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陈伯达在核心层展帆

学习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是一个政党谋求先进的基本手段。为着完成历史赋予给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使命，为着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先进的、强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从1936年夏初开始，毛泽东“身先士卒”，从哲学领域的学习与研究开始，拉开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九年大学习的历史帷幕。艾思奇、范文澜和陈伯达等一批优秀的知识分子协助毛泽东，扬起了中国共产党九年大学习的历史风帆。

1.从学习与研究哲学开启全党大学习

哲学世界观问题，是胜利指导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为彻底解决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路线问题，1936年5月到1937年8月，毛泽东率先在哲学领域发起了学习攻势，发愤研究哲学，撰写哲学著述，引发全党学习，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武装全党。

1936年夏初，红军渡河东征回师陕北以后，毛泽东开始发愤研究哲学，撰写哲学著述，为中国共产党的九年大学习拉开了序幕。同年10月，毛泽东的研究进入高潮。美国著名记者斯诺访问毛泽东时，见毛泽东潜心攻读，一时间“似乎什么都不管了”

。在陕北，毛泽东阅读的哲学书籍，从《毛泽东选集》注释考证和近些年其他书籍考证，有据可考的哲学著作24种。这些著作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经典著作（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关于辩证法的笔记》，普列汉诺夫的《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等），古今中外哲学和哲学史著作。毛泽东阅读哲学著作，在著作上横批、眉批、打勾、画杠、圈点、做注。有些书籍甚至反复研读过10遍。目前保存下来的毛泽东在延安读过并且留有文字批注的哲学书籍有七种（八本）（《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三版和第四版），《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4章第2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社会学大纲》，《思想方法论》，《哲学选辑》）。在这七种哲学著作中，“批注最多且重要的有五本”［《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三版，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阅读。《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米丁等著），1937年8月以前。《社会学大纲》，1938年1月17日至3月16日。《哲学选辑》，1939年5月以后。《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四版）1941年3月以后］，留下了两万多字的哲学批注。在大量阅读研究的基础上，1937年春，毛泽东着手撰写《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一书，历时4个多月，始成初稿。全书共分三章，6.1万字。新中国成立后，此书第二章的一部分，题名为《实践论》，中的《矛盾统一法则》，经过仔细加工、补充、修改，题名为《矛盾论》，收入《毛泽东选集》。

以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为阵地，毛泽东亲自登台执教，讲授哲学，并以此为点，带动全局，引发全党的大学习。1937年4月至8月，毛泽东在抗大讲授《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一书，每星期二、四上午讲授，每次讲3个半小时，下午参加学员讨论。三个月，共讲了100多个学时。延安的中高级干部，红军初、中、高级干部，知识青年，延安干部学校教职员工，大多都亲自聆听和学习了毛泽东100多个学时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的哲学讲授。之后，延安解放出版社出版了此书，并从三个方面迅速推动了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学习。

首先，推动了延安的干部教育。中国共产党在陕北和各根据地开办的20几所干部学校，均把毛泽东的这部著作列为教材，把哲学列为主要课程，分批分期地对党的干部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其次，推动了延安理论界对哲学的深入研究。在毛泽东的带动和组织下，艾思奇对孙中山的哲学思想、“哲学与生活”、“思想方法论”，陈唯实对“斯大林对唯物辩证法的新发展”，周扬对契尔那夫斯基的美学，范文澜对中国经学史的演变，和培元对形式逻辑与辩证法，陈伯达对中国近代哲学思潮、中国古代哲学专题，潘梓年对“逻辑与逻辑学”，李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等，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出版了一批颇有质量的论文和专著。延安的思想理论界，出现了哲学研究的“春天”。第三，推动了党的高级干部对哲学的深入学习与研究。1939年上半年，毛泽东组织了一个哲学研究小组，每周一次会议，讨论毛泽东《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的诸多问题，讨论最多的是“矛盾论”问题。之后，其他中央机关和党的领导人也纷纷组织起学习研究小组。陈云同志领导的小组，有计划地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哲学选辑》、《资本论》等书籍，规定小组成员每周必读一定的章节，要求逐段逐句读懂，作好笔记，每周一次讨论会，首先逐页进行质疑，质疑后，由报告人报告，然后联系实际问题进行讨论，最后由指导员作结论。陈云领导的小组一直坚持了5年。张闻天领导的小组专门学习研究哲学，历时一年多，艾思奇担任指导员。艾思奇负责拟定学习提纲，指定参考材料，大家经过自学后，每周六上午召开学习讨论会。开会时，有质疑，有报告，有讨论，有结论。质疑形式多样，报告内容丰富，既有一般性的报告，又有插入性的专题报告。报告简短精粹。每次小组会，都开得生动活泼，讨论中各抒己见，自由辩论，有时展开热烈的争论，最后由艾思奇作总结。毛泽东、张闻天、陈云三个学习小组的带头作用，开启了延安时期全党的大学习。

2.陈伯达在学习与研究中初露锋芒

毛泽东引导全党大学习，并从学习和研究哲学起步，为陈伯达的发展提供了历史机遇。

陈伯达对中国古代和近代哲学思想很有研究，到达延安后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孙中山先生关于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思想的发展》，发表在1938年4月的《解放》周刊第33期上。与他同期发表文章的还有艾思奇、杨松两人。《解放》周刊在登载他和艾思奇的文章时，加了编者按：

陈伯达、艾思奇两教授在孙中山先生逝世13周年特为本刊撰写文章，我们很是感激。两教授对于中山先生学说新的见解，值得大家研究与讨论。

陈伯达在他的文章中，论述了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联系，强调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文章写的深刻，观点新颖，立刻引起了延安思想理论界的关注。

同年5月30日，陈伯达在《解放》周刊第40期上发表他来延安的第二篇时论性文章，题目是《“五卅”血案十三周年》。陈伯达在这篇文章中，回顾了他参加五卅运动的亲身经历，论述了五卅运动的特点和重要历史意义，分析了五卅运动的经验与教训，进而告诫国人要珍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警惕像大革命时期那样，有人破坏和分裂统一战线。文章最后，陈伯达写道：

我们现在又在进行第二度的国共合作。民族的利益，国家的利益，都需要我们来第二度进行这样的事业。民族灾难的历史，把1925年到1927年大革命中所表现出了的真理，重新磨炼了一次，这真理就变得更加坚定。虽则我们现在国共合作的形式，还没有进行像前次在国民党内合作的形式，然而，合作却需要更加精诚，也需要更加扩大，以求战胜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大的灾难，以求创造新的中国。

1938年夏末，延安马列学院举办孙中山思想讨论会，毛泽东亲临参加。讨论会上，对孙中山思想的阶级属性问题发生了争论，两种意见，一说孙中山的思想属于小资产阶级，一说孙中山的思想属于民族资产阶级，并且各有所据。陈伯达于发言中强调了孙中山的思想具有两重属性，既含有小资产阶级思想的阶级属性，又含有民族资产阶级思想的阶级属性，虽然陈伯达的闽南语言十分难懂，但毛泽东感觉出陈伯达对孙中山思想的认识和自己比较接近。于是毛泽东私下问身边的秘书和培元，此人是谁。和培元回答此人是陈伯达，福建人，来延安之前任职北方局宣传部长，专攻中国古代哲学。会后，毛泽东与陈伯达又进一步交流了一下。双方就中国古代哲学问题，主要是先秦诸子问题，进行了学术性探讨，并彼此坦诚地交换了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和意见。就陈伯达过去的个人经历问题，毛泽东也倾听了陈伯达故事性的叙述，并不时报之以微笑。

当天傍晚，毛泽东派人找到陈伯达，要他赶到机关合作社食堂吃晚饭。陈伯达急忙赶了过去，到了那里以后才明白，毛泽东宴请了一位外国记者。毛泽东站起身来对陈伯达说：“今天顺便也请你，请你和这位美国客人。”毛泽东的请客很简单，毛泽东、翻译、美国记者、陈伯达四人同桌而餐。席间，毛泽东跟美国客人先说了一些客套话，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一些情况。后半段时间，毛泽东主要和陈伯达进行交谈，也翻译给美国客人听。毛泽东和陈伯达谈了北平文化界情况，问起张申府（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其夫人刘清扬是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后来夫妻双双脱党）的近况，陈伯达一一作了解释和回答。交谈中，毛泽东得知陈伯达在北平中国大学开过先秦诸子课，而毛泽东对中国古代哲学也饶有兴趣。这样，他们之间就更有了深谈的共同话题，学海无涯，海阔天空，越谈越投机。双方还就撰写文章的文笔问题，进行了切磋。最后，毛泽东送走了美国客人，鼓励陈伯达在延安要安心，要努力研究中国古代哲学，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去分析批判吸收中国古代优秀的文化遗产。毛泽东第一天对陈伯达的印象，比较满意。此人其貌不扬，但很聪明；性格趋于内向，没有多少外事活动能力，语言表达不行，但为学功底和思想不弱。这一天，也就成了陈伯达人生的转折点。

1938年7月1日，陈伯达在延安《解放》周刊上发表他的第四篇文章《我们继续历史的事业前进》。文章分五个部分，分别论述中国共产是中国无产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是彻底代表民族利益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是在两条战线斗争中发展锻炼出来的；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的作风；中国共产党当前的任务。很多人阅读后认为陈伯达写得很好、很深刻。陈伯达来延安仅九个多月，然而，他的作用发挥得比他立足延安的时间要快。

这一时期，延安思想文化战线争论最集中的还有一个革命文艺“民族化、大众化、中国化”问题。还在1937年8月间，毛泽东就为准备西北战地服务团赴华北地区工作一事，向丁玲提出了“宣传上要做到群众喜闻乐见，要大众化”的问题。指出“现在很多人谈旧瓶新酒，我看新瓶新酒、旧瓶新酒都可以，只要对抗战有利”。

