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陈布雷在沉沦中苦斗

国民党到重庆后的政策转向，使国民党庞大的军政官僚体系，加速走向了腐化堕落。蒋介石无可奈何，陈布雷空悲叹，尽力而为，无可奈何看着花落去。

1.陈布雷愤慨国民党走向腐化

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落脚重庆后，迅速走向了腐化。1939年以后，日军的进攻发生了变化，重点在巩固占领区，加强对中国共产党在华北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和大江南北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军事进攻，对国民党的大后方采取了军事上的守事，出现了“西线无战事”的奇特格局。1940年春，汪精卫在南京建立了汪伪汉奸政权，大肆进行卖国投敌的勾当，来不及撤退的国民党军队，有很多摇身一变成了伪军。国民党200多万军队和庞大的军政体系，忽然减去了正面战场的生存压力，一下子无事可做，不久就开始自找是非，反共的制造摩擦，有权力的走私贩运，无权的下级军官和士兵吸鸦片玩赌博，天天花样翻新。于是，国民党军政系统的腐化就成了不可避免的趋势。蒋介石为控制局势，指示军统局戴笠派出大量国民党特务，在共产党的地区进行活动；派出唐绍明率领特务在汪精卫处活动；对国民党自己的军队，也不放松，在陈布雷负责的侍从室内，成立了一个“经济情报组”，派陈方、李惟果、陈良三人具体负责情报处理工作，对国民党军队系统，进行监视，如对在新疆主政的张治中将军进行监视，直到1947年才结束。

南京国民党政府向大西南迁移之后，蒋（蒋介石）、宋（宋子文）、孔（孔祥熙）、陈（陈果夫、陈立夫）四大家族，利用战争时期的新情况新条件，大发国难财。在大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国民党当局实行对民众发行公债、专买专卖等项措施，其结果使官僚资本在抗战时期迅速膨胀起来。随着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扩大，国民党各级党政官员和军政官员较之以前，其腐败的速度日益加快。1942年国民党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和中央银行国库局局长吕咸利用职权，贪污国民党当局发行的“同盟胜利美金公债”1000多万美元，引起了社会公愤。国民党参政会参政员和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等，均提出了对孔祥熙的弹劾案。蒋介石出面让陈布雷为孔祥熙做说客，免于在参政会上公开暴露此事。陈布雷以公诸此事恐怕引起国内国际极坏影响为借口，力劝诸提案者撤回提案，改由孔祥熙作书面检查，交蒋介石严办。参政员让步，在大会上提出质询，亦颇为轰动。陈布雷索性把质询案从大会上提走，并嘱新闻界进行封锁，不得报道参政会关于此案的消息。后很长时间，国民党《中央日报》才发一则孔祥熙、吕咸辞职，贪污之款分期吐出的消息。抗战时期的国民党，走向迅速腐败的道路。

在重庆，蒋介石的四个办公地点之一——黄山，就是赌场。1940年日军飞机频繁轰炸重庆。日机轰炸重庆，第一次是1937年12月，结果是平民百姓死伤2万多人。第二次是1939年5月，市民死伤5000多人。第三次是1940年，炸死平民4000多人。1941年第四次轰炸。轰炸导致几千人遇难和整个社会的恐慌。为躲避飞机轰炸，侍从室选择重庆长江南岸的黄山，为蒋介石修建官邸。黄山本无名，重庆白礼洋行买办黄云阶买下后，定名“黄山”。这里地处风口，花木茂盛，风景秀丽宜人，空气清新凉爽，静谧悠然，为重庆避暑胜地。黄山主人黄云阶嗜赌如命，国民政府流亡到重庆后，黄云阶在自己的公馆内，经常邀请国民党军政要员和金融界大亨来此避暑，几乎天天都有人来日夜狂赌。有天夜里，一场豪赌，重庆美丰银行的老板康心如几乎把银行的存款全部输光。当康心如心惊胆战地签署了到银行取款的凭证交给赢家杜月笙时，没想到杜月笙却不动声色地当众把“凭证”烧掉，轻轻一笑说：“朋友好玩嘛，怎么就认真了！”杜月笙初到重庆，以此来博得川帮银行的好感。整个重庆时期，这里是国民党官场和社会“名流”的“赌窟”。黄山还有孔祥熙家孔二小姐的一幢豪宅，有正房26间，是黄山最大的建筑。蒋介石在黄山的办公地——“云岫楼”、“松厅”和“草亭”三处的建筑面积加起来，还没有她的住宅的四分之三大。在当时，孔二小姐的住宅可谓豪华至极。

国民党在重庆稳定下来后，于抗战十分消极。时国民党当局在加强对大后方统治的同时，其军政大员捞官的捞官，捞钱的捞钱。抗战后期，蒋介石觉得陈布雷跟随自己多年，十分忠诚，遂决定任命文官长于陈布雷，陈布雷坚辞不受。为此，蒋介石很生气，认为别人此时都一日十迁而不嫌快，唯独陈布雷这么固执。宋美龄亦来劝说陈布雷，也无效，转而责怪陈布雷顽固。陈布雷虽未接受蒋介石的任命，但其深得蒋介石信任，此为国民党军政大员所深知。国民党之宣传教育方面要事，均少不了陈布雷参与决定。

汪精卫叛变投敌充当公开的汉奸后，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唾骂。1940年1月中旬，蒋介石嘱陈布雷撰写《告军民书》、《告友邦人士书》。陈布雷受命，闭门谢客一周，草成两稿，呈给蒋介石。经蒋介石指点再度润色后，1940年1月24日发表。《告军民书》揭露汪精卫卖国阴谋，激励前后方将士奋勇抗日。《告友邦人士书》希望彻底认识日本狼子野心，对日本要迅速作出有效制裁，万勿养痈遗患。

1940年2月，陈布雷奉命在重庆中央训练团召集国民党中央及政府各机关司长以上长官会议。蒋介石步入会场时，见许多军官帽子都没有戴正，皮带没有缚紧，乃怒骂群僚颓废。会上，蒋介石讲演儒家的道统学说，以《大学》、《中庸》和《礼运》为中国政治哲学宝典。侍从室要员唐纵总结蒋介石的讲演为“政治以人为本，治人以修身为本，修身以仁为本，仁以诚为本，知仁勇为人之三达德，择此至善，由博学、审问、慎思、明辩、笃行完成之”。蒋介石讲完后，召集群僚进行讨论，问诸人有何意见和学习心得。与会者相继发言，最后蒋介石做总结，指出“许多真学问，全靠个人去研究，不研究不会有进步。许多困难，全凭吾人去克服创造”，否则抗战就不会取得胜利。面对着国民党军队抗战兵败如山倒的局势，1940年2月底，蒋介石在广西柳州会议上，对白崇禧、陈诚各降一级；对第38集团军总司令徐庭瑶、37集团军总司令叶肇两人撤职查办；对张发奎记一过，共计处分12人。3月初，蒋介石命陈布雷为其准备讲稿，3月9日的会议上，蒋介石再度讲《大学》、《中庸》，对《哀公问政》一章，进行详细讲解，听者不敢走神。

从1940年春开始，日军飞机频繁地轰炸重庆，陈布雷经常在防空洞内撰写文稿。体力再度逐渐不支。无奈，5月下旬到重庆附近老鹰岩村乡间别墅进行休养，山居期间仍为蒋介石修改讲演词。闲时读些陆游等人的文字名篇。从6月开始，陈布雷撰写回忆录第二册（第一册于1936年夏在庐山写成）。回忆录从陈布雷出生写到1939年五十岁生日。50岁以后最后九年没有再写。出版时两册合成一册，共7万字，记叙了他50年时间的内家庭生活、求学经历以及办报和从政的生涯。同时，陈布雷从1935年3月起，天天写日记

，直到去世。1940年夏天时，大后方物价飞涨，人心浮动，囤积居奇者甚多。蒋介石闻后，下令缉捕重庆囤户。缉捕后，孔祥熙暗里活动，全给保释出来了。国民党官场内外，闻此丑闻，悲叹国民党风气日下。陈布雷将此情况报告给蒋介石，蒋介石也只是一怒了之，未把孔祥熙若何。这样一来，导致囤积居奇无法控制，重庆粮食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9月中旬，重庆又开始连续遭受日机轰炸，蒋介石的侍从室受到很大损失。日方广播造谣说：蒋介石的秘书陈布雷，已在7月间被飞机炸死。此次轰炸，身为侍从室主任的陈布雷为部下向蒋介石请求救济。重庆遭如此轰炸，可每至夜，弦歌之声仍不绝于耳。不少人沉溺于纸醉金迷之中，无心抗战。侍从室于重庆粮食问题，提出具体统制粮食办法六项。陈布雷两次呈请蒋介石批准粮食统制，9月下旬获准。

10月，德意日三国军事同盟条约签订后，德国法西斯头子戈林于10月5日约中国国民党政府驻德武官桂永清密谈。戈林夸大日军优点和中国军队弱点及中国在政治经济上的困难，诱中日战争“和平解决”。桂永清把此情况电告给蒋介石，并请求指示。侍从室收到电告后，第六组组长唐纵提议可以签附意见。陈布雷认为此事事关国家命运，“不可轻率以乱主帅之意念”，故再三劝说，侍从室没有签附处理意见。

入冬，陈布雷与张君劢等人在云南大理创办民族文化书院。朱家骅、张公权等任理事，陈布雷任董事长，牟宗三、彭学会等人任学院教员，下设经学院，经济学、史学、哲学与社会科学四个系。1943年因经费和生源问题停办。

1940年年底，重庆国民政府立法委员、中国银行顾问、中央大学经济系主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马寅初在重庆迭次公开演讲，斥责孔祥熙、宋子文利用抗战机会，大发国难财，重庆为之轰动。孔祥熙要求蒋介石处分马寅初，蒋介石下手令指示重庆卫戌总司令逮捕马寅初，押入贵州息烽监狱，关押四年。马寅初的案子引起了重庆的学潮。蒋介石授意陈布雷组织人制止学潮，陈布雷有自己的看法，但也不敢进言。只是退下来后，与侍从室成员谈大后方青年们的苦闷和怨声，谈重庆的败落情景。这年底，张群出任四川省政府主席，陈布雷以副秘书长接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工作，代秘书长职务。

1941年国民党进一步走向腐败。官场中，自己不做事，又不愿别人做，贪污大的无人敢过问，小的人物做了替死鬼者到处都是。大贪污者久居要职，无人敢动。陈布雷与同僚每每谈及社会上诸多丑事，既愤慨，又无奈。香港沦陷时，在港的国民党元老、左派人士、大批进步文化工作者和民主党派领袖，因缺少交通运输工具，未能及时撤退，陷入香港。是时，国民党大员孔祥熙之女孔令仪则占用飞机舱位把自己的洋狗由香港运至重庆。《大公报》为此做了一篇社评，评述了飞机载洋狗一事。昆明学生读后，群起罢课示威，声言打倒孔祥熙，学潮闹得无法收拾。国民党欲问罪《大公报》，《大公报》又撰文声明，洋狗系飞机师所为，以此来平息学生的愤怒，《大公报》上下人等，既愤怒，又深感直言之苦。

