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发展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证明，在国际关系发展中，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准则不是受社会制度制约，也不是受意识形态限制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而是各国普遍接受的在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法原则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实践证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是发展国家间友好合作关系的基础，而且也是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坚实基础。尤其是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坚持尊重历史与现实，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面对新的实际，创新和发展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经受住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冲击，顶住了西方国家联合起来对我国施加的压力和制裁，而且还结交了大量的国际朋友，创造了一个有利于改革开放的国际环境。
（一）坚持独立自主原则
在跨世纪的新时期，中国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对外关系的原则。因为今日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从综合国力的角度来说，虽然增长速度很快，但是在国际上并不算强大，因而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在不断实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维护自己的地位，把握好自己的方向。同时，中国又是一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着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的巨大压力，从当前的国际力量对比来说，坚持独立自主是最为关键的。没有独立自主的外交原则，中国就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不能在国际竞争白热化的情况发展起来，就不能最有效地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因此，越是在世界经济共存、科学技术共享的今天，越是应该坚持独立自主的战略原则：一是坚持中国的事情要按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来办，不容许别国有一丝一毫的干涉。二是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决不坐到别人的车子上去。谁搞和平，我们就拥护，谁搞战争和霸权，我们就反对，不论一个国家有多大的势力，他们哪件事做得不对，我们就批评，就不投赞成票。三是我们不依附于任何一个大国或大国集团，也不屈服于任何大国的压力，不同任何大国和国家集团建立战略关系，更不同任何大国和国家集团结盟。但是，我们同谁都来往，同谁都交朋友，谋求同世界各国建立和发展正常的友好关系。四是不迁就国际上的临时事变，不为一时一事所激怒，始终坚持从国家主权利益出发，以是否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发展，是否有利于各国友好合作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在国际事务中，“讲公道话，办公道事”。五是既维护本国的独立自主权利，又尊重其他国家的独立自主。我们反对任何国家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我们，我们也决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别国。我们主张国家不论大小、强弱、贫富，都有自己的主张，都应受到尊重，都应平等相待。六是将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始终放在第一位，坚决捍卫国家的独立、主权完整和尊严。在当代世界，国际化和一体化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向传统的主权概念提出了挑战；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使得发达国家不断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干预发展中国家内政。国家主权对中国来说依然十分重要，中国在主权问题上不能让步，不能示弱。
（二）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这是我们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对外政策。我们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彻底的、全面的，这就是说，我们不只是对有些国家实行和平共处，而对另一些国家不实行或不全部实行和平共处；“世界各国”，包括世界上的所有国家，我们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目的是为了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发展友好合作、推动共同繁荣，为全世界人民的利益做贡献，为世界历史的发展做贡献。
中国作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和倡导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实践、发展过程中，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坚持和发展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是邓小平国际外交谋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应该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现在已是国际公认的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原则，在国际事务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所谓“和平共处”，指的是不论何种社会制度，不论何种意识形态，不论何种经济状况，国家与国家之间都要和平共处。用毛泽东的话来解释，就是“平等互利、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原则”。周恩来又进一步加以完善：“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即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经提出，便得到了世界上很多国家的承认，尤其是得到了广大新独立的亚非国家的积极赞同和支持，在国际社会激起了巨大的反响。很多国家在处理国家间关系时，都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确认为基本原则。一系列国际文件上，一系列国际会议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被不断引用和一再重申，被广泛认为是“现代最受称颂的概念之一”。它对建立新型的国际关系、促进国际法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它对其后国际关系原则的发展，一些重大国际文件的产生，有着深远的影响。
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现代国际法中最根本最重要的主权原则。主权是国家最重要的属性，表现为对内的至高无上和对外的独立性，领土完整则是其必要的前提。殖民地国家之所以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主要就是因为它丧失了主权，丧失了对领土的使用权甚至所有权。互不侵犯，是指在国际关系中，排除以武力相威胁作为推行国家政策的手段。包括《联合国宪章》在内的大量国际法律文书，都确认了这一原则。互不干涉内政，这是在现代国家关系中最受重视且被反复强调的重要原则之一。它所强调的是保证各国自由地选择自己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制度，不得以任何手段干涉他国的内政与外交。这对反对大国插手小国内政，操纵小国命运，是十分重要的。平等互利原则，不仅着眼于法律上的平等，还要求事实上的平等，反对以强欺弱，以富压贫，强调彼此之间相互尊重，互助互利。和平共处原则，则是针对二战后国际关系多样化的现实提出来的，它的目的是要求各国在维护和平的前提下，各自独立地发展。
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为坚持和发展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他的倡导和主持下，我国及时调整了外交政策，使党和国家的外交工作又开创了崭新的局面。80年代中后期，邓小平又多次倡导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主张国家间在政治上不分大小强弱，一律平等，彼此尊重，在经济上不分贫富发达落后，平等合作，互惠互利。这就是说，在国际关系的发展过程中，一定要排除意识形态差异的障碍，一定要克服社会制度之间的矛盾，不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作为确定自己处理国际关系的尺度，而是尊重历史与现实，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而融洽不同文化之间、不同历史与传统之间的广泛交往。在当今以民族国家为单位和特征的国际社会中，维持正常和睦的国家间关系，各国都必须寻求彼此可以共同接受的关系准则，克服彼此的差异，共同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安全，争取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进步。
