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布雷的家事，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一是陈之祖父和父亲，一手建立起了陈家的家业，属于传统乡绅治理模式；二是陈布雷接受近代教育之后，把一家众弟兄都带出了乡下，成为了近代知识分子官宦之家；三是女儿陈琏背叛家庭，投奔了中国共产党，把一家带上现代知识分子之家。这一连串的经历，又构成了悲欢离合的凄凉家事。
1.结发之妻杨宏农
如前所述，陈布雷的家庭，经其祖父和其父两代人的艰苦创业，到陈布雷执掌家业时，在浙江宁波地区，已属中等之家。按照浙江乡俗，男女之间，均父母主婚，且儿女订婚又早，结婚也早。中等以上人家，其家庭主事者一般都有一房二妾三房小。受近代文化熏陶的陈布雷，并无此事。
陈布雷十岁时，经其舅父杨石蚕介绍，陈布雷父母主办，与鄞县杨家长女杨宏农订婚。杨家不如陈家富裕，属下中等之家，两家相距不远。杨宏农的父亲读过点私塾，其母亲性情温和，颇有家教，故其家庭有些文化气氛。杨宏农幼时聪明、活泼，深得父母厚爱，其二老亦常教给杨宏农《女儿经》等。杨宏农11岁时，族人杨石蚕某日来家，对杨宏农的父母说：“西乡官桥陈家恩儿，好学聪明，将来必有所成；且陈家家境又很好，欲托亲给陈家，不知咱这里如何？”杨宏农父母听后，也知陈家的为人，经过几天考虑与了解，遂让杨石蚕给跑跑孩子的婚事。杨石蚕通过陈布雷堂兄陈屺怀疏通，几次商量，陈杨两家就定下了儿女终身大事。订婚之后，两家大人之间，常有亲戚来往，杨宏农逢年过节前来陈家一次，表示拜见。随着年月的日进，杨宏农人长得秀丽端庄柔弱，一副标准的浙江少女形象。对陈布雷为学日有长进，杨宏农亦不断喜上眉梢。陈家为未过门的儿媳出落得越来越落落大方，亦很满意。1909年，陈布雷与杨宏农在慈溪老家结婚，陈布雷时年20岁，杨宏农21岁。婚后3周，陈布雷回杭州浙江高等学校销假上课，夫妻间有点依依不舍。陈布雷回到学校课堂时，赶上美籍教师洪培克讲授历史课。老师问：“你这位新来的学生何故迟到？”陈布雷红着脸，不好意思回答。有其他同学代答，说陈布雷请假回家结婚去了，才回来。洪培克对陈布雷说：“你年纪未满20，尚在就学之期，怎么这么早就结婚？”美国人对中国的民俗不甚了解，故对陈布雷的结婚显得很惊讶。一室学生，见此一位窘迫不知所答，一位惊讶不知所解，都忍俊不禁地笑了起来。
婚后，陈布雷继续在杭州读书，每半年回来一次，杨宏农在家青灯独守，日常帮助料理家务俗事，晚上闲下来，不时涌起对陈布雷的思恋。
1911年夏天，陈布雷于浙江高等学校毕业，回家小住旬日。晚上，夫妻两人坐下来，陈布雷告诉其妻：“我将赴上海《天铎报》馆任事，你在家要善处家事，好好照顾自己，我会经常回来看你。”杨宏农想到结婚两年，丈夫居家之日甚少，今毕业又要去上海任事，心中不觉有些凄然，但盼望丈夫事业上早日取得功名，自己再苦，也就忍了。于是强为笑颜说：“训恩，你去上海任事吧，不要老挂念我，我努力照料家务，我会照顾自己的，家中老人一应事项我也会细心照顾的。”陈布雷走时，杨宏农默默地送到他到大门外，直到小船渐渐远去，杨宏农始返身家中。陈布雷赴上海《天铎报》任事，只五个月，就回故乡宁波效实中学教书来了，每月回家一次，杨宏农心中自是十分欢愉。想起几年来的牛郎织女生活，现在已经结束，往日的愁绪，不免自然散去，人也比之过去，年轻焕发了些。如是两年，陈布雷、杨宏农夫妻生活十分宁静恩爱。
1914年夏天，陈布雷父亲的突然去世，一下子全部家庭负担骤然落到陈布雷夫妇身上。陈布雷一介书生，向来不会料理家事，其妻杨氏柔弱，也没有独自料理家务的经验，况又没有一个好的身体，夫妻俩为此终日长吁短叹，晚上坐下来，相对无言，默默含泪。在那段极为困难的日子里，夫妻俩咬牙坚持，挨过时日。陈布雷的父亲刚去世时，陈布雷的庶母悲痛万分，因不深知杨宏农的脾气秉性，常常为孤儿寡母无依无靠而掉泪。半年后渐渐熟悉，乃对陈布雷夫妇坦诚相对。陈布雷劝她有什么话直接和他说，不要与左邻右舍东家西家扯得过深。庶母从其言，于是每天晚饭后，庶母带着陈布雷之弟过来，陈布雷督其学习，庶母与杨宏农谈家务，婆媳之间相处甚好。
1914年5月，陈布雷长子积泉生，1915年秋，杨宏农生下次子臬儿。1916年冬，杨宏农生下三子皓。1918年2月，生长女细儿。杨宏农连育三男，乃得一女，其貌酷似杨宏农，陈布雷夫妇对孩子十分喜爱。这年春，陈布雷外舅60岁生日时，陈布雷献祝寿词一篇，携妻子杨宏农及孩子们前往祝寿，留住几日而归。仲冬，庶母去世。遗下三个弟弟一个妹妹，全部抚养责任又都落在陈布雷夫妇的肩上。陈布雷回忆其父去世时，自己曾想过，十年，等六弟长大后，就可交卸家事。今天事成这样，再离家外出工作，已遥遥无望了。每与其妻杨宏农谈及此事，夫妻俩深叹自己的命苦。
1919年，杨宏农怀二女儿怜儿时（即后来的陈琏），身体越来越坏。杨宏农本来就身体柔弱，陈布雷的父亲去世后，家务繁重，劳神费思，健康状况日渐下降。又生育太频，致气血亏竭，全身无力，面色浮肿而蜡黄。日常惴惴不安，担心临产时会出问题。夏天某日，与陈布雷对坐室内，忽垂泪相告：“我昨夜得一恶梦，梦见三姐（当时已去世）入棺，旁有多人哭送，我亦跟在其中，忽然见三姐棺旁有一新棺，上写一‘杨’字，此乃不祥之兆，恐怕我今生要不能与夫君结伴，白头到老，相依为命了。”陈布雷听后，好言相劝，说做梦根本没准，以种种解释进行安慰宽慰，但杨宏农未听进去，私下准备后事。陈布雷对此不知。9月，生下次女怜儿，略有血晕，十分钟就醒过来了。至六七日后，渐发高烧，右手右脚，感到麻痹，知觉神经，亦出现问题，舌发僵，渐发音艰难而不清楚，间或自狂而笑，找几个医师来治，均未见效。9月22日，气喘厉害，招陈布雷至病床前，频摇其头，示不可救。遂艰难地拉着陈布雷的手，不忍离去，吃力地说出“难受”二字后，气绝身亡。杨宏农母亲闻爱女病逝，竟昏倒在地。陈布雷大悲之极，发疯般抓起次女掷于窗外，但孩子落在天井的篾棚上，得免于死。后一周内，陈布雷昏昏沉沉，几乎走到精神分裂的地步。第二年，陈布雷把三个儿子寄养于宁波儿童公育社，把长女细儿留在老家托人照料，次女怜儿由外婆带去抚养。随后，离家出走，致使父子儿女，分四处生存，真乃艰难时世也。
2.举家迁往上海
1921年，陈布雷32岁，去上海《商报》馆工作。是年初夏，经陈布雷老师何旋卿介绍，与镇海大契镇王允默订婚。王允默，其貌不扬，小矮个，但频有文采，师范毕业，很懂家教。冬，陈布雷与王允默于宁波旅行社结婚。回家谒祭祖庙后，同去上海，居住于卡德路广安里之新居，与好友董廉三住对门。董廉三之妻王女士，也与王允默是同学，董与陈又很友好，两家同院，互相往来，谈天说地，好不愉快。年假以后，宁波儿童公育社结束，陈布雷的三个儿子均来上海与父同居。至此，陈布雷破碎两年的家庭又相聚一堂，开始了新的家庭生活。陈布雷的精神状态，亦逐渐好转。
一家居住上海，陈布雷的收入，一方面，逐年还债；另一方面，要维持家庭费用。陈布雷除在《商报》馆工作外，又先后在商务印书馆交通科和修能学社任事。赖王允默勤俭持家，家境勉强维持。1923年5月，陈布雷34岁，王允默生下一儿，排行第四，取名积哲。第二年7月（阳历）陈布雷五儿积皑生。为多增一些家庭收入，陈布雷辞去修能学社职务，到通商银行兼职。每月月薪70两白银，使家庭生活较以前有些充裕。这时，陈布雷上午11时去通商银行办公，下午5时离开，旋去报馆上班，夜半始回家，工作十分劳累。陈之诸儿，虽都在上海，但与其父接触甚少。为补充家庭收入，陈布雷又应《国闻周报》社之邀，每周为其撰时评一则，得月薪50元。
1926年8月，陈布雷六儿积明生。过十天之后，陈布雷患伤寒病，日渐加重，其夫人王允默甚忧，于自己“月房”中，强起而照料陈布雷，辛劳备至。
陈布雷在病中时，叶恭绰在北平闻之，寄来了300元钱给陈布雷治病，并说相念之深。叶恭绰，国民党一位元老，慕陈布雷的才华，称赞陈布雷，“全国报界中主持社论人才寥寥无几，其议论周详，文字雅俊者，在北唯颜旨微（颜为北京《盖民报》主笔），在南惟有陈布雷”。故有寄钱给陈布雷之事。
陈布雷的父亲去世后，陈曾苦心经营家业，然其少年时所读之书，其所形成的世界观已与其祖父、其父笃守家业之道迥然相异。举家居上海后，陈布雷诸弟先后来上海读书，借其兄之光可谓大矣。陈布雷经营家业，抚养家中儿女及诸弟妹，但给家中带来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经陈布雷一手教育出来的弟弟有：
陈训慈，毕业于南京东南大学。1929年任国民党中央大学历史系讲师，后任浙江省图书馆馆长，兼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对两浙文物搜求考证很有贡献。
陈训恕，早年求学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后留学法国巴黎大学和德国柏林大学。
陈训畲，毕业于上海同文书院，精通日文。抗战初时任香港《国民日报》社长。1941年起任国民党《中央日报》总编辑。到台湾后，初任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总编辑，继任《中央日报》社社长。不久赴香港任国民党中央通讯社香港分社主任，旋即任《香港时报》社长。
陈训惠，上海同文书院肄业后赴日留学。抗战时任外交部亚东司专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国民党驻美大使馆秘书兼远东委员会中国委员。新中国成立后在北京国际关系研究所任职，后去湖南师院任教。
