地搞四个现代化建设，是我们的总任务，是我们各项工作的核心。并将这一总任务与外交战略紧密地联系起来，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我们解决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的最主要的条件。一切决定于我们自己的事情干得好不好。我们在国际事务中起的作用的大小，要看我们自己经济建设成就的大小。如果我们国家发展了，更加兴旺发达了，我们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就会大。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台湾归回祖国、实现祖国统一，归根到底，都要求我们的经济建设搞好。“要我们把自己的事情搞好”。
认识到经济对于国家的命脉作用并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毛泽东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曾指出：我们的粮食多了，钢铁多了，我们的主动就更多了。他在论述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时明确说到：“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我们一定要加强国防，因此，一定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可见，毛泽东是把经济建设摆在了优先发展地位。但是，这个正确方针却未能够始终如一地加以坚持。在进入60年代以后的相当长一个时期内，经济建设被摆在了从属地位，时常让位于这样或那样的政治运动。这说明，认识经济建设的重要性并不难，但要使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始终放在经济建设上却不那么容易做到。
也正因为如此，所以邓小平把“紧紧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确立为新时期的基本国策，同时也就成了邓小平的伟大历史贡献和不朽功绩。
1975年，邓小平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面对已经持续了将近十年之久的动乱局面，邓小平大刀阔斧展开了以恢复国民经济为中心的全面整顿。邓小平明确指出：“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大局是什么？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和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都讲了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第一步到一九八0年，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到二十世纪末，也就是说，从现在算起还有二十五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大局。”邓小平尖锐批评了“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的错误观点，指出“这是大错特错的”，要求把党和国家的主要注意力放到国民经济建设上去。在邓小平主持下，国务院及中国科学院分别起草了《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和《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3份重要文件。贯穿于这3份文件的主线就是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全党全国工作的大局，以把国民经济建设搞上去作为最主要最迫切的任务，一句话，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这一方针指导下，国民经济迅速有了起色，人民群众从中体会到了邓小平对发展经济，增强国力的使命感和紧迫感。
在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在总结同“四人帮”的斗争经验时深刻指出：“‘四人帮’的所作所为，从反面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不搞现代化，科学技术水平不提高，社会生产力不发达，国家的实力得不到加强，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得不到改善，那么，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就不能充分巩固，我们国家的安全就没有可靠的保障。”邓小平实际上是强调把加强经济建设作为党和国家全部工作的出发点。
在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要求全党要把主要精力用于学习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各种本领，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要带头钻研现代化经济建设。在邓小平大力推动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转折点。而这个转折的实质，就是把全党和全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把经济建设摆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战略布势的中心位置。
为了推动这一历史性转折，邓小平在省、市、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会议上，以更加明确的语言说到：“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不只是当前，恐怕今后长期的工作重点都要放在经济工作上面。”我们所面临的“社会、政治问题，主要还是从经济角度来解决。”经济不发展，这些问题永远不能解决。经济建设应当成为各级党委的中心工作。
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讲到目前形势和任务时，对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作了鞭辟入里的阐述。他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解决好的首要问题，“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
时隔一个月，邓小平进一步指出：“我们党在现阶段的政治路线，概括地说，就是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这件事情，任何时候都不要受干扰，必须坚定不移地、一心一意地干下去。”搞四个现代化，“最主要的是搞经济建设，发展国民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并殷切地告诫全党：“这件事情一定要死扭住不放，一天也不能耽误。请同志们在处理各种繁忙的事务的时候，务必一点也不要放松经济工作。”
邓小平的这些重要思想，强有力地推动了人们观念的转变，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日益深入人心，逐步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识。
