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于先胜，是中国谋略中的一个重要思想。要争得外交地位，要掌握外交主动，要达到外交目的，第一位的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对方压制、遏制不了的优势条件。所以，面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低潮，面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面对反华势力的“分化”、“西化”，面对西方大国的“制裁”、“遏制”，邓小平反复强调，要集中力量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办好，把政治局势稳定住，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中国就具备了不受别人制约的条件，就有了制胜的优势，就能站稳脚跟，在国际事务中就有足够的分量。
对外交往，是以自己的国际地位为前提的，而国际地位又是以综合国力为基础的。因此，在外交战略中，要争取主动地位，要增强做事力度，要达到自己的战略目标，第一位的，最重要的就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把自己的势力搞强大。正如邓小平所说：“关键是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只有自己的事情办好了，才能做到“胜于先胜。”“先为不可胜。”邓小平认为，办好自己的事，主要有这样几件。
在邓小平外交战略布局中，社会稳定是推进社会发展和争取外交工作主动态势的两个重要的战略支点。没有稳定的社会环境，不仅在国内什么事情也干不成，而且对外开放也没人来。所以，邓小平明确告诉人们：“中国的最高利益是稳定。”确保稳定的社会环境，是贯穿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的战略性任务。邓小平从国家发展和国际环境的大战略高度出发，正确认识和把握改革开放和社会稳定的辩证关系，在国际风云变幻，国内社会转型，各种思潮此起彼伏，各种力量此消彼长的形势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每个重要阶段，都把维护政治上的安定团结和社会稳定摆在重要位置，精心运筹，果断决策，有效地维护了改革开放所需要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从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国际关系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一）稳定是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之所在
在邓小平的外交谋略思想体系之中，国家的稳定始终是摆在压倒一切的第一位的。因为失去稳定，国内的经济建设搞不了，人民的生活富不了，根本利益得不到，人民就不支持我们，社会就更不稳定，这样就会导致恶性循环，后果不堪设想。所以，邓小平领导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始终坚持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社会稳定，坚决清除影响社会稳定的不安定因素，毫不妥协地同破坏社会稳定的错误倾向作斗争，从而为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
第一，稳定已成为全体人民的共识。中国的近代史，是一部列强入侵、军阀混战的历史，充满了动荡和战乱，人民饱受煎熬，国家经济凋敝，国际地位低下。饱经苦难的中国人民渴望安定生活，渴望国家和平富强，渴望在国际社会挺起腰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推翻了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荡涤了社会的污泥浊水，迎来了难得的国内和平和社会稳定。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保证了国家经济的迅速恢复，保证了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顺利进行，保证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出色完成，中国人民尝到了国家和平、社会安定带来的利益。然而，20世纪60年代以后，我们党的指导思想逐渐偏向“左”倾，错误估计阶级斗争形势，以为阶级斗争仍然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并且认为只有发动群众开展某种形式的政治运动，才能有效清除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从根本上保证社会主义中国不变质。这种指导思想导致了十年“文化大革命”。这是一场社会大动乱，无数人被卷进了派性斗争的“内乱”之中，社会正常的工作秩序、生产秩序、生活秩序被打乱，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十年一觉扬州梦”。从“文化大革命”的噩梦中醒来，中国人发现自己空耗了整整十年时间，不仅一无所得，反而损失了许多发展时间和发展机遇。而在这段时间里，世界高新技术飞速发展，世界面貌日新月异，发达国家把我们远远地抛在了后面。痛定思痛，吃够了动乱之苦的中国人民终于认识到，稳定的社会环境太重要了，动乱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带来的只能是灾难和落后。邓小平说：“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已经证明，动乱不能前进，只有后退，要有秩序才能前进。再乱，人民吃不消，人民也不答应。要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就必须切实维护社会稳定。稳定是中国人民的最高利益之所在。
第二，只有稳定才能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成后，社会的基本矛盾不再是阶级斗争，而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相对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是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特别是在中国这样落后的社会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须长期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不断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满足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求，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必要条件。正是基于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邓小平领导我们党确立了中国现代化建设战略，争取经过三大步，到21世纪中叶把中国建成为一个中等发达的国家，为中华民族在21世纪的崛起奠定基础。要实现这样一个发展战略目标，必须保持社会政治稳定，不允许发生动乱。平息1986年底在北京、合肥等地发生的学潮后，邓小平在谈到发展目标时强调，要达到这样一个目标，首要的条件是需要政局稳定。“……中国不能再折腾，不能再动荡。一切要从大局出发。中国发展的条件，关键是要政局稳定。”1989年初春，社会动乱的苗头日趋明显。邓小平在这个期间多次强调稳定的重要。2月，美国总统布什来访，邓小平对他说：“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3月间，他对中央负责同志说：“我们搞四化，搞改革开放，关键是稳定。”因此，“凡是妨碍稳定的就要对付，不能让步，不能迁就……中国不能乱，这个道理要反复讲，放开讲……要放出一个信号：中国不允许乱。”邓小平把保持稳定和实现中国发展战略和外交发展战略目标紧紧联系在一起，要想实现这个战略目标，就必须保持稳定。