陈训愿，亦留学日本，曾任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记者，昆明分社主任，总社采访部主任，后任台湾“总统府”秘书，《新生报》社长等职。
陈布雷1927年步入政坛后，其家庭开始仍安在上海。1929年春末，陈布雷六儿积乐生。陈因不常居家，诸事全靠王允默自己操持。秋，陈布雷移全家居杭州，居于小莲庄刘翰怡的别墅，十分清静美丽。杭州的秋天景色，十分宜人。陈布雷携全家游览西湖，但见湖光山色，那真是“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墉自古繁华。重湖叠献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
1930年底，陈布雷结束杭州教育厅职务，去南京任国民党教育部常务次长。住南京中央饭店，未带全家来南京，把家仍迁往上海居住。自己所住仅一间三等旅馆房间，外加一个书桌，一年之中，仅回上海探望六七次，余则全部投在工作上。
1931年12月21日，陈布雷随蒋介石在南京辞职，返回上海生活。回到上海，一下子跑出国民党内部互相倾轨、矛盾重重的政治圈子，顿觉如释重负。是时，每日与妻子孩子在家闲谈，亦常去市井小食共饮或偶去外地旅游，心情极为闲适，一家甚为快乐。然杭州方面屡催赴浙任事，令陈布雷十分扫兴；未几，离沪来杭州任职浙江省教育厅长。
1932年1月28日，上海爆发了日本侵略中国的一·二八事变。陈布雷去杭州任事，就绪后回来休息几日。1月26日返回杭州，事变发生时，陈布雷一家七口，全靠其夫人王允默竭力安排，举家避居上海合众公司楼上月余。值此战乱期间，王允默终日担惊受怕，恐其家庭发生不测。战事起时，沪杭电讯一度中断，陈布雷在杭州心急如焚。中间曾传说陈布雷有两个儿子失踪。陈布雷闻之更为焦急。2月，陈布雷回上海探视家人。其夫人王允默整理行装，坚持回故乡度岁，陈布雷顺其妻意，于是全家返回故里。
3.辗转迁徙的家庭
1932年夏，陈布雷仍在浙江省教育厅任事。时陈布雷大哥陈屺怀，独居杭州。陈布雷四弟任浙江省省立图书馆馆长。兄弟之间，时常来往，享受骨肉亲情相聚之乐。陈夫人王允默，亦从故里携全家来杭州居住。陈布雷最小的儿子此时已5岁，能认方块字，陈布雷回家，常带其儿出游玩耍。每逢星期假日，全家即同游西湖，或看电影共享天伦之乐。
1932年，陈布雷43岁。从这年，陈布雷身体状况开始下降。此后，每逢夏初，陈布雷精神疲惫，心烦意乱，健忘失眠，历一月左右，始见好转。
1934年，陈布雷辞去浙江省教育厅职务，赴南昌蒋介石行营任设计委员会主任。是年夏，陈布雷到庐山辟暑，其夫人王允默携两个儿子同往牯岭河西路54号。一家四口，每天晨曦初露，便出外观赏漫步，十分逍遥愉快。
1935年，陈布雷随蒋介石去大西南地区督剿红军和统一该地区。从四川到贵州，从贵州又到云南。在从贵州飞往云南的飞机上，陈布雷写了两封家书，托机师白利飞至重庆投航空邮寄。两日后，信达杭州，陈夫人王允默和孩子们见了信，为其信到达之迅速感到十分意外，且十分高兴。是年夏，陈布雷随蒋介石从四川峨眉山回南京处理国民党中枢诸事务。陈布雷乘此机会，请假回老家给其父亲办70岁的寿辰。陈布雷从上海携夫人王允默和众弟弟、妹妹之全家乘船回慈溪老家，合家团聚，热闹非凡。众家人皆以陈布雷于数千里之外，能及时赶回参加其父寿辰，非始料所及。陈布雷的大哥陈屺怀说陈布雷，虽然旅途劳累十分辛苦，而经历山川，开拓视野，增长见闻，则引为幸事也。家居两日，陈布雷转杭州、上海，回南京。1935年12月，国民党五全大会后，陈布雷接全家来南京居住。此时，陈布雷公务繁忙，有些积劳成疾，心情郁闷，遇事焦躁，不能自己控制自己，常向下属出言不逊。请医生看病吃药仍不见好转，陈遂向蒋介石请假一个月，携夫人王允默从南京回上海转杭州养病，在杭州过年。陈之诸儿均在南京未来杭州，陈之四弟送其子到陈布雷处给陈以精神安慰。陈对其侄甚喜爱，一个月后携夫人回南京。
1936年两广事变爆发后，陈布雷随蒋介石去广州处理两广事变，完后随蒋介石赴庐山，时中日关系很为紧张。侍从室第一处主任钱大钧劝陈布雷如有方便飞机的话，应把夫人接庐山一游。陈布雷认为所言有理，遂电嘱其夫人王允默乘飞机来庐山，小住数日，旋回南京。是年8月30日，陈布雷生母70寿辰。陈布雷携夫人与诸儿女回杭州给其母做寿。陈氏家庭亲戚，从各地来杭州者达四五十人。家人团聚，盛况空前，值战乱前夕，十分难得。
西安事变之后，1937年1月，陈布雷的各位孩子从各地回浙江滋溪官桥老家度岁，致函陈布雷，请陈回老家过年。陈因公务在身，未回。1937年春夏之间，陈布雷侍从蒋介石劳累成疾。5月，蒋回南京任事后，陈留杭州养病。后陈夫人王允默来杭州，每日陪陈布雷游览湖山，陈心情稍见好转。但每接到南京方面侍从室来函，告之事务与人事，又忧忧不乐。7月初，陈布雷携家眷去庐山疗养，时国民党当局不少机关要员随蒋来庐山，故陈之居处，常高朋满座。
时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陈布雷觉问题严重，于7月下旬结束庐山事务，携家眷返回南京。旋送家眷回浙江宁波老家。其夫人王允默的姐姐认为不必如此匆匆忙忙，这么多人就你陈布雷性急。陈布雷对夫人说：“把你们安顿好，我好专心任事，所以才匆匆送你们回去。”八一三事变，华东地区战事即起。1937年11月14日，陈布雷嘱其弟弟，马上回故里慈溪送家眷西行赴江西，原打算先去庐山，后考虑不妥，又改变计划，送全家入川。计划决定后，陈布雷挂长途电话告其夫人王允默，先至汉口接洽。另写一航空信寄往汉口，托人为之安排家属之事。11月23日，汉口方面来电，家眷于安全抵达汉口。小住一周，乘船西行入蜀，于12月7日到达重庆。至此，陈布雷才松了一口气。
抗日战争爆发后，陈布雷即与家人分离，随蒋介石中枢机关辗转武汉、湖南衡山、广西桂林等地，疲于奔命。1938年12月初，陈布雷奉命飞往重庆，事前电告其夫人王允默行程日期。“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何况两人已一年多未见面乎。陈夫人工允默提前一天从重庆北碚来机场迎候，其盼见之心实难述之纸上。12月7日，陈布雷乘飞机从广西桂林起飞飞往重庆，值重庆天气恶劣，差点迷失方向，飞机在涪陵降落，问明方向再度起飞。傍晚，飞机始在重庆机场降落。此时，心情十分焦急的王允默见陈布雷平安抵渝，离乱时重逢的心情，使她眼泪夺眶而出，禁不住脚下生风，迎上前去，扑倒在陈布雷的怀里。陈布雷见到此情此景，想起辗转流亡途中几度欲离开人世，心中亦十分激动，强抑几欲流出的泪水。
从1938年12月上旬到1946年3月下旬，陈布雷一家在重庆稳定的生活了7年零4个月。这期间，孩子们都出去读大学和参加工作了，王允默在闲暇时间，跟随陈布雷游览了四川的名山大川、古刹寺庙、名人故里。1946年3月24日，陈布雷携一家老小乘飞机东归。夫妻对四川、对重庆有依依不舍之感。到南京后，因住处问题一时解决不了，陈布雷一家来到上海。家在上海住了将近一年1947年初，一家才从上海迁居到南京市湖南路居住。
4.人世茫茫情依依
陈布雷自杀前，共写了12封遗书，其中一封是写给两个女儿的。在他自杀后的后事料理中，二女儿陈链第一个回的家，把写给她和姐姐的那一封遗书直接拿到手了，所以对外发表时没有这一封。已经发表出来的11封遗书，对国民党当时政治方面的评价与陈述，都是言不由衷的假话，因为怕给国民党的败局引来政治上的麻烦，怕给自己家庭中的妻子、弟弟、妹妹和子女带来不必要的政治麻烦和政治迫害。陈布雷写的那些话，只有对朋友的友情、对兄弟子女的亲情、对妻子的感情是真的。
陈布雷最难以割舍和不忍离去的，是他与王允默的夫妻情分。这在遗书中充分地流露出了夫妻诀别的情感。他写道：默君，我今自绝于人世，实在是一种无上之罪过。对于夫妻之间30年来你对之眷爱与深情，我竟先你一步而自弃于世，自私自了，实在有负于你。我知道，无论如何也无法求得你的谅解和宽恕。但宛转寸肠，我之自决，早已思量不止千百遍。我今日之如此下场，对于你来说，或许能减少你的牵挂和痛苦。我年将60，假如在武汉撤退时，或在武昌和重庆轰炸时遭遇不幸，也是如此结局。所以，退一步想，我希望君千万不要为我而过于悲痛。我尚有若干知心故友，当能照顾我的家属。人生至此，命也，尚何言哉！对于今后，你和你姐在日子过得孤寂凄凉时（王允默她姐姐的丈夫，抗战期间在重庆自杀。之后，其姐姐与陈布雷一家一起生活——作者注），可将在国内之三个儿子召回一人陪伴身边。后事如何，不忍预嘱。我一生爱惜名誉，今天却以如此不仁不义不智之“自决”下场而弃世，徒供世人说三道四，实在有负我的平生。然事属万不得已，君当了解出此下策，无可奈何。我的灵魂将永远依绕君之左右，肠断心枯，不忍再往下写。永别了！默君。
陈布雷在给儿女们的遗书中，也特别嘱咐了关于王允默的事。说：“我死以后，你母亲今后之痛苦不忍预想，你等宜体晾我的遗意，善为侍养，对你们的母亲倍加照料。皑儿最好能转近地，依你母以居，好好予以安慰护持。”在写给他四弟、六弟、八弟的遗书中，也说：“你嫂夫人允默今后孤苦可怜，我意彼可返居沪寓，惟弟等常常看顾而扶助之。临书依恋，不胜手足分离之痛。”
王允默在接到陈之自杀的“报丧”和处理后事的过程中，其悲恸欲绝的心境自不必说。处理完后事后，未亡人“陈王允默”在上海寓所着手整理《陈布雷回忆录》和陈之论文书札小品等作，及陈之50岁以后所记。1949年1月11日，在陈布雷逝世两个月之际，《陈布雷回忆录》由上海“二十世纪出版社”印行。王允默为该书写了“前记”，表达了自己的深深思念之情。她在“前记”中写道：先夫子布雷先生逝世后，“人天永隔，欲语无从”。兹值先生《回忆录》下厂印刷之际，“重读此三十年来，忧患倍尝、甘苦与共之生活记叙，心中凄戚，不能自己”。去年（1948年）夏天，“先夫子体弱过度，养病于庐山，”某日我与先生小坐闲谈，论及近来他之身体状况。先生忽然仰天长叹曰：“我母亲39岁去世，我父亲49岁去世，我今年59岁了。和我父母比起来，也算是人之长寿了”。谁曾料到当时无意之一言，“竟成谶语，今日思之，悲痛难平”。先生之《回忆录》，“为先夫子所自撰，于1939年夏续成于重庆郊外老鹰岩寓邸，自出生至五十岁止，所记为个人求学及工作经历，兼及家庭各事，特为检出先行付刊”。先生“人虽永逝，而精神文章得以长留人间，供人忆念，则平生之愿已足矣”。