学潮越闹越大，蒋介石对此十分震怒。陈布雷嘱唐纵整理国社党材料，注意张君劢与敌伪及国社党的关系。蒋介石命令康泽前往昆明调查学潮是谁主使的。康泽调查数日，回复非国社党所为，蒋介石更加发怒。这当口，孔祥熙病愈出来活动，更增加了学生的愤怒。蒋介石闻知此事，与宋美龄生气。宋美龄护着孔祥熙，替自己外甥女辩解，蒋宋两人闹气多日。侍从室内部也在讨论如何处理学潮问题。唐纵与陈方认为，此次学潮，起自孔氏，直接压抑，不会有任何效果，弄不好，会越压越厉害。陈布雷不同意，认为“大凡一种运动，无不假用美名，如以其号召为有理由而不取缔”，则要误国。唐纵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孔祥熙辞职，陈布雷回答，孔祥熙不但不辞职，而且要登报，表示病愈视事。然后陈布雷叹息，孔祥熙对朋友、对领袖、对亲戚，都不该如此。

国民党当年跟随孙中山先生搞革命时，曾经励精图治，可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入政府为官者迅速走向了腐化堕落。1924年国民党东山再起，全靠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1927年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后，南京政府就一天也没有平静过。神圣的抗日战争不去全力以赴，剩下的除了走向堕落，就没有别的路可走了。20世纪40年代初，从深处看落脚重庆后的国民党的所作所为，它被历史所淘汰的命运，已成定局了。

2.处理中统、军统的矛盾和新疆事件

落脚重庆后，陈布雷经手处理的中统、军统矛盾和新疆事件，是两起典型的腐败案例。陈布雷没有办法，只能硬着头皮去处理，结果是几方面各有各的说法和各有各的解决途径。

国民党对内不断加强特务统治，是日益走向腐败的一个重要标志。国民党的特务系统分为两个机构。一个是陈立夫负责的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负责党务方面的情报与处理，具体负责人是徐恩曾。另一个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事调查统计局，负责军队方面的情报与处理，简称“军统”，具体负责人是戴笠。1932年“军统”的前身“复兴社”成立时，核心人物是“十三太保”（曾扩清、贺衷寒、康泽、邓文仪、酆悌、刘咏尧、蒋坚忍、杜心如、潘佑强、黄杰、萧赞育、戴笠、刘健群）。“复兴社”对外称“蓝衣社”。蒋介石的原意是以“复兴社”为振兴中华的骨干力量，代替国民党内部诸多腐朽老化的力量。但这个组织成立后，尤其是在国民党落脚重庆之后，大量的工作是对付共产党和大后方的进步力量。国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合法的，而军统却到处破坏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抓捕、关押和严刑拷打中国共产党人、进步人士和追求进步的青年与群众。张学良、杨虎城、叶挺、廖承志、罗世文、车耀先等大批进步人士和共产党员都是在这期间或被关押或被杀害的。

1943年4月，美国总统罗斯福特派美国海军部部长诺克斯，蒋介石派外交部长宋子文，双方在华盛顿签订了成立“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协定。从此以歌乐山为中心，纵横二十多里的封锁特区，就成了训练国民党特务、监禁共产党员、屠杀中国人民的魔窟。国民党的特务组织，既承袭了中国封建阉宦虐政和镖局的衣钵，也仿效了希特勒法西斯独裁工具黑衫党的凶行，暗杀、绑架、非法逮捕、关押、酷刑，举不胜举，罪恶累累。中国共产党和其他进步党派，及其社会各方面都坚决反对、抨击国民党特务统治，坚决要求释放被关押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国民党不但不听，反而变本加厉。1946年初，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长官马法五进攻解放区被俘。蒋介石迫于政治压力，才同意以释放马法五等人为交换条件，释放廖承志和叶挺。

国民党的特务暗杀，以军统局的戴笠最为凶恶。平时，戴笠穿着灰色中山装，胡须刮得青青的，见了蒋介石低头哈腰，十分殷勤地口称“先生”。等他回到特务处，学着蒋介石，对部属手下经常训骂打耳光。戴笠工于心计，脑子机灵，阴险残暴。抗日战争中期，他权力恶性膨胀，杀人如麻。在昆明，他杀害了孔祥熙的毛脚女婿林士良。材料上报给蒋介石后，蒋批示：“擅权嗜杀”。连“皇亲国戚”都敢杀，这还了得。蒋为此激愤地要枪毙戴笠，经萧赞育代请陈布雷求情，戴笠才免于一死。

1943年春，陈布雷从成都疗养回到重庆后，除参与陶希圣写作《中国之命运》，政务上工作亦十分繁忙。首先是出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校务委员，出席三民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而后，几乎每天都参加国民党官邸党政会报、参事会议、国防最高委员会会议、国府会议、军事委员会等各种会议。1943年，处理中统、军统的矛盾和新疆问题十分让他难办。

国民党中统局在抗战时期贩运伪钞，勾结日本，组织公司等，在社会上引起反响。军统与中统本来就有矛盾，军统抓住中统的把柄，发起攻击。1943年5月下旬，唐纵与陈布雷商量如何处理中统局问题。5月底，戴笠报告缉私署缉获中统局走私并贩运伪钞193万元。中统局副局长辩解说并非伪钞，请军统局放回。为处理中统局问题，陈布雷很伤脑筋。朱家骅保荐中统局陕西省调查专员为中统局副局长。陈布雷把此事商之于唐纵，唐纵说此事不好办，因为朱家骅和中统局的矛盾冲突已经表面化，此事莫如请示蒋委员长，请蒋介石裁定，陈布雷采纳其言。蒋介石因为自家和宋子文家、孔祥熙家都不干净，都有很大的腐败问题，所以对军统局的腐败和中统局的腐败，也没有办法，只能采取所谓的“控制”疗法。

中统局问题，十分复杂。1943年7月底，蒋介石下达手令给侍从室，希调郭紫竣或濮孟九至侍从室工作，令其主持业务如下：（1）审核两个调查统计局工作（军统局、中统局）；（2）秘密考察各机关办理中正手令之情形；（3）秘密考察后方新兵部队之纪律及其整训之实况，以及各地接兵征兵之业务，饬三位主任会商呈报。蒋介石之意在于减少中统局内部人事之纠纷，故把郭紫竣调侍从室工作。8月1日，陈布雷、林蔚文等商定蒋介石手令问题，陈布雷主张在上报蒋介石的呈件上附上处理意见：中统局负责人徐恩曾应加处分、不交军法执行总监部裁处。戴笠的军统为此上报了三次，执意要蒋介石把徐恩曾送军法执行总监部裁处，第三次报告，蒋介石才开始重视，限军法执行总监部半月审判呈报。中统局问题，陈布雷始终慎重处理，“主张扬清即是激浊，不必过分干与”。虽8月中旬蒋介石两次批令严办中统局问题，但陈布雷深知中统、军统之内幕，仍按自己见解去办，蒋介石也未再加追究。

1943年，新疆发生了所谓“四一二”暴动案、阿山暴动案和杜重远暴动案。盛世才将所谓“暴动”案和处理经过写了一个报告并附上了18件附件上呈蒋介石。蒋介石很重视这些东西，亲将报告和附件面交陈布雷，嘱其提出处理意见，陈布雷又将文件和报告一应等物，交给唐纵办理。

在1944年初，为新疆问题，中苏关系突然紧张起来。国民党内部，为新疆事件，不少人责备盛世才不会处事，酿成新疆问题不断发生并弄得中苏关系紧张起来。孙科、邵力子对此持论最为显著。苏联大使在重庆向国民党政府官员施加压力。孙科在中央训练团讲演，公开斥责国民党党内不民主，存在许多弱点，并要求公开发表。陈布雷把新疆问题和孙科高唱民主一事向蒋介石呈报，蒋介石对此深感头痛，不好处理。

盛世才是新疆的土皇帝，在新疆主政十年，生活上腐化堕落，政治上首鼠两端。在他主政新疆的最后几年，制造了不少骇人听闻的大案子。盛世才1944年离开新疆去重庆任职后，各种事实逐渐公开。案情大明，盛世才有阴谋。侍从室对新疆阴谋案，要签附处理意见。盛世才要求把案犯解来重庆办。陈布雷为此担忧，如果来重庆办理，必然引起国民党内对盛世才的极大反感。陈布雷对新疆案所签附的意见是：全案不来重庆办理，牵涉到人和事要查清，冤案要更正。蒋介石批准了陈布雷的意见，要求对盛世才仍要给其面子，全案不移重庆来，但原新疆教育厅长程东白、新疆省国民党党部委员兼《新疆日报》社社长宋念慈等可来重庆审理。陈布雷照此办理，下达蒋介石的旨意给司法部。

盛世才，1897年生，辽宁开原人。1917年留学日本，攻读政治经济学。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在广东韶关讲武堂结识该校教官郭松龄，之后随郭松龄投入东北军。1924年再度赴日本读陆军大学。1927年毕业后投靠蒋介石，在南京任参谋职。1930年盛世才应新疆省主席金树仁聘请入疆，协助金树仁统治新疆。1931年奉命镇压哈密地区发生的反对金树仁统治的事件，两年后，被提升为东路剿匪总指挥。1933年乌鲁木齐发生了倒金树仁的“四一二暴动案”，盛世才乘机起兵反金成功，旋当上新疆临时督办。上台后，宣布“民族平等，信教自由，澄清吏治、改良司法，整理财政，农村救济、扩充教育、推行自治”八条政纲，并表示亲苏亲共。鉴于此，从1936年至抗日战争爆发，中国共产党人陈云、李先念、滕代远等先后在新疆与盛世才打过交道，盛世才也给予了很多方便。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与盛世才正式建立了统战关系，在乌鲁木齐设立了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邓发任中共驻新疆代表兼办事处主任。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和中国共产党敌后抗日根据地进入困难时期后，盛世才疯狂地进行反苏反共，蒋介石任命他为新疆省主席。他罗织所谓罪名把爱国民主人士杜重远下狱，牵涉无辜1200多人。1942年春天，蒋介石进一步委任他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他进一步反苏反共。在1942年秋天，勒令苏联撤走全部顾问、专家和军队，并将中国共产党员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重要人物投入监狱。1943年奉蒋介石密令，将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共产党员杀害。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形势好转，中国国民党却连连在大陆交通线战役中败北。为此，盛世才企图再次弃蒋。8月11日，将国民党住新疆要员黄如今等及其下属1000余人逮捕。国民党中央军迅速进疆，8月29日，蒋介石下令调盛世才任重庆国民政府农林部长。他离开新疆不长时间，新疆民众就发布了《新疆省全体民众讨盛檄文》，编写了《盛世才祸新纪略》，揭露控告盛世才对新疆民众的11年统治。国民党1945年撤销了盛世才农林部长职务并责成法院查办。后盛世才用重金贿赂，结果一切都没事了。1949年，盛世才也跟着蒋介石逃台，任总统府国策顾问。著有《牧边琐忆》、《新疆十年回忆》等书。1970年7月13日病逝于台北。

3.陈布雷无奈国民党走进腐败的深渊

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政策，导致了国民党大后方庞大的官僚体系和军政官员队伍日益走进了腐败的深渊。

1943年夏，国统区人心浮动，社会不稳，各地民变、起义烽起，帮会异教横行，学校风潮不断发生。为此，蒋介石手令陈布雷，嘱其分令各省市党部，竭力接近民众，深入民间，了解民情，“以宣导政府之法令与掌握当地之民心”。这年的7月19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纪念周上发表训话，说“现在各军事机关精神颓唐，工作毫无计划，无准备，只知道浪费，不知节约，只知消极，不能积极”。蒋介石越讲越生气，可是讲过之后，下面的情形毫无改变，该吃的吃，该喝的喝。戴笠的军统走私贩烟更甚，宋子文也组织起人枪参与走私，并且两批人马几乎发生火拼。军官贪污克扣军饷，党政官员搜刮民脂民膏，腐败现象越来越盛，遍地皆是。

