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曾多次讲到：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一）“避免世界大战是可能的，维护和平是有希望的”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经过了一个随形势变化和认识深化而不断发展的过程。
建国初期，我们党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基本看法是讲两句话，即“战争可以避免和战争不可避免这样两种可能性。”基本态度是倾向于乐观主义而反对悲观主义。早在1950年6月，毛泽东就指出，尽管存在着帝国主义阵营的战争威胁和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但制止战争、避免战争爆发的斗争力量发展很快，只要促使这一力量获得更大的发展，新的世界大战是能够制止的。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关于十大关系问题的报告时再次指出：“现在，新的侵华战争和新的世界大战，估计短时期内打不起来，可能有十年或者更长一点的和平时期。”同年党的八大政治报告进一步提出：世界的持久和平已经开始有了实现的可能。这种判断，大致延续到60年代初期。
60年代初期以后，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我国安全环境随之也出现了严重恶化的局面。中苏关系由破裂进而走上了尖锐对抗的道路，我国面临着来自北方的最直接、最严重的军事威胁。美国也提出了“两个半战争”的战略，把我国作为其备战的主要对象之一，并把战火烧到我国的南大门，加重了对我国的战争威胁。与此同时，周边的各种敌对势力也在伺机而动，在几个局部方向上形成了十分紧张的气氛。面对这样的严重形势，我们党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看法逐步趋于严峻。1964年10月，毛泽东在一项批示中提出，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立足于早打、大打、打原子战争。此后，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进一步发展成为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
到70年代，我们党对战争与和平问题形成了以下几个主要的观点：一是认为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包括针对我国的全面战争和世界大战）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已经迫在眉睫；二是认为战争的不可避免性来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美苏对世界霸权的激烈争夺终将导致新的世界大战，而对我国来说，战争威胁的主要方向已从东面转移到北面，70年代以来奉行全球积极进攻战略的霸权主义苏联具有更大的危险性；三是认为战争与革命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或者是战争引起革命，或者是革命制止战争，如果新的世界大战一旦爆发，那只会大大加速世界各种矛盾的发展，推动世界人民起来埋葬帝、修、反。
以上观点的形成，有其特殊的斗争背景。它反映了六、七十年代国际形势发展和我国安全环境恶化的一面，从而唤起了我们党和人民对正在增长的战争危险的注意和警惕，对在激烈、复杂的国际斗争中巩固国家安全，同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战争威胁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当时的认识和判断也存在着缺陷，主要是对战争危险看重了、看大了。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评价的：过去60年代、70年代我们有个估计，把战争危险看得过大，其原因是超级大国咄咄逼人，疯狂地搞军备竞赛，干涉其他国家事务，甚至于武装侵略，所以当时作出的判断是战争危险非常值得警惕；那时，我们心里很不踏实，整个70年代我们有很大的忧虑，因为如果真正发生战争，对中国很不利。“现在情况不同了，那时我们的判断也有缺陷，所以就改变了。”
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邓小平的启示和推动下，我们党对战争与和平问题进行了认真的反思，经过七、八年的观察和酝酿，逐步形成了新的认识和判断。其间，认识上的变化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在讲战争不可避免的同时，提出了战争有可能推迟的观点。从70年代后期以来，邓小平几次讲战争有可能推迟的问题，开始讲5年打不起来，后来又讲10年打不起来。他说：“我们有信心，如果反霸权主义斗争搞得好，可以延缓战争的爆发，争取更长一点时间的和平。”1980年5月，他又概括地说，中国有两个观点：第一，世界战争总有一天要打起来；第二，大家联合起来，千方百计延缓战争爆发，延缓得越久越好，至少20年不打仗，与以前相比，这一认识上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对过去认为战争已经是迫在眉睫的估计进行了重要的修正，把战争的不可避免作为一种趋势来看待，而不是看作是一种马上就要临头的现象。这是对战争与和平问题认识的新开端。
第二阶段，既指出了战争危险的严重存在，又强调了制止战争的力量有比较可喜的发展，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1982年8月，邓小平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的谈话中指出，我们不是悲观主义者，我们只是提出战争的危险性。我们说战争的因素在增长，但制止战争的因素也在增长。1984年11月，他又指出：战争的危险始终存在，但和平是有希望的。在这年召开的军委座谈会上，他再次强调了战争一时打不起来的看法。他说：“讲战争危险，从毛主席那个时候讲起，讲了好多年了，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又讲了好久。现在我们应该真正冷静地作出新的判断。”在这一阶段，邓小平不仅看到了战争可以推迟，而且看到了战争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可以避免；不仅看到了战争危险的依然存在，而且较多地看到了和平力量的迅速增长，看到了争取和平前途的现实可能性。这就在分析和判断上较之前一阶段又大大前进了一步。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一阶段，邓小平已经明确觉察到以往在战争形势判断上的缺陷，提出要冷静地作出新的判断。这标志着我们党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已经逐步进到一个新的转折点上。
