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四种文化激流澎湃与陈伯达晚年命运
第八章 四种文化激流澎湃与陈伯达晚年命运
一、陈伯达与红色文化的繁荣和主导地位
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高高地举起了科学、民主和“打倒孔家店”的文化旗帜。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30年艰苦卓绝的奋斗，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创造和发展了以毛泽东思想为灵魂的红色文化。随着新中国成立和中国共产党开始全面执政，党和人民通过浴血奋战创建的红色文化，也必然要“入主华夏”，成为新中国的主流文化。在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中，中国共产党运用和发展红色文化的基本成就是：（1）编辑出版了《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2）提出了加强思想文化建设的正确方针；（3）推进革命红色文化实现崛起和繁荣。红色文化在发展和繁荣中，确立了自己的主流地位，形成了中国文化发展的新格局，培育了中华民族积极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植根了毛泽东思想在中国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指导地位，塑造了中华民族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的道德品格，树立了中国人民远大的革命理想和为社会主义前途而努力奋斗的人生观价值观，奠定了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文化基础、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
1.新中国成立初的文化格局与时代要求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亲手在天安门广场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庄严地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新中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开端。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呈现了四种文化——红色文化、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文化（开始创造）和“阶级斗争文化”——并存的局面。对于此，中国共产党必须制定和实施正确的文化方针，科学地对待、处理和发展四种文化，以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
中国传统文化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形成了她自己的发展格局和发展态势。到了1840年西方文化开始大规模侵入之后，开始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长期激烈博弈，主要是围绕反侵略而展开。侵略中国的西方文化，是一次世界性的文化潮流，以英法德为代表，从非洲、西亚中东地区、北美、拉美、一直到中亚、东亚远东地区，以殖民侵略为基本特征，实行军事文化、政治文化、经济文化、宗教文化等综合侵入。中国是一个闭关锁国的国度，本来封建文化就没有资本主义文化先进，又赶上封建社会走向后期和清王朝走向衰落；所以，中国传统文化在反侵略问题上，就敌不过西方文化。西方文化的入侵，也唤醒了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精神，于是近代军事文化和经济文化逐步兴起。经过近80年的较量，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反侵略斗争中逐步败下阵来。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运用西方的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的政治文化从事反侵略，结果也被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文化联手击败。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中国共产党人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新文化大旗，开始了新文化指导下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马克思主义新文化从北京、上海发展到广东和两湖地区（指1924年到1927年在广东和湖南、湖北地区的大革命高潮）。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新文化的旗帜，带入湘赣闽粤鄂的农村地区，开始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新探索。红军长征以后，这一新文化，又转移到了以延安为中心的北方农村根据地。30年百折不挠的斗争，终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根据地的农村地区创建和发展起了以毛泽东思想为灵魂的、以反帝反封为基本内容的、科学的、民族的、民主的“红色文化”。新中国成立后，红色文化必然要随着中国共产党走上执政党的地位而成为中国的主流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虽然在反帝反封的革命斗争中打了败仗，但她经历几千年发展的基础和态势依然存在，她用几千年时间培育起来的中华民族依然健在。当和平环境到来之后，中国传统文化必然要有一个回归和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迅速开始了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征程。在一个贫穷落后的东方大国里建设社会主义，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在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开始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征程中，首先就遇到了如何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命题。但中国共产党人在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却教条地对待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在经典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文献中，含有深刻的阶级斗争理论，一讲被推翻的统治阶级，会以十倍的疯狂、百倍的勇气，同无产阶级及其执政党展开长期反复地较量；二讲“小生产是自发地、每日每时地产生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必须“割资本主义尾巴”，必须展开长期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我们忘记了马克思、列宁讲的资本主义物质基础的前提，把其生搬硬套到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落后的社会物质基础上；再加上革命的30年，中国共产党对阶级斗争文化的深刻理解和创造性运用，就使得新中国成立后存在着随时会发挥能量和作用的阶级斗争文化。
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开始，社会主义新文化就开始创建。因为没经验、因为缺乏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造性探索，因为苏联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偏航和中苏之间的论战，就使得中国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从一开始就走上了曲折发展的道路。
文化是有生命的，面对新中国和平的良好发展环境，革命的红色文化要求大发展，中国传统文化要求回归和大发展，社会主义文化要求大发展，阶级斗争文化要求大发展，中国共产党人在“四个要求大发展”面前，就呈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的新课题。
其实，中国共产党产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先天就有先进文化“基因”，客观上就要求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和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的发展都已证明，党的成功，取决于胜利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党的错误，在于教条对待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的最大错误就是“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的最大成功，实际上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不断推进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从文化博弈的角度看，解读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30年，解读“文化大革命”，解读陈伯达晚年被大浪淘沙，或许能更加的客观些。
从筹备建国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一直致力于新中国的文化建设。从1927年土地革命战争开始，中国的新文化建设，就在“两大版块”上进行。一块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进行文化建设，另一块是党领导下的国民党统治区的先进文化建设，呈现了两块文化，培育了两支文化队伍。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实现了大一统，为统一发展中国的新文化确立了基本的前提。1949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中南海召开了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这既是一次解放区和国统区两支文化队伍汇合的会议，也是一次总结过去、迎接新中国、建设新中国的会议，陈伯达参加了会议。朱德、周恩来等均到会并讲了话。朱德号召建设新中国，新的社会科学工作者，要研究马列主义，要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会议选出王昆仑、艾思奇、李达、何思敬、沈钧儒、沈志远、周恩来、林伯渠、金仲华、胡绳、侯外庐、范文澜、董必武、章乃器、张东荪、许德珩、郭沫若、翦伯赞、谢觉哉等29人，为中国社会科学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推林伯渠任主席，胡绳、沈志远、陈伯达、李达4人为副主席；范文澜为秘书长。会议的目的是研究如何大力推进新中国的思想文化建设。8月末到9月中旬，陈伯达还在中国人民新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之前（1949年3月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由候补中央委员递增为正式中央委员。进入北京后，毛泽东把中央党校校址选在颐和园北边，当时称中央马列学院，院长刘少奇，陈伯达任职副院长，主持实际日常工作，同时还兼中宣部副部长），参与起草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并被选为大会主席团89名成员之一，参加了政治协商会议，并在会上作为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首席代表发了言，表达了大家准备积极投入新中国文化建设的心声。1954年，毛泽东负责我国第一部宪法的起草工作，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三位秘书具体执笔，经过广泛的外讨论，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根本大法。《宪法》的通过，为发展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依据。