第三，中国稳定对世界也是贡献。邓小平强调，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解决好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使中国人民从贫穷中解脱出来，逐步过上富裕的生活，中国社会才能从根本上稳定下来。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稳定了，这本身就是对世界稳定做出的贡献。1990年邓小平会见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时说：“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中国动乱，那将是个什么局面？现在要是中国乱起来，就决不只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问题。那时还有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领导人的威信，说是‘全面内战’，到底不是大打，真正的内战并没有出现。现在就不同了，如果再乱，乱到党不起作用了，国家权力不起作用了，这一派抓一部分军队，那一派抓一部分军队，就是个内战的局面。一些所谓民主斗士只要一拿到权力，他们之间就会打起来。一打内战就是血流成河，还谈何‘人权’？一打内战就是各霸一方，生产衰落，交通中断，难民不是百万、千万而是成亿地往外面跑，首先受影响的就是现在世界上最有希望的亚太地区。这就会是世界性的灾难。所以，中国不能把自己搞乱，这当然是对中国自己负责，同时也是对全世界全人类负责。外国的负责任的政治家们也会懂得，不能让中国乱。”邓小平不是在危言耸听，中国大乱，光难民问题就会让这个世界难以承受。但问题远不止于此，中国不仅是一个人口大国，而且还是一个政治大国，中国虽然还不富裕，但对国际事务却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力。特别是几十年来，中国作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对于遏制世界战争发挥了积极作用。可以断言，中国越发展对世界和平越有利。邓小平多次说到，中国真心诚意地希望世界和平，坚决支持世界和平事业。但是，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力量还不够强大，对世界和平事业的贡献还十分有限。将来，随着中国的发展，必将对世界和平做出更大的贡献。这就意味着，一个发展的、稳定的中国，对于维护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如果中国陷入内战，走向衰败，那么维护世界和平就缺少了一支强有力的力量。另外，在中国日益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今天，发展、稳定的中国对世界经济繁荣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这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普遍共识。因此，把中国放到世界发展的大局中去考察，保持中国稳定也是必需的。
正是基于对稳定意义的深刻理解和把握，邓小平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压倒一切的位置，在这个问题上决不让步，连半步也不让。破坏稳定的因素，无论来自哪里、无论采取什么形式，也无论得到什么力量的支持，邓小平都坚决加以抵制，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经过风风雨雨的考验，人们已经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邓小平把稳定摆到压倒一切的位置，符合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
（二）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
实现国家发展战略目标，需要有一个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而要维护社会稳定，就需要坚决抵制妨碍社会稳定的形形色色的错误倾向，创造维护稳定的社会条件，使国家达到长治久安。
邓小平认为，要达到国家长治久安，保持社会长期稳定，最关键的是要有一条正确的基本路线。因为我们党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党的基本路线是决定全局的。就如毛泽东曾经说过的：“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可惜的是，毛泽东晚年制定和坚持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错了，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走了一大段弯路。
总结我们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邓小平首先要解决的是党的基本路线问题。这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保持社会稳定的根本条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最重要的历史性贡献，就是为确立以“一个中心、两基本点”为内容的党的基本路线开辟了道路。
这个历史性的会议在决定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的同时，决定改革国家的经济管理体制和发展党内外民主，使国家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相适应，社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同时申明中国建设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而不是其他别的什么“现代化”。邓小平郑重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方针，并强调指出，坚持“四项本原则”就是“为贯彻执行三中全会各项方针政策所必须采取的措施”，不采取这些措施，三中全会的方针政策就会落空，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就要落空，四个现代化建设就要落空，党内外民主生活的发展也要落空。“只有坚持我们党历来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坚决克服妨碍实现三中全会方针政策的不良倾向，我们才能坚定地向着我们的宏伟目标胜利前进”。这就是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应有之义和基本内容之一。