第三阶段，进一步指出了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增长，如果搞得好，世界大战可以避免。1985年6月，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我们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有一个大的转变，“我们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全世界维护和平力量进一步发展，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以后，他又反复强调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而是可以避免的观点，并且以跨世纪的眼光对这一问题又作出了科学的透视和展望。他先后指出：“尽管仍存在着战争的危险，但如果我们搞得好，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如果本世纪打不起来，下个世纪和平就更有希望。”“和平是可以赢得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我这里指的是世界大战。和平可以看得见，我们可以有至少三十年，或五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和平环境。和平的赢得是人类共同努力的结果，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努力的结果，并不是超级大国发善心。”“如果下一个世纪五十年里，第三世界包括中国有一个可喜的发展，整个欧洲有一个可喜的发展，我看那个时候可以真正消除战争的危险。”随着邓小平这些不断深入的分析和预测，从而完整、系统地形成了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新认识和新判断。
邓小平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新认识和新判断，是有着极其深刻的科学内涵的。其一，他所讲的战争可以避免，指的是世界规模的战争，即世界大战，而不是说一切规模和样式的战争都是可以避免的。由于世界上矛盾斗争的复杂性和诱发战争的原因的多样性，在导致世界大战的因素得到更多的制约的同时，地区性、偶发性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爆发的可能性不仅不能完全加以排除，相反，在一定的条件下，这类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甚至可能进一步增多。其二，他是在战争危险依然存在的前提下讲战争可以避免的，也就是说，战争的可以避免并不是战争根源的最后消失，而是导致大战的因素受到相当约束的结果。用他的话说：“我们总的判断是：战争的危险还是存在的。但是和平力量的发展超过了战争力量，争取一个较长时期的和平是可能的。”那种一讲战争可以避免便以为从此天下太平，看不到世界上仍存在着战争危险的认识是不正确的。其三，他把战争可以避免的最基本条件归结为和平力量持续地发展壮大并形成对战争力量的压倒优势。这就把和平与发展两大时代主题有机地联结在一起，把和平力量的发展作为遏制战争、维护和平最有力的保证。这就是他一再指出的：“战争应该避免，也可以避免。问题在于和平力量、一切不愿意战争的力量要发展起来、团结起来。”“如果世界和平的力量发展起来，第三世界国家发展起来，可以避免世界大战。”其四，他在讲战争可以避免的同时，还特别强调必须对霸权主义这一导致战争危险的总根源进行坚决的斗争，把这一斗争作为制止战争、维护和平的唯一有效途径。他说：“和平要通过斗争来赢得”；“延缓战争的爆发没有别的道路，只有对战争的策源地进行斗争”；“要维护世界和平，就要从各个角度反对霸权主义”。这就把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作为一项根本性的战略任务，鲜明地提到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面前。把反对霸权主义作为实现世界和平的基本前提。邓小平这一思想的更深一层含义是告诉人们：和平不是等来的，更不是向霸权主义乞求来的，而是通过斗争得来的。
80年代中期，邓小平洞察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第一次作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主题的科学论断，阐明了当代世界的基本矛盾，揭示了世界各种政治力量相互关系的内在本质，反映了世界人民和整个国际社会的普遍要求，指出了时代发展的大趋势，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战争与和平的理论。历史已经充分证明并将继续证明，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的论断是英明正确的。
但是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持续了40多年的冷战状态宣告结束，国际形势又发生了重大变化。虽然时代主题没有变，但“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并呈现出一些新特点和新趋势。
第一，国际形势总体缓和，但局部冲突仍然不断。冷战后期，虽然国际形势开始出现缓和迹象，但因存在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集团的竞争与对抗，国际形势总体上仍处于紧张状态，全人类仍处在世界大战、核大战的阴影之下，“缓和”表现为两极对抗下的“恐怖和平”；世界上发生的局部战争，大都有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插手，有的还受美苏的控制或利用。冷战之后，国际形势总体上由紧张转变为缓和，由对抗转变为对话。两极世界格局解体后，全球性的军事对抗已不复存在，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越来越小；过去因两个超级大国插手而难以解决的许多国际热点问题，大都通过政治、外交途径相继得到解决，或陆续取得一些突破性进展；大国关系出现战略性调整，中、美、俄、欧、日等国和地区频繁进行高层领导人直接对话，采取多种务实性措施，建立多种形式的战略伙伴关系，寻求建立相互信任、消除分歧的各种途径，积极推动和发展国家之间的正常关系，促进了国际安全环境的改善，尤其是中美、中俄、美俄达成互不将各自控制下的核武器瞄准对方的协议，有助于增进相互之间的信任，有助于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世界各国独立自主、合作发展的意识有所加强，和平力量更加壮大；国与国之间相互依存与制约关系不断加深，维护全球安全的共同利益愈来愈得到广泛的认同；国际裁军与军控取得新的进展，新的国际安全机制正在形成和发展，各种双边和多边安全合作方式的出现，对冷战思维的军事集团机制产生了强大的冲击，进一步促进了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