同年11月，张闻天在《十年来文化运动的检讨及目前文化运动的任务》的报告中，也提出了文化界在坚持抗战中，要“大众化、中国化”的发展方向问题。1938年4月，毛泽东受“秦腔”《升官图》、《二进宫》、《五典坡》戏剧晚会启发，与柯仲平进一步谈了当地群众去了那么多人看戏，如果把戏的内容换成抗日的内容，旧的形式就可以更好地为革命战争服务了，要创造出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来。之后，围绕着文艺的民族化大众化中国化问题，艾思奇撰文指出，“今后抗战文艺应当是民族的，具有现实主义基础的”。冼星海也论述“现在作曲家有三种不同的姿态：一是死硬地模仿西洋音乐；二是顽强地固执着中国音乐作法；三是尽力想使中国音乐与西洋音乐适当的结合。我非常赞成后一种。我提出三个口号，音乐应当大众化、民族化、艺术化”。柯仲平撰文说“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气派。这是由那民族的特殊经济、地理、人种、文化传统造成的”。“最浓厚的中国气派，正被保留、发展在中国多数的老百姓中”。我国“带特殊性的优秀的民族文化，可以帮助世界文化的发展。”刘白羽提出为了发展文艺和完成抗战的任务，我们应该赞成而且要实践地去运用“旧形式。”在抗战中，文艺的作用是朝着千百万大众的。在这空前的冶炼当中，需要检讨出优点与弱点，让整个新文艺更健壮起来。同时，莎寨在著文指出：“我们利用旧形式，并不是利用表象上的形式，而是从旧形式中吸取本质的精华，而重新创造的。这个所谓利用旧形式的形式，既不是旧的也不是凭空捏造的，而是从‘旧’里发展来的‘新’的东西”。“利用旧形式，就是创造新形式。”1938年7月23日，陈伯达在《解放》周刊第46期发表《论文化运动中的民族传统》。文章指出“旧的文化传统，旧的文化形式是根深蒂固地和人民年代久远的嗜好和习惯相联结的。最广大最下层的人民群众最习惯于旧的文化形式，经过那旧形式而传播给他们以新的文化内容，新的东西，他们是最容易接受的。”在思想文化战线一年多探索的基础上，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命题，指出中国的新文化要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1938年8月28日，陈伯达又在《解放》周刊第50期上发表哲学论文《关于知行问题之研究》，说知行问题就是“哲学上的认识论问题”。他从中国古代哲学家墨子论起，一直写到王阳明、孙中山，最后总结：“‘行’是‘知’的基础和准则，‘知’对‘行’有指导作用”，我们应当在近代历史实践的基础上，“在辩证唯物论的基础上，集合我们先哲——从墨子经过王阳明到孙中山先生——关于知行问题的最好思想之大成，而加以新的发挥，并且是把王阳明唯心论的‘知行合一’倒置过来的知行合一”。10月19日，是鲁迅先生逝世两周年纪念日，陈伯达在《解放》周刊第55期上撰文《鲁迅先生逝世两周年纪念》。文章高度赞扬鲁迅先生战斗的一生，同时指出：“我们的同胞需要学习鲁迅爱国救国的气魄及其伟大的节义，需要学习鲁迅之永远战斗和倾向青年的精神并把这些在抗战中发挥起来，而且需要善于接受鲁迅关于文化启蒙的伟大遗产。”“鲁迅那一切开创的工作，还需要我们用更大的力量去完成它。”年底，陈伯达发表他来延安后的第八篇文章——《一二九运动三周年纪念》。1938年，陈伯达共发表了八篇论文，其中七篇很有分量。当时的延安，文化界理论界，发表文章最多的是中宣部副部长杨松，第二是中宣部副部长吴亮平，第三是哲学家艾思奇，第四就是陈伯达。到1938年底，陈伯达在延安已初露锋芒，并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

3.毛泽东的几任学习秘书

推动全党的大学习，不仅需要毛泽东“身先士卒”，而且还需要具有一定学识和学术水平的人担任秘书，协助毛泽东把中国共产党的大学习胜利推进。

毛泽东从1936年开始研究哲学以来，为推进全党的学习，一直在寻觅一位学习秘书。1936年5月红军东征回师陕北以后，适逢美国进步记者埃德加·斯诺来陕北访问，中央决定中央局宣传部长吴亮平担任毛泽东的翻译。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吴亮平有相当一部分时间为毛泽东干了秘书工作。吴亮平，上海大夏大学毕业，浙江奉化人，1908年生，1925年入团，同年冬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成绩优秀。曾先后参与翻译《法兰西内战》、《反杜林论》等名著。1927年入党。1929年回国后，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主编《环球》周刊。1932年秋进入中央苏区，先后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民经济部副部长、部长等职。参加长征到达陕北后，任中共中央局宣传部长。其人很有才华，精通英文、俄文、法文，且和毛泽东关系也很好。两人互相尊敬，从江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到陕北，也一直是上下级的老搭挡。其人虽留过苏，但和王明等人不是一伙的。然毛泽东有两点考虑没有选择吴亮平担任自己的秘书。其一为，党的事业在不断发展壮大，不能让这一位有才华的人屈就自己的秘书，应当让吴亮平担任更重要的职务；其二为，蒋介石的秘书陈布雷为浙江人，自己不能再选一个浙江人担任秘书，应当免去一些口舌。斯诺访问结束后，吴亮平回中宣部工作，任中宣部副部长。

毛泽东选择的另一个人是周小舟。1936年8月，毛泽东的老乡湖南湘潭人周小舟来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同国民党谈判的情况，毛泽东参加听取了汇报。周小舟是1912年生人，北平师范大学文学院国文系毕业。毕业后参与领导一二九运动。1936年春奉中共中央指示，与吕振羽一道，赴南京与国民党宋子文、陈立夫的代表谈国共停止内战、联合抗日问题。8月赴陕北汇报。毛泽东看到这位年仅24岁才华横溢的青年，十分喜欢，况又是自己的老乡，故显得更为亲密。汇报完后，毛泽东与周小舟谈了自己想留他担任秘书的想法，周小舟经过几天思考和几天接触，就答应了毛泽东。经组织上批准，8月底，周小舟开始担任毛泽东的秘书，隶属中央军委办公室。此时，新疆盛世才趋向进步，表示亲苏亲共，赞成抗日，毛泽东于年底派周小舟作为他的私人代表，去新疆向盛世才宣传团结抗日，进行统战工作。1937年春，周小舟回延安复命，旋又作为毛泽东的私人代表，赴山西太原做阎锡山的统战工作。抗战爆发，太原失守后渡河回延安。两次出使，工作十分出色。毛泽东经过这一段时间的观察和与他相处，认为周小舟才华横溢，且经过过去工作磨炼，有叱咤风云之势，这种特征，不宜当秘书，应当放到外面去锻炼。1938年秋，毛泽东找到周小舟，和他谈了要他到华北前线去工作，去锻炼。周小舟沉默许久，不忍离去。毛泽东耐心地和他做了细致的解释工作，周小舟于9月末赴华北，任职中共冀中区党委宣传部长，参与领导冀中平原的抗日游击战争。

几乎与周小舟同时，毛泽东选择的另一位秘书是张文彬。张文彬是湖南平江人，1910年生，1926年长沙中学毕业。1927年春，参加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马日事变后，张文彬受党派遣回家乡平江西乡开展革命活动，拉起了队伍，先后两次参加平江暴动。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等领导平江起义时，他率部队加入了红五军，被任命为一营党代表。后随彭德怀努力开辟湘鄂赣革命根据地。1930年夏攻打长沙后，年底随队进入中央苏区，任红七军政委。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1936年红军东征时，任红十五军团东渡黄河司令部政治委员，不久进入红军大学学习。学习结束后，从陕北保安跟随毛泽东担任秘书。8月间，毛泽东派他前往西安杨虎城、杜斌丞处进行统一战线工作。西安事变发生后，他又作为中共代表之一参加同蒋介石的谈判。这期间，他协助周恩来、博古和叶剑英等做了大量的工作。1937年5月，他以毛泽东秘书的身份任红军驻兰州办事处主任，为营救被国民党关押在兰州集中营的西路军干部战士，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洛川会议时，奉命调回陕北参加会议。会后，毛泽东和他商量，调他离开秘书岗位，赴广东组织和领导广东人民进行抗日斗争。抗战爆发后，张文彬任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书记、广东省委书记、粤北省委书记、南方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兼组织部长。1941年12月香港沦陷后，奋力营救陷落在香港的重要文化人士和知名人士。1942年夏因叛徒出卖被捕，1944年在江西上饶国民党监狱中遇难。

这一时期，毛泽东选择的办公室主任是李六如。1937年1月，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后，中央机关开始稳定下来，各机关需要健全组织、补充人员。毛泽东下属的军委办公室，也需要补充人员。抗日战争爆发后，原江西中央苏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国家银行代理行长李六如出狱后来到延安。李六如，少年时考取童生，湖南平江人。1921年与毛泽东结识，后参加北伐战争，秋收起义。1930年入江西中央苏区，参加财经领导工作。长征时，留在南方根据地。1935年冬被捕入狱，抗战爆发后获释出狱。毛泽东在延安见到李六如，很是高兴。谈到工作时，毛泽东说他的军委办公室缺一位主任，问李是否愿意屈就。李六如是个性情随和、很有才学的人，当毛泽东要求他担任军委办公室主任时，他很高兴地答应了。

抗战爆发后，毛泽东选择的秘书是和培元。和培元，河北人，北平燕京大学毕业。燕大毕业后，先后在冀东、河南两地执教，参加了一二九运动。抗日战争爆发后，一度在河南前线工作，1937年底，抵达延安入抗大学习，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去抗大调研指导工作时，罗瑞卿等向毛泽东反映和培元很有学问。经过几次接触，1938年夏，毛泽东通过组织调和培元任中央军委办公室秘书。和培元为学缜密，很活跃，在延安获得青年哲学家和著作家美称。但和培元为文不犀利，在这一点上，毛泽东不甚满意。1941年7月28日中午，和培元去延河游泳，溺水，经抢救无效，去世。

当时在延安，理论战线上有几位人才已显示出才华。首先是杨松，在党的理论刊物上发表的文章最多，有深度，译述也不亚于吴亮平。杨松是湖北人，1907年生。参加过五卅运动，1927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不久入党。1938年春到延安，先后在中宣部和中央马列学院工作。杨松为文流畅，为学深邃，为师善讲，又会翻译，年龄不大，在延安显得才华横溢。但杨松身体不好，职位又高，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其人和博古等人相交好，与毛泽东私人关系也不错，毛泽东没有选择他作为自己的秘书。排位第二的是吴亮平。排位第三的是艾思奇。如果说杨松在共产国际、中国东北、延安三地很有名气，吴亮平在江西中央苏区、延安有名气的话，艾思奇则在全国有名气。他的一本《大众哲学》发行32版，使他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哲学家。在延安，毛泽东有些哲学问题，还要和艾思奇商讨。但艾思奇是成名的专家，于名气，于行文，毛泽东都不可能选择艾思奇。排位第四的是陈伯达。排第四以后的是何思敬、和培元、张如心、温济泽、胡乔木、周扬、丁玲、陈唯实等人。