1987年7月4日，邓小平在会见孟加拉国总统艾尔沙德时说：“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基本路线。要搞现代化建设使中国兴旺发达起来，第一，必须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第二，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主要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两个基本点是相互依存的。”这是邓小平在领导现代化建设长期实践中，经过同“左”的和右的干扰的反复斗争，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升华为党的基本路线，并清晰地阐述了这条基本路线的核心内容。
根据邓小平的思想，党的十三大对党的基本路线作了明确表述：“我们党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并将这条基本路线的内容概称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确立“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不容易，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同样不容易。
邓小平为我们党确立这条基本路线做出了努力，更为我们党始终不渝地坚持这条基本路线做出了努力。
在党的理论务虚会上，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一句话，就是搞现代化建设。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体现了这个“最大的政治”，任何妨碍实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方针政策的倾向，都必须坚决反对，坚决纠正。
在跨进20世纪80年代门槛之际，邓小平又对全党说，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四个必要前提，首先一个前提就是“要有一条坚定不移的、贯彻始终的政治路线”。这条政治路线，就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同心同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整个阶段，我们党都要坚持这条政治路线。“如果发生大规模战争，要打仗，只好停一停了。除了发生这种情况，我们一定要按照这条路线专心致志地、始终如一地干下去。”只要全党、全国人民做到同心同德，坚决按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政治路线干下去，中国就充满了希望。
以后，邓小平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升华为党的基本路线，并进一步强调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阶段都必须坚持这条基本路线不动摇。邓小平1992年初春的南方谈话，是一篇总结历史、部署未来的历史性讲话。在这篇讲话中，邓小平突出强调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他说：“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这番话总结了进入新时期以来的基本经验，指明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键所在。邓小平认为，只有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中国才大有希望，才能实现长治久安和社会稳定。
第一，只有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国家才能发展和进步，这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基础。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因为，只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才能保持自己独立自主的国际地位，才能彻底结束国内的军阀混战，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准备必要的社会条件。就是说，中国的繁荣与发展，中国的和平与稳定，是与社会主义制度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但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创造极其丰富的物质文化财富，实现社会的普遍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贫穷落后决不是社会主义。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度里脱胎而出的，物质经济基础十分薄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相对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非常突出。要从根本上巩固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就要大力发展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彻底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造就雄厚的物质文化基础，在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就是在促进经济社会的不断进步中得到证明的。不能实现经济社会的进步，长期保持贫穷落后的面貌，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可能得到巩固的，早晚有一天要垮掉。“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使国家发展战略的总体布局正确反映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发展规律，也正确反映了巩固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客观需求，因而也就是一条巩固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只有社会主义制度得到巩固并不断得到发展，中国才能实现长治久安和社会稳定。
