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发接收财。面对中国共产党朝气蓬勃的理论、文化建树，蒋介石在其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中，抛出了他的《中国之命运》。中国共产党奋起反击，国民党败北。
1.陶希圣、陈布雷“捉刀”《中国之命运》
陶希圣，1899年出生于湖北黄冈县。1922年北京大学毕业。1924年到上海商务印书馆担任编译工作。1927年1月，陶希圣应聘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中校政治教官，辞谢商务印书馆工作。1930年，陶希圣执教于上海复旦大学，讲授中国社会史。1931年，陶希圣离开上海回北京大学教学六年，并主编《食货》杂志。抗战前夕，中央政治会议主席汪精卫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联名邀请全国各大学教授、各阶层代表、各社团领袖到庐山举行谈话会，陶希圣是被邀200余人之一。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前夕，陶希圣随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到重庆后，成为汪精卫、周佛海“低调俱乐部”重要成员。1938年12月18日，随汪精卫叛逃。1939年秋去南京任汪精卫伪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此后一年多，陶希圣见汪精卫遭人人唾骂，而且根本成不了大事，遂于1940年1月又潜至香港。到港后，向蒋介石发电请罪，自请效命。蒋介石则乘机加以利用，嘱其在香港从事特殊的调查宣传任务。从此，陶希圣经常从香港和九龙收集各方面报刊资料，秘密邮寄到重庆侍从室二处第五组，其生活费和公用费用由蒋介石命陈布雷从侍从室提供，并经常秘密联系。
1941年冬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沦陷。陶希圣从香港九龙、东江经广东韶关到桂林，旋抵重庆，暂住重庆美专街四号侍从室。陶希圣归来之后，陈布雷请示蒋介石，有意留其在侍从室任事。蒋介石考虑了一下，同意了陈布雷的意见。就这样，陶希圣被陈布雷安排在侍从室任事，并为第五组组长。陶希圣的侍从室第五组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密切联系，陶希圣以组长身份参加国民党宣传部社论委员会。后经陈布雷推荐与支持，任国民党《中央日报》总主笔。陶希圣在侍从室，主要是写自己的文章，很多是对蒋介石提出的专题报告和建议，渐渐地受到蒋介石的召见。陶希圣为人虽城府很深，但生性活泼，善于逢迎恭顺，能投上司所好。
中国共产党从1936年开启的大学习，推动着中国共产党政治、军事、文化建设如初升的朝阳，势不可挡。1941年春皖南事变后，蒋介石渐觉中国共产党已达到不能忽视的程度，遂多次考虑日后中国之命运问题，并与陈布雷多次论及此事。蒋介石想在理论上于前几年的基础上搞一个总纲，以与毛泽东的理论相抗衡。1942年春，蒋介石嘱咐陈布雷开始筹备撰写蒋记三民主义理论体系的总纲和时下国民党的任务。此时身体欠佳的陈布雷，向蒋介石建议：“近来我身体一直不好，一时难担如此重任，陶希圣来此，完全能够胜任此项重任。”经反复思考，蒋介石同意由陶希圣负责收集材料和筹划该文结构。这年夏秋，陶希圣于第五组任事期间，广为搜求资料。秋末开始撰写，撰写初期多次与陈布雷商讨文章结构。冬天，陈布雷去成都治牙和疗养，向蒋介石请了三个多月的长假。于是蒋介石命令陶希圣独立完成任务，每每当面向陶希圣讲述具体意见，陶再根据笔记逐章阐述。1943年1月初，初稿已完成。2月，陈布雷从成都疗养回重庆，蒋介石嘱陶希圣把文章送给陈布雷再修改一次。陈布雷提出修改意见，复送给蒋介石审阅。蒋介石阅后提出许多意见，批复后给陈布雷，让其详加审核修改。陈布雷细加阅读后，亦提出很多修改意见并作了一些改动。然后，连同蒋介石的意见一并转回陶希圣手中。陶希圣斟酌蒋介石与陈布雷的意见，反复做仔细的修改，如是几次，最后署蒋介石名字，呈蒋最后审定。蒋介石阅罢，连声叫好，转天对陈布雷说：“布雷先生，知我心者陶希圣也，你没有枉荐此人。”
1943年3月《中国之命运》一书问世。此书是抗战时期有关蒋记“三民主义”最完整最系统的论述。该书论述了封建时代的“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道，上下尊卑、男女长幼之序”，“实为社会生活不变之常理”。提出国民党于抗战期间要进行五项建设，即：“心理建设”，最重要的是发挥民族固有的精神。“伦理建设”以培养救国的道德为基础，恢复我国固有的伦理，主要是忠孝。“社会建设”要强化保甲制度。“政权建设”，“决不以欧美19世纪个人主义与阶级观念的民主制度为模型”，要进行中国式的“训政”。“经济建设”，是要在中国实行“工业化”和保障每个国民的生活生存。哲学上仍提倡蒋介石的诚的哲学（或叫力行哲学）。关于自由的问题，该书论述为中国人不是没有自由，而是自由太多。“自由必须在法定的界限之内”。
该书对中国共产党的典型的攻击和污蔑如下：
至于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之争，则不外英美国思想与苏俄思想的对立。这些学说和政论，不仅不切于中国的国计民生，违反了中国固有文化精神，而且根本上忘记了他是一个中国人，失去了要为中国而学亦要为中国而用的立场。其结果他们的效用，不过使中国的文化陷溺于支离破碎的风气。
在这个时期，使中国国民党的基础几至于破坏，国民革命的生命几至于灭绝的事件，就是民国十五六年间（1926—1927年）汪兆铭（汪精卫）和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国民党中及国民革命中积极地进行分化工作。中国国民党到了这种情形之下，对于溶共政策，就不得不重加检讨了。……他们对国民党内部，在各种事实上，挑起了左右派系的冲突，对于一般国民与社会之间，则煽动社会革命的阶级斗争。他们又在阶级斗争的口号之下，对于农工则视为属于共党独占的工具，而造成产业的停顿。其他经济社会之损失，更不待言。尤其是当时他们对于青年乃以读书求学为反革命，以浪漫放荡为觉悟分子。他们号召青年相率鄙弃我们民族的固有道德，甚至以礼义廉耻为顽固，孝悌忠信为腐朽。狂澜溃溢，几乎不可挽救。乃复于民国二十年至二十五年之间（1931—1936年），赣南湘东以及皖西豫南鄂西川陕各地，兵连祸结，闾阎为墟。至今痛定思痛，追源祸始，仍不外乎由于这汉奸汪兆铭（汪精卫）一手造成的所谓“宁汉分裂”的一幕惨剧而来。
共产主义者，致力于其所谓“土地革命”与“农民革命”，军行所至，赤地千里，以破坏我国和平的农村。他们对于民族的工业，毫无爱护的心理，惟以憎恨与斗争之说，灌输于社会和青年之以阻碍生产的进步。
任何思想离开了三民主义，即不能长存于民族意识之中。所以抗战的最高指导原则，惟有三民主义。抗战的最高指导组织，惟有中国国民党。我们可以说，没有三民主义就没有抗战。没有中国国民党就没有革命。
今日不平等的条约即已取消了，则中国今后的命运乃就要决之于国内政治之是否统一，与国力是否集中的一点之上。
中国国民党如能够存在一天，则中国亦必能存在一天。如今日的中国，没有中国国民党，那就是没有了中国。如果中国国民党革命失败了，这亦就是中国国家整个的失败。简单的说：中国的命运，完全寄托于中国国民党。如果中国国民党没有了，或是失败了，那中国的国家无所寄托，不仅不能列在世界上四强之一，而且就要受世界各国的处分。
在这个军政和训政时期中，无论用何种名义，或何种策略甚至于组织武力，割据地方，这种行动，不是军阀，至少不能不说是封建。这种变相的军阀和新式的封建，究竟对民族，对革命是有益，还是有害？大家痛斥从前把持军队，割据地方的军阀是反革命，难道这样的新式封建与变相军阀就是真革命？如果这样武力割据和封建军阀的反革命势力存留一日，国家政治则一日不能上轨道，军政时期，就一日不能终结，不惟宪政无法开始，就是训政亦无从推行，……为什么我们国内的党派，倒反而不肯放弃他武力割据的恶习，涤荡他封建军阀的观念，那还算一个中国的国民？更如何说得上是“政党”？世界上那一个国家的政党，有从事武力割据的方式，来妨碍他本国的国家的统一，而阻碍他政治步入轨道的？这样还不是反革命？还不是革命的障碍？如果不自动的放弃和撤消，怎么能不祸国殃民？
总之，该书对中华民族、中国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历史，对所谓“革命建国的根本问题”、所谓“中国革命的动脉及其命运决定的关头”等一系列问题，都作了歪曲和反动的论述。该书出版后，陈布雷奉蒋介石旨意，与国民党中宣部、教育部商定，大力在中国宣传此书，各级教育部门要把此书定为正规考试科目，以求在全国推广、深入，促进“国民思想之觉悟”。
此书出版后，社会反响很大，国民党的政客、文人极尽谄媚之能事，纷纷发表文章对这本署名蒋介石的著作大加阐释、吹捧，国民党的舆论机关也鼓起喉舌大加宣传。陶希圣的名声也在国民党的理论宣传战线上扶摇直上。
此时，又正逢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根据新的形势需要作出了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经各国共产党的同意，共产国际于1943年6月10日宣告解散。蒋介石利用共产国际解散之际，进一步发展其反共活动。6月12日，国民党西安劳动营训导处处长，复兴社特务头目张涤非假冒“民众团体”的名义，召开座谈会，发表通电，叫嚷“马列主义已经破产”，要求“解散共产党，交出边区”。陈布雷按蒋介石的指示，召开国民党宣传骨干碰头会，研究对中共的宣传战问题。会后，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把共产国际解散消息广为散布，大造反共舆论。国民党的报刊大叫中共“应放弃共产主义”，“取消陕北‘特区’”，“重新改编各地之‘红军’”，“解散一切非法组织，停止一切非法行为”。7月26日的《西京日报》还刊登了一篇题为《中共应善谋自处之道》的反共文章，提出什么“中共既系自外生成，今第三国际已告取消，各地支部全行解散，则中共失所秉承，自应承此机会，宣告放散”，云云。与此同时，国民党当局调兵遣将，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在7、8月间，胡宗南动用军队对边区进行了十几次武装挑衅，并准备兵分九路，闪击延安。
2.陈伯达在延安奉命反击
面对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后的社会影响，面对1943年春夏国民党的政治思想进攻和武力的准备“进剿”，1943年7月8日，中共中央决定发动宣传反击，下发了关于反击的电报：
各中央局、中央分局：
一、国民党乘共产国际解散机会，准备以武力进攻陕甘宁边区，迫我就范。同时发动宣传攻击，以造成反共舆论。
二、中央决定发动宣传反击，同时准备军事力量粹碎其可能的进攻。
三、各地应响应延安的宣传，在七月内先后动员当地舆论，并召集民众会议，通过要求国民政府制止内战，惩办挑拨内战分子之通电，发来新华总社，以便广播，造成压倒反动气焰之热潮，并援助陕甘宁边区之自卫斗争。其宣传方针，根据延安民众大会通电之内容与口号。
四、为乘此机会加强党内教育与人民教育，应将延安发表诸文件及当地发表之文件，印成小本，给予干部阅读并发动讨论。
五、陕甘宁边区正在进行各分区及各县党政军民的广大动员。
中央书记处
七月八日
为具体部署宣传上的反击，一方面，毛泽东指示陈伯达、范文澜、艾思奇等人撰文发表；另一方面与中宣部、《解放日报》负责人陆定一、博古等商量如何反击一事。上述两方按毛泽东的指示，很快做出了行动。
中国共产党以《解放日报》为主要阵地，对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展开了猛烈的反击。从1943年5月5日《解放日报》发表《中国思想界现在的中心任务》起，到10月12日《解放日报》为此发表的各种重要的论文和资料，字数多达百万，而且内容极其丰富、系统和深刻。政论方面重要的有陈伯达的《评〈中国之命运〉》；有范文澜撰写的《谁革命？革谁的命？》、《袁世凯再版》；有吕振羽撰写的《国共两党和中国之命运》；有艾思奇撰写的《〈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论的愚民哲学》；有解放日报社论《中国思想界现在的中心任务》、《根绝国内法西斯宣传》、《请重庆看罗马》、《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法西斯主义就是叛国、祸国、亡国的主义》、《国民党与民族主义》、《只有新民主主义才能救中国》等。史料方面：最重要的有《从九一八到七七》、《九一八以来蒋介石诺言一斑》、《九一八以来蒋介石的自我批评一斑》、《抗战以来敌寇诱降与国民党反动派妥协投降的一笔总帐》、《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抗日根据地的罪行一斑》、《国共两党抗战成绩比较表》、《三年来国民党九次应战的研究》、《国民党六十二个叛国投敌的党政要员概况》，等等。通过这些政论、史料、史论，从理论上、事实上彻底揭穿了蒋介石的阴谋和他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所宣传的“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法西斯理论，在政治上给了国民党以毁灭性的打击。