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召开。大会系统阐述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这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从党和国家工作重心实现转移，到确立“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经济建设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中心地位不仅被确立起来，而且被规定为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都必须加以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要经过十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奋斗。这就意味着，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是一代、两代人的事情，而是要世世代代坚持下去。只要不发生全面战争，党就要领导全国人民聚精会神地搞经济建设。
90年代初期的国际风云变幻，使反“和平演变”问题尤为突出。在这个重要的历史关头，邓小平紧紧把住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航向。他明确提出：“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基本路线所坚持的“一个中心”，就是经济建设，“两个基本点”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都是围绕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的。强调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首要的就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和平演变”必须反，但决不能动摇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而最有效的反“和平演变”，就是推动经济快速发展，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使人民从自己的切身体会中感受到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否则，社会主义只能死路一条，到那时侯，“和平演变”反的再好也是于事无补。
邓小平还注重从社会主义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来说明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必要性。
他曾经说自己读的书并不多，但他真正吃透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他所讲的道理，是唯物史观最朴实的道理，也是非常管用的道理。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社会主义最根本的任务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什么？邓小平用简洁明了的语言回答了这个我们实践了几十年却一直没有搞清楚的本质问题。早在1979年他就指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得到满足。”1984年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我们讲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要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就要求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所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到了1987年他又进一步指出：坚持社会主义，首先要摆脱贫穷落后状态，大大发展生产力，体现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特点。“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邓小平这些新思想、新认识、新论述归结起来，就是在告诉人们这样一个道理：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更能够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贫穷决不是社会主义。所以，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最根本的就是要使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比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得更快。
当中国正式启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历史进程时，事实上已经远远落在世界发达国家现代化大潮的后面了。此时，中国搞现代化建设，不仅要跟自己比，要不断超越自己，而且要跟发达国家比，要赶超发达国家。这就给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出了一个发展速度的问题。速度太重要了！在两军对阵的战场上，速度可以决定军队的胜败存亡；在当今激烈的国际现代化竞争中，毫不夸张地说，速度就是优势，速度就是主动，速度就是生命！
邓小平认为，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慢慢吞吞就会丧失机会，就会永远落在人家后面。因此，发展速度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他说：“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能不能发展得快一些，能不能让人民群众在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得到实惠，这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能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可，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如果我们长久地落后于他人，甚至连周边一些国家也比不过，人民群众就很难认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国家的长治久安也就失去了根基。发展速度决不是一个可以小看的问题，而必须作为战略问题认真对待。就如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所强调的：“如果我国经济发展慢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国家的长治久安都会遇到极大困难。所以，我国经济能不能加快发展，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重大的政治问题。”邓小平十分担心我们国家能不能抓住当今发展的大好机会，他说：“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结果是丧失时机，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们已经丢掉了一些发展机会，我们再也耽误不起了，一定要充分利用当前的大好时机，解放思想，放开手脚，一天也不要耽误，加快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让事实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