第二，只有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实现长治久安和社会稳定才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人民群众的支持，是我们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安身立命的基础，也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和社会稳定的基础。而群众凭什么支持我们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凭什么希望长治久安和社会稳定？就是凭我们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带来了经济的繁荣、生活的改善，人民群众从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社会稳定中实现了自己的切身利益。如果我们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不能使国家强盛起来，使人民生活不断得到改善，长此以往，就会丧失群众基础。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要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和社会稳定是根本不可能的。实际上，人民群众对我们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支持，最根本的还是支持党所制定和实行的路线方针政策。只要人民群众支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我们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就稳固，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社会稳定就有保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被实践证明能够把我们国家带向繁荣和昌盛，使人民过上富裕文明的生活，因而已经成为亿万中国人民的选择，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有着坚实的群众基础。如果背弃这条基本路线，势必遭到人民群众的反对，引起社会动荡。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总结十年基本经验时指出：只有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他多次谈到，如果不是制定和坚持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如果没有发展经济和改革开放的成果，“六四”这道关就闯不过来，闯不过来就乱就打内战。只要我们党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加快经济发展速度，使人民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人民看到社会政治稳定带来的好处，看到现行政策、制度带来的好处，不论国际局势怎样变化，我们的社会就可以真正稳定下来，能够经得起任何风浪的考验，稳如泰山。
第三，只有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我们才能有效地抵制来自“左”的或右的干扰，不犯大的错误，不走大的弯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没有前人经验可以借鉴的伟大事业，充满了曲折，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左”的东西或者右的东西的干扰。无论是“左”的还是右的，都会葬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破坏国家长治久安和社会稳定。邓小平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东西有，动乱就是右的！‘左’的东西也有。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样就不会犯大错误，出现问题也容易纠正和改正。”邓小平所讲的头脑清醒，就是要在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这个问题上保持头脑清醒，始终坚持把这条基本路线作为我们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谋划国家发展战略的立足点。邓小平认为，只要紧紧守住这个立足点，我们就不会犯大的错误，即便有一些失误和偏差也容易纠正和改正。同时，只要我们紧紧守这个立足点，无论是“左”的还是右的东西，我们都能够识别出其谬误，同其划清界限，而不会让这些东西扭转我们既定的前进方向。“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是我们防止和纠正“左”的或右的错误倾向的强有力的思想武器。邓小平坚信，我们党只要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不动摇，最终一定会取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
（三）必须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文化大革命”是党的“左”的指导思想走到极端的产物，是我们党犯的一个带全局性的严重错误。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左”的指导思想，是我们党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正确道路上来，开辟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选择。然而，党内和社会上一些人把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左”的指导思想推向另一个极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人民民主专政，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兴起一股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问题上，邓小平是最坚决的。
邓小平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性质及其恶果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这股思潮一出现，他就指出，这股思潮的要害就是否定社会主义道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人民民主专政，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试图用资本主义制度取代社会主义制度。中国搞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决不能任凭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兴风作浪。1985年他说，中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一种思潮，叫资产阶级自由化，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这不行。中国要搞现代化，绝不能搞自由化，绝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对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并且触犯了刑律的人，不严肃处理是不行的。