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道保法，强调首先制定完善而明确的目标、政策、策略、法度、纪律等，从而为达到目的创造条件。在波谲云诡、变化莫测的国际局势中，邓小平纵览世界风云，把握时代发展趋势，从我国国家发展战略和改革开放的实际需要出发，为我党制定了一整套完善的对外战略、政策和策略，从而开创了我国外交工作的新局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外交上，中国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作为分析国际形势、制定外交政策和策略的指南，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坚持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结合的原则。在尖锐复杂的国际斗争中，中国始终不渝地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坚定不移地站在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一边，站在国际正义和人类进步一边。根据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邓小平对我国的外交战略和对外政策进行了一系列重大调整，创造性地继承、丰富和发展了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对外战略目标的确定及实现途径的选择，是由一个时期的国际环境和国家利益需求决定的。因此，每个国家都要根据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利益来及时调整本国的对外战略目标，科学选择实现战略目标的途径，以求最大程度的获得国家利益。
（一）科学地选择和确定了国家对外战略目标
所谓国家对外战略的基本目标，是国家在国际交往中所要达到的总体的、全局的目的。这一总体的、全局的目的，是决定和制约着其它各项目标、原则的总目标，或称根本目标。
邓小平根据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国际格局多极化趋势，根据我国国家总体战略的要求，确定了“争取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为顺利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的对外战略基本目标。
邓小平为我国所确定的这一对外战略目标，一是符合中国国家的根本利益。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我国领导人就非常重视外交工作为国家利益服务问题。1949年11月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成立大会上，周恩来提出了外交工作要保卫国家利益的任务。80年代初以来，随着国内工作重心逐渐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国更加重视对外战略为维护国家利益服务，并将维护国家利益作为我国对外战略的根本出发点和最主要任务。邓小平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邓小平重申了现代化建设是全国人民的最大利益，而且从国际政治的角度分析了中国的利益。他提出：“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不是假话，是真话。这不仅是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是符合世界人民利益的一件大事。”明确了现代化建设是中国最大和最根本的利益后，邓小平提出各项政策都要服务于这个利益，他特别强调外交工作要争取建设有利于四化建设的和平国际环境的任务。二是符合当代世界发展的大趋势。冷战结束以后，国际局势总体上趋向缓和，国际社会竞争的主战场逐渐由政治、军事领域转到经济领域，经济因素这个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走上前台，使国家间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关系进一步加深，经济交往更加频繁密切，为经济服务、维护本国的经济利益和经济安全成为各国对外战略的首要目标。所以，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不仅仅是中国自己的事情，也是有利于世界发展和稳定的大问题。从世界角度看，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同时，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和平和经济发展有利。因为中国如果经济长期不发展，或者发展太慢，不仅对于中国，而且对于亚太地区乃至世界都是一个很大的政治问题。中国经济不发展，中国社会就不稳定，势必影响世界的发展和稳定。而中国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增强参与世界经济活动的能力，世界市场也会随之扩大，结果对世界经济和发展有利。中国是一个和平的力量、制约战争的力量。中国发展强大了，本身就是对世界和平发展的最大贡献。不仅如此，中国发展得越强大，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越增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能力越增强，也就更有资格主持正义、坚持真理，更有能力反对强权政治，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正常运行而贡献力量。中国的发展，不仅是稳定亚太地区和平的重要力量，也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办好我们自己的事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就是我们对人类的最大贡献。中国的对外战略，就要为这个宏伟目标的实现，创造和维护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
（二）确定了实现对外战略目标的途径