怎样才能争得一个较快的经济发展速度，邓小平提出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经济快速发展的基本思路。
（一）制定了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和步骤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一直在思考着中国经济发展的目标与步骤，在对国内外现实条件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估之后，提出了他的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思想。
邓小平把1980年到21世纪中叶的70年设计分为三步发展，并形象地称作“发展战略的‘三部曲’”。第一步，到80年代末实现翻一番，基本解决温饱；第二步，到20世纪末再翻一番，进入小康社会；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再翻两番建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邓小平说：我们原定的目标是，第一步在八十年代翻一番。以一九八0年为基数，当时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只有二百五十美元，翻一番，达到五百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一千美元。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我们进入小康社会，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那时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一万亿美元，虽然人均数还很低，但是国家的力量有很大增加。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在下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四千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三步发展战略，从变化的角度，邓小平称之为“小变化”、“中变化”、“大变化。”1985年9月23日，邓小平又说：现在人们说中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我对一些外宾说，这只是小变化；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可以说是中变化；到下世纪中叶，能够接近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那才是大变化。
第一，三步发展、百年图强是一个宏伟的目标。近代中国无数志士仁人为之浴血奋斗的目标，一是要结束四分五裂、被侵略、受屈辱的状态，争取民族的解放、国家的独立；二是要彻底摆脱贫困落后，使中国富强起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实现了国家独立的目标。三步发展、百年图强的战略则指引、激励和鼓舞着中国人民去努力实现国家富强的目标。三步发展、百年图强不仅对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有着巨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而且为制订中短期社会经济发展规划提供了依据。实现三步发展、百年图强的战略目标，中国就能摆脱贫困与落后，国际地位就会大大提高，就会对世界和平和第三世界的发展作出较大的贡献，同时，还能向全世界证明社会主义的成功。
在三步发展的战略目标中，处于中心环节的是第二步翻两番实现小康的目标。所以，邓小平说：三步走的关键在第二步，第二步为第三步打基础。对三步发展的意义和作用，邓小平谈得最多的是第二步，其次是第三步。关于第二步目标，他说：翻两番，国民生产总值人均达到八百美元，就是到本世纪末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这个小康社会，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翻两番、小康社会、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些都是我们的新概念。他认为：翻两番，国民生产总值人均达到八百美元，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这个目标对发达国家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但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雄心壮志，是一个宏伟的目标。为什么要特别强调翻两番是一个宏伟的目标，实现这一目标的意义和作用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邓小平说：“翻两番的意义很大。”第一，这意味着到本世纪末，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一万亿美元。从总量说，就居于世界前列了。世界上没有几个国家超过一万亿美元。这个一万亿美元的总量反映中国的综合国力是个较强的国家。“到那时，如果拿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一来搞国防，就是一百亿，要改善一点装备容易得很。”如果拿一百亿“用于科学教育，就可以开办好多大学，普及教育也就可以用更多的力量来办了。”第二，从这个量看，人均国民生产总值800美元，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比现在要好得多”。他以苏州为例，1982年苏州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了400美元，人们的饮食、服装、住房、教育文化状况和精神面貌，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济发达地区实现小康目标的一半尚且如此，全国人均800美元，实现小康目标，其变化之巨，是可想而知的。第三，从对外贸易看，开放的中国同整个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一样，对外贸易的增长速度会超过经济增长的速度。1984年10月6日，邓小平说：“现在中国对外贸易额占世界贸易额的比例很小。如果我们能够实现翻两番，对外贸易额就会增加许多，中国同外国的经济关系就发展起来了，市场也发展了。”第四，从人的精神面貌看，他说：“物质是基础，人民的物质生活好起来，文化水平提高了，精神面貌会有大变化。我们对刑事犯罪活动的打击是必要的，今后还要继续打击下去，但是只靠打击并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翻两番、把经济搞上去才是真正治本的途径。”第五，从政治局面和国际影响看，“如果实现了翻两番，那时会是个什么样的政治局面？我看真正的安定团结是肯定的。国家的力量真正是强大起来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也会大大不同了。”第六，从第二步与第三步的联系看，“翻两番还有个重要意义，就是这是一个新的起点。再花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就可以接近经济发达国家的水平。”