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全力推进新中国的文化建设，除了主持中央制定推进中国文化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外，他还派两位得力秘书——陈伯达和胡乔木（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的身边共有4位秘书，即：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叶子龙。叶子龙负责机要工作，田家英负责基本日常工作，胡乔木、陈伯达为政治秘书。1956年，增加江青为秘书，负责国际问题。因工作需要，1953年，中央免去陈伯达中央马列学院常务副院长职务，任职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专职中国农村工作。中央马列学院常务副院长由杨献珍接替），积极参与思想文化战线的领导工作。胡乔木担任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社社长、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陈伯达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红旗》杂志总编辑、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同时，两人都任中宣部副部长。这两位秘书，在思想文化战线，具体参与了中央关于发展中国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大政方针政策的起草与确立，参与领导了具体的文化建设，参与领导了对旧文化的改造，参与领导了新文化建设的布局与启动。在1953年到1956年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陈伯达还按照中共中央指示，起草了不少中央决议和一些相应的文件，参加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农村文化建设的实际领导工作。由于他们两人的积极工作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化建设成就，1956年9月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伯达当选为中央委员，随后的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45年陈伯达在中国共产党“七大”时，在中央委员会内排第47位。到1956年中国共产党八大时，排第21位）；胡乔木，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新中国成立初期，经过两支文化队伍汇合后的开拓进取和积极创造，中国的思想文化建设，科技、体育、教育、卫生事业建设等，都取得了良好的开局；尤其是红色文化作品的创作，为红色文化即将到来的繁荣和主导地位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毛泽东选集》与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
确立红色文化的指导地位，主要是确立毛泽东思想在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统一思想，确立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培育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远大理想和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主要靠毛泽东思想去培育。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确立红色文化的主导地位，统一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出版和发行《毛泽东选集》，就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件大事。
新中国成立后，编辑出版发行《毛泽东选集》，是中国思想文化建设中的一个标志性建设。它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的普及与扎根，并日益为全中国人民所接受为中华民族新的指导思想。摒弃接受和应用了近两千年的旧的指导思想——儒家思想，接受新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是中华民族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因毛泽东思想的普及与日益扎根，中华民族的思想风貌和气质品格，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发展风貌和内在气质，都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这一思想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末期，形成于40年代初期。中国共产党人经过20世纪40年代初期的学习、研究和延安整风，逐渐认识了毛泽东思想。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党接受了毛泽东思想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为了使毛泽东思想在全党扎根，中国共产党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始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在1944年《晋察冀日报》总编辑邓拓受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委托主持编辑《毛泽东选集》的基础上，1945年7月苏中出版社出版了苏中区党委宣传部部长余铭璜主编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948年春，晋冀鲁豫中央局出版印行了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张磐石主编的《毛泽东选集》上、下卷。此外，1946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东北、胶东、渤海、冀东、太行等根据地也曾出版过各种版本的《毛泽东选集》。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的统一，其指导思想也必然随之走上一元化发展的道路。因此，使毛泽东思想走向全中国，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所接受，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已成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的一项重大的思想文化建设任务。
1950年2月，毛泽东在访苏期间，一次与周恩来同到克里姆林宫拜访斯大林。双方晤谈中，斯大林提出，为了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毛泽东应把自己写的文章、文件等编辑出版。毛泽东回答说，他已有此意，但希望斯大林派一位理论上强的同志帮助完成这项工作。斯大林当即介绍苏联《真理报》主编尤金，说他很有理论修养，联共（布）中央经常使用他，如果他去中国，你看合适不合适？毛泽东回答：“这样的人最好。”斯大林继续说，需要征求一下尤金的意见，看他愿意不愿意去。
毛泽东从苏联回国后，着手准备《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出版工作。1951年4月毛泽东致电斯大林，正式邀请尤金来华帮助编辑《毛泽东选集》。这年5月上旬毛泽东在中南海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斯大林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的建议。会议决定成立《毛泽东选集》编辑委员会，毛泽东亲自挂帅，指定陈伯达和田家英整理中文稿件，毛泽东最后审查定稿，指定师哲、费德林负责中文译俄文的工作（费德林，时任苏联驻华大使馆文化参赞）。陈伯达负责日常的编辑工作，协调中文和中译俄两方工作顺利进行。从第四卷开始，胡乔木也参加了编辑工作。1959年，中央又决定由刘少奇出任《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主任。
工作展开以后，毛泽东对1—4卷的编选工作，付出了大量的心血。毛泽东认真审阅收入选集的每一篇著作，对文字进行了细心的核对订正，并亲自撰写了许多重要题解和注释。仅第一卷16条题解和249条注释中，毛泽东就亲自动手修改和撰写题解10条、注释120多条。此外，毛泽东还对收入《毛泽东选集》的文章做了许多的修改和补充。陈伯达负责选择文章和技术处理文字工作。田家英负责《毛泽东选集》注释组，范文澜协助田家英全力负责这项工作。师哲和费德林在香山埋头《毛泽东选集》翻译工作。1951年10月，师哲和费德林在香山译完《实践论》，尤金读后，赞不绝口。仲冬，尤金与毛泽东进行了长谈。尤金赞扬了收入《毛泽东选集》的毛泽东的文章，并指出了许多独到之处，同时也指出了个别文章有些语句和行文欠缺严谨。谈话后，尤金将《实践论》的译稿经苏联大使馆转送斯大林。斯大林阅读后，交苏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杂志社。1951年12月《布尔什维克》第23期全文刊登了毛泽东的《实践论》。1952年1月，苏联又出版了《实践论》单行本，译者署名费德林。对于《实践论》在苏联引起的良好反响，毛泽东很是高兴。1952年2、3月，毛泽东又对《矛盾论》作了一次极为认真的修改。
经过编辑委员会10年断断继续的辛苦努力，从1950年到1960年，《毛泽东选集》1—4卷全部问世。它是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战线上取得的一项重大成果。为保证《毛泽东选集》的出版发行工作畅通无阻，为使《毛泽东选集》早日与全国人民见面，1951年4月，国家出版总署就《毛泽东选集》出版、印刷、发行问题做出指示，指示出版、印刷、发行三个部门，一定要全力做好《毛泽东选集》的出版发行工作。
编辑出版统一版本的《毛泽东选集》，参照了过去出版的各种版本《毛泽东选集》，查阅了大量的档案材料，而后从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1000万字的文稿中，精选出100万字汇编而成。《毛泽东选集》涵盖了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的最重要的、最有代表性的著作。其文稿考证、文字校订都十分认真细致。编辑质量，也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
《毛泽东选集》出版发行后，世界各地社会主义国家相继把它译成本国文字出版发行。到1953年4月底，苏联莫斯科外文书籍出版局出版了俄文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预计在夏季出版。保加利亚根据俄文版本《毛泽东选集》，出版保加利亚文字版本《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1951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诞生30周年的日子。从建党到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着实不容易。30周年，理应隆重地庆祝一番。1951年夏，也是《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编辑工作大体告竣的时期。两项事情赶在一块，就把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光辉业绩的工作摆在十分突出的地位。7月1日这一天，中国共产党在北京举行了庆祝成立30周年纪念大会。毛泽东亲临大会，刘少奇作了报告。朱德7月1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长文《中国人民怎样击败美帝国主义武装的蒋介石反动派》；陈云发表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着国家建设》；彭真发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贺龙发表了《在毛主席的旗帜下胜利前进》；邓子恢发表了《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而奋斗》；李立三发表了《开展劳动竞赛，庆祝党的30周年纪念》；李济深发表了《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30周年纪念》；马叙伦发表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此外，张澜、陈叔通、陈其尤和司徒美堂等人也在7月1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纪念文章。毛泽东的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也在这天发表出来。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还在《人民日报》上发了一个通知，号召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学习毛泽东的文章。