1943年10月，蒋介石到开罗参加中、美、英三国首脑会议。当时蒋介石兼行政院长，孔祥熙任副院长。蒋介石出国期间，侍从室有些事情，要与副院长孔祥熙联系。某日，陈布雷在孔祥熙办公室与之谈完公事，正待返回，孔祥熙突然塞给他一个信封，内装一张一百万元的银行本票，并十分亲切地对陈布雷说：“你身体不好，子女多，负担重，战时物价高涨，我这区区小意，聊表心意。”陈布雷当即起身回答。“孔副院长，不行，不行，这样不行。”说完把信封和本票退给孔祥熙，寒暄几句，告辞回侍从室。事后，陈布雷与自己家人谈起此事，说孔副院长不仅不是关心，更有收买拉拢之意，拒绝是正确的。孔祥熙事后一点也不以为耻，反耻笑陈布雷不识时务。

1943年11月，蒋介石与陈布雷谈社会现实，很是低沉。蒋介石讲国民党党团没有多大作为，看报告都写得很好，没有人承认自己的缺点，而实际上一点成效也没有。调查统计局没有检举贪污不法上来，“可见做事不负责，也就是本身不健全，不敢检举人。当年满清腐化，所以本党革命得以推翻其政权，今本党党员，成了当年的八旗子弟，眼望自己的腐化，不胜痛心！”陈布雷听后，不胜感慨，安慰了蒋介石几句，说问题慢慢会解决的。几天后，孔祥熙因有事来看陈布雷，相互见面后，孔祥熙闲谈经济问题。他说：“财政经济在书生看来甚为复杂，其实很简单，即是生意经而已。”“我从生意出身，故能领略此道。”陈布雷觉得孔祥熙讲得很有道理，彼此谈了一些其他事情，旋即收场。

12月中旬，国民党召开行政院预算会议，孔祥熙在会上大发牢骚，说预算如此大，财政无法维持。现在中央公务员达30万人，日日增加，财政负担不了。孔祥熙在上面发牢骚，下面有人窃窃私语，30万公务员，“财政部占了16万人，孔部长何以不在财政部率先裁员减政呢？”时蒋介石忙于开罗会议前后诸事，无暇顾及此次会议。陈布雷参加了会议，听了孔祥熙大发牢骚，信口批评蒋介石，受了些刺激，精神很不愉快，半个月内不能恢复。想到宪政促进会问题，特种刑事法庭问题等，开始时蒋介石都已表态同意，现在又不同意了，下面老催，上面出现变化，问题真难解决。

面对国民党日益深化的腐败，1944年，国民党中央党部内，出现了“总裁不裁、中正不正”的标语。陈布雷把材料上报给蒋介石后，蒋震怒。批示陈布雷命中统头子徐恩曾限期破案，结果是“死活”没查出来，气得蒋介石大骂中统无能。还在1944年元旦时，侍从室成员在陈布雷、林蔚文的主持下进行团拜，然后去官邸向蒋介石致敬。这年初，为审阅敌情和内部腐化报告事，蒋介石几次催问陈布雷为啥不呈阅。陈布雷对部下私下讲，蒋介石常常不看公文，而又责备没有送公文去看。有些涉案腐化的报告，送上去也没有用，不是这个高官插手，就是那个大员“捣鬼”，要不就是蒋夫人“援手”，下属着实难办。陈布雷最怕的是给蒋介石办英文稿，中文送给蒋介石改了，翻成英文送宋美龄看，宋美龄要改英文，所改的英文又要译成中文给蒋介石看，蒋介石看后再次改动，如此往复，麻烦透了。

蒋介石的头痛事，不止一两个。1944年，大后方物价进一步高涨，民众生活苦不堪言，就连一般的国民党官员都叫苦不迭。社会风气日坏，贪污日多，国民党政治弱点日益暴露。社会上，批评国民党的舆论，与日俱增。5月中旬，国民党召开五届十二中全会，陈布雷为蒋介石撰写了开幕词。开幕词对当时言论自由的呼声、孙科高唱民主的调子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驳斥。会议中间，徐恩曾、潘公展、叶秀峰、程天放、张道藩、贺君山、康兆民、萧化之等进行会谈，众人皆痛恨国民党无能，希望十二中全会有些成就。康兆民对于国民党组织无法施展，颇为痛愤，甚至希望蒋介石对于领导方式有所改革，众人越谈越激动，越愤怒。在蒋介石那里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5月中旬，孔祥熙鉴于社会上对他的众多责难，向蒋介石提出辞呈。蒋介石嘱咐陈布雷把辞呈退回，并慰留孔祥熙。蒋介石问陈布雷，究竟外面对孔祥熙的舆论如何，陈布雷回答：“普遍的批评孔在做生意。北京政府时代买办与官僚结合，南京政府时代与官僚结合，买办在上海，官僚在北京和南京，中间有平津京沪距离；如今官僚、资本家，买办都在重庆合而为一。党内批评，孔祥熙无视党的政策，违背政府政策行事。”蒋介石说：“现在没有适当的人接替，你去劝劝他，收回辞呈。”陈布雷奉命，前往孔氏住宅，见了孔祥熙后，婉转地表达了蒋介石的意见，孔祥熙也说了所谓自己的难处，表示应当辞职，以谢国人。陈布雷回答：“不能因外间之非议而有所表示，愈表示反而增加社会的不安，止谤莫如自省，如果切实反省，改变作风，国家之福。”孔答陈所言极是。但此事过去后，蒋介石和孔祥熙谁也没有彻底改变行迹。国民党江河日下。6月1日，重庆按惯例举行国民月会，陈布雷在会上引申蒋介石对五届十二中全会纪念周的演说词，加以阐述：“抗战愈艰难，生活愈贫苦，此为意料中事，不必惊怪，希望大家安心工作。”会下，群僚认为此为精神安慰法，无补于事。

1944年6月4日，中国共产党代表林伯渠来重庆，与国民党当局代表张治中、王世杰进行谈判。中共代表提出要求：重庆当局准许中国共产党成立4个军12个师，并划边区为陕北行政区，直属行政院；撤除封锁线，中共进行合法活动，释放被捕的中共人员。蒋介石只答应成立4个军10个师，共他诸项大体许可。延安的来电，林与张、王的谈判案都经陈布雷之手，上呈蒋介石，下达蒋介石的指示案。

1944年春季日本在中国发动“大陆交通线”战役，国民党军队在日军的进攻面前，又一次一败涂地，失地千里，溃不成军。蒋介石于7月21日的黄山会议预备会上，发言声色俱厉，痛愤填胸，部下敷衍塞责，就怕讨论。蒋介石极度苦闷。陈布雷下属唐纵要入国民党党政高级班学习，陈布雷考虑眼下正值多事之秋，侍从室六组的业务不可一日无主，于是向国民党当局请求唐纵免训，获得批准。为“大陆交通线”战役事，蒋介石连日在黄山开会。蒋介石处理政事，如同处理家事，事事亲自处理，结果与主管部门长官脱节。蒋介石的穷忙，一应文件全落到了陈布雷头上，许多事情，都由陈布雷在黄山办理。陈布雷多次进言，对国民党党政问题应当进行认真整理，对党外各党各派与外国新闻记者，应采取化敌为友的原则；党团工作，后方党部应以完成地方自治为目标，沦陷区党部以对付共产党为目标，团部以训练为主旨。几经商谈，和多次会上讨论，蒋介石渐听其言，并有所完善。

1944年11月10日，蒋介石在重庆官邸召开特种汇报会，研究讨论对各党派态度问题，到会者有何应钦、吴铁成、张群、陈立夫、王世杰、潘公展、康兆民、陈布雷等。会议最后讨论结果如下：（1）对共产党以外之各党派应采放宽政策；（2）对民主同盟，分合不加干涉，听其自然发展；（3）民主同盟如成为第三大党时，须派人参加，谭平山为合选之人；（4）各党派要求合法地位时，可在事实上承认，如不与共产党合作，并可允许其各种社会活动；（5）对各党派均可合作，对青年党更可首先表示，本党（国民党）即可通饬各级党部不必与青年党冲突；（6）对共产党为唯一有敌性之党，本党（国民党）应即采取宣传攻势，从侧面反面攻击之；（7）对教会可多联络；（8）国际人士应多方联系。

11月11日，美国特使赫尔利赴延安，历10日而返重庆。陈布雷对赫尔利赴延安所引起的国共谈判，颇为忧虑，怕引起更大的麻烦。12月上旬，孙科往见蒋介石，陈布雷在场，孙科询问时局状况和对中国共产党的谈判情况，蒋介石当下对孙科、陈布雷二人讲：“联合政府不能答应，但口头上允许共产党参加政府，宪政可提早，并拟最近召开党员代表大会。”陈布雷听后也发表了自己的一些意见。

1944年春季开始的“大陆交通线”战役，12月中旬结束，国民党在8个多月的战争中，丧师失地，大后方人心动摇，国民党更加走向没落的深渊。国民党第九军自西北地区开赴贵州增援时，步行两个月，人困马乏，多数士兵患病，足破流血。沿途所见，部队尚未进城，全城店铺上板，户户关门。军中所携锅灶有限，茶水粥饭供应全成问题，黑夜无处容身。每在街头露宿，军民脱节，军政脱节，官兵脱节，士气低落。国民党的“军事第一、军人第一”，徒成口号，当军长讲演时，全军全体泪下。日本打通“大陆交通线”后，国民党外交部部长王世杰向陈布雷建议，国民党宣传应配合政策，现时“对共产党不必还骂”，“对苏联不必刺激”，但国民党当局不以为然，照老样宣传，仍与共产党展开宣传战。

1944年，国民党胡乱地闯过来了，1945年到了。蒋介石在1944年12月31日夜和1945年1月1日晨，进行了广播讲话清晨训词，表示新一年要革新政治精神和提前召开国民大会。

几年来，蒋介石对陈布雷领导的侍从室评价为“侍从室工作守成有余，开展不足，许多事不能积极推动，徒然谨慎小心”，开拓精神不够。几年来，陈布雷也很苦闷。国民党江河日下，无可挽回，他很忧虑。他想自己一介书生，跟着蒋介石，原本从事文字工作，现在蒋加给他的负荷太大，他有些受不了，故时常考虑进退问题，又怕增加蒋介石的烦恼，苦于自己用什么措词向蒋介石表达好。几年来，中国共产党蓬勃发展，沦陷区共产党力量日见扩大，但国民党当局毫无办法与中国共产党抗衡。因其党政军机构均已糜乱，办事无从下手。陈布雷评价当时的国民党“是发牢骚的集团，既无权力又无能”；而且1944年以后，政府当局新进的人，立论高，气势逼人，拼命拉着重庆政府向左边跑，时下“左”倾势力甚为抬头，“右”倾势力日渐低下。

1945年初，国民党最高委员会批准成立“战时政务委员会”的组织，侍从室的工作，决定不以专办公文与文字为主，主要任务是主动协调党政各方面政务工作。3月，王宠惠奉命出国，陈布雷代理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职务。