关于第三步目标，邓小平说，在本世纪末翻两番的基础上，花五十年的时间，再翻两番，达到人均四千美元。那意味着什么？就是说，到下一个世纪中叶，我们可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如果达到这一步，第一，是完成了一项非常艰巨的、很不容易的任务；第二，是真正对人类作出了贡献；第三，就更加能够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我们的人均四千美元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均四千美元。特别是中国人口多，如果那时十五亿人口，人均达到四千美元，年国民生产总值就达到六万亿美元，属于世界前列。这不但是给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路，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个主义。在没有摆脱贫穷，没有达到第三步目标时，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地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
第二，三步发展、百年图强是一个现实的目标。为尽快改变贫困落后的面貌，我国曾发生过“大跃进”那样急于求成的主观蛮干，曾提出过“超英赶美”等不切实际的目标，结果是劳民伤财、欲速不达。毛泽东、周恩来提出的三届人大和四届人大确定的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在动员人民、鼓舞人心上发挥过巨大作用，但从今天的角度看，步骤还不够具体，当时用30年的时间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设想也过于乐观了些，对用这样短的时间赶上并超过世界经济发达国家的艰巨性、困难性估计得还不够充分。邓小平提出的“三步曲”，把60年代毛泽东、周恩来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进一步具体化了，它不仅是一个宏伟的目标，而已是一个切实可行的目标。1984年3月25日，邓小平说：“我们提出的到本世纪末翻两番的目标能不能实现，会不会落空？从提出到现在，五年过去了。从这五年看起来，这个目标不会落空。”3个月后，他又说：“走了五年半，发展得不错，速度超过了预期。这样发展下去，到本世纪末翻两番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以具体的增长速度说明“翻两番肯定能够实现。”他说：“‘六五’计划的主要生产指标三年完成，今年的计划也将超额完成。过去说，如果前十年平均增长速度能够达到百分之六点五，二十年平均增长速度能够达到百分之七点二，翻两番的目标就能够实现。看来我们前十年的势头可能超过百分之七点二，因为前三年已经接近百分之八了。”几年后，他根据第一步目标的提前实现，着重分析了第二步和第三步目标的现实可能。
1988年6月3日，他说：“第一步是达到温饱水平，已经提前实现了。第二步是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还有十二年时间，看来可以实现。第三步是下个世纪再花五十年时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是很不容易的。关键是本世纪内的最后十年，要为下个世纪前五十年的发展打下基础，创造比较好的条件和环境。”1989年“六·四”事件发生后，他及时指出不能因为发生了这次动乱就怀疑或者动摇三步发展的战略目标，再次肯定这一目标是现实可行的。他说，我们制定的战略目标不是一个过急的目标，现在至少不能说是失败的。“在六十一年后，一个十五亿人口的国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是了不起的事情。实现这样一个目标，应该是能够做到的。”
怎样确保建国一百周年时实现现代化发展战略目标呢？对此，邓小平不仅制定了根本方针、基本路线，而且还提出了具体方法。
一是邓小平强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宏伟目标的根本保证。他说：一旦中国抛弃社会主义，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要说实现“小康”，就连温饱也没有保证。他还说：如果按资本主义的分配方法，绝大多数人还摆脱不了贫穷落后状态，按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就可以使全国人民普遍过上小康生活。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坚持社会主义的道理，不坚持社会主义，中国的小康社会形成不了。
二是邓小平强调改革开放是实现宏伟目标的根本政策、主要手段。他说：改革和开放是手段，目标是分三步走发展我们的经济。他又说：实现我们的目标，不是很容易的。讲大话，讲空话，都不行，要有一系列正确的对内对外的方针和政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确定了对内经济搞活、对外经济开放的政策，没有这样的政策不可能成功。
三是邓小平强调“中国要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安定的国内环境与和平的国际环境。”对于前者，在1987年学生闹事和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邓小平反复指出，中国发展的条件，关键是政局稳定。中国不能乱哄哄的，只有在安定团结的局面下搞建设才有出路。“中国不能再折腾，不能再动荡”。“我们不能容忍动乱”。中国人这么多，底子这么薄，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没有稳定的社会秩序，什么事也干不成。邓小平反复指出，为了使中国发展起来，实现我们的宏伟目标，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联系三步发展所设想的过程，他说，我们希望至少有七十年的和平时间。我们不要放过这段时间。针对外交工作，他指出：我们把争取和平作为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争取和平是世界人民的要求，也是我们搞建设的需要。
（二）争取几年上一个台阶
