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战争流亡与心灵归宿

全面抗战爆发后，由于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和战略战术失策，日军攻陷上海后，向江浙地区大举进攻，南京国民政府走上了流亡之途。陈布雷跟随南京政府一路流亡。

1.陈布雷跟随国民政府流亡武汉

全面抗战爆发在即，陈布雷陪同蒋介石，再上庐山举办训练团，学员对象除中上级军官外，大多是国民党的省市委员、县长、专员，训练团聘请著名学者教授讲学，统一对抗战的思想，重申蒋介石1935年在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精神，即和平未到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也声称：如果战端一开，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由于七七事变发生，训练团只办了两期。1937年7月7日，北平爆发了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卢沟桥事变。正在庐山上办公的国民党当局，于7月9日才知道七七事变的梗概。此时的蒋介石，仍不愿意“和平”破裂，命令北平国民党宋哲元之二十九路军，就地抵抗，抱不屈服不扩大之方针，并发表演讲。但战事不断扩大，蒋介石回南京主持事务，留陈布雷与张群在庐山，准备庐山第2期谈话会事项。随着战事的发展，7月末，陈布雷结束庐山诸事务，携家眷返回南京，旋送家眷回浙江宁波故里。1937年8月13日上海八一三事变爆发，是时陈布雷感觉自己精疲力尽，一次撰写《告空军将士书》，仅2000字，竟花了16个小时。战争即起，陈布雷担心自己不能胜任将来所任之事，乃上辞呈于蒋介石，蒋介石压下未上报。陈再次上书辞职，蒋介石嘱熊式辉劝陈布雷不可卸职。为适应战时需要，蒋介石下令调整了侍从室。同时，军委会扩大编制，设置秘书厅，张群任秘书长，陈布雷任副秘书长。

1937年8月15日，日本飞机第二次袭击国民党首府南京。因防空设备简陋，平民区损失最重，老百姓被炸死的惨不忍睹。为打击一下日寇锐气，蒋介石命张治中率四个师推进上海，派张发奎、薛岳、罗卓英坚决抗击日寇，蒋介石亲自指挥，投入其最精锐的部队，前仆后继，寸土浴血，牺牲惨重。这期间，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暂停，改国防最高会议，国民党党政各部首脑均参加，每星期开会两次，汪精卫为主席，张群兼秘书长。另设国防参议会，吸收所谓各党派及社会名流为参议员，也是汪精卫为主席。蒋介石命陈布雷参加国防会议，周佛海参加国防参议会会议。9月，中国共产党发表《共赴国难宣言》，三日后，即1937年9月22日，蒋介石发表谈话，希望中国共产党遵从三民主义和信守诺言，一致为抗战而努力。但蒋介石之谈话仍以正统自居，强调“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政府、一个军队”、“统一领导、统一思想、统一指挥、统一意志”。蒋介石的谈话稿于发表之前，送汪精卫、戴季陶、于右任、居正、孔祥熙诸人详细过目修改。10月10日，蒋介石发表《国庆日宣言》，号召全国上下，奋起抗战，保卫国家。

上海淞沪会战失利之际，1937年10月12日，国民党决定把南京国民政府迁往重庆办公。第二天为此发表宣言，遂电告前线国民党将士。上海失陷后，国民党改组江苏省政府，任命顾祝同为江苏省政府主席。11月末，陈布雷奉命与张群同行西上武汉。一周之后，陈布雷接到蒋介石电话，得知蒋介石在庐山，并受命前往，起草《告国民书》，数日后返回汉口。此时长江上下水路，来往船只拥挤不堪，交通几乎梗塞。11月，日军进逼南京。唐生智勇挑重担守南京。日军兵临城下，12月5日国民政府下令各院部中央机关，速作退往陪都重庆的准备。12月7日晚，蒋介石、宋美龄、钱大钧等人在南京百子亭唐生智公馆开会，大家一筹莫展。最后蒋介石黯然退席，众将领欲送他，蒋低声说：“日军飞机时有空袭，我趁夜色迷蒙，即行飞去，你们不必送了。”在寒冷的庐山，蒋介石接收南京的战报。12月12日晨，南京四面城垣都被突破，唐生智急电哀告：“南京现已十分危急，请速电示。”蒋介石阅后，长叹一声，陷入沉思，到了晚上才电复唐生智：“如情势不能久守，可乘机撤退。”唐生智怀着极度悲愤的心情，连夜向指挥部宣布了蒋介石的电文。部队撤离时，更是混乱万分，你不许我走，我不许你走，互不相让，互相打骂，竟至互相射击。整个南京下关码头，拥挤着大批部队，到处挤满了人，黑压压的一片，浩瀚的长江，成了生与死的分界线，长江南岸，枪声不断，成千上万的军人与老百姓乱作一团。江面上，许多人掉入水中淹死不少。唐生智11月20日任职保卫南京，12月12日北退，22天南京陷落。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首府陷落后，南京国民政府走上了流亡之途。蒋介石12月中旬流亡到汉口，住湖北省府办公。