1945年春，陈布雷主要从事两件事，一为准备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诸文件，二为准备国民大会诸文件。国民大会问题，陈布雷主张国民党当局行制宪而不行宪。为此，他向蒋介石当面表达他的意见，蒋介石表示采纳。后王世杰同蒋介石进言并进行争论，蒋介石采纳王世杰意见，主张制宪行宪一起来。回过头来，蒋介石问陈布雷，“你为何如此胆怯！”陈布雷甚叹重庆国府威信日落，至为隐忧。1945年，参政会弹劾盛世才、孔祥熙两人，使他左右为难，不知如何处理。国事、工作事，使陈布雷长期痛苦，满面愁容。不时，对相知较深的部下谈：“抗战八年，发生许多严重问题，这些严重问题的来源，一则由于历史的积病，一则由于人为造成。人为造成是由于许多事情违反三民主义原则，今天许多问题都牵涉到最基本的问题，动动小处无济于事，动到大处，则顾虑太多，危险愈大，所以牵到根本问题就打消了。这些基本问题，如果没有一定精神，是不会有决心的，无论制度、人事、理论莫不如此。”“我对不起领袖，这些事情，领袖（蒋介石）之交给我做，可是我都打消了！我也知道这是一个错误，想改，可是改不过来，也许是身体的关系，也许是性格的关系！”陈布雷，空悲叹。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会上，陈布雷被选为国民党中常委员。官位越高，面对江河日下的形势，引退的念头也与日俱增。

二、参与处理复杂的外交关系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南京国民政府和重庆国民政府代表中国与同盟国打交道，就有一个外交关系处理问题。因为中国贫穷落后和国民党当局腐败，就使得当时的外交关系相当复杂、相当曲折。陈布雷处于国民党“中枢神经”的位置，也就顺理成章地参与了对外关系的处理。这中间最主要的是中美关系的处理。

1.陈布雷参与“复线式”外交

重庆国民政府的“复线式”外交，是陈布雷的侍从室二处于1942年提出的外交策略。它的基本意思是：外交要一方面凭双方的利益关系来处理；另一方面凭事情的正义曲直来处理，而二者都在重庆国民政府统一的外交方针下加以灵活运用，取相辅相成之效果。

1941年1月，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2月7日，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居里来华，会见蒋介石，并相约与周恩来会见。国民党侍从室闻此消息后，群议阻难之法，众说纷纭，莫衷一策。第六组组长唐纵向陈布雷建议，侍从室派一得力之人先于居里与周恩来见面之前与居里深谈一次。陈布雷十分同意这一办法，并给予采纳。2月14日，周恩来与居里晤谈，周向居里提供了国民党制造摩擦的若干材料，说明蒋介石如不改变反共政策，中国势必导致内战而使抗战停火，日本南进。居里把周恩来提供的情况向美国政府做了汇报。美国政府得到报告后，立即要居里正式向国民党中央提出声明：“美国在国共纠纷未解决前，无法大量援华，中美间的经济、财政等问题不可能有任何进展。”蒋介石见美国对他反共政策不买账，其反共气势也消了不少。

皖南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尽最大努力彻底粉碎了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政治上取得了极大的主动，国内外大多同情中国共产党，指责蒋介石的破坏抗日行为。3月20日，国民党的政军大员于重庆官邸进行联席会报。对中国共产党的反击行为，会上多数人认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王世杰办事不力，让共产党占了便宜。侍从室对此也意见不一。陈布雷认为王世杰是顾虑英美援华态度，不愿多作披露，但陈主张国民党宣传政策要跟上去，不应显得软弱无力。贺耀组则同情王世杰，认为“时机尚未成熟，徒然暴露弱点于国际上，会影响友邦之情”。

国民党自开展国民教育运动之后，留下了一个惯例，即每月召开一次国民月会，会上讲演儒家学说和蒋记三民主义。1942年2月1日的国民月会上，陈布雷作报告。报告说蒋委员长交下一部《明儒学案》，这部书是蒋介石自上年（1941年）5月起读，12月看完，书中内容逐句点批不漏。蒋介石日理万机，“犹能学而不厌，而吾辈常以事忙不能看书，诚万分惭愧”。与会者听了陈布雷报告，大多数叹服，少数人怀疑该书蒋介石只看一部分，其余全为陈布雷所为。

在重庆，蒋介石深知如支持长期抗战，中国自身武力财力都不够，于是在外交上求助于英美苏三国。蒋介石让陈布雷约宋子文、孙科来官邸商量求援事。他们几人经过商定，孙科先去莫斯科，宋子文后去。两位特使不辱使命，斯大林派出空军和战机250架，帮助中国抗日。美国方面，派宋子文、顾维钧去力争，促使美方态度改善。1942年2月4日，蒋介石乘飞机飞往印度，前去会晤美国罗斯福总统。行前，蒋介石嘱陈布雷为其保密。蒋介石去印度，其真正的目的在于英国政府要求蒋劝印度首脑帮助英国共拒日本，如果事成，中国能得一笔英国援助。蒋介石答应英国政府之要求，英方立刻表示欢迎。戴季陶和陈布雷均劝蒋介石等战争形势好转后再去。蒋介石回答二人：“你等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世界上如果一个45000万民族与35000万民族联合一致，岂不是一件前景非常美好的大事，此等事情，如果战争结束，英国政府还愿我去吗？”戴陈二人听后，无言以对，仅嘱蒋介石此行多保重。经过蒋介石、宋子文、顾维钧等人的努力活动，美国国会通过决议贷款给中国4亿美元，以加强中国对日作战所必须之经济财政与生产措置。英国政府通知中国政府，愿给价值5000万英镑的货物与中国作中国抗战物资。

皖南事变后，蒋介石嘱陈布雷加强对宣传工作的领导。自此，陈布雷每日阅读报纸和参考消息及不时研读三民主义周刊。7月时，王宠惠接任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职务，陈布雷才有些时间阅读清华大学教授钱穆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9月上旬，陈之好友《大公报》主笔张季鸾病逝，陈写文章悼念，高度评价了张的一生。10月，陈布雷奉蒋介石之命起草告各大学校长、教授书。

1942年，陈布雷身体十分衰弱，蒋介石夫妇对此很是关心。蒋介石问陈布雷身体何以如此积弱。陈布雷回答1927年以前还不是这样。蒋介石又问：“1927年是你入党之年，为什么入党之后身体越来越坏。”陈布雷跟着回答：“昔年未入党之时，社会上一切责难似与我无关，入党以后，觉党内不健全处甚多，而别人之责难，又无法辩解，内心痛苦是以忧郁。”蒋介石听后，思之良久，乃劝陈布雷注意身体。陈布雷表示感谢。陈布雷很多旧友朱家骅、程天放等，都不时来陈处问候。

这一年，重庆国民党政府在对外关系方面，有些事情比较难处理。侍从室第六组组长唐纵，向蒋介石建议，外交宜采用“复线式”，如“最近英国与印度问题，新疆与苏联问题，均需一面根据利害需要与其政府接近，一面依据正义是非主持正论，二者均在政府一个方针之下运用。”蒋介石对此计策比较欣赏。9月中旬，侍从室主任贺耀组、陈布雷等，交换了关于实施“复线式”外交原则的意见，陈布雷对这个原则表示很赞成，但认为实行起来技术上有困难。蒋介石此时在外交上有些采纳“复线式”外交的原则。

1942年11月中旬，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召开，陈布雷参加会议。会上，宋子文报告国际形势，顾维均大使报告英国参战经过，驻苏大使邵力子报告苏联抗战情况。此外，尚有经济报告、各省主席发言等。盛世才详细地报告了新疆情况，亟盼国民党中央支持。大会发表了宣言。会后，陈布雷评论，会场中情况比以前有所进步，但大会主席团，其精神不如以前。12月初，蒋介石调贺耀组出任重庆市市长，任林蔚文为侍从室一处主任。

1942年，国民党居重庆，大后方民心浮动，陈布雷日夜不安，常自叹自己“芭蕉之心已萎，春蚕之腹已空”。入秋后，请戚寿南医生为自己检查身体。检查结果，医嘱请假休养两个月，而且口腔牙齿必须尽快整理，并劝告陈布雷，成都华西医科大学口腔科居全国之首，最好去成都治牙。12月中旬，陈布雷交待一下侍从室诸事，赴成都养病。在成都，陈布雷一面养病治牙，一面与成都文化界人士多所交往，谈论民族文化，参观图书馆、博物馆，并应四川省主席张群之邀，参观游览都江堰等名胜古迹。1943年春，河南灾情严重，其省荥阳县尤甚，十室九空，一般乡民分赴田野分食麦苗充饥。民众吃树根、食人肉者大有人在。也是在1943年，蒋介石飞赴开罗，参加开罗会议。美国总统罗斯福知道国民党蒋介石与中共暗中尚有摩擦，特与蒋介石私下商定协议：“在战争进行期间，必须与延安携手前进”。

2.参与处理1944年的中美关系

1944年初，美国总统罗斯福致函蒋介石，向蒋建议，美国将派出观察团赴华北、陕北一带考察，请求蒋介石给予协助。同时，史迪威致函何应钦，各国新闻记者也联合致函国民党重庆当局，要求赴延安考察。陈布雷恐这些情况使蒋介石愤怒，其侍从室下属献策，莫如将计就计，顺风使舵，倘能因此使共产党问题有一解决，仍不失为一着好棋。陈布雷听其言，把一应信函上呈蒋介石。蒋介石对美国考察团，碍罗斯福关系，不敢深阻，对各国记者要求赴延安考察，初时不允，考虑一周后，下批陈布雷，允许去延安，并指示要有周到之准备。同时，自3月初始，同中共展开宣传战。陈布雷执行蒋介石批示，布置与中共之间的宣传战问题。陈布雷召集下属详细讨论有关宣传要点。侍从室讨论，除宣传要点外，应主张表示欢迎毛泽东来重庆商谈。这样，来与不来，对重庆方面都有利。陈布雷把这些问题呈蒋介石批阅，蒋介石认可。对中国共产党进行宣传战的材料之准备事项，全由陈布雷负责。对于外国新闻记者赴延安问题，陈布雷日夜焦虑唯恐外籍记者被中国共产党夺过去，唯恐暴露几年来国民党所宣传的真相，致使他几夜不能入眠。侍从室一处主任林蔚文多日来也甚为神色仓惶。

史迪威致函何应钦，提出有关中共七个问题，请重庆方面答复。其七个问题大意为：中共在1944年是否挑动内战或将于何时与国民党分裂，如果分裂，是否影响对日作战。重庆当局有无制止不法事件之有效办法。何应钦复文。侍从室得到复文后，认为有许多待商之处，于是将复文上交陈布雷，将意见与陈布雷面谈。陈布雷反复斟酌一夜，第二日，交下属唐纵整理，然后正式复文史迪威。

侍从室拟定上呈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办法，4月中旬蒋介石批阅后，转回侍从室办理，为了外国记者赴延安参观，重庆当局动员了各机关，忙乱了政府上层要人。

1944年6月下旬，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将来华访问。国民党新闻局局长董显光拟一英文欢迎词，陈布雷把其译成中文，向一些人征求意见，同僚认为，有关战后和平问题说得太多，当前抗日战争的艰难困苦情形与吾辈努力之道，说得太少。陈布雷将众人意见写在纸上，转给董显光，嘱其斟酌修改。1944年6月20日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抵达重庆，与国民党当局谈了日苏问题、中苏问题、中共问题等。重庆谈话以后，华莱士至中国各地视察，在成都，华莱士给蒋介石去一信，信上说他至各地视察，深感危机急迫而严重。蒋介石嘱陈布雷给其复函，函上谈了对待目前危机的办法，并说“如罗斯福总统有帮助中国解决危机的决心，蒋可下断然处置之决心，蒋派孔祥熙博士为蒋私人驻美代表。罗斯福总统代表，请即派来，以便共同计划军事政治经济各项大政”等等。7月初，华莱士离华，7月9日在美国西雅图发表声明，说中国需要美国人援助，但中国应作必要之改革。