毛泽东在抗大讲完100多场哲学后，立刻启动了全党的大学习。事业的发展使毛泽东急需要一位学习秘书，协助他把全党的大学习抓好。

4.来到毛泽东身边

为推进全党学习方面，毛泽东选择了陈伯达为秘书。后来的实践证明，陈伯达也努力完成了毛泽东交给的任务。

毛泽东选择陈伯达当秘书，有一个相互了解、相互沟通的过程。这种了解和沟通，是从研究哲学问题开始的。

毛泽东启动全党的大学习，在推进学习和加强延安的文化建设方面，总得有个助手帮忙。毛泽东在认真寻觅。1938年6月底，毛泽东与文化名人艾思奇、何思敬等人商榷发起成立延安新哲学会。新哲学会成立时，公推艾思奇、何思敬具体负责主持会务工作。艾思奇执笔撰写了《新哲学会缘起》，发表在1938年9月30日的延安《解放》周刊第53期上。发起人为：艾思奇、何思敬、任白戈、张琴抚、陈伯达、张如心、吴亮平、高士奇、周扬、刘芝明、柯柏年、王学文、杨松、焦敏之、成仿吾、徐懋庸、王思华、郭化若。在哲学研究的专业分工方面，艾思奇、何思敬致力于哲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陈伯达则专攻中国古代哲学史问题。通过新哲学会，毛泽东和这些学者进行学术交流。

在延安稳定下来后，陈伯达在哲学研究方面，颇有成就。1939年1月底陈伯达在《解放》周刊第62期上发表《中国古代哲学发端》一文。2月16日在《解放》周刊发表《老子的哲学思想》；第66期发表《纪念马克思与孙中山》；4月5日《解放》周刊第69期发表《孔子的哲学思想》；8月30日《解放》周刊第82期发表《墨子的哲学思想》。这一年，陈伯达每研究出一篇中国古代哲学问题的论文，都给毛泽东、张闻天递上一份，虚心请教。毛泽东、张闻天对于陈伯达，也是每有文至，必认真阅读，给予认真思考，同时，提出商榷意见供陈伯达参考。1939年2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陈伯达，商榷《墨子哲学思想》一文学术意见。毛泽东写道：

《墨子哲学思想》看了，这是你的一大功劳，在中国找出赫拉克利特来了（赫拉克利特为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列宁称之为“辩证法的奠基人之一”）。有几点个别的意见，写在另纸，仅供参考，不过是望文生义的感想，没有研究的根据的。

毛泽东在信后，附了他的六点意见。其第一点：“题目，似改为‘古代辩证唯物论大家——墨子的哲学思想’或‘墨子的唯物哲学’较好”。在毛泽东的鼓励下，陈伯达继续探讨孔子问题。文章写就后，送给毛泽东，请提意见。毛泽东于当时正忙一份军务电文，处理国民党鹿钟麟、沈鸿烈在河北等地同八路军闹摩擦问题，故对陈文未细看，总的评价认为不错，并让陈伯达送张闻天看一下。陈伯达把文章送给了张闻天，张闻天读后，提了一些意见，并坦诚地谈了自己的看法：“研究古代哲学问题，毛泽东在这方面是专长，你要想把文章写好，你还得让毛泽东仔细看一下，提出他的意见。”话说完后，张闻天就给毛泽东拨通了电话，希望毛泽东对陈伯达的文章抽时间仔细看一下。毛泽东答应：行吧，让他送过来吧，正好这两天有点时间。毛泽东在仔细地读了陈伯达的文章后，2月20日写信给张闻天，谈对该文的意见。

“伯达同志的《孔子哲学》我曾经看过一次（没有细看），觉得是好的，今因你的嘱咐再看一遍，仍觉大体上是好的，唯有几点可商榷之处开在下面，请加斟酌，并与伯达同志商量一番。我对孔子的东西毫无研究，下列意见是从伯达文章望文生义地说出来的，不敢自信为正确的意见。”接着，毛泽东就陈伯达文章中“名不正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提出“家庭中父与子的关系，反映了社会中君与臣的关系”问题，“中庸问题”，“孔子的患得患失”问题，“关于孔子的道德观”问题、关于孔子认识论和辩证法问题，关于对文章的结尾应进行系统地总结等七个方面问题，提出了比较系统的意见。其中对于孔子创立的道德范畴问题，毛泽东在此信中认为：“我觉得孔子的这类道德范畴，应给以历史的唯物论的批判，将其放在恰当的位置。伯达同志有了一些批判，但还觉得不大严肃。”张闻天把毛泽东的信转给了陈伯达，陈伯达花一昼夜功夫，按毛泽东的意见修改了全文，复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读后，2月22日，再次致信张闻天，谈对该文的看法。

伯达同志的文章再看了，改处都好。但尚有下列意见，请转达伯达同志考虑。

（一）说孔子教育普及化的功绩时引了郭沫若的话，说孔子的功绩仅在教育普及一点，他则毫无，这不合事实，也与本文冲突，我觉可以不引。

（二）在最末一段前我加一句，似更醒目。

（三）伯达此文及老墨哲学诸文引了章、梁、胡、冯诸人许多话，我不反对引他们的话，但应在适当地方有一批判的申明，说明他们在中国学术上有其功绩，但他们的思想和我们是有基本上区别的，梁（梁启超）基本上是观念论与形而上学，胡（胡适）是庸俗唯物论与相对主义，也是形而上学，章（章大炎），冯（冯友兰）……（章、冯二家我无研究），等等。若无这一简单的申明，则有使读者根本相信他们的危险。老子等两篇已发表，可在孔子篇的末尾来一申明（此申明低二格写），说明此篇，前二篇，及尔后发表诸文，凡引他们的话，都是引他们在这些问题上说得对的，或大体上说得对的东西，对于他们整个思想系统上的错误的批判则属另一问题，须在另一时间去做。

是否有当，请兄及陈同志斟酌。

在延安，毛泽东鼓励了陈伯达在做学问上取得成绩，但也分析了陈伯达世界观中的根本缺点，即为学“不大严肃”。

毛泽东在鼓励、帮助陈伯达的同时，也觉得陈伯达为学为文都可以，心里思考调陈伯达到中央军委办公室当秘书的问题。3月初，毛泽东把自己的意思和陈伯达说了，陈伯达当下很愿意，说回去同张闻天商量一下，因张闻天当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宣部长，是陈伯达的顶头上司。毛泽东同意了陈伯达的思考意见。陈伯达回到中宣部后，和张闻天说了毛泽东有意调他当秘书和他也想去给毛泽东当秘书的打算。张闻天听后，沉默了一阵。陈伯达看张闻天面色好像有点不愿意，也就要打退堂鼓。张闻天最后说了一句，我们是同学，这事由你自己处理吧。这样一来，陈伯达处于进退两难的地步。

就这样，1939年春末，陈伯达调任中央军委办公室副主任。从此，跟随毛泽东直到1970年庐山会议，历时31年。

二、推进全党大学习

从1938年夏天开始，以研究和指导抗日战争为轴心，毛泽东着手全面推进中国共产党的全党大学习。陈伯达等知识分子从理论研究、教材建设和文化建设三个方面，协助毛泽东推进全党的学习。提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全党学习运动的启动，是中国共产党大学习全面推进的基本标志。

1.在研究抗日战争中扩大学习范围

抗日战争是全面的全民族的反侵略战争，是一场深入持久的人民战争。要想领导中国人民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首先要中国共产党人深入而全面地研究中日战争，而且必须是全党范围的深入学习与研究，才能顺利地发动和组织人民群众从事战争。基于此，从1937年冬到1938年冬，毛泽东以研究和指导抗日战争为中心，进一步扩大了全党的学习范围。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发动了全面的野蛮侵略，中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民族灾难。面对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一方面，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民毅然奋起，英勇抵抗；另一方面，在社会层面和国家政治层面上，“全面抗战论”、“片面抗战论”、“亡国论”、“速胜论”、“正规战论”、“游击战论”和“持久战论”七大思想舆情动态交织在一起，相互交锋，相互激荡。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为引导抗日战争走向胜利的发展道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抗日战争进行了系统深入地研究。

全面抗战开始后，毛泽东在延安部署中央军委办公室广泛搜集中日双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和国际等各方面的信息资料，然后在中央军委负责人和中央书记处成员之间交流信息，交换意见。这期间，毛泽东还反复研读了世界上两部著名的战争学著作——德国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和中国的《孙子兵法》，阅读了蔡东藩著的《中国各朝历史通俗演义》，阅读了列宁、斯大林关于帝国主义与战争的理论著述。在进行了充分准备的基础上，1938年5月上旬毛泽东着手撰写《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文章写成后，发表在延安《解放》周刊第40期上。6月出版了单行本。之后，各根据地广为翻印发行，印行了十多种版本。同一时期，刘少奇著文《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彭德怀撰文《争取持久抗战胜利的几个先决问题》，朱德在八路军总部《前线》周刊分期发表《论抗日游击战争》长文，分别对抗日游击战争产生的历史条件、基本的作战方法、基本的战略及重要意义等，作了较为系统的理论阐述。

在中国共产党人对抗日战争进行深入地研究中，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是其杰出的代表作。1938年5月中旬，毛泽东开始撰写《论持久战》一书，七天七夜连续奋战，每天只休息五个小时左右，炭火曾烧着了布鞋而不觉。每至夜深人静，毛泽东奋笔疾书，人一天天消瘦。最后，因5月份撰写两部战争学大作而劳累过度，病倒在床。病稍好后，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演讲他的《论持久战》。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全面分析了中日战争所处的时代和中日双方的基本特点，阐述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持久战总方针，批驳了“亡国论”和“速胜论”；根据中日双方互相矛盾着的各种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在战争过程中的发展变化，科学地预见了中国持久抗战将经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发展阶段；指出了战略相持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也将是最困难的时期，然而它是转变的枢纽；中国将变成独立国，还是沦为殖民地，不决定于第一阶段大城市之是否丧失，而决定于第二阶段全民族努力的程度；如能坚持抗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坚持持久战，中国将在此阶段获得转弱为强的力量；“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争取抗战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是充分动员和依靠群众，实行人民战争。