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宣传毛泽东思想工作，从1951年7月1日起，拉开了帷幕。1951年胡乔木写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书；陈伯达写了《论毛泽东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结合》、《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两书，再版了1944年他写的《关于十年内战》。胡乔木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书，原来是为刘少奇准备的在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三十周年大会上的报告。毛泽东读后，觉得文章既有理论特色，又有个人研究的学术特色，故批示此文以胡乔木个人名义发表。文章发表后，一直影响了那一代人对中共党史的学习与研究。胡乔木与陈伯达在这时期的工作，对进一步推动毛泽东思想在中国人民中间的普及、统一中国人民的思想认识，起了一定的历史作用。随着《毛泽东选集》的出版发行，全国出现了学习毛泽东著作、学习中共党史的热潮。整个50年代到60年代初，党的理论工作者，对毛泽东著作的阐释和学习体会写出很多东西。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出版了《学习毛泽东著作》四辑、《学习毛泽东著作的体会》、《毛泽东著作介绍》和《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等多种书籍。新建设杂志社出版了郑昌、沈志远、李达著的《学习毛泽东选集论文汇编》，中国人民大学编印了《毛泽东著作介绍》等等。对毛泽东著作进行深入研究而获得成果较大的是：李达的《〈实践论〉解说》、《〈矛盾论〉解说》；李琪的《〈实践论〉解释》、《〈矛盾论〉浅说》等。
从1951年到1981年（1981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过了《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思想、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作出了政治结论。从此，全党和全国人民对毛泽东思想的学习与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对《毛泽东选集》的宣传与学习研究，可以说达到了中国之最，世界之最。按“文化大革命”初中国有6亿人口计算，30年《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老三篇》（是毛泽东的三篇文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的集成小册子。主要在“文化大革命”中流行）、《毛泽东著作选读（甲乙种本）》、《毛泽东诗词》等的发行量能够达到人手一册、6亿册的规模。对《毛泽东选集》的学习广度更是举世无双，连普通的农民在村子里都会背诵《老三篇》，毛泽东的诗词，如《七律·长征》、《清平乐·六盘山》、《卜算子·咏梅》、《七律·闻人民解放军攻占南京》等名篇佳作，更是家喻户晓。在这30年中，没有任何一种思想比毛泽东思想更普及。站在21世纪的历史高度分析这30年的毛泽东思想普及问题，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用了30年的“文化代价”确立了毛泽东思想深固不摇的指导地位；另一方面，用了30年时间，把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深深地植根于人民群众的心中，对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和党的建设来说，又是在“文化的苦痛”中铸建出的“无价之宝”。究竟怎样评价这一问题，还需要后人的深入研究。
3.提出和实施文化“双百方针”
面对四种文化并存的格局和都要大发展的文化内在要求，中国共产党人积极探索推进文化科学发展的正确方针。经过新中国成立后七年的实践探索，到1956年提出了推进文化发展的“双百方针”。
关于文化“双百方针”的提出。1953年秋，中央成立了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和语言问题研究委员会，两个委员会分别由陈伯达和胡乔木负责。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主要由范文澜、郭沫若、翦伯赞、侯外庐、杜国庠、尹达、刘大年、黎澍等历史学家组成，负责组建两个历史研究所，出版《历史研究》刊物，标点重印和编辑一批古本书籍和资料书。这年10月，任职中宣部副部长兼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陈伯达，在中科院召开了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主要成员会议。于会上，陈伯达对刘大年、尹达说：办《历史研究》刊物，要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不要把《历史研究》办成学阀垄断刊物。之后，陈伯达曾向毛泽东建议，对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学术问题，应取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方针为好。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陈伯达等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这一文化“双百方针”，实际上是周扬提出“百花齐放”，陈伯达提出春秋时期的“百家争鸣”，毛泽东综合两者之长，创新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即“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的方针。1956年5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宣布了“双百方针”。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这年5月20日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代表中共中央向科学文化界阐明了党的这条方针。1957年2月，毛泽东于《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中，再度论述了“双百方针”。1957年3月，毛泽东于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宣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一个基本性的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从此，“双百方针”就成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文化工作的基本方针。
中国共产党提出文化“双百方针”，是这一时期全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行理论探索的重要内容之一。从1949年新中国建立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党和人民在七年伟大的新实践中，进行了新探索，积累了新经验，需要给予理论上的新升华、实践方面作出新部署。为此，1956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前，陈伯达参加了八大政治报告的部分修改工作，主持起草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于此决议中，陈伯达认真地思考与领会了几年来毛泽东、刘少奇等领导人关于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一化三改”后国内主要矛盾的观点，依据全党理论上研究的新成果，实践方面集中起来的新经验，经过反复斟酌，最后敲定了中国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论述：党在基本上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从多个方面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理论上的新探索。八大后，陈伯达协助毛泽东整理《论十大关系》一文，在毛泽东原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讲话稿的基础上，又补入了毛泽东于其他几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提出了十个问题，呈给毛泽东，毛泽东又做了仔细的修改订正，最后成文，1957年发表。1957年2月，毛泽东于1800多人出席的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之后陈伯达整理毛泽东讲话稿和讲话记录稿，参照补充另外几次讲话的内容，整理成文，转呈毛泽东。毛泽东对此细加敲定，作了较多的改动，并亲笔增添了新的内容，最后成文发表。随后，陈伯达又协助毛泽东，整理了1957年3月的《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在这些理论探索中，都有文化“双百方针”的进一步阐述。
中国共产党提出文化“双百方针”后，在文化建设中创造性地实施。红色文化迅速出现了繁荣，传统文化的精华也得到了保护、发掘和创新性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也积极探索，中国迎来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波文化高潮。
4.红色文化的崛起与繁荣
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双百方针的贯彻实施，最大的成就是造就了革命红色文化的崛起和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第一次繁荣。
这一红色文化的崛起和繁荣，首先表现在文学创作的各领域，包括小说、戏剧、诗歌、报告文学与散文等。经过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的十几年积累，此时已卓有成就的一代文艺文化创作群体，先把长篇小说的创作推向了空前的繁荣，产生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创业史》、《红日》、《红岩》、《红旗谱》、《保卫延安》、《苦菜花》、《青春之歌》、《林海雪原》、《风云初记》、《野火春风斗古城》、《三家巷》、《三里湾》、《山乡巨变》、《铁道游击队》、《风雷》、《我们播种爱情》、《小城春秋》、《百炼成钢》、《欢笑的金沙江》、《晋阳秋》、《在茫茫的草原上》、《上海的早晨》、《艳阳天》、《草原风雷》、《迎春花》、《乘风破浪》、《美丽的南方》和《香飘四季》等一批名闻遐迩的优秀作品。中短篇小说方面，产生了《在和平的日子里》、《开不败的花朵》、《三千里江山》、《上甘岭》、《山区收购站》、《风雪之夜》、《黎明的河边》、《党费》、《百合花》、《李双双小传》、《我的第一个上级》、《农村散记》、《达吉和她的父亲》、《组织部里新来的年轻人》等一批优秀的作品。在诗歌方面，创作出了《将军三部曲》、《白云鄂博交响诗》、《放歌集》、《杨高传》、《李大钊》、《赶车传》、《白兰花》、《甘蔗林——青纱帐》、《嘎达梅林》、《阿诗玛》、《百鸟衣》、《天山牧歌》、《石油诗》等一批优秀的诗集。散文和报告文学创作，名家佳作，更是不胜枚举。巴金的《生活在英雄们的中间》，冰心创作的《小桔灯》，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刘白羽的《长江三日》，秦牧的《土地》，吴伯箫的《记一辆纺车》，杨朔的《雪浪花》，曹靖华的《三五年是多久》，翦伯赞的《内蒙访古》，徐迟的《祁连山下》，刘宾雁的《在桥梁工地上》和邓拓的《燕山夜话》等，都是旨深辞美、传诵人口的华章。优秀剧作方面，《在战斗里成长》、《万水千山》、《东进序曲》、《槐树庄》、《刘巧儿》、《霓红灯下的哨兵》、《朝阳沟》、《刘胡兰》、《三里湾》、《苦菜花》、《红色的种子》、《春风吹到诺敏河》、《芦荡火种》、《金沙江畔》、《龙须沟》、《枯木逢春》、《槐树庄》、《布谷鸟又叫了》、《英雄万岁》、《南海战歌》、《红色工兵》、《年青的一代》等，成为不朽的名篇。儿童文学作品方面，《宝葫芦的秘密》、《小溪流的歌》、《小兵张嘎》和《我们的土壤妈妈》等一批作品，影响了几代孩子。革命回忆录创作以《红旗飘飘》和《星火燎原》为代表作，更加灿烂辉煌。这些作品描绘了我国人民斗争历史的壮丽画卷，热情地唱出了社会主义新生活的赞歌，体现了社会主义时代的新文化的繁荣。