在此基础上，邓小平还根据国际局势的变化和国家间交往的实际以及在具体运用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新要求，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内涵又作了进一步的拓展和深化，创造了许多新模式、新途径、新方法，使其得到了不断地丰富、完善和发展。
一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适用于各国之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首先是为建立各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而制定的。但在这些原则提出之初，只是针对于不同社会制度之间而言的，后来认为也适用于相同社会制度之间的交往，再后来又发展为一切国家之间的交往，成为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在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国家间的友好合作关系，成了国家间一切关系的前提条件和根本保证。背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不可能建立起国家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即使彼此怀着某种目的暂时建立了关系，也不会长久，也不会有真正的友好合作。无数国际关系的经验都充分表明，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处理和发展国家间关系的根本途径。
中国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倡导者之一，在半个世纪的外交实践活动中，始终一贯地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宣传、发展和丰富完善，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尤其是邓小平，他参与制定并实践的许多重大国际策略，在中国国际战略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他所制定的国际战略新思路，特别是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处理国家间关系的战略思想，在世界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对维护世界和平，推动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974年4月，身为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率领中国代表团赴美出席第六届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10日，邓小平代表中国政府在会上发言，详尽地阐明了中国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立场，阐明了中国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主张，第一次正式阐明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新理论。邓小平的发言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邓小平在会上指出：国家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都应该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之上；国际经济事务应该由世界各国共同来管，而不应该由少数国家所垄断。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应该参与决定国际贸易、货币、航运等方面的大事。发展中国家对自己的自然资源应该享有和行使永久主权，它们关于改善对外贸易条件的要求应该予以满足，它们建立的各种原料输出国组织应该得到支持。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应该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不附带任何政治、军事条件，不要求任何特权，对发展中国家提供的贷款应该是无息或低息的，必要时可以延期偿付甚至减免。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援助应该实用、有效、廉价、方便，派往受援国的专家和人员应该向受援国人民认真传授技术，尊重受援国的法令和民族习惯，而不应该要求特殊待遇，更不得进行非法活动。
邓小平的发言，充分体现了我国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站在第三世界一边的立场，具体地阐发了我国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国家间关系的措施和主张。邓小平的成功活动，为更好地宣传和实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做出了贡献。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展开和深入，在邓小平的领导下，我国的对外工作也进行了大的调整，在更新的意义上、更高的层次上，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邓小平说：“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他还告诫全党：“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相信共产主义最后一定会在全世界实现，但是革命决不能输出，它只能是各国人民自己选择的结果。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始终坚持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
革命从来都是一国一地的具体的政治运动，离开这些具体的条件和因素，也就不可能有革命。正因为如此，各国革命都会有自己的特殊性，忽视这种特殊性，革命就不可能成功，不顾这些特殊性，搞革命输出，强迫别国进行自己设计的革命，只能是脱离实际的指手画脚，是对别国内政的干涉，是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破坏，结果只能使革命遭受挫折和失败。我们之所以在60年代和苏联断绝了关系，就是因为苏联搞革命输出，粗暴干涉我国内政，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充当“老子”，破坏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这方面，我们也有教训。
实践告诉我们，要真正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必须停止革命输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恢复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们更加认清了革命输出的危害性，更加认识了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重要性。只有更加坚定地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我们才能更加广阔地进行对外开放，才能更好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充分利用各种有利的因素，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所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宪法规定：“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坚持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的交流。”1986年3月25日，全国人大六届四次会议通过的“七五”计划报告中，将我国奉行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归结为十条原则，其中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了更完善的进一步阐述：“中国主张世界上所有国家不论大小、富贫、强弱一律平等，坚决反对以大欺小，以富压贫，以强凌弱。各国的事应由各国人民自己去管，世界上的事应由各国协商解决，而不能由一两个超级大国说了算。中国自己决不称霸，也坚决反对来自任何方面和以任何形式出现的霸权主义。”又说：“中国信守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努力在这个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立、恢复和发展正常关系，和睦相处，友好合作，而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来决定亲疏、好恶。中国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相同或不同作为占领别国领土、干涉别国内政的借口。”