陈伯达此时撰写的《评〈中国之命运〉》一文，完稿后，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对陈伯达的文章进行了仔细的修改和批阅。之后，又经博古、陆定一进行审定和推敲。经过几个人之手的修改，1943年7月19日，毛泽东指示该文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并在延安印成一万本小册子，同时广播两次。中共中央宣传部随即做出决定，“各地收到后，除在当地报纸上发表外，应印成小册子，使党政军民干部一切能读的人每人一本，并公开发卖。一切干部均需细读，加以讨论。一切学校定为必修之教本。”7月30日，毛泽东在致彭德怀及各中央局、分局、区党委电——《关于敌后的工作方针、政策和任务的指示》中进一步指出：“望将延安民众大会通电、解放日报社论及陈伯达、范文澜《评中国之命运》等文，多印广发，借此作一次广大深入的有计划的阶级教育，彻底揭破国民党的欺骗影响。”陈伯达的文章于1943年7月21日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文章从“关于中华民族”；“关于中国历史”；“关于中国近代思潮”；“关于国共关系”；“为中华民族前途呼吁”，“为中国民众、中国青年们、孩子们呼吁”五个方面，深刻地批判了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所散布的一系列反动观点。
陈伯达的文章刊出后，各根据地报纸争相转载。1943年，延安解放出版社将其编辑成书，直到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据初步统计，共有15种版本流行各解放区。该书出版后，在国民党统治区亦有很大的反响。有人密告蒋介石，这个陈伯达就是北伐时期张贞的秘书陈尚友，后陈尚友在北平军人反省院中坐狱时，张贞又出钱把他救出来。蒋介石闻此，不久就解除了张贞国民党中央委员的职务。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军南下时，张贞本想依靠陈伯达的关系留下来，但再三犹豫，怕共产党日后跟他算账，最后还是南去香港隐居了。
同一时期，对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给予深刻批判的还有周恩来。周恩来长期与国民党处事，对蒋介石了解很深。1943年8月16日，周恩来在《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新专制主义》的报告提纲中深刻指出：
蒋介石的哲学思想是极端的唯心论。提倡力行哲学，即愚民哲学、牛皮哲学、流氓哲学，与希特勒的如出一辙。蒋在心理建设方面，他的买办性是依靠外力，最不独立的。他的封建性，有时候发展到排外性，而非正确的民族自主。他最不诚，伦理设方面，强调四维八德的抽象道德，实际在他身上乃至他领导的统治群中，真是忘礼弃义，寡廉鲜耻！他们不给孙夫人居住自由，不给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养病自由，得苏联帮助而反苏，得共产党帮助而反共，得人民帮助而压迫人民，满朝囤积，遍地贪污而不惩，通敌叛国、走私吃饷而不办。抗战不勇，内战当先，还说什么忠孝！捆上疆场，官逼民反，还谈什么仁爱！抗战业已六年，还和日本勾搭；对德既已宣战，还在信使往还，这哪能说到仁义！挑拨日本攻苏，飞机轰炸民宅，这哪能说到和平。他的一套道德观，都是虚伪的。蒋介石的历史观是一套复古的封建思想，反映出浓厚的传统的剥削制度的意识。民族观是大汉族主义。国家观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党专政，新专制主义的个人独裁，法西斯主义的特务统治。战争观是唯武力主义。这是近代中国传统的军阀思想（曾、胡、左、李的湘、淮军传统思想）和拿破仑的武力统一思想的结合物，所以又叫新军阀主义，也就是新专制主义。政党观是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即“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其经济思想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主买办思想。
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发表后，引起社会上强烈的反响，中国共产党对此给予坚决反击。蒋介石此时颇为注意宣传问题。对国民党中宣部、《中央日报》屡加责备，嫌不中用。国民党中宣部、《中央日报》的负责人几至无地自容，陈布雷对此更是心里不安，却百思不得其解。唐纵向陈布雷解释，中国共产党在“野”，办文化宣传的人，都是最优秀的人才。国民党在“朝”，优秀的人都做了官，况国民党平时又没有计划来培养这一类人才，故在宣传上敌不过中国共产党的宣传。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社会上对《中国之命运》一书，也批评颇多。大多数人认为，不平等条约已经取消，何必再责备和得罪英国人。1943年5月初的一次军事会议上，何应钦、白崇禧也提出了此问题，遭到蒋介石的批评。
时陈布雷对时局颇为焦虑。经济问题，他主张改革币制。对宣传问题，为陶希圣转兴趣于哲学问题，也很失望。6月初，《中国之命运》再版，蒋介石嘱《中国之命运》再版时，将各党派指明为中国共产党，并声言，中国共产党如能照书上说的办，中国政治无问题。对于1943年国民党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7月中旬以后中国共产党在宣传战线上开始进行反击，其势如暴风骤雨，其锐如排山倒海。
3.国民党败北草草收场
面对中国共产党势如破竹般的反击气势，1943年7月22日，国民党召开党政军联合会议，讨论如何对付和破解中国共产党之宣传攻势。按唐纵的说法，是会上“衮衮诸公，发言盈庭，毫无结果”。陈布雷奉旨在联合会上宣读蒋介石的指示：（一）如果发动宣传，应侧重于揭发奸党少数人之罪恶而启迪彼党多数人之觉悟；（二）须知此乃奸党内部动摇，故造作谣言，希挑起战争，以促其党内之团结；（三）他们想借此挑起战争，是决达不到目的的；（四）从该党“七七”以后言论看来简直是通敌卖国；（五）对外发言，不必说决不致有内战，根本无所谓内战。与会者听后，纷纷发言议论：也就第一条指示还行，可以改变策略同中共展开宣传战；至于中共方面内部动摇，则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共产党经过整风，越来越团结在毛泽东的周围，3月份毛泽东还成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说人家意在挑起战争，明明是胡宗南先动手。说中共“七七”以后的言论简直是通敌卖国，人家抗战以后就跑了一个张国焘，还是跑到戴笠这边来了，也没跑到日军方面去；倒是我们的副总裁汪精卫，带着一帮人跑到南京当汉奸卖国贼去了。国民党内部本来就派系众多，一遇到事，特别是遇到蒋介办砸了的事，大家总是群起而攻之。此次也不例外。此情此景，根本抵不住中共的宣传攻势。
国民党搞不过延安的宣传，就拿大后方的中共宣传力量和进步思想文化力量出气。国民党在思想文化方面，有一家重要的杂志，为国民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张道藩、副主任委员潘公展、洪兰友）主办的《抗日先锋》（1942年创刊），宣传蒋介石的“三民主义”，是国民党绞杀进步文化的工具。1943年春重庆国民政府教育部通告全国：高中以上学校以文化运动委员会编行的《文化先锋》为课外读物。学校教师，从教材编写到课堂教学、学术讲座，都受到限制和特务的侦察监视。从1943年7月开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检查局领导下的重庆、昆明、成都、西安等城市图书杂志审查处，对国统区进步书籍加大审查力度，全力封杀进步文化事业。在1943年一年里，仅重庆地区就有110余种剧目被禁演。中国共产党在重庆办的中央机关报《新华日报》，许多文章被审查禁止刊登和恶意删改。许多进步报刊，如重庆的《新蜀报》，成都的《华西日报》、《华西晚报》，昆明的《云南日报》等，遭迫害、捣毁和被迫改组。同时，国民党当局密令各学校、机关等禁读《新华日报》，报童经常遭特务殴打和绑架。
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期间，陈布雷也参与了不少意见。1943年8月17日蒋介石手令侍从室，索要陕甘宁绥边区兵要地志及地图与每邻接各据点之距离里程，并要求详细呈报，机密为要。蒋介石开始准备对陕甘宁边区用兵之步骤。进攻陕甘宁，闪击共产党问题，国民党内部意见也不统一。8月中旬的国民党最高国防会议上，孙科质询总参谋长何应钦对日本反击之态度如何，暗示应对日本反攻，不可对延安用兵。8月19日，陈布雷召唐纵至重庆黄山，商谈解决问题，唐纵向陈布雷献策三点：（1）政治攻势，（2）经济封锁，（3）军事准备。使共产党在两条路上走一条：一是统一于政府，一是决于武力之高低，不使一切罪过归于本党（国民党），而应由共产党担负之。其法维何，即正式派员向延安提出：（1）请中共要员参加国民党中央工作；（2）边区行政遵守政府法令；（3）十八集团军整编六师军令军政统一中央，使国内外明了本党之宽大公正。陈布雷十分赞同唐纵的意见，并向唐纵出示宋子文转达美国参谋总长关心国共问题，并望不致发生内战之电文。唐纵看完电文后，才知道美国之态度和蒋介石态度变化的原因。
面对国民党的思想进攻和武力挑衅，中国共产党在一一给予破解的同时，还广泛与国际、国内各界加强联系，陈述事实的真相，陈述抗日战争时局的发展，中国国内不应再有人故意挑起政党之间的矛盾斗争，会影响抗日，对日寇有利，对中国有害。大家经过冷静思考和逐步弄清事实后，各民主党派和国民党内爱国人士普遍对国民党表示了不满和反对。国际舆论，甚至支持蒋介石的英国和美国也认为蒋此举“似欠考虑”，并表达了不希望蒋介石意在挑起中国内战的意见。蒋介石输了理，在政治上空前孤立，在军事上无机可乘，不得不停止对陕甘宁边区的进攻。
1943年秋，国民党召开五届十一中全会，陈布雷参加会议。会上，对于如何解决共产党问题，国民党内部意见也不一致。蒋介石在会上发表谈话说：我们应该明确地认识中共问题，是一个纯粹的政治问题。因此，应该以政治方法来解决，而避免武力。会议中期，准备提出解决中共问题的报告，为策略起见，蒋介石又吩咐暂缓提出，结果报告在会议最后一天提出。蒋介石指示：报告提出后“不必讨论，不必决议，以免引起国际之重视，影响同盟国之援助，与共产党利用本党之态度而激励其内部”。因此，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对中国共产党制定了“暂时拖、将来打”的方针。会议期间，蒋介石和陈布雷商谈准备成立大元帅府和侍从室改称问题，陈布雷都持异议。他认为还是不改好。蒋介石见与陈布雷一时无法商量、无法沟通，也只好改日再商。1943年，有关中国共产党的情报，由陈布雷和林蔚文二人办理。属下有时觉得很难，一份文件，不知送谁处理好。
至1943年国民党的第三次反共高潮，到秋末就草草“败兵收场”了。
陶希圣在政坛“火了”以后，又秉承蒋的旨意，开始为蒋介石谋划《中国之命运》的姊妹篇，书名预定为《中国之开发》。据蒋介石对该书的设想，“主旨在秉承国父孙中山先生的‘实业计划’，在抗战胜利后基于主权平等原则，将中国的资源向世界开发，并借国际资本与技术合作，开发中国的国民经济”。陶希圣领命后，全身心地投入到浩如烟海的资料中。陶希圣搜集资料尚未及半，抗战已将结束。蒋介石忙于“东进”，准备解决中共问题。因此，无暇再顾及《中国之开发》的写作。陶希圣为之所花费的心血，也随着内战的烽烟再起而付诸东流，灰飞烟灭。
1949年1月，国民党在大陆失败前，蒋介石无奈引退奉化溪口，陶希圣随行侍奉。2月，国民党《中央日报》台北版发行，陶希圣前往部署，后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身份主持与广州等地的党报联络。6月，国民党总裁办公室在台北成立，陶希圣奉派为第五组组长，负责宣传和研究工作。这期间，往来台湾、广州和成都等地。1949年12月，陶希圣随蒋介石自成都飞往台湾。1950年7月，陶希圣任国民党改造委员会下属的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和第四组组长。次年，被解除国民党中央第四组组长的职务，仍兼《中央日报》的总主笔。1952年，陶希圣因右腿跌断而离职。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还都南京，紧接着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爆发。陈布雷奉命出任国民党宣传战线总指挥，整合国民党宣传力量，拉开“架势”，准备和中国共产党决战。
1.陈布雷出任宣传战线“戡乱”总指挥
抗战胜利后，美国强烈要求国民党蒋介石取消侍从室，加速中华民国的民主化进程，于是蒋介石开始着手改组侍从室。8月30日，侍从室改组已拿出具体方案。侍从室一、二、三处主任及侍卫长一律撤销，另在国民政府文官处成立政务局，参军处成立军务局，侍卫长官在参军处维持现在工作。政务局准备由陈方担任局长，军务局由唐纵担任局长。1945年9月30日，侍从室撤销。撤销侍从室前后，蒋介石想提拔陈布雷为国民党中央文官长，商之于陈布雷，陈深感国民党已日暮途穷，不愿担任这一职务，再加上他的身体状况也不允许，故向蒋介石坚辞不就。无奈，蒋介石命为他总统府国策顾问、国府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
蒋介石在抗战结束时，9月9日，于日记中写道：
呜呼！抗战虽胜，而革命并未成功；第三国际政策未败，共匪未清，则革命不能曰业成。勉乎哉。党国之危机，九一八以来，未有胜于今日者也。
蒋介石觉得，共产党是他的心腹之患，坚决要除掉。从1924年操办黄埔军校开始，和中国共产党打交道21年，中共有一个最大的本事，是宣传鼓动教育搞得好。如果准备和中共决战，国民党必须在“宣传战”方面跟上去。为此，必须未雨绸缪，组织整合国民党宣传力量，准备和中共决战。
搞宣传，其实国民党不缺人才，缺的是“道正”、“心正”。蒋介石思考，侍从室撤销后，陈布雷、陶希圣、潘公展、程天放、张道藩等这批人才，必须在宣传方面给予充分使用，让他们统领起国民党的宣传力量，发挥威力，和中共在思想宣传方面进行决战。国民党的思想文化宣传，要以陈布雷为牵头人。