1949年2月20日是陈布雷逝世百日祭，王允默又在上海《申报》上发表了祭文《悼布雷》，深深地表达了她的怀念相思之情。文中苦涩的笔触写道：“呜呼布雷，君之于我，犹如明灯，亦类指南，至今明灯陨落，南针坠毁，我这一叶孤舟，面临汪洋，将何以续航？”我与你生活30载，承君厚爱，无微不至，情好专一，朝夕侍奉。30载心力，略一疏忽，尽付东流，抱恨终天，追悔何及！先生默默自了，“结束一生，惨乎痛哉！”我常常叩首苍天，既然上苍已赋我君以才智，“更应赋我君以健康，如今饮恨终古，自听湮没，于世何补，于民何有，呜呼痛哉！”“今君中道捐弃，独留我虚度这人间最痛苦之岁月，遗恨太多，挥泪怆悼，夫复何言？”从遗书和王允默的文字中，说明了陈布雷与王允默夫妻之间的真挚感情。另外，陈布雷在遗书中也深情地嘱咐了众儿女。说他离开之后，希望儿女们一定要尽忠于国家民族，学会自立于社会，勤俭正直，坚忍淡泊，“以保我家优良之家风”。你等现在都已长大，当不需要我再嘱咐那么多。你们兄弟姐妹之间，一定要友爱互助，等等。在一个人谢世的时候，家人和朋友在一段时间里，感情的伤痛和心灵的伤痛，总是人世茫茫情依依。
5.女儿陈琏出走
1938年12月下旬，蒋介石去西安视察防务，陈布雷未随行前往，遂回重庆北碚，探视全家。陈布雷自抗战前与儿女们分离以来，已一年多未见，自是十分怀念。此次回家，见到众儿女，心中甚是高兴。众儿女见到其父，则更是十分欢喜，围绕其父，叙述别后之念。此时全家团圆，共享天伦之乐。时陈布雷大女儿陈琇，二女儿陈琏亦在重庆，其姐妹2人，1933年暑期，从其外婆家所在地浙江鄞县转学到杭州，随继母王允默来往奔波。是年夏，陈秀和陈琏均去报考杭州师范。陈琏报考幼师一年级，陈琇报考普师二年级插班生。发榜那天，姐妹俩人一早就去看榜。看其名字都排在最后，两人很懊丧地回家了。路上，陈琏认为此为其父关照进去的，心情很难过。到家后，姐妹俩人为之流泪。其四叔见状，赶往师范询问情况。校方告诉，姐妹俩均考得不错，此名单是按笔划排的，陈字繁体字为多笔字，在其名单的23人中，笔划是属于多的，故排在最后。四叔回家将实情告诉姐妹俩人，两人始转忧为喜；1937年底到重庆后，姐妹两人同在北碚小学服务了半年；后陈琏入北碚国立二中学生部学习，1939年7月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8年陈琇考入重庆沙坪国民政府中央大学。1939年夏，陈琏高中毕业后，考入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地质系。昆明后，在与其姐姐的一封通信中写道大后方学校的情况：
公子小姐固然不必谈，什么跳舞场、戏院子……现在就连最好的有热情有血气的人，也是一天天往下沉沦，喜欢痛快，坐茶馆一坐就是半夜……，一样是逃离现实的苦闷，找求安慰，找求麻醉……，在这样一个时代，不能忍受艰苦，不能吸取痛苦，只想发泄，只想遗忘，那抗战叫谁来坚持？哪还会有劲儿来建国？当然，好的，埋头苦于急起直追的人也还是有的，上封信我不是报告你一些消息吗？只是太少了。我是一个相当敏感的人，因此我常常有些苦恼。
1939年春4月，陈布雷积劳成疾，回北碚家中，携夫人王允默及两个孩子移住缙云山石华寺养病，疗养休息52天。疗养期间为蒋介石补辑1927年各年之日记和其他文字工作。6月底回重庆，其夫人和孩子等仍留在山上居住。11月下旬以后，陈布雷旧病复发。是时，其夫人闻知此事，忙携儿从缙云山来重庆日夜照料调治陈布雷。但好转甚慢，肠胃始终不好，人日渐消瘦。陈布雷不由心中暗叹，一年不如一年。
从1939年夏始，陈布雷的家庭，又一次发生历史性的变迁。7月，在四川省合川县国立第二中学读书的陈布雷的二女儿陈琏，在邓颖超的介绍下，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走上了与其父截然相反的道路。陈琏进入昆明西南联大地质系读书后，渐与中共西南联大党支部书记袁永熙要好，倍加关心和体贴患有肺病的袁永熙。陈琏在西南联大积极参加党组织活动，1940年春，任西南联大党支部宣传委员会。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特务在大后方到处搜捕共产党员和抗日救亡青年，经由中共云南工委党组织安排，陈琏去云南乡下个旧地区石屏县隐蔽，归袁永熙领导。离开昆明之前，陈琏给其姐姐陈琇（时在重庆中央大学读书）写了一封信：
细姐（陈琇的乳名叫细儿）：
时代既然决定了要在我和家庭之间来排演悲剧，我是无法拒绝的。我很想申辩几句，我很想得到你的谅解，然而在信里你说我能说些什么呢，我只有期待于将来，将来我是会被辩护、被理解的。
这里，我只希望你，尽可能地为我弥补我走后给家里留下的难以弥补的大窟窿。父亲那里特别需要你的安慰，随便你用任何方法，我都愿意接受，让一切爱我的人忘掉我，或者痛恨我，但不要让我而伤害了任何人。
细姐，再会了，我去的地方很远很远，我们也许永远见不着了，不要为我烦忧，多多保重自己。我，我自己也会留心。你放心，相信我，相信你的怜妹，不是随便给自己选择路的。这道路诚然会很艰辛的。但是为着祖国的自由，我没有别的话说。
陈琇收到信陈琏的信后，急忙禀告其父陈布雷，告之陈琏已经离开昆明，不知何去。陈家顿时处于惶惑不安的状态。时陈琏的八叔陈叔同在国民党中央社工作，遍找陈琏下落，毫无结果。于国民党三厅工作的翁泽永（陈琏的表兄），把此事向郭沫若做了汇报，郭沫若又将此事转告周恩来副主席。周恩来考虑此事可能牵涉到国共关系，答应并叮咛陈布雷一家，中共将在自己的抗日根据地内给予认真查找，两星期内给予答复。周恩来通过中国共产党组织线索，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找人，两周后如实相告：陈琏未进入解放区。陈布雷在重庆和昆明的报纸上刊登了寻人启事：“怜儿，见字盼即返家，父示”。陈琏偶然阅读后，戚然一笑。1942年，陈琏回到重庆后，转读重庆中央大学历史系二年级。回到重庆之后，陈琏准备去延安工作，行前为周恩来、邓颖超夫妇所婉言相劝：“现在是抗战时期，国共合作，你去了延安，你父亲来和我要人，你说我是给好，还是不给好？我还得把你从延安弄出来。”为考虑大计，陈琏乃停止了准备赴延安工作的举动。重庆中央大学毕业后，陈琏留校任教兼读在职研究生。
整个抗日战争期间，陈布雷一家居四川重庆，生活十分稳定。1942年、1943年和1945年的三年里，陈布雷因患病，离开重庆去成都等地小住月余，其夫人王允默陪同前往。余下时间，大都在重庆渡过。抗日战争胜利后，陈布雷一家随同国民党当局一起，沿江东下南京。原来打算居住南京旧宅，因该住宅被他人接收，一时又无合适住处，故陈布雷留南京任职，王允默携一家回上海居住，陈琏亦随继母前往上海。
1946年11月，南京寒风凛冽，国共第二次和谈破裂。陈布雷闻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即将离开，神情忧郁，沉默不语，衔着香烟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长吁短叹。一个月色朦胧的傍晚，陈布雷带着副官屈亦侨，夜访周恩来。
陈布雷坐车在紫金山下绕了一圈，最后兜到梅园新村17号中共代表团办事处，与周恩来谈了两个多小时。周恩来精神抖擞，毫无倦意，走到楼前花园左角时又和陈布雷谈了半个小时。庭院内梅花怒放，良久，陈布雷向周恩来告辞，周恩来送他上车，临别时两人紧紧握手。
“你的事我去办，你放心。”周恩来用坚定温和的语调说话：“再会吧，再见！”
陈布雷温和地说：“希望周先生再来，再来南京！”
说完，挥手告别，登车，周恩来站在门口，目送陈布雷离去。
陈布雷此行，完全是为女儿陈琏事而来。因为女儿陈琏，在抗战时期已加入中国共产党，希望日后周恩来在中共那边给予多多关照。
1946年秋天，陈琏由上海赴北平，执教于北平贝满女中，任北平职业青年支部委员，做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1947年8月，陈琏与袁永熙结婚，婚礼在北京六国饭店举行，陈布雷委托其六弟国民党《中央日报》总编辑陈训畲前来主办陈琏的婚礼。北平各界要人均被请来参加。陈琏于贝满中学教学时，同事田冲来家作客，与袁永熙交换过名片；后中共北平地下电台的一个报务员李政宣叛变，供出田冲；国民党于田冲家搜出袁永熙名片。因此1947年9月24日晚，刚结婚一个月的袁永熙、陈琏夫妇在北平被捕，旋解赴南京。在陈琏家中，未搜出任何东西，仅找到了几份青年同盟章程。因始终未暴露其共产党员的身份，在狱中，国民党未敢对陈布雷的女儿乱施刑罚。蒋介石获悉陈布雷的女儿女婿被捕之后，甚感吃惊，经多方查证，陈布雷与此事无关。其女儿、女婿也未查出真实身份，仅认为是“左”倾激进青年，就嘱咐陈布雷要严加管教孩子，不要再乱惹是生非，可领其女儿女婿出狱。1948年初，经行政院秘书长李惟果，外交部次长叶公超出面，陈琏、袁永熙二人先后于1月、4月出狱。出狱时，历行了国民党当局规定的“出狱手续”。出狱后，陈琏被送到故乡慈溪疗养，怀孕的第一个孩子分娩时窒息而死。陈琏身体十分虚弱。后从浙江去南京国立编译馆西洋史组工作。1948年秋天，陈琏与袁永熙去上海省亲，偶问及表妹翁郁文，有没有什么办法到山那边。当时“山那边”代表解放区，一句最为流行的话是“山那边哟好地方。”翁郁文当时是中共地下党员，事后，翁把陈琏夫妇的情况向上海地下党组织做了汇报。经翁郁文牵线，陈琏、袁永熙与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取得了联系。1948年冬，陈布雷自杀，办完丧事后，陈琏夫妇悄悄离开南京赴上海，旋从镇江进入苏北，长途跋涉，抵刚刚解放的北平。