尽管发生世界大战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和平已成为当代国际形势的主题之一，但局部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由于历史结怨、格局转换、民族矛盾、宗教对立、力量失衡、外部插手、资源纠纷、武器扩散等多种因素，导致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此起彼伏，连绵不断，甚至一度出现增多的势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军事同盟，正在成为新的战争策源地。冷战时期无战事的欧洲动荡不安，战乱不已，形成从巴尔干地区向北到独联体地区的新的热点集中地带。持续4年多的波黑战争停战不久，南斯拉夫科索沃地区又起战火；独联体内一些国家和地区多次发生武装冲突。非洲先后有多个国家发生动乱和武装冲突。拉美地区也曾多次发生武装冲突和内战。在亚洲的阿富汗、柬埔寨、斯里兰卡等国曾发生了长期的内战，有的至今还持续不断；朝鲜半岛、克什米尔地区处在军事对峙状态之中。在中东地区，自海湾战争以来，美国多次对伊拉克实施军事打击；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的矛盾一直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中东和平进程屡屡受挫，战事仍时有发生。事实证明，在冷战后国际形势总体上继续趋向缓和的同时，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仍呈现出此消彼长的态势，一些地区的和平进程甚为艰难。
第二，经济全球化成为大趋势，但也存在负面影响。冷战结束后，世界性市场经济的发展，加速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在当今日益开放的世界经济中，生产要素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以寻求最能增值的配置，任何国家都不能孤立于世界之外去发展自己的经济。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表现是：贸易自由化的范围正迅速扩大，从传统的商品贸易领域向技术、金融等领域快速拓展；金融国际化的进程正明显加快，时间、地域、国界对资本流动的限制作用缩小；生产跨国化的体系正逐步形成，全球已拥有跨国公司4万多家，它们“以世界为工厂，以各国为车间”进行生产；投资外向化的比重正日趋增大，发达国家是跨国投资的主体，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投资额也在稳步增长；区域集团化的趋势正加速发展，全球已有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加了30多个各类区域性经济集团，加快了区域经济集团内部的商品和资本流动，提高了区域经济集团的对外开放程度和竞争能力。经济全球化可以促成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为各国经济实行优势互补和不断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然而，经济全球化犹如一把“双刃剑”，有着不可忽视和难以避免的负面影响。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其负面影响主要表现为对资本、技术、贸易、市场的争夺加剧；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主要是面临着保护和发展本国经济，打破发达国家的经济垄断和封锁，提高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力等严峻的挑战。因为经济全球化的规则，主要是在旧的经济秩序和制度规则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对发展中国家很不利。发展中国家在参与国际经济体系过程中，往往被迫接受一些不平等不公正的条件。在国际市场大部分早已被发达国家所瓜分和占有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因经济实力较弱，不仅拓展国际市场极其艰难，而且还受到发达国家越来越多的挤占。发展中国家在金融体系欠完善和防范能力较差的情况下，可能遭受国际资本投机者发动金融打击的风险增大。发达国家竭力维护旧的经济秩序，借助其在国际经济竞争力方面的优势，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不断减少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比重，甚至采用援助和投资资金倒流、限制科技成果转让、转嫁危机等手段，来想方设法限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从而更加拉大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贫富差距。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曾长期受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和掠夺，经济不发达，至今难以建立和巩固适合本国国情的经济制度，还处于国际经济旧秩序的束缚中。上述经济全球化中存在的矛盾，若处理不当，也会引起社会动乱或局部战争。
第三，大国较量仍在继续，但竞争的重点转向综合国力。冷战结束后，尽管大国之间加强了对话与合作，但相互较量并没有停止，较量的重点已从冷战时期的以军事力量为主，转向以科技为先导、以经济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竞争。其主要内容是：夺取科技优势，促进国家经济、军事、教育等方面的全面发展，壮大综合国力，为夺取或保持在世界战略格局中的有利地位创造条件。
由于高新科技革命对各国综合国力的影响日趋增大，争夺高新科技的领先地位便成为各大国进行综合国力竞争的焦点。美国不断完善并加紧实施其高新科技研究计划，其战略意图在于充分利用其高新科技领域的优势，对经济、军事等领域进行综合开发，推动高新科技产业的发展，保持其世界领先的地位；日本以“科技立国”方针为指导，制定出“下一代产业基础技术研究开发计划”、“创造性科学技术推进计划”和“人类新领域研究计划”，与美国和欧洲联盟展开竞争，为其从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过渡创造条件；欧盟各国则联合起来，在“尤里卡计划”基础上，实施欧洲联合高新科技计划，强调在微电子、光电子、高能激光、粒子束、新材料、人工智能等六大高新科技领域内联合开发，与美国和日本展开竞争；其他国家也普遍重视科技的作用，把发展高新科技及其产业作为加强综合国力的根本措施。总之，当代世界正在展开的综合国力竞争，实质上是一场决定各国前途和未来命运的历史性大角逐，对国际战略格局的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第四，军备竞争有所延缓，但质量竞争更加激烈。由于国际形势日渐缓和，使全球性军备竞赛有所降温。但是，一些地区性的军备竞赛有所升级，特别是世界各国质量建军的步伐大大加快。
在核军备方面，尽管美、俄两国开始大幅度裁减核武器，但仍保持有庞大的核武器库。美、俄、法、英四国都在继续加强核武器的研制和更新换代。同时，世界上有能力制造核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的国家也越来越多。使国际社会的核军控进程受到严重挫折。