如何才能实现“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这一对外战略目标？这既需要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创造和维护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即国际安全环境，包括维护我国的独立和主权以及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发展和保持我国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往来及经济关系。而要争取和创造这样的国际和平环境和发展环境，邓小平指出，在当前和今后较长时期中，中国对外战略的主要任务将是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和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第一，维护世界和平是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第一需要。一个长期的和平国际环境，可以使我们专心致志、全心全意地搞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在和平中建设，在和平中发展。新中国成立后，虽然我们党也曾提出要大规模地进行现代化建设，但我们却未能真正将工作重点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这除了指导思想上判断失误和“左”的干扰外，我们始终面临的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和紧张的周边环境，无疑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在当时环境下，我们不得不以很大的精力和资源用于应付随时可能发生的战争，这严重影响了国内经济发展战略布局，制约了整个经济建设的发展。历史经验证明，没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我们就不可能安心地进行现代化建设。
冷战后，中国的安全环境较冷战时期有了极大的改善，随着大国军事对抗的减弱，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对中国直接军事入侵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小。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安全环境已没有问题。事实上，中国的安全环境仍然面临着各种威胁。一是国际国内的分裂主义一直在活动，对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构成威胁。这些活动在台湾等问题上，表现得相当明显。二是中国在西沙和南沙群岛的主权已受到侵犯，我国东海大陆架、南海海域及专属经济区的海洋资源正在被别国吞食。三是在中国周边和世界其他地区还有许多热点，局势一旦恶化，中国将会直接或间接受到重大冲击。四是改革开放使中国同世界经济的相互依存日趋紧密，中国对原油、铁矿等重要资源的进口需求正在快速增长；中国商品对国外市场的依赖也在不断加强；中国引进和输出的资本也在不断增加。这些经济交往一旦遇到障碍，则中国的经济安全势必受到严重威胁。五是少数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抱有敌视态度，一些势力企图通过和平的方式改变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对中国安全环境面临的各种威胁，我们一定要有现实的清醒的认识，采取相应的对策和战略。从维护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出发，当前最重要的，就是要倡导和平，维护和平。
第二，反对霸权主义，是维护世界和平、创造良好国际环境的重要前提。在后冷战时期，虽然影响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和多样性的，如民族矛盾、宗教冲突、经济摩擦、资源争夺、边界争端、国际恐怖主义和环境问题等，但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最大威胁的还是大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两极格局解体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它企图独家主宰世界，充当世界领导者的野心急剧膨胀，它不断运用政冶、经济直至军事手段，对其它国家施加压力，以贯彻自己的意图，它以“自由、民主、人权”的卫道士自居，动辄以此为借口，肆意干涉别国内政。
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不仅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最大威胁，而且也是对中国安全环境的最大威胁，美国对中国施加着较其他国家更大的压力。这是因为：其一，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尽管中国在国际关系中，坚持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同其他国家的友好关系，而不论其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如何，国际资产阶级总是将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作为异己力量，特别是美国的一部分人，对社会主义总是抱着敌视和对立的态度，总是要对其施加压力，妄图以压促变。其二，中国是个大国，经济在快速发展，国力日盛，为世界瞩目。我们的朋友对我国取得的成就和国家日益强盛表示钦佩和高兴，而那些反华势力则认为中国强大必定对他们构成威胁，总是对中国抱有一种特有的忧虑。其三，美国政府中一部分人对中国政局及前景作出错误判断，认为中国也可能出现像苏联那样的解体，现在正处于“政治过渡期”，并对中国在这个过渡期内能否保持稳定和继续坚持改革开放政策持怀疑态度，认为现在是美国对中国施压的“好时机”。因此，美国对中国采取了“全面接触”又不放弃遏制的战略。在外交上，美国一方面对中国保持接触和对话，因为“中国目前手中还握有改善好些不安定地区局势的钥匙，对一些至关重要的全球安全问题，中国起着日益关键的作用”。