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横捭阖，即合纵与连横。是指在纵横交错的国际关系中，通过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外交上的施谋展略，运用分化、交流、互通、联合等办法，改善关系，加强合作，谋求发展的外交方略。邓小平认为，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新的国际形势下，无论是强国还是弱国，无论是富国还是穷国之间，既有各种利益关系的相互制约，又有各种利益需求的相互利用。从而，使利益像一只“无形的手”操纵着国际格局的和谐与平衡，这正是有利于加快发展的机遇。所以，邓小平以其更加宽阔的战略视野和勇于创新的胆略，打破以往以社会制度划线、以意识形态取舍的樊篱，主张尊重对方利益，不计历史恩怨，淡化制度差别，纵横捭阖，远交和近交，从此改善了我国同西方国家的关系，打开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
从时代发展的特点和规律看，国家经济和资本的高度国际化，已使国家间形成了互相联系、互为依存、互助合作的关系。这种关系，一方面，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国内环境；另一方面，需要加强与各国之间的友好往来。所以，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后，邓小平反复强调：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应该尊重别国人民的选择，不干涉别国的内政，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尊重别国利益，不把本国利益凌驾于他国利益之上。而应该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通过友好对话与协商，求同存异，互量互让，同所有国家建立起合作伙伴关系。
中国的周边环境是最直接影响我国安全、稳定、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国际环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周边环境发生了更加有利的变化，从而使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进入了全面发展的新时期。
（一）和东盟的关系不断得到发展
邓小平对东盟作为一个地区性组织，在亚太乃至国际舞台上发挥的作用给予了高度重视。他指出，东盟是维护亚洲、太平洋地区和平、安定的一个因素。他对东盟建立东南亚和平、自由和中立区的主张以及加强自身团结的努力表示赞赏，不仅支持东盟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而且还提出中国同东盟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的五点主张：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加强对话，密切磋商；互利互惠，共同发展；相互支持，扩大合作；着眼大局，求同存异。这样，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同东盟的关系稳步发展。
首先在政治上相互理解和支持，政治关系不断加强。冷战结束后，由于东南亚战略均势的不稳定，西方国家媒体广泛宣扬“中国威胁论”以及中国政府为捍卫南中国海的主权而采取了一些举措，使东盟一些国家领导人一度对中国的对外战略意图疑虑重重，担心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后会对外进行扩张，在南沙群岛问题上推行强硬的单边武力政策。但是，中国政府始终坚持睦邻友好政策，支持东盟努力建立东南亚和平中立区，并一再重申邓小平提出的“搁置主权，共同开发”原则，和平解决南中国海问题等，促使东盟逐步取消了对中国的疑虑，双方的理解和信任在增加。近年来，一些东盟国家领导人多次公开表示，中国在亚太地区地缘政治中具有极重要的地位，一个强大的、致力于国内经济进步和与国际社会接轨的中国有助于东南亚地区和平、稳定和繁荣。他们还认为，中国的强大和影响力的扩大不仅不会威胁东盟的安全，而且有利于保持亚太地区大国之间的力量均势；不存在中国填补力量真空问题，中国也不是东盟潜在的敌国。由此，中国与东盟国家高层互访频繁，双边关系大大加强。90年代以后，几乎所有的东盟国家领导人均访问了中国，中国高级领导人也出访了几乎所有东盟国家。通过国家领导人互访，增进了了解和友谊，进一步发展和密切了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关系。除国家领导人的频繁互访外，中国与东盟各国议会、政界、军界、文化界、经贸界的代表团互访更是络绎不绝。东盟各国的民间友好组织在促进与中国的友好关系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与东盟组织的关系也在发展和加强。中国同东盟领导人就建立中国与东盟面向21世纪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达成共识。双方决定，充分利用全面对话合作机制，扩大共识，加强友谊；把经贸、科技合作摆到重要地位，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在重大的地区和国际问题上相互协调，相互支持，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坚持求同存异，通过友好协商处理彼此之间存在的一些分歧和争议。