在常规军备方面，美国加快了运用高技术提高军队质量水平的步伐，倡导进行新军事革命的呼声日趋强烈，强调用高技术提高美军的战斗力，将工业时代的武装力量转变为信息时代的武装力量。俄罗斯则要求运用最新科技成果、最新工艺、最新材料超前研制新一代武器装备。法、英、德等国在提高军队质量、发展高技术武器装备方面也不遗余力。中东地区一些国家自海湾战争以来，从美国等西方国家购买武器装备总金额已超过300亿美元。日本每年都投入90多亿美元用于采购高精尖的武器装备，其自卫队武器装备水平居亚洲各国军队之首，引起周边国家的严重关注。可见，尽管国际裁军与军控有所进展，但以谋求质量优势为主的军备竞赛，仍然可能引发国际紧张局势和军事对抗。
第五，霸权主义依然存在，并呈现出新的表现形式。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后，虽然美苏争霸世界的局面不复存在，但霸权主义仍未退出国际舞台，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某些西方国家推行霸权主义更加肆无忌惮，一些地区霸权主义也乘机抬头，并呈现出新的表现形式。
一是政治强权有所发展。以美国为首的某些西方国家仗恃其实力优势地位，粗暴干涉别国的内政，它们打着“民主”、“自由”的旗号，到处推行西方的政治模式与价值观，竭力在政治上控制发展中国家，致使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局不稳，社会动荡，战乱不休。尤其是在人权问题上，西方竭力鼓吹“人权高于主权”等观点，对别国内部事务指手画脚，说三道四，甚至提出建立“国际人权干预部队”。1999年3月至6月的科索沃战争，就是冷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第一次以“人道主义”为借口发动的侵略战争，它打破了人类战争史和国际关系史上的许多禁忌，对国际政治、军事和安全形势造成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二是军事干涉更加频繁。上世纪末，据美国国防部称：自1989年“柏林墙”倒塌以来，美国对外动用军事力量已达40余次，平均每年对外用兵5次以上，大大超过其在冷战时期对外用兵年均2.8次的纪录。
三是经济制裁逐渐增多。90年代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几乎在每一次重大的国际对抗与冲突中，都使用了经济制裁与封锁手段，或以经济利益为交换条件，逼迫对方让步。美国对伊拉克的经济制裁长达9年之久，对南斯拉夫塞尔维亚共和国的制裁长达4年时间，近年来又进一步强化对古巴的经济制裁。本世纪以来，美国对别国共实行过100多项制裁决议，其中有60多项是近6年中炮制的，其制裁对象包括它的敌对国家、非敌对国家及其盟国。
四是文化渗透日趋公开。文化渗透，是西方国家推行其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模式的重要手段之一。它们凭借信息传媒工具的技术优势，以各种消遣娱乐、流行时尚等商业文化，或以影视音像、文学作品等形式，或通过信息高速公路的互联网络，跨国进行思想文化渗透，达到无孔不入的地步。其媒体往往过分宣扬西方的物质富裕和民主自由的优越，宣扬西方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总之，文化渗透已成为某些西方大国对别国进行“和平演变”的基本手段，甚至成为引发某些国家社会动乱的祸水。
纵观当今世界形势，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旋律，对话代替对抗是主流，振兴和发展经济是主体。同时，国际社会还存在着一些与时代主题不和谐的噪音，和平还是不全面的，在发展经济中也充满着激烈的竞争，人类谋求全面和平和持久发展的美好愿望仍然受到诸多的挑战，“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存在，始终是解决和平与发展问题的主要障碍”。维护世界持久和平，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必须坚持不懈地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二）“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
早在80年代初，邓小平就已开始思考当代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问题以及这两大问题的相互关系。他认为，国际社会在为反对霸权主义，反对战争威胁，争取世界和平而斗争时，还必须始终不渝地关注和解决人类的发展问题。发展问题包含两方面内容，首先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关系，亦即南北关系问题；其次是发展中国家相互之间的经济关系，亦即南南合作问题。
1982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印度客人时说：“改变国际经济秩序，首先是解决南北关系问题，同时要采取新途径加强南南之间的合作。”在会见美国客人时，他非常明确地把南北关系问题界定为北方发达国家和南方一大批穷国的关系问题。他深刻地指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取得的‘发达’，总是带有对穷国、不发达国家的剥削关系”。1984年5月，邓小平在会见厄瓜多尔客人时，说：我看世界现在存在两个最根本的问题。第一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当今世界不安宁的根源来源于霸权主义的争夺，它损害的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利益。第二是南北问题。这是今后国际问题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发达国家尽管也有其经济困难，总的说是越来越富。而第三世界是越来越穷。解决南北问题是实现国际局势稳定的一个长时间、很重要的问题。在会见巴西客人时，他指出：现在世界上问题很多，有两个比较突出，一是和平问题，二是南北问题。在这两个问题中，南北问题十分突出。他说：“发达国家越来越富，相对的是发展中国家越来越穷。南北问题不解决，就会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障碍。解决这个问题当然要靠南北对话，我们主张南北对话。不过，单靠南北对话还不行，还要加强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合作，也就是南南合作。”同年10月，他再一次谈到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他说：“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但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现在世界上北方发达、富裕，南方不发达、贫困，而且相对地说，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南方要改变贫困和落后，北方也需要南方发展。南方不发展，北方还有什么市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发展速度问题，再发展问题。”1985年3月，邓小平在同日本客人谈话时，又一次谈到了和平与发展这两个真正带有全球性的战略问题，深刻地分析了发达国家继续发展与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的密切联系。