6.陈琏的爱情悲剧
陈琏与袁永熙1949年春进入北平后，在团中央工作。袁在团中央学校工作部，陈在少年儿童部。是年，袁永熙因在出狱时履行了国民党当局规定的“出狱手续”，受到了组织上的错误处分。后去清华大学工作，1957年在清华大学被打成右派，旋下放到河北省南宫县劳动。
陈琏自与袁永熙相爱后，两人感情甚笃，艰难困苦，死里逃生，两人风雨同舟。1941年皖南事变后，组织上安排陈琏与袁永熙一道，去云南个旧地区乡下隐蔽。陈琏担心与袁永熙一块去就要结婚，因不愿过早结婚，故很有顾虑，不想和袁永熙一块去个旧地区。袁永熙知道陈琏的想法后，坦诚相告，一块去也并非要结婚，他尊重她的想法。陈琏为袁永熙的坦诚很是感动。两人遂一块去了个旧乡下。之后的6年，两人志同道合，共同奋斗，直至1947年才结婚。
陈琏是一位特殊家庭出生的人物，早年背叛自己的国民党官宦之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57年，袁永熙被打成右派后，陈琏的思想和生活受到了极大的震撼，遂使生活发生一次悲剧性的转折。1957年的夏天某日，当组织上把对袁永熙的处分决定（右派，开除出党）通知她的时候，她几乎懵了。悄悄地离开办公室，回到家里失声痛哭。摆在她面前的事情很明显，她背叛自己的国民党高官显贵家庭，走上新的生活道路，她不可能背叛这样一个家庭后，再去和一个右派分子组成家庭一道生活，否则就无法向世人解释她以前的行为。一般说爱情的力量可以战胜一切阴霾，但在政治斗争的角逐中，爱情一般都是牺牲品。
1957年前后与袁永熙离婚时，陈琏的内心十分痛苦，又十分矛盾。接到袁永熙处分的当天晚上，她与同事汪志馨深谈到夜半。她对汪志馨详细地诉说了她的家庭，诉说了与袁永熙走过的坎坷历程。诉说了自己一生的命运，诉说了此时此刻的矛盾痛苦心情，然后无限慨叹地说：“革命是多么残酷啊！以前，革命的敌人是地、富、反、坏，现在又要增加了一个右派。”“我成了右派的妻子，孩子的父亲是个右派，以后我怎么教育自己的孩子，又怎样做少先队工作呀！”是时，陈琏的心情是常人无法理解的。自己的丈夫被打成右派，回到家里，心情万般的痛苦和难过。陈琏并不理解反右运动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的偏差，相反，倒认为是袁永熙个人品质所导致。她认为袁永熙骄傲自大，个人主义太强，由此使他犯了错误，走到党的对立面。为袁永熙的处分问题，陈琏老是心烦意乱。作为女人，在家里常为此唠叨没完。袁永熙这期间心情更不好，两个人个性又都很强，家庭逐渐出现严重的裂痕，终于走上了离婚的道路。陈琏和组织上写了报告，决定和袁永熙离婚，在这样的背景下，两人走上了离异的道路。从1939年开始，到1957年，奋斗18年，就这样忍痛割舍了。
离婚后的陈琏，带着二子一女，艰难地生活，十分凄苦。在平时，她十分想念袁永熙，又十分恨袁永熙，恨袁永熙不该自己把自己搞到党的对立面上去，逼得一家妻离子散，不能团圆。离婚后，尽管陈琏的精神未被摧垮，而乐观向上地生活，可1957年后中国的社会现实，使在北京生活的她十分苦恼，随着阶级斗争扩大化，其父在过去的阴影，天天地伴随着她。1961年，组织上安排她去北京林业大学当党委书记。袁永熙在高校摔的跟头，已经使她吃尽了苦头，她不愿去，遂向组织上要求，离开北京，去上海工作。周恩来总理知道了这一情况，曾劝过陈琏还是留在北京为好，组织上对她比较了解，但陈琏于痛苦的心境中，未听其劝，还是坚持要走。1962年，陈琏去上海工作，临行前的一天，陈琏托袁永熙的外甥女孙士询通知袁永熙与三个孩子相会了一天，陈琏把孩子交给了孙士询，自己避开了与袁永熙直接会面。是夜，陈琏抱着孙士询哭了一夜，泪水浸透了睡衣。“文革”初，陈琏长子陈必大参加红卫兵串连时，陈琏悄悄告诉其子：“你父亲在南宫”，暗示孩子去看父亲。“文化大革命”时期，陈布雷的下一代，因陈布雷问题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然最烈者为陈琏。
1962年，陈琏调上海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工作。“文革”开始后，陈琏逐渐地遭到了冲击。1967年初，上海的造反派从国民党《中央日报》上，查出了陈琏1948年11月下旬为陈布雷戴丧的照片，又从王允默寓所抄出了陈布雷的《日记》。陈布雷于《日记》中，记载了陈琏与袁永熙出狱的经过和陈琏与陈布雷父女之间的一些私人谈话。于是，造反派向陈琏发难，说找到了陈琏“叛变”的新证据。这样一来，陈琏就只有走上绝路一条了。
1967年陈琏受到冲击时，从自己的切身体会中，她逐渐理解了袁永熙。秋天，在她最痛苦的时候，她来到长子所在的中学，找到长子陈必大，询问他日前去北京是否看望了爸爸和姑姑，并以十分难言的心情责备陈必大：“你走吧，找你父亲去吧，你不听我的话，我们家里不要你。”之后，造反派对陈琏加紧了围攻。一而再，再而三地逼迫陈琏交待叛变的问题。陈琏跟这帮造反派说也说不清楚，甚至根本不让申辩。当乌云压城的时候，陈琏觉得实在没有出路可走，遂于1967年11月19日夜，跳楼自杀。死前留下遗言：
同志们，关于我被捕的情况，我1949年的交待是完全忠实的，这一点你们将来总会明白的，然而我自己却等不到那一天了……
陈琏绝笔于1967年11月19日。
陈琏自杀时，两个大孩子均不在身边。1967年11月20日上午，三个孩子回到家里，面对所发生的一切，三个孩子吓傻了。没有眼泪，木然视之。当晚三个失去母亲的孩子和保姆，挤在一间房屋里，谁也不敢入睡，直到实在熬不住的时候，胡乱地睡一觉，麻木的脑子才渐渐地开始领会在过去一天一夜中所发生的事情的真正含义，母亲永远离开了他们，再也不会回来了。
陈琏自杀后，被当时组织上定为“历史上有变节行为，文革中叛党自杀，开除党籍”。
处理完陈琏的自杀事情之后，造反派从陈琏的遗下的一点存款中，每月提取60元，作为其三个孩子的生活费。阿姨被辞退，房子被收掉两间，姐弟三个人挤在余下的一间中度日。除去房费水费煤气费，还剩下20元姐弟三人度日。不久，姐弟三人变卖了仅剩下的一点家产，怀着悲愤的心情，踏上了漂泊天涯的生活之路。长子陈必大先去江西、后去云南插队落户。患严重风湿性关节炎已影响到心脏的女儿陈必泓，带着不堪忍受同学们谩骂、欺诲而去上学的年仅13岁的小弟弟，去吉林省怀德县柳杨公社插队落户。一年后，弟弟小代赴云南哥哥必大处插队。陈必泓在吉林怀德，三个寒暑无家可归。在艰难的生活中，陈琏的两个儿子逐渐地克服了怯懦。喝过酒，“闹过事”，以便刺激一下麻木的、毫无希望的生活。这期间曾被捆绑过，批斗过，“教育”过，“挽救”过。天涯海角，异地他乡，三个孩子深深地怀念自己的母亲，有时想母亲想得太苦，竟怨恨母亲，为什么竟忍心撇下三个孤苦无依的孩子，一人远去。
时间到了1973年，党内有个文件，指出对于“文革”中自杀的同志，不能笼统说成“叛徒”，应分清具体原因，因“文革”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陈必泓姐弟看到有一线希望，在知青点与同命运的干部子弟商议后，陈必泓，陈必大相约回上海，为其母陈琏平反四处奔走。不少好心人相劝，“不要上访，弄不好会殃及到你们自己”。姐弟俩未听，走访其母亲生前的老战友和亲属，均坦诚相告，陈琏是个好同志。在上海，申诉未得到明确答复。姐弟俩旋来北京，得到团中央少年部汪志馨同志的大力支持，把孩子们的申诉书转到邓颖超手里。邓颖超亲自过问陈琏的案子。1973年12月10日，上海市复查办公室重新审理了陈琏的问题，结论为：“历史上有一定错误，不定为变节行为，党籍不予处理”。姐弟三人仍然坚持申诉，1978年，陈琏的生前战友邢方群在北京，帮孩子们找到胡耀邦，在上海找了夏征农等，在他们的过问下，1979年3月21日，上海市委主持，为陈琏举行了追悼会，悼词中写道：
陈琏同志几十年为党为人民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为社会主义建设献出了毕业生精力。1947年9月，由于北平我党地下电台被敌人破坏受牵连被捕，始终没有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也没有泄露党的机密。
至此，陈琏的不白之冤，得到了昭雪，恢复了党籍，恢复了名誉。袁永熙的问题也得到了彻底平反。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陈琏的三个孩子相继回到上海，旋赴大学深造。女儿必泓，大专毕业，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科研处工作，长子陈必大硕士研究生毕业后，任职上海财经大学教授；幼子小代也是硕士研究生毕业，姐弟三人均已成家，合家欢乐。一家人的生活，在经历1957年后20多年的坎坷，在父母离异、母亲自杀之后，在兄妹三人经历苦难学会生活之后，才走上了平静幸福的家庭生活，开启了自己事业的风帆。