还在1943年围绕《中国之命运》一书，国共两党展开宣传战的时候，蒋介石就嘱咐陈布雷，对中国共产党的宣传今后要注意，要加强力量，在宣传战线上要主动出击和善于反击。因陈布雷早年从事新闻宣传事业，跟随蒋介石之后，仍与新闻宣传战线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陈布雷在侍从室，与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中央日报》及其他各大报刊，乃至新闻检查处等，经常发生业务联系，是蒋介石日益加强对国民党新闻宣传加以指导和控制的重要途径。所以，蒋介石确定陈布雷为国民党各宣传部门的总负责人。
抗战后期，1944年宣传部长王世杰调任外交部长，吴国桢继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蒋介石对吴国桢长于国际宣传，十分喜欢，但考虑到吴国桢弱于宣传方针及与各方面联系较差的缺点，应当在国民党最高当局下面设立一个宣传指导中心，以统一和加强宣传领导。抗战胜利后，与中国共产党的军事、政治、思想文化宣传决战已摆上了议事日程，并且迫在眉睫。出于现时政治、军事发展形势考虑，1945年11月中旬，蒋介石电话通知陈布雷来到自己的办公室，与之商谈建立国民党的宣传中心问题：“布雷先生，我们的党政军各单位的宣传部门，包括中宣部本身，需要加强联络与统一指导，故我想成立一个特种宣传小组，你就作为宣传小组的召集人吧。您原有的任务已减轻，宣传方面正可在原有联系基础上加强，为对付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攻势，你需要日常召集各方单位的负责人，共商对策。”
两人见面后，蒋介石说明了他的打算，共同分析商讨了国民党思想文化战线的现状，研究了规划设想与前景。陈布雷勉为其难地接下了宣传任务。
1945年11月22日，经过一周多的准备，宣传小组在重庆成立，后迁到南京。宣传小组的任务是汇报、研究与部署宣传工作，主要成员有：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陈立夫、中央宣部部长李惟果、国民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张道藩、蒋介石的英文秘书沈昌焕、中宣部副部长陶希圣等。宣传小组下设主任秘书徐佛观，秘书谢然之和蒋君章。宣传小组每周开会一次，于“官邸汇报”前一日举行。蒋介石多次亲授要策，宣传小组研究如何执行。蒋介石给这个宣传小组拨100亿元宣传经费以资反共宣传。
陈布雷任事初期，心中十分不愿就职。究其原因，在于蒋介石虽对时局甚为焦虑，但对于根本对策，刷新政治，却没有改革决心，而要避重就轻，从容易处着手去做。陈布雷觉得蒋介石这样解决不了国民党的根本问题，他干宣传，怎么干也好不了，莫如不干，免得将来担责任。11月23日下午，宣传小组开会，张道藩、潘公展、陈布雷、董显光等均到会。陈布雷还推脱责任，与会者认为问题严重，抗战胜利后，中共问题是国民党要解决的最大问题，陈布雷应为党国救亡图存而负起责任。陈布雷见大家言辞中肯，起而解释所以如此，并非无故。鉴于过去之经验，事情一经发动之后，各部处不肯负责，一切细小之事均来请示，将来如何是好。众人回答我们齐心合力共事就是了。陈布雷乃认真就职办事。
陈布雷下决心任职后，首先对国民党宣传格局，进行改组整合。抗战后期国统区报纸共约1000家，其中国民党及其军队共占有700余家，而私营者不过300家。在官办的700余家报纸中，陈立夫、陈果夫的CC系，控制11个《中央日报》系统；军统控制11个《阵中日报》、2个《扫荡报》、50个《扫荡简报》系统。国民党还都南京后（1946年5月国民政府还都），从日伪占领区又接收了大小报刊杂志1000多家。陈布雷在南京召开宣传小组会议，历经十余天时间研究国统区和新接收的敌占区的报刊杂志整顿、调整、重组和合并等事。最后大家逐步达成一致意见，对上海《申报》和《新闻报》加强力量，增资改组，任命潘公展为《申报》社社长，任命程沦波为《新闻报》社长，以此和南京国民党《中央日报》三足鼎立，同为国民党官方宣传国民党当局政策的“三大喉舌”。
对各省省会及大城市的国民党党报、对从原敌占区刚接收的1000多家报刊杂志，在与CC系和中统方面进行充分沟通协商后，承认各自的主办权，承认各自接收敌占区报刊杂志的事实，拼盘组合先在自己内部进行。在处理好派系报纸的基础上，陈布雷才与国民党中宣部一起，进行了一个又一个的改组和安排，一共安排了省级报纸19家。安排就绪后，陈布雷召开了一次全国宣传会议，凡省军级以上国民党经营的通讯社、报社、杂志社、书局、书店、出版社、广播电台和电影厂等负责人均来南京参加会议。陈布雷于会上布置宣传任务，要与中共决战到底，时为1947年春季。
2.谈判桌上棋差一招
抗日战争刚结束，蒋介石在内战准备刚启动之际，1945年8月28日至10月10日在重庆，国共两党举行了历史上第一次最高规格的和平谈判。结果在谈判桌上，蒋介石棋差一招，输给了中国共产党。
抗战胜利之际，美国对日本和中国战后的政治体制进行了设计和思考。按照美国多党制的模式，美国设想中国在战后也应当实行多党制，国民党与共产党联合走上多党制的道路。所以，抗战刚胜利，魏德迈就奉美国政府之命，来到中国督促解决中国政党体制问题。当时，魏德迈穿着白绸衬衫，外着草绿色军装，带着美国白宫的指示，走进重庆蒋介石官邸，对蒋介石说：“目前，反法西斯战争刚胜利，美国政府忙于受降接管，没有多大力量同共产党打交道，我们希望贵国两党合作团结，举行国共两党领袖最高级会晤，邀请毛泽东来重庆。”
蒋介石惊骇地睁大了眼睛：“邀请毛泽东？”本能地反问了一句。
魏德迈神情镇定地回答：“是的，我们可派赫尔利大使陪同你们的代表前往延安迎接，这也是对你们国家有利的事，同时可以赢得世界舆论的好评。”
当魏德迈与蒋介石继续讨论时，蒋介石没有明说，而是拐了一个弯问道：“来重庆商讨国家大计，毛泽东有胆量来吗？”蒋介石的思考是，毛泽东未必敢来重庆。
美国人没有中国人那么有心计，魏德迈直话直说：“来不来，看毛泽东的态度。我们表示了诚意，就可讲话了。”“如果来，在此期间，决不能节外生枝，避免再起祸端！”魏德迈在讲到这几句时，特别地加重了语气，显示了美国对此事的重视。
双方经过一个多小时的交流探讨，蒋介石从魏德迈的话中，仔细揣摩了美国白宫的意图。最后说：“那好吧，魏德迈将军，我明天就发电报。”
魏德迈走后，蒋介石马上把陈布雷找过来，通报情况，商量对策。陈布雷开始很是惊讶，随后与蒋介石认真地分析讨论此事。当两人讨论到美国的两党政治时，陈布雷说：“美国的设想和期盼，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与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按照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在上古时期，天上有十个太阳，没有黑夜，太阳终日普照大地，弄得民众日日劳作，身心疲惫。为顺应社会大众的需要，历史英雄‘后羿’，用弓箭射落了九个太阳，就保留了一个太阳。后来中国的政治文化发展，逐步出现了‘天无二日、国无二君’的政治理念，并且随着历史的发展日益根深蒂固。在中国，天有二日、国有二君，就意味着窝里斗、战争和内乱，人们也不希望这种局面的出现。”蒋介石答话：“是啊，如果那样，就不会有1927年的清党了。我们和美国不一样，美国民主党、共和党的政治观点是一致的，而我们和共产党的主张是根本相反的。可美国的话，又不能不听，我们还指望他们支援呢。”蒋介石和陈布雷分析了中国共产党情况。蒋介石的基本观点是毛泽东不敢来重庆。如果不来，国民党就可以把破坏和平的历史责任推给共产党方面。到那时候，中国共产党就会在全国民众面前输了理，国民党无论用武力统一中国，还是用文治力量统一中国，就有了人间正义的理由。国民党的军事实力都在大后方，准备武力统一中国，调兵遣将到东北、华北、华东上海江浙地区及华南两广地区，还要有一个时间准备。正好利用这一时间，努力准备军事。如果毛泽东来重庆，国共两党也不会谈出什么结果，反正就是周旋，准备军事到前线是主要问题。因为蒋介石对中国的多党联合执政根本没有考虑，所以对毛泽东如果真的来，如何谈判，谈些什么，达到什么目的，根本没有认真准备。陈布雷了解了蒋介石的真实意图后，也就暗中帮助蒋介石准备谈判以后的诸事了。从历史上说，如果1927年国民党不“清党”，如果1945年秋国共和平谈判后实现联合执政，那么中国的历史将会重新写了。国民党在大陆，两次都没有把握住历史机遇，等待它的只有离开大陆了。
按照蒋介石的思考，国民党从1945年8月14日开始，十天内三次电邀毛泽东来重庆，蒋心中盘算中共方面不会贸然而来。前两封“电邀”，中共未回。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对中国共产党来说，也是大事情，中共接到“电邀”后，中央政治局几次开会讨论研究去还是不去。当决定去参加谈判后，又仔细的研究讨论谈判的内容和细节。这十天，实际上是国共双方斗智斗勇。中国共产党研究了蒋介石的真实意图，但为了民族的和平大业，更认真地研究了需要“和谈”的具体内容和基本的谈判方略。国共双方，一方认真准备，一方不认真准备，谈判桌上的输赢，还未谈判，就已经见分晓了。
山城重庆，因未见回电，美国代表魏德迈催促蒋介石再次去电邀请，表示“诚意”，并讲明毛泽东的安全由美方提供保证，并派张治中和赫尔利大使前往延安接毛泽东。8月25日延安来电：毛泽东将亲赴山城重庆，和蒋介石商谈和平之事。猝不及防的电报，顿使蒋介石心虚和忙乱起来，他连忙发出命令：宪兵、警察、军统、中统要保证毛泽东绝对安全。至于谈判最核心的东西——和谈方案，因蒋介石缺乏诚意，事先毫无准备，此时准备已来不及，事到临头，只得玩弄“拖”的伎俩。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王若飞等人的陪同下，偕同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美国代表赫尔利同机飞过秦岭山脉，到达重庆九龙坡机场。毛泽东第一个走出机舱，他身着蓝灰色中山装，身材魁梧，站在舷梯门口，右手有力地挥着白色巴拿马式的铜盔帽，向来迎接的人群致意。此时，来机场迎接的人群，欢呼声此起彼伏。毛泽东缓缓地走下舷梯，同前来迎接的张群、邵力子、王世杰、周至柔、陈诚、陈布雷等国民党大员，一一握手。之后，毛泽东在机场上发表了简短的讲话。他语气庄严地说：“我们是为和平而来的，是为团结而来的，我愿意和蒋介石先生举行谈判”。此刻，毛泽东成了重庆政治生活的主角，成了这一时代的历史主角。陈布雷看到毛泽东的高大形象，看到欢迎人群的心态，心中暗暗吃惊与焦急，国民党在谈判桌上要输，毛泽东真了不起。周恩来和王若飞，国民党内也没有人是他们的对手。
当毛泽东成为历史主角的时候，车进山城，一片欢腾，许多人拥向街头，如同节日一般，充满喜庆气氛。魏德迈、赫尔利以及许多蒋介石的亲信大员，耳闻目睹了山城各界民众热烈欢迎毛泽东的壮观场面，心里都十分吃惊，又都各自暗自思量，没想到毛泽东来重庆，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由于蒋介石没有认真准备谈判诸项事宜，结果谈判桌上事事陷于被动，43天谈判，可以说没有一天赢过。最后，蒋介石甩出“王牌”：“中国的天上不能同时存在两个太阳。”毛泽东回答：“那就两个太阳，由老百姓选留一个，去掉一个。”有一天，蒋介石回到官邸后，告诉陈布雷，毛泽东过去吸烟很凶，可来重庆这些天，竟一支不吸，仅此一点，说明毛泽东不可轻视。
毛泽东到达重庆后，请柬如雪片一样飞来，要求晤见得越来越多。毛泽东与周恩来、王若飞、叶剑英等人也四下活动，与各方面进步力量协商国事。1945年9月3日，重庆国民政府举行盛大的庆祝抗战胜利大会，蒋介石全副戎装，乘坐第一辆敞篷汽车，冯玉祥、宋子文、张治中乘第二辆敞篷车，毛泽东、周恩来和王若飞以及白崇禧等人分乘第三、第四辆汽车，由重庆的上城驶向下城，沿途人山人海，欢呼声响彻云霄，整个山城一片沸腾。整个重庆的心，都被毛泽东征服了。
原想邀请毛泽东来重庆，毛泽东不敢来，蒋介石就握有了主动权。没想到毛泽东不但来了，而且还准备得特别充分，43天的谈判，最后把主动权让共产党给夺过去了，和平谈判输了。蒋介石心里暗暗窝火，国民党核心集团心里有说不出的苦涩。陈布雷是重庆谈判国民党方面的“八个谈判代表”之一，眼见此情此景也黯然神伤。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从重庆带走了人心。
重庆谈判期间，蒋介石为发动反革命内战做了进一步部署。日军投降后，国民党在台湾设置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派陈仪为长官，经营台湾。把东北三省划分为辽宁、安东、辽北、吉林、松江、合江、黑龙江、嫩江、兴安九省，并分别任命了九省行政大员。陈布雷为此备了案。
1945年11月，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国民党国防最高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通过了陈布雷起草的关于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办法，并于会后向外界发表了参加会议的代表名单。12月，蒋介石命陈布雷撰写国民党党务要旨，陈布雷历一周起草完后，呈给蒋介石。蒋介石亲自斟酌审定，最后定为要旨十项。1946年1月，陈布雷在准备完政治协商会议所需的诸项文件后，也参加了政治协商会议。就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诸问题，也发表了自己的意见。陈布雷发言，主旨是宣传蒋介石英明，竭力维护国民党统治。
3.还都南京前后国民党的政治调整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上下都在酝酿“荣归故里”。国民党面临一次“重新洗牌”。为着全面部署反共，为着进一步压制国民党内部各派系的矛盾，为着进一步加强蒋介石嫡系的力量，从1945年冬到1946年夏全面内战爆发，国民党进行了半年多的内部政治调整。陈布雷协助蒋介石作了这方面的工作。