邓小平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在这两大问题中，“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他还指出：“欧美国家和日本是发达国家，继续发展下去，面临的是什么问题？你们的资本要找出路，贸易要找出路，市场要找出路，不解决这个问题，你们的发展总是要受到限制的。”他认为，发达国家十一二亿人口的继续发展，不可能以第三世界国家三十多亿人口的继续贫困为基础。“第三世界有一部分国家开始好起来，但还不能说已经发达了，而大部分国家仍处于极其贫困的状态，他们的经济问题不解决，第三世界的发展，发达国家的继续发展，都不容易。”“总之，南方得不到适当的发展，北方的资本和商品出路就有限得很，如果南方继续贫困下去，北方就可能没有出路。”1987年5月，他告诉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我们关心的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中国的政策也和联合国一样，是把战争与和平问题、南北的经济发展问题，以及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问题，作为主要任务。他强调说，这样的政策才是“抓住了要害”。
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形势又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冷战结束后，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依然存在。邓小平通过冷静观察和思索，于1990年3月重申：“我们过去对国际问题的许多提法，还是站得住的。”“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1992年春，他在著名的南方谈话中又特别谈到：“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完全证实了邓小平的战略分析判断的正确。
和平问题之所以带有战略性和全局性，是因为它直接涉及人类的生存问题，与世界的命运密切相关。20世纪前半叶，人类遭受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第一次世界大战席卷30多个国家，卷入人口超过15亿，造成2000多万人死亡、2000多万人伤残的巨大灾难。第二次世界大战规模更大，后果更惨重。共有60多个国家、20多亿人口卷入战争。仅中国和苏联损失的人口就有6000万左右，物质财富的破坏更是难以估量。二战结束后，由于和平力量的不断增长，新的世界战争没有发生，但美苏两国推行战争边缘政策，导致国际形势长期动荡不安。双方的核军备竞赛不断升级，使两国核武器的总当量达到120亿吨。到80年代末，全世界各国现役部队人数约2900万，占全球人口总数的0.58%。军费开支总额高达11000多亿美元，约占全世界年生产总值的4.5%。共有2000多万人在各种局部战争和冲突中死亡。美苏争夺世界霸权，既是国际局势紧张的总根源，也是发生世界战争的主要威胁。所以，邓小平在阐明和平问题的重大意义时特别强调，这一问题实质上就是东西方关系问题。
发展问题之所以带有战略性和全局性，是因为它不仅与第三世界各国人民的进步事业，同时也与全人类的文明进程密切相关。战后几十年来，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利用历史形成的巨大经济、技术优势，通过形形色色的新殖民主义手段，竭力维护不公正不合理的旧的国际经济秩序，继续压迫、奴役和掠夺第三世界国家。第三世界国家不得不在资金、技术、工业生产资料等方面依赖于西方世界，不得不接受以不等价交换为特征的国际贸易体制，不得不屈从由国际垄断资本所支配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进入80年代后，第三世界国家与发达国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方面的差别进一步扩大，世界范围内的贫富差距问题显得愈发突出。全球仍有13亿多人口处于绝对贫困之中，有10多亿人处于文盲状态。每年死于饥饿的人口约为2000万。世界上10个最富有者的私人财产总和，超过了所有最不发达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由于世界上发达国家多数位于北半球，不发达国家主要集中在南半球，发展问题实际上也就成了南北方关系问题。不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全世界的经济发展就会受到严重阻碍。因此，邓小平把解决南北方关系问题，缩小并最终消除第三世界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确定为当今世界所有问题的核心。
此外，邓小平还深刻地分析到：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存在着相当紧密的内在联系。和平离不开发展，发展需要和平，二者是辩证统一的。邓小平认为，和平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最重要的前提条件。只有在长期稳定的和平环境中，各国的经济才能得到发展。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要发展自己，只有在和平的环境里才有可能”；“只有争取到和平的环境，才能比较顺利地发展”；“争取和平是世界人民的要求，也是我们搞建设的需要。”没有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任何国家都不可能集中精力开展经济建设，甚至可能使已经获得的发展成果付之东流。所以说，发展是硬道理，发展不仅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繁荣昌盛的基础，也是人类文明迈向更高阶段的基础。没有全人类协调、平衡、坚实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就没有持久的世界和平与稳定，已经实现的和平与稳定也难以巩固。对此，邓小平强调：“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只有这样，才会明了发展问题既是发展中国家自己的责任，也是发达国家的责任。”
邓小平还始终把发展问题作为有关世界前途和命运的核心问题。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政治问题。”“解决南北问题要求北方承担更多的责任”，但第三世界仅寄希望于南北合作是不够的，发展中国家不能把自己的命运放在发达国家的恩赐上。“解决这个问题还有另外一条路可走，那就是走南南合作的道路”。他认为：“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相互合作多起来，积累起来，就会发生质的变化，也就是全球范围的南南合作。”