陈伯达其人，因其复杂的经历和个人性格的原因，一生中家庭生活也是磕磕绊绊。有过美好浪漫的爱情故事，也有琐碎的家庭“锅碗瓢盆”交响曲，更有悲欢离合的凄凉家事。
1.莫斯科的初恋者诸有仁
陈伯达的家庭属于闽南一般人家，其父过世后，家境日益衰落。陈伯达15岁去厦门读书，厦门集美师范学校毕业后，常年东奔西跑，之后又投身革命，暂时还没有时间、没有机遇遇到个人婚事问题。
1927年，刚刚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陈伯达，于冬初，奉党组织之命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23岁的陈伯达，此时正处于风华正茂、青春无限时期。从武汉辗转抵达海参崴后，遂乘火车经我国东北黑龙江、满州里，经前苏联西伯利亚铁路，向列宁主义的故乡驶去。与陈伯达同车前往的，有一位端庄纤细的南国姑娘，坐在陈伯达的邻座。“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近十天十夜的火车，两人也就自然而然地亲近起来了。经过交谈，陈伯达得知，邻座的姑娘叫诸有仁，四川人，是中国共产党重要领导人罗亦农的妻妹，受其姐夫的影响、鼓励和帮助，亦去苏联学习，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当时诸有仁，还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陈伯达也把自己的简单经历娓娓动听地告诉了诸有仁，面对着仅比自己大四岁而有如此丰富经历的陈伯达，诸有仁不禁充满敬意。人的第一印象是很重要的。陈伯达与诸有仁的第一次如此长时间的火车上相处，双方都充满好感。十天左右的火车，倒也不显得怎么特别累，对别人来说殊为疲惫的旅行，对他俩来说，还真有点愉快适意。
进入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后，两人每天都见几次面，互相交换学习心得。陈伯达帮诸有仁提高文化基础，诸有仁帮陈伯达生活琐事问题。每逢星期天，两人或单独出去，或邀朋友一同前往，漫步于莫斯科红场，深谈于莫斯科郊外，同学之间，倒也十人友好。谈论着自己祖国的前景，憧憬着回国后奋斗的明天。寒暑假日里，中国学生不回国，而在苏联边补习功课，边参观学习。陈伯达与诸有仁，于不知不觉之间，愉快地度过了三年多。在这三年多的学习生活中，两人加深了感情，明确了恋爱关系，信誓旦旦，相约毕业后一块回国，参加火热的革命斗争。
前苏联20世纪30年代初的“肃托运动”波及陈伯达之后，陈伯达为背个处分很苦恼，诸有仁十分理解陈伯达，耐心地劝慰他，相信他一定会正视眼前的问题。还鼓励陈伯达向前看，勿为一点小的过失而过于难过。陈伯达见诸有仁这样理解自己，体贴自己，就越发加深了对诸有仁的爱恋。
经过周恩来的帮助，陈伯达先诸有仁三个月，于1930年底从苏联莫斯科起程回国。分手的日子，诸有仁含着热泪，去车站相送，两人依依惜别了。
1931年的4月上旬，陈伯达奉命刚到天津，一天工作也未展开，就被捕入狱了。就在这年三月下旬，诸有仁完成学业，也从苏联起程回国。到上海，诸有仁向组织上说明她和陈伯达的恋爱关系，要求和陈伯达分到一个地区去。当时上海中央机关，有好几个人都刚从苏联留学回来，知道她和陈伯达的关系，也答应她办这件事。中组部康生告诉他：“陈伯达刚走不到半月，去平津地区了，你也去平津地区吧；具体工作单位是顺直省委机关，到那以后，省委再分配你具体工作。”诸有仁满心喜悦，分别四个月的情侣马上又要见面了。于是，诸有仁在上海打点了一下行装，乘海船向华北第二大城市——天津驶去。
诸有仁抵天津，得到的消息是顺直省委机关遭到破坏。她找不到陈伯达，心急如焚。旋得消息，陈伯达已被捕，日前已押往北平军人反省院。诸有仁找到组织，通过联系，赴北平准备营救工作。
诸有仁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对一切都感无头绪，不知道如何营救，也不知道怎样托人，终日六神无主，心情异常难过。但自己又毫无办法，只得寄希望组织上给予营救。1931年冬天陈伯达出狱后，去北京西山疗养治病，诸有仁前往北京准备照料伺候。见分别近一年的陈伯达，此时十分憔悴，人瘦得难看，脸上的淋巴结核还未好，仍流着脓血。诸有仁一下子哭了，擦干眼泪后，仔细地端详着陈伯达一年来的变化，两人心情都十分难过。自此，诸有仁每来此处，都给陈伯达带些好吃的，帮助陈伯达换药和换洗衣服。在医生的精心医治和诸有仁的细致入微的照顾下，陈伯达的精神逐渐好转。1932年春，陈伯达和诸有仁商量：身体见好了，不能老待着，我搞点东西吧。诸有仁关切地问：“现在能行吗？身体刚好，别累着，还是养彻底再说吧？”陈伯达进一步耐心地和她商量，“这身体不可能一下子彻底复原，呆着老憋得慌，不如边搞东西边养病，可能更好些”。就这样，陈伯达与诸有仁开始了新的生活。
陈伯达初步确定，要写一下戊戌六君子中谭嗣同的事迹和思想。经过几周的冷静思考，陈伯达把提纲拟了出来，把要参考的书籍写了出来。诸有仁按着陈伯达开的书单，进城先把手头和朋友处有的取来借来。可是头手资料还不够，还需要进城里去查或去借，诸有仁全力支持陈伯达的事业，遂不辞辛苦，按陈伯达的要求，遍北京搜求。秋末冬初，《论谭嗣同》初稿完成。两人看着初稿，十分激动，于困境中，两人努力奋斗，获此成果。虽然书还存在许多缺点和毛病，但观其主流，两人自是十分欣慰。此时的陈伯达，身体渐愈，两人商量，准备出院后结婚。1932年冬，陈伯达告别西山疗养院，找到北平党组织，要求安排工作。
1933年，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领导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起事时，急需要大批的干部前往工作，陈伯达与诸有仁一同奉调，前往张家口同盟军司令部工作。陈伯达于此，负责编辑刊物，撰写文章，两人的生活稳定了些，生活也有所好转。在张家口，经吉鸿昌主持，两人结了婚。在戎马匆倥的日子里，两人曾一道登上了张家口城北的大境门。陈伯达等人曾向冯玉祥建议，大境门十分雄险，我辈起事于此，应在此处留下历史遗迹。7月下旬，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陈伯达、阎红彦、南汉宸等人同登大境门，冯玉祥挥笔写了“大好河山”四个字，后人镌刻门上。众人于城墙上逗留了一阵，遂下城返回司令部了。至今张家口大境门上“大好河山”四个字，仍十分工整完好无缺。后人每每游于此，览物生情，不禁感慨万千。在蒋介石的破坏和威胁下，8月后，冯玉祥、吉鸿昌等先后离开察绥抗日同盟军。1933年9月，同盟军失败。吉鸿昌9月初走后，陈伯达、诸有仁夫妇亦离开了张家口，乘火车，走京张铁路，回到北平。
1933年冬，诸有仁身怀有孕，在北平逗留了几个月，两人奉命来到天津顺直省委工作。陈伯达负责主办《实话报》。在天津办报的日子里，诸有仁生下了个男孩，心情十分高兴。想起去年夏同游张家口赐儿山情景，两人充满了幸福的回忆。精神虽然愉快，可经济十分拮据。时吉鸿昌在天津，看到陈伯达家庭生活困难，资助陈伯达两百元，帮助陈伯达夫妻度日。陈伯达得子这一年，正是1934年，时正三十而立。30岁的陈伯达与26岁的诸有仁商量给儿子取一个名字。陈伯达希望儿子将来继承父志，诸有仁说：“那就叫孩子小陈伯达吧。”陈伯达经过妻子的提示，给孩子取名陈晓达。在天津工作了半年多，陈伯达一家又回到了北平。时诸有仁因小孩子关系不能工作，陈伯达便把诸有仁娘俩安排在北平泉州同乡会馆，托同乡帮为照料，然后陈伯达去北平市委报到，并开始工作。
1935年春天，中共北平市委又一次遭到严重破坏。陈伯达安排妻儿东躲西藏，最后住在北京大学附近的一所公寓。北大教授吴承仕看到陈伯达全家生活艰难，赠给100元钱以补充生活之缺。陈伯达夫妇于艰危之时，对吴感恩不尽。在北平实在待不下去了，陈伯达携妻儿来天津顺直委工作一段时间。一二九运动爆发后，陈伯达奉命来北平，参与领导北平学生的一二九运动，旋又回天津。七七事变爆发后，陈伯达一度留在北平，后带一家三口赴天津，准备去延安。在天津住了十几天时间后，乘船去青岛。时中国北方的大批民众为躲避战乱，纷纷向南流亡。从天津乘船南下者成千累万，遍地皆是。陈伯达于天津和青岛码头见此流亡情景，夫妻俩心情自然十分沉重。
在青岛，陈伯达巧逢黄敬。然后陈伯达一家三口与黄敬同路，取道胶济铁路抵济南，换津浦路火车达徐州，再乘陇海铁路火车到达西安。在西安，黄敬与陈伯达一家同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后黄敬转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工作。陈伯达一家在西安小住两日，办事处安排卡车，准备陈伯达一家搭乘。
陈伯达一生第一次来西北地区，乘火车进入豫西与陕西潼关以东地段时，但见到处是高高的黄土丘，疏疏落落地长着怎么长也长不高的稼禾。沿路到处是流亡的人群。车过孟源华县地段，进入八百里秦川东缘，忽见遍地碧绿的庄稼，陈伯达顿觉西安附近有一派帝王之气，难怪这里曾是中国的古都之一。
在西安，陈伯达携诸有仁和3岁的儿子游览位于西安南郊的大雁塔。登上塔顶眺望四周，远天，灰蒙蒙一片；西安城南郊尽收眼底。大雁塔附近，都是低矮的古式建筑，古色古香，颇有古典风味。陈伯达向诸有仁讲述了大雁塔源于唐僧取经而建的经过。回办事处时，看西安市景，遍地是无着无落的流亡人群。陈伯达夫妻十分慨叹。