其次，中国与东盟经济合作关系全面发展。一是双边贸易迅速增长。中国与东盟国家的贸易额1985年仅为32.65亿美元，1990年增至60亿美元以上，1993年接近100亿美元，1994年高达192亿美元。二是相互投资大幅增加。中国与东盟国家相互投资发展较快。这种投资一方面已从过去的个别中小企业家零打碎敲发展到规模投资，许多大企业、大公司，包括政府控股公司纷纷涌向中国。另一方面投资领域进一步扩大，已从过去以投资旅馆业、食品加工业为主扩展到电子工业、基础设施、建立工业园区等领域。另外，政府积极推动，采取各种措施积极鼓励民间企业前往中国投资，并由国营企业带头进行基础设施投资，建立工业园的方式引导本国民间企业到中国投资设厂。三是经济技术合作加强。中国与东盟国家在经济技术领域有着较强的互补性。中国在技术输出、承包工程、培训技术人才、劳务合作、提供各种专业技术人才援助及科技合作方面，同东盟国家进行了交流与合作，收到了互惠互利的效果。
在南沙群岛的主权问题上，有关国家同我存在争议。邓小平从稳定周边的大局出发，提出了“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新思路。邓小平说：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这样的问题，要从尊重现实出发，找条新的路子来解决。”他还说，“南沙群岛，历来世界地图是划到中国的，属中国”，“一种办法是中国按照历史，收回这些领土”，“一个办法是把主权问题搁置起来，共同开发，这就可以消除多年积累下来的问题”。从这一重要思想出发，我国同有关国家进行了积极的双边磋商，保持了南海局势的稳定。
今后，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经济合作将会长期发展，前景也是相当广阔的。
（二）同东南亚国家关系进一步加强
东南亚国家是我国的近邻。发展同东南亚国家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是我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非常重视对东南亚国家的外交工作，把发展同东南亚国家的睦邻互信的友好关系视为搞好我国周边环境，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的重要一环。东南亚有些国家曾在对待当地的华人、华侨和共产党问题上对我存有疑虑，我国同这些国家的关系因此而受到困扰。为消除这些国家的疑虑，邓小平在1978年访问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时，明确表示反对双重国籍，鼓励华人、华侨融入当地社会，与居住国人民友好相处，为居住国的经济发展作出贡献。关于东南亚国家共产党问题．邓小平强调中国不会输出革命，也不在任何地方谋求势力范围。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东南亚国家的共产党问题是这些国家的内政，应由这些国家自己处理。中国真诚地发展与东南亚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使我国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得到全面发展。
首先，政治关系有所发展。中国与南亚国家关系中最突出的变化是中印关系的改善。中国和印度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两国关系的发展，对于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1988年12月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访问中国，邓小平在会见中指出，中印之间无非就是个边界问题，这个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要中国人民承认“麦克马洪线”可办不到。只有协调一下，双方都做些让步，才好说服各自的人民。即使一时解决不了，也可以先放一放。双方在其他领域还有许多事情可做。为解决边界争端，邓小平提出了“平等相待、友好协商、互谅互让、公平合理、全面解决”的五点方针。在边界问题最终解决前，双方应保持实际控制线地区的和平与安宁。邓小平的这些主张，有力地促进了中印关系的改善和发展。此后，中印两国之间的高层互访相当频繁。中国与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尼泊尔、斯里兰卡及马尔代夫等国的关系一直正常发展。巴基斯坦是中国在南亚的亲密友好邻邦，两国在重大问题上相互理解、相互支持；在经贸、科技和文化方面加强交流与合作，使两国关系不断向深度和广度发展。中国与孟加拉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都建立了十分密切的关系，双方在许多国际问题上观点一致。双方同意在国际事务中协调立场，以促进世界和平与稳定。中国与尼泊尔的关系一直很好。尼历届政府认为，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允许任何人在尼领土从事反对中国的政治活动。中国与斯里兰卡、马尔代夫两国关系一直很正常，两国领导人互访不断，加强了友好关系，增进了了解。中国与不丹虽未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但两国关系融洽。双方在相互合作中取得了许多共识。
其次，经贸合作迅速发展。80年代以前，中国与南亚各国的经贸关系主要限于贸易和中国对南亚一些国家的经济援助。进入90年代以来，中国与南亚国家的经贸关系迅速发展，已由单一的贸易发展到承包工程、合作生产、合资经营和经济援助等多种形式。1980年中国与南亚8国（包括阿富汗）的贸易总额仅为7.24亿美元。而1993年，中国与南亚8国贸易总额为20.54亿美元。1994年贸易总额增到22.46亿美元。多年来，巴基斯坦一直是中国在南亚的最大贸易伙伴。1994年印度取代巴成为中国在南亚最大的贸易伙伴。