因为他们搞的这一套无非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出版刊物，实际上是一种动乱，是“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做法。不能让这股风刮起来。邓小平把“资产阶级自由化”与“文化大革命”联系在一起，揭露“资产阶级自由化”是另一种形式的“文化大革命”，同样会给中国带来灾难。事实上，“文化大革命”也是以“民主’形式出现的一种极端的、靠大规模群众运动来进行政治斗争的社会政治模式。这种社会政治模式，是一种极“左”的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的政治狂热的表现。“资产阶级自由化”尽管在思想观念上与“文化大革命”的极“左”思潮南辕北辙，但实质上也是破坏法制，破坏秩序，搞乱人们的思想，搞乱社会生活。如果任凭这股思潮泛滥，中国将遭受一场比“文化大革命”更加可怕的灾难。邓小平向人们描绘了这个可怕的前景，“文化大革命”中尽管有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作祟，但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威望还在起作用，党还能控制局面，真正的内战并没有打起来，并能够最终战胜这两个反革命集团，把中国重新引上了正确发展道路。如果现在再乱起来就不同了，乱到党不起作用，国家权力不起作用，必然是一个内战的局面，血流成河，谁也控制不了。那时遭殃的就不仅是中国人民了，亚太地区乃至全球都要跟着遭殃。邓小平决不是危言耸听。如果真的出现这样一个局面，中国的现代化注定化为泡影，人民肯定要“重吃二遍苦，重遭二茬罪。”
因此，邓小平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上旗帜鲜明，决不作丝毫的让步。1981年7月，针对社会上涌动的自由化思潮，邓小平专门找中央宣传部门负责人，就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维护社会稳定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回忆一下历史的经验：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是扩大化了，扩大化是错误的，但当时反右派的确有必要。大家都还记得当时有些右派分子那种杀气腾腾的气氛吧，现在有些人就是这样杀气腾腾的。我们今后不搞反右派运动，但是对于各种错误倾向决不能不进行严肃的批评。不仅文艺界，其他方面也有类似的问题。有些人思想路线不对头，同党唱反调，作风不正派，但是有人很欣赏他们，热心发表他们的文章，这是不正确的。有的党员就是不讲党性，坚持搞派性。对这种人，决不能扩散他们的影响，更不能让他们当领导。现在有的人，自以为是英雄。没受到批评时还没有什么，批评了一下，欢迎他的人反而更多了。这是很不正常的现象，一定要认真扭转。当然，这种现象有它的社会历史原因，主要是十年动乱的后遗症，同时也是由于外来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对各种人的情况需要作具体分析。但是当前的主要问题不在于有这些现象，而在于我们对待这些现象处置无力，存在着涣散软弱的状态。当然，对待当前出现的问题，要接受过去的教训，不能搞运动。对于这些犯错误的人，每个人错误的性质如何，程度如何，如何认识，如何处理，都要有所区别，恰如其分。批评的方法要讲究，分寸要适当，不要搞围攻、搞运动。但是不做思想工作，不搞批评和自我批评一定不行。批评的武器一定不能丢。”在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邓小平更明确地指出：“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这个思潮不顶住，加上开放必然进来许多乌七八糟的东西，一结合起来，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对我们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冲击。”不管外界对我们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有什么议论，说我们反对人权也好，说我们不讲民主也好，我们要按照我们自己的实际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决不作丝毫的让步。我们自己的实际就是需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进行现代化建设和实行改革开放，资产阶级自由化破坏我们所需要的政治局面，因此必须坚决反对，坚决抵制。
既然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要害是，否定社会主义道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人民民主专政，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因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关键，就是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明确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抓住了问题的要害，从而也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提供了强大的思想理论武器。
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才能强有力地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进攻，才能创造并维护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所需要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第一，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才能保证我们的事业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问题，就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的政党，是代表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先进队伍，是领导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的，是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为了争取民族独立、阶级解放进行了艰难的探索和艰苦的斗争，探讨过各种各样的救国救民道路，但是都失败了，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从而也就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历史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推翻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政治统治，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建设现代化的中国，同样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彻底改变了中国社会一盘散沙、四分五裂的状态，把全体人民团结起来，为实现解放，为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而奋斗。