首先是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之后，蒋介石命陈布雷参与准备整军会议文件。2月下旬，蒋介石召开整军会议，国民党裁减兵员，办理复员军人转业诸般事项。3月，陈布雷参加了国民党在重庆举行的六届二中全会。会议之前，陈布雷负责准备了会议需要的一应文件。六届二中全会讨论召开国民大会问题，因各党派拒不提出参会代表名单，无奈，国民党政府宣布国民大会延期召开。
1946年春，重庆政治协商会议期间，昆明西南联大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学潮。蒋介石责成陈布雷、朱家骅等组成一个专门小组，由陈布雷负责，前往昆明解决问题。陈布雷临行之前，蒋介石听说西南联大学潮越来越激烈，遂下令解散西南联大。下完命令后，蒋介石离开重庆去华北准备内战去了，时朱家骅亦外出不在。陈布雷觉得蒋介石下令解散西南联大不妥，遂一边给蒋介石去电报请求收回成命，一边亲赴昆明处理西南联大学潮问题。抵达昆明后，他一方面坚持如学潮不停息就解散西南联大的意见，并通知驻云南军队准备接管西南联大；另一方面，通过学生家长召自己子女快回家中。结果，经他处理，很快地西南联大学潮就平息下来。
其次，蒋介石想在国民大会召开之前，提拔一批新人，把国民党内的“老字号”安排到中央政治委员会里面。陈布雷向蒋介石建议，不能让“老同志”完全脱离政府，还是新老结合为好，蒋介石点头称是。1946年2月，陈布雷主持宪草审议会，会上极不愉快。会议之前，蒋介石要离开重庆去上海一段时间。临行时约国民党五院院长及国民党各位元老谈话，对于宪法草案问题，蒋介石坚决地表示了三点意见：（1）国民大会必须为有形之组织；（2）中央政制，应照国父遗教，保持五权宪法精神（或参照美国制）；（3）地方政制应照建国大纲以县为自治单位。谈话时孙科在座。2月中旬，宪草审议会上，各位专家都根据孙中山的思想各抒己见，轮到立法院院长孙科做结论时，孙科却不想做，与会者面面相观。陈布雷说应当孙院长做结论，孙科起而责备陈布雷犯了严重的错误，说政治协商会议决议，你我都郑重起立表决过，现在你陈布雷主持的宪草审议会议，不符合政协决议精神。陈布雷一看也解释不通，说服不下，于是说先放着吧，等六届二中全会时再解决。孙科接住话说，如果二中全会压迫他，他就脱党。不管宪草审议这件事谁对谁非，陈布雷一介儒生遇到一个政客，直气得他两手发抖。他心中愤慨，但又无可奈何。1946年3月，蒋介石从上海回来后，举行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3月16日在会上讨论宪草一案，蒋介石亲自主持会议。蒋介石到会并主持讨论，孙科也没脾气了，最后会场一致起立通过。
1946年5月1日，重庆国民政府颁布政府令：“国民政府前为持久抗战，于二十六年十一月（1937年11月）移驻重庆，兹国土重光、金瓯无缺，兹定于本年5月5日凯旋南京，并以四川为全国建设实验区。”1946年5月5日，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荣归故里”，还都南京。
还都之前，1946年3月24日，陈布雷在重庆办完一应事项后，携一家老小乘飞机东归。在飞机上，陈布雷凝视窗外，思绪翻涌：“自1937年12月7日入蜀以来，为时七年以上，今得东归，对此山城，真有依依不舍之感。”飞机抵达南京之后，陈布雷一家乘车去上海。因住处问题一时解决不了，陈布雷心情很烦闷。在上海，闲来无事，便翻看昔日在《商报》、《时事新报》所写的文章，借以排遣自己的不快。5月，蒋介石来电，盼望早日回南京，出任官邸联络秘书室主任。6月，陈布雷携全家游杭州西湖，月底回南京工作。
国民党还都南京后，国统区上下，一片危机。当时侍从室成员有如下描述：
全国公务员、教职员和大多数老百姓都生活无着，天灾人祸，物价高涨，大家都在死亡线上挣扎。此时强者铤而走险，弱者转死于沟壑。军队缩编，军委会撤销，行政院减员，党部裁员，以致人心不安，精神涣散。工作效能低落，在职者不能生活，失业者彷徨无所依归。政府事事要办，而无一事办好，人力分散，财力分散，显得处处薄弱，处处危险。在职的公务员，个人忙于妻财子碌，精力另有所托，另有所耗，对公事敷衍塞责，任何问题，不能解决。国民党败象已十分明显。
1946年5月5日，是国民党还都南京之日。蒋介石、宋美龄前往孙中山陵前举行还都典礼，国民党党军政大员齐来参加，陈布雷亦在其中，还都典礼盛况空前。蒋介石于还都典礼后，在南京的民众会议上，讲演陈布雷为之撰写的《战后建国之要义》，旨在赢得民众之拥护。同月（1946年5月），国民党撤销了军事委员会及军政部等组织，改设国防部，任命白崇禧为国防部长、陈诚为参谋总长，任命张治中为新疆省主席。完成改组之后，蒋介石乘飞机赴沈阳、长春、北平巡视检查各地准备发动内战之情况。7月，全面内战爆发，蒋介石回南京。回京后，嘱陈布雷起草告全国民众书，值八年抗战胜利一周年发表。蒋介石于所谓的《告全国民众书》中，大言不惭地强调和平建国与实行宪政之重要，并提出具体实施办法八项。
还都南京前后，每个国民党大员和一般要员都积极安排自己到南京后的府院，陈布雷也不例外。还都前，陈布雷想回南京后仍住抗战前南京市颐和路那座房子。1月，陶希圣因其大女儿结婚赴上海时，陈布雷托陶希圣过南京与南京市长马星樵商量，还都后他想住原来的那所房子。马市长告诉陶希圣，陈布雷原来的住宅已被别人拿去，他一定为陈布雷另找一所适当的房子。陈布雷刚回南京时，房子还未找到，临时住的房子太小，其夫人王允默只好暂时住在上海，陈布雷每两三个月回上海探望一次。1947年，陈布雷一家才从上海来南京居住。国民党当局军政大员，一共发了两次横财。第一次是迁都重庆时，大鱼吃小鱼，国民党当局上下人等，发了一次横财。第二次是抗战胜利及还都南京后，国民党军政人员“五子登科”，大发接收财。
1946年7月3日，国民党当局决定于是年11月13日召开伪国民大会，以制定中华民国宪法。还都南京后，蒋介石委托陈布雷、陶希圣、张道藩等人负责起草宪法。几经修改讨论斟酌，伪国大召开之前，蒋介石最后给以审订。1946年11月，国民党立法院举行会议，通过陈布雷等人数次修改的《中华民国宪法修正案》。在国民党攻下张家口的同一天，11月15日，伪国民大会召开。蒋介石在大会上致词。两天后，蒋介石向大会提出《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并详细说明其要点。12月伪国民大会正式通过伪《中国民国宪法》，并相应地制定了伪宪法实施之准备程序。12月25日，“伪国大”闭幕，蒋介石出席闭幕式，郑重地接受中华民国宪法，自称所谓训政时期至此结束，进入宪政时期。会后蒋介石与陈布雷会见中国青年党和民主社会党人士，交换改组南京国民政府之意见。会见者对蒋介石唯唯诺诺，没有半点为人的骨气。1947年元旦，蒋介石签署国民政府命令，颁布《中华民国宪法》。南京国民党政府向全国人民广播，期望以全力促成宪法实施，改正颓风恶习，奠立建国基础，并宣示仍以所谓和平之方法，实现国家之统一。1946年12月25日伪“国大”通过的伪《宪法》，其实质是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认了蒋介石专制独裁统治的国家制度，以至“人民无权，独夫集权”。
1947年1月，美国特使马歇尔奉命返美任国务卿。同月，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申明与三人小组及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解除关系。南京国民党政府也与此同时限令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共代表限期撤退。2月，蒋介石巡视徐州、郑州、济南等地战况，返抵南京后，主持召开国防最高委员会会议，说明当前经济局势，通过陈布雷代为起草的经济紧急措施办法十项，会后，送国民政府颁行。3月，国民党对解放区军民发动重点进攻，山东战场、陕北战事尤为激烈。蒋介石于得意忘形之际，召开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会前，陈布雷主持准备了会议所需的各项文件。会议开幕之时，蒋介石致开幕词，大讲在行宪准备时期，国民党之地位与职责，不同于训政时期，应当以一个普通政党自居，而特别负起保障民国与实行三民主义之责任。国民党的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陈布雷起草与修改的《宪政实施准备案》。蒋介石正处于春风得意之时。陈布雷于是时，认为蒋介石是有真心救国之人，乃中华民族之伟大人物，亦极力与一些知名人士来往，劝嘱对方拥护蒋介石。
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开完后，蒋介石携宋美龄回奉化溪口。陈布雷随行，为蒋介石准备修家谱事。溪口武岭门学校对蒋介石衣锦还乡给予欢迎。陈布雷随后又参加蒋介石祭扫祖墓事。春节时，陈布雷回老家，与家人亲友相处十余日，心情甚为愉快。回到南京后，1947年3月下旬，出任文化服务社董事长。4月中旬，南京国民党政府任命陈布雷为12位国府委员会委员之一。春天某日，张道藩来访，神色甚为疲惫。陈布雷询问根底，并劝嘱张道藩不要产生厌世心理，应尽其职，“为党国做贡献，服务于蒋总裁门下”。
1947年3月下旬，南京政府公布了行宪法规十种。国民党也开始实行所谓扩大政府基础之决策，指定国民党代表与中国青年党、民主社会党交换改组国民政府之意见，商定新的所谓民意政府施政方针。胡宗南3月19日攻占延安。蒋介石闻知，得意忘形，认为他打败了中国共产党。4月18日，蒋介石在美国的支持下，宣布改组政府，把当时的政学系、青年党、民社党等几个倾向蒋介石的小党派拉入国民党政权当摆设。1947年4月25日，陈布雷出席国民党宣传工作会议并讲话，“自从政府改组后，国家前途极有希望”，对蒋介石大加吹捧。蒋介石被一群唯命是从的委员们推为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为副主席。国民政府行政院也于同时进行改组，任命张群为院长，青年党、民社党人士和所谓社会贤达均派代表进入行政院。
4.宣传蒋介石当选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宣传攻势
国民党政治调整大体告竣之后，从1946年7月份开始，蒋介石拉开了“架势”，开始了对中国共产党的全面进攻。陈布雷协助蒋介石，一方面，对中国共产党发起了“宣传攻势”；另一方面，大力谋划和宣传蒋介石当选中华民国“大总统”。
谋划与宣传蒋介石当选中华民国“大总统”，是陈布雷1948年春夏领导宣传工作的大事。首先，1948年春，陈布雷领导国民党内的文人才子，主持准备第一届国民大会所需诸项文件。其次，参加和领导大会的报道。3月29日，国民党独裁的第一届国民大会开幕，陈布雷作为大会代表之一，参加了会议。蒋介石主持了开幕式，并致了开幕词。蒋介石在开幕词中指出：此次大会，“为中国有史以来划时代的大事”。接着，蒋介石又讲了宪政政府成立之后的诸项措施，施政应以“实行基本国策，增进人民生活，保障民族生存”为出发点。此次大会的使命，则“在于郑重行使选举权，以完成中华民国政府的组织”。4月4日，国民党中央全会举行临时会议，讨论总统、副总统候选人问题。蒋介石有意立一位非国民党人士为傀儡，自己担任副总统，握实权。4月9日，蒋介石在国民大会上作施政报告。蒋介石的报告，夸大地分析了当时政治、经济与他的反革命内战的军事情况，恳切期望参加国民大会的诸位代表“以简单迅速之精神，完成大会应有之工作”。会议期间，陈布雷约请来南京出席会议的南北方各大学校长，询问各大学情形，研究对策。蒋介石参加了讨论，听取了意见，对各大学校长提出的教育经费问题，应允设法增加。与会代表，纷纷提出修改宪法之意见，陈布雷随同蒋介石，迭次约集几方面的会议代表，力主维持宪法原案，勿加修改。陈布雷此时，对蒋介石鼎力相助，利用他在文化教育宣传战线上的地位，极力地为蒋介石做说客。4月中旬，国民大会通过《战乱时期临时条款》，授与总统以紧急处分权。
整个“国大”召开期间，南京完全笼罩在选举拉选票的应酬吃喝之中。各位参加竞选“副总统”的人物——李宗仁、孙科、于右任等，都组建了各自的竞选班子，各自人马全力出动，用“金钱”贿买选票的、送礼物拉选票的、特务监听电话的、用美女美色拉选票的，五花八门，“色彩缤纷”。至于请吃请喝，更是不在话下。代表们吃不胜吃，一天收到三五份请帖是常事，甚至有的代表一接就是数十份请贴。南京市的大小酒馆饭店，家家爆满，连大会秘书处的中上级人员，每晚都有白吃一顿酒宴的机会。此次为“国大”最为“增光生色”的，莫过于大会代表们一致欣赏和崇拜的“国大之花”唐舜君。唐舜君，30岁出头，长得貌美如花、仪态大方，被与会代表们命名为“国大之花”。每在她出现的地方，都引来一片目光，她也会“放电”，把代表们“电”得魂迁梦幻，吸引力超过了“总统”、“副总统”的选举。本来，“国大”是一个单调乏味的会场，但只要唐舜君一到，气氛立即就不同了。代表们有为她搞速写素描的，有为她写打油诗的。有一天，唐舜君不知何故上午未到会，于是，代表们纷纷交头接耳议论起来，都在揣测她往何处去了。下午，当唐舜君走进大会会场时，与会代表们竟然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比欢迎蒋介石还热烈好几倍。这把大会执行主席吓了一跳，以为台下发生了什么大事呢。大会期间，特别是在“总统”选举之前，全场中有一位最忙的人是大会秘书长洪兰友。因为在“总统”选举中洪兰友卖力，后来在政府改组中论功行赏，洪兰友也弄到一个内政部部长的职位当当。1948年4月19日“总统”选举开始。蒋介石、宋美龄坐在最前排，他们各投了一票。紧接着，代表们鱼贯走到主席台前投票，当轮到唐舜君走到主席台前，把选票轻轻丢进票箱后，全场又报以热烈的掌声，一些代表竟喊起“好”来。主席台上的执行主席还以为是她投了“总统”一票受到了欢迎呢！结果，蒋介石以2430张选票，当选中华民国总统。29日李宗仁当选为副总统。同时，国民大会通电全国，呼请政府“一致动员戡乱”。国民大会的“通电”真奏效，没几天，蒋介石发动的内战，就被全国人民“戡乱”了。5月2日，国民大会闭幕。国民大会刚闭幕，南京当局行宪首届立法院就召开会议，蒋介石到会并致词。接着，立法院选举孙科为院长，陈立夫为副院长。