近年来，中国对南亚的出口商品结构也发生了较大变化，从以轻纺、粮油、日用百货文化用品、小五金、土特产品等原料性商品为主到近年来明显增加了机电产品，大型成套设备、家电产品和农机具的出口。随着中国与南亚各国经济的发展，合资企业或科技合作生产项目也在日益增多。
（三）与中亚国家迅速建立了睦邻友好关系
中亚五国是在1991年下半年前苏联解体过程中，相继宣布独立的新的主权国家。同时也成为与我国西北地区相毗邻的新邻国。
中亚国家独立后同中国睦邻友好关系得到迅速发展。中亚五国独立后极为重视同中国加强睦邻友好合作关系，并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主动。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卡耶夫在致中国国庆的贺电中表示：吉的独立为建立两国新型关系、挖掘现有合作的巨大潜力开辟了良好前景；并在接见中国一个代表团时又表示，吉尔吉斯斯坦对伟大的中国人民怀有深厚的友谊之情，对中国经济改革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表示钦佩。随后又亲自访问中国。访华期间，中吉双方签署了两国外交部合作议定书，中国向吉提供3000万人民币商品贷款，鼓励和相互保护投资，在旅游、教育、卫生和医学科学、广播电视等领域开展合作的协议等文件。哈萨克斯坦独立后，中哈关系有了长足的发展，两国领导人进行过多次互访，发表了确定相互友好关系基础的联合声明，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关于中哈国界的协定以及进一步开发边境口岸协定等一系列重要条约、文件，为两国关系的长期、稳定、顺利发展铺平了道路。中国同乌兹别克斯坦的关系也有重大发展。总统卡里莫夫访问中国，与中国签署了14项重要文件，包括两国外交部磋商议定书，科学技术协定，教育卫生、旅游和体育合作协定，开发公路和海运合作议定，农业部合作协议，此外，中国还向乌提供了3000万元人民币商品供求的协议等。土库曼斯坦总统尼亚佐夫率领由70多人组成的庞大代表团访华。访问期间，双方签署了中国向土提供3000万元人民币的政府商品贷款以及在卫生、文化、民族等领域进行合作、相互鼓励和保护投资、因公旅行和团体旅游互免签证等一系列协议，同时签署了两国领事条约。塔吉克斯坦国家元首拉赫莫诺夫于1993年3月访问了中国，中塔两国签署了中塔相互关系基本原则的联合声明，及其双边合作的协定，为两国睦邻友好关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国真诚地希望与中亚各国保持和发展睦邻友好关系。中国是世界上最先承认中亚五国独立的国家之一。1992年1月，由外贸部长李岚清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中亚五国，分别与五国签署了建交公报及经贸协定等文件，并就互设商务处同五国换文。1994年4月，中国政府总理李鹏应邀对乌、土、吉、哈四国进行访问，就中国对中亚地区的政策发表了重要讲话，提出了中国政府同中亚各国发展关系的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睦邻友好、和平相处；开展互利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尊重各国人民的选择，不干涉别国内政；尊重独立主权，促进地区稳定。这是中国政府同中亚各国发展关系所遵循的基本准则，也是中国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灵活体现。李鹏总理还针对各国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经贸关系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有的放矢地提出了中国同中亚各国发展经贸合作关系的六点主张：即坚持平等原则，按经济规律办事；合作形式要多样化；从实际出发，充分利用当地资源；改善交通运输条件，建设新的“丝绸之路”；中国向中亚国家提供少量经济援助是一种友谊的表示；发展多边合作，促进共同发展。这些主张受到中亚国家领导人和社会舆论的普遍欢迎和赞许，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同中亚各国睦邻友好合作关系，特别是政治关系的健康发展。
（四）中韩关系得到积极的发展
中韩两国自1992年建交以来，在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双边关系得到了全面、迅速的发展。
首先在政治方面，两国领导人互访频繁。1992年9月，即中韩两国建交仅一个月，韩国总统卢泰愚访问中国，同中国签订了“贸易协定”和“投资保护协定”等4个协定，从而推动了中韩关系的进一步发展。1994年3月，金泳三总统又访问了中国，两国政府签署了《防止双重征税协定》和《文化协定》，并就经济合作有关事宜达成协议。两国领导人的多次互访和接触，对增进相互了解，确保两国关系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韩国提出“要同稳定发展的中国构筑战略伙伴关系”。并认为：中国在下个世纪初将站在世界经济大国的前列，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这对于韩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不仅是韩国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而且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两国具有保持朝鲜半岛与东北亚稳定与和平的共同利益，都是安全共同体的一员。