中国共产党犯过这样和那样的错误，也曾有过“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严重失误，但是中国共产党都认真纠正了这些错误，并且有能力不断克服自身存在的缺点，清洁自己的肌体。在当代中国社会没有哪一种政治力量能够取代中国共产党，也没有哪一种政治力量可以像中国共产党这样在中国人民中间取得如此广泛的拥护。邓小平指出：“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要把几亿人口的思想和力量统一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没有一个由具有高度觉悟性、纪律性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党员组成的能够真正代表和团结人民群众的党，没有这样一个党的统一领导，是不可能设想的，那就只会四分五裂，一事无成。这是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奋斗实践中深刻认识到的真理。我们人民的团结，社会的安定，民主的发展，国家的统一，都要靠党的领导。”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社会主义制度；就没有人民民主专政；就没有统一的指导思想和理想信念。而没有这些，也就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也就没有全体中国人民团结一致地为建设现代化中国而艰苦奋斗，也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前景。“文化大革命”就是踢开党的领导“闹革命”的，结果是一场灾难。中国不能再重演“文化大革命”的悲剧了。
我们要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改善党的领导，扩大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但是这一切都要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当代中国所要建设的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而不是其他什么民主。只有社会主义民主才能让全体人民真正享有广泛的民主，其他民主都做不到这一点。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有秩序有步骤有领导地进行。如果依靠所谓“群众的自发性”来建设民主，不仅建不成社会主义民主，反而会把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吹个精光。邓小平严肃指出：“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谁来组织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谁来组织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在今天的中国，决不应该离开党的领导而歌颂群众的自发性。”党如何才能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党如何才能实施正确和有效的领导，党如何才能及时纠正自己的错误，党如何才能不断清除党内那些背叛了党、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腐败分子？这些都是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也都需要通过深化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来解决的问题。
但是，这些决不能成为要求削弱和取消党的领导的理由。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必须有利于加强党的领导，而不是削弱或取消党的领导。事情有大道理和小道理之分，小道理并不是无道理，但不讲大道理是不行的，大道理要管小道理。在今天中国，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大道理，其他都是小道理。只要承认这个大道理，党的领导就不能取消。邓小平积极主张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但始终坚持党的领导这个原则不能动摇，始终坚持在党的领导下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从而保证中国社会的政治稳定，保证了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
第二，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才能建成一个独立而强大的人民共和国。邓小平认为，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就是两极分化；如果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将不可避免地产生社会动荡和动乱。1984年6月30日，邓小平会见外宾时讲到：“在中国现在落后的状态下，走什么道路才能发展生产力，才能改善人民生活？这就又回到是坚持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上来了。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生活富裕的问题。而坚持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就不会产生贫富过大的差距。再过二十年、三十年，我国生产力发展起来了，也不会两极分化。”邓小平还强调，能否防止两极分化，防止新生资产阶级的出现，是衡量中国改革开放成败的重要标准。1985年3月7日，邓小平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即席讲了这个他一直高度关心的问题：“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邓小平坚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有凝聚力，才能解决大家的困难，才能避免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坦言，按照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路子，中国由于两极分化而产生了新兴的资产阶级，那么，中国必然要出乱子，中国的改革开放就会无法进行。他在同几位中央负责人谈话时又说：“沿海如何帮助内地，这是一个大问题。可以由沿海一个省包内地一个省或两个省，也不要一下子负担太重，开始时可以做某些技术转让。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保障中华民族的独立，不做西方资本主义大国的附庸。1982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中，邓小平指出：“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同时，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决不允许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我国泛滥。