这里表达了邓小平一贯坚持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新认识、新观点，表述了他对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基本立场，尤其是突出了淡化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与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间的关系，说明我们的外交战略已真正走出了社会制度的困惑，摆脱了意识形态的缠绕，实事求是地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国家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对此，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华莱士的采访时，邓小平更加明确地指出：“中国观察问题不是看社会制度。中美关系是看中国和美国关系的具体情况来决定。中苏关系是看中国和苏联的具体情况来决定。”邓小平的谈话经新闻媒介的传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后来他在会见外国客人时，深有感触地说：“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我们一贯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但是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又赋予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新的内容。他一再强调：我们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所有愿意与我们发展关系的国家建立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能成为我们发展国际关系的障碍。不管是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相同还是不同，不管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也不管是历史上（哪怕是刚刚过去的历史）同我国有过对抗的国家还是一直友好的国家，我们都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它们建立和发展关系。我们坚信，并已被实践所证实，我们努力这样做有利于世界的和平和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也有利于我们正在不断深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二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适用于各党之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是发展国家间友好合作关系的前提和保证，同时也是发展政党之间友好合作关系的前提和保证。不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精神办事，政党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就很难建立，即使建立了也很难保持。邓小平说，这方面，我们吃过不少苦头。在极“左”思潮泛滥时，我们也对一些兄弟党发表过不正确的指责性的意见，影响了政党之间的正常关系。历史证明，只有运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本精神来处理政党之间的关系，政党之间才能有客观的认识与理解，真诚的友好与合作。违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实质精神，政党之间的关系就会走样，就会产生不必要的矛盾，甚至犯错误。
如何正确处理各国共产党同共产党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长期存在的问题。苏联为了与美国相抗衡，组成社会主义大家庭，但苏联共产党并不把自己当成和其他国家共产党一样的大家庭中的一员，而是把自己特殊化，把自己当成“家长”，把自己和别国共产党的关系当成“老子”与“儿子”的关系，把自己视为“老子党”，对外实行大国沙文主义，推行霸权主义。它们并不尊重别国共产党，并不让别国共产党根据本国和自身的情况决定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选择自己的道路，开创自己的事业。它们把别国共产党当作自己的“儿子”。至多也只是一个“小伙伴”，要求别国共产党为它们服务，要求别国共产党的活动作为它们的政策的延伸。它们只管自己对别国共产党发号施令，只许别国共产党服从照办，不管别国共产党面临的具体实际及其具体要求，不许别国共产党有不符合它们意愿的行为，甚至干涉别国内政，以达到自己称霸、巩固自己“家长”地位的目的。最后，这种做法非但没有加强各国共产党之间的团结合作，反而制造了许多矛盾，严重地影响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原则处理党与党之间的关系，与各国共产党和平共处。早在1980年5月31日，根据我党在处理兄弟党之间关系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在这个问题上的经验教训，邓小平就提出了处理兄弟党关系的一条重要原则，这就是：“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不能由别的党充当老子党，去发号施令。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这一思想，预示着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处理党与党之间关系的新时期。
这一思想为党提出处理各国共产党之间关系的四项原则奠定了基础。党的十二大提出：“我们党坚持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同各国共产党和其他工人阶级政党的关系。”党的十二大指出：世界各国的共产党是一律平等的。不论是大党还是小党，历史长的党还是历史短的党，执政的党还是没有执政的党，都不能有尊卑上下之分。各国党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各国党之间应该互相尊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干涉别国党的内部事务，都只能使别国的革命事业受到挫折和失败。至于强迫别国党的政策为本党本国的政策服务，甚至对别国进行武装干涉，那就只能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根本破坏。正是有鉴于此，中国共产党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提出处理党与党之间关系的四条原则，作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交流与合作工作的指导原则。在这些原则指导下，中国共产党迅速建立和恢复同一些国家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开创了党的外交工作的新局面。
党与党之间的关系并不完全等同于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即使是两个执政党之间的关系，与两国之间的关系也还是有区别的。因此，简单地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搬来当作处理党与党之间关系的准则是不妥的。但另一方面，任何国家的政党都是和它所在国家的利益连在一起的，不存在超脱任何国家的绝对的党。于是，作为处理国家间友好合作关系准则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内在精神，又是适合于处理党与党之间的关系的。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处理党与党之间关系的四项原则，就是在考虑了党与国家间的辩证关系之后，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创造性运用与发展，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本精神在处理党与党之间关系上的重要延伸与发挥。
这四条原则不仅适合于发展各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也适合于共产党与非共产党的党组织之间的关系。这与我们实行的全方位开放政策是紧密相连的。我们对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开放，我们的党当然也就没理由只和部分政党建立联系，发展关系。事实上，我们的党只有更加开放，在坚持四条原则的基础上更好地和世界上所有的政党建立联系，发展关系，我们国家的对外开放政策才会更加广泛深入，才会更加稳定长久，才会收到更大更好的效果。实践证明，坚持四条原则，超越意识形态的差异，广泛和世界各国的各种党派以及众多的民族主义政党建立不同形式的联系，发展各种各样的关系，对维护世界和平，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积极的，有益的。我们将在坚持四条原则的基础上，更加广泛深入地同各国政党建立联系，发展关系，学习别的政党的成功经验，同时也更好地让世界了解中国共产党，从而更好地加强我们党的建设，充分发挥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的核心领导作用。
（三）坚持“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原则