在经济方面，两国经贸合作发展迅速，成果显著。在中、韩两国开始发展贸易关系的1979年，双方贸易额仅为1900万美元，但到1990年，双方贸易额猛增到37.02亿美元，年平均增长率高达61.6%。
事实表明，中韩关系已进入全面发展、日趋平稳成熟的历史时期。
（五）中蒙关系进一步发展
蒙古是我国北方邻国，其东、南、西三面与我国接壤。两国领导人多次互访，两国在政治、经济、贸易、文化、科技等领域相互协作，先后签订了一系列协定和条约。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蒙关系曾出现过一些曲折。但按照邓小平“不计恩怨”的外交方略，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中蒙两国的关系得到了全面的发展。
首先在政治上，两国高层领导人互访经常化，两国政治关系越来越密切。双方先后签订了《关于蒙古通过中国领土人海洋和运输的协定》、《中蒙友好合作关系条约》以及教育与文化交流合作计划协定、条约等。两国高层领导人的频繁互访，增进了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促进了两国关系的发展。
其次，中蒙的经贸合作关系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两国的合资企业迅速增加，边境贸易不断扩大，目前已开放了12个季节性和固定边境口岸。近年来，中蒙两国在科学技术、文化艺术、和人道主义领域的合作也在蓬勃发展。双方文艺团体、体育代表队、留学生、进修生、教师和专家频繁交往，互相在对方举办展览会和电影周，两国的群众团体也建立了直接联系，两国间的旅游和探亲也不断增多。
（六）致力于中日关系的发展
发展和平友好的中日关系，在中国的对外战略中占有重要地位。邓小平一再强调，发展同日本的世世代代的友好合作关系是中国的长期国策，并多次向日本各界人士提出，要从长远战略来考虑中日关系的发展。冷战结束以后，中日关系尽管受到一些负面影响和制约，但从总体上看，还是取得了全面的发展，走向了新的阶段。
首先，在政治关系方面，近些年来，中国始终坚持发展中日关系的基本政策。日本内阁虽几经更迭，但也基本上保持了对华政策的连续性。两国之间各种级别、各种形式、多种渠道的对话和交流活动也相当频繁。除了高层互访外，中日之间还有多样化的对话交流机制，如中日部长级会议、中日友好协会、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中日民间人士会议等都在发挥积极作用。通过这些高层访问和对话机制，中日两国进一步确定和巩固了“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基本政治方向。
在促进中日友好关系发展中，邓小平始终坚持从战略观点出发，寻求两国的共同利益，推进中日友好合作。邓小平认为，尽管冷战后国际环境和中日双边关系都发生了变化，但中日两国依然有许多共同利益，这是新时期发展两国关系的基础。一是中日两国在维护和促进东亚地区局势的稳定方面有着共同利益，中日两国都希望有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周边环境，以便集中精力发展本国经济。然而，在冷战后的东亚地区，仍然有许多不确定因素，如地区军备竞赛的不断升级，柬埔寨和朝鲜半岛等热点问题的存在等，在稳定东亚局势方面，虽然美俄两个大国有着一定的作用和影响，但作为东亚的两个大国，中日两国的地位和作用愈来愈突出。同时，无论中国还是日本，要单独挑大梁也是力不从心的。只有发挥各自的长处，进行有效的合作，才能促使东亚的地区性冲突朝政治解决的方向发展，使整个东亚的局势趋向稳定。二是在对付日益发展的世界经济集团化趋势方面，中日两国有着共同利害关系和紧密合作愿望。90年代以来，西欧、北美的区域经济集团化取得重大进展，形成欧洲联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两大经济集团。西欧、北美两大经济集团的建立和发展，对以美欧为主要出口市场的亚洲国家形成严峻挑战。为了对付这一挑战，东亚各国和地区之间加强合作，联合自强的呼声越来越高。虽然东亚各国和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差悬殊，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文化背景、宗教信仰不同，建立类似西欧、北美那样的大一统经济实体较为困难，但发展毗邻国家的次区域经济圈却是可行的。在这方面，中日两国作为亚洲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亚洲唯一的发达国家，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两国有着广阔的合作领域。三是中日两国要实现彼此的国家发展战略，也是互相需要、互相借重。在日本看来，中国经济的继续发展对日本至关重要，因为如果中国经济失败，就可能发生动乱，这样会动摇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稳定，从而破坏日本在该地区的市场，而日本未来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这一市场。而对中国来说，无论是从创造有利的现代化建设的周边环境，还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意义上说，进一步发展同日本的友好关系是符合我国的根本利益的。在推进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方面，日本的资金、技术、管理经验和市场开放起着重要的作用。日本已成为中国外贸稳定的第一伙伴。