同时又对中国奉行“全面遏制”政策，设法拉拢亚洲国家形成对华战略包围圈，试图遏制中国在亚太地区的行为与影响，改善与越南、印度的关系，拉拢东南亚国家，插手南沙问题，延长美日军事同盟，维持在亚洲的陆、海军驻军规模。在政治上，美国对中国奉行了“全面施压”的方针。美国政府的一些人士毫不隐讳地说：“美国的战略是希望中国衰弱、分裂，而香港、台湾和西藏则相应变得更加强大。”他们提出，美国对华政策的重点应放在促使中国内部体制发生变化上。一些人甚至说：“仅仅遏制中国是不够的，更为重要的是颠覆中国侵略成性的独裁专制政权。”为此要向中国施加压力和保持压力。在经济上，美国一方面将中国列为“世界十大新兴市场”之首，希望借助中国市场来扩大美国的出口，增加国内就业，增强美国的经济活力，但另一方面又担心中国强大会对美国经济利益造成危害，因此千方百计想遏制中国经济强大。在国防现代化方面，中国也面临着美国等国的压力。国防现代化本是中国四化建设的长期任务，美、日等大国和我周边国家却对之产生很大戒心，并不断在武器扩散、核禁试、军事采购、增加国防开支、军备透明等方面对中国施加压力。巴黎统筹委员会结束后，美国与欧洲国家主动邀请俄国加入1994年10月成立的新的防止武器扩散组织，但对中国采取了口是心非的政策，口头上不反对中国加入新组织，但实际上提出一些中国做不到的条件。其目的是不让中国成为新组织的创始国，使中国不能对新组织的条款有任何保留权，并使中国不能享有创始国之间相互转让军事技术的方便，以拖延中国的国防现代化。因此，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不仅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而且是对中国和平建设的最大威胁。为了维护世界和平，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就必须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同时，我们反对霸权主义又要坚持一定的原则。一是对霸权主义要有清醒的认识，所谓霸权主义，专指对外侵略扩张和军事干涉，践踏别国主权，破坏公认国际法准则的政策和行为，它没有固定的社会制度根源，任何社会制度的国家都有可能推行这一政策。二是我们反对霸权主义是对事不对国，即不指向某种社会制度，也不针对某个国家，谁搞霸权主义我们就反对谁，谁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搞霸权主义我们就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反对谁。第三，我们反对霸权主义，主要是针对其霸权政策和霸权行径，而不是反对推行霸权主义的整个国家和所有政策。因此，我们既反对霸权主义，又要同推行霸权主义的国家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
第三，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是维护世界和平，创造良好国际环境的重要保障。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所建立的以雅尔塔体系为核心的国际秩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产物，这使得它与过去的国际秩序不尽相同。但从本质上看，它仍然没有摆脱大国主宰的窠臼，或者说依旧具有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深深烙印。在这样的秩序下，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推行强权政治，对国际事务肆意干涉，谁不服从它，就向谁施加压力，甚至动用武力，在这样的秩序下，以美苏为首的两大军事集团尖锐对立，在世界各地展开争夺，疯狂进行军备竞赛，世界人民始终处于大战的威胁之下；在这样的秩序下，少数资本主义大国拥有极大的优势，它们凭借不合理的国际分工、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体制，剥削和损害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造成世界范围内贫富两极分化不断加剧，使广大发展中国家陷入更加困难的境地；在这样的秩序下，一系列的“全球性问题”对世界造成了前所未有的严重威胁，资源耗竭，环境恶化，国际贩毒猖獗，恐怖活动泛滥，艾滋病蔓延等，日益对人类生存提出挑战，这就是统治战后半个多世纪的国际旧秩序。而抹杀和践踏别国主权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就是这种旧秩序的本质特征。这样的国际旧秩序阻碍了世界的进步和发展，破坏着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再也不应当继续下去了，必须由国际新秩序来代替。
应该说，冷战的结束、两极格局的瓦解，为建立国际新秩序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但在新旧格局转变时期，我们却看到，由于原有的力量平衡和制约被打破，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许多问题和一些原有被掩盖了多年的矛盾，诸如领土争端、民族纠纷、宗教和文化冲突、经济利益矛盾等纷纷凸现，并趋激化，地区局势变得更加复杂多变，动荡不定。冷战后，南北矛盾也进一步扩大。广大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恶化，出口收入锐减，资金严重短缺，外债危机沉重，经济困难重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关系严重失衡的状况日益突出，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不合理、不平等的国际经济旧秩序基本上没有被触动。这种国际经济旧秩序如果不改变，南北对抗问题不解决，广大“南方”国家得不到发展，受害者将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它必将影响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整个世界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并将影响世界局势的稳定。事实上，我们中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遇到不少霸权主义行径和压力，无不与这种旧的国际秩序有关。因此，无论是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角度考虑，还是从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来考虑，我们都应该积极地倡导和促进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这是从体制上保障世界和平的重要举措。