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找了一辆去延安的卡车，商量好陈伯达一家搭乘。陈伯达一家3口遂于1937年8月下旬，离开西安，向革命圣地——延安奔去。卡车在八百里秦川向北驶去，耀县以南，都是关中平原之地，见碧绿的田野，千顷的禾浪，随着夏日的南风，起伏不定。因为去陕北，陈伯达一家，自是相当高兴。于路上一切，亦是十分留心。车过耀县，进入黄土高原。黄土高原末梢，虽然有沟壑，但地势仍很平坦，且绿化也不错。卡车驶过宜君以后，只见遍山秃黄，千沟万坡，天旱缺雨，黄陵、洛川地段亦是如此。陕北的汽车路不走川，而走梁，有的县城就坐落在山梁上，根本不像个县城。汽车过后，尘土飞扬，陈伯达几成土人，好在诸有仁娘俩坐在驾驶室里，得以免受其苦。晨6时从西安出发，第三天傍晚6时左右才抵延安。看见宝塔山，陈伯达一家三口十分激动。
向中共中央组织部报到以后，陈伯达先后在陕北公学、马列学院和中宣部工作。诸有仁被安排在延安干部子弟学校任校长。诸有仁在学校工作很忙累，回到家中，仍要照料孩子，帮助陈伯达整理一些文稿。1938年，罗亦农之子罗西北亦被接到延安，生活在陈伯达家中。随着孩子一天天长大，陈伯达夫妻也全力扑在工作上。初时，一家四口倒也十分和谐安定。1940年底，延安干部子弟学校决定把一批烈士遗孤和一些干部子弟送到苏联去学习，时罗西北生母——诸有仁之姐正在苏联学习。一来两个孩子在苏联有亲人照顾，二来莫斯科的物质文化生活条件，远比延安好，利于孩子的全面成长。诸有仁考虑有自己姐姐在苏联，也就同意了陈伯达的意见，送孩子去苏联。这样，六岁的陈晓达，离开了父母，从小就开始了留学生的生活。陈伯达、诸有仁看孩子坐上汽车远去，不禁流下泪水。回到家中，个把月，陈伯达夫妇十分想念孩子，想起孩子跟他们从北平辗转半个中国，来到陕北，今又他去，甚觉家中十分凄清，怎么也弥补不了这个亏空。在中国，30岁的女人，容颜渐老，一年不如一年。延安那块西北黄土高原之地，终日风沙剥蚀人的面目，过早地挂上粗糙的皱纹。年过30岁的诸有仁和陈伯达结婚后9年操劳，东奔西跑，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大好几岁。而陈伯达此时正摆脱了昔日的艰难生活，跟随毛泽东，当上秘书，走上青云直上的道路。婚后多年，在爱情问题上，夫妻间的裂痕越来越大，而对外陈伯达解释为夫妻性情不和。诸有仁对此，有苦难言。1942年延安整风期间，陈伯达托李六如出面调停，两人办理离婚手续。这样，两人相互之间爱恋了六年，婚后生活了9年，随着陈伯达地位的变迁，就这样结束了。
与陈伯达离异之后，诸有仁一直独身。在“文化大革命”的日子里，诸有仁被打成“苏修潜伏特务”受尽了折磨。1970年之后，她曾十分关注陈伯达的消息，久久地在报纸上见不到任何关于陈伯达的新闻，甚至不知道陈伯达是否尚在人世。直到陈伯达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16名主犯之一，被押上历史的审判台，她才从报纸上见到他的照片，从电视上见到他的模样。她仿佛有隔世之感，留在她脑海中的40年前的陈伯达，不是这等老态横秋，而是英姿勃发。想起自己跟随陈伯达的前半生，想起自己孤苦伶仃的后半生，晚年过分的抑郁，不仅加重了诸有仁的老化，而且催生了疾病，诸有仁病倒了，1985年2月23日，她离开了人世。
2.延河岸边的余文菲
陈伯达办理离婚前后，开始与延安中央党校另一位姑娘相识。余文菲，湖北省红安县人，1918年出生在一个小职员家庭，原名余维法。1927年秋，她从老家红安来武汉读书，一读就是10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她正在武昌省立二中读书。1937年底到1938年秋，武汉曾一度成为全国抗日救亡活动中心，20岁的余文菲积极参加武汉地区的抗日宣传活动，投身于抗日民族解放斗争的洪流。在胡风、萧军、肖红等人的帮助下，余文菲开始明白了一些革命道理。
1938年秋天，余文菲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找到了她的老乡董必武。经董老指点，余文菲离开武汉，奔赴延安，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为第四期学员。毕业后，又被送到延安马列主义研究院学习，后分配到中共党校工作。1940年春，余文菲结识了陈伯达、艾思奇等在延安的名人。陈伯达慢慢地与余文菲接近，始则相互交换学习心得，继之深谈古今中外的名人与学问。这些，逐渐地深嵌在余文菲的心灵深处，双方由开始的爱慕之情渐渐走向感情的升华。1942年陈伯达与诸有仁离婚后，两人的关系逐渐公开。1943年，由董必武做月老，两人结婚。时年，陈伯达40岁，余文菲25岁。婚后，余文菲倾其全部身心打理陈伯达的衣食住行和著书立说。余文菲不辞辛苦的打理，也促使陈伯达在延安时期进步很快。1945年，余文菲生下个男孩，取名陈小龙。陈伯达第二次婚姻，初时很幸福，而前妻诸有仁却于万分痛苦中自己艰难度日。1943年春夏之间，国民党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潜伏在延安的国民党少量特务闻风也有所活动，当时造成人心很不稳定。这时期，康生又错误地估计了国民党特务的数量与能量，于是，在延安整风后期搞起了“抢救失足者”的“抢救运动”。康生大搞逼、供、信，大批党员被定为有“特务嫌疑”，蒙受不白之冤。1943年底，“特嫌”问题搞到了刚刚结婚的余文菲头上。余文菲和陈伯达刚刚结婚，心里十分愉快，亦十分满足于协助陈伯达的生活和写作。在她看来，陈伯达此时正处于前途无量的时期。因此，余文菲显得十分富有青春活力和贤淑勤快。陈伯达对这位年轻的妻子亦十分满意。当“特嫌”问题搞到陈伯达家里的时候，两个人都如五雷轰顶。在陈伯达看来，身为毛泽东的秘书，是绝对不允许自己家庭有“特嫌”存在的。在余文菲看来，她亦深知此点。但她更为看重的是她有可能要与陈伯达离异。为此，余文菲十分痛苦，几乎发展到“神经质”的程度。为此事，两个人在家中经常拌嘴。后余文菲问题弄清了，是个好同志，不是“特务”，但家庭裂痕的出现，随着两个人性太强与三天两头吵架而再也无法愈合了。
1946年，余文菲怀着苦不堪言的心情，带着一岁多的孩子赴东北地区参加土改。白天反奸清算，减租减息，晚上学习开会，散会后又回去照料孩子，一天天的十分辛苦，十分劳累。夜深人静的时候，余文菲看看孩子，痴痴地发呆，不时发出伤心的叹息。1948年夏，余文菲带着孩子来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与陈伯达再度生活在一起。余文菲本想离开两年，夫妻关系或许好些。谁想，生活如旧，再也恢复不到刚结婚的程度了。全国解放后，余文菲随陈伯达到北京，被分配在北京一所中学教书，两人的日子因经常吵架，已经无法再很好地生活下去了。1949年，经中共中央组织部同意，部长安子文为他们办理离婚手续。两人离婚后，孩子陈小龙留在陈伯达身边。这样，从1940年到1949年，两人从相识到结婚，9年，最终以离婚收场。1950年，组织上分配余文菲到中共中央中南局工作，后中南局迁往广州，余文菲不愿意离开故乡前往它地，乃留在武汉医学院工作，待遇仅为副科级，具体工作是管理图书。
3.进京后的伴侣刘淑宴
1950年，陈伯达第三次组建家庭。时年，他46岁，妻子刘淑宴28岁。
陈伯达的第三位妻子刘淑宴，原名刘肃宴，四川灌县人。1922年生，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在重庆中共中央南方局做党的工作。工作中与刘光恋爱。1942年，21岁的刘淑宴与南方局青委书记刘光结婚。1943年，生下一个女儿，取名刘海梅。刘光是湖南人，1917年生，大革命时期受到革命影响，倾向革命。那时候，他还是一个小学生。大革命失败后，刘光随着父母举家避难湖北。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湖北参加了革命工作，那时他还是一位中学生。刘光参加革命早，参加革命后，党组织继续分配他做少年儿童工作。20世纪30年代初刘光赴儿上海作儿童工作。为大力发展这一事业，共青团中央1932年底派刘光赴苏联莫斯科学习访问，并参加了少年共产国际工作。回国后，刘光的工作一直未变。抗日战争爆发后，刘光从上海来到延安，在团中央工作，经常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文章，并任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宣传部长。当时的联合会会长是冯文彬，组织部长是黄华，宣传部长是胡乔木、刘光。1938年10月，中共中央在重庆成立南方局，刘光从延安奉调前往重庆南方局任青委书记。当时的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副书记董必武、组织部长秦邦宪、宣传部长凯丰、统战部长董必武、情报部长刘少文、青委书记刘光。1943年夏，刘光在重庆病故。刘光病故时，妻子刘淑宴正怀孕。后刘淑宴带着孩子在重庆生活了两年。抗战胜利后，鉴于国共两党关系迟早要破裂，南方局经和刘淑宴商量，送刘淑宴去延安工作学习。就这样，1946年春，刘淑宴带着未满3岁的女儿来到延安。组织上让她先休息一段，等孩子大一点和适应延安生活习惯后再分配给她工作。1947年春中央转战陕北时，她随中央机关东渡黄河，先行到河北省平山县。在这里，刘淑宴进入马列学院跟班学习。时陈伯达主持马列学院日常工作，因刘光在延安的时候和胡乔木是老同事，老搭档，而且又是好友，而现时的胡乔木又和陈伯达是同事，同为毛泽东的秘书。故刘淑宴在中央马列学院学习时，就受到了很好的照顾。刘淑宴母女因生活上的诸问题，必须找组织上帮助解决，于是一来二去，也就和陈伯达熟识了。三年的接触，两人走上了相爱的道路，并于1950年结婚。