1937年冬，国民党在汉口举行国防会议，外交部副部长徐谟向会议报告德国大使陶德曼奉德国政府之命，愿以双方传话人资格，斡旋中日之间的和平，并转述日方与德国驻日大使谈话接洽之概要，询问国民党政府与统帅部意见，并请示准其赴南京面见蒋介石。当时汪精卫主持国防会议，听完徐谟报告内容后，提出会议对此进行讨论。讨论中，发言者大多认为德国大使提出于中日之间斡旋和平，可日本方面猛烈进攻丝毫没有寻求和平的迹象，因此，不能轻易决定此事，于是张群挂长途电话向蒋介石汇报。蒋介石告诉张群，让德使陶德曼来南京一谈。张群转向国防会议报告蒋介石的态度，与会人员见蒋介石如此，遂也重视德使调停之事。汪精卫甚为高兴，认为和平有一线希望。张群见汪精卫如此喜形于色，遂进言汪精卫，蒋介石让德使赴南京，乃为尊重第三国友谊，不能拒绝其好意，不能认为这样的举动为和平之兆。陈布雷认为张群所言正确。

抗战爆发后，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在山东不战让给日军，自己则满载三卡车金银珠宝私蓄，并率十万兵力擅自进占河南。陈布雷把情况报给蒋介石。1938年1月，蒋介石由武汉到开封，亲自布置处决了韩复榘。接着，陈布雷的侍从室第五组（情报组）又送来川军副军长范绍曾的密电，密告刘湘、韩复榘、宋哲元联合反蒋事情。蒋介石和陈城、陈布雷密商后决定，派何应钦将他们往来的密电稿呈给刘湘“审阅”。当时刘湘在汉口住院，知道事情败露，吓死了。

1938年，国民党在武汉改组军委会，取消秘书厅和第一至第六部，改设军令、军政、军训、政治四个部。国防最高会议改组为国防最高委员会，为战时国民党党政军各部门之最高决策机关。蒋介石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张群任秘书长，陈布雷任副秘书长。

抗战开始后，郭沫若在日本积极要求回国参加抗战。可郭沫若有国民党通缉在身，如蒋介石不同意撤销通缉令的话，他不好回来。因为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时，郭沫若写了一篇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郭沫若名气大，文章也写得犀利深刻，蒋介石看了后，面色难看，牙齿咬得吱吱响、头上直冒冷汗。再加上郭沫若参加了南昌起义，所以蒋介石对郭沫若恨之入骨，发出通缉令，要求缉拿郭沫若。南昌起义失败后，郭沫若流亡日本十年，潜心学术研究。抗战爆发后，郁达夫利用他在福建省政府供职厅长的社会地位，敦促国民党政府取消对郭沫若的通缉。陈布雷与郭沫若当年在上海时是旧交，此时帮郭说项。他把郭沫若在日本出版的《两周金文辞大系》、《殷契粹编》等著作捧到蒋介石面前，称“郭沫若为国争光”，劝蒋以大局为重，捐弃前嫌。蒋介石考虑，事情都过去十年了，而且形势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眼下正是用人之际，况国共又第二次合作了，应当对郭沫若有个说法了。于是把郭的著作仔细翻看了一下，思考了一会儿，就同意了陈布雷的看法，准备按例先撤销对郭沫若的通缉令。陈布雷考虑蒋介石的周围有不少亲日派，而且郭又是共产党，就对蒋介石说：“现在郭处境危险，以不先发赦令为妥。还是先和共产党方面沟通一下吧。”蒋介石此时被日军打得很窝火，没有顾上考虑那么多，就同意了陈布雷的意见，并嘱咐：“你去办吧。”陈布雷通过私人关系通知了周恩来，由李克农通知阿英（钱杏邨），要郭的学生金祖同在东京活动，直到陪伴郭沫若回国。郭沫若回国后任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在中共的积极工作下，三厅团结了一大批爱国的文化界人士、文艺工作者，使江城武汉、山城重庆的抗日歌声响彻云霄，抗日话剧，感人肺腑，极大地激发了军民的抗日斗志和抗战决心。

随着抗日战争的发展，陈布雷向蒋介石建议，在军委会内部应设置一个参事室，蒋介石听其言。该室成立后，朱家骅为参事室主任，室里的各项具体工作由陈布雷负责。参事室的工作任务是负责搜集资料，分类研究各种专门问题，呈给蒋介石。是时，蒋介石授命陈布雷撰写《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陈布雷认为“精神总动员”为日本方面所倡导之名词，中国方面无须沿袭。蒋介石认为陈布雷的观点不对，说“孙中山总理教导国人革命救国，即以军人精神教育为最重要的事，认为精神力量居其九，物质力量居其一。日方虽用此词，我方用之非不可。且我中国人正应当提倡精神制胜之重要，发挥我固有道德与民族精神，以奠定千秋万世之精神国防，即在目前亦应以倡导创造物质、爱惜物质，集中精神力量，克服物质困难为第一要务。故国民精神总动员必须提倡。”陈布雷听后，点头称是。于是，陈布雷与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邵力子商量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事。陈请邵力子先就开展运动的办法和如何开展的说明写一个初稿，然后再写。一个月后，邵力子把如何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的计划拟了出来，陈布雷呈给了蒋介石，蒋介石命与张季鸾