《论持久战》一书一问世，立刻在全国引发了轰动效应。仅1938年到1939年春，就印行了19版。书中所论述的丰富的理论内容，不但从思想上武装了我党、我军，而且武装了全国人民，极大地坚定和增强了人们为争取民族解放而斗争的必胜信心，对进行抗日战争和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起到了极大的动员和指导作用。这部杰出著作的发表，在思想上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地位，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国的理论威望。有许多进步青年，就是因为看了这部著作才下定决心，打起背包，由武汉、重庆等地徒步走到延安的。连许多国民党部队，当时都把这部著作奉为经典，作为战地的最佳读本，反复阅读。在毛泽东的带动下，朱德、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邓小平、彭德怀、刘伯承、陈毅、罗荣桓、贺龙、聂荣臻、叶剑英、徐向前等党和军队领导人及军队将领，纷纷投入了对抗日战争的研究与演讲。一时间，延安抗日战争论坛成了中国共产党大学习的一抹亮丽的彩虹。

2.陈伯达等全力协助毛泽东文字工作

学习与研究中日战争，资料准备是基础。毛泽东指导李六如、陈伯达、和培元等人，努力做好信息资料准备工作。为此，中央军委办公室扩大了报刊杂志订阅规模，达到30多种。如《中央日报》、《扫荡报》、《益世报》、《新蜀报》、《时事新报》、《商务日报》、《新民日报》、《秦风报》、《工商日报》、《西京日报》、《前线日报》、《新工商》、《大刚报》、《光华日报》、《国家社会报》、《世界知识》、《经济建设季刊》、《群众》、《解放》、《人与地》、《中农月刊》、《财政评论》、《四川农情报》、《农业推广通讯》、《中国农村》、《四川经济季刊》、《中国农民》、《列强军事实力》、《新闻周报》、《文化杂志》、《贵州经济》、《中外经济年报》、《中外经济拔萃》等，都在阅览范围之内。对于这些报刊杂志，毛泽东指示陈伯达等人，择其重要资料整理出来，在军委负责人和中央书记处成员之间互相传看，彼此交换阅后意见。

在不断搜集和积累信息资料的基础上，毛泽东又指示陈伯达等人编辑《时事问题丛书》，在延安和各根据地发行，为全党同志和根据地的军民学习与研究战争提供所必须的资料。

为编好丛书，毛泽东指示李六如、和培元两人于1938年冬组织了一个时事问题研究会，隶属军委办公室。研究会1939年夏季以前由和培元负责，夏季以后由陈伯达负责。时事问题研究会，负责搜集和整理材料，编辑《时事问题研究丛书》。研究会分“日本问题、沦陷区问题、国际问题、抗战中的中国问题”这样四个问题来研究，分别搜集资料，用综合文摘体裁出版参考资料。从1939年到1942年，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陆续编辑出版了《战争中的日本帝国主义》（1939年）、《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1942年）、《九一八以来国内政治形势的演变》、《抗战中的中国经济》、《抗战中的中国政治》、《抗战中的中国军事》、《抗战中的中国教育与文化》、《九一八以来的中国》、《抗战中的中国国民党》、《七七以来国内风云录》等11部资料丛书。毛泽东亲自为丛书撰写序言，借以推动全党干部加强对抗日战争的研究，做到对战争心中有数。1940年2月《中国文化》创刊号上，登载了《时事问题研究会》的新书广告：

图书广告——《日本在沦陷区》。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继《战争中的日本帝国主义》之后，又编辑出版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简称：《日本在沦陷区》）一书，全书30余万言，为国内搜集沦陷区材料最丰富的第一本书。抗战干部们要积极对付敌人，苦于不知道敌人在沦陷区干了些什么，并将怎样干，读了此书后，便立知梗概。全书分经济、政治、暴行三部分，篇首有毛泽东同志的序言。

陈伯达等负责组织编印出版发行的这11本丛书，其资料源于“国内一切公开的书籍、报纸和杂志”，编著的态度，基本上也是好的，采取了我国历来历史学家所谓“有闻必录”的态度，“反对杜撰，而既扬善，也不隐恶”。这11本丛书，比较客观地公开了1941年以前日本侵华的罪恶史实，中国人民英勇抗战的史实和国民党消极抗日的史实，为全党研究战争提供了研究资料，推动了全党对抗日战争的学习与研究，教育了中国人民，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忱；同时，也为后人研究抗日战争初期的历史留下了一笔重要的史料，解放后该套丛书仍有再版。

陕甘宁边区的地位和作用，随着抗日战争的发展，显得越来越重要。为此毛泽东于1938年指示李六如、和培元两人注意收集陕甘宁边区的材料，研究陕甘宁问题。李六如、和培元两人经过努力，1938年夏写出《陕甘宁边区实录》一书。全书12万字，共分8个部分：（一）概述；（二）政制及组织；（三）行政设施；（四）统一战线；（五）抗战动员；（六）群众团体；（七）学校；（八）八路军留守兵团的政治教育。此书1939年出版后，对各抗日根据地影响很大，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均以延安为榜样，努力建设自己的地区。

这期间，陈伯达等人除协助毛泽东推动全党研究抗日战争外，还继续投入精力从事哲学研究和致力于思想文化建设。1940年2月15日，陈伯达在《中国文化》创刊号上发表《杨子哲学思想》一文。文章论述了杨朱的认识论基本上是唯物论的认识论，其人是一个“为我主义者，”是“当时苛薄无情的锱铢必较的商人阶层的代表者，乃是形而上学的，庸俗而粗鄙的唯物论者”。3月31日，延安《解放》周刊第102期发表了陈伯达《墨子哲学思想》（中篇），第104期发表《墨子哲学思想》（下篇）。从1939年8月至1940年4月下旬，陈伯达关于墨子研究的成果，全部发表出来了。1940年春末，原北京大学哲学教授张申府在《中苏文化杂志》第6卷第3期上发表了《五四的当年与今日》一文。张申府早年参加了五四爱国运动，留法勤工俭学时，也参与了旅欧少年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后来离开了党，专门从事教育工作。陈伯达读完张申府的文章后，6月27日写了《致张申府先生的一封公开信——论“新哲学”问题及其他》，发表在7月25日《中国文化》上。陈伯达于他的《公开信》中，对张申府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积极宣扬辩证唯物论，热诚参加一二九运动等表示深深的敬佩。接着，陈伯达笔锋一转，以“我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口气，和张先生开始讨论问题。1940年夏，延安解放出版社和陈伯达商量，要增订出版陈伯达的《三民主义概论》一书。陈伯达同意后，于7月写了增订版序论《孙中山先生及其学说》，发表在《解放》周刊第114期、第115期和第116期上。秋末冬初，陈伯达《三民主义概论》增订本出版发行。陈伯达在着手处理《三民主义概论》增订内容的同时，也按照毛泽东读书的爱好，细心地阅读了一遍《聊斋志异》和《今古奇观》两书。读完后，写了杂记六则。同一时期，陈伯达还发表了有关道德建设方面的文章，对儒家道德中的“孝”进行了分析和解剖，对新旧道德进行了分析和比较；指出“战斗的道德，解放的道德，劳动的道德，和旧的道德之盲目的道德相反，是自觉的道德；和旧道德之被动的道德相反，是创造的道德；和旧道德之自私的道德相反，是互助的道德。问题在吃人的道德那里，是个人和少数人的利益做主宰，在新道德这里，却是大多数和民众的利益做主宰”。“只有在新道德下面，父子、兄弟、朋友、夫妇之间，才能有真正合理的美满关系，才能有真正合理的美满道德。”陈伯达就形势发展，也发表了诸多有关政论方面的文章。他在延安思想理论战线上，越来越发挥出较大的作用。

到1940年底，杨松、吴亮平、艾思奇、陈伯达、冼星海、周扬、丁玲、范文澜、何思敬、胡乔木、和培元、戈宝权、温济泽、张如心等，在延安已经开始大有作为了。毛泽东的理论，通过这些人在延安进行宣传，也较过去深刻而广泛地在全党进行了传播。1940年6月21日，延安新哲学会举行第一届年会，毛泽东、张闻天、朱德、茅盾、张仲实、周扬、郭化若、陈伯达、和培元、艾思奇和范文澜等50余人参加了会议。毛泽东、张闻天、朱德发表了重要讲话，赞扬了新哲学会成立以来所取得的成绩，提出了今后的要求，希望哲学会为中国革命加紧理论研究，使新哲学的研究与实践更密切联系起来，“克服革命理论落后于革命实践的缺陷，要推动各地研究新哲学的活动，供给他们研究材料、通俗化的读本，以提高全国的理论水平”。艾思奇代表新哲学会作了会务报告。之后，与会学者宣读论文或专题讲演。艾思奇讲了孙中山先生的哲学思想，陈唯实讲了斯大林对唯物辩证法的新发展，周扬讲了契尔那夫斯基的美学，范文澜讲了中国经济学史的演变，何思敬讲黑格尔的逻辑，郭化若讲军事辩证法，和培元讲形式逻辑与辩证法，陈伯达讲了中国近代哲学思潮。正是这些专家学者与毛泽东一道，把全党的大学习一步步推向深入。

3.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起学习运动

1938年秋冬，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命题和部署了全党大学习的时代任务。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极须解决的问题”。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论述其基本的实现途径是全党认真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认真地研究历史，认真地研究现状，在革命实践中把三者紧密地结合起来，即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对每一问题要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然后引出理论性的结论来”。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因此，为着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着胜利领导中华民族进行抗日民族解放斗争，必须深入开展全党的大学习。

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之后，全党建立了正规的学习制度，推进干部学校教育和在职干部教育。在职干部教育，规定每人每天必须学习两个小时。干部学校教育，延安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办的几十所干部学校，党员干部分期分批培训轮训。1939年，全党开始了学习运动。5月20日，毛泽东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指出：“我们发起的生产运动和学习运动都是永久性的。”“我们的党要由小到大，才能领导这样大的中国革命，要有大批有学问的干部。”“中国人一向说‘攻书’，要进攻，不能保守。”6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进一步讲了九点意见，指出六中全会后“中央发起的全党干部学习运动，对提高全党干部的理论文化水平，有头等重要意义”；“党政军民学各机关的在职干部，均应一面工作，一面学习”；“按其程度，文化与理论或并重或偏重”；“每日二小时学习制”；“一面工作，一面学习”；实行“自动与强制并重，理论学习与文化学习一致”；“勤学者奖，怠惰者罚”。从1939年5月到1940年8月，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参加者由2074人发展到4867人。全党干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文化知识如饥似渴地学习，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展全党的学习运动，毛泽东领导陈伯达等一批知识分子，大力推进理论建设和学术研究。在理论建设上，毛泽东撰写了《论新阶段》、《战争和战略问题》、《青年运动的方向》、《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纪念白求恩》、《论政策》等一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文献。