华莱士来华，对蒋介石的最大帮助是支持他赶走美国人史迪威。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蒋介石被苏、美、英“盟国”推举为中国战区统帅，并成立了中国远征军，司令官先是陈诚，后为罗卓英，副司令长官杜聿明。当时，远征军中有中英美三方面军队，英缅军总司令是英军将领蒙哥马利，美军司令是史迪威。英美两方争当最高指挥官，令蒋介石十分为难，陈布雷劝蒋侧重美国。然而美军司令史迪威自视甚高，以太上皇自居，骄矜任性，逐渐与蒋介石闹僵，有时弄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1944年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来重庆后，对史迪威的骄纵跋扈也非常不满，于是支持蒋介石反对史迪威，要求美国总统罗斯福撤换史迪威。华莱士走后，1944年9月，美国总统罗斯福私人代表赫尔利和纳尔逊来中国。赫尔利为军事代表，纳尔逊为经济代表，蒋介石私人代表为孔祥熙。罗斯福在派出私人代表的同时，任命史迪威为中国战场总司令。初时，蒋介石不同意，但无奈。当蒋介石会见赫尔利、纳尔逊时，同时召见另一英国军事代表魏亚特，询问艾森豪威尔为英美联军统帅时英美有无协定，及其协定具体内容如何，为处理史迪威作为中国战场总司令的借鉴。史迪威任职中国战场总司令，其职权范围为：对中国战场所有部队，有指挥、考核、经理之全权，所有部队包括中国共产党的部队也在内。美国的舆论界，对国民党当局越来越构成威胁。蒋介石十分焦急，他私下问陈布雷：“美国是否有意逼我下台？”陈布雷回答：“不可能。”然而蒋介石却愤慨地说：“我何爱乎四强。”蒋介石与史迪威，矛盾越来越僵。最后，双方一直闹到美国白宫。史迪威中缅战役指挥不灵，外交又频频与蒋介石“打架”，罗斯福无奈调史迪威回国，另派魏德迈来华，中缅战役局势逐步好转，中美关系有所改善。面对美国外交上的批评与职责，使蒋介石大伤脑筋的是，时局日趋艰险，国民党无能，无力担起时下的艰巨任务。陈布雷观察眼下时局，蒋介石想改组国民党，但又无能为力。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人陈纳德率美第十四航空大队，支援中国的空中作战，可以说是抗战时期中美交好的一个标志。美国人陈纳德，1937年47岁来中国。1940年罗斯福总统批准他组织了一支近300人的“志愿队”，由缅甸来到昆明，经宋子文介绍，被重庆国民政府聘为航校教官。“志愿队”的中文全名为“航空委员会美籍志愿空军总队”，在当时又被称为“飞虎队”。到1943年第十四航空大队正式成立时，已经拥有1000多架飞机。“飞虎队”在中国战区空战机智勇敢，战绩辉煌。到抗战结束时，十四航空队连同它的前身“飞虎队”共击毁敌机2600多架，击毙敌军66000余名，击沉44艘敌军舰艇。蒋介石对陈纳德十分信任和器重，经常通过宋美龄把夸奖陈纳德的一大堆好话向美国政府转达，并表示对美国政府的感谢。为此，陈纳德也在短短几年时间里，由一个空军中校直线上升为军服肩章缀着两颗银色星徽的空军少将。1944年，陈纳德初遇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记者陈香梅，俩人开始悄悄恋爱。活泼飘逸、年轻貌美的陈香梅出身于外交世家，父亲陈应龙是英国牛津大学的博士，博学多才，在北大、北师大等学校任过教授，担任过驻美领事、墨西哥公使等职。陈香梅的外公廖风舒是廖仲恺的堂弟，廖承志的堂叔，是一位老外交家。陈香梅岭南大学毕业后，任职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二人结识后，陈香梅以新闻记者身份，往返于昆明与重庆之间。不久，二陈的脉脉含情，被宋美龄所知道。宋美龄也就做了一个现成的媒娘。1947年冬，二人在上海结婚。1949年国民党政府被推翻后，陈纳德由广州去台湾，最后返美国，1958年在美国逝世。

三、受降“接收”与侍从室要员的分化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从大后方东进受降接收，结果把一场接收变成了轮番的劫收。国民党在大陆，从此走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也是在这期间，侍从室撤销。侍从室一处主任钱大钧东进上海，出任上海市长，带头参加了劫收，贪污腐化搜刮、大肆中饱私囊。其他侍从室要员和骨干分子，经历多年风风雨雨，侍从室一处主任张治中、贺耀组，最后弃蒋走向光明；另一主任晏道刚因失职遭贬黜。侍从室二处主任陈布雷，最后自杀身亡；二处副主任周佛海投降日寇当汉奸，最后郁死狱中。侍从室骨干徐道邻，因向蒋介石进言被逼辞职去教书。侍卫长王世和因失职渎职遭“贬黜”，十年后又重回蒋介石身边。这些，也反映了国民党核心层的分化瓦解，及在大陆日益山穷水尽的历程。

1.受降“接收”与钱大钧的“钩大钱”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从大西南和大西北开赴日本占领区，开始接受日军投降，接收敌占区，国民党把接收，变成了劫收。

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重庆收到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广播消息后，整个山城沸腾了，人群汹涌聚集，汇成一股洪流，锣鼓喧天，鞭炮动地，人们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热烈澎湃的场面。陈布雷的儿女们也异常兴奋，在自家窗外放爆竹欢呼，陈布雷听了大怒，责备孩子们不该如此欢乐，尚在研究如何证实其消息。陈布雷的儿女也顶了他两句，然后就悄悄地跑到大街上庆祝去了。不一会儿，侍从室二处四组组长陈方打电话过来：“陈主任，听到广播了吗？日本投降了，中华民国万岁！”电话里却传来了冷冷的回答：“有什么可高兴的？困难的日子在后面呢。”陈方听后默然地放下了电话。等陈布雷的儿女们兴高采烈地从大街庆祝抗战胜利回来后，陈布雷仍是满面忧戚，毫无欢容。8月15日，国民党方面得知日本天皇宣告接受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后，蒋介石嘱陈布雷撰写告全国国民广播词，宣传发挥“不念旧恶”及“与人为善”的精神，对被击败的日本侵略者，不采取报复政策。

第二天，蒋介石接到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电话，催促蒋介石商谈受降接收大事。国民党开始忙于受降，由侍从室代表军事委员会、军政部拟出受降接收人员名单。林蔚、陈布雷两个主任把“名单”递给蒋介石，蒋介石看到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的名字，眉毛向上一扬，嘴角一哼，拿起红蓝铅笔，用红色的一端把朱德的名字删掉，最后写上一个“阅”字，签上“中正”二字。“先生，中共代表只有一人。”林蔚、陈布雷拿过名单，婉转地说：“共产党的抗日将领，至少也要有一席，对内对外也可说得过去，朱德也是理所当然的代表呀”。蒋介石蔑视的一笑，转而又沉着脸说：“要他待命，不过名单还可以再拟，我方人员也有点不妥。”隔一天，林蔚、陈布雷第二次拟出了受降“名单”，仍把朱德的名字开列之上，蒋介石再次删掉。第三次名单上，陈布雷还是添上了朱德的名字，蒋介石还是把朱德二字划去了。蒋介石就是不让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参与接收受降事情。

侍从室按蒋介石的旨意，将中国战区划为16个受降区：第1受降区，受降主官卢汉，接受越南北纬16度以北地区，办理地点在河内。第2受降区，受降主官张发奎，接受广州、香港、雷州半岛及海南岛地区，地点在广州。第3受降区，受降主官余汉谋，接受广东韶关、潮汕地区，地点汕头。第4受降区，受降主官王耀武，接受长沙、衡阳、岳阳地区，地点长沙。第5受降区，受降主官薛岳，接受南昌、九江地区，地点南昌。第6受降区，受降主官为顾祝同，接受杭州、厦门地区，地点杭州。第7受降区，受降主官为汤恩伯，接受南京、上海地区，地点为南京、上海两地。第8受降区，受降主官孙蔚如，接受武汉、沙市和宜昌地区，地点汉口。第9受降区，受降主官李品仙，接受徐州、蚌埠、安庆和海州，地点徐州。第10受降区，受降主官孙连仲，接受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地区，地点北平。第11受降区，受降主官李延年，接受济南、青岛、德州地区，地点济南。第12受降区，受降主官是胡宗南，接受洛阳、郑州、新乡地区，地点洛阳。第13受降区，受降主官刘峙，接受郑州、开封、南阳、襄樊地区，地点堰城。第14受降区，受降主官阎锡山，接受山西省，地点太原。第15受降区，受降主官傅作义，接受热河、察哈尔、绥远地区，地点呼和浩特。第16受降区，受降主官陈仪，接受台湾地区，接受日军投降地点由陈仪指定。

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向盟国投降签字仪式在日本东京湾美军的主力舰“密苏里”号上举行。中国战区代表，军令部陆军中将徐永昌，参加了受降签字仪式。9月9日，日军向中国政府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原国民政府中央军校大礼堂举行，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代表中方，日军驻华最高指挥官、陆军大将冈村宁次代表日方，分别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10月，蒋介石派熊式辉为东北行营主任，蒋经国为东北外交特派员，二人率部队赴东北处理和接受东北日军投降事宜。

1945年8月26日，重庆白市驿飞机场停了十多架“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的大型客机，中央各院部会的第一批接收大员，从不同地点汇集到了机场候机室，飞赴湖南芷江再转赴南京。国民党的接收，拉开了大幕。

在整个接收中，南京和各接收区的城市，呈现一片“升平”景象，闹市区的酒楼饭馆天天满座。国民党的接收大小官员，不少中、上级军官都混迹于酒楼妓院之中，八年的艰辛抗战，此时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众将官，大家都忙着抢夺钱财，抢夺房子，抢夺官位，抢夺歌女，抢夺车子。国民党新六军的一个师长居然为一名歌女在私宅中装了一部自动电话。

国民党军政官员对各地日伪财产的“接收”，基本上都是反复多次。先是军统局（别动队），二是地下军，三是中央军，最后是敌伪财产处理局。“接收”一次，财产就遭到一次劫抢。大量的“接收”大员对敌伪财产任意鲸吞、隐匿、变卖，化为私有。有的贪婪残忍官员，把一般民众的财产也诬指为敌伪财产而“没收”为己有。被“接收”后的工厂、商店、行政机构，基本是十室九空，劫抢破坏无遗。群众广为流传：“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一扫光。”老百姓愤怒怨恨之声遍地。国民党基本腐化透了。

在国民党东进“接收”的“地盘”中，属上海“最肥”，因此也是蒋介石最重视的地区之一。蒋介石任命侍从室一处主任钱大钧出任上海市市长，命令钱大钧把市府各局局长名单拟好送蒋亲自审核，同时蒋介石也亲自划定人选，如宣铁吾被蒋介石圈定为警察局局长。钱大钧听话，把当时一些很有名望的专家罗致为市府的局长，如工务局局长赵祖康（原上海市工务局局长、公路专家），教育局局长顾毓绣（原教育部次长），财政局局长俞鸿钧（原财政部次长），卫生局局长王祖祥（卫生专家）等，上报蒋介石批准。钱大钧还为了在上海地区指挥方便，特向蒋介石要求兼管上海地区的所有军权。蒋不但批准，还下令钱大钧兼任上海淞沪警备总司令，钱大钧又立即保荐他的连襟李及兰为淞沪警备副总司令。这一切布置好后，钱大钧率队东下上海“钩大钱”。