文学创作是其他文化艺术创作之母。在文学创作的基础上，电影《在烈火中永生》、《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青春之歌》、《董存瑞》、《上甘岭》、《平原游击队》、《战火中的青春》、《红色娘子军》、《红日》、《兵临城下》、《永不消逝的电波》、《风暴》、《红旗谱》、《聂耳》、《白求恩大夫》、《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李双双》、《敌后武工队》、《农奴》、《柳堡的故事》，《林家铺子》、《早春二月》、《舞台姐妹》等一批优秀的影片，奠定了中国红色文化的主旋律。歌曲歌剧方面，有《歌唱祖国》、《我是一个兵》、《歌唱二郎山》、《我们走在大路上》、《我爱你中国》、《学习雷锋好榜样》、《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让我们荡起双桨》、《太阳出来照四方》、《我的祖国》、《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在希望的田野上》、《英雄赞歌》、《谁不说俺家乡好》、《逛新城》、《社会主义好》、《母亲教我一支歌》、《长征组歌》、《梁祝》和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及一批优秀的电影插曲；歌剧创作方面，如《白毛女》、《小二黑结婚》、《江姐》、《刘胡兰》、《王贵与李香香》、《红色娘子军》、《洪湖赤卫队》等一批作品，成为了不朽的传世之作。编辑出版“歌谣”集等方面，有《中国歌谣选》（一、二）、《中国民间长诗选》（一、二）、《中国近代反帝反封建历史歌谣选》、《中国出了个毛泽东》、《革命歌谣集》、《红色歌谣》、《红军歌谣》、《陕苏区红色歌谣》、《红旗歌谣》等。其他如地方戏曲、戏剧、连环画、年画、摄影、美术等各方面，都围绕革命红色文化，创造了这一时代的繁荣。
总之，从1949年到1966年的17年，中国共产党领导思想文化战线，以革命红色文化为主旋律，促进了红色文化的崛起，创造了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第一次繁荣。
二、陈伯达与阶级斗争文化的抬头
在一个贫穷落后的东方大国，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挫折与错误在所难免。从1957年开始，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进入了曲折与困境的发展时期。与文化曲折发展同步，“阶级斗争文化”开始抬头，并迅速介入社会主义政治文化领域。陈伯达在这中间，却起到了推进错误与挫折的“吹鼓手”的作用。从1957年开始，陈伯达似乎又找到了革命战争时期批判国民党时的感觉；也就从他找到这种感觉开始，他的人生观、世界观开始发生了变化。
1.陈伯达高举“三面红旗”冲在前头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胜利地进行了以“一化三改”为基本标志的社会主义革命。1956年前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理论上进行了初步的探索。但从1957年春开始，因急于摆脱贫困、处理“一化三改”改革步伐快引起的社会承受力、中苏论战和中国农村搞“四清”四大问题，中国的社会主义新文化逐步出现偏航。经济上，开始向“左”倾急躁冒进和两种单一所有制方向偏航；政治上，开始向阶级斗争扩大化方向偏航。
为早日摆脱贫穷落后，1958年，“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在中国大地上开始飘扬，全中国人民都卷进了这急剧变迁的潮流中。1956年农业合作化运动之后，农村出现的新形势，是摆在中共面前的新课题。正值此时，毛泽东的思想开始逐步离开了实事求是的轨道，向“左”偏航，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完全可以早日完成，忽视客观规律，片面地强调人的作用，搞起了类似三大战役那样的“大决战”，想使社会主义尽快建成。
1958年5月，中国共产党八届五中全会上，决定创办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陈伯达被任命为《红旗》杂志总编辑。中央于任命总编的同时，又任命了胡绳、邓力群、王力、范若愚为副总编。1958年6月1日，《红旗》杂志创刊号问世。《红旗》杂志创刊时，正值中苏两党大论战开始时期，国内国际政治形势的需要，使《红旗》杂志创刊后，很快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论战期间，重要评论文章均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两家编辑部名义发表，而且文章大都是毛泽东亲自命题，嘱陈伯达、胡乔木写作，中央政治局讨论修改，然后问世。因此，《红旗》杂志很快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喉舌之一。在陈伯达主笔的发刊词中，主要表达了：（1）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宣传无产阶级思想；（2）批判修正主义思潮；（3）高举总路线的旗帜，勇猛向前迈进；（4）国内的主要矛盾和主要斗争是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和经济建设“大跃进”及“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迎风飞舞时，中国共产党内许多人都处于一种亢奋状态中，身为毛泽东的政治秘书的陈伯达，此时更“左”。1958年陈伯达在是年《红旗》杂志半月刊上，发表他的《关于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一文，提出“人民公社”的论断。文章发表后不久，陈伯达奉命与张春桥一道去河南省查岈山人民公社搞社会调查。这期间，陈伯达为“左”的浪潮所激励，主张取消货币，取消商品经济，实行产品交换。陈伯达、张春桥到查岈山之后，由于他俩根本不懂农业，当地干部在他俩面前“吹大牛”式的汇报，弄得俩人心花怒放。到地里转转，干部也发动群众，在地里“作了假”，把两块地的夏粮，收割以后搬到一块地上来，两人还信以为真，鼓励当地干部搞个“卫星公社”试行简章，他俩帮助修改、润色。那年头，谁都愿意当典型，第一为光荣，第二为干部升迁快。就这样，简章很快搞出来了，陈伯达把它带回，嘱《红旗》杂志编辑部给予发表，总编说话，没人敢不听。1958年《红旗》杂志第7期，发表了《查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稿）》。编辑部登载此文时，加了按语：
河南遂平县卫星人民公社是由查岈山附近的27个农业合作社在今年4月间进行合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共有9369户。这个公社8月间拟定了试行简章草案，本刊特为发表，以供研究与参考。
这份《简章》是陈伯达宣扬他所调查和树立的人民公社的榜样，是陈伯达提出的让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是陈伯达在“三面红旗”的高潮中，放的一颗“卫星”。
1958年冬季，全国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跃进”进一步走向高潮。1958年11月版的《红旗》杂志第12期共发表10篇文章，全是大跃进、人民公社方面的内容。12月1日第13期12篇文章也是如此。粗略统计，《红旗》杂志从1958年6月1日创刊到年底共出版14期，发表大小文章154篇，其中有关“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的文章102篇，占文章总数的65%多，批判修正主义的仅占7篇。
陈伯达搞的“左”的那一套，和其他人搞的“左”的那一套，为毛泽东所知晓。1958年11月2日至10日，毛泽东提议和主持召开了第一次郑州会议。鉴于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始后，很多人“急急忙忙往前闯”，有一大堆混乱思想，大有要很快宣布全民所有，废除商业，消灭商品生产之势，毛泽东于会上提出党的干部在大办人民公社中头脑要冷静，要纠正那些已经认识到的“左”的错误，只有纠正了我们的错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才能健康地向前发展。干部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经济建设的实际，去读一些马列主义理论著作，使自己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11月9日，毛泽东写了一封给中共中央、各省、市、自治区、各地、县四级党委会的信。毛泽东在他的信中，向各地各级党委委员推荐两本必读的书（《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以指导自己的经济建设工作。毛泽东在信中指出：“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同志，在最近几个月内，有一大堆混乱思想”，“他们在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候是马克思主义者，一临到目前经济实践中某些具体问题，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就打了折扣了”。这封信，包括批评陈伯达。同一时期，毛泽东的另一位秘书胡乔木也挨了毛泽东的批评。原因是1957年陈云让胡乔木转告毛泽东，现在有些建设指标过高，应有所控制。胡乔木当时认为毛泽东此时头脑很不冷静，说了毛泽东也听不进去，故没有向毛泽东汇报陈云的转告的话。事后陈云与毛泽东碰面时，提出了他要胡乔木转告话。毛泽东回到办公室后，当着胡乔木的面，严肃批评他：“你胡乔木也不过是个秘书，为什么一位副主席的话你都不告诉我！”
陈云当时是党中央副主席。胡乔木与陈伯达两人挨了批评后，心里都难过了好几天。郑州会议后，毛泽东派陈伯达去广州实地调查研究，认真学习。
1961年，中共中央决定制定《人民公社条例六十条》。陈伯达参加了六十条起草工作。起草条例之前，1961年1月，毛泽东安排他的三个秘书先后去下面调查。为把事情办好，毛泽东把他1930年5月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找出来，印成三份，发给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每人一份，意在调查中好好学习他当年的调查方法和调查精神。三个秘书，各带一个调查组，“每组组员6人，连组长共7人”，组长为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调查组成员，都选择了60年代高水平的人员。出发前，每人又发了一份《反对本本主义》，并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准备工作就绪后，陈伯达的小组去广东，胡乔木组去了湖南，田家英组去了浙江。到农村后，每组又分成了两个组，各为3人，原组长为大组长。两个组其中一个小组“调查一个最坏的生产队，另一个小组调查一个最好的生产队。”调查组在三省农村历时两周后，来到广州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听取汇报后，把人员集中一下，在广州又搞了历时4周的社会调查。是年3月，毛泽东请大家坐下来，召集陶铸、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廖鲁言、赵紫阳、邓力群、王力、逄先知、许立群、王鲁等人进行了集体讨论。陈伯达、胡乔木执笔，如是多次反复，几经修订，最后完成了人民公社“六十条”的制定工作。《农村人民公社六十条》规定：农村人民公社为集体所有制单位，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生产小队），按劳分配，计工取酬，在一个长时期内，至少在30年内不变。至此，中国的农村经济由土地改革、互助合作、合作化、人民公社，走上了相对稳定的发展道路。
1962年，陈伯达于他主持的《红旗》第一期开篇社论中，又吹响了“左”的号角——《鼓足干劲，争取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社论指出：1961年过去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又跨进了一个新的年头。1962年将为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带来新的重大任务，这将是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发展道路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要把指导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时代的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红旗更高地举起来。新的一年要求全党全民树雄心、立大志，在党中央和国家的统一领导下扎扎实实地工作，鼓足干劲，为争取社会主义建设新的胜利而斗争。