1985年3月4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说到：“中国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领导的时候，就强调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并认为霸权主义是战争的根源。”事实正是这样，在上个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毛泽东曾多次明确指出，美苏对世界霸权的争夺，是诱发战争的主要根源。在他的思想中，对于霸权主义是当代战争主要根源这一重大理论问题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党和我国政府就一再向全世界公开声明，中国属于第三世界，我们永远不称霸，不但自己不搞霸权主义，而且坚决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搞霸权主义。在这一原则下，我国政府采取了切实的行动，坚决反对美国对朝鲜和越南的侵略，积极支持和援助他们的反侵略斗争；同时，对苏联的霸权主义行为也给以强烈的谴责和抗议；我们一贯站在第三世界国家一边，支持他们的反抗压迫，争取独立的斗争。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中国是最希望和平和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世界形势的发展，邓小平认真考察、科学分析国际形势，明确提出了霸权主义是当代战争主要根源的观点。由此，把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作为一项既定国策承继下来，并把它作为我国对外战略的一个基础，从而成为我国国际战略的一个主要原则。党的十二大明确提出把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确定为我国人民在80年代的三大任务之一。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进一步指出：“中国的对外政策，在八十年代，实际上到九十年代，甚至到二十一世纪，主要是两句话。一句话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另一句话是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这是我们对外政策的一个基础。”这一思想，指明了这一原则在我国对外政策和国际战略中的重要地位。并形成了新的外交战略思想，在实践探索中确立了三个基本原则，即：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这三个原则中，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是我们的根本利益之所在，是我们思考问题的出发点。正如邓小平所说，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的大局，它是解决国际国内问题的基础。我们要集中精力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一切都要服从于这个大局。等到我们发展起来，那我们就能为人类做出更大一些贡献，就能在维护和平的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多的作用。而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没有和平环境，搞建设是根本不可能的。正因为如此，“我们把争取和平作为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在今天的历史环境中，要维护和平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因为霸权主义是现代战争的主要根源。这一切又决定了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国政府对外活动的根本目标。要真正实现和达到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目标，就必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关系，团结一切维护和平的力量。
从对三个原则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是我们国际战略的基本出发点，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则是前提和保障，因而是我们的根本目标，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乃是实现和平，为现代化建设创造和维护和平环境的基本途径。在这里，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就居于关键性的地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指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和平是中国外交政策的核心”。
第一，坚决反对霸权主义。我国政府确立反对霸权主义的原则，是建立在对现代战争根源这一重大问题的科学判断基础上的。
关于阶级社会的战争根源，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曾有过深刻的揭示。恩格斯说过，只要有利益相互对立、相互冲突和社会地位不同的阶级存在，阶级之间的战争就不会熄灭。列宁也曾说，私有制引起了战争，并且永远会引起战争。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战争根源的最基本原理。人类几千年的阶级社会战争史证明了这一理论的正确性。
但是，随着历史的演进，战争根源在不同时代亦有自己不同的表现。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进入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帝国主义时期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的发展呈现出极大的不平衡性，这种不平衡的规律必然导致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为争夺市场、投资场所、原料产地和重新瓜分世界而发动帝国主义战争。列宁通过深入剖析帝国主义时代这一基本特征，得出了“现代战争产生于帝国主义”的科学结论。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证实了列宁这一结论。
然而，在二战结束以来这数十年间，世界形势也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固然，帝国主义现象依旧存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争夺廉价原料和销售市场的斗争依然十分激烈，帝国主义在争夺世界霸权中发动的恃强凌弱的战争还时有发生。但令人奇怪的现象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却没有发生战争，更没有爆发世界范围内的大战。与此相反，第三世界国家间却战事频繁，并发生了某些社会主义国家发动的侵略战争，乃至社会主义国家间的战争。这些新的国际现象表明，现代战争的根源已不仅仅是帝国主义。毛泽东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对诱发现代战争的原因进行了认真的探索，他曾多次明确指出，美苏对世界霸权的争夺，是诱发战争的主要根源。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通过对战后国际形势的透彻分析，明确指出：“战争是同霸权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提出了“霸权主义是战争根源”的科学论断。这一论断揭示了当代战争发生的主要机制，是对私有制和阶级的存在是战争根源这一基本原理在当代条件下的具体运用，是对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根源理论的继承、发展和突破，是对马克思主义战争根源理论的重大贡献。
邓小平关于霸权主义是当代战争的主要根源的论断主要包括：
其一，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是当代最突出的危险，是现代战争的主要根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雅尔塔体制”的基础上，形成了以美苏为中心的两极对抗体系。战后几十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大搞军备竞赛，特别是核军备竞赛，他们积累的核武器占世界核武库总数的90%以上，具有将地球毁灭几十次的能力。他们都拥有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又各自掌握着一个强大的军事集团。因此能有资格打世界大战的只有他们两家。长期以来，为了争夺世界霸权，他们无视其他国家的主权，对许多主权国家进行武力威胁，粗暴干涉别国内政，要求别的国家和人民自认小兄弟，接受他们的控制和指挥；他们把自己的力量派到世界许多的国家和地区，建立军事基地，维护超级大国的所谓“世界战略利益”；他们利用和支持地区霸权主义或种族主义势力为自己谋求利益，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战后世界上所发生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大都与霸权主义者插足其间有关。其中有的是超级大国直接出兵挑起的，有的是在超级大国的挑动、唆使或支持下爆发的，这就是所谓的代理人战争。所有这些事实都足以说明，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是当代战争的主要根源。对此，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也就是维护世界和平。”在苏联解体之后，两极体系不复存在，但美国却以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自居，欲独霸世界，妄图建立一个由他来领导的世界新格局。这种企图充当“世界警察”的强权行为表明，霸权主义依旧存在，霸权主义依旧是现代世界不安和动乱的主要根源。