钱大钧，字慕尹，江苏昆山人，幼年家境贫寒，父母早亡，是他大姐把他抚育成人。钱大钧年少聪颖，从小立志于武功，在苏州善耕小学毕业后，向他大姐要了两块银元，考入江南武备学堂，以后又进入了陆军保定军官学校学习。毕业后东渡日本，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深造，出国求学以及日常的生活费用，为其岳父欧阳耀如所援助。学成后，回保定军官学校任教。钱大钧在日本士官学校时，参加了同盟会，资历同蒋介石不相上下。1924年夏6月，钱大钧与邓演达、何应钦、顾祝同等到达广州，参与黄埔军校筹建工作。因钱大钧精于兵器学，在黄埔军校初任兵器教官，代过总教官，兼任校本部参谋处处长。北伐战争时期，他任第一军军长何应钦属下的师长，既是蒋介石的亲信，又是何应钦的挚交。钱大钧虽是军人，但他的行为举止，彬彬儒雅，为人比较随和，没有什么架子，一口吴侬软语，一点也没有威风凛凛的军人气概。因为资格老，他对一些高级将领，都是直呼其号，从不称兄道弟。

钱大钧有两个夫人，当时人称“姐妹花”，大夫人叫欧阳藻丽，小夫人叫欧阳生丽。1930年时，大夫人欧阳藻丽重病垂危，担心自己死去后，子女受后母虐待，就向父母和钱大钧表示，希望钱大钧续娶她的三妹欧阳生丽为妻。她三妹生丽当时年仅18岁，长得楚楚动人，钱大钧欣然同意，生丽也不拒绝，临终前合理遗嘱，父母也无异议。不料钱大钧和欧阳生丽定情后，欧阳藻丽病情却开始日渐好转，慢慢恢复健康，钱大钧又得了小姨子为妻。钱大钧的这段风流艳史不胫而走，国民党军政要员经常和钱大钧开玩笑。

1935年钱大钧出任侍从室主任，办事格外谨慎。1936年夏，他与陈布雷协助蒋介石处理两广事变。两广事变刚平息，蒋介石飞往广州，侍从室第一处主任钱大钧率部随蒋到达，处理一些重要后事。两广问题解决完后，蒋介石把注意力转到陕西，要全力“督剿”红军，钱大钧鞍前马后，跟着蒋进河南、视察山东、入陕西。不想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1日，钱大钧赴杨虎城请的晚宴，喝到后半夜才回。听到枪声，前往察看，走至坡下，中间隔一草坪，觉得子弹密集射来。东北军士兵此时只要听见有人声，不论是谁，即举枪发射。钱大钧知道不能出去，只有回转往里走，不料已中了一枪，子弹由背部射入，洞穿右肺。天亮后，被护送到西安医院治疗。伤愈后，回到南京，蒋介石立刻把钱大钧关在监牢里，并责问钱大钧：“临潼火车开走，是否是预定的计划？你与张学良、杨虎城是否串通共同做的？”钱大钧说：“不是，我也挨了一枪，而且打中肺部呀。”蒋介石随后向张学良等调查此事，张学良证明钱大钧无辜，没有介入此次事情。经多方查证核实，才放过钱大钧。但钱大钧被赶出了侍从室。钱大钧后来多次对下属说：“幸亏被东北军打了我一枪，否则，百口难辩，我也早被委员长枪毙了！”所以他一直把血衣保存着，作为一生的纪念。

钱大钧嗜赌，俞飞鹏、林蔚、刘峙、钱宗泽等人都是他的赌友。钱大钧被赶出侍从室后，任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后来宋美龄辞去航空委员会主任职务，力荐钱大钧升任航空委员会主任。他主持工作不到半年多，便因贪污和私分航空军费，被人向宋美龄告了一状，蒋介石无法，只好把他撤职，改由周至柔继任。1941年经何应钦推荐保举，钱大钧出任“军委会运输统制局”参谋长，积极工作，亲赴仰光了解印缅战场情况，分析研究与提出了一些新的军队后勤物质供应方案，被蒋介石认可和采用。1942年钱大钧升为军政部次长。1944年钱大钧再度受到蒋介石重用，出任侍从室任一处主任。

1945年9月9日，钱大钧率队飞上海，出任第一任上海市长。在上海，钱大钧利用职务之便，大肆贪污，中饱私囊，大发接受财，人称“钱大钩”、“钩大钱”。但钱大钧有了第一次贪污的教训，急流勇退，于1946年3月，主动辞去上海淞沪警备司令职务；5月，辞去上海市市长职务，由吴国桢接任上海市长，他则回苏州息影园林。1948年的秋天，钱大钧再度被任命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大陆失败后随蒋介石去台湾。到台湾后，钱大钧任“总统府资政”，兼“中央评议主席”。1963年担任台湾中华航空公司董事长。钱大钧喜欢书法，晚年每天练写蝇头小楷，经常与文人雅士、书画名家往来，相互馈赠书画诗词。1982年7月21日，钱大钧在台北逝世，终年90岁。

2.张治中、贺耀组弃蒋走向新生

蒋介石1934年在南昌组建侍从室时，第一任主任是当时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林蔚。林蔚，字蔚文，浙江黄岩人，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在国民党军界资历较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成立后，他任铨叙厅厅长，执掌部队的人事大权。林蔚办事精细，不辞劳苦，不爱交游，熟谙军事，潜心工作，不预闻外务。担任侍从室主任后，为蒋介石分担了不少工作。抗战中，他和蒋介石一样昼夜不停地叫接长途电话，询问各战区战况和下达命令。他经常在半夜被叫起来听电话，而从无怨言。林蔚和陈诚是莫逆之交，又是同乡，有事总是互通电话商量。他和蒋鼎文也很要好，八年抗战中，林蔚曾两度担任侍从室主任。1943年随蒋介石出席开罗会议。1944年成立青年军时，青年军的中上级军官均由他亲自审定安排。陈诚任军政部长时，才把林蔚调去担任军政部政务次长，抗战胜利后又改任参谋次长。陈诚任总参谋长期间，经常赴外地视察，总参谋部的一切事务均由林蔚代拆代行。可能是他的性格内向的原因，一生只在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侍从室一处主任和军政部常务次长三个职位转来转去，倒是蒋介石的一个亲信幕僚长。

1938年底长沙大火以后，张治中由湖南省主席的位置，被调任侍从室一处主任。张治中，字文白，安徽巢县人，保定军官学校毕业，曾任黄埔军校教授部主任。北伐战争结束后，军校迁南京，正式称为中央军官学校，张治中担任教育长十年，在军事教育上一直是蒋介石的得力助手之一。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政府第五军军长、率军参加上海淞沪会战。战役结束后出任湖南省政府主席。1939年进侍从室，任第一处主任。张治中为人热情，易于接近人，办事能力强，说话灵活婉转，也很勤奋；他和各战区长官通长途电话时，说话诙谐风趣。他在蒋介石面前从不说不顺耳之言，他的意见大都能叫蒋乐于接受。张治中喜穿中装，夏天会客时，常穿一身绸褂裤，颇有一点中国古代儒将风度。后来，他调任国民政府三厅政治部部长，和中共打交道都是由他出面。三青团成立时，他任中央团部书记长，部队和青年军的政治工作又都由他掌握。盛世才垮台后，张治中又被调到新疆主政，并受到侍从室的监视，直到1947年才结束。

张治中治军和约束部下很严。蒋介石兼理四川省主席时，蒋介石、宋美龄住军校校本部，张治中（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和陈布雷（侍从室第二处主任）住军校教育长陈继承公馆内办公。张治中的一位随从副官王建成，身材魁梧，精明强悍，经常酗酒，而且好酒后打架，张治中说他多少次，就是说后还犯，怎么也改不了。有一晚上，王建成醉酒后，把陈布雷的随从陈玉山给暴打了一顿。第二天一上班，陈玉山就向张治中哭诉挨打的事情。张治中听后，气愤至极，立即把王建成叫来，问：“你为什么打人？”王建成当时还想辩解。张治中严词质问：“你是否打过人？”“不许讲原因，我只问你是否打过？”王建成只得说：“打过。”张治中二话没说，立即按铃把勤务兵叫进来，让卫队长立即把王建成送去禁闭一星期。从此以后，王建成再也不敢酗酒闹事。

抗战胜利后，他一直为国共和谈事业奔走，一时与邵力子齐名，一为“和平老人”，一为“和平将军”。也许是从黄埔军校时同中国共产党就有渊源，1949年4月北平和平谈判后，张治中弃蒋走向新生。

侍从室一处出任贺耀组（1889—1961），湖南宁乡人，原名叫贺耀组，字贵严。长大以后，他逐渐觉得这个名字既含有荣宗耀祖的意思，嫌既封建又太陈旧俗气。于是他把改“祖”字为“组”，又改别号“严”字为“岩”。贺耀组早年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16年回国后在唐生智湘军任职，1923年升任湘军第1师师长，1926年升任湘军前敌总指挥兼湘西防务司令。1926年7月随唐生智投靠广东国民政府，任国民革命军独立第2师师长，参加了北伐战争。1927年春任第40军军长、江苏省政务委员会委员，旋任京沪卫戍司令。1928年春任国民革命军第1集团军第3纵队总指挥，之后又任第3军团总指挥兼第40军军长。1928年5月，因第二次北伐中济南惨案事被撤职，后寓居上海。1928年秋后任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训练总监部副监。1929年春出任湖南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长，稍后又回南京暂代国民政府参军处参军长。1930年后，先后任徐州行营主任、甘宁青宣慰使兼甘肃省政府委员、国民革命军参谋本部第2厅厅长。1934年冬调任中国驻土耳其公使。贺在土耳其出任大使期间，进退举止有序有礼，仪态大方，邦交往还有节有度，从未有失礼之处，深受土耳其和其他友好国家使节的称赞。贺耀组在任大使期间，被国内授予陆军中将军衔，当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贺耀组的夫人倪斐君，容貌端丽，性格活泼，随行外交活动，在外交界颇著声名，为人所称道。贺耀组回国后，1937年接朱绍良任兰州行营主任，代理甘肃省政府主席，兼任甘肃省防空司令部司令，1938年春加上将衔，任甘肃省主席。主政兰州时，中共代表谢觉哉是贺耀组的湖南老乡，谢老的才华深为贺耀组所钦敬。又赶上国共合作时期，两家便时常过从。时间一长，贺耀组夫妇受到谢觉哉的影响，思想逐渐追求进步。贺夫人倪斐君在兰州积极参与抗日救亡活动，而且很有成效。在这里，倪斐君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8年秋贺耀组调任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兼调查统计局局长。1939年底奉派任驻苏联特使。在苏联期间，倪斐君在增进中苏邦交上，活动频繁，出力甚多，并促使贺耀组对中共的政策和立场有所认识和改变。