随着日本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特别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两国贸易额还会有大幅度的增长，两国经济合作有着广阔的前景。所以，邓小平多次指出：“中日关系概括起来就是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这是“我们长期的国策”，要“把中日关系放在长远的角度来考虑，来发展。第一步放到二十一世纪，还要发展到二十二世纪、二十三世纪，要永远友好下去”。这一长期友好的思想有力地推动了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一直是在邓小平的领导和主持下进行的。邓小平坚持把反霸条款写进《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之中，他明确指出：条约的中心内容实际上就是反对霸权主义。反霸是不针对第三国的，但有一条，谁搞霸权就反对谁。他在应邀对日本进行正式友好访问时指出：在现在这个动荡的局势中，单就东方来说，中国需要同日本友好，日本也需要同中国友好。《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从政治上进一步肯定了两国友好关系，是1972年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和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继续和发展。它为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奠定了更加稳固的基础，为进一步发展两国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各方面的交流，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前景，也对维护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邓小平在同福田首相的会谈中指出：《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对中国，对日本，甚至对世界，都是件大事。尽管我们社会制度不同，这没有关系，从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形势来说，两国必须搞好关系，扩大一点说，我们两国关系搞好了，对整个国际局势也有重要意义。我相信两国政治家、两国人民都没有低估这个意义。《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不仅在事实上，而且在法律上、政治上，总结了我们过去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从政治上更进一步肯定了我们两国友好关系要不断地发展。在这次访问中，我们多次讲到两国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发展不是权宜之计。条约签订的意义，很可能超过我们原来的预想。
在坚持中日友好大局的同时，对于中日关系中的一些消极因素，邓小平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坚持原则，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正确对待日本侵华的历史问题，一直是中日关系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邓小平在谈到历史时曾经严正指出：日本占了中国不少地方，台湾就被它占了50年。日本对中国造成的损害无法估量，单是死人，中国就死了几千万。所以，算历史账，日本欠中国的账是最多的。他指出，讲历史，主要目的是为了吸取历史教训，做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邓小平主张要全面看待历史，既要讲日本侵华的历史，也要讲日本人民、日本众多友好人士为中日友好奋斗的历史。邓小平主张以史为鉴，同时又主张积极向前看。他说：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我们今后要积极向前看，从各个方面建立和发展两国的和平友好关系。
日本曾经侵占台湾50年，把台湾当做“不沉的航空母舰”。中日建交后，日方承诺要遵循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原则处理台湾问题，但日本仍有人不断企图插手和干涉台湾问题。对此，邓小平表示坚决反对。他指出，日本仍有一部分人对台湾不死心，还想做殖民主义的美梦，要敦促日本政府严格遵守建交公报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处理好台湾问题。中日在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上存在分歧。邓小平指出，钓鱼岛属我固有领土的大前提不可改变，但一时解决不了，可以先放一放，待时机成熟时，通过谈判解决，以避免这一问题影响两国关系发展的大局。邓小平访问日本，在回答日本记者提问时作了如下阐述：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候，我们双方约定不涉及这个问题。这次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时候，双方也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倒是有些人想在这个问题上挑些刺，来阻碍中日关系的发展。我们认为两国政府把这个问题避开是比较明智的。这样的问题放一放不要紧。将来总会找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邓小平还指出：我们这一代人不够聪明，想不到合理的解决办法。我们下一代会比较聪明。大局为重。正是邓小平的眼光和智慧，使中日关系得以健康发展。