其二，地区霸权主义是造成地区动乱的重要祸源。霸权主义有世界霸权主义与地区霸权主义之分，但二者的扩张本质相同，只是“胃口”大小有别。一些中小国家依仗其在地区范围内具有的较强实力，在超级大国的支持或怂恿下，推行霸权主义扩张政策，不断制造事端，向邻国挑起武装冲突或局部战争。这些地区霸权主义成为破坏地区的和平与安宁，引起地区动乱，是导致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的重要策源地。例如，在中东地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色列在美国等的支持下，连续多次发动中东战争，侵占阿拉伯国家大片土地，是中东地区长期不得安定的主要祸根。在东南亚，越南在苏联支持下，依仗其在抗美救国战争中发展起来的军事力量，自诩“世界第三军事强国”，妄图拼凑以它为头子的“印支联邦”。它控制老挝，入侵柬埔寨，多次挑起中越边境冲突，成为东南亚地区长期不安的主要根源。这些事实都表明，地区霸权主义的扩张行径也是爆发现代战争的重要根源。
其三，社会主义国家搞霸权主义也会成为战争策源地。“霸权主义是战争根源”这一论断提出了现代战争的发生机制已不能仅仅从社会制度或阶级属性中去寻找，而更多更直接地是取决于各个国家执行的对外政策。这是因为，霸权主义与帝国主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帝国主义是一种社会制度，而霸权主义是一种国家行为，一种国家的对外政策。帝国主义可以推行霸权主义，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推行霸权主义。在当今世界上，无论何种社会制度的国家，只要对外推行侵略扩张的霸权主义政策，都会成为战争根源。今天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各自在经济、文化、社会及民族传统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因而形成了不同的国家利益。如果社会主义国家违背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和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在对外交往中不适当地突出本国利益，甚至把本国利益置于他国之上，搞强权政治，这势必使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存在着国家、民族利益矛盾逐步扩大和激化．甚至导致局部战争或武装冲突的发生。
当然，某些社会主义国家搞霸权主义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推行霸权主义政策是有区别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实行强权政治，是由其本质决定的。而某些社会主义国家在对外政策上实行霸权主义，发动侵略战争，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属性，而是由于社会主义制度不成熟、不完善，不能有效地避免民族利己主义强权政治的结果。尽管这两种不同的霸权主义在产生背景上存在着本质的差异，但从表现形式上看，都是搞强权政治，推行侵略扩张政策，通过各种手段干涉并力图控制别国内政；从行为效果上看，又都起到了导致或加剧国际紧张局势，诱发武装冲突或战争，破坏世界和平的恶劣作用，因而都是现代世界不安宁和祸乱的根源。
在当代，既然霸权主义的侵略扩张是对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那么，要维护世界和平，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邓小平在接见外宾时曾反复强调：“要争取和平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这就为世界人民维护和平的斗争指明了方向。反对霸权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反对霸权主义的目的就在于维护世界和平，而维护世界和平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如果不反对霸权主义，允许霸权主义横行霸道，维护世界和平就是一句空话。因此，“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中国长期的对外方针。”
第二，坚定地维护世界和平。1985年4月，邓小平指出：“我们把争取和平作为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争取和平是世界人民的要求，也是我们搞建设的需要。”这就说明，维护世界和平，既是顺应世界历史潮流的需要，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在需求。
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由于私有制的存在，各种战争连绵不断，给人民群众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千百年来，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劳动人民，一直都把和平作为孜孜追求的美好理想，把不义的战争作为诅咒的对象，为缔造和平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近代以来，国际间的经济政治关系得到了迅速发展，国际间的冲突和战争也变得更加频繁，维护国际和平逐渐成为国际政治中的热点问题。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风起云涌的同时，国际战争的阴云也密集起来。为了维护国际和平，欧洲连续召开了4次和平大会，法国伟大的作家雨果和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著名领袖加里波的，都曾分别担任大会主席，发出反对战争、争取和平的号召，世界和平运动由此开始。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上开始出现第一批和平组织，如1883年在瑞士成立的“和平与仲裁委员会”，1907年在芬兰成立的“和平联盟”等等。维护和平开始由自发的斗争，变为有组织的运动；开始由各国内部人民群众的斗争，变为世界人民共同的事业。反对战争、争取和平、维护和平已汇成不可阻挡的世界历史潮流。
战后40多年来，伴随着战争因素的增长，世界和平运动一直绵延不断，大体说来有三次大的高涨：第一次高涨是在40年代后期和50年代中期。大战刚刚结束，面对新的世界战争的危险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的冷战遏制政策，世界和平民主力量迅速团结起来，发动了战后强大的和平运动，先后召开了4届世界人民和平大会。第二次高涨是从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随着美国侵越战争的爆发和不断升级，一场更大规模的以反对美国侵越战争为中心内容的反战和平运动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第三次高涨则从80年代始，以反对北约在西欧部署中程导弹为起因，在欧洲许多国家爆发了以反对核武器，反对美苏军备竞赛为主旨的大规模示威游行，最多时达到数百万人。这个运动遍及整个西欧，并在东欧、北美、大洋洲和世界其它地区引起反响。1986年“国际和平年”全球范围内的和平纪念活动，作为这次运动的延伸和扩展，把和平运动再次推向了高潮。所有这些规模空前的世界和平运动，显示了世界人民维护和平的决心和力量，代表着时代不可抗拒的潮流。
维护世界和平同时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邓小平曾说，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的力量”，“对这个问题，不仅我，还有中国其他领导人，包括已故的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都多次声明，中国最希望和平。”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以维护世界和平，增进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合作为己任。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实现了拨乱反正，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从而使我国步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而有利的时机。我们就更加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对此，邓小平强调指出：“我们现在是一心一意搞四化建设，因此，我们诚心诚意地希望不发生战争，争取长时间的和平。”“我们需要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也正在努力创造和维护这个和平环境。经济建设是我们的大局，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这样，我们就需要一个长期的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维护和平是中国长期的对外方针。”当然，即使中国将来发展富强起来，也要维护和平，我们决不会让自己经过长期艰苦奋斗而创造起来的财富遭到破坏，也决不忍心让自己的同胞和同类在战争的灾难中遭到毁灭。
第三，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必须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其它各种和平力量，共同努力。一是紧密团结第三世界国家。第三世界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最积极、最坚定的力量，过去他们大都受过长期的外来奴役和掠夺，今天又都面临发展民族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共同任务，是反霸斗争的主力军。二是联合第二世界国家。欧洲、日本等第二世界国家，虽大都是超级大国的盟国，但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方面与我们有共同的语言。它们经济实力比较雄厚，政治上的独立倾向在不断发展，不甘心受超级大国控制，是我们必须联合的一支重要力量。三是号召第一世界国家的广大人民群众。他们也是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的，我们必须把他们与当权者所推行的霸权主义政策区别开来。只要我们坚持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这一原则，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就能汇成一股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为反对霸权主义的侵略扩张，维护世界和平作出新的贡献。