社论刚发表，一月份，党的七千人大会立刻把陈伯达的论调给压了下来。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会议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同时，会议前后为“反右倾”运动中被错误地批判的大多数人进行了甄别平反，对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大多数人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中央对“左”倾错误一纠正，对“右派分子”和批“右”的问题一平反，使陈伯达立刻陷入无所事事之中。1961年和1962年，陈伯达没有什么作为，两次鼓吹“左”的东西，都被中央控制住了。
总之，1956年到1966年，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基本上以“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为基调，社会主义新文化在曲折中艰难前行。
2.阶级斗争理论介入社会主义文化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道路的曲折探索中，中国的社会主义新文化，遇到了“阶级斗争文化”的介入和破坏。
1956年秋天以后，随着国际上的影响，中国社会上也一度出现了骚动，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民闹缺粮、闹退社现象也有发生。党的干部作风在几年中也暴露了一些问题。为把中国产情办好，1957年春，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整风运动。毛泽东要求此次整风运动，在党内应是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思想教育运动。在党外，应认真听取人民群众意见，应欢迎人民群众“鸣”、“放”，以把中国共产党搞好，把中国的革命和建设搞好。但实际运动一起来，社会上的“大鸣”、“大放”就过了头，矛头对准共产党，其势如暴风骤雨，群众情绪越来越汹涌澎湃，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煽风点火，向中国共产党进攻，几乎闹得一发而不可收拾。于是，1957年5月份，毛泽东写出文章《事情正在起变化》，6月8日，中央决定组织力量进行反击。反击右派的猖狂进攻是必要的，但当时犯了扩大化的错误。右派毕竟是极少数，大多数人为情绪所激化，党和毛泽东没有掌握好分寸，扩大了打击面，错划了不少右派分子，实际行动中，各机关也没有控制住节拍。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从此向阶级斗争扩大化方向偏航。
反右斗争扩大化以后，1958年就搞“大跃进”，出现了问题。紧接着1959年又发生了错误的反对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并扩大到全党。毛泽东认为这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立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这样一来，社会主义主流文化就进一步偏航了。1959年夏，陈伯达跟毛泽东上庐山，参加党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会议中期，毛泽发动了对彭德怀、黄克诚、周小舟、张闻天等人的批判，开始了“反右倾”。陈伯达开始支持彭德怀7月14日的信件，说彭总的信写得好，见到毛泽东如此急转直下的批判彭德怀“反党集团”后，陈伯达亦紧紧跟随毛泽东投入批判彭德怀的斗争。很快，他写出批彭长文《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还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于10月21日送给毛泽东审阅。阅后，毛泽东10月23日对该文加了按语：
此件很好，即发各级党委，供党员学习八届八中全会文件的参考，可在党的内部刊物上发表。
陈伯达于此文中，大骂彭德怀为“伪君子”、“野心家”、“阴谋家”，并重翻彭德怀的历史旧账，以证明自己的骂人观点。之后，陈伯达又写出《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一文。从1963年开始，陈伯达将《红旗》杂志的工作重点转向宣传阶级斗争扩大化。
值得注意的是，1964年6月30日第12期《红旗》杂志上，发表了陈伯达主持撰写的社论《文化战线上的一个大革命》。社论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已经有了15年的历史，我国劳动人民在各条战线上创造了历史奇迹。而有些文艺工作者，却对此熟视无睹，缺乏热情，根本不愿意或者没有很好地去歌颂，去反映这个斗争。相反地，他们却迷恋于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文化，还躲在“象牙塔”里，死也不肯深入到工农兵中去，深入到火热的斗争中去。他们的灵魂深处，还是一个资产阶级的王国，他们不断顽强地表现自己，企图用自己的世界观来改造自己和世界。其中有极少数人已经开始糜烂，已经蜕化变质。也有些人原来就是站在剥削阶级方面的。这种情况是不能容忍，必须加以改变的。“在这个文化革命的运动中，京剧开始演革命的现代戏，这是一个极为可喜的现象。”“由于京剧的开始革命化、群众化，革命的京剧现代戏不仅得到文艺界的赞赏，而且受到各方面的群众的欢迎，不仅京剧的老观众喜爱革命的京剧现代戏，而且就是过去不常看京剧的人们，也成了革命的京剧现代戏的积极观众者。这样演革命的现代戏，就使京剧艺术获得了新的生命力，开拓了新的广阔的前途。”
陈伯达从1964年开始，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思想通过《红旗》杂志渗入到中国文化领域，逐渐地对中国文化大张挞伐。1966年《红旗》杂志第二期刊登《评吴晗同志的资产阶级历史观》。3月24日《红旗》杂志点名批判历史学家翦伯赞同志。文章题目是《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文章署名是戚本禹、林杰、闫长贵。这三个人都是陈伯达手下的得力干将、《红旗》杂志编辑部重要成员。4月5日《红旗》杂志第5期，陈伯达手下干将关锋、林杰再次出马，发表《〈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毒草》。同期郑季翘发表《文艺领域里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批判形象思维论。到第5期，“文化大革命”的火药味，已经很浓了。山雨欲来风满楼，4月29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六期，比前五期更上升了一个等级，全部都是大批判性的东西。第一篇文章，转载了《解放军报》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社论提出新中国成立十几年来“文艺界存在着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问题。第二篇文章，刊登了一组所谓《工农兵群众批判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立场和学术观点》的文章。第三篇文章，是《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工农兵群众参加学术批判是时代的大事》。第四篇文章，是史绍宾撰写的《评吴晗的〈投枪集〉》。文章后面登了一个附件——《吴晗1959年编的（投枪集）是怎样“作伪舞弊”的？》。至此，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已经彻底偏航了。
三、传统文化的回归与悲伤
在中国共产党文化“双百方针”的指导下，中国传统文化得到了保护、发掘和回归。中国传统文化的“回归”，包括精华与糟粕。这与中国共产党此时“左”的思潮，及红色文化发展的内在精神追求，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冲突，于是在“阶级斗争文化”开始泛滥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传统文化遭到了一场空前的浩劫。
1.传统文化精华与糟粕的回归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培育了中华民族。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就指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要研究，要给予批判地继承。从1840年到1949年，中国经历了一百年战火。中国传统文化在这百年中，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和继承。新中国建立后的和平环境，为发扬光大传统文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于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和平的日子里得到了继承、创造和回归。
首先，历史剧的创作和演出，日益走向繁荣。著名的有郭沫若创作的《蔡文姬》和其他历史剧作家再创作的《关汉卿》、《文成公主》、《林则徐》、《梁山伯与祝英台》、《甲午风云》、《李时珍》、《天仙配》、《孟姜女哭长城》、《刘三姐》、《柳荫记》、《白蛇传》、《秦香莲》、《牛郎织女》、《春草闯堂》、《武松打虎》和《十五贯》等一大批剧作。这些再创作的作品都先后被搬上了舞台与银幕。
其次，对中国的历史古籍进行有计划有步骤的整理和出版。我国古典文献数量大，据估计不少于八万种。从新中国成立初到“文化大革命”前夕，共整理出版（包括标点、校勘、注释、集解、汇辑、辑佚，今译等）古籍近2000种。其中有“二十四史”、《清史稿》、《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明通鉴》以及从《左传纪事本末》到《明史纪事本末》的历代纪事本末；一些类书和诗文总集的影印本如《册府元龟》、《太平御览》、现存本《永乐大典》、《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文苑英华》；一批文学总集和历代重要文学家、思想家的别集；许多重要古籍的选注本和今译本等等。对大量古籍的整理和出版，发掘、保护和光大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第三，通过1953年和1957年两次大规模的全国民间音乐舞蹈会演，选拔出了一批优秀的文化作品，在国内国际的舞台上获得了赞誉。据1959年统计，在历届世界青年联欢节获得一等奖、二等奖以及金质奖章、银质奖章等各种奖励的节目共有45个。如《腰鼓舞》、《大秧歌》、《红绸舞》、《狮舞》、《荷花舞》、《采茶扑蝶》、《跑驴》、《花鼓舞》、《花鼓灯》、《西藏舞》（藏族）、《扇舞》（朝鲜族民族舞）、《鄂尔多斯》（鄂尔多斯族）、《孔雀舞》（傣族）、《友谊舞》（藏族）、《盘子舞》（维吾尔族）、《摘葡萄》（维吾尔族）、《草笠舞》（黎族）以及汉族古典舞蹈《剑舞》、《春江花月夜》等等。在原来民间形式的基础上，经过编导们的艺术加工，赋予作品以新的思想感情和新的精神气质，从而成为人民所喜闻乐见的舞台表演节目。编辑出版歌谣方面，有《藏族民歌选》、《侗族民歌选》、《鄂尔多斯民歌选》、《瑶族歌堂曲》、《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民歌》、《花儿选集》和《吴歌新集》等。
第四，史诗、叙事诗的发掘获得大丰收。继《阿诗玛》问世后，又出现有彝族的《梅葛》、《逃到甜蜜的地方》、《逃婚的姑娘》、《赛玻嫫》、《查姆》，纳西族的《创世纪》、《相会调》，傣族的《召树屯》、《娥并与桑洛》、《线秀》、《松帕敏与嘎西娜》、《一百零一朵花》、《缅桂花》、《三只鹦哥》、《九颗珍珠》、《苏文纳和他的儿子》、《相勐》，白族的《串枝连》，阿昌族的《遮帕麻和遮米麻》，傈僳族的《逃婚调·重逢调·生产调》，蒙古族的《嘎达梅林》，壮族的《布伯》、《马骨胡之歌》，《逃到远方做夫妻》、《双姑传》，瑶族的《密洛陀》，回族的《马五哥与尕豆妹》，达斡尔族的《少郎和岱夫》，裕固族的《黄黛琛》、《尧熬尔来自西州哈罕》，土族的《拉仁布和且门索》，赫哲族的《满斗莫日根》，维吾尔族的《维吾尔民间长诗选》以及汉族的《劳工记》、《钟九闹漕》、《崇阳双合莲》、《郭丁香》、《五姑娘》和《沈七哥》等。闻名世界的藏族史诗《格萨尔》，柯尔克孜族的史诗《玛纳斯》和蒙古族史诗《江格尔》等也都开始抢救发掘。
第五，不断开拓与扩大我国民间文学园地。浙江的《山海经》，云南的《山茶》，山西的《山西民间文学》，吉林的《民间故事》，贵州的《南风》，湖南的《楚风》，上海的《采风》，江苏的《乡土》，福建的《海峡民风》，广东的《天南》和西藏的《邦锦梅朵》等杂志，有的销售量超过百万份。民间文学理论著作出版方面，比较重要的有：茅盾的《神话研究》，朱自清的《中国歌谣》，顾颉刚、钟敬文的《孟姜女故事论文集》，季羡林的《罗摩衍那试探》，钟敬文的《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上、下）和他主编的《民间文学概论》，毛星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贾芝的《民间文学论集》，赵景深的《民间文艺丛谈》，天鹰的《中国民间故事初探》，丁山的《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袁珂的《神话论文集》，乌丙安的《民俗学丛话》，张紫晨的《歌谣小史》等。