1948年5月20日，蒋介石在南京国民大会堂就任中华民国总统，国民党元老吴稚辉监誓。蒋介石发表陈布雷代写的就职演说词。声言“遵守宪法，对内完成戡乱工作，实现国家统一，贯彻民生主义、改善人民生活；对外促进国际合作，维护联合国，以奠立正义和平”。陈布雷参加了总统、副总统就职典礼。蒋介石就职以后，任翁文灏为行政院长，于右任当选为监察院长；任命刘峙为徐州剿共总司令；提名王宠惠为立法院院长；张伯苓为考试院院长。30日，陈布雷奉命代理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秘书长陈立夫辞职出国。陈布雷主持国民党宣传工作，对1948年“国大”和蒋介石当选中华民国“大总统”，作了全程报道，并大加渲染蒋介石的“丰功伟绩”。
1948年6月至7月，蒋介石连续飞抵郑州、西安、杞县、徐州、太原、洛阳等地，召见胡宗南、阎锡山等人，面授机宜，布置垂死挣扎的反革命内战。7月26日，陈布雷随蒋介石、宋美龄赴浙江莫干山，与俞鸿钧商讨财政问题。没有几天，经上海返回南京。旋跟随蒋介石、宋美龄飞抵庐山，与孙科、张群、吴铁城等共商南京政府国事问题。9月，蒋介石明令公布几个节日，它们是：1月1日为开国纪念日，10月10日为国庆纪念日，11月12日为国父诞辰纪念日，8月27日为孔子诞辰纪念日（后改为9月28日），3月29日为革命先烈纪念日，9月3日为抗战胜利纪念日。9月中旬，蒋介石发表广播讲演，号召国民实行“勤俭建国运动”。陈布雷部署国民党宣传工作，对几个节日的规定和每个节日的具体文化内涵，作了广泛的宣传报道和解读。
从1948年夏季开始，陈布雷为蒋介石校录大事年表。8月中旬以后，陈布雷忽感心情烦闷，精神颓弛，脑筋纷乱，疲劳至极。无奈，请假休息一段时间。9月中旬赴浙江海宁观潮，顺道游览杭州，至烟霞洞，登临江轩品茶，眺望远方，回首自己浮沉宦海21年，不胜感叹。从杭州经上海返回南京后，集中精力整理蒋介石大事年表，至十月中旬完成。陈布雷离开人世前的最后一个月，每晚都在反省自己的人生，处于引退与继续走下去的痛苦矛盾之中。
解放战争开始后，陈布雷组织调度国民党宣传力量，开动国统区所有能够利用的宣传机器，配合国民党军事上的全面进攻与重点进攻，向中国共产党发起了宣传攻势。中国共产党依据形势的发展，适时调整、整合和优化配置宣传力量与宣传格局，实行政治军事文化力量相互配合、相互促进，与国民党在宣传战线展开了一场生死博弈。
1.国民党向中共发起宣传攻势
在国民党1946年夏向中国共产党和各解放区发起全面进攻之际，陈布雷组织调度国民党的宣传力量，向中国共产党发起了宣传攻势。
首先，为配合国民党的全面进攻，指挥调度国民党宣传机器，开足马力，宣传国民党蒋介石的进攻“威力”。1946年6月26日拂晓，国民党军队向中国共产党的中原解放区内的宣化店地区发起围攻。随后，国民党193个师、160万部队向共产党领导的各解放区发起全面进攻。至此，全面内战爆发。为配合国民党的军事攻势，陈布雷迅速发动起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和《申报》、《新闻报》、《中央日报》“四大喉舌”及全国2000多家报刊杂志，大力宣传国民党的所谓“如排山倒海般”的军事进攻“气势”。就是大街上的“下三滥”小报，地方宣传部也规定要大力宣传国民党的东西，要大量刊登中共“要员”的“桃色新闻”和共产党军队所到之处的种种“欺男霸女”勾当。对这些宣传，国民党政府都给予适当的政府补贴。在国民党宣传方针政策指导下，其大小报刊杂志齐声鼓噪“国军的威力，国军的进攻势不可挡、国军的百万雄兵三个月到半年内就可彻底消灭中共”，一时间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国民党的地方小报和街头“下三滥”小报，找不到中共和解放军的劣迹，就把国民党大小党政军官员的“桃色新闻”和国民党军官欺男霸女的勾当，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安上，只把名字换上共产党要员和解放军官兵的名字，大肆在街上叫卖。解放战争的前三个月，陈布雷组织指挥的国民党新闻宣传，还真是煞有介事。
其次，大力宣传国民党在战场上取得了“什么伟大的胜利”。如1946年7月上旬，以国民党《中央日报》为首，国民党各家报纸电台杂志和通讯社，不遗余力地宣传聚歼我中国人民解放军李先念、郑位三部队于宣化店地区的“战功”。接着，宣传占领我人民解放军腹地张家口，谎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全线溃败。如1947年的春天，国民党的各家报刊杂志，大力宣传国军对中国共产党山东解放区和陕北的进攻，宣传我人民解放军节节败退，国军胡宗南部队于1947年3月19日占领共产党首府延安，并报道了蒋介石11月下旬亲自视察延安，洋洋自得于宝塔山下和清凉山麓的照片和新闻报道。如国民党军队进占解放区腹地后，抓来解放区政府过去选出的“劳动模范”，对“劳模”威逼吓唬，把“劳模”弄得“神魂颠倒”后，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中央通讯社和大小报刊杂志，对“劳模”进行采访，利诱“劳模”发表对国民党胜利的看法，发表对共产党“失败”的看法，发表对共产党所谓“种种不满”的意见，等等。国民党的宣传机器，对一个山沟里的普通农民如此上手段，真是既可怜又可笑。当1947年春夏之交蒋介石“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七十四师被消灭在山东的孟良崮地区后，国民党报纸，大张旗鼓地宣传自杀成仁的张灵甫，以鼓国民党官兵的士气。1947年夏季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展开战略进攻。国民党报纸宣传中国人民解放军之刘邓大军，陈粟大军，陈赓、谢富治兵团挺进中原为向中原流窜。
第三，指挥调度国民党宣传机器，宣传蒋介石的“戡乱总动员”。1947年6月30日，国民党召开中常会和中政会联席会议，蒋介石在会上作《当前局势之检讨与本党重要之决策》讲话，提出“戡乱总动员”和“党团组织合并”两项政治决策。7月，南京政府国务会议通过实施《全国总动员案》。蒋介石亲自主持会议，陈布雷作为蒋介石“剿共”的得力助手参加了此次会议。蒋介石在会上详细讲解了陈布雷为之代写的致词，说要“为拯救匪区人民，保障民族生存，巩固国家统一，勘平共匪叛乱，如期实行宪政，必须实施全国总动员，即日由国民政府颁令实行”。蒋介石越讲越激动，陈布雷越听越兴奋，似乎“剿共”战争胜利在望。7月5日，南京国民政府颁布“总动员令”。从联席会议结束后到“总动员令”发布的一周时间里，陈布雷连续主持召开蒋介石御前宣传小组会议，部署具体宣传工作。之后，开动宣传机器，歪曲宣传中国共产党“大量扩充其叛国武力”，“欲以武力颠覆国家”，使国民政府和平建国之国策，靠政治方式已无法推进，只能先“戡定共匪叛乱”。这时的所有宣传声音，都把内战的责任推给中国共产党，把发动内战的历史罪名强加到中国共产党头上，把国民党宣传成和平的捍卫者，借以欺骗群众，骗取不明真相的民众的同情和支持。1947年7月7日是抗日战争爆发十周年，之前，蒋介石嘱陈布雷撰写一广播词，陈布雷历两日完成，呈送蒋介石。7月7日，抗战十周年这天，蒋介石通过南京国民党中央电台，向全国发表了这篇广播词。蒋于广播词中，强调“东北主权领土一日未收复，即抗战目的一日未达成，要求军民一致加强剿匪工作，为国家民族扫除百世祸根”。为打败中国共产党，蒋介石于7月间主持召开了国统区田粮会议及地政检讨会议，亲自下力解决国民党军队和政府机关的粮食供应问题，以与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决战。南京国务会议还通过了陈布雷宣传小组起草的《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实施纲要》。会后，蒋介石巡视开封、延安。陈布雷主持国民党宣传机构，对此作了大量的宣传报道。
第四，劝诫蒋介石尽快平息内部矛盾，鼓动国统区民众共克时艰。1947年8月陈布雷组织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一应文件准备事。9月，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和三青团二中全会在南京召开。蒋介石从庐山回南京主持会议，讨论决定国民党与三青团合并的问题。会议通过国民党当前组织纲领，实施国民党、三青团合并为统一组织，以加强国民党进行反革命内战的力量。会议期间，国民党军队占领烟台、威海两地。蒋介石于会后巡视北平、沈阳、青岛。10月，南京国民党政府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强行解散民盟总部。11月，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实行普选，国民党大小官员忙于自己捞官，全力以赴，决斗竞选。陈布雷见此，恐影响“剿共”内战，劝诫蒋介石快管，免生后患。蒋介石为此发表讲话，告诫国民党员，“应集中精力，挽救危难，勿以竞选为荣”。对放弃竞选之军政要员，蒋介石致以嘉勉。11月底，蒋介石再度巡视华北，规划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华北战事。12月，蒋介石统一华北军事机构，任命傅作义将军为华北“戡乱”总司令，华北五省军队悉归其指挥。12月25日圣诞节，蒋介石广播了陈布雷代写的圣诞广播词，大讲特讲“信心可以移山之至理”，鼓动国统区民众，“克服当前困难，完成宪政实施”。同月，南京国民政府宣布，1948年3月29日召开国民大会。
第五，撰写、宣传“元旦献词”，实行“剿共”总动员。1947年12月下旬陈布雷按照蒋介石的旨意，集中精力为蒋介石撰写1948年元旦献词。1948年1月1日，蒋介石广播了他的元旦献词。蒋介石的元旦献词，极尽欺骗污蔑之能事，大讲中国已进入民主宪政时期，而民主宪政与平等自由，“务必以国家之独立统一为前提”，现共产党进行“内战”为“兼有外患性质之内乱”。“本党”与“中国民众”“务当同心同德”，实行“剿共”总动员，“排除国难，完成建国”。1948年1月初，陈布雷参加国民党纪念周活动，聆听蒋介石讲演。蒋介石于讲演中反复说明国民党1948年之中心任务是：“完成党员总登记，淘汰游移分子，吸收优秀党员”，“整肃革命阵容，充实革命力量”。也在这一月，南京国民政府还明确告示，定北平为陪都。稍后几天，蒋介石再度飞抵沈阳考察，决定设立东北“剿共”总司令部，任命卫立煌为总司令。完后，蒋介石飞北平视察。
第六，宣传教育国统区青年，增强责任意识和奋斗精神。1948年2月陈布雷在南京主持新生活运动14周年纪念日，宣读蒋介石从北平发来的通电。蒋在通电中“勖励国民实行劳动节约”。时国民党反动统治岌岌可危，民变四起，国民党中枢腐败。面对如此危机之局，2月份的南京国务会议通过了《增强地方武力方案》，强调健全各地民众自卫组织。南京当局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和维护自己的利益，决定设立特种刑事法庭，以处理危害国民党当局之罪行，并简化其审讯程度，经立法院通过审判条例，颁布施行。3月初，陈布雷为蒋介石撰《告全国青年书》，黄花岗起义纪念日那天，蒋介石将其发表出来。《告全国青年书》，旨在唤起国统区青年，郑重认识其历史责任，发奋团结，赶上时代，“勿受邪说麻醉，侵犯他人自由，以自贻落伍之讥”。
2.中国共产党展开宣传“对攻”
面对国民党军事方面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面对陈布雷组织发起的国民党宣传攻势，中国共产党作出了与粉碎国民党军事进攻相适应的宣传部署，同国民党的宣传力量展开了殊死的搏斗。
中国共产党调整、整合和重新配备宣传力量，同国民党展开宣传战线的生死较量，基本上分四个阶段进行。
第一个阶段，从抗日战争胜利到全面内战爆发。抗日战争胜利后，因国民党要还都南京，长江以南地区势必成为国民党统治的腹地。因此，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长江以南开拓的八个解放区，为了免于国民党东归后的残酷“围剿”，必须把军事、政治、文化力量全部撤往长江以北。同时，东北三省中国共产党力量比较薄弱，东北的战略地位极为重要，为着早日解放全中国，中国共产党必须向东北派出重要的军事、政治、文化力量。所以依据中国革命客观形势的发展需要，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江南八个解放区的力量向山东方向撤退，其思想文化宣传力量也随军北撤。中国共产党派出10万部队和1/4的中央委员挺进东北，宣传力量也随军跟进。这样，中国共产党就重点对山东和东北的宣传力量进行了整合与重新配置。具体内容为：1945年8月底，中共中央对解放日报社和新华社调整扩充了编委会，加强了一报一社的力量。9月上旬，1943年因技术原因停止试播的延安新华广播电台，重新开始正式播音，全国各地以及国外的旧金山、新德里和莫斯科都能够收到。10月上旬延安解放日报社和新华社派出先遣队，前往晋察冀建立新的基地。很快，先遣队转往东北建立新华社东北总分社。之后，山东《大众日报》由二日刊改为对开日刊。张家口新华广播电台的建立，对华北地区人民的宣传起了重大作用。南方八个解放区的宣传力量，如浙东的《新浙东报》和新华社浙江分社，苏南的《苏南报》和新华社苏南分社等，均随军北撤。1945年11月1日，党在山海关创办了中共中央东北局机关报《东北日报》，随后辗转沈阳、本溪、海龙、长春、哈尔滨等地。1946年1月，晋绥解放区《抗战日报》改名《晋绥日报》，发行地区显著扩大。上党战役和邯郸战役之后，晋冀鲁豫各解放区逐渐连成一片。1946年5月，晋冀鲁豫中央局机关报《人民日报》在邯郸问世。在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开动宣传机器，揭露了国民党发动内战的非正义性和反动性；宣传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坚定了必胜的信心；宣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胜迹，鼓舞了人心；宣传了正确的前进与撤退，稳定了军心和民心。