结婚之后，陈伯达组建了一个五口之家。长子陈晓达，仍在苏联学习，次子陈晓农，始读小学一年级。女儿刘海梅改姓陈，亦读小学二年级。刘淑宴于颐和园北边中央马列学院学习结束后，被分配到北京通县双桥农场任副场长。每周回家一次。时陈伯达把家安在中南海院内，每周六下午，陈伯达嘱其秘书派车接刘淑宴回家，生活倒也相安无事。刘淑宴见辗转流离四年多后，组建了个比较稳定的家庭，心中很满足。1951年，刘淑宴与陈伯达商量，要把自己母亲从四川接来。陈伯达同意了，并派人去四川接来了老太太。
接来刘淑宴的母亲，陈伯达不禁怀念起自己的母亲。亦在1951年，利用出差福建的机会，陈伯达向毛泽东请假要回故乡看望母亲。毛泽东欣然同意了，并嘱咐陈伯达见其母时，代他问个好。陈伯达心中十分感谢毛泽东。回到老家，其兄嫂告诉他，其母于解放战争开始时就病逝了。陈伯达哭了，觉自己的母亲甚为可怜，未及儿子尽孝，就离开了人世。他嫂子盛情地款待了他，因他过去寄的钱，都是他嫂子收下了。回到县城，孩提时代的故人告诉他，他母亲是因为婆媳不和，上吊自杀的。陈伯达难过之极，遂返回北京，不再与老家有任何瓜葛。
陈伯达与刘淑宴结婚之后，又生一男一女，女儿取名陈岭梅，儿子取名陈晓云。有了孩子之后，再去双桥那边工作，十分不方便。于是，1956年，陈伯达把刘淑宴调进中南海，担任自己的秘书。初时一半工作，一半照看孩子，刘淑宴也就轻松多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陈伯达一个好端端的家庭，又一次发生裂变。中国有句俗话，叫“夫贵妻荣”。“文革”开始时，陈伯达红极一时，其妻刘淑宴也跟着“洋气”起来了，负责范若愚专案组，受江青表扬。1967年，刘淑宴无事生非闹起了陈家院外后墙可疑脚印之事件，这事惹怒了江青，旋江青赶陈家出中南海。为此，陈伯达和刘淑宴还吵了架。打这以后，陈伯达夫妻之间经常出现小的矛盾冲突。1967年春，“二月抗争”后，陈伯达即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又受到“五副四帅”的斥责，还受到中央文革小组内部张春桥、姚文元的猛烈攻击，一度处于很不稳定的状态。这期间刘淑宴天天为陈伯达担心。陈伯达也终日心烦意乱，回到家中，两人经常发生口角。刘淑宴直言不讳：“我看啊，文革第六个回合，该打倒你陈伯达了，你不用在家跟我耍威风。”陈伯达就怕别人说文革第六回合要打倒他。此时此刻，见其妻如此与他对峙，他简直气得要死。可是也拿刘淑宴没办法。刘淑宴见这着棋很奏效，以后每逢吵架时，就拿这一绝招对付陈伯达。其实过后，刘淑宴心里亦很不好受，不应该拿政治问题跟自己的丈夫“开战”，可陈伯达实在霸道，实在让人咽不下这口气，如此实为不得已而为之。这样闹了多次，陈伯达与刘淑宴越来越觉得对方陌生，越来越觉得日子没法过，家庭的破裂日益逼近。为此，陈伯达向周恩来总理诉说了他的近况，诉说了他近来家庭的十分不安定，几至无法工作。周总理开导了陈伯达几句，也批评了陈伯达几句。后来，陈伯达通过自己手中的权力，采取措施，把刘淑宴发配到山东济南部队某部疗养所软禁。刘淑宴在疗养所，心中十分苦楚，更恨陈伯达不该用政治方法来解决家庭问题。她几次三番要求回北京，但没有陈伯达发话，谁也不敢放她回北京。北京家中两女一儿，日夜思念自己的母亲，亦对其父陈伯达产生憎恨之情。
1970年秋，陈伯达倒台后，刘淑宴在山东疗养所被隔离审查。1982年回到北京。刘淑宴回到北京后，一气之下，把其长女又改回姓刘，把其子陈晓云，改姓刘，叫刘晓云，并教育其子女与陈伯达断绝关系。
1989年9月20日，陈伯达去世。通知刘淑宴后，她虽然没有出席陈伯达的遗体告别仪式，但也送了花圈，表示了夫妻之间的哀悼。七年之后，即1996年的6月，刘淑宴去世，中央办公厅人事局为刘淑宴举行了遗体告别仪式，遗体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
陈伯达结过三次婚，每次都用政治手段解决家庭纠纷，先后造成三位女性伤心难过。
4.陈伯达的两个儿子
世事无常，陈伯达在政治上的沉浮和他的家庭的悲欢离合，受影响最大的是他的儿女们。
1940年，毛泽东的女儿李敏，朱德的女儿朱敏，罗亦农的儿子罗西北，陈伯达的儿子陈晓达，王若飞的儿子王继飞等，一同从延安启程去苏联学习。为了不暴露身份，组织上给他们每个人都编了一套“身世”，让他们背诵，并牢记在心，遇到特殊情况时，也不能泄露自己的真实身世。这群孩子由组织上护送，坐汽车经西安、兰州、河西走廊，到新疆乌鲁木齐，然后越中苏边境，进入苏联。由于新疆盛世才和中国共产党关系僵化，一群孩子过新疆时，受到了两次严格审查。由于事先计划得周密，都顺利地进入苏联境内。1941年仲春，到达了目的地——莫斯科。
苏联第一国际儿童院，是第三国际主办的一所从婴儿保育一直到10年连续教育的大型儿童院。招收的主要对象是世界各国共产党领导人和革命烈士的子女。延安来的孩子于4月下旬，全安排在这所儿童院里。
儿童院里的条件是很好的。孩子们在这里能够安安静静地学习，欢欢乐乐的生活。开始，陈晓达这帮孩子很想家。夜里，经常在一块哭泣。儿童院知道此种情况后，竭尽安慰之能事。那时，中国共产党国际代表团成员的最后一批——任弼时等人，也都撤回了中国。故孩子们的诸般事项，全靠儿童院管了。
在苏联，当时有两个国际儿童院，第一国际儿童院称伊万诺夫国际第一儿童院，第二儿童院称莫尼诺国际第二儿童院。二院1937年成立，1940年关闭。1940年以前，中国孩子共有40多人生活在二院。这些孩子主要有瞿秋白的继女瞿独伊，蔡和森的儿子蔡博和女儿蔡妮、蔡转，李富春的女儿李特特，林伯渠的女儿林玲玲、林莉，苏兆征的女儿苏丽娃、儿子苏河清，张太雷的儿子张芝明，郭亮的儿子郭志诚，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刘少奇的儿子刘允斌、女儿刘爱琴等。二院关闭后，转到一院。
1941年6月，陈晓达几人刚刚入学就绪，苏德战争的炮火就在苏联大地上翻滚起来，朱德的女儿朱敏因去明斯克参加夏令营活动，未及撤退落入德寇集中营，陈晓达几人在哥哥姐姐们的帮助下，在第一院的领导下，辗转进入苏联大后方，于艰苦的战争环境下，继续坚持学习。1943年，他们才回到第一儿童院。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陈晓达几人相继读完中学课程，转入各自喜爱的大专院校。
1950年，毛泽东、周恩来在苏联访问期间，与苏联当局达成协议，协议规定：“凡18岁以下的孩子都送回中国。18岁以上的青年由他们自己决定是否回国。”因这些孩子的父母多为党和国家的高干，其优越的家庭条件和和平的中国环境，使这些孩子大多数都陆续回国了。当时林彪女儿林小林，博古女儿秦吉玛最小，回国时只有九岁十岁。回国以后，国家安排年龄大些的进大连的苏联中学读书，年龄小的送沈阳育才小学读书。这些人长大后深深怀念苏联，视苏联为第二故乡。
陈伯达长子陈晓达，自1941年6岁时去苏联后，一直在苏联学习。在苏联留学期间，陈伯达1949年、1951年两次随毛泽东访问苏联。暇时，陈伯达看望了儿子。十年未见，陈伯达看到自己的儿子长高了，人长得很不错，一口流利的俄语，心下十分高兴。陈晓达见到自己的父亲，亦分外的兴奋。1957年，陈晓达第二次在莫斯科见到其父陈伯达时，高兴地告诉陈伯达，他明年要毕业了。陈伯达爱抚地嘱咐孩子，毕业后要回国内工作，国内建设事业很需要人才。陈晓达点了点头，同意了父亲的意见。1958年夏，陈晓达毕业于苏联莫斯科大学物理系，按照陈伯达的要求，回到北京，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回国后，陈晓达被分配到核工业部工作。中间，曾到北京大学中文系旁听过一段汉语，以补汉语之短，有空时，经常去看望生母诸有仁。第一次见面时，诸有仁见自己儿子已长大成人，不禁悲喜交加，母子二人抱头痛哭一场。日久天长，陈晓达渐渐问起了父母离异的原因和经过。诸有仁始时不愿再度有人揭开她未愈的伤口，见爱子不时追问，遂如实相告。陈晓达了解完家事的全部经过，亦对其父陈伯达产生了不满。父子俩曾为此而产生过两次口角。1960年，陈晓达因自己恋爱遇到坎坷，又加上父母离异给他带来的痛苦，想找陈伯达谈谈，可陈伯达又以为为追问他与诸有仁之事而来，遂没好气地训了陈晓达几句，一甩手，没理陈晓达。陈晓达难过至极，在北京西直门通往丰台的铁路上卧轨自杀，时年26岁。诸有仁知道消息后，昏迷了过去，十几年里心情都恢复不过来。陈晓达自杀后，初时瞒着陈伯达，一年后如实相告，陈伯达难过至极，声泪俱下。
1965年，陈伯达次子陈晓农高中毕业，本来凭成绩和后台都能去中国任何一所大专院校读书，可陈伯达却要其子响应毛泽东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伟大号召，去内蒙农村锻炼，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道路。当时的北京各家报纸，都用头版头条新闻报道了以陈晓农为首的一批学生奔赴内蒙农村插队的新闻。陈晓农1965年8月到农村以后，先后收到了父亲三封来信。其中的一封是这年9月22日。信的内容如下：
小农：