（四）坚持同第三世界团结合作的原则
邓小平明确指出：“第三世界主要指亚、非、拉国家，还有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基本上是发展中国家这个概念。”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是我国外交政策的立足点。毛泽东、周恩来生前都把支持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支持他们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的正义斗争作为我国外交工作的一项基本方针。上世纪70年代，在分析了当时国际形势的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他高度评价第三世界的战略地位和作用，强调第三世界是反霸的主力军，明确指出中国属于第三世界。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发言，向国际社会全面介绍了毛泽东的这个战略思想。
进入80年代，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我国对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他指出：“毛泽东同志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给我们开辟了道路”，我们要高度重视第三世界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和作用，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永远与第三世界国家同呼吸、共命运，与它们一道，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而努力。这是我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一个立足点，是关乎我国长远战略利益的根本大计。
邓小平之所以强调要加强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是因为第三世界在国际关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发挥着积极作用。他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政治中积极的因素是第三世界的兴起。在联合国中，第三世界的成员增加了。对这个变化的价值要给予充分的估量。”第三世界国家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不少国家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曾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作出过积极贡献。第三世界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土地面积约占世界土地总面积的67%，人口约占世界人口总数的80%。第三世界国家拥有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丰富的自然资源。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处于重要的地理位置，占据着经济、军事、交通战略要地。第三世界国家有着共同的历史遭遇，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主要受害者。因而，“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对第三世界有特殊的意义”。它们所处的地位和切身利益关系决定了“第三世界是真正的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的主力”。第三世界的崛起，改变了超级大国任意摆布世界命运的局面，使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经常受到正义的谴责。第三世界是推动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要力量。
邓小平经常强调，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要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他明确表示，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1978年，他又强调：“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永远不能称霸。”他还进一步指出：“中国现在还很穷，是不折不扣的第三世界国家”，“中国和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命运是共同的”。我们与第三世界国家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搞霸权主义。即使将来中国发展富强起来，中国仍然属于第三世界，永远与爱好和平的第三世界各国站在一起。“这是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制定的对外政策，我们要用来教育子孙后代。”
邓小平特别强调要坚决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维护国家主权、独立的正义斗争。1974年，他在联合国特别会议上指出，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一贯遵循毛泽东主席的教导，坚决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斗争，这是我们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进入90年代，世界两极格局虽然终结，但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以各种借口干涉发展中国家内政，企图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给第三世界国家，使它们面临巨大的压力。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指出，第三世界要联合起来，共同努力奋斗。第三世界多数国家虽然早已取得了政治独立，但现在仍然面临维护独立和捍卫主权的共同任务。“一个国家的人民取得政治独立，还只是走了第一步，还必须巩固这个独立，因为在国内还存在殖民主义的残余势力，还存在着帝国主义、霸权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危险。”邓小平谆谆教导我们，第三世界国家是我们患难与共的朋友，作为第三世界的一员，我们必然支持第三世界人民的正义斗争，支持它们为实现本国及世界和地区和平与稳定所做的各种努力。中国决不介入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纷争，也反对任何外来势力插手。对于那种恃强凌弱的霸权主义行径，不管是哪个国家，我们都坚决反对。在处理国际事务时，我们要与第三世界国家加强协调与合作，相互配合，相互支持，共同维护第三世界国家的正当权益。“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中国算一个。中国这一票是第三世界的，是名副其实地属于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的。”
邓小平还特别强调要坚决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维护正当权益、发展民族经济的努力。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在政治上的崛起是20世纪下半叶国际局势演变的一大特征，而抓住机遇实现经济上的腾飞，则应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面向21世纪的共同奋斗目标。随着绝大多数亚非拉国家相继取得民族独立，殖民主义制度被埋葬，第三世界国家已经进入以发展本国经济，争取经济独立，进一步巩固政治独立的新的历史阶段。经济建设成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中心任务。它们普遍渴望早日改变贫穷落后的状况，迫切要求改革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希望加强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合作。邓小平说：“归根结底，政治独立和经济独立是不可分的。没有政治独立，就不可能获得经济独立；而没有经济独立，一个国家的独立就是不完全、不巩固的。”政治独立后，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面临着机遇，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邓小平积极呼吁，发展中国家要有紧迫感，要抓住时机尽快发展自己。同时，他还利用各种场合向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介绍中国对发展经济的认识和经验，表明中国坚决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发展民族经济，增强综合国力，改善人民生活的努力。
