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奇制胜，是指采用对方意想不到或无法防备的方法取得胜利。邓小平在国际舞台上处理国家、民族利益矛盾时，坚持原则，思维敏锐，独辟蹊径，方法灵活，常常采取对方想象不到或高人一筹的方式、方法来解决国家间的争议、争执、争端，从而取得了更好的效果，不仅维护和发展了国家间的友好关系，而且维护和保全了国家、民族利益。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站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从这一刻起，中国人民结束了几千年来历代剥削阶级残酷统治的历史；这一刻也标志着祖国大陆上一切殖民主义统治的彻底消亡。但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始终有一个国家统一的问题，即台湾问题和香港、澳门问题。
1982年9月3日，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便提出了把“实现祖国统一”列为我国人民在80年代的三大任务之一。1984年2月22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乔治城大学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代表团时说：“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我们提出的大陆与台湾统一的方式是合情合理的。统一后，台湾仍搞它的资本主义，大陆搞社会主义，但是是一个统一的中国。一个中国，两种制度。香港问题也是这样，一个中国，两种制度。我还设想，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这样的问题，要从尊重现实出发，找条新的路子来解决。有好多问题不能用老办法去解决，能否找个新办法？新问题就得用新办法。”1984年9月8日，邓小平会见意大利参议院议长科西加时说：“现在世界上有好多潜在的爆发点，还有一些地方存在着两国之间的主权争端问题。如果不根据新的问题采取新的方法，就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中国有香港问题、台湾问题，与日本有钓鱼岛问题，与东南亚一些国家有南沙群岛问题。在世界地图上，南沙群岛历来被划为中国领土。解决这些问题，一种办法是中国按照历史，收回这些领土。是不是还有别的办法？是否可以避开主权，采取与南沙群岛有关的国家搞共同开发的办法。中国是一个大国，要解决这些问题总要有点新的办法。世界上还有其他问题，比如英国马岛问题，现在并没有解决，联合国议程上还有这个问题。这样的事情多得很。这些问题都可能是爆发点，解决的方式，或是战争，或是其他办法。和平谈判，就是互相让步。香港、台湾问题，从中国内部来讲，我们提出了‘一国两制’的办法。这是个新的问题，也是新的想法，马克思没有说过，列宁也没有说过。这是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面临的必须解决的新问题。”“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和共同开发、解决争端的办法，从本质上讲，就是实事求是，这是合乎马克思主义原则的。邓小平在多次讲话和谈话中提到的：“中国面临一个香港问题，一个台湾问题。”就把实现国家统一所必须解决的港澳问题和台湾问题及时地提到了全党、全军及全国人民面前。
在这里，邓小平所提到的“香港问题”、“澳门问题”都是过去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是国与国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
为什么邓小平要在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提出一定“要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呢？这当然不是凭主观臆断，更不仅仅是外交辞令。而是善于洞悉风云、把握大势的邓小平，根据国内、国际形势发展，敏锐地认为：“目前国际国内形势对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十分有利。”
首先从国内形势发展来看，1976年10月取得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之后，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全面地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确定了由邓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工作指导方针，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在经济上，提出要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和保证为经济建设所必需的长期社会政治安定，要改革经济体制，制定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在政治上，着重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在组织上，审查和解决了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是非功过问题，增选了中央领导机构成员。这些重大的措施，标志着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也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国民经济的进一步恢复和发展，使全国各项工作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兴旺发达的崭新局面。
其次从国际来看，在改善中日关系和中美关系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即我国同日本缔结了和平友好条约，同美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
邓小平科学辩证地分析了国内和国际形势的新发展、新变化，认为“时至今日，种种条件都对统一有利，可谓万事俱备，任何人都不应当拂逆民族的意志。违背历史的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