邓小平提出“争取几年上一个台阶”的发展思路时，中国正面临着经济调整的局面。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从1984年到1988年平均每年增长21.7%，这种高速增长带来了经济发展的严重失衡，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80年代末我国开始对经济进行调整，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慢，1989年为4.4%，1990年为4.1%，1991年才回升到7.7%。邓小平从这样的增长率中看到了我们所面临的危险。当时，我们周边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都在加快发展。1989年泰国的经济增长率为12%，1990年为10%，达到了两位数的水平。日本经济经过一个高速增长的时期后，增长速度仍居发达国家的前列。亚洲“四小龙”从60年代开始一直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尤其是东盟国家自80年代中后期以来，经济增长的速度明显加快，一度超过亚洲“四小龙”。面对周边一些国家如此高速发展，邓小平深切感到，如果90年代我们经济增长的速度上不去，不能跃一个新台阶的话，我们就会落后于周边国家，而且差距就会越来越大。
1991年8月，邓小平在与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提出：“可能我们经济发展规律还是波浪式前进。过几年有一个飞跃，跳一个台阶，跳了以后，发现问题及时调整一下，再前进。”在1992年春天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再次提出：“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看起来我们的发展，总是要在某一个阶段，抓住时机，加速搞几年，发现问题及时加以治理，尔后继续前进。”这些思想是邓小平多年探索得出的结论，是实现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大思路。
这个思路的内涵，就是看准机会，抓住时机，在某一个阶段推动经济快速发展，使国家经济在整体上跃上一个台阶，构成新的发展平台。对于快速发展所导致的失衡，要及时进行调整；在实现大体平衡的基础上，再推动新一轮的快速发展。概括地说，就是从平衡到不平衡，再达到新的平衡，每一次循环都达到一个新的发展境界，呈现出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特点。邓小平说：“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这样一个“几年上一个台阶”的发展思路，切合不切合实际呢？回答是肯定的。
纵观300年来世界经济发展史，是有先例可循的。邓小平说：“这方面也有国际经验嘛。好多国家都是这个样子，十年就跳出来了。”情况确实如此。18世纪初，英国利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机遇，超过了意大利、西班牙和荷兰。19世纪后半叶，德国抓住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机遇，实现了经济腾飞，跃上了欧洲强国的地位。利用两次世界大战提供的机遇，美国迅速发展为世界超级大国，成为全球霸主。20世纪70年代，新加坡、韩国和我国的香港、台湾地区，实现了跳跃式发展，进入中等发达国家或地区的行列，被称为亚洲“四小龙”。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告诉人们，只要善于抓住机遇，利用条件，在一定阶段内推进经济快速发展，往往可以后来居上，赶上甚至超过那些走在前面的国家和地区。
邓小平十分重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验，他说：“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曾经有过高速发展时期，或若干高速发展阶段。日本、南朝鲜、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就是如此。现在，我们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长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我们就是要有这个雄心壮志！”
其实，我们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也曾有过几次跳跃式的发展，如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60年代前半期经济调整恢复期间等。这几次跳跃都使我们国家的经济达到了一个新水平，为进一步发展构建了新的前进基地。几年上一个台阶，实现跳跃式发展，我们也有自己的经验可以借鉴。
应当看到，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为我们实现跳跃式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条件。资本主义国家的快速发展，往往伴随着深刻的经济危机，是在马克思所揭示的危机、萧条、复苏、高涨的周期性循环中实现的。这是由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基本矛盾所决定的。我们国家实行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能力对经济发展的平衡、不平衡、再到新的平衡进行自觉控制，有效地防止生产过剩所导致的经济危机，因而能够更自觉、也更卓有成效地实现跳跃式发展。我们应当充分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条件，争取几年跃上一个台阶，实现后来居上，创造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
（三）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
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中国是一个地广人多、发展不平衡的大国，沿海地区信息通畅、交通便捷、经济发达，内陆地区则相对闭塞、经济落后。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全国各地不可能齐头并进、均衡发展。如果硬要全国各地在经济发展速度上“齐步走”，结果很可能谁也快不了。邓小平看到了国情这个现实，因此他提出：凡是“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不要人为地限制发展，不要给发展速度做统一规定，能够搞得快一点的地方就可以搞得快一点，要充分发挥地方所长，而不要捆住地方的手脚。邓小平强调，经济发达地区应该比全国平均速度快。比如广东要上几个台阶，力争用20年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比如江苏等发展比较好的地区，就应该比全国平均速度快。又比如上海，在人才、技术和管理方面都有明显优势，辐射面宽，完全有条件搞得更快一点。
发展得快一点，再利用这些地区的辐射作用带动全国的发展。这也是一个从均衡到不均衡，再到新的均衡的波浪式发展过程。从宏观上谋划国家经济快速发展，重要的问题，就是选择发展的突破口，以点带面，不断推动国家经济发展上一个新台阶。1990年3月，邓小平针对当时国内情况指出：“要实现适当的发展速度，不能只在眼前的事务里面打圈子，要用宏观战略的眼光分析问题，拿出具体措施。机会要抓住，决策要及时，要研究一下哪些地方条件更好，可以更广大地开源。”他认为，上海在20世纪初期曾经是远东地区的经济、金融中心，现在作为开放的沿海城市，有良好的基础，又有先进的技术、设备和高素质的人才，实现快速发展有许多其他地方不能比的优势。为此他强调：“比如抓上海，就算一个大措施。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果然，上海充分利用自己的条件，以开发浦东为龙头实现了经济崛起，并把这种发展势头辐射到整个长江流域地区，带动了国家经济整体水平的提高。邓小平的这个发展思路，被实践证明是切实可行并富有成效的。