邓小平积极主张南北对话，努力推动改善南北关系。邓小平对南北矛盾一向非常关注，他强调要从人类发展的高度来认识南北关系，支持第三世界国家振兴民族经济。第三世界的贫穷是新、老殖民主义者的剥削与掠夺造成的。发达国家依仗其高科技的领先优势和对国际金融机构的操纵权，利用它们占主导地位的国际经济旧秩序，通过不公正、不合理的经济、金融和贸易活动，从第三世界国家牟取暴利，致使第三世界国家债台高筑，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当前，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各国相互依存关系加深。如果占世界绝大多数的第三世界国家得不到发展，发达国家的发展也会受到限制。它们的资源供应、商品市场、资金出路就会成为问题。因此，加强南北对话与合作，有利于发展中国家，也有利于发达国家；有利于全球经济发展，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在这方面，发达国家负有特殊的责任。
邓小平积极倡导南南合作，促进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关系。1982年1月，邓小平在会见阿尔及利亚政府代表团时指出：“南南”合作是新提法。这个提法好，应该给发明者一枚勋章。南南合作是国际关系中一个重要问题，是历史发展的方向。他认为，第三世界国家要巩固国家独立，发展民族经济，仅仅依靠南北对话与合作是不行的。还必须加强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团结与合作，开展南南合作。他分析说，发达国家并不那么情愿帮助发展中国家，它们是愈富的人愈吝啬。第三世界国家还是要依靠自己。第三世界国家资源丰富，能互通有无，“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合作，可以解决许多问题，前景是很好的”。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基础相近，又面临着共同的挑战，根本利益是一致的。穷帮穷，南南合作有坚实的政治基础。邓小平主张，为了加强相互关系，为更好地开展南南合作创造条件，第三世界国家要加强团结，通过协商和谈判，妥善解决由于历史遗留下来的边界、领土等争端和民族、宗教等原因引起的一些矛盾和纷争。
在邓小平关于加强与第三世界国家团结合作思想的指导下，我国向第三世界国家提供了力所能及的经济援助。在对外援助中，中国不谋私利，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根据形势的发展，我们在总结对外援助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的新的援外原则。我们继续向第三世界国家提供经济援助，同时还大力开展同它们的经济、技术合作，推动我国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关系的全面发展，以实际行动促进南南合作，受到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赞誉。
（五）坚持全方位开放原则
邓小平1984年10月22日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曾心情沉重地回顾了我们的历史。他说：“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我们吃过这个苦头，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恐怕明朝明成祖时候，郑和下西洋还算是开放的。明成祖死后，明朝逐渐衰落，中国被侵略了。以后清朝康乾时代，不能说是开放。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的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决定，把我们整个工作的重点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把经济建设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中心。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改变闭关自守的状态，必须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实行“开放和改革的政策”。实践证明：“搞建设关起门不行。关起门有两种：一种是指对国际；一种是指对国内，就是一个地区对另外一个地区，一个部门对另外一个部门”。
为了彻底改变这种状况，邓小平主持制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写道：我国的革命和建设不是也不可能孤立于世界之外，我们在任何时候都需要争取外援，特别需要学习外国一切对我们有益的先进事物。闭关自守、盲目排外以及任何大国主义的思想行为都是完全错误的。
邓小平明确指出：“中国要得到发展，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对内改革。”“一个国家要取得真正的政治独立，第一步要摆脱贫困。而要摆脱贫困，在经济政策和对外政策上都要立足于自己的实际。不要给自己设置障碍。不要置身于世界之外。根据中国的经验，把自己孤立于世界之外是不利的。”尤其是在当今，世界已是一个开放的世界。我们选择改革开放的道路，是对历史的深刻反思的结果，同时也是对世界和中国实际的实事求是的认识的升华。可以说，改革开放也是形势所迫，历史必然，是世界潮流的大趋势，是人民群众的共同心声。
当今世界的发展表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仅仅依靠本国的资源和条件是绝不会成功的。相反，是否能发展以及发展到什么程度，在某种程度上讲是取决于它们是否能很好地利用国际条件，在和他国和地区的交流协作中，求得更大的发展。地球只有一个，在同一个地球上，要找出一个完全封闭的国家，已成为不可能，即使是最贫穷的国家，其发展进程中也或多或少地包含有他国和地区的影响力。这个时代的大趋势，几乎使世界各国和地区都进入了开放的新时期，这种开放具有时代性和全球性，其意义也将更深远。
这种世界性开放的历史大趋势，主要表现在：一是新技术革命的兴起，科技成果更好更快地转变成现实的社会生产力，从而使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了重大突破。使科技作为人类文明成果带有更大的共享性。二是劳动、生产、资本的国际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各国和地区间的相互联系更加紧密，国际分工和专业化协作日益发展，经济技术文化交流的速度空前加快，信息空前密集，技术贸易和技术市场迅猛开拓，各种跨国公司和国际经济一体化组织纷纷成立，而资本则在朝着国际化发展的进程中，在世界经济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三是许多发展中国家改变了过去的政策，力求较快缩短自己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发展中国家纷纷采取相应对策，在国际竞争和合作中，扬长避短，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参与世界发展大循环。对改变世界发展的不平衡状况，无疑是十分积极的行动。四是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地区之间，已改变了过去一味敌视和对峙的状态，在不改变自己性质的前提下，已有了越来越多越有效的对外交流合作。各国从对过去相互隔离给自己带来巨大损害的反思中，认识到吸取对方对自己有用的一切有价值的东西的重要性。对峙转为对话，敌视改为合作，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不再是国防斗争第一位的了。相互合作，共同发展，则是各国的共同目标。
正是基于以上诸多方面的变化，邓小平讲道：毛泽东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我们想开放开放不成。后来“四人帮”横行破坏，把我们同世界隔绝了，中国被认为是不开放国家。“毛泽东同志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给我们开辟了道路。我们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关系和经济文化往来。经过几年的努力，有了今天这样的、比过去好得多的国际条件，使我们能够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吸收他们的资金。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所没有的条件”。这些条件，正是我们下决心一心一意建设现代化的现实依据。
党的十三大报告在总结过去几年实践时指出：“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我们已经在实行对外开放这个基本国策中取得了重大成就。今后，我们必须以更加勇敢的姿态进入世界经济舞台，正确选择进出口战略和利用外资战略，进一步扩展同世界各国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与贸易交流，为加快我国科技进步和提高经济效益创造更好的条件。”今后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发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根据邓小平的指示，我国兴办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利用国外资金、技术、管理经验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取得了很大成就。在兴办经济特区之后，又相继开放沿海十几个城市，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东南地区、环渤海地区开辟经济开放区，批准海南建省并成为经济特区。随着对外开放不断扩大，两亿人口的沿海地带迅速发展，有力地推动了全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