在学术研究上，哲学方面，毛泽东发挥了艾思奇、陈伯达、潘梓年（重庆《群众》周刊主编，新华日报社社长）、何思敬、和培元等人的研究专长。史学方面，毛泽东团结了范文澜、何干之、郭沫若等人。文艺战线，毛泽东发挥了丁玲、周扬、冼星海、萧军、欧阳山尊、舒群、柯仲平、余光生、杨绍萱、齐燕铭、吕骥等人的才华。党过去在中央苏区的人才和党内老干部，毛泽东发挥了吴玉章、徐特立、谢觉哉、郭化若、吴亮平、陆定一等人的特长。毛泽东尊重这些人才，充分肯定每个人的成就，对于其研究项目，有商之于毛泽东的地方，毛泽东都诚恳地提出自己的意见。毛泽东团结和领导这些学术研究人才，全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在教材建设方面，毛泽东应中央干部教育部之邀，责成陈伯达具体负责组织撰写《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参加编著的主要有毛泽东、李维汉、陈伯达、吴亮平、杨松等几人。毛泽东提出该书大纲，几经详细讨论，分工合作，开始撰写。第一章《中国社会》，由吴亮平、杨松执笔；第二章，该书的核心《中国革命》，由毛泽东执笔；第三章《党的建设》，由李维汉执笔。后因李维汉行政事务太多，第三章《党的建设》没有写完。已成的两章，由毛泽东统纂全书，经过仔细加工修改，最后定稿。陈伯达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把完成稿交给《共产党人》杂志社。1940年2月下旬，《共产党人》第四期，予以部分刊登。1940春延安解放社予以出版发行。张闻天领导的中国现代历史研究会编写出版《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刘亚楼、莫文骅等参加写作。范文澜领导主持中国历史研究会编写《中国通史简编》。此外，一批著作、教材和译著，如《近代世界革命史》、《中国苏维埃运动史稿》、《联共党史》、《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联共（布）党史参考资料》、《斯大林和红军》、《列宁传》、《拿破仑第三政变记》、《斯大林传略》、《中国社会经济结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南》、《时事问题丛书和抗战的中国丛刊》、《中国近代史参考材料》及何干之著的《中国民族战争史》、陈伯达的《三民主义研究》、王稼祥的《中国共产党与革命战争》、林彪等著《晋北游击战争纪实》、齐礼编的《陕甘宁边区实录》、聂荣臻的《模范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齐文编的《外国记者眼中的延安及解放区》、李公朴著的《华北敌后—晋察冀》等相继问世，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步伐和全党开展的学习运动。

为推进全党的学习运动，毛泽东还领导延安和大后方党的宣传工作者，文化工作者，大力开创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事业。延安解放出版社，延安《解放》周刊社自1937年4月成立以来，经过不断地发展建设，已初具规模。《新中华报》、新华社和延安广播电台，党在延安和其他抗日民主根据地及国统区大后方，先后创办《群众》周刊、《新华日报》、《中国文化》、《共产党人》、《中国青年》、《八路军军政杂志》、《中国工人》、《中国妇女》、《抗敌报》等报刊杂志。其中，1939年10月，中央创办的以党的建设为主要内容的党刊《共产党人》，毛泽东在其发刊词中，提出了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塞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的任务；1940年2月，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创刊了机关刊物《中国文化》，全文发表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陕甘宁边区政府创办了极富特色的《边区群众报》，以边区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为对象，深受边区群众的欢迎。这些报刊的出版和党对延安新闻宣传工作的加强，使延安发展成为一个宣传抗战的中心，从事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斗争的中心。以延安为中心，有些著作，流传之广，影响之大，实为罕见。如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至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先后出现了30多种版本。《论持久战》一书，先后出现了40余种版本；此书远销国统区、敌战区和香港等地；在敌占区发行时，用“文史通义”、“甲申年重梓”、“古愚署端”等书名出版发行。就连国民党指挥的前线抗日军队，均积极学习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一书。《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从问世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共刊印、翻印、出版约110版次，是延安时期政治、历史图书发行量最大、发行范围最广的几部著作之一，该书北起佳木斯东北书店，南至海南岛琼崖出版社，都有出版翻印发行；香港有三家单位出版了四次；民主周报社刊印此书时，译成了日文，遂使该书远销日本。《新民主主义论》一书，先后出版了120余种版本（包括翻印本），在敌占区，以《大乘起信论》等书名发行。此外，范文澜关于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文章和著作，尹达关于中国上古史研究的文章和著作，陈伯达关于孔子、墨子、老子的研究文章，杨松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文章等，均大量见诸于上述各家报刊杂志。全党的学习运动，伴随文化的发展，一步步地走向深入。

三、改革学习制度与学习方法

以毛泽东发表《改造我们的学习》为标志，中国共产党的学习运动进入了改革学习制度与学习方法的新阶段。经过四年对学习制度与学习方法的改革，中国共产党的学习取得了历史性的飞跃。

1.提出与稳步实施学习制度和学习方法改革

大学习在迅速提高全党的能力和水平，一方面，党所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和八路军、新四军获得了迅猛的发展；另一方面，1939年开始的学习运动逐步出现了片面追求正规化、制度化和系统化的教条主义毛病。鉴于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教条主义错误和学习运动中出现的教条主义现象，1941年5月，毛泽东提出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改革目标，“主张将我们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改造一下”。毛泽东的高瞻远瞩、深谋远虑，预示着中国共产党一场深刻的历史改革即将到来。

未雨绸缪，在推进全党的学习制度与学习方法改革之前，毛泽东首先加强了中央核心机关建设。20世纪4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从4万多人发展到80多万人，军队人数从4万人发展到50多万。党的机关，比过去更加扩大。过去在上海和瑞金时期，仅有中央书记处、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军事部、中央职工部、中央农民部、中央妇女部、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中央党报编辑委员会，共青团中央局、全国总工会等15个中央机关。1940年时，拥有中央书记处、中组部、中宣部、中央社会部、中央情报部、中央统战部、中央审查委员会、中央财政经济部、中央民众运动委员会、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中央敌区工作委员会、中央农村工作委员会、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中央党报委员会、中央党校、中央研究院、中央马列学院、《解放日报》社、新华社、中央军委、军委总参谋部、军委总政治部、军委总后勤部、八路军总部、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等40多个中央直属机关。这些机关，需要一位既有实际工作经验，又有才能，为众机关所熟悉、所爱戴的优秀干部来协调相互之间的工作。当毛泽东得知任弼时将很快从共产国际回国时，1940年春末夏初，经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书记处通过，任命任弼时为中共中央秘书长。任弼时上任后经手操办的第一件事是成立中央办公厅。经和毛泽东商量，调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任职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办公厅下设秘书处，毛泽东提名，王首道任职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处长。中央又成立政治研究室，毛泽东提名王若飞任政治研究室主任。陈伯达由中央军委办公室，调任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副处长、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中央研究院成立后，张闻天出任院长、范文澜任副院长，陈伯达任秘书长兼中国问题研究室主任。

为实施学习制度与学习方法改革，毛泽东指导陈伯达等认真准备基本的学习文献。1940年底，毛泽东起草党内指示《论政策》，提出1931年到1934年底的左倾路线问题，会议讨论时，引起很大争论。无奈，毛泽东采取妥协方式，文件中删去了关于左倾路线的文字。之后，毛泽东思考，应当把1931年至1934年底的党内文件公布出来，让党的高级干部研究，弄清这近四年的是与非问题。1941年初，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秘书长任弼时商量，决定由他亲自主持编辑党的历史文件，用以指导来延安的党的高级干部学习。编辑历史文件，毛泽东任主编，任弼时具体主抓，下面具体负责人员为中共中央秘书处处长王首道，副处长陈伯达。考虑人手不够，经毛泽东点名，调团中央宣传部部长胡乔木来中央秘书处工作，参加编辑《六大以来》、《六大以前》两部大型历史文献。这两个文献主要包括1921年到1940年党的主要历史文件。这样，毛泽东、任弼时和中共中央秘书处主要人马王首道、陈伯达、和培元、胡乔木等于1941年几乎全力以赴投入了编辑党的历史文献的工作。陈伯达、和培元、胡乔木等参加编辑工作，主要是对中共中央文件进行文字校对、订正，按毛泽东的要求，对中央文件进行认真阅读，然后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进行分类，整理编排。王首道负责从上海和江西等地调入中央文件及具体协调各方面的工作。毛泽东负责选择文件，撰写评述，指导编纂。任弼时负责辨析文件，协助毛泽东认真编纂。编辑《六大以来》时，毛泽东撰写了13篇评述。任弼时看了后心悦诚服，深刻认识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王明等人犯的是“左”倾路线错误。1941年7月，和培元不幸于延河溺水而亡。同年秋，编辑《六大以来》一书，其主体工程基本告竣。毛泽东、任弼时腾出手来解决别的事情。余下工作，由王首道、陈伯达、胡乔木三人具体负责处理。两部书最后均以中共中央书记处名义出版。

1941年9月10日—10月22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进一步讨论了学习制度与学习方法改革问题，强调要集中力量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学习组，组长毛泽东、副组长王稼祥。延安及各地高级学习组统归中央学习组管理指导。毛泽东提出：“以理论与实践统一为方法，第一期为半年，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与我党20年历史两个题目，然后再研究马恩列斯与中国革命的其他问题，以达克服错误思想（主观主义及形式主义），发展革命理论的目的。”