第二个阶段，从全面内战开始到国民党重点军事进攻被粉碎。全面内战爆发后，战争促使解放区把一切力量都集中到争取战争的胜利上来，大批新闻工作者和文学家走上战场，从事军事新闻的宣传与报道，形成了文学和新闻结合的热潮。从抗战胜利前夕开始，敌后武装迅速向建立强大的野战兵团发展，从而在军区的报纸之外，又出版了野战军的报纸。在战争的逐渐开展中，野战军部队又逐渐建立了新华社野战分社和支社的系列。野战军部队的报纸和新华社分社的出现，是中国共产党宣传力量加强的一个重要标志。全面内战开始以后，解放区的广播电台发展到近10座。随着战争的扩大，广播电台开辟了专门对国民党统治区的广播。周恩来1946年冬回延安之后，亲自主抓对国统区的广播。每天午夜通过关于解放战争和解放区情况的报道以及宣传党的政策，有系统地教育国统区人民，打击中国革命的敌人。对国统区的广播，对于第二条战线的形成及其斗争的发展起了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
1947年，蒋介石对陕北和山东两大战场实行重点进攻，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工作遇到困难。山东《大众日报》退入山区，苦苦支撑，一些地区性报纸被迫停刊。1947年3月19日，中共中央撤出延安。3月27日，《解放日报》出版第2130号后停刊。从此到全国解放前夕的两年多时间，中共没有出版自己的机关报。但几个大解放区的报纸却有一定的发展，形成了战争状态下中共宣传事业的一种特殊格局。面对特殊的历史环境，中共中央作出了新的部署。1947年3月26日，党在陕北枣林沟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留在陕甘宁边区领导和指挥陕北和全国的解放战争。同时组织中央工作委员会，东渡黄河，前往晋察冀，进行中央委托的领导工作。与这种措施相适应，新华社大部分和《解放日报》社全部人马东渡黄河，到晋冀鲁豫解放区筹建临时新华总社。另由一部分人员组成精悍小分队，留在陕北跟着党中央在艰苦的“蘑菇战”中坚持宣传工作。由于党中央此时已没有机关报，新华社加强了评论工作，发表传播党中央声音的社论和评论，同时起了通讯社和报纸两种工具的作用。此时，新华通讯社在党的整个宣传事业中起着核心与指挥中坚的作用。1947年秋，新华社太行临时总社又开始了英语广播，揭开了用外语进行对外宣传的第一页。1947年7月，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接着，陈毅、粟裕和陈赓、谢富治两大兵团挺进中原。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略反攻，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共产党的宣传也开始了战略反攻。1947年11月石家庄解放后，18日创办了《新石门日报》，1948年元旦改名《石家庄日报》。西北战场渡过了困难时期后，1948年元旦，苦苦支撑的《边区群众报》改出日刊，更名《群众日报》。刘邓等三支解放军大军挺进中原后，中央批准成立中原局，1948年1月8日，创办了中原局机关报《中原日报》。华中局的《新华日报》（华中版）也在1月1日复刊。随着南北两线解放战争的大发展，各大战略区的报纸纷纷恢复和新建。在此前后，陆续有一些新恢复地区也出版了人民自己的报纸。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大众的宣传，随着解放战争的发展，已形成锐不可挡之势。在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工作，宣传了各解放军报战场的战略进攻；宣传了各解放区的土地制度改革；动员了广大人民群众为保卫自己的土地制度改革成果，积极行动起来，参军支前，投入伟大的解放战争。
第三阶段，从1948年夏到1949年4月。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的宣传，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大战役的部署、展开和胜利，鼓舞士气，动员人民群众同国民党军队展开战略大决战。
第四阶段，从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的“渡江战役”开始到新中国的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军事、文化力量，以摧枯拉朽之势，将国民党赶出大陆。
3.毛泽东的“神来之笔”
在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战线上，毛泽东发挥了一个杰出政治家、军事家应有的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伟大作用。
解放战争开始后，在两个中国之命运进行大决战之际，面对国民党200多万军队的疯狂进攻和解放军的后撤，当很多人心里担忧、害怕的时候，毛泽东坚定地指出：当着天空中出现乌云的时候，“这不过是暂时的现象，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即在前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很快地就摆脱了忧虑，投入到了全国人民的解放战争中。
随着战争的进展，在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工作中，大量涉及指导战争全局的通讯报道和评论等文章，均出自毛泽东之手或经毛泽东亲自改过。对于战争爆发后的军事宣传如何做，毛泽东每每都给予详明的指示。解放战争开始时，1946年7月20日，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关于《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党内指示中说：“蒋介石虽有美国援助，但是人心不顺，士气不高，经济困难。我们虽无外国援助，但是人心归向，士气高涨，经济亦有办法。因此，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全党对此应有充分的信心。”8月6日，毛泽东在延安枣园会见美国记者斯特朗，就国际国内形势问题，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指出“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为着动员人民参加保家卫国的自卫战争，亦在8月上旬，毛泽东致函胡乔木：“请写一篇号召解放区军民起来粉碎反动派进攻的社论。目前极需这样一篇社论，以利公开动员。”胡乔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8月16日《解放日报》发表了社论《全解放区人民动员起来，粉碎蒋介石的进攻！》。
解放战争开始的一段时间，新华社发的通讯和《解放日报》刊登的文章一度有点跟不上形势。毛泽东看到此种情况后，于1946年9月27日，写信给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提出了处理意见：
定一同志：
文章的写法宜改变，因为在解放区军民中目前中心问题不是对美蒋的幻想问题，存在这种幻想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向军民描写美蒋怎么厉害，怎么凶，这在七月以前是必要的，七月以后则不但不必要，且有副作用了。目前解放区军民心目中的中心问题是能否能胜利与如何取得胜利，尤其在失了一些地方之后大家很关心。因此，我们的文章与新闻立论之重点，不是说敌人如何压迫，如何凶狠，而是要解释敌人虽有二百师兵力，虽有美国援助，虽已经占去—些地方与还可能占去一些地方，但是有种种条件我军必胜蒋军必败。每遇一次胜利，即写一篇社论鼓励之，证明之；每失一重要地方即写一短文解释之，说只要歼敌，将来可以恢复。以上方针，请加考虑，并与乔木、光生（余光生，新华社、《解放日报》社代理社长兼总编辑）商酌实行。至于为揭破美蒋欺骗，可借进攻张家口事件写文揭发。但归结仍应强调我军必胜，方不泄气。此文可作此项目的之用，但须加以改造。
在毛泽东的及时指导下，《解放日报》迅速地做了调整，以适应飞速发展的解放战争的需要。
1947年的元旦，毛泽东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新年祝词》，指出“只要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坚持不屈不挠奋斗，那么，在不久的将来，自由的阳光一定要照遍祖国的大地，独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一定要在今后数年内奠定稳固的基础”。同一天，毛泽东在修改《对于战后国际形势中几个基本问题的解释》一文时，加写道：
总而言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切都变了，并正在继续变。在人民方面，是变得如此坚强，如此有觉悟，有组织，有决心，有信心。在反动派方面，则已变得如此横蛮猖獗，但又如此外强中干，众叛亲离，对于前途完全失去信心。可以预断，三年至五年后的中国与世界，其面目将比现时不大相同。全党同志与全国人民，都应当为一个新中国与新世界而坚决奋斗。
1947年5月30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一篇关于目前时局的评论。指出“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和全民为敌的蒋介石政府，现在已经发现它自己处在全民的包围中。无论是在军事战线上，或者是在政治战线、宣传战线上，蒋介石国民党政府都打了败仗，都已被它所宣布为敌人的力量所包围，并且想不出逃脱的方法。
当中国共产党转入战略进攻之后，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代表中国人民响亮地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进而，毛泽东在陕北杨家沟会议上，深刻地分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后的局点。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是一个历史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接着，毛泽东进一步坚定地指出：“曙光就在前面，我们应当努力。”
为迎接这一伟大的事变，1948年4月下旬中共中央东渡黄河，过山西，来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从夏天开始，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五位书记实行集体办公，集中指挥三大战役，部署对国民党的宣传决战。1949年春，召开了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全党开始了从局部执政到全面执政的历史性转变。
陈布雷与陈伯达都是国共两党各自宣传战线上的“顶级”人物。与国共双方的军事力量较量同步，“二陈”代表各自的政党，在宣传战线上展开了决战，结果陈布雷“兵败自杀”。
1.陈伯达投出“三把匕首”
解放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展开的宣传战中，陈伯达的突出成就是他依据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和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发表了三部论著，这三部论著犹如三把锋利的匕首，直刺国民党的心脏。