第六，收集、整理传统曲艺作品方面，有扬州评话《水浒》、《三国》，传统评书《聊斋》、《杨家将》，山东快书《武松传》，东北大鼓，单口相声等。有《隋唐演义》、《珍珠塔》、《描金凤》、《武松打虎》等。有河南的大调曲子，苏州的评话、弹词，青海的平弦、贤孝，四川的竹琴、清音、金钱板，扬州的清曲，北京和天津的京韵大鼓、相声等曲种。
第七，封建迷信与糟粕的普及。和平年代，人们除了需要红色文化激动人心的主旋律外，还需要适合和平年代人们精神需求的文化。新中国成立以后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我国在文化发展与满足大众需求方面是有矛盾的。文化发展，根本的要求是文化人才。可从1912年到1949年，我国一共培养了不足21万大学生。1949年到1979年，也仅培养了600万大学生。因此，这一时期，我国是一个知识分子短缺的国度，必然出现文化建设不够的问题。5、6亿的人口，需要大量的平民文化，可文化供给跟不上。于是，从1956年到1966年，广大的农村，到处都是健康的与不健康的传统文化盛行。每个行政村和比较大一点的村庄，基本上都有一个“土地老爷庙”、一个“关公庙”，逢年过节，逢病遇灾，磕头烧香，求神保佑，求财求福求得贵子。遇到不好治的病，还给“狐仙”、“黄仙”、“蛇仙”等各路神仙烧香求拜。农村里的“巫婆”、“跳大神”、“算命先生”盛行。乡村里的大舞台上，都是上演的宣传封建迷信的戏剧，如《三娘教子》、《五家坡》、《平贵别窑》、《秋湖戏妻》、《打渔杀家》等，晚上“说书”先生说的是《大八义》、《小八义》、《隋唐演义》、《雍正剑侠图》、《封神演义》、《前汉演义》、《杨家将》、《东周列国志》、《后汉演义》等，看的“老戏”是《薛礼征东》、《罗通扫北》、《十二寡妇征西》、《樊梨花征西》、《佘太君挂帅》、《八姐九妹》、《杨宗保征西》、《穆桂英大破天门阵》、《聊斋》、《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四郎探母》等和各种宣传封建迷信的剧本。当时，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85%左右，日常接受的基本上都是封建迷信的文化。县文化局有一个电影放映队，基本上是一个季度或每两个月才轮上一次。县剧团也是如此。当时的红色文化和传统文化精品，都在县城以上的城市享用。至于广大的农村，则是“六神”统治人们的思想：一是从印度外来的“如来佛”和南海“观世音”，下属“四大金刚”、“十八罗汉”，“佛法无边”；二是本土的“玉皇大帝”，统领“吪吒、二郎神杨戬、托塔天王李靖”众神和“土地老爷”、“灶王老爷”、“财神爷”、“门神”等派出机构；三是“元世天尊”统领“四子四真四道人”和“上八仙”、“下八仙”，及遍地都有的主持“人间正义”的“仙家”。五是无处不在的没有“成仙得道”的“妖精”，经常“祸害”人间，给人间带来疾病、灾害与灾难；六是“阎王爷”统领“大小鬼”和“整个阴间”。
2.三个《纪要》对传统文化的取舍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和糟粕，很难把握。发掘、整理和光大传统文化，很容易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广大乡村对传统文化无法选择的光大，很容易上下连成一片。这些，与中国的红色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迟早会发生矛盾和冲突的。关键是用什么办法来解决二者的矛盾和冲突。20世纪60年代初的中国共产党人，选择了“阶级斗争大批判”的方法；之后，选择了“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立四新”的方法，结果是引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大破坏，引来中国文化的坎坷、曲折与倒退。
这种大批判的方法，是从1962年秋批评昆剧《林慧娘》揭开序幕的，当时的文化战线，出现了紧张气氛。接着，1963年冬天，毛泽东批评文艺界有“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并多次说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从1963年开始，全国出现了对一些文艺作品进行严厉批判的局面。1964年夏，这种批判扩大到学术界。1965年春，江清从北京前往上海，指示张春桥、姚文元写批判吴晗剧作《海瑞罢官》的文章。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登出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剧历史剧——〈海瑞罢官〉》。《海瑞罢官》是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1960年为响应毛泽东提倡海瑞精神而写的一部历史剧本。姚文元写的批评《海瑞罢官》的文章，硬是把明朝历史上海瑞所进行的“退田”、“平冤狱”同1962年受到指责的“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说它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反映。文章实际上涉及了1961年以来中央领导层在许多重大问题上的分歧，攻击的矛头不止是吴晗。批评一名副市长，毕竟不是小问题，北京市方面，也没有仔细考虑一下这篇文章的背景和将来的发展势态。彭真、陆定一等主管北京市、中宣部、文化部和全国新闻媒介，对于姚文元的文章，《人民日报》和北京其他各报在10多天都没有转载。后来北京的报纸转载了，只不过是把它作为学术问题来讨论。陈伯达主编《红旗》杂志，因此时摸不清动向，也未轻举妄动，只在1965年12月8日的第十三期《红旗》上，发表了戚本禹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一文。本来，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矛盾自1962年以来逐步明朗化后，毛泽东就一直怀疑是否有人要架空他，此时他需要对他有一点个人崇拜。北京方面对批判《海瑞海官》文章的如此态度，加深了他与刘少奇之间的矛盾，他认为北京市市委书记、市长彭真是吴晗的后台，认为北京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1965年底，毛泽东电召陈伯达、艾思奇、胡绳、关锋等四人赴杭州（此时，田家英已在杭州毛泽东身边处理日常文件），继续商讨为六本马列经典著作中文版作序的事。毛泽东谈了吴晗、翦伯赞越来越不行，批评了翦伯赞的让步政策，表扬了戚本禹在《红旗》杂志上发表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那篇文章，评价了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文章，说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的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毛泽东讲完后，陈伯达把毛泽东讲话的内容告诉了江青，江青如获至宝。杭州谈话会结束后，田家英认为毛泽东的谈话很重要，建议写一个《纪要》发出去送给中央同志看。于是田家英、胡绳、关锋三人开始搞《纪要》，关锋执笔。起草《纪要》的最后一天，关锋问田家英和胡绳，《纪要》里写不写上毛泽东评价《海瑞罢官》的话。田家英、胡绳没有坚持写进去，关锋也没有往里写。为此事，《纪要》出来后很快出现很大风波。
在1966年2月初，《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尖锐批判姚文元的“闲话”；与此同时，出现了不利于关锋的“控告”材料。同时，彭真在北京召开文化革命小组会议（文化革命小组，1964年成立，彭真为组长），讨论制定《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称“二月提纲”）。《提纲》的主旨在于：试图就这场学术批判运动的性质、方针、要求等方面，对已经出现的极左倾向，加以适当的约束，把运动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和学术讨论范围内，不赞成把它变成严重的政治批判。该《提纲》经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同意，并给在武汉的毛泽东汇报过后，于2月下旬下发给全党。接着，北京市委邀请北京大学对海瑞这个历史人物进行专业研究，舆论宣传工作也把这一点说得很清楚，必须避免与彭德怀的事进行煽动性的比较。中宣部亦没有同意发表关锋、戚本禹关于批判《海瑞罢官》的所谓“重要”文章。
江青看到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在北京受到抵制，就从北京来到苏州，寻求林彪的支持。2月上旬和中旬，上海召开部分文艺工作者座谈会，又搞了一个《纪要》。江青对《座谈会纪要》初稿不甚满意，求教于陈伯达。陈伯达帮其定了两个基调：一为过去17年的“文艺黑线专政”是20世纪30年代文艺的继续和发展；二为江青领导的戏剧革命，是无产阶级文艺的发展方向。这样一来，整个《纪要》立什么、破什么就清楚了。陈伯达又帮其修补了一些文字，使江青搞的《纪要》很有分量。这个《座谈会纪要》经毛泽东三次审阅修改后，由他建议以中央军委名义报送中央批准，于1966年4月10日下发到县团级。
“文革”前奏，有三个《纪要》，田家英负责搞了一个《纪要》，因没有记入毛泽东评价《海瑞罢官》的话，结果自己遭自毁之祸，彭真、陆定一等人很快被打入“冷宫”。彭真等人搞了一个《纪要》，结果遭到江青等人猛烈的反扑，导致江青与林彪、陈伯达迅速结合。江青搞了一个《纪要》，结果使江青和上海的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异军突起，“文革”后来的发展，其初时，就已定下了格局。
与三个《纪要》出台和发生影响的同时，《柳堡的故事》、《林家铺子》、《早春二月》、《舞台姐妹》等一批中国电影艺术的精品，也都无例外地被押上了审判台。不管是传统文化，还是红色革命文化，一起遭遇了“文化大革命”。中国文化内部拼杀和“自毁”的阶段到来了。
四、四种文化激荡博弈
在中国的政治文化舞台上，红色文化、社会主义文化、传统文化和阶级斗争文化，经过新中国成立后17年的矛盾纠葛与矛盾冲突，从1966年到1976年，终于爆发了一场历经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在这场红色文化、社会主义文化、传统文化和阶级斗争文化的相互激荡、相互博弈中，陈伯达被大浪淘沙。
1.阶级斗争文化泛滥成灾
从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在极左的思想指导下，阶级斗争文化泛滥成灾。
1966年3月，毛泽东责成陈伯达负责起草一个中共中央通知，以否定彭真等人搞的“二月提纲”。陈伯达约王力协助，于4月完成初稿，送给毛泽东。毛泽东看完后，遂决定成立一个小组来起草通知，任命陈伯达为组长，康生、江青、王力、吴冷西、张春桥、关锋和戚本禹等人为组员。几经修订，“通知”最后定稿。1966年5月16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全名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因5月16日通过，又称“五·一六通知”。“通知”批判了彭真等人搞的“二月提纲”，要求全党要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在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决定撤销原来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任命陈伯达为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康生为顾问。“五·一六通知”的下发与在全国的贯彻落实，标志“文化大革命”的开始。