冷战结束以来，世界各地的局部战争和冲突此起彼伏，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物质破坏。仅1993年的卢旺达内战，就导致数十万人丧生。冷战后国际社会用于维和行动和人道主义救援的费用，已高达上百亿美元。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斯拉夫联盟的狂轰滥炸，不仅夺去了大量无辜平民的生命，同时摧毁了南联盟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绝大部分基础设施，使南联盟就遭受了上千亿美元的直接经济损失。巴尔干、欧洲乃至全世界的和平与稳定都面临着极为严峻的考验。全球范围内的发展问题变得更加突出。到90年代中期，发达国家的人口不到全球总数的五分之一，却生产了全世界五分之四的物质产品。人类社会所创造的财富，绝大多数集中在少数发达国家，有相当大一部分甚至聚敛在极少数亿万富翁手中。当时世界上358个亿万富翁，有275个属于美、德、日、法等发达国家。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是发展中国家的20倍。90年代末，世界上的贫富差距更加悬殊。第三世界国家绝大多数仍处于很不发达状态，每天收入不到1美元的人口总数，由1993年的13亿增加到今天的15亿多。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人口超过了8亿。最不发达国家的数量增加到48个。发展中国家的外债总额，已由80年代初的6300多亿美元增至1998年的24000多亿美元。非洲和拉美地区某些第三世界国家的外债总额，已达到或超过其国民生产总值。即使是发展状况略好的第三世界国家，基础也十分脆弱，经不起风吹雨打。这些都说明，“南北矛盾”仍在加深，和平与发展问题确实一个也没有解决。
邓小平关于“东西南北”的战略判断，对当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指导意义。
第一，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是一项长期任务。现在国际形势在继续发生变化，新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正在出现，威胁着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主要表现在：大国争夺建构世界新格局的主导权的斗争已进一步公开化、表面化，将给世界造成新的不稳定因素。还有某些西方大国的强权政治倾向进一步发展。它的突出表现就是粗暴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欲把自己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强加于人。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之后，西方有些政治家认为现在是用西方价值观统一天下的大好时机，主张建立一个所谓“完整而自由的世界”。这种口头上大讲“民主”、“自由”，但在国与国关系上却丝毫不尊重他国权益的做法，违背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另外，国与国之间在经济交往中，以势压人，以强凌弱，图谋把自己的经济制度和经济模式强加于人，干涉他国国内的经济政策和发展建设，这实质上是经济上的强权主义行径。
由此可见，东西方关系的变化和“冷战”的结束，并未从根本上保证我们这个世界的安全。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更需团结一致，一如既往地作出持续不懈的努力，揭露和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行径，来维护和保证世界和平和国际局势的稳定。
第二，积极推进“南北问题”尽快得到合理解决。第三世界国家要更加积极主动地加强南南合作，促使北方发达国家和南方发展中国家开展对话与合作，以便使世界经济获得均衡和持续的发展，使“南北问题”得到妥善和合理的解决。在当前的形势下，南方国家和北方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的确是一个十分令人担忧的问题。
尽管南方发展中国家战后几十年来在经济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仍然存在着贫困、饥荒、营养不良和文盲等严重问题。这些问题又因近几年南方国家不堪承受的外债负担而更加恶化。但是，随着南北之间的鸿沟加大，必然会引起穷国的人口大量涌向富国，既给南方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困难，也给国际社会造成新的不稳定局面。对此，南方国家虽有潜力，但不可能单独解决这些问题。从根本上讲，发展中国家存在的这些问题是长期不合理、不公正的经济关系造成的。发达国家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这些问题不可避免或迟或早地要影响到北方国家的经济利益和经济发展，要想回避也是不可能的。当代世界经济是一个相互依存、相互支持的整体，发展中国家需要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发达国家也同样需要发展中国家的原料和市场。这种相互依存关系，使南北之间的合作既是可能的，也是必不可少的。两者之间如果失去一方，另一方的发展因失去了依托和支持而受到限制或影响。所以，北方发达国家应该作出切实有效的行动，扶植和支持发展中国家，以利于共同发展。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第三，我们的一切工作，必须紧紧围绕和平与发展这个目标开展。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都要立足于把国内的事情办好，把中国的经济建设搞好。中国的经济越发展，对世界的和平和发展贡献就越大。邓小平曾多次强调：“从世界政治、世界经济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和平和世界经济的发展有利。”“中国发展得越有力量，世界和平越靠得住。”“等到中国发展起来了，制约战争的和平力量将会大大增强。我可以大胆地说，到本世纪末，中国能达到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目标，……那时中国对于世界和平和国际局势的稳定肯定会起比较显著的作用。”
不断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仍然是中国外交的“基石”或“出发点”。随着旧格局的消失，国际关系的重心已从东西方向向南北方向上转移。过去，在国际关系中存在的逻辑是：国际关系主要是东西关系，而东西关系又主要是美苏关系，美苏关系因此成为国际关系的主要方面。而现在，原有的逻辑已失去了其存在的条件，取而代之的是南北关系和“南北问题”的突出。因此，国际关系的重心正在转移到南北方向上来。与发展中国家有着密切友好关系的中国，能够更好地、更有效地发挥自己的作用，促进南北方的交流对话，推动南北合作。
在维护世界和平和地区局势稳定、解决地区冲突方面，中国政府主张在联合国和安理会制定的文件框架内，由有关各方通过政治途径和平地解决问题。中国反对任何形式的大国干涉或军事卷入。在解决全球性问题方面，中国政府赞赏和支持联合国及其有关机构作出的努力，主张应当充分考虑有关各方历史和现实的因素，加强国际协调和国际合作，争取使问题得到公正、合理的解决。可以相信，中国在联合国和安理会中与世界各国一道努力，坚持和维护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主持正义，谴责强权，就一定会使联合国在今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发展等方面作出更大的贡献。