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1989年6月9日，在平息政治风波后，邓小平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指出：“事情一爆发出来，就很明确。他们的根本口号主要是两个，一是要打倒共产党，一是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他们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他在会见几位中央负责人时，又强调了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只能使中国做西方的附庸。他说：“这次发生的事件说明，是否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是个要害。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因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现在国际市场已经被占得满满的，打进去都很不容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在这一点上，这次暴乱对我们的启发十分大，十分重要，使我们头脑更加清醒起来。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就没有前途。中国本来是个穷国，为什么有中美苏‘大三角’的说法？就是因为中国是独立自主的国家。为什么说我们是独立自主的？就是因为我们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否则，只能是看着美国人的脸色行事，看着发达国家的脸色行事，或者看着苏联人的脸色行事，那还有什么独立性！现在国际舆论压我们，我们泰然处之，不受他们挑动。但是，我们要好好地把自己的事情搞好，这次事件确实把我们的失误也暴露得足够了。我们确实有失误呀！而且失误很不小啊！”当然，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也不是闭关锁国，不是恢复和回到“左”的那一套上去。搞“左”的那一套，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只能是死路一条，必然会被人民抛弃，看起来好像稳如泰山，终会陷入动乱。
第三，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才能确保国家长治久安。人民民主专政，是对人民实行民主，对阶级敌人和敌对势力实行专政的有机结合。只有人民民主专政，才能保障人民当家做主，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保证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有一个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条件，但必须看到，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有反革命分子，有敌特分子，有各种破坏社会秩序的刑事犯罪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并且这种现象在长时期内不可能完全消灭。同他们的斗争不同于历史上的阶级斗争，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或者说是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特殊形式的遗留。对于这些破坏社会秩序的分子仍然必须实行专政。不对他们实行专政，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民主。在阶级斗争存在的条件下，在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存在的条件下，不可能设想国家的专政职能的消亡，不可能设想常备军、公安机关、法庭、监狱等等的消亡。国家职能包括民主和专政两个方面，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这是天经地义的。只讲民主而不讲专政，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
1986年12月中下旬，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一度泛滥的背景下，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煽动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有的地方出现了扰乱交通秩序和违犯社会治安规定的情况。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指出：“四项基本原则必须讲，人民民主专政必须讲。要争取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没有人民民主专政不行，不能让颠倒是非、混淆黑白、造谣诬蔑的人畅行无阻，煽动群众。”“我们讲民主，不能搬用资产阶级的民主，不能搞三权鼎立那一套。我经常批评美国当权者，说他们实际上有三个政府。当然，美国资产阶级对外用这一手来对付其他国家，但对内自己也打架，造成了麻烦。这种办法我们不能采用。”“没有专政手段是不行的。对专政手段，不但要讲，而且必要时要使用。当然，使用时要慎重，抓人要尽量少。但是如果有人要制造流血事件，你有什么办法？我们的方针是首先揭露他们的阴谋，尽量避免流血，宁可我们自己人被打伤，对为首闹事触犯刑律的要依法处理。不下这个决心是制止不了这场事件的。如果不采取措施，我们后退了，以后麻烦会更多。”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取消人民民主专政，必然是天下大乱，人民遭殃。
（四）必须严厉打击各种刑事犯罪
刑事犯罪严重危害社会稳定。为了维护社会稳定，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从战略的高度认识打击刑事犯罪的必要性，并长期坚持下去。
改革开放之初，由于受“文革”后遗症的影响，由于社会处于改革与转型的起步阶段，社会秩序局部失范，犯罪活动猖狂。早在80年代初邓小平就强调要同各种犯罪分子进行斗争，以维护人民的利益，维护现代化建设的大局。他指出：在新形势下，“四人帮”组织上和思想上的残余还存在。我们不能低估这些残余的能量，否则就要犯错误。派性分子还存在，新生的打砸抢分子也有的是，还有各种流氓集团、刑事犯罪分子，还有同外国势力和台湾特务机关联系进行地下活动的反革命分子，还有公然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所谓“民主派”，以及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对这些人的破坏性也不能低估。应当看到，尽管这几种人的性质不同，但是在一定的情况下，他们完全可以纠合在一起，成为一股破坏势力，可以造成不小的动乱和损失。对此，一定要认识清楚，不要天真，该严厉打击的，决不能手软，否则我们好不容易创造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会毁于一旦。