1966年5月11日，陈伯达主持的《红旗》杂志第7期，发表姚文元的批判文章《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继吴晗、翦伯赞之后，邓拓开始受到批判。同期转载了《解放军报》社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发表了戚本禹的《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很明显，北京市委和《北京日报》成为了第一批被炮轰的对象。同期还发表了一组小文章《工农兵向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开火》，集中火力批邓拓、吴晗。发表了一篇书评《突出政治，大写英雄——评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吴晗、邓拓等人几乎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1966年5月底，经毛泽东同意，刘少奇安排，陈伯达率工作组接管《人民日报》，撤销了社长吴冷西的职务。6月1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陈伯达亲自主持撰写和修改定稿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接着《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触及人民灵魂的大革命》、《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资产阶级保皇派》等社论。这些社论，把“五·一六”通知的精神传向全国，煽动和怂恿广大青少年学生和亿万群众起来“造反”。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为武器，大规模揭发批判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黑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一切牛鬼蛇神”，“把它们揪出来斗到底”。在陈伯达主持的《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的煽动下，全国掀起了以学校校长、教师为对象的所谓“斗黑帮”的浪潮。各种乱揪乱斗的混乱现象不断发生。许多学校的党组织陷于被动以至瘫痪。陈伯达一生以论战著称，当他把论战的方向对准干部和人民的时候，标志着他已经走上反人民的道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既是陈伯达一生最后的一篇极有影响的论战檄文，同时也是他走上了反党、反人民、反革命道路的第一篇檄文。《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发表，标志着陈伯达转变的开始。
“文化大革命”开始阶段，受到了一定的阻力。毛泽东认为“五·一六”通知后刚刚兴起的“文化大革命”被压下去了。为了排除阻力，必须再作一次全面发动。8月1日，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陈伯达由八届一中全会的候补政治局委员，一跃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对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改组，调整了中央领导成员。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由原来八届一中全会选出的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4人，改为林彪1人。政治局常委，也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6人增选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11人），并在党内高层领导核心中排第五位。为宣传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红旗》杂志发表了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也同时发表了社论。8月7日，会议印发了毛泽东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大字报写道：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指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作者注）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的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右倾和1964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1966年8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第一大张字报》（指1966年5月30日，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聂元梓等七人写了一张分量很重的大字报，题目是《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红旗》杂志发表“本刊评论员”文章——《向革命的青少年致敬》。当5月份北京大学第一张大字报贴出后，陈伯达指示《人民日报》1966年6月2日予以全文刊登。同日《人民日报》为此发表了评论员文章。1966年8月21日《红旗》杂志第11期对上述两文予以转载。同期《红旗》杂志还发表了陈伯达8月16日在外地来京学生群众会上的讲话——《在大风大浪里成长》。陈伯达于他的这篇讲话中，仍以“小小老百姓”的姿态，煽动全国学生横扫共和国内的“一切牛鬼蛇神”。
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红卫兵运动在全国迅速地兴起。从8月18日至11月25日，毛泽东在北京先后八次接见红卫兵和大专院校师生，总共约1100多万人次。红卫兵对文化教育界、党政机关和社会的冲击，对所谓“封、资、修”事物的大破坏，对“黑帮分子”、“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动学术权威”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批斗、抄家、侮辱、殴打、迫害，严重地破坏了社会正常秩序，践踏了民主和法制。红卫兵大串连后，全国出现了各种形式的战斗队和派别组织。1966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会议重点指责刘少奇在文革之初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陈伯达在会上作了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长篇讲话，讲话对红卫兵的破坏行为大力加以吹捧，指责人们对社会动乱的担心和防范是什么怕群众、怕革命、甚至是镇压群众和反对革命。会后，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风暴在全国兴起。以陈伯达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策动造反派，把攻击的火力集中转向各级党政领导机关，使中央和地方的许多党政干部受到批斗，机关工作普遍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的基层组织的活动和党员的组织生活也陷于停滞。
2.陈伯达最后的兴衰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基本上是从三个层面进行了红色文化、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文化和阶级斗争文化的相互激荡与相互博弈。
第一个层面是农村层面，这是社会基础层面。七亿人口，要吃粮食。毛泽东提出：“以粮为纲”，“农业学大寨”，“抓革命、促生产”。并说“手中有粮、心里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六亿农民是“九分”时间搞生产，“一分”时间搞“文化大革命”，主要是业余时间搞。“破四旧”、“立四新”，农民纷纷起来，可以说用不到一周时间就把全国农村的“土地老爷庙”、“关公老爷庙”、“财神爷庙”和各种小庙都拆了，也破坏了应该保护的文物古迹。村民们家中的“旧书”、“旧剧本”和“旧古董”等，来不及藏好的，都拿出来、翻出来“烧了”、“砸了”。随之而来的是农民把毛主席像和林彪像请进家里，每天午饭和晚饭，全家人自觉自愿地、毕恭毕敬地站在“毛主席像”前，虔诚地说出：“毛主席啊，毛主席，祝您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说来也怪，农村迎接“红色文化”，是用封建文化意识“请神”、“敬神”、“拜神”方式来接受的，所以林彪一伙搞个人崇拜，是有广泛的文化基础的。接着，农村家家都发了《毛泽东选集》和《毛主席语录》。农民开始在家里、在生产队会议室、在田间地头、在生产大队会场背诵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依山》，学习背诵“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诗词”，批判刘少奇，忆苦思甜，唱的歌是《东方红》、《社员都是向阳话》、《学习大寨赶大寨》、《学习雷锋好榜样》、《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大海航行靠舵手》等“红歌”。再后来是全国农村都看“三战八大板”（三部电影《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八个样板戏《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海港》、《杜鹃山》、《红色娘子军》、《奇袭白虎团》、《白毛女》），学唱革命样板戏。看的书是《欧阳海之歌》、《艳阳天》、《金光大道》，学习的模范是“雷锋、王杰、欧阳海、陈永贵、郭凤莲、王铁人”；学习的“团队榜样”是“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学习的精神是“大庆铁人精神”、“大寨精神”和“雷锋精神”。批判“走资派”，也主要是“批斗”农村生产大队干部的腐败现象，如吃喝问题、贪污问题、生活作风问题、横行霸道等不廉洁、不公正的问题。至于批斗“地、富、反、坏、右分子”，那就另当别论了。
第二个层面是城市层面，第三个层面是党内。“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国的城市社会局面，几乎乱到不像样的地步，党内一些老干部对此实在看不下去。1967年1月下旬，针对在军队中是不是也像地方一样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问题，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同陈伯达、康生、江青进行了激烈的争论。2月10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批评了陈伯达、江青。李富春、叶剑英在散会后，把陈伯达、江青挨批的消息转告了其他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们。于是在2月11日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日常工作碰头会上，针对上海夺权问题，军队“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问题等，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和聂荣臻等对陈伯达、康生提出质问，严厉地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啦，难道我们这些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2月14日，中央文革小组也开了一次会议，批评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在会上发言十分激烈。2月16日，周恩来又一次在怀仁堂主持日常工作碰头会，盛怒未消的“五副四帅”（指1967年2月11日质问陈伯达的谭震林等，职务是五位副总理、四位元帅），再次向陈伯达等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谭震林质问张春桥：“为什么要无理扣押陈丕显？”张春桥回答：“群众不答应。”谭愤怒了，说：“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闹革命，这是什么东西，是形而上学的！”谭震林越说越生气，最后站起来要走，“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砍掉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此时，陈毅怒火满腔，对谭震林说：“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虽然没有人选我为老干部的代表，我也要为老干部说话”，“这些家伙上台，他们就要搞修正主义。在延安，过去有人整老干部整得很凶”。叶剑英接过话茬，“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财富，对犯错误的干部，我们党向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哪有随便打倒的道理？照这样，人身都不保证，怎么做工作？”李先念生气地说：“现在这样搞，团结两个95%还要不要，老干部都打倒了，革命靠什么？现在是一国范围内大搞逼供信，岂不是胡来？”陈伯达2月10日挨了毛泽东的批评后，一直处于十分不快的地步，这两次碰头会，又遭如此重炮轰击，更显沮丧。后因毛泽东听信了张春桥、姚文元的“恶人先告状”，谭震林等被毛泽东批评。康生和陈伯达、关锋、戚本禹等人反击，说是“二月逆流”。接着对这些老帅们进行了批判，说他们“反对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护一小撮走资派，保护叛徒、内奸、特务，”并把批判“二月逆流”的运动公开推向社会，一下子倒了七名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就只剩下毛泽东、周恩来、林彪、陈伯达、康生五人。之后，“中央文革”其职权之大，几取代中央政治局。