（三）“现在世界上有两件事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
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形势的新变化，邓小平提出要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准则：“世界总的局势在变，各国都在考虑相应的新政策，建立新的国际秩序。霸权主义、集团政治或条约组织是行不通了，那么应当用什么原则来指导新的国际关系呢？最近我同一些外国领导人和朋友都谈到这个问题。现在世界上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关于国际经济新秩序，早在1974年我在联合国发言时就用了很长时间讲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我们一直在提，今后也还要提。至于国际政治新秩序，我认为，中印两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经得住考验的。”“这五项原则非常明确，干净利落，清清楚楚。我们应当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到1990年他又重申：“国际关系新秩序的最主要的原则应该是不干涉别国的内政，不干涉别国的社会制度。”“现在确实需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准则。现在出现的新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是不能长久维持的。少数国家垄断一切，这种形式过去多少年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今后也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我看要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我们谁也不怕，但谁也不得罪，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办事，在原则立场上把握住。”
回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历史可以看出，长期美苏两极争霸，冷战对峙，盛行集团政治，在这种情况下，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国际政治秩序的准则不免受到很大限制。在两极格局和冷战对峙结束之后，世界走向多极格局之时，邓小平及时作出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准则是具有重大深远意义的。
（四）合作和对话是解决当今世界主要矛盾的主要途径
邓小平在精辟地分析世界格局的同时，又提出了格局中“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南北矛盾是主要矛盾”的论断。并于1989年讲道：“现在不发达国家之间的战争，实际上是发达国家的需要。发达国家欺侮落后国家的政策没有变。”同时又指出：“非洲的解放和发展不是几年能够解决的。旧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强权主义，真不少啊！现在贫穷弱小的国家，环境比过去更困难一些，需要更多的艰苦奋斗。”他还说过：“国际社会虽然提出要解决南北问题，但讲了多少年了，南北之间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并且越来越大。”那么，南北矛盾应该怎样解决呢？他早在1982年就表示：“我们很高兴第三世界的国家提出南南合作问题。当然，南北问题也应解决，南北问题不解决，第三世界负债那么多，日子怎么过啊！如果发达国家不拿出钱来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发达国家在第三世界的市场也就没有了。”“改变国际经济秩序，首先是解决南北关系问题，同时要采取新途径加强南南之间的合作。”1984年他又强调指出：“南北问题不解决，就会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障碍。解决这个问题当然要靠南北对话，我们主张南北对话。不过单靠南北对话还不行，还要加强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合作，也就是南南合作。”总之，南北对话与南南合作就是解决南北矛盾的新途径。邓小平还宣布：“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中国永远不会称霸，永远不会欺负别人，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
（五）世界上国与国之间的争端应该通过和平方式来解决
1984年邓小平谈到：“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新问题就得用新办法来解决。”他从用“一国两制”解决台湾与香港问题的办法进而想到“世界上的许多争端用类似这样的办法解决，是十分可取的。这不仅是具体办法上的创新，而且是思维方式上的创新，为更广泛地处理问题提供了宝贵的，值得借鉴的基本思路。否则始终顶着，僵持下去，总会爆发冲突，甚至武力冲突。如果不要战争，只能采取我上面讲的这类的方式。这样能向人民交代，局势可以稳定，并且是长期稳定，也不伤害哪一方。……总要从死胡同里找个出路。”“我还设想，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这样的问题，要从尊重现实出发，找条新的路子来解决。”以后他又多次重申了这个看法：看来只有用和平谈判的新办法来解决国际争端，才是顺应了和平与发展已成为世界主题的潮流；如果还用武装冲突的老办法来解决矛盾，就要付出惨重代价。即便某一方一时有所得，实际上也是得不偿失：既失去民心，又错过了和平发展高新科技和经济的大好时机。然而要想真正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国际争端，就必须本着互信、互利、互谅、互让的原则。如果各持己见，各执一端，互不见谅，互不相让，那就无法达成协议。中英、中葡谈判解决香港、澳门回归中国问题，就是在邓小平外交理论指引下，也是邓小平亲自主持下取得的以和平谈判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范例。可以说，邓小平所实践的成功的办法，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方法创新，更重要的，也更有价值的是思想方式的创新。为我们处理国际事务提供了极其宝贵的思想方法和基本经验。
（六）“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世界经济进入了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时期。各国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在经济领域中既激烈竞争又相互合作，导致经济区域化和全球化两种趋势不断发展。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日益突出。邓小平在密切关注国际战略态势和格局变化的同时，还非常敏锐地关注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他对60年代以来科学技术革命的蓬勃发展，对这场革命给世界经济、国际形势以及国际关系造成的巨大影响，给予了高度重视，作出了一系列精辟论述。