（四）下功夫解决制约经济快速发展的“瓶颈”问题
国家经济发展不仅有一个各个地区相协调的问题，而且有一个各条战线相协调的问题。一些战线的生产不能满足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就会成为制约整个经济快速发展的“瓶颈”。如果不能解决这些“瓶颈”问题，经济快速发展将是一句空话。邓小平谋划国家经济快速发展时，要求把解决制约整个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摆在战略位置。
邓小平认为，解决“瓶颈”问题，实际上就是要解决好经济发展各个方面相互协调的问题，“建构经济发展的良性机制，确保整个经济能够相对稳定的快速发展。1980年1月，邓小平在《目前形势和任务》中说到：“为了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任务很多，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各种任务之间又有相互依存的关系，如像经济与教育、科学，经济与政治、法律等等，都有相互依存的关系，不能顾此失彼。我们过去长期搞计划，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没有安排好各种比例关系。农业和工业比例失调，农林牧副渔之间和轻重工业之间比例失调，煤电油运和其他工业比例失调，‘骨头’和‘肉’（就是工业和住宅建设、交通市政建设、商业服务建设等）比例失调，积累和消费比例失调……除了这些比例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比例，就是经济发展和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发展的比例失调，科教文卫的费用太少，不成比例。”“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各条战线比例长期失调，整个经济发展要实现快速发展就很困难，比如，能源短缺、交通不畅就严重制约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农业发展长期在低水平徘徊使得整个国民经济很难起飞，教育落后使得现代化缺乏所需要的人才，如此等等。不解决这些问题，经济发展必然乏力，没有后劲，一时间实现了高速增长，但却长久不了。从宏观上考虑经济发展问题，就要抓这些“瓶颈”问题，解决好这些“瓶颈”问题。
解决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旧的“瓶颈”问题解决，还会出现新的“瓶颈”问题，解决“瓶颈”问题不可能一劳永逸。如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经济调整中，就曾经突出强调纠正财政不平衡、信贷不平衡、物资不平衡、外汇收支不平衡的局面，通过纠正财政等方面的不平衡，带动整个经济的调整。又如，80年代中期，邓小平把理顺物价当做推进改革、发展经济的枢纽，尽管闯物价这关有风险，但为了放下包袱、轻装前进，这个关一定要闯。在经济发展的每个阶段上都会碰到不同的“瓶颈”问题，但有些问题，却是需要长期下工夫去解决的，只有解决好这类问题，才能为整个经济的发展积蓄力量，奠定基础。1982年9月，邓小平在陪同金日成去四川访问的途中说道：“十二大提出的奋斗目标，是二十年翻两番。二十年是从一九八一年算起，到本世纪末。大体上分两步走，前十年打好基础，后十年高速发展。战略重点，一是农业，二是能源和交通，三是教育和科学。”这三方面问题，都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条件，这些问题得不到很好解决，经济发展就不可能快起来。邓小平强调十年打基础，重点就是要解决好这三个方面的问题，为后十年的调整发展创造必要条件。
（五）重要的是把科学教育搞上去
邓小平认为，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必须从科学和教育人手，并自告奋勇管科教方面的工作。他多次讲到：“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科技和教育，各行各业都要抓。大的企业都要有科学技术研究机构，有科学技术研究人员。每个部门都要进行科学研究。”他针对一些人不重视科学、教育的现象指出：“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就成为一句空话。”并且在全国科学大会上重申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的观点。他说：“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
从1979年邓小平提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三步发展的战略目标之后，他不仅把科学技术列为战略重点之一，而且把科学技术的发展看成百年图强、富民兴邦的关键。1982年，他在分析十二大提出二十年翻两番的奋斗目标时强调：“搞好教育和科学工作，我看这是关键。”他在分析农业这个战略重点时指出：“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作用是无穷无尽的。”1985年5月19日，他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说：“我们多次说过，我国的经济，到建国一百周年时，可能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这样说，根据之一，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完全有能力把教育搞上去，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培养出数以亿计的各级各类人才。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1986年10月18日，他会见美籍华裔学者李政道夫妇和意大利学者齐吉基夫妇时说：“中国要发展，离开科学不行。”他还进一步指出：“实现人类的希望离不开科学，第三世界摆脱贫困离不开科学，维护世界和平也离不开科学。”1989年6月16日，在《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这篇谈话中谈到“经济不能滑坡”时，他强调“科学是了不起的事情，要重视科学。”“农业问题也要研究，最终可能是科学解决问题。”1992年南方谈话中，他再次强调：“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
邓小平如此重视科学技术，首先是基于理论上对科学技术在生产力内在诸因素中所处的主导地位的正确认识。
马克思认为：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由此，马克思得出结论：生产力里面当然包括科学在内。对此，恩格斯进行了阐述和发挥，他说：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力量，是历史的有力杠杆，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