1942年2月中旬，毛泽东在他先后做了《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的报告之后，于延安杨家岭中央办公厅召开了一个理论工作者会议。到会者20人左右，他们是陈伯达、艾思奇、张仲实、何柏年、丁玲、舒群、胡乔木等。毛泽东于会上讲了召集大家的目的是要编一本书。他提出把马恩列斯著作中有关思想方法的论述摘录出来，系统地编成一本《思想方法论》。编辑此书，旨在帮助全党党员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方法，并以此为武器，来整顿全党的学风、党风和文风。会议结束时，毛泽东提出把编辑此书的任务交给中央政治研究室和中央研究院文化思想研究室，并问两室愿不愿意承担，两室负责人当场欣然受命。当时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是陈伯达，中央研究院文化思想研究室主任是艾思奇。双方各出自己人马。中央政治研究室出陈伯达、张仲实、曾彦修三人参加编辑。中央研究院文化思想研究室出艾思奇、温济泽、陈唯实、李又常、陈平等13人。班子组成后，先把延安出版的马恩列斯著作和延安能找到的外地出版的马恩列斯著作（包括外文版），都搜集起来。此后每人一本或几本，摘录书中有关思想方法的论述。抄好后，分组互相核对。校好之后，交给艾思奇，艾思奇再核对，作一些增删，进行了分类编排，加了标题，交给陈伯达。陈伯达把中政室三人摘录的论述加上，又加以总的编排，最后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对于此书，从头至尾认真仔细看一遍，有些摘录，他又作了核对和增删。编排次序，也相应做了调整。有些标题，也作了修改。该书经毛泽东最后定稿，全书共分4章33节。第一章《绪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特点》，第二章《理论与实践》，第三章《历史科学的创造》，第四章《国际经验、民族特点、革命传统》，书名定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思想方法论》。开篇之首，有个“例言’，即编者的说明，下面署名“本书编辑委员会”，末尾注明日期是“1942年4月22日”。

1942年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作出了《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自此，全党开展了一场意义深远的学习制度与学习方法的改革。其主要内容是：党的各级干部都要学习中央规定的22个整风文件，以整顿思想方法和思想作风为主，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是一次全党范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是一场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大辩论，主要的是无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大辩论。整风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目的。整风的过程，是先由个人精读中央指定学习的22个文件，领会文件的精神实质，掌握思想武器。各单位领导统一组织学习和讨论，提出问题，由领导派干部给予解答。认真学习几个月后，开始联系实际，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检查自己的工作、历史和思想。凡入党时间比较短，抗战初期去延安学习或工作的同志，要讲清个人的历史、参加抗日战争和革命的思想动机，对照学习文件，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和革命实践中来建立自己的共产主义的人生观、世界观，建立自己的党与阶级的坚定立场；来检查自己的一切思想行动，纠正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作风。同时，以此去观察问题，观察其他党员，从而纠正自己的缺点和错误，纠正自己队伍内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然后写出个人学习总结，上报党组织。此后，对自己所在部门的工作进行检查，提出改进工作的意见，在学习讨论过程中，进行实事求是而又恰如其分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做到对己严，对人严，“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找出产生错误的环境和根源，定出改正错误的切实可行的办法。对犯错误的党员，不着重个人责任，而着重于分析犯错误的环境和根源，吸取教训，避免重犯类似的错误。延安整风一开始，有些干部认为自己搞了许多年革命，用不着改造，一听思想改造就感觉很刺耳。有人认为自己天生就是革命的，有人认为自己是“戴着桂冠”参加革命的，有人认为自己参加革命是对革命的“恩赐”。参加整风，当别人一针见血提出自己的问题时，开始有些接受不了，闷闷不乐，闹情绪，想不通。经过相互之间的细致入微的分析，他们逐渐接受了大家的批评，经过对照、学习、检讨，提高了思想认识，反省了自己身上的三风不正问题。有人认为，经过整风，才使自己从孤悬万丈的高空，落到真正平实的地面，真正在精神领域进行一场自我革命。经过这场学习制度与学习方法的改革，经过中国共产党对自己24年奋斗历程的科学总结，1945年4月，毛泽东同志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深刻地论述了党的三大作风。

2.陈伯达参与“三文两报”问题处理

对学习制度与学习方法进行改革，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不仅对当时的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建设、理论建设，而且对20世纪40年代延安文化的发展，也都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学习制度与学习方法的改革，引发了人们心灵的思考。延安时期的“三文两报”（“三文两报”，指的是当时的三篇文章、两个墙报专栏。丁玲的文章《三八节有感》和王实味的文章《野百合花》、《政治家与艺术家》；延安青委的“墙报”专栏——《轻骑队》、延安中央研究院的“墙报”专栏——《矢与的》。）问题，是延安思想文化战线的一个标志性案例。1942年3月初，《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编辑陈企霞，约丁玲写一篇纪念“三八节”的文章。丁玲应约迅速写就，把当时因两起离婚事件而引起的为女同志鸣不平的情绪，一倾而出地发泄出来，篇名为《三八节有感》，3月9日发表在《解放日报》上。文章发表之后，立刻在延安引起很大反响。3月13日，延安中央研究院的王实味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杂文《野百合花》，加上他在《谷雨》杂志上发表《政治家与艺术家》及延安的“墙报”专栏——“矢与的”、“轻骑队”，“三篇”文章、两个“墙报”专栏的宣传内容，形成气势。丁玲和王实味的文章，过分强调了延安存在的问题，对延安的几种主要社会现象，如“人类之爱”、“等级制定”、工作作风等问题进行了尖锐地抨击，片面地夸大了延安的社会不良现象，没有分清延安的主流是什么，支流是什么，而且发表在党中央机关报上，影响面很大。再加上“轻骑队”、“矢与的”两个墙报专栏呼应，在党内高层，尤其是在文化界，引起了很大的意见分歧。有些人支持王实味，更多的是反对丁、王二人及“墙报专栏”的做法，搞得延安文艺文化界一度思想上很混乱。对此，毛泽东于4月初，利用一个晚上亲自到延安中央研究院用马灯和火把照明看“墙报”，调查了解中央研究院和文化界的思想动态。延安文艺文化界，有人对“轻骑队”及丁玲、王实味的杂文提出批评，说“轻骑队”的内容除了发泄牢骚以外，还有多少真正政治意义、有多少能够教育人的东西呢？“轻骑队”大概算是讽刺性的报纸吧。它的讽刺对象是延安各机关和具体工作人员，实际上它是为讽刺而讽刺，养成只发牢骚、不求解决问题的坏风气，最令人头痛的是“轻骑队”对被批评的机关和人员都用××的字样，使读者引起很大的误会。这样，“轻骑队”的言论可以说是不太负责的，请问为什么不能公开地写出被批评者（机关或人员）的名字呢？为什么不采取直率的热骂，而采取暗箭式的冷嘲呢？

4月10日，“轻骑队”代表童大林称自“轻骑队”创办以来，先后收到朱德、萧军、艾青、欧阳山、草明、王实味，萧三等人的意见，多系鼓励。“轻骑队”编委会立即驳斥童大林，指出“日前本刊编委会曾详细检讨一年来工作得失，认为过去方针有错误，已决定加以彻底转变。至于接到朱总司令及各界同志的意见，多系严正批评指责，而该消息只说鼓励与事实不符，特此声明更正。”

随后，“轻骑队”编委会在报上公开作自我批评，承认编辑方针有错误，没有坚持顾全大局，与人为善的批评，而是片面的，甚至与被批评者完全是对立的，并决心在第二年彻底改正自己的错误。

当时，“三文两报”成了延安思想文化战线的热门话题。“轻骑队”是延安中央青年委员会办的墙报，自我批评、自我检讨、自我批判做得及时，“自救”了自己。丁玲是延安文化界重量级人物，事情也不难办。“矢与的”是延安中央研究院办的墙报，王实味又是中央研究院人员，中央研究院就成了“重点户”。陈伯达是中央研究院秘书长兼中国问题研究室主任，也就顺理成章地参与了对“三文两报”问题的处理。当时院长张闻天已于1月份赴陕北和晋西北等地搞社会调查，副院长范文澜为一学者，对当领导和领导研究院整风很外行。一度，中央研究院显得有些混乱。中央直属机关学委看到此种情况后，指示中央研究院秘书长陈伯达应多过问一下院里整风诸事。夏季以后，陈伯达协助范文澜，团结院里各研究室负责人，担负起了共同领导中央研究院的整风工作。范文澜、陈伯达、李维汉、欧阳山、艾思奇诸人，齐心协力，重新部署文件学习，人人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同时，部署批评王实味问题。

5月27日至6月11日中央研究院召开“党的民主与纪律”座谈会，陈伯达主持会议，集中批判王实味的思想。副院长范文澜带头发言，接着各研究室主任李维汉、艾思奇、张如心等都发了言。当时的延安，不少人在一些具体问题上都很激进，但陈伯达1940年与王实味在民族形式问题上有过争论，并且意见分歧很大，双方几乎达到互相攻击的程度。延安整风，对刚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来说，其思想改造历程，是受益终生的。但这中间，发生了两件很不愉快的事。一件是王实味问题，闹得满城风雨，最后中央定论是敌我矛盾。丁玲的文章问题，延安文化界、政治界也想把她定为敌我矛盾来处理，毛泽东出面保护了她。后来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时，丁玲的延安问题被翻起了旧账，被打成“丁陈反党集团”，旋被放逐到北大荒劳改十多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王实味、丁玲问题都被平了反。另一件是1943年康生在审查干部运动中，搞了肃反扩大化，不少人一度被打成“特务”，后中央纠正了这一问题。

10月30日，陈伯达在中央研究院和中央政治研究室的整风联合大会上作了发言，题目为《关于党内生活》。指出：“我们的生活是政治的生活，我们所关心的第一是政治，第二是政治，第三还是政治。”我们党员干部要分清是非，首先是分清政治上的是非。“我们要在政治上看得远，看得大，要更多关心政治的是非。同时，这也就是说，我们要更从政治斗争生活上锻炼我们党的生活，使得我们成为有原则的无产阶级的战士。”党内生活要经常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要坚持原则，分清政治是非。陈伯达此时是中央研究院秘书长、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同时，人们又都知道他是毛泽东的政治秘书，故他的讲话是很有分量的。1943年1月10日，延安《解放日报》登载了他的这次讲话。陈伯达在参与处理“三文两报”问题的同时，还发表了很多文章，谈思想改造与延安整风事。5月间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总之，延安文艺文化界在整风中批判了小资产阶级世界观及其各种表现，通过整风使整个文艺队伍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3.陈伯达协助毛泽东改革《解放日报》

陈伯达协助毛泽东改革《解放日报》，也是这一时期改革全党的学习制度与学习方法，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一个重要内容。