陈伯达发表的第一部论著是《中国近代地租概论》。重庆谈判时，陈伯达未随毛泽东去重庆，而是在延安窑洞里撰写著作。1945年10月26、27、28日连续三天，《解放日报》发表了陈伯达新作《中国近代地租概说》。早从20世纪40年代初起，陈伯达在中央政治研究室任职期间，就开始积累一些关于中国农村方面的资料，原拟撰写一部《近代中国农业与中国农村各阶级》。但在具体写作当中，他发现资料不够，有些资料还未很好地进行处理。而且毛泽东从重庆回来后，又有新的任务，故该书未写完。已成草稿部分，陈伯达把它整理一下，发表出来，题名为《近代中国地租概说》。是书共分5章：第一章，近代中国农业的剩余劳动率与地主对农民的实际的剥削率；第二章，地租形式；第三章，地租量和地租率；第四章，近代地租发展的诸特征；第五章，战时地租掠夺在国民党统治区变本加厉。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逐渐成为中国农村社会的主要矛盾，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已日渐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项基本任务。陈伯达的这部新著，对于发动农民群众，进行土改斗争，起了一定的积极推动作用。1946年2月9日，陈伯达把他补写的《近代中国地租概说》第五章《地价》，也发表在《解放日报》上。2月27日，又发表了另一部分《近代中国农业的剩余劳动率与剥削率》。1947年8月，晋察冀书店给予出版发行，最后定名为《中国近代地租概论》。1947年中国土地制度改革运动开始后，该书在解放区广为发行，为动员农民群众奋起参加土改斗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抗日战争结束后，随着中日民族矛盾的解决和国内阶级矛盾的日益尖锐，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日益成了中国共产党夺取革命胜利的一个基本问题。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开始了党的土地政策从实行减租减息到实行耕者有其田的转变。秋末冬初，毛泽东派他的秘书胡乔木、陈伯达跟随康生，赴陕甘宁边区的陇东地区参加土改。1947年转战陕北时，毛泽东留下胡乔木随他转战陕北，负责文字工作，嘱咐陈伯达前往华北，参加中央工委领导各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路过山西临县三交镇，时中央工委通知康生、陈伯达组织一个中央土改考察团，在山西境内进行土改调查。1947年6月下旬赶往河北平山参加全国土地会议，7月上旬抵达河北省平山县。中央工作委员会特别听取了康生、陈伯达率领的中央考察团对晋西北土改考察的情况报告。之后参加了参加了全国土地会议，主持起草了《中国土地法大纲》，提出了“废除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按农村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土地政策和“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土地改革总路线。可以说，从《中国近代地租概论》到《中国土地法大纲》，陈伯达在思想宣传战线上，向国民党的阶级基础之一——地主阶级投出了一把锋利的匕首。
陈伯达的第二部论著是《窃国大盗袁世凯》。1945年10月下旬，陈伯达接着写于9月份基本写完的《窃国大盗袁世凯》一书。11月18、19、20、21日，《解放日报》发表了陈伯达的《窃国大盗袁世凯》。这部论著共分六部分，叙述了袁世凯的起家、发展、窃取辛亥革命果实、称帝到灭亡的发展过程，并告诫国人，当时的独夫民贼，在中国的今天也是大有人在，但无论如何，也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这部著作发表和在各根据地辑录出版后，也发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当时人们都知道陈伯达写的“袁世凯”，实际上是指国民党的蒋介石。人们从“袁世凯”和“蒋介石”的比较中，深信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必亡。1946年7月全面内战爆发后，陈伯达的这部著作在各解放区广为传播发行，是国共两党宣传战中一部很有分量的檄文性作品，也是投向国民党蒋介石独裁政权的一把锋利的匕首。
1945年12月18日，陈伯达的又一篇长文《驳大公报》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文章针对《大公报》11月20日社论——《质中共》一文中对中国共产党的种种诬蔑之词，逐条进行批驳。围绕着《大公报》提出的主要论题：今日内战局面演进的根源问题；谁先发动“兵争”的问题；“兵争”与政党的“政策”问题；国家与“国家兵”的问题，陈伯达进行了详细地分析和深刻地论述，文章在延安也引起很大反响。1946年3月18日，《解放日报》发表胡乔木、田家英的长文《东北问题的历史真相》，该文对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国民党对东北的冷漠、不关心、拱手让人的种种丑恶史实，公诸于众。文章真实地揭露了国民党的罪恶，打破了不少不知真相的人对国民党的幻想，进一步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
陈伯达发表的第三部论著是《中国四大家族》。1946年春天，陈伯达在把他的《中国近代地租概论》和《窃国大盗袁世凯》两书完成扫尾工程之后，于5月份开始，认真构思撰写《中国四大家族》一书。8月，全部完稿。经过誊清后，交付解放日报社。1946年11月13日至19日，《解放日报》连续七天发表陈伯达的新作——《中国四大家族》。1947年秋，晋察冀新华书店将其整理成册，出版发行。陈伯达在《中国四大家族》一书中，“根据一切无可争辩的事实，揭穿了以蒋介石为首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如何盗窃我们中国这个国家为他们的私产（化公为私），如何以‘国家’、‘政府’等名义，无情地掠夺人民的所有（假公济私），成为中国有史以来，并为历代帝王所望尘莫及的，以吸血为生活的最大富翁”。陈伯达《中国四大家族》一书，以大量的资料、详实的分析，揭开了中国四大家族丑恶的面目，对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起了很大的宣传教育作用。该书出版发行后，各根据地一版再版，广为传播印行，据不完全统计，到1949年10月，先后出现了14种版本。可以说，《中国四大家族》是陈伯达在当时投出的一把最为锋利的匕首。
2.陈伯达的犀利一刀
1947年冬季之后，国共两党在宣传战线上，展开了一场殊死的“决战”。结果，和政治、军事斗争一样，中国共产党获得了“决战”的胜利。
伴随着1947年夏天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略反攻，国共两党宣传战线上的决战也拉开了战幕。陈伯达的《人民公敌蒋介石》，无疑是这场决战战场上的一发重磅炮弹。从1947年冬天开始，陈伯达动笔撰写民主革命时期他的最后一部著作——《人民公敌蒋介石》。1948年1月完稿，交付晋察冀新华书店排印。1948年2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陈伯达文章《消灭蒋介石，打碎蒋家小朝廷的全部统治机构！》。该文作者注：“这是拙稿《人民公敌蒋介石》的最后一章，该书现已全部排印，不久可以出版。”2月27日，陈伯达另一篇揭露蒋介石的文章《蒋介石盗卖中国的新二十一条》，亦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陈伯达的《人民公敌蒋介石》一书，共分6个部分36个问题。（1）中国人民的第一号公敌；（2）从假革命到反革命；（3）代替北洋军阀而起的封建买办新王朝；（4）抗战失败主义和继续与人民为敌；（5）穷凶极恶，日暮途穷，即将被人民活捉审判；（6）消灭蒋介石、打碎蒋家小朝廷的全部统治机构。陈伯达于他的这部著作中，淋漓尽致地揭露了蒋介石在大陆20余年的反革命罪行。
《人民公敌蒋介石》一书，1948年春在各解放区广为出版发行，到1949年10月，先后在各解放区出版了14种版本，印行了16版次。全书历数了蒋介石在大陆的主要罪行，用无可辩驳的事实向中国人民揭示：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已经“成为中国人民的第一号公敌”。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夜，该书发挥了极大的政治影响。蒋介石听到消息和看到此书后，气得咬牙切齿。陈布雷领导的国民党宣传小组看到此书后，神情十分沮丧。
在陈伯达发表《人民公敌蒋介石》一书的同时，解放区的史学工作者、理论工作者、宣传工作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撰写了大量的论著，编辑了众多的历史资料性、政治宣传性的小册子，把历史与现实相结合，配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事斗争，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总决战。
对于以蒋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的反动统治，党的理论宣传工作者，先后编著了《人民公敌蒋介石》、《中国四大家族》、《宋子文豪门资本内幕》、《CC豪门资本内幕》、《蒋家天下》、《蒋介石绞杀文化》、《驳蒋介石》等论著和小册子。这些史论结合的小册子，揭露了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四大家族，在国民党当权的20余年中，集中了全国价值达200亿美元以上的巨额财产，垄断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形成一个庞大的官僚垄断资本。这个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紧密结合在一起，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同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密切地结合着，成为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个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它不但压迫中国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而且压迫城市小资产阶级，损害民族资产阶级，绞杀进步文化，摧残革命文艺。
对于国民党统治区黑暗统治的揭露，解放区的理论宣传工作者，编写了《东北蒋占区真相》、《大后方的一般概况》、《蒋管区真相》、《国民党地区的饥荒与经济危机》、《蒋管区农村实录》、《国统区农民泪》、《农民泪——记各地强征军粮惨剧》、《血泪的控诉》等宣传论著和小册子。在这些小册子中，揭露了在一切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区域，捐税繁重，物价猛涨，经济破产，百业萧条，强行征兵征粮，怨声载道，农村破产，整个国统区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解放区的宣传工作者，还编撰了《新官场现形记》、《蒋记国大丑相记》、《脂粉下的狞鬼》、《孤群狗党现形记》、《国民党收复区的黑暗种种》、《一块遮丑的破布〈蒋管区的‘劫收’清查团〉》等宣传小册子。在这些材料中，揭露了以蒋介石为首的金融寡头、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为争夺权力和财富而尔诈我虞、明争暗斗，横征暴敛、贪污腐化的狰狞面目。
在揭露国民党法西斯特务统治方面，主要作品有：《中国法西斯派的恐怖特务组织》、《特务批判——中国法西斯特务往哪里去？》、《扑灭特务暴行》、《蒋介石的集中营》、《上饶集中营》、《炼狱杂记》、《魔爪鬼影》、《中国法西斯特务真相》等。在这些历史资料中，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利用特务组织和集中营对中国人民的血腥的摧残。
当中国共产党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政治口号之后，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进攻，党的宣传战线上又先后写出了《蒋军概况》、《破车不能再开》、《蒋军的陷阱》、《蒋军必败》、《蒋介石一定失败》等小册子。这些作品揭露了蒋介石发动战争的反人民性质，分析了蒋军一系列失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发动战争的非正义性和军队的腐败、政治的腐败，指出了蒋介石必败无疑，号召蒋军的官兵不要再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卖命，从而极大地涣散了蒋军的军心，瓦解了蒋军的斗志。
对于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蒋介石的卖国及美蒋反动派的勾结，党的理论宣传工作者，亦写出了《美帝国主义侵华史略》、《美国在中国干什么》、《美蒋外交》、《反对蒋介石卖国、反对美国侵略中国》、《论美国的对蒋军的援助》、《蒋介石卖国真相》、《美帝侵华真相》、《蒋介石的卖国传》、《蒋介石出卖了国家哪些主权给美帝国主义》等论著和宣传小册子。这些材料，叙述了蒋介石为着维持独裁，进行内战，不惜出卖国家主权给美帝国主义，以换取美国的大量援助，使中国殖民地化的危机异常严重。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帝国主义从领土、领海、领空、军事、财政金融、国民经济、交通运输、内政、外交七个方面对中国进行了空前的侵略，中华民族的生存面临着中外反动派的共同威胁。
这种对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的揭发和批判，使全国人民迅速认清了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派的真实面目，配合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进攻，推动了中国革命新高潮的到来。
中国共产党宣传战线的猛烈进攻，大后方第二条战线的发展与扩大，人民解放军的大规模的战略进攻，给了蒋家王朝心理上以毁灭性的打击。
3.“芭蕉之心已萎，春蚕之腹已空”