其次，在经济领域，中日经贸合作取得了重大发展。据日本贸易振兴会统计，1995年中日贸易总额比上年增长25%，达578亿美元，创历史最高纪录，相当于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时的近58倍。目前，日本已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也已成为日本的第二大贸易对象国。在政府间资金合作方面，自1979年以来，日本分批对华提供政府贷款。中日科技合作也取得了斐然的成绩。1991-1995年中国和日本共签订技术引进合同927个，合同总金额64.08亿美元，占同期中国引进技术总额的22%。
在文化教育、民间交往等方面，双方关系也有明显的发展。中国自改革开放到1995年，共派赴日留学生4万余人，友好城市已达170对。1995年双方人员往来140余万人，是90年代初的3倍。这些都反映出中日关系的发展日益深入和广泛。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经过两国政府和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两国关系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进展，为亚太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了贡献。
（七）发展新时期中俄关系
中国与苏联的关系自上个世纪50年代末开始恶化，此后30年间两国关系始终处于不正常状态。1969年发生珍宝岛事件和铁列克提事件，武装冲突使中苏对抗达到了顶峰。1969年9月11日，周恩来总理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晤后，两国决定从同年10月20日起在北京举行关于边界问题的副外长级谈判。此后，苏联领导人虽数次表示希望改善对华关系，但苏联同时却在中苏、中蒙边境陈兵百万并竭力拼凑针对中国的“亚安体系”，对我国的安全继续构成严重的威胁。70年代末，邓小平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和国内建设的实际需要，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提出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苏联改善关系。他认为，中苏两个大国和睦相处，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而且有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他于1979年4月建议中苏两国政府就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和改善两国关系举行谈判，得到苏方响应。1982年3月，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发表对华政策讲话，传达改善对华关系的信息。1982年夏天，邓小平提出，要采取一个大的行动，向苏联传递信息，争取中苏关系有一个大的改善。但必须是有原则的，条件是苏联得做点事情才行。邓小平提议，为了不引起外界的无端猜疑，派外交代表以视察使馆工作名义前往莫斯科，向苏方传达中方关于使中苏关系走上正常轨道，并逐步建立起睦邻友好关系的信息。1989年10月，中苏举行第一轮副部长级磋商，成为两国关系由长期对抗转向缓和的开端。为使中苏关系改善的趋势保持下去，中国政府采取了积极的外交姿态。与此同时，邓小平坚持原则，从我国的根本利益出发，要求苏联采取改善中苏关系的实际步骤。邓小平明确指出：“三大障碍不消除，中苏关系不可能有根本改善。”由于邓小平的果断、正确决策，加上国际形势的变化和苏联的切身需要，中苏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启动了，双方在各个领域的交往逐步恢复。
1985年，戈尔巴乔夫继任苏联领导人后，着手调整内外政策。邓小平抓住时机，多次表示希望中苏关系得到重大改善。为推动中苏关系取得突破，他首次提出了中苏举行高级会晤的设想。“如果苏联同我们达成谅解，越南从柬埔寨撤军，我愿意跟戈尔巴乔夫会见。”他说：“我出访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了，同志们也不让我出国了，但是如果同苏联能够达成这样一个谅解，我可以破一次例。”在邓小平的直接推动下，中苏谈判取得了重大进展。后来，直接影响中苏恢复改善和发展关系的三大障碍逐渐得以消除。1989年5月，戈尔巴乔夫正式访问中国，邓小平在同戈尔巴乔夫会谈时宣布：“中苏关系从此实现正常化。”他明确指出此次会晤就是要“结束过去，开辟未来”，重点放在开辟未来上。他说，过去的事完全不讲恐怕也不好，总得有个交代，但不要求回答和辩论。从鸦片战争起，中国由于清王朝的腐败，受到列强侵略奴役，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欺负中国的列强，总共大概是十几个。“从中国得利最大的，则是两个国家，一个是日本，一个是沙俄，在一定时期一定问题上也包括苏联。”“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占的中国土地，超过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邓小平明确表示：“考虑到历史的和现实的情况，我们仍然愿意以这些条约为基础，合理解决边界问题。”