1941年5月16日，中国共产党先后停办了延安几家主要报刊杂志，集中力量办起了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博古负责《解放日报》，在办报的指导思想上，效仿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报纸纯粹按苏联的模式办。在具体办报措施上，更是问题不少。效仿苏共中央机关报，并非绝对不可行，关键在于如何效仿。《真理报》，每天一篇社论。它的社论大多是讲苏共与苏联的具体问题，它的社论以苏联和苏共领导下的苏联红军为核心，它的社论虽然发表众多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内容，但苏联人办报的主旨是绝对以苏共和苏联为中心，社论也是以此为中心而论述。倘使博古办《解放日报》，每天发一篇社论，每天社论都是以中国共产党和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为核心的话，那么《解放日报》的大方向就没有多大问题。然而，博古是办报模式学苏共，办报内容不学苏共。博古办报不是以中共和敌后抗日根据地为中心、为核心，而是以国际通讯、第二次世界大战问题和重庆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的新闻为中心。每天一篇社论，讲第二次世界大战问题，讲国民党问题。每天报纸的第一版，刊登苏联塔斯社新闻、苏联《真理报》消息和重庆国民党中央通讯社通讯。除去讲苏联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问题，讲国民党的政策和主张，剩下的次要版面，东拼西凑，真正中国共产党所需要的东西就没有多少了。故从1941年5月到1942年3月，十个月的时间，延安《解放日报》既没有充分贯彻中央的大政方针，也没有很好地和群众发生联系，在办报过程中，亦充满很浓的八股味。

事实证明，新闻宣传的党性原则问题不解决，党报党刊与党的新闻宣传就不能很好地发挥其战斗的性能，就不能够充当党的喉舌，就不能担负其历史赋予新闻宣传的历史任务；新闻宣传的党性原则问题不解决，党报党刊与党的新闻宣传就不能成为真正的党报党刊与党的新闻宣传。新闻宣传的党性原则，是新闻宣传的第一位原则，这是新闻宣传阶级属性的根本标志，也是新闻宣传的生命之所在。为解决《解放日报》的办报路线和党性原则不强的问题，1941年9月至1942年3月，中央政冶局四次开会讨论研究《解放日报》问题。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将报纸由两版改为四版，增加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宣传教育内容，强调报纸自身要注意反对党八股。中央各位领导人要多给《解放日报》写文章，解释党的政策，介绍工作经验，使之真正成为全党反映实际领导工作的机关报。1942年1月24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社论、新闻、广播三者应并重，要出题目分配给中央同志写文章，报社要组织写文章的工作。报纸第三版、第四版要贯彻党的政策，要组织自己的新闻，在新闻中表现党的路线。在2月11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尖锐地指出：报纸要以自己国家的事为中心，这正是一种党性的表现。现在《解放日报》还没有充分表现我们的党性；主要表现在报纸最大篇幅都是转载国内外资产阶级通讯社的新闻，散布他们的影响，而对我党政策与群众活动的传播，则非常之少，或者放在不重要的位置。毛泽东提议要根本改变《解放日报》现在的办报方针，使它成为贯彻我党政策与反映群众活动的党报。中央政治局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决定委托博古根据会议意见，拟出改革方案，提交中央讨论。3月1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博古提出的改造《解放日报》的方案。毛泽东于会上指出，党报是集体的宣传者与组织者，对党内外影响极大，是最尖锐的武器。要达到改造党的目的，必须首先改造党报。报纸必须地方化，要反映地方情形。党报要反映群众，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党性是一种科学，是阶级性的彻底表现，是代表党的利益的，无论什么消息都要想想是否对党有利。党报要允许同情者作善意的批评。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中央宣传部根据几次会议精神，下发了改造党报的指示和通知。《解放日报》根据中央指示，对办报方针、办报内容进行了深刻的讨论与反思，对报纸的版面进行了研究，对《解放日报》进行了改版。改版之后，使根据地党和群众的活动占据了报纸的主要版面。

报纸改革进程中，毛泽东多次与陈伯达、艾思奇、范文澜等学者商量，要学会利用报纸，多发建设性文章，支持《解放日报》改革，促进改革成功。陈伯达等人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努力撰写和发表文章，全力协助毛泽东，积极推进《解放日报》改革。其成功的第一个光辉范例是指导延安整风运动，第二个光辉范例是反击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

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延安整风的大量文献、论文、心得都是通过《解放日报》向全党宣传。初步统计，《解放日报》在1942年除发表了毛泽东的关于整顿三风的报告、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著名的论文外，还发表关于整风的论文100多篇，如1941年5月，当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发表了著名的《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演说，提出了反对主观主义的问题以后，《解放日报》紧接着发表了陈伯达、艾思奇、胡乔木等人的许多篇反对主观主义的论文。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发表《整顿党的作风》的第二天，《解放日报》便立即发表了《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社论，并接二连三地发表了《宣布党八股的死刑》、《展开宣传工作上的新阵营》、《党的决定——行动的指针》、《整顿三风是党在思想上的革命》、《宣传唯物主义》等十几篇社论，深刻地论述了整风运动的伟大意义，在全党展开了大规模的思想动员。在向全党反复说明整风意义的同时，《解放日报》还发表了《教条与裤子》、《整顿三风必须正确进行》、《把矢拿稳，把的认清》、《整顿三风中的两条战线斗争》、《反省》、《学与用的统一》等许多篇社论，深刻地阐明了毛泽东同志指出的“实事求是”、“有的放矢”、“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整风方针。此外，《解放日报》还用大量篇幅报道了各中央机关、各单位、各地区进行整风的情况。发表了《提高领导、改造作风》、《反对群众工作中的主观主义》、《把我们的报纸办得更好些》等著名社论，反对与批评当时在各种实际工作中存在着的主观主义的作风，帮助党迅速地以整风精神改进了各种实际工作，也推动了全党整风运动的胜利展开。

为巩固《解放日报》的改革成果和推进《解放日报》的《文艺》副刊走上健康发展道路问题，1942年9月，毛泽东亲自草拟名单，嘱咐陈伯达、胡乔木安排按名单请客吃饭。毛泽东邀请了陈荒煤、张庚、柯仲平、范文澜、艾思奇、陈伯达、吕骥、董纯才等几十人。饭前，毛泽东解释了请客吃饭的目的是为办好《解放日报》，需要各位专家学者帮忙，每人每月写一篇5000字的文章，各写各的专业方面，发表在《解放日报》上。毛泽东说清楚了具体的征稿办法，嘱咐《解放日报》主编舒群“照章办事”。各位专家学者听后十分高兴，“欣然从命”。席间毛泽东频频敬酒，大家其乐融融，开怀畅饮，尽情畅谈。毛泽东走到戏剧家、民众剧团团长柯仲平面前，为柯仲平举杯敬酒：“老柯，你带个剧团，常年奔走‘他乡’，辛苦了。喝吧，这是慰劳酒，慰劳酒！”

“感谢你，是你——毛泽东批给我40块钱，让我搞起这个剧团”。

“让你去受苦受难……”

“过惯了，我愿意跟老百姓在一起。”

知识是推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阶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提出，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正是毛泽东团结了延安这批大知识分子，充分发挥了这代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才撑起延安文化发展的一片天，才胜利推进中国共产党九年大学习，才使中国共产党的才华、气质、品格和修养不断上档次。

四、九年大学习的胜利结束

以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为标志，全党九年大学习胜利结束。陈伯达在这九年里，工作能力和学术素养，得到了锻炼，得到了提高。由于他协助毛泽东干了不少推进全党大学习的工作，也由于他的才华和他为党的事业而付出的努力，在党的七大上，他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1.陈伯达参与《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

陈伯达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之所以能够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协助毛泽东干了一定的党内高层工作，为党的高中级干部所了解和认知；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通过自己的奋斗，在思想理论战线上辛勤耕耘，为全党所了解和认同。

从1940年到1945年夏，陈伯达发表有影响的文章有：《墨子哲学思想》、《论孙中山先生及其学说——“三民主义概论”增订版序论》、《杨子哲学思想》、《青年人的方向》、《由封建的中国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中国工业与中国资产阶级》、《写在实味同志“文艺的民族形式短论”之后》、《回答于炳然同志》、《关于党内生活》、《应用辩证法，反对自由主义》、《人性、党性、个性》、《评“中国之命运”》、《人性、党性、个性》、《阎锡山批判》、《纪念邹韬奋先生》。在中国共产党九年大学习的后期，在毛泽东的指导下，陈伯达参与起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是其中的重要工作之一。

1941年秋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10月13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组织清算过去历史，毛泽东牵头，任弼时、王稼祥、康生、彭真四人做副手。经过讨论，委员会责成王稼祥起草文件，题目为《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草案》出来后，王稼祥把它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在《草案》的基础上，进行了认真修改，然后交给陈伯达处理。陈伯达把修改稿指示手下人抄清，复送毛泽东。毛泽东在抄清稿上指示：“历史草案（密）”。因全党整风旋即兴起，故此草案暂存档。1941年冬的这个《草案》，肯定了王明、博古所犯的错误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其错误速度，超过了陈独秀、李立三的错误。《草案》从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认真分析了第三次“左”倾路线，论述了“左”倾错误产生的社会根源，肯定了遵义会议的成绩。《草案》的不足为：（1）认为六届四中全会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2）认为1931年9月20日中央《由于工农红军冲破敌人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紧急任务决议》的通过和下发才是王明、博古“左”的路线的起点。

毛泽东在主持编纂《六大以来》大型历史文献过程中，通过阅读文件，反复研究，撰写评述，认为1941年冬的草案不够完善。党的高级干部通过整风提高认识，通过对这部历史文献的学习和研究，亦认为草案分量不够，自己要说的话，自己对历史研究的看法没有被表述出来。党的高级干部研究党的历史，研究党的历史文件，是从1941年秋天开始的。1942年5月以后，因整风运动在全党普遍展开，120名高级干部研究党史暂时中断。1943年秋，延安整风运动大体告一段落。毛泽东提出，党的历史研究，继续进行。1943年10月以后，党的高级干部在结束全党普遍整风之后，继续研究党的历史，准备迎接党的七大召开。1944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党的高级干部学习研究党史过程中提出的问题，择其重要者提出了六条意见。4月12日、5月20日，毛泽东分别在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和中央党校第一部作了两次报告，报告进一步阐述了他三月份讲的六条意见。完后，毛泽东指示陈伯达，对两个报告整理一下。陈伯达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把两个报告合并成一篇论著——《学习和时局》，复交给毛泽东，毛泽东认可。