但是我们也应清楚地认识到，建立国际新秩序，将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充满斗争的过程。因为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绝不会轻易放弃给他们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的旧秩序，美国也绝不会自动放弃充当世界霸主的野心。从冷战后美、日、欧等国和集团提出的新秩序主张即可看出他们的图谋。海湾危机发生不久，美国政府就明确提出建立世界新秩序问题。1991年1月16日，布什总统发表多国部队开战演说时直率地指出，这是建立世界新秩序的一个契机。海湾战争结束后，美国趁其在处理海湾危机中占据有利态势之机，多次公开向国际社会发表其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战略主张，其主要内容有：一是强调美国在当今世界上的支配和领导地位，进一步取得对解决国际问题和处理国际事务的主导权；二是在美国的领导下，强调与西方其他大国的协调，鼓励欧洲在欧洲以外发挥作用，并要求这些国家承担义务；三是向全世界推行“政治多元化”、“经济私有化”、“意识形态自由化”等西方的价值观念和西方的社会模式及经济模式；四是以军事实力为后盾，建立由美国领导的国际安全体系，推行强制性外交，对所谓破坏世界秩序的国家和领导人，通过采取武力、示威等方法来制裁。这种所谓的新秩序，实质上还是霸权主义，还是强权政治，再加上一个强权经济。我们对此必须有清醒的认识，保持应有的警惕。
根据邓小平关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思想，我国早在1988年就提出了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问题。1990年中国政府代表团在联合国大会上明确提出中国关于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要内容。1991年4月，中国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明确将建立国际新秩序作为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决议指出：“我们要一如既往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一切国家保持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为建立政治和经济新秩序，促进人类进步事业和整个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中国政府关于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张主要包括如下内容：一是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指导原则是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二是国际新秩序既包括国际政治新秩序，也包括国际经济新秩序，中国主张在互利互补、共同发展的基础上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发达国家应该为改善国际经济环境，特别是在对发展中国家减免外债、提供资金、转让技术、平等贸易等方面作出努力；三是新秩序应该体现出一种崭新的国际关系，其核心是各国不论大小、强弱和贫富，都是独立自主的，都应平等相待，不能有任何歧视，在国际关系中，不得以大压小，以强凌弱，以富压贫，国际事务应由世界各国平等参与，协商处理，不能由一两个或几个大国垄断国际事务；四是这种新秩序必须尊重各国人民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各国有权根据本国国情选择自己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发展道路，任何国家不得以任何借口把自己的选择强加于人，干涉别国内政，破坏别国统一和民族团结；五是在国际新秩序中，各国应该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国际争端和冲突应由有关各方通过政治途径和平谈判，合理解决，反对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六是这种新秩序应当是有利于对“全球性问题”的解决，“全球性问题”对世界各国都有切身利害关系，是对整个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挑战，不仅需要各国自身努力，而且需要国际协商与合作，来逐步解决；七是联合国在建立国际新秩序过程中应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政府关于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张，是以尊重世界各国人民对社会制度的选择和承认国家主权的共同利益基础为前提的，是以体现联合国宪章精神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共同法律依据的，是以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为目标的。因此，这一主张一经提出，便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重视，得到了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赞同和支持。它也将有助于为中国现代化建设争取和维护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