邓小平的全方位开放的战略思想，正是从国际国内的形势发展的现实出发提出来的，又是在国际国内形势进一步发展中，尤其是在开放政策不断取得可喜成就的过程中，更加坚定、更加完善的。这一决策之所以成为中国对外战略的重要国策，最主要的是它符合国际国内的形势，符合世界经济发展规律，反映了时代的要求，人民的愿望，表达了全中国各族人民的意志。
实践雄辩地证明，邓小平的全方位开放战略是极其正确的强国之路。早在1975年，邓小平就针对“四人帮”搞闭关锁国的愚昧无知，提出要“引进新技术、新设备，扩大进出口”，并指出“这是一个大政策”。粉碎“四人帮”后，他又表明了对外开放的思想，指出：“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我们不仅因为今天科学技术落后，需要努力向外国学习，即使我们的科学技术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也还要学习人家的长处”，提出“我们要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加强同世界各国科学界的友好往来和合作关系”。1980年8月下旬，在会见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谈话中，邓小平又说：“不管怎样开放，不管外资进来多少，它占的份额还是很小的，影响不了我们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在以后的多次谈话中，邓小平又进一步谈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坚定性和长期性。他指出：“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乎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经济上实行对外开放的方针，是正确的，要长期坚持。对外文化交流也要长期发展。”“对外经济开放，这不是短期的政策，是个长期的政策，最少五十年到七十年不会变。……到那时，更不会改变了。即使是变，也只能变得更加开放。”在谈到前些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时，他指出：“如果说有什么不足之处，就是开放得还不够。我们要继续开放，更加开放。”对于开放，“胆子要大，要坚决。”1992年初，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又提出：改革开放的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
然而，在一段时间里，有一部分人对开放这个问题认识是模糊的，一些国际友人也不太清楚。1984年10月31日，在会见缅甸总统吴山友时，邓小平指出：“我们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并不只是对美国、日本、西欧等发达国家开放。对这些国家开放，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南南合作；还有一个方面，是对苏联和东欧国家开放。一共三个大方面。”之后，邓小平又进一步指出：“对外开放，我们还有一些人没有弄清楚，以为只是对西方开放，其实我们是三个方面的开放。”“一个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我们吸收外资、引进技术等等主要从那里来。一个是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开放，这也是一个方面。国家关系即使不能够正常化，但是可以交往，如做生意呀，搞技术合作呀，甚至于合资经营呀，技术改造呀，一百五十六个项目的技术改造，他们可以出力嘛。还有一个是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开放，这些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和长处，这里有很多文章可以做。所以，对外开放是三个方面，不是一个方面。”这样，世界没有什么国家不是我们的开放对象了。我们可以向任何一个国家开放，即使国家关系不能正常化，也可以进行经济合作，文化交流。因此，我们的开放是全方位的，是立体的。我们向全世界开放，我们并没有人为地设置任何不开放的国家和地区。1991年苏联解体，宣告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历史的终结，原各加盟共和国纷纷宣布独立。我们尊重各国人民自己的选择，并没有像过去那样以意识形态划界限，而是积极主动地与它们联系、交流，恢复和建立外交关系，实现国家关系正常化，争得了主动。在国际事务中，作为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的中国，对一些重大的国际争端和国际问题，则采取了在坚持原则前提下的更为灵活的政策。这些都表明了，我们的开放是全方位的，我们的开放政策是一贯的，是邓小平倡导的开放政策的具体运用和发挥。
我们进行全方位开放的目的，就是互通有无，博采众长，为我所用，扬长避短，发展自己。
一是为了引进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实现四个现代化，其中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因此，大力发展科学技术，便是我们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十分必要的工作。但是，我们和发达国家之间还有相当的差距，一比较就知道我们的科学技术比较落后，在有些领域甚至比人家落后几十年。同时，还要学习先进的管理，没有很好的科学管理，科学技术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所以，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与引进先进的管理经验是同时的工作。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学会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自己不懂就要向懂行的人学习，向外国的先进管理方法学习。不仅新引进的企业要按人家的先进方法去办，原有企业的改造也要采用先进的方法。”他还认为，在中外“合资经营的企业中，我们可以学到一些好的管理经验和先进的技术，用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我们还欢迎外国独资经营，我们从中得到税收，学到技术和管理经验。”邓小平还强调：我们“必须下大决心用大力气，把当代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经济行政管理经验和其他有关文化学到手，并在实践中加以检验和发展。不这样做就是愚昧，就不能实现现代化。”实践表明，对外开放，大胆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是正确的，有益的。
二是吸收和利用外资。我们建设现代化，有很多事要做，需要大量资金。由于相当长时期我们的生产发展缓慢，资金储备很有限。仅仅依靠自己现有的资金，有很多工作就开展不起来。另一方面，国际上有些资金却正要寻找投资场所，这就正好与我们的需求相一致。吸收和利用外资可以缓解我们资金不足和建设急需之间的矛盾，也可以缓解我们市场开拓和项目待建之间的矛盾，还可以缓解我们设备陈旧和产品开发之间的矛盾。邓小平指出：“现在外国投资有限。我们倒是觉得这种投资太少，还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近年来，大量外资的涌入，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种积极力量。今后我们会更大胆更好地利用外资。
三是大胆引进各种人才。今天我们搞现代化建设，人才问题自然十分突出。我们需要各方面的人才，但我们自己的人才市场是供不应求，而人才的培养又需要一定的时间等诸多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大胆地引进人才，当然是积极有效的办法。早在1977年邓小平就指出：“接受华裔学者回国是我们发展科学技术的一项具体措施，派人出国留学也是一项具体措施。我们还要请外国著名学者来我国讲学。同中国友好的学者中著名的学者多得很，请人家来讲学，这是一种很好的办法，为什么不干？”在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的谈话中，邓小平进一步指出：“要利用外国的智力，把外国人请来参加我们的重点建设以及各方面的建设，办教育，搞技术改造。对这个问题，我们认识不足，决心不大。不要怕花几个钱。他们长期来也好，短期来也好，专门为一个题目来也好，请他们来，帮助解决一些问题。我们现在搞现代化建设，既缺少经验，又缺少知识，应该把他们请来帮助我们。”
四是引进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当社会主义制度在苏俄刚刚建立时，列宁就英明地指出：必须取得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全部文化，用它来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取得全部科学、技术、知识和艺术。没有这些我们就不能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生活。毛泽东也一再强调：“洋为中用”，主张向先进的国家学习有益的知识和文化。在改革开放建设现代化的新形势下，邓小平多次提出我们要学习先进的知识和文化。他说：“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闭关自守、固步自封是愚蠢的。”在谈到要长期坚持经济对外开放政策时，他还指出：“对外文化交流也要长期发展。”积极的文化交流，为我们获取先进的知识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起到了明显的作用。
总之，我国的开放，是全方位的开放，是强国之路。实践证明，在这一理论正确指导下，我国的改革开放成绩斐然，我国的经济建设日新月异，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外国人评价说，由于开放政策的实行，中国“不再拒绝同外国交往，不再挑剔外国时常发生变化和不完善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