按照陈伯达的总结，“文化大革命”已经经历了五个回合。“文革”的第一个回合是打倒彭罗陆扬（指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四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第一批受到冲击、批判、被打倒，停止工作），第二个回合是打倒刘邓陶（指刘少奇、邓小平、陶铸三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第二批受到冲击、批判、被打倒，停止工作。其中，刘少奇、陶铸二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第三个回合是击退“二月逆流”。第四个回合是打倒王关戚（指《红旗》杂志社的王力、关峰、戚本禹三人，“文化大革命”中乱整人，经毛泽东追究，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抓倒台），第五个回合是打倒杨余傅（指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在“文化大革命”中第五批被打倒）。文革第五个回合后，陈伯达等人又在全国煽起了揪“小爬虫”和“变色龙”的运动，无政府主义狂潮再度掀起，派性斗争与流血事件再度加剧。
多行不义必自毙。陶铸在“文革”中倒台后，毛泽东看了前前后后记录，发现陈伯达在中间做了不少鬼，批评了陈伯达。1967年夏，因要“揪军内一小撮”问题，陈伯达的干将王力、关峰、戚本禹三人相继倒台。王、关、戚的倒台，已经发出了中央文革小组危机的信号。1967年冬天，为帮助杨成武修改润色《大树特树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一文，再次遭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中央文革小组层层剥皮后，此时只剩下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五人，陈伯达日益显得孤立。此时陈伯达的妻子刘淑宴也终日为陈伯达的日子不好过而忧心忡忡，夫妻俩经常吵架，陈伯达亦心中烦闷。陈伯达成了惊弓之鸟。1967年底，中共中央开始筹备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陈伯达和张春桥、姚文元起草了两个九大政治报告，呈给毛泽东。毛泽东做了抉择，对陈伯达写的九大政治报告稿本，原封不动退回。陈伯达失落之感，从来没有如此严重。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林彪作了九大政治报告，陈伯达亦在会上发了言。在九届一中全会上，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五人全部进入了政治局。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从1964年到1969年，历时五年，基本上结束了。中央政治局开始了正常工作。九届一中全会上，陈伯达在政治局常委名单中排列第三，实际工作上是第四。九届一中全会选出的政治局常委是：毛泽东、林彪、陈伯达、周恩来、康生五人。
中国共产党九大之后，陈伯达想继续跟着毛泽东走，可毛泽东从1967年春以来，对他已有一定的看法。随着时间的推移，陈伯达选择了林彪。中共九大，林彪接班人的地位空前巩固。但是1970年前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在中国政治舞台上，迅速崛起，对林彪构成了政治地位上的威胁，林彪想削弱对手的力量，于是在“国家主席”设置上两伙有了交锋。当时毛泽东建议在修改宪法时，删去有关国家主席的条文，坚持不设国家主席。可林彪却坚持设国家主席，坚持让毛泽东兼任。林彪越紧锣密鼓，毛泽东越看出其中的问题，越坚持不设。关于设国家主席之争，从1969年秋冬开始，一直争论到1970年夏末秋初。1970年8月下旬，为准备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陈伯达参加了九届二中全会。会前，中央政治局开会，为会议定基调，林彪再次提出设国家主席问题，毛泽东当面直截了当否定，并对林彪提出委婉的劝告：“我不当国家主席，希望你也不要当。”
林彪故伎重演，在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上，空前绝后地吹捧毛泽东是天才，同时坚持设国家主席并对中央文革一伙发动攻击，拉陈伯达当帮手。陈伯达为获得自己失去的信任和地位，也就欣然地参加了吹天才的行列，主持编辑领袖人物“论天才”的语录。
1970年8月23日，中国共产党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开幕。会前，陈伯达拼命查找马恩列斯经典著作中关于称“天才”的语录，庐山上书不够，陈伯达挂长途电话，指示中央政治研究室手下人马全力以赴迅速查找。总算找到了那么几条语录，赶紧汇编在一块。会议第一天，本未安排林彪讲话，林彪却突然在大会上讲话，大讲天才问题和坚持设国家主席的问题。讲毛泽东是天才，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的指导思想，是宪法的活灵魂。陈伯达在当晚把《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提供给林彪一伙。24日会议分组讨论，陈伯达在华北组会议上发言，大讲毛泽东天才问题，讲毛泽东思想是宪法的灵魂和中国人民的指导思想问题，还含沙射影地对张春桥进行了攻击。按照事先准备，林彪一伙的成员亦在各小组会上进行了煽动性发言，煞有介事地批判有人反对毛泽东是天才。会后，陈伯达把自己的发言纪录稿，整理成华北组二号简报铅印，25日发给会上各组。《简报》要旨仍在毛泽东当国家主席问题，批判有人否定毛泽东天才的问题。陈伯达称毛泽东为天才和坚持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从主观上说主要是为了讨好毛主席，整掉张春桥，让自己重新回到昔日的政治地位问题。
林彪、陈伯达于庐山会议上的突然袭击，使庐山热闹起来，立刻出现了两种趋势。一种是大多数与会者起哄式地要求设国家主席。另一种是要批判张春桥。张春桥岌岌可危。江青看这架势，马上出马，大喊大叫，“不得了啦，有人要揪人”，并且到毛泽东处告状。庐山会议上，林彪、陈伯达等人这样以决斗形式较量，当然是为毛泽东所不允许的。毛泽东一下看清了对方野心，但毛泽东为策略起见，先从陈伯达开刀。
1970年8月25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常委、各组长召开会议。毛泽东于会上指示：收回华北二号简报，陈伯达在华北组的发言是错误的。会议休会，各组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陈伯达至此基本上结束了他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活动。8月31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开始清算陈伯达。讲陈伯达编《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天才的几段语录》“欺骗了不少同志”，此次陈伯达在庐山“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能力也属于知识的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有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主义的反映论，我们只有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不要上号称懂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9月1日，全体中央委员人手一份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会议开始批判陈伯达。9月1日以后，陈伯达见了一次毛泽东。毛泽东从过去30余年的私人感情上批评了陈伯达几句，没多说别的。之后，组织上通知陈伯达反省。康生帮陈伯达筹划写检讨的内容，周恩来帮陈伯达读他的检查。9月6日，九届二中全会闭幕式上，中央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1971年的夏秋，毛泽东在巡视期间，在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谈话纪要中，对陈伯达在庐山会议的所作所为进一步下了定论。毛泽东指出：1970年的庐山会议，林彪、陈伯达搞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天才问题是个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论的先验论”。陈伯达搞的华北组二号简报，“究竟是革命的，不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我个人认为是一个反革命的简报”。
陈伯达从庐山回北京后，1970年10月18日被监禁，1971年林彪“九·一三事件”时被关进秦城监狱。1971年7月，中共中央在颁发了《反党分子陈伯达材料》之后，全党开始了批陈整风运动。“九·一三事件”后，中央设立专案组审查了陈伯达一生，定陈伯达为：国民党反共分子、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1973年8月被开除党籍。1980年冬被审判。1981年1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法庭判决书写道：
被告人陈伯达，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为目的，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是反革命集团的主犯。陈伯达积极参与林彪、江青夺取最高权力的活动。
陈伯达控制宣传舆论工具，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1966年提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口号，煽动对广大干部和群众的迫害镇压。
1967年7月，陈伯达伙同江青、康生决定对刘少奇进行人身迫害，从此剥夺了他的行动自由。
1966年底至1968年，陈伯达多次诬陷国务院副总理陆定一是“现行反革命”、“叛徒”、“内奸”并决定对他进行人身摧残。
1967年12月，陈伯达在唐山说：“中共冀东地区组织可能是国共合作的党。实际上可能是国民党的党在这里起作用，叛徒在这里起作用。”由于陈伯达的煽动，使冀东冤案造成严重的后果。大批干部和群众受到迫害。
被告人陈伯达，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8条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第92条颠覆政府罪。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判处被告人陈伯达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从1970年10月18日算起。
1981年8月，陈伯达保外就医。次子陈晓农一家来京照料其父。1988年10月17日刑满释放，1989年9月20日因心肌梗塞病逝。
论陈伯达的一生，毛泽东的“七大”政治报告，两次赴苏顾问、1949年《共同纲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草案》、“八大”政治报告、评苏共二十大文章、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国际共运二十五条”、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报告、“文革十六条”等，都出自陈伯达的手笔。一名读书人一支笔能驾驭万民，影响全党全国，在中国历史上也少见。但晚年把“阶级斗争文化”推向泛滥成灾，他被大浪淘沙，也是历史必然的了。
召开了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主要成员会议。于会上，陈伯达对刘大年、尹达说：办《历史研究》刊物，要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不要把《历史研究》办成学阀垄断刊物。之后，陈伯达曾向毛泽东建议，对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学术问题，应取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方针为好。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陈伯达等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