基于这种考虑，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部署打击各种形式的刑事犯罪活动时指出：对这些刑事犯罪活动，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这些犯罪情况，有的属于反革命分子的活动，有的属于林彪、“四人帮”残余势力，有的属于唯恐天下不乱者的破坏，有的属于剥削阶级残余分子的复萌，有的是由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思想作风的严重腐蚀。按本质来说，一种是敌我矛盾，一种是阶级斗争在人民内部的不同程度上的反映。这说明，阶级斗争虽然已经不是我们社会中的主要矛盾，但是它确实仍然存在，不可小看。如果不及时地、有区别地给以坚决处理，而听任上述各种不同性质的问题蔓延汇合起来，就会对安定团结的局面造成很大的危害。对于这种种刑事犯罪活动的严重性，我们有些同志还没有足够的认识，因而打击不力，有时甚至放纵不管。他还强调到，必须加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器，坚决打击和防范制止各种刑事犯罪活动。邓小平要求国家政权机关、特别是专政机关要对打击和防范各种刑事犯罪活动，维护社会稳定负起责任来。
打击刑事犯罪活动不可能是一劳永逸的，这是一场长期而艰苦的斗争。他在对打击经济犯罪活动做出部署时，对打击经济犯罪活动的意义、原则和方法，作了一次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指出，打击经济犯罪活动，实际上我们要看得更深一点。现在是什么形势呢？我们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方面的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卷进经济犯罪活动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犯罪的严重情况，不是过去“三反”、“五反”那个时候能比的。那个时候，贪污一千元以上的是“小老虎”，一万元以上的是“大老虎”，现在一抓就往往是很大的“老虎”。报上登的一个从宽处理的，贪污六千元；一个判十五年徒刑的，贪污五六万元。现在的大案子很多，性质都很恶劣，贪污的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的，都不只是什么“万字号”。有些是个人犯罪，有些是集体犯罪。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材料说明，也是在这一两年白银黄金大量走私到香港，单单这一笔，就使国家损失大量外汇。好多钱落到了私人或者某些集体的腰包。如果把盗窃公家的财产等等都算在内，那就更要多得多。要足够估计到这样的形势。这股风来得很猛。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么，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他指出，打击经济犯罪活动的斗争，是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一个保证。这是一个经常的斗争，经常的工作。否则，社会主义道路怎么坚持呀？如果不搞这个斗争，四个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就要失败。所以，我们要有两手，一手就是坚持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一手就是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没有打击经济犯罪活动这一手，不但对外开放政策肯定要失败，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也肯定要失败。有了打击经济犯罪活动这一手，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就可以沿着正确的方向走。
此外，邓小平在与公安部负责人的谈话中两次明确指出：刑事案件、恶性案件大幅度增加，这种情况很不得人心。几年了，这股风不但没有压下去，反而发展了。原因在哪里？主要是下不了手，对犯罪分子打击不严、不快，判得很轻。对经济犯罪活动是这样，对抢劫、杀人等犯罪活动也是这样。为什么不可以组织一次、二次、三次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战役？每个大、中城市，都要在三年内组织几次战役。他要求公检法系统对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包括杀人犯、抢劫犯、流氓犯罪团伙分子、教唆犯、在劳改劳教中继续传授犯罪技术的惯犯，以及人贩子、老鸨儿等，必须坚决逮捕、判刑，组织劳动改造，给予严厉的法律制裁。必须依法杀一批，有些要长期关起来。还要不断地打击，冒出一批抓一批。不然的话，犯罪的人无所畏惧，十年二十年也解决不了问题。他还强调，虽然解决刑事犯罪问题是长期的斗争，需要从各方面做工作。但是，现在是非常状态，必须依法从重从快集中打击，严才能治住。搞得不疼不痒，不得人心。我们说加强人民民主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要讲人道主义，我们保护最大多数人的安全，这就是最大的人道主义！
邓小平在领导新时期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整个历史过程中，都把打击各种刑事犯罪摆在重要的位置。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得。”
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消灭了剥削阶级，从而也消灭了完整意义上的阶级斗争，但是还不能说阶级斗争就彻底结束了。由于历史的、现实的种种原因，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各种形态的阶级斗争，或者说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我们同各种刑事犯罪的斗争，虽然不都是阶级斗争，但是包含着阶级斗争。当然，我们必须坚决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于绝大多数破坏社会秩序的人应该采取教育的办法，凡能教育的都要教育，但是对于严重的刑事犯罪活动决不能手软和姑息，必须认识到这是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既然我们同各种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的斗争是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我们就必须动用专政手段予以坚决打击。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维护人民利益，保障社会稳定。邓小平认为，对各种刑事犯罪活动，“不能不讲专政”，必须严厉打击。他说，严厉打击各种刑事犯罪活动，就是加强专政力量，这就是专政。新时期的现实斗争表明，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已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人民民主专政机关的主要任务，严重刑事犯罪分子是新的历史条件下人民民主专政的主要对象。国家专政机关必须在打击各种刑事犯罪活动中，强有力地行使专政职能，充分发挥人民民主专政的“刀把子”的威力。唯有如此，才能保持社会稳定，保证我们国家顺利地实现社会转型，保证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