1940年秋，贺耀组奉命回国，接替张治中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一处主任，并兼国民政府行政院经济委员会秘书长和国家总动员会议常委兼秘书长。蒋介石对待官员，坚持“学非黄埔、省非浙江”。因为贺耀组是湖南人，属于非嫡系，所以蒋介石对贺耀组，不远不近，客客气气，一般是直呼“贺主任”。贺任侍一处主任期间，头上总是戴着土耳其帽，戴一副黑粗边眼镜，蓄着浓密的短须，不着军服，总是穿军便服或中山装；为人处事既非常谨慎、不苟言笑，具体做事都很爽快，从不拖泥带水，对蒋介石很是唯唯听命。这一点又得到蒋介石的赏识。贺耀组与陈诚一直是死对头，不论在任何场合，只要他两人见面，立刻就顶撞吵架。1941年春，有一天蒋介石午睡后起来后，立即阅读文件，批了两份报告，随后交给侍从室第一处主任贺耀组。贺耀组接过一看，不禁吓了一大跳。蒋介石把报告批错了。这两份报告，一份是请示惩办一个作战失误军官的报告，另一份是侍从室一个工作人员请批结婚假期的报告。两份报告放在一起送上去。蒋介石中午刚睡完觉，头脑还没清醒过来，就大笔一挥，在请批婚假的报告上，批了个“立即枪毙”四个大字；而在请示惩处的意见上，却批了“准假一周”四个大字。那时，正是皖南事变之后，中国共产党的强烈反击，把蒋介石的心搞得很懊恼，午睡也没有睡好，醒来后心神恍惚，把呈件批错了。这样颠倒的批件，贺耀组仔细地端详了两遍才相信批错了。贺耀组深知蒋介石的性格，干什么不容置辩，不能再送上去让蒋改批。于是，贺耀组就大胆地自作主张，在原件上用白纸贴补改正，加盖自己的私章，拿给书记另行缮正；又亲自签名盖章发下文件，才避免了这一颠倒批示的错误。

1940年6月5日，重庆发生震撼世界、骇人听闻的“六·五”大惨案。下午6时，紧急警报拉响，一直到后半夜两点才解除警报。其实，这次敌机一共只有三架侦察机，一架一架地分批轮番进入市空，每架盘旋约一小时后即飞离渝市，如此三架循环，先后约达八小时。当时，有一个大防空洞内，藏了两万多人，洞内黑暗，连最起码的通风口都没有，造成两万多人窒息而死。惨案发生后，舆论大哗，民众一致要求严惩失职官吏。后蒋介石下令将重庆卫戍司令刘峙、重庆市长吴国桢撤职查办，由贺耀组任重庆市长，川军将领王缵绪出任重庆卫戍司令。贺耀组在市长位置上，工作也是平平淡淡，没有什么建树。但他的夫人倪斐君的社会活动却十分活跃，因为上面有宋庆龄、宋美龄、宋蔼龄支持，身边有丈夫重庆市长撑腰，特务对她无可奈何。抗日战争结束后，1947年春贺耀组任国防战略委员会委员，1949年春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全国解放前夕，贺耀组听从了倪斐君的规劝，在国民党政府准备迁台时，夫妇二人先到香港，参与反蒋行列，在1949年8月13日李济深、龙云等四十四人起义的声明上，毅然签上了“贺耀组”三字。新中国建立后，贺耀组后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交通部部长，中南行政委员会委员兼参事室主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地方政协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民革中央常委。1961年7月16日在北京病逝。

3.徐道邻被逼辞职教书

徐道邻是侍从室的一位骨干人物，在抗日战争爆发前，为《外交评论》写了一篇题为《敌乎？友乎？》的文章，经过陈布雷几乎重写后，发表出来，然后又印成小册子，到处发行，颇有一定的社会影响。还都南京撤销侍从室后，徐道邻任职国民政府设计委员会。1946年重庆的一个春夜，蒋介石在官邸内召集设计委员会成员开会，研究讨论国际外交问题。参加会议的有主任委员陈布雷和设计委员会“八大秘书”。“八大秘书”是当时的八位设计委员，为留日的罗贡华、留英的徐庆誉、留苏的高传珠、留法的何方理、留日的傅锐、留德的徐道邻、留美的张彝鼎和留过日的李毓九，这八人都是留过学的专家。会开到深夜散会后，蒋介石把送专家们到会议室门口，当时徐道邻走在最后，为的是要给蒋介石提点意见。他不提还好，这一提意见，反而使自己被逼离开国民党官场。

徐道邻是江苏省萧县人，为北洋军阀时期皖系军阀段祺瑞的幕僚长徐树铮的次子。徐道邻从小受到严格的家庭教育，其父曾为他聘请两位学有专长的家庭教师，一位教古书，一位教新学，教授英语和德语，为徐道邻的中文和外文打下了扎实的基础。长大后，徐道邻留学德国并取得法学博士，回国后工作勤奋，研究刻苦，是八大秘书中的佼佼者。徐道邻的右脚有点跛，散会后，他走到了门口，停下了脚步，伸出右手，一边同蒋介石握别，一边准备好了要和蒋介石说话。

徐道邻握着蒋介石的手，表情温和地说：“委员长，我有句话想说，说出来或许不中听。”蒋介石因为晚上会议开得很顺利，此时情绪也很好，就语调平和地说：“你尽管讲，我也喜欢同你谈谈。”

“可能冒犯尊严。”

“你不必顾虑那么多。尽管说，尽管说。”

“我自从进侍从室，您看得起我，多年来有事总问问我。经国回国后，也叫我陪他在奉化溪口读书。今天，我斗着胆子，同您谈……”

“你有什么话，尽可讲，尽可讲。”

蒋介石语气缓和，脸上露出微笑，左手拍拍徐道邻的右手抚慰着说。徐道邻望着蒋介石那威势逼人的眼神，既敬畏，又有点畏惧。

徐道邻避开蒋介石的威严目光，挺一挺胸，把右手从蒋的手中抽出来，头向前微倾，鞠躬说：“奉劝委座，不要错过当前大好时机，及时引退，从此可以赢得全民美誉”。

“好，好！”蒋介石此时似笑非笑，神色仍然和善，“你的想法对，很对！”

“抗战胜利，及时引退，您的功绩辉煌。1943年，您在埃及开罗，跟罗斯福、丘吉尔会谈，在国内外的史册上流芳百世。”徐道邻说得很认真，很诚恳。

“好，很好，你的意见，我会郑重考虑。”

双方说完话后，蒋介石点头相送。

第二天，徐道邻上班后来到陈布雷办公室，把昨天奉劝蒋介石下野、急流勇退的事，告诉了陈布雷。

陈布雷听了，愣了一会，马上接上话：“道邻兄，你真有胆量，我是没有你这样大的胆子的。”

“我是想啥说啥，个人得失丢在脑后，不考虑。”

又隔了一天，陈布雷正伏在案头，专注地起草《告全国同胞书》，不时抽着三五牌香烟，办公室内弥漫着浓浓的烟味。蒋介石手托美国驻华大使送来的香烟，走进陈布雷办公室，把香烟放在陈布雷的桌上。这时，陈布雷才知道身旁有人，抬头见是蒋介石，忙把香烟从嘴中抽出来，丢进烟缸里，正待说话，蒋介石却先开口：“布雷先生，道邻劝我下野这桩事，你知道不知道？”

陈布雷小心谨慎地回答：“没有，不知道”。

“徐道邻这个人，不愧是将门之子，讲话很有魄力。好的，好的。”

“徐道邻果有此话？”

蒋介石略微沉思一下：“现在抗战刚刚胜利，全国一盘散沙，我怎么能下野呢？”

听到蒋介石这番话，陈布雷一时愣住了，不敢贸然答话。

“江苏省政府刚换主席，”蒋介石继续说：“我要徐道邻帮新的省主席的忙。”

“先生要他去帮什么？”

蒋介石叹了口气，似乎感慨地说：“唉，让他在省政府当秘书长，免去行政院政务处长”。

“他是否愿去上任呢？”

蒋介石仿佛不满地哼了一声，摇摇手说：“不，不能不去，愿意要去，不愿也要去。”

过了几天，蒋介石写了一张批条：“简任徐道邻为江苏省政府秘书长。”落款处署名：“蒋中正”。

陈布雷拿起批条，手颤抖起来，他深知蒋介石刚愎自用的脾气，无法再挽回了。他找到徐道邻，劝说了几句后，两人都沉默不语。

“我对行政工作不能胜任。”徐道邻打破室内的静默，横下心说：“辞去秘书长职务，我到上海去教书！”

不久，徐道邻携带他的德国夫人和两个孩子，到上海同济大学教书去了。

4.晏道刚、王世和遭贬黜

晏道刚是湖北人，保定军官学校出身。1936年夏初，晏道刚调任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当时，他是一个40多岁的大胖子。这时，陈布雷的侍从室五组收到一些关于东北军与西北军在陕西有“异动”的情报，上呈后，引起了蒋介石的警觉和注意。为确切获得情报和掌握西北动态，1936年夏末，蒋介石安排晏道刚任张学良“西北剿总司令部”参谋长，一手抓军事，一手抓特务工作，意在监视张学良和杨虎城两将军的行动，以便控制西北地区的整个局面。不料，晏道刚实在无能，对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兵谏”，事先竟毫无察觉，事先也没有向蒋提供一点有用的情报，几个月下来，使蒋介石对晏道刚十分不满。西安事变发生前，蒋介石到洛阳、西安，多次召唤晏道刚，询问这几个月里东北军与十七路西北军的情况，晏道刚总是傻乎乎地回答：“毫无异动。”其实，蒋介石已通过军统与中统的情报渠道，掌握了东北军和西北军早与红军有所接触、现在正在频繁接触的情况，因而，蒋介石正面训责晏道刚：“西北方面有很多情况，你难道一无所知吗？”晏道刚呆若木鸡，无言以答。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晏道刚也回到了南京侍从室，面见蒋介石。蒋一见晏道刚，勃然大怒，横眉怒目，拍着桌子大发雷霆：“你当了参谋长，简直像个木头人，对张、杨动态一点也不汇报，真是个无能之人！”晏道刚回想几个月的历程，写了引咎辞职报告，蒋介石在晏道刚的报告上批了“无能”二字，从此，晏道刚便被打入冷宫。后来，何应钦看到晏道刚精神萎靡不振，一幅失魂落魄的样子，念在多年袍泽的情谊上，给晏道刚一个高级参议位置，做生活上的安置。

王世和是侍从室最早的侍卫长。王世和与蒋介石是同乡，而且有点远房亲戚关系。王的父亲王良鹤，早年追随蒋介石，当过蒋的马夫和勤务兵。王良鹤为人精干，忠实可靠，蒋介石称他为老鹤头。老鹤头50岁那年，不想干了，于是就推荐儿子王世和续职。蒋介石私下里决定“面试”。隔了一天，蒋介石向王良鹤的店买咸货，让他儿子送几样黄鱼、带鱼来，每种各要十斤。很快，王世和照单送货，蒋介石盘问他品种、斤两、价格，共要多少钱。王世和逐一取货给蒋介石看，回答他的询问，然后用蒲包把咸鱼逐一包扎好，站在凳子上，整齐地悬挂在横梁铁钩上，把事情做好后，恭敬地向蒋介石行礼退去。蒋介石见王世和年轻力壮，身材魁伟，办事利索，心头窃喜，“面试”通过。王世和通过后，先入黄埔军校学习。王世和从进黄埔开始，就一直跟随蒋介石，北伐军攻下杭州后，王世和被派到浙江省防军司令部。不久，被委任为浙江新编补充第五团团长。1927年底，蒋介石下野后复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王世和奉调到南京，担任京畿警卫工作。1935年正式成立侍从室，王世和担任侍卫长。