1944年5月10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组织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任弼时为召集人，成员有刘少奇、康生、周恩来、张闻天、彭真、高岗。5月19日，复增加博古为委员会成员。任弼时主持《决议》草案的日常工作，具体文字工作由陈伯达、胡乔木二人负责。胡乔木对《决议》草案，进行了深加工，调整了段落、文字和顺序，结构基本成型。陈伯达看后，伸出大拇指，十分称赞地说：“乔木，你真行。”胡乔木笑了。为把《决议》写好，任弼时在陈伯达、胡乔木进一步修改的1941年草案的基础上，召集《决议》准备委员会，几次讨论新草稿，并把草稿下发到延安研究党史的主要高级干部中，分成若干小组，对《决议》草稿进行充分的讨论。李富春、叶剑英、聂荣臻、刘伯承、陈毅等领导的小组，对《决议》草稿充分发表了他们意见。之后，带着小组的意见，参加决议准备委员会的讨论。每个人都言犹未尽，为《决议》的形成尽自己最大努力。任弼时在大家充分讨论的基础上，亲自对《决议》草稿进行一番认真的修改。毛泽东又把底稿的原题《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决定（草案）》改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改完后，陈伯达负责抄清，送毛泽东再改。毛泽东第二次修改完后，在稿子的首页上，写了一个批语：

弼时同志，请邀周、朱、洛、刘（周：周恩来；朱：朱德；洛：洛甫，即张闻天；刘：刘少奇——作者注）（如在此时）看一下，是否这样改，然后印若干份，编号发给四十多个同志，再集他们座谈一次，就可成定稿，再交七中通过。

陈伯达按毛泽东的指示，3月26日，先把《决议》草案第一次排印的铅印稿赶出来，之后，派人送交任弼时。任弼时从3月26日开始，把《决议》草案铅印稿送周恩来、朱德、张闻天、刘少奇每人一份，并嘱其认真推敲。送高岗、李富春、叶剑英、聂荣臻、刘伯承、陈毅、朱瑞、林枫等党的高级干部和他们领导的研究小组30余份，指示其再次详加讨论。在党的主要领导和党的高级干部又一番认真讨论，仔细研究推定，并提出许多修改意见之后，陈伯达、胡乔木二人集中大家意见，认真地把它落实在文字上。4月5日，第二次铅印稿赶出。毛泽东对此进行了第3次、第4次、第5次修改。4月8日，陈伯达负责对毛泽东第5次修改稿第三次排印。最后，毛泽东对它进行了第6次修改。自此，《决议》草案定稿。1945年4月20日，中国共产党六届七中全会原则通过了《决议》草案。党的七大委托七届一中全会对此修改和通过。8月9日，中国共产党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一致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的重大历史事件作了扼要的叙述和公正的结论，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做了重点论述与深刻分析；《决议》文笔生动，简明扼要，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诸问题分析的极为透彻，对王明的“左”倾错误的批判写得淋漓尽致，是中国共产党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项重要成就。

2.毛泽东的秘书与“毛泽东主义”

从1936年到1941年，毛泽东在理论战线的辛勤耕耘，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论持久战》、《论新阶段》、《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六部著作一篇文章为代表作，在党内和整个中国引起了日益关注和评说。在这样的基础上，1941年夏天，党的理论工作者和毛泽东的秘书陈伯达、张如心等，开始思考、研讨与撰文，论证“毛泽东主义”问题，说“毛泽东的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运用，在中国的发展”。

1941年秋天，国民党统治区著名文人叶青在重庆《抗战与文化》杂志上撰文，说“毛泽东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农民主义”，是“太平天国洪秀全的再版”。1942年2月17—18日，张如心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学习和掌握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和策略》，批判叶青的观点，论述“毛泽东主义绝不是农民主义、洪秀全主义，它是20世纪的中国无产阶级的理论和策略，是中国民族解放社会解放的科学武器”。同年7月1日，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1周年，党的理论家、史学家、《晋察冀日报》总编辑邓拓代表“晋察冀边区”党委在《晋察冀日报》发表社论《纪念七一、全党学习和掌握毛泽东主义》。社论写道：“中国共产党在21年的斗争中已经把马列主义民族化了、中国化了。马列主义的中国化就是毛泽东主义。毛泽东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理论与策略的统一完整的体系，是创造性的马列主义的新的发展”。同一时期，党的领导人陈毅、周恩来、朱德等人也都提出了“毛泽东主义”的理论命名问题。这样，从1941年夏到1942年夏，关于“毛泽东主义”的理论命名问题，党的理论工作者、毛泽东的秘书、领导者个人，党的集体组织，都不同程度地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理论探索。而且在中国的思想文化战线上，由根据地一直争论到国民党管辖的大后方。

1942年，党组织和党的领导者、党的理论工作者和毛泽东的秘书论证“毛泽东主义”的理论依据，是斯大林主持编写、联共（布）中央审定、1938年出版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在该书中，苏共中央写道：列宁的《怎么办？》一书，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思想基础”；《进一步，退两步》，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组织基础”；《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策略基础”；《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基础”。《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当时在延安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发行了10多万册，是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的经典教科书。研究者对比列宁的四部著作，把毛泽东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及党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论证为中国共产党的“方法论基础”；把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一书，论证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基础”；把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论证为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基础”；把毛泽东的《〈共产党人〉发刊词》，论证为党的“战略与策略基础”，进而论证中国共产党已经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晋察冀日报》的《七一社论》也论述了毛泽东的上述几部著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础”、“政治总纲领”、“战略与策略”、“中国民族民主革命战争的全盘理论和策略”。因而，“毛泽东主义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运用发展的结晶”。

在当时，成年累月奋斗在山沟里的中国共产党，要出一个和马克思、列宁齐名的大理论家，可是一件大事。所以，从1941年—1945年的四年内，中国共产党内学习、研究、讨论毛泽东著作相当热烈，高潮迭起。1941年8月，延安美术展览会第一次展出木刻《毛泽东同志像》。1942年2月18日，延安文化俱乐部举办“毛泽东日”。值春节放假，前来听者约1000余人。徐特立作报告介绍了毛泽东部分事迹和生活片断。张如心作报告《怎样学习毛泽东》，指出毛泽东的路线是中国革命之路。作家萧三报告毛泽东的童年，并朗诵他在莫斯科的作品《毛泽东传》。这年冬天，陕北农民劳动模范在延安向毛泽东真诚地表示：“没有你，我们这些穷汉趴在地下一辈子也站不起来。”“毛主席，你像一盏明灯发出亮来，在前面给我们指点着路，我们就永远跟你走。”在当时的环境下，就“毛泽东主义”这一理论命名问题，党内同意的也有，不同意的也有。社会上，赞同的也有，反对的也大有人在。陕北的普通老百姓李有源、李增正叔侄两人此时写出了《东方红》的歌曲。党内理论工作者积极提倡、论证，党外普通老百姓发自内心地高呼、高歌“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大救星”。就这样，党内、党外结合，全党在思考“毛泽东主义”理论命名过程中，一边学习、一边研究、一边讨论、一边争论。在这种学习、研究、讨论、争论的年代里，毛泽东的理论却在不知不觉中深深地植根于广大中国共产党人的心中。

鉴于毛泽东的工作成绩和理论上的卓越贡献及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推定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1943年7月5日，王稼祥在延安《解放日报》上撰文《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命名。王稼祥关于“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命名一发表，中和了延安各方面的争论意见，逐步得到了全党的认同。

1944年春，陈伯达在跟随毛泽东编纂《六大以来》、《六大以前》两部大型历史文献的基础上，在参加延安高级干部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基础上，写成《关于十年内战》（《内战时期的革命与反革命》）一书。这部书是延安当时宣传毛泽东思想水平最高的一部书。在全党逐步统一思想认识的过程中，1944年，邓拓受中央晋察冀分局委托，在晋察冀日报社主持编辑《毛泽东选集》，其选编计划上报中共中央宣传教育部并得到王稼祥的批准。9月成书，共五卷。该《毛泽东选集》收入毛泽东文章29篇，约40万字，“所选的主要是毛泽东同志抗战以来各种名著、讲演，及其他重要方面的言论（并附有抗战前的几篇重要文献）”，“有的是原文节录，有些文字还不是根据最后校订的版本”，故存在一些遗漏、错字等缺点。内容是按政治、策略、军事、经济、思想方法五个方面编纂而成，自成体系。最早由晋察冀日报社、晋察冀新华书店两家出版发行。1944年《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出版，在当时帮助了各地的整风运动，宣传了毛泽东思想，为毛泽东思想被中国共产党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同时也为后来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开了先河。

在这样的基础上，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刘少奇代表中国共产党对“毛泽东思想”作了更加充分、更为透彻的论证。大会经过充分的讨论研究，通过决定，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进了七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至此，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有了全党统一的理论命名“毛泽东思想”，并作为党的指导思想一直坚持到改革开放的今天。

3.九年大学习的胜利结束与陈伯达的收获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十二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改组了中央书记处，决定不设总书记，由书记处实行集体领导，同时，会议决定成立召开党的“七大”准备委员会，共25人，毛泽东任主席，王明任书记。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从此进入了准备阶段，由于战争的激烈变化，“七大”拖到1945年才开。

1944年5月21日到1945年4月20日，历时近一年，中国共产党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断断续续开了8次，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开了16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起草并通过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准备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抗日战争胜利三个问题。七中全会选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五人组成会议主席团，毛泽东为七中全会主席团主席，会议期间由主席团处理党中央日常工作，政治局及书记处暂时停止行使权力。对于七大的准备工作，会议决定成立“政治报告”、“军事报告”、“修改党章报告”三个起草委员会，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由毛泽东负责，军事报告起草委员会由朱德负责，修改党章的报告由刘少奇负责。任弼时、周恩来负责“七大”代表审查事宜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牵头三个委员会，基本上是谁的秘书跟谁具体主笔起草报告。陈伯达跟随毛泽东，主笔七大政治报告。经过多次修改和几经五人主席团讨论，七大前三个报告完成。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在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作了《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刘少奇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作了《论统一战线》的重要发言。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政治报告中，论述了中国的发展前途，即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会议制定了党的七大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党的七大，成功地解决了党的组织路线问题。会议选举44人为中共中央委员，33人为候补中央委员。陈伯达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之后的七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当选为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书记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书记处主席毛泽东。七大为中华民族贡献了新的指导思想。从此，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在这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不断实现新的飞跃，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九年大学习，形成了三大成果：（1）研究与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坚实的思想基础；（2）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实现了中华民族从传统指导思想到现代指导思想的嬗变；（3）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完成了党的建设第一个伟大工程，开创了伟大的新事业。

中国共产党九年大学习，陈伯达得到了锻炼，得到了提高，其工作成绩被全党所认同，最大的收获是在党的七大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而且，陈伯达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第一个靠秘书工作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的人。

第六章 陈伯达在核心层展帆

一、毛泽东拉开中国共产党九年大学习的序幕

二、推进全党大学习

三、改革学习制度与学习方法

四、九年大学习的胜利结束

第六章陈伯达在核心层展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