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肯定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首先，他引述马克思的话，说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其次，他分析了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社会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他说：“同样数量的劳动力，在同样的劳动时间里，可以生产出比过去多几十倍几百倍的产品。社会生产力有这样巨大的发展，劳动生产率有这样大幅度的提高，靠的是什么？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最后，更重要的是，他从科学技术的角度对生产力内在的基本因素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进行了透彻的分析。他说：“历史上的生产资料，都是同一定的科学技术相结合的；同样，历史上的劳动力，也都是掌握了一定的科学技术知识的劳动力。”
在这次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不仅阐述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而且还进一步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即“科学技术正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力。”他还说：“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他的上述观点，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理论的新发展，同时，也为他后来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全新的命题奠定了思想基础。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1988年9月5日，邓小平同一位外宾谈话时率先提出来的。他说：“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几天后，他再次指出：“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将来农业问题的出路，最终要由生物工程来解决，要靠尖端技术。对科学技术的重要性要充分认识。”
邓小平如此重视科学技术，还植根于对经济建设实践活动的观察、思考与总结。
1983年初，邓小平视察江苏，看到一派喜气洋洋的景象。江苏省从1977年到1982年6年时间工农业总产值翻了一番。特别是苏州市1982年工农业总产值人均接近800美元。江苏的路子是怎样走的？主要的经验有哪些？邓小平了解到，“一条是依靠了上海的技术力量”。他回北京后说：“江苏吸收了不少上海的退休老工人。这些老工人有本事，请来工作所费不多，只是给点工资，解决点房子，就很乐意干，在生产上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江苏多年来是比较重视知识、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的，对知识分子使用得比较得当。”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究其原因，一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放宽政策调动了几亿农民的积极性；二是科学技术在农村、农业中发挥了重大作用。邓小平总结道：“农民把科技人员看成是帮助自己摆脱贫困的亲兄弟，称他们是‘财神爷’。”“他们从亲身的实践中，懂得了科学技术能够使生产发展起来，使生活富裕起来。”
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视察中深有感触地说：“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近一二十年来，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得多快啊！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我们自己这几年，离开科学技术能增长得这么快吗？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这既是从科学技术的角度总结了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原因。也是对未来的经济发展、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实现更多地寄希望于科学技术的突破及推动作用。
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邓小平强调的是发展生产力，他倡导的改革开放及一系列重大政策都是为发展生产力这一中心任务服务的。
在生产力内在诸因素中，邓小平强调科学技术是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力，是第一生产力，从而把科学技术的发展看成是摆脱贫困、富民兴邦、推动社会进步的关键。
在科学技术领域内，邓小平强调高科技领域的突破，提出，中国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号召“搞科技，越高越好，越新越好。”他亲自主管我国高科技工作，利用各种方式与有关方面和国内外专家学者商议我国高科技的发展规划，亲自批准建立我国第一个高能加速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并主持了奠基典礼。1986年3月，王大珩、王淦昌、杨家墀、陈芳允4位老科学家提出了跟踪世界战略性高技术的建议，他立即首肯并批示：这个建议十分重要，发展我国高科技宜速决断，不可拖延。在他亲自过问与支持下，有关部门召集全国200多名专家、学者进行全面论证和反复修改，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国务院会议批准，制定了中国第一个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纲要。
邓小平认为，高科技“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他回顾历史、洞察现实、瞻望未来，得出结论：“过去也好，今天也好，将来也好，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
回顾历史，“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他说：“大家要记住那个年代，钱学森、李四光、钱三强那一批老科学家，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把两弹一星和好多高科技搞起来”。“我是个外行，但我要感谢科技工作者为国家做出的贡献和争得的荣誉。”
瞻望未来，邓小平说：“下一个世纪是高科技发展的世纪。”我国要在下一个世纪的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首先必须抓住高科技领域的突破，“要不然我们很难赶上世界的发展。”
回顾历史、瞻望未来都是立足于现在。“现在世界的发展，特别是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一日千里，中国不能安于落后，必须一开始就参与这个领域的发展。……因为你不参与，不加入发展的行列，差距越来越大。”为什么中国在不富裕的情况下还要搞高能粒子加速器？原因就是要抓紧时间赶上去，“不然就赶不上，越到后来就越赶不上，而且要花更多的钱，所以从现在起就要开始搞。”为了加快发展中国的高科技，他希望当代中国科技界能涌现更多的钱学森、李四光、钱三强那样的爱国的科学家，“希望所有出国学习的人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