整个1948年，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陷于崩溃状况，物价成倍猛涨，国民党政府采取任何措施挽救经济危机都不能产生积极的效应。相反，国民党更加走向腐败，城乡劳动人民遭到彻底洗劫，民族工商业进一步濒临绝境，整个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开始“崩盘”。
1948年，南京国民政府财政赤字为900万亿元，而财政收入仅达到财政支出的5%左右。为弥补财政赤字，大量印发钞票。1945年国民政府的货币发行额为10万亿元，1948年增加为663万亿元。造成国统区“法币”集聚贬值。1948年1月，1美元兑换“法币”17.8万元；3月兑换值是44.4万元，7月兑换值是643万元。“法币”贬值到不及纸张自身和印刷费的价值钞票大量发行，造成物价飞涨。上海1948年8月份的物价比1937年1—6月份的平均物价，上涨了500万倍到1100万倍。国民党的经济彻底“崩盘”，民众对南京国民政府已经绝望了。1948年8月19日，南京国民党当局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决定实行“币制改革”和“限价政策”。政府发行金圆券，同时停止发行法币，并在各地设置经济管制督导员。蒋介石为此发表广播谈话，呼吁全国民众奉行国家法令，拥护新币制，以福国利民；同时，要大力“检举匪谍，清除乱源，以保障安全”。陈布雷参加了前前后后的经济会议，然后以身作则，把自己家中的金器和银元都兑换成金圆券，中央宣传小组的100亿元法币公款亦换成金圆券。结果不到半天，全成了一堆废纸。此事使陈布雷十分震惊，感国民党之时日已不堪入目，心如刀绞。上海是中国最大的金融市场，所以国民政府“币制改革”和“限价政策”的推行，重点在上海。蒋介石派大儿子蒋经国出任“上海经济协助督导员”，执行上海“币制改革”任务。蒋经国到上海，组织了1.2万多人的“大上海青年服务队”（也称“打虎队”），认真“打虎”。财政部秘书陶启明因泄漏经济机密被判刑，上海警备司令部科长张亚尼、大队长戚再玉因囤积居奇被拉到大街上枪决，上海黑社会头子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被判8个月徒刑。查封了“杨子公司”，逮捕了孔祥熙、宋霭龄的大儿子、杨子公司总经理孔令侃。结果遭到家族干政，蒋经国败北而归。到1949年春，国民政府的“币制改革”彻底破产，经济全面崩溃。
在国民党经济“崩盘”的同时，国民党的军事开始“崩塌”。1946年开始的第二条战线，经过1947年的发展，到1948年已经发展到了配合人民解放军的正面进攻，完全孤立国民党蒋介石、包围蒋介石的地步。1948年秋天，人民解放军由战争开始时的120万人发展到280万人，各解放区相继连成一片，人口达到了1.1亿多人。而国民党的武装部队，由开始时的430万人下降到365万人，且军心涣散，士气低落，处境孤立。中国共产党抓住了时机，开始了战略决战。山东战场，拉开了战略决战的序幕。9月16日至24日8天时间，济南战役歼敌11万人。同时，9月12日至11月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举行了辽沈战役，历时52天，歼敌47万余人。11月16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又开始组织淮海战役，中原大地，征尘滚滚；东北大地，解放军迅速挥师入关。平津地区的国民党部队，已成死棋一步。
20世纪30年代以来，东北地区和华北地区的民众，先后有两次大规模的向南流动，第一次是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东北和华北地区的民众经历一次痛苦残酷的战争流亡生活；第二次是从1948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挥师入关开始，大量的东北民众参军、随军入关，并南下，东北与华北的民众除参军参战外，还组织了千百万人组成的支前队伍，跟随中国人民解放军浩浩荡荡地入关、南下，向南方挺进。第二次南下，今非昔比了。人民，作为历史的主人，开始主宰自己的命运了！
陈布雷在这场国共两党宣传战线上的决战中，提不出新理念，写出的东西没有战斗力，鼓舞不了士气，动员不了群众，广大群众和士兵也日益不相信。蒋介石不买账，见面就发火、就骂人。高中级军官说国民党宣传在吹牛，政治官僚不满意，牢骚满腹。陈布雷陷入四面楚歌，他失败了，而且无路可走。
4.自别人世
陈布雷怎么也没有想到战争发展得这么快，怎么也没想到自己领导的宣传战输得这么惨。眼下，在东北和华北，战局急转直下。南京呈现一片混乱，金圆券崩溃，物价猛涨，社会动荡，交通阻塞，风声鹤唳，人心惶惶。党政界中，一些头脑清醒的人意识到，国民党在大陆的败局已定。倾覆之下，安有完卵？国民党的末日已经到了。他对未来十分绝望，心情十分沮丧。他为国民党的腐败痛惜，他为蒋介石的末日忧虑，他为自己宣传的日渐失败，更感烦闷不安。
在1948年入冬的日子里，蒋介石天天在官邸召开会议，文臣武将云集，商讨挽救“党国大计”。此时国民高级官员心中，各有各的打算，有少数反共顽固派抱“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准备与中国共产党决一死战；有的正在烧毁或捆扎文件卷宗，打算跟蒋介石去台湾，待机卷土重来；许多人悄悄地把财产和家眷送到香港和海外；也有人见大势所趋，准备投降反正，更弦易辙。唯独蒋介石的幕僚长陈布雷，思想上却默默地打好了与众不同的主意。国民党落到今天这样的分崩离析、兵败如山倒的地步，他“目睹耳闻，饱受刺激”。他看到了自己半生所献身的事业将以悲剧告终，看到了自己忠心耿耿地追随了20多年的蒋介石此时已无法挽救危局，为此，肠断心枯。
自国共两党宣传战“短兵相接”以来，陈布雷的精神和身体状况是每况愈下，时常感到厌世。一则由于工作劳累、用脑过度而长期失眠，身体疲惫不堪，而怎么干也不是中国共产党对手；二则国民党内部勾心斗角、争名夺利、贪污腐化等种种坏现象使他感到毫无出路。前途不堪设想，内心苦闷，积郁成疾而日趋衰颓。精神上的刺激，身体的损害，使他神经中枢崩溃。内战初时，他曾向蒋介石进言，同共产党举行谈判，早日结束内战，让百姓休养生息，却遭到蒋介石的不满和愤懑。失败之时，想起这些，更让他百念俱灰。
锦州战役失利，蒋介石听到消息后，在北平急得吐血，回到南京后，因伤心过度又连续吐血。陈布雷去蒋的官邸探望，密谈良久。之后，蒋送他出来，边走边说：“战局不利，我们被打败，但不会被消灭，你不必悲观。我看谈判也保不住国民党的半壁江山。如今，只有背水一战，成败在天了。”回到寓所，陈布雷自言自语叹道：“成败在天，成败在天！”一连数天抑郁不欢。
在生前的最后日子里，陈布雷变得更加沉默寡言。每天开完会回来，总是紧锁眉头，一根接一根地猛抽烟；胃口也大为减少，以前每餐能吃近两小碗饭，现在只能吃一小碗，菜吃得更少。晚饭后到寝室，时而伏案批阅文件，时而翻翻报纸又放下，时而衔支烟在屋里来回踱步长叹短吁，或吟着杜甫的诗句：“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烟灰缸的烟蒂不到半天就满了，一天就要倒二三次。失眠症更加厉害，每天夜里十一点钟，随着精神状态的日益衰颓，服用的安眠药的数量也在逐渐增加，此时竟至必须服五六片方能入睡，有时临睡前还再加服几片，才能保证四五个小时的睡眠时间。
进入1948年11月，陈布雷心神特别不宁，他的四弟训慈和八弟训愿过来抚慰其兄长，“百事要看得浑些”。夫人王允默，也从上海频频来函开导。11月10日陈布雷与他的副官陶永标共进晚餐。饭后，陈布雷仔细地询问了陶永标家庭生活开支方面的情况，问经济上有什么困难。未了，陈用深情的语气说：“你忠心耿耿跟着我十多年，任劳任怨，患难与共，你也知道我两袖清风，你和你的家属也从来没有沾到我什么光，我总过意不去，不知该怎么谢你。”陶永标听了顿受感动，眼睛一热，泪水差点滚下来。连忙答道：“主任这些话是过奖了。主任这样有名望的人如此器重我，已使我感到此生有幸了。”陈布雷继而又叹了一口气道：“近年我的身体愈来愈差，自己也觉得一天比一天难以支撑，倘突然有个三长两短，请你自己保重，并望能时常看看我的太太。”陶永标见他情绪如此悲观，心中很难受，便宽慰道：“主任不要想得太多，千万要爱惜自己的身体。等国家事情结束后，主任便可向委座告假回乡养老，整理经手文牍，著书撰文，实现你从前当记者时的愿望。”陈布雷听了似有感触，沉默良久，长叹一声：“恐怕等不到这一天了！”
1948年11月11日上午，国民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召开临时会议，讨论对付中国共产党强大的军事、政治宣传攻势问题。陈布雷参加了他生前的最后一次会议。会上，矛盾重重，怨声载道，讨论半天，莫衷一是。陈布雷看在眼里，疼在心中。他在会上发言，谈了国民党军队的将骄兵逸，发问国民党军政大员的腐败与贪污无能，并牵涉了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陈果夫几家，而且越说越激动。蒋介石于战争失败本来就神情恍惚，心中烦躁，此时见陈布雷发言慷慨激昂，唠叨个没完没了，且又涉及了国民党要害的边缘区，只得出面阻拦。人在特殊环境下，也顾不得往日面子了。蒋介石对陈布雷发了脾气，说陈布雷老跟他唱对台戏，脑力衰弱得不够用了。几年来，宣传工作没搞上去，今天你还来劲了说别人，真是该休息去了！陈布雷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遇到这样的下不来台的局面，遂面目一红一白，呆呆地退出会场，仰天长叹，躲回寓所。晚饭后陈布雷与秘书蒋君章郑重地谈了一个小时，然后上楼，吩咐不要让客人见他，他需要休息。
第二天，即11月12日，是孙中山先生诞辰，国民政府照例举行纪念活动。陈布雷称身体不适没有去参加，吩咐秘书代为请假。这天，陈布雷仿佛显得比往常从容镇定。上午请来了理发师，替他理发修面。随后洗了澡，换了一身干净整洁的衣服，一双新布鞋。午饭后，睡了一个多小时午觉。醒来时，正值总统府第二局局长陈方来访，二人促膝倾谈近两个小时，其间陈方不无宽慰之词。辞别时，陈布雷一直送客人至大门外，再三表示感激。客人离开后，他驱车到郊外散心。汽车掠过闹市区，出中央门，绕着玄武湖兜了一圈，陈布雷两眼发愣地凝视着车窗外的湖光山色出神。汽车在湖的南端掉头，向东面钟山方向驶去。在离中山陵不远的地方，车子停下，陈布雷吃力地攀上附近一个山丘顶极目瞭望。宏伟壮观的中山陵，在夕阳的映照下反射出耀眼的光芒，它左邻明孝陵，右毗灵谷寺，依山傍水，气象万千。
回到寓所以后，他没有吃饭，叮嘱副官陶永标：“我今夜要赶写一些重要的东西，任何客人不见，电话不接，一切改日再说。你也不必上来催我睡觉，我写毕自己会服药睡的。”完后，上了一半楼又转回身来重复了一遍：“一定不要让人来打扰我，让我安静些！”“让我安静些！”这是陈布雷留给世人最后的一句话。
深夜12点敲过，陈布雷房间的窗帘布上还透出昏黄的灯光。天黑月暗星稀，秋风瑟瑟。陈布在世前的最后一个夜晚是宁静而带有寒意的。此时恰逢夫人王允默去上海参加外甥女的婚礼，秘书蒋君章去中央日报社值班，陈布雷在夜里，正经历着痛苦的、孤独的感情折磨；他看到蒋家王朝的末日，有心跟蒋介石走下去，可又无力回天。他想到自己的妻子儿女，自己如一死了之，又不忍心丢下妻儿而去。他想到自己已不中用了，蒋介石已看不起自己了，自己活着还有何用？反复的斗争，使他逐步坚定了一死了之的信念。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亡，其鸣也哀。陈布雷在离开人世之前，经历了痛苦的情感折磨。从前一天晚上，他给蒋介石写了遗书、给自己的夫人子女写了遗书、给弟弟们写了遗书、给张治中写了遗书、给秘书蒋君章写了遗书、给副官陶永标写了遗书、给陈方和李惟果等写了遗书。写了这11封遗书，耗去了他大半夜时间。12日夜里，思前想后，不忍离去，可见陈布雷当时有多苦痛。最后，吃过量安眠药自杀身亡。13日清晨天刚蒙蒙亮，勤务兵仍在清扫院子里的落叶，几只鸟雀在墙顶上跳跃吱鸣，陈布雷寝室那古铜色的木门坚闭着，使人觉得他还在梦乡里。
上午9点钟，中央党部来电催陈布雷开会。9点半过后，秘书蒋君章和副官陶永标打开陈布雷寝室的屋门，发现陈布雷已亡。副官马上去总统府汇报，不到五分钟，蒋介石在俞济时陪同下来到会客室，神情惊讶与懊丧。“布雷先生是怎样自杀的？”蒋介石干涩的声音里掩饰不住内心的震动。副官回答：“服巴比妥安眠药。”“什么时候发现的？”“上午10点钟左右。”沉默了十来秒钟。蒋介石挥着微微震颤的手说道：“你先回去守候，我会来的。”蒋介石回到会议室，向与会者告知陈布雷不幸去世的噩耗，同时宣布会议中止。之后，一行人等驱车赶了过来。蒋介石上楼走进陈布雷的卧室，一见陈布雷遗容，眼圈马上红了。他脱下帽子，在遗体前略微低头肃立一会，然后伸出手想摸摸死者的身体，有人将他扶在旁边一把靠背椅子上坐下。
1948年11月15日下午三时，在低沉的哀乐声中，举行大殓，参加祭礼者有李宗仁、于右任、孙科、张群、何应钦等。治丧委员会和王允默经过研商后，决定将陈布雷遗体葬于杭州南山九溪附近的徐村，一则是陈布雷生前曾在那里购有一块地皮，二则杭州当时尚无战事，环境比较清静，适于死者安息。18日上午9时整，在中国殡仪馆举行公祭，蒋介石主持并率领国民党全体执监委员首先公祭，由司仪宣读蒋介石祭文。蒋介石送来挽联——“一代完人”。接着洪兰友宣读中政祭文，继而由总统府、中央政治委员会、南京首都记者会等机关团体公祭。当天中午，蒋介石接见陈布雷遗属：夫人王允默，儿子陈迈，女儿陈秀、陈琏，兄弟训慈、训畲、训愿等。蒋介石对陈布雷的去世表示非常痛惜，向死者家属表示慰问，并嘱早日安葬落土，使死者得以安息。
“五子登科”，指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时期，国民党大小官员在上海和南京等地大肆掠夺掠抢：“票子（钱）”、“位子（官位）”、“房子（住宅）”、“婊子（妓女）”、“车子（小汽车）”，被当时戏称为“五子登科”。
转引自：侍卫官回忆录：《在蒋介石宋美龄身边的日子（为蒋介石接电话12年见闻——原侍从室电话监听员、总统府军务局上校电话监察官王正元）》，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第2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