王世和做事忠心耿耿，任劳任怨，有时受到蒋介石责骂，也毫无怨言。蒋介石个性暴烈，对下属时有训斥，甚至动手打人，王世和和戴笠两人，是挨打挨骂最多的两个人物。有一次，王世和在蒋介石官邸楼下饮酒、打扑克，怕被外人发现，不敢开灯，只点一枝蜡烛，而且用布将门遮住。正在畅饮时，不料蒋介石叫他，他连忙用布把酒和扑克包起来，急匆匆奔到楼上，蒋介石闻到他口中的一股酒气，二话没说，朝着他的脸上就是一巴掌，还踢了他一脚。王世和有个恶习，嗜好赌博。有时在蒋介石上床入睡后，深夜还溜到外面赌场野游，因而常常弄得日间精神不振，屡屡被蒋介石察觉而受责问。但王世和劣性难改，终被蒋介石探知。蒋介石大为恼怒，将王臭骂一顿，撤了他的职。

撤职后的几年里，王世和只在老同学的部队中任挂名的副职，混到1949年初才回奉化，住医院养病。蒋介石下野回乡，春节时，在丰镐房设宴，邀请乡里亲眷故旧团聚。宴会上，蒋介石举杯祝酒，说难得回家乡过年，新春佳节，请诸位来喝点淡酒，望大家多饮几杯。

王良鹤也是座上客，蒋介石特地站到老鹤头跟前敬酒，并问道：“世和多年不见面，他现在哪里？”

王良鹤微笑地回答：“世和儿在奉化治病，今天已回家了”。

“如何不来见我？快叫他来！”

王良鹤立即起身回家，领着儿子王世和来到席间。王世和见到蒋介石，马上立正敬礼。蒋介石上下打量了一遍王世和，拍拍他的肩膀：“唉”地长叹了一口气，说：“你不能再糊涂了，长此这样流浪也不好，还是回到我的身边来吧！”

王世和从此又恢复了侍卫长职务，代替了俞济时。俞济时当时是是以总统府军务局长名义兼任侍卫长的。1949年王世和临危受命，一直侍候蒋介石，直至20世纪60年代在台湾病故。

5.周佛海当汉奸病死狱中

湖南人周佛海，是侍从室二处副主任，为二处主任陈布雷引进的副手。周佛海早年，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13名代表之一。那时他刚从日本留学回国，中、日文底子厚实，口才辩说流利生动。以留学生代表出席中国共产党“一大”。“一大”之后，周佛海积极从事革命活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成为骨干力量。这一时期，他经常在中山大学和黄埔军校讲演，和共产党另一演说家萧楚女齐名。他演讲时，时而高昂、时而深沉的语调，果断而无比自信的手势，清晰如汩汩泉水一样的思路，仿佛是一首动人心魄的交响乐，激动着鼓舞着在场的听众，持续几个小时的演讲，像一块强大的磁石一样，把一根根铁针紧紧吸住。国共两党当时都很器重他，汪精卫、蒋介石、胡汉民都说他是一个人才。汪精卫对他更是宠爱有加。当时陈公博也是中共“一大”代表，也是能言善辩，口才论说不亚于周佛海。因而，汪精卫视他们为自己的左右手。蒋介石对周佛海也很看重。中国共产党刚成立时，就把全国的杰出人才，齐集到自己的旗帜下，随着时间的发展，有些人经不起考验，叛变和脱离了中国共产党，如陈公博、周佛海之流。

1927年春北伐军胜利攻克南京，国民政府在一片欢呼声中，由广州北上迁都武汉。周佛海与汪精卫、宋庆龄、陈友仁、何香凝、陈公博、孙科、宋子文等从广州到达武汉。蒋介石以北伐军总司令身份到达南京后，成立中央党部，建立国民政府，与武汉的国民政府相对峙。“四一二”大屠杀后，南京的国民政府在军事上占了优势。孙科、宋子文等离开武汉政府，归顺了南京政府。当时，周佛海以共产党代表的身份参加武汉政府，当得知汪精卫不久要向右转，揣测武汉形势不利于国共两党合作，必将出现分裂趋势后，于1927年7月初从武汉秘密登上长江轮，顺流直下南京，投入了蒋介石国民政府的怀抱。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周佛海写了《逃出了赤窟武汉》一文，在报上发表。从此周佛海180度大转弯，叛变了中国共产党。周佛海进入蒋介石阵营后，从1928年到1931年充当蒋介石的幕僚，在蒋桂战争、蒋冯战争、蒋冯阎中原大战等一系列国民党新军阀的战争中，写文章、起草文告等，服务于蒋介石身边，得到蒋的重用。为加强对江苏省的控制和管理，1932年蒋介石任命周佛海为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协助蒋之嫡系顾祝同治理江苏。当时的江苏省，省城在镇江，南京是国民政府首都，为直辖市。1935年正式建制侍从室时，周佛海经陈布雷推荐，进入侍从室，任二处副主任。

不管哪个阶级出身的人，最后都以世界观决定人的相处程度。周佛海早年留学日本，对日本特别有感情。大革命时期，和汪精卫也很要好，最终在对日本有好感这一点上，两人走到了一起。周佛海进入侍从室后，并不处理日常工作，有时为蒋介石起草文件，大多时间，与几位留日学者研究日本问题。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中日间的民族矛盾，逐步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抗日民族救亡运动一浪一浪地涌起。但是，周佛海对抗日的态度是消极的，低调的。在南京西流湾八号周佛海的小别墅楼房中，一些害怕抗日的官员、学者经常在那里聚会，成为当时颇有名气的“低调俱乐部”。为此，陈布雷劝告他：“佛海兄，不要闹得外面风声太大，影响不好呀！”周佛海不但不接受陈布雷的意见，反而变本加厉。

1938年底侍从室刚落脚重庆，周佛海就跟着汪精卫卖国投敌，辗转回到南京当汉奸去了。事情是这样的，1938年12月18日，按照事先的预谋，汪精卫的夫人陈璧君在重庆珊瑚霸机场，给空军打电话要飞机，说：“汪副总裁要去昆明视察，请空军拨机。”机场以“天气有雾，请示后再告”为由推托后，在中午雾散后的阳光下，周佛海以侍从室副主任的名义，急电空军司令周至柔，说：“周司令，汪副总裁要去昆明视察，委座知道的，请周司令即刻派机。”空军司令周至柔回答：“好，我马上妥善拨机。”周佛海在电话里笑着说：“谢谢周司令！望限一小时内到，勿误！免得副总裁知道反而不好。”周至柔遵命，派出一架大型客机供汪精卫使用。汪精卫、陈璧君、周佛海、陈公博、褚民谊、曾仲鸣等大批人员，乘着一长串汽车来到珊瑚霸机场。周佛海泰然自若，神态悠闲，好像是送行的样子，却一直“送”进机舱，飞机引擎发动后，他也没有出来，随着汪精卫一起飞走了。

面对周佛海的出走，陈布雷以私人名义电告周佛海，劝他回重庆，不能做出后悔莫及之事。周佛海接到陈的电函，心事重重，彻夜难眠，前思后想，内心里充满着恐惧和矛盾，最后还是把心一横，大小事只能尽人事，成败惟听天命！周佛海当时在日记中写道：“去留问题决决不下，烦恼之极，从未有过，十余年之历史弃于一旦，仍未免留恋。”1940年春3月，汪精卫在南京成立汪伪政权，周佛海担任伪政府财政部长、上海市长。在汪伪期间，他既替国民党军统做过地下工作，也掩护过中国共产党的游击队，左右逢源，想留条后路。

抗日战争胜利后，汪伪政权（汪精卫死得早）的陈公博、褚民谊、陈璧君等重要人员均被捕入狱。唯独周佛海由国民党军统人员押飞重庆，藏在磁器口缫丝厂军统办事处，妻子杨淑慧陪伴着他。蒋介石的意图是先把他隐藏起来，以防泄露底细。但是，民愤越来越大，汪伪政府被下狱的其他人抓住周佛海不放，蒋介石只得将周佛海押回南京，投入老虎桥监狱，等待法庭开庭公审。

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后，派人搜查周佛海在南京的寓所，结果查获日记本和不少金银珠宝，还有周佛海喜爱的40多枚印章，最大的有重十两、重十八两的田黄，重五两的鸡血，这样重的石章，极为罕见。同时，还查出其他名贵字画及善本书，让人叹为观止。

判刑前，周佛海的夫人杨淑慧找到陈布雷，哭哭啼啼地哀求委员长开恩。蒋介石让陈布雷劝她说：“不要急，我自有办法，你对他多加照顾”。过了几天，蒋介石关照陈布雷：“让佛海安心在里面蹲一阶段，以后再特赦。”陈布雷对杨淑慧没有明说蒋介石的真实思想，只是要她告诉周佛海：“安心在狱中养身，过一段时间再说。”

经过一段时间审理，汪伪政权代理主席、伪行政院长陈公博，被江苏省高等法院公审宣判处以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需生活费外，均予没收。

陈公博在苏州监狱临刑前，向陈璧君、褚民谊等狱友打招呼，向汉奸同伙告别：“我先走一步了。”

他走到监狱内的一个空旷的院子里，站定后，对执行的狱警说：“朋友，你也知道陈某人的脾气，请多帮忙，不要给我多受痛苦！”

狱警说：“你放心，我会做得利索干净的，你在院子内散散步，调整一下心理情绪。”

陈公博慢慢地移动步子，行刑者跟在他后面，一圈，二圈，最后“砰”的一声，陈公博应声倒地，伏在血泊中。

来监刑的侍从室人员，把这一情况回去报告给蒋介石。没想到蒋介石居然替大汉奸说：“蛮好，蛮好，这是民族气节，不得不这样做。”

法院公审周佛海时，南京群情激愤，高呼惩办汉奸卖国贼，著名法学家周鲠生等多人呼吁严办，判处死刑。

蒋介石则有他的考虑。周佛海进入汪伪政权后，始终没有中断和重庆国民党当局的联系，通过戴笠的中统，某种程度上充当了一个“双面人”的角色。所以抗战胜利前夕，蒋介石要戴笠积极拉拢周佛海，怕他投向中共，并亲笔密函周佛海，委任周佛海为“京沪别动队”总司令，负责维护沪宁一线治安，保存武装实力，“共同防共”。这纸密函，始终由周佛海夫人杨淑慧保存着，密藏于香港银行的保险箱内。周佛海由重庆押解南京公审时，杨淑慧请陈布雷转告蒋介石，如对周佛海有万一之举，她即向国内外公开其密件。因为周佛海多年帮助军统，蒋介石经过筹划运作，由国民政府下令特赦，免除死刑，改判无期徒刑，服刑终身。

周佛海关押在南京老虎桥监狱里，虽然没有自由，生活却得到优待，住单人房间，伙食可自选自备。但他心境很是狭窄，终日忧郁成疾，没有几个月就病死在狱中。周佛海的尸体移至殡仪馆后，在一个月色昏黄的晚间，陈布雷以私人名义出场视殓，抚慰杨淑慧。

周佛海的政治生命就这样惨淡地结束了。

侍从室的12年，也培养起了一批人。国民党蒋介石在组建和建设“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的过程中，也招揽了一批很有才学的留学生和才华之士，如李惟果、陶希圣、俞国华、唐纵、沈昌焕等人

，有的后来到了台湾后还很有作为。

第五章 陈布雷在沉沦中苦斗

一、国民党日益走向腐化堕落

二、参与处理复杂的外交关系

三、受降“接收”与侍从室要员的分化

第五章陈布雷在沉沦中苦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