你以前来的两次信，都收到了。你给岭梅的信，也看过了。我和妈妈最近都有些事，迟迟未复，让你心里着急，这是我的不是。
你决心到乡里去做普通劳动者，这是值得高兴的事。一个年青人，如果不同劳动群众打成一片，熟悉群众的各种事项，知道他们的心，而同群众格格不入，将来是不能有所成就的。
希望你在劳动方面多多注意，要学习各种技能。睡觉最好要有八点钟时间。这样，对劳动和其他工作，都会做得更好。如果睡觉太少，第二天精神不佳，就必然会影响劳动和其他工作，实际会降低质量。对这点，如有机会，可同领导者和同志们商量一下，看看怎样办才有利。
初到乡村，一切不熟悉，当然会有些困难，但持之有恒，困难可以逐步克服的。家里一切都好。妈妈有病（几天内可好），近日到医院住，所以不能给你回信，但她是很关心你的。小英考上了护士，很高兴，岭梅，弟弟，都好，请放心。有些事，由岭梅给你写详细点，我不多说了。
祝平安！
第二封信是1965年10月9日，刘淑宴给陈晓农写了信，陈伯达在该信的后面附写了以下的话：
小农：
妈妈的话说得很对，你要记住。遇事要有耐心，要安静思索，要同群众商量，有什么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熟悉群众，熟悉劳动，不论在什么条件下都要很好地生活下去，坚持下去，就会成一个有用的人。
匆匆，祝好！
第三封信是1966年7月陈晓农因公回京，在离家与知青同事会合将返内蒙时收到的。陈伯达写道：
小农：
听说你明天要回去，今天下午七时来看你，不遇，甚憾。你继续到下面去，很好，很好。要真正向贫下中农学习，作一个普普通通、老老实实的劳动者，并且要随时拿这一点来考察自己，不断教育自己。要拜群众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不要经常以为自己是一个什么干部的子弟，就觉得自己有点特殊的样子。党和人民把你养成人了，此后一切，每时每刻，都是要想怎样才能报答党和人民的恩惠。个人主义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是最最害人的东西。永远永远不要让个人主义盘踞你的脑子，这样，才能看得宽，看得远，才能前进，才有前途，才会使自己成为人民血肉的部分。不管怎样，我们总只是群众海洋的一滴水。我本人也有缺点，决不能学。但是我总认为，我的生命是属于人民的，为人民而生，为人民而死，这是毛主席的教训，党的教训，希望你永远记着。
匆匆祝路上平安 爸爸
（1966）7月20日下午8时
陈伯达在信中表示支持儿子陈晓农到农村去做一个普通劳动者。当知道儿子在农村遇到了一些困难后，鼓励儿子克服困难，努力坚持下去。然而，一年后的1966年，“文革”开始了。因陈晓农的身份是公开的，总有人做文章找事，让他难以应对，再加上陈晓农身体也不好，有高血压，就不得不考虑换地方了。于是陈晓农向内蒙知青办公室提出希望更换劳动地点，将身份保密的要求，得到了知青办的同意。可当时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局面使事情无法落实。无奈之下，1967年冬，陈晓农向陈伯达的秘书王保春谈了情况。王保春安排陈晓农先到医院检查治疗，然后和陈伯达商量让陈晓农到工厂去当工人。起初委托天津革委会的领导帮助安排，可没几天，受委托的人被江青点名打倒，陈伯达只好转而委托河北省委书记李雪峰帮助在石家庄安排。1968年初的一天，陈伯达领着儿子去了李雪峰家，对李雪峰说：“麻烦你安排他到工厂当个工人。绝对不要让他当干部。让他当个学徒工，从学徒做起。”经河北省委书记李雪峰帮忙，陈晓农到了石家庄制药厂针剂车间当了学徒工，学徒期是两年半。1970年陈伯达倒台后一个月，正是陈晓农学徒期满转为一级工的时候。从此，陈晓农与父亲陈伯达失去了联系，直到1979年12月第一次探监才见到其父陈伯达。
陈晓农在工厂时，身份是保密的。陈伯达倒台后，1970年底，河北省委将陈晓农是陈伯达之子的情况通知厂里，但表面仍一切照常。那时，陈伯达的一个秘书、原8341部队干部缪俊胜给陈晓农写过信，告诉他不能回家，信里没有解释任何原因。1971年新年过后，陈晓农很苦闷，不知究竟出了什么事，想自己回家看看，就跟工厂车间班组的领导说了。车间书记马上找陈晓农谈话：“省里通知，你不能离开石家庄，这样做是对你好。”至此，陈晓农才明白他的父亲完全倒了，而且倒得很奇怪，很神秘。1971年10月份，工厂传达林陈反党集团文件后，厂领导和军宣队负责人找陈晓农谈话：“你的身份公开不公开，由你自己决定。”陈晓农想，都到这时候了，不公开别人也都知道了，还有什么必要，于是就在车间会上公开了自己是陈伯达之子的身份。一些朝夕相处的工人，直到此时才知道陈晓农的情况。日后，这些朝夕相处的工人和工厂领导，也给了陈晓农很多关照，没有为难他。
1978年底，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1979年，武汉医学院党组织把余文菲的离休老干部关系送转到陈晓农工作的河北省。余文菲来石家庄，定居在华北老干部住宅区，得以和儿子愉快相聚，未几，又不得不分开。
1980年，陈伯达从秦城监狱保外就医，需要有人照顾，当时他的原配夫人诸有仁和后来的余文菲、刘淑宴都健在。可三位女性任何一位都不愿意来照顾他。三位女性中，数诸有仁最惨，连个孩子都未留下，爱子陈晓达过早辞世了。刘淑宴生的孩子，因陈伯达无情对待其母亲的缘故，亦不前来照料。考虑陈伯达与陈晓农的父子骨肉之情尚好，公安部门商之于陈伯达，决定调陈晓农一家来北京，照料陈伯达。
征求陈晓农意见，陈晓农与其母余文菲商量，余文菲只得认命，含泪让陈晓农夫妇来北京照料负心的陈伯达。陈晓农心中也十分难过，觉得其母30年独自一人生活，孤苦伶仃，刚刚母子团圆，又要分别，甚觉其母命苦、可怜。陈伯达去世后，陈晓农把母亲余文菲接到身边，陪她度过晚年，1994年8月21日，余文菲病逝。
5.陈伯达的后事
陈伯达1970年10月18日在北京被监禁，1971年9月被关进秦城监狱整整十年。1980年冬被审判，1981年1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下了法庭判决书：判处陈伯达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刑期从1970年10月18日算起。1981年8月，陈伯达获得保外就医，次子陈晓农一家从石家庄来京照料其父。1988年10月17日，陈伯达刑满释放。
第二年（1989年）的9月20日，是个阴雨天。早上很冷，陈伯达起床后连声说冷。吃午饭时，陈在过厅吃，儿媳妇兰华和孩子在有电视的屋里吃。忽然听到过厅里传出盘子和碗的碰撞声，接着咚的一声。兰华赶紧过去，只见陈伯达坐在椅子上，头歪在墙壁上，嘴里吐出食物，脸和嘴唇发紫。兰华赶紧扶起陈伯达的头，大声喊他，同时让孩子叫对门的老萧。老萧过来给陈伯达嘴里塞了救心丸，又赶紧找社区卫生站的大夫，打电话找朝阳医院的大夫，并通知了陈伯达出狱后的单位北京市文史馆，随后又打长途电话给正在石家庄看望母亲的儿子陈晓农。
卫生站的大夫来后，看老人还有微弱的脉搏，正准备打葡萄糖针，朝阳医院的陈大夫和徐大夫赶来了。陈大夫给老人量血压，已经没有血压了，再翻开眼皮一看，瞳孔已经放大，告诉家人，陈伯达不行了，准备后事吧。
儿媳妇兰华失声痛哭，不知所措，在场的朝阳医院的党委书记、公安局的萧键同志、住地派出所所长等人，商量决定先将陈伯达送到朝阳医院太平间，待其儿子陈晓农回来再商量办后事。随后大家将陈伯达的遗体抬下楼，送上了车。
陈伯达去世后的几天里，天气一直很冷，阴雨不断。北京文史馆在经过商议和请示后，告诉陈晓农要在国庆节前对陈伯达尸体进行火化，决定9月28日在八宝山殡仪馆进行遗体告别，一切要从简，现场不挂横幅，用他少年读书时的陈健相的名字举办。北京文史馆提供一辆面包车，派一人兼管办理此事。陈晓农去找此人商量如何办理时，没有找到。时间很紧，陈晓农和妹妹不知如何操办。在此情况下，陈伯达过去的秘书王保春和王文耀出面，约陈晓农一起研究办理他父亲的丧事。
1989年9月25日，在王保春的家中，几个人按照北京文史馆向陈晓农交代的精神，商量决定：口头通知过去在工作上接近过陈伯达的几位同志，个人自愿参加；准备一张遗像照片；老人火化时穿的外衣，可从旧衣中找件比较新一点的中山服；送花圈、挽联的署名，均按北京文史馆的要求，署陈伯达年轻时用的名字陈健相。
然后，大家马上分头准备。王保春负责将陈伯达的死讯通知住在附近的同志，告诉他们遗体告别的时间和集合地点。陈穿着他过去常穿的驼色的旧中山服装，平躺在鲜花丛中，身上盖着白布单，四周摆放着他的20多个生前好友送的花圈。第三个妻子刘淑宴因病没有来，她委托儿子陈晓农专送一个花圈，让晓农写上“健相安息”四个字。陈伯达的门生故旧40余人来八宝山火化厂与陈之遗体进行告别。遗像上方的横幅位子空着，室外人望去不知是与何人告别。
1989年10月1日，《北京日报》第二版发了一条消息：“陈伯达因病去世。新华社北京9月30日电，本社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陈伯达已于9月20日因心肌梗塞在他的家中去世。85岁的陈伯达于去年十月刑满释放。”
几天后，陈晓农和张兰华在王东升陪同下，到八宝山殡仪馆领取了陈伯达的骨灰。之后，将骨灰安放到八宝山附近普通老百姓存放骨灰的老山骨灰堂。因老山骨灰有规定，存放期不能超过三年，1991年陈晓农一家将陈伯达的骨灰带回了福建惠安老家，至今还放在老家的空水缸中，没有入土下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