早在70年代，邓小平就已清楚看到并指出：科技革命突飞猛进是当今世界的一个基本特点，科学技术正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力。“现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革命。近三十年来，现代科学技术不只是在个别的科学理论上、个别的生产技术上获得了发展，也不只是有了一般意义上的进步和改革，而是几乎各门科学技术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新的飞跃，产生了并且正在继续产生一系列新兴科学技术。现代科学为生产技术的进步开辟道路，决定它的发展方向。”“特别是由于电子计算机、控制论和自动化技术的发展，正在迅速提高生产自动化的程度。同样数量的劳动力，在同样的劳动时间里，可以生产出比过去多几十倍几百倍的产品。社会生产力有这样巨大的发展，劳动生产率有这样大幅度的提高，靠的是什么？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
邓小平反复深入地论述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时还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他说：“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邓小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学说和科学技术观，指明了现代科技进步对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他不仅准确地把握住了当代科技进步的大趋势，而且还把科技进步同和平与发展这两个全球性战略问题联系在一起。他指出：“中国要发展，离开科学不行。”“在发展科学技术面前，我们要共同努力。实现人类的希望离不开科学，第三世界摆脱贫困离不开科学，维护世界和平也离不开科学。”
邓小平预见到，新的世纪是高科技发展的世纪。他指出：“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这种形势，无论美国、苏联、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能不认真对待”，“现在世界的发展，特别是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一日千里”。在谈到我国高科技领域的发展历程和未来的高科技发展战略时，他一再指出：“过去也好，今天也好，将来也好，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邓小平始终念念不忘我国的高科技事业，他提出在科技领域，每一行都要树立一个明确的战略目标，并且一定要打赢，要通过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战略。
在当今世界各国的综合国力较量中，科学技术，特别是高科技的作用越来越大。以经济为基础、科技为先导的综合国力竞争，已成为当代国际竞争，特别是大国竞争的最重要内容。冷战期间，两个超级大国的竞争主要集中在军事领域，表现为争夺军事优势，特别是战略武器的优势。而随着冷战的结束，这种竞争已更多地转向经济和科学技术领域。目前，各大国都把集中精力发展本国国民经济确立为首要战略任务，都在千方百计地追赶科技革命的浪潮，目的是要在综合国力竞争中获得较大优势，在未来的世界新格局中争得有利地位。在这一过程中，以现代高科技为依托实现质量建军，已经成为许多国家的重要国策。在当今世界，一个国家的经济活力和国际竞争能力越来越取决于科学技术是否发达。
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高科技的蓬勃发展，不仅给各国的生产领域带来了深刻变化，而且有力地推动了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使各国间的经济联系变得空前紧密。经济全球化趋势因此成为世界经济和国际形势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商品、服务、技术、信息乃至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了跨国界的自由流动，形成了各国在经济上既相互交织和依存，又相互竞争和角逐的复杂局面。各国在发展经济时，纷纷走向国际市场。贸易、投资的自由化进程大大加快。国际金融市场加速扩展，金融工具不断创新，资本交易的规模和速度前所未有。跨国公司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载体。经济全球化是世界范围内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是任何国家也回避不了的。
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是在国际经济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出现的。发达国家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技术水平相对落后，总体上处于不利的地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它们手中掌握的资金和技术优势，垄断“游戏规则”的制定，借助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继续掠夺和控制不发达国家。正如邓小平所说：“现在国际垄断资本控制着全世界的经济，市场被他们占了，要奋斗出来很不容易。像我们这样穷的国家要奋斗出来就更不容易”。这就要求我们要从邓小平关于“综合国力竞争”的战略判断出发，大力普及科技文化知识，努力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水平，加大科技投入，重点发展高新技术，主动顺应当前的科技进步潮流和经济全球化趋势，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积极引进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内的当今世界各国所创造的一切科技进步成果，吸收和借鉴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经济管理经验；同时又要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风险保持清醒的认识，坚决维护国家的主权和经济安全，捍卫国家的根本利益，尽量避免和减少经济全球化可能给我们造成的损失。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我国科技和经济的新发展，在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