他还指出，十月革命后也还有侵害中国的事情，主要是二战接近胜利时，美、英、苏三国在雅尔塔签订秘密协定，划分势力范围，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利益。邓小平强调：“讲清这个问题可能对解决遗留下来的问题，对弄清‘开辟未来’的某些概念有好处，所以值得讲一讲。”谈到对中国的威胁从何而来时，邓小平坦率地指出：建国一开始时我国面临的威胁来自美国，但“六十年代，在整个中苏、中蒙边界上苏联加强军事设施，导弹不断增加，相当于苏联全部导弹的三分之一，军队不断增加，包括派军队到蒙古，总数达到了一百万人。对中国的威胁从何而来？很自然地，中国得出了结论。”对于中苏之间过去的意识形态争论，邓小平说，“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但中苏关系恶化的“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虽然如此，我们从来没有忘记在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苏联帮我们搞了一个工业基础”。
在实事求是地评价了中苏关系的历史后，邓小平强调，历史账讲了，这些问题一风吹，过去就结束了。现在两国交往多起来了，关系正常化以后的交往，无论深度和广度都会有大的发展。“在发展交往方面，我有一个重要建议：多做实事，少说空话。”
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政局发生重大变化，邓小平明确指出：不管苏联怎么变化，我们都要同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1991年12月苏联解体后，中国政府随即承认了俄罗斯联邦和原苏联其他共和国的独立，并很快同它们建立了外交关系。
此后，中俄关系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两国领导人交往密切，决定建立和发展两国“平等信任、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俄认真总结了历史经验和教训，认为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不应妨碍双边关系的发展，双方尊重对方人民选择的发展道路。中俄双方对涉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有广泛的共识。双方共同主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其他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应成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基础，赞成用政治手段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端。中俄之间这种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新型关系，有利于维护本地区以及世界的和平与安全，符合世界局势和国际关系发展的潮流，也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新时期的中俄关系具有以下几个明显特点：一是排除了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差异对国家关系的影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苏两国围绕意识形态进行争论，影响了两国关系正常发展。近年来，中俄虽然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但双方都能超越意识形态的羁绊，不因社会发展道路的不同和国内形势的变化而影响两国关系。正如中俄联合声明所强调：各国人民自由选择其发展道路的权利应受到尊重，社会发展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不应妨碍国家关系的正常发展。二是确定了平等相处、相互尊重的新国家关系准则。长期以来，中苏之间始终未能就以什么为准则处理相互国家关系达成共识，从而导致两国关系长期处于不正常状态。总结和反思两国关系的痛苦经历和教训，终于使中俄两国在处理国家关系上达成平等相处、相互尊重的共识。近年来，尽管两国在一些问题上看法和主张不尽相同，但并没有因此而影响两国关系顺利发展，双方都能做到相互尊重和谅解。不强加于对方。三是新时期的中俄关系既不结盟，也不对抗，更不会针对第三国。这“三不”政策，是新时期中俄关系的重要特征，它不仅是两国关系历史经验的成功总结，也是符合时代特征的最佳选择，是“着眼于21世纪，从战略高度来考虑和处理中俄关系”的举措，有助于两国建立长期稳定的睦邻友好、互利合作关系。四是两国形成了交往合作的新机制。近年来，随着中俄交往与合作领域的不断扩大及两国关系的深化，交往与合作的“机制化”日益发展，两国已形成最高领导人的对话机制，建立了定期互访和对话制度，“中俄总理委员会”也已启动，两国议会各自成立了中俄议员友好联络小组。两国还形成了保障睦邻相处的安全机制，边界相互信任谅解和合作机制，经济科技合作机制，在重大国际问题上交流协调的磋商机制。两国还组建了综合性的跨世纪民间友好机构“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通过社会各界人士广泛参与，培植两国人民世代睦邻友好的土壤。五是发展务实的经贸合作，是新时期中俄关系的最重要内容。冷战后，随着地缘经济因素作用的上升，包括中俄在内的各大国都已把重点转向经济领域，发展相互间的经济合作已成为中俄两国振兴经济的迫切要求和共同需要。两国经济的互补性和独特的地缘优势促进和保障了双边经贸合作的不断扩大，成果也极为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