研究一下，张季鸾对此稿提了很多意见。陈布雷见此，恳请张季鸾再拟一个草稿。于是陈布雷将两个草稿一并呈上。初夏时节，蒋介石命陈布雷将两个草稿之要点合并，另拟一文，再综合写一个《告国民书》，准备同时发表。

是时全国一般舆论，渐渐地认识到了长期抗战与全面持久抗战之必要，全国各报刊杂志更进一步要求一面抗战一面建国。1938年3月，国民党在武汉大学召开了临时代表大会，历十日结束。蒋介石致开幕词，会议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会前谭平山拟出《抗战建国纲领》初稿，陈布雷、张群、陶希圣、陈公博等对初稿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反复修改，最后向大会提出。反复修改的《抗战建国纲领》，分为总则、外交、军事、政治、经济、民众运动、教育等7款32条。《纲领》提出“抗战建国”的总口号，规定了抗战建国国以蒋记三民主义为“最高准绳”，全国抗战力量要在国民党和蒋介石的“领导之下”。武汉时期，国民党的《抗战建国纲领》，对全国的抗日战争起到了一定的鼓舞作用，可国民党当局落脚重庆后，却把《纲领》中的一些合理东西完全弃之不用了。

抗战开始后，蒋介石被迫实行了抗战，即使在国民党政府流亡途中，蒋介石所念念不忘的，不是如何进行抗日，而是在战后如何实行一党专政。蒋介石认为中国问题，不仅在对外，而尤其是在对内能否集中所谓民族力量以建国。中国之困难，亦不在战时，而在战争结束后如何使民族久远之生存，若在这次抗战中不能够造成一个信仰，一个政党，一个意志，则在抗日战争结束之后，中国内部并存的各种对立思想，仍存在着如何用蒋记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问题。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与其用政权力量控制其他党派或思想之存在，不如融合其他各党各派于一个信仰——三民主义，于一个组织——国民党之下，共为所谓中国的民族前途而努力。概括起来，蒋介石要化多党为一党，融各个主义为一个主义。

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结束后，国防参议会撤销，设国民参议会，以此为抗战时期之民意机关。1938年6月，为了给国民党输送新血液，在汉口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蒋介石采纳陈布雷建议，自任团长，陈诚任书记长，并负实际责任。陈布雷对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宣言》和《告青年书》五易其稿，仍觉不合意。最后潘公展提出初稿，陈布雷加上自己观点稍加修改，蒋介石亲自改定而发表。告全国青年书——培养革命活力完成抗战建国，寄希望于团结和凝聚全国青年为国民党抗战所用，当时全国很多青年“入团”。当时，蒋介石提出“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的口号；在武昌珞珈山南湖，又办起了“中央训练团”和“战事干部训练班”，大力培养嫡系人员，分别由陈诚、桂永清、康泽、贺衷寒负责干部培训。

1938年夏天的武汉，甚为炎热，并时有日军空袭。陈布雷住所，屡遭日机轰炸。陈布雷在防空洞内，常被震得键开灯灭。国民党要员常来问候，蒋介石嘱陈布雷要慎重，注意防空。7月初，抗战一周年，蒋介石授意陈布雷撰写《抗战周年纪念告全国军民书》。陈布雷在这篇文章中，围绕《抗战建国纲领》的主旨，泼墨6000言。文中有：

日寇自侵入我之国土以来，我壮丁青年惨遭杀戮，多数同胞流离痛苦，至于老弱妇女受到敌军兽行惨不胜闻的凌辱屠杀，尤为历史上未有的惨毒。但是从抗战开始到如今，我们的民心士气，越打越团结，越战越强，前线将士英雄的牺牲，后方民众热烈的奋斗，举国同胞民族意识的发扬，已经使国际上的观感完全改变，中华民族的荣誉地位极大提高，使暴戾骄横的敌寇惊惶无措，进退失据……

要达抗战胜利，摧毁敌寇暴力，协同作战和团结精神，更是十分重要……一切言论动作，完全以“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为前提，以“军事第一、胜利第一”为目标，除开国家民族的利益外，一点也不夹杂丝毫的渣滓。我们同是黄帝的子孙，当前的命运只有一个，不奋斗，即灭亡，能团结，即有前途；生死利害既是绝对的共同，还有什么不可以牺牲？

想一想，被敌军占领了7年的东北4省，有我们3000万同胞，所过的又是怎样一种生活？我们同是中国的国民，黄帝的子孙，稍有天良，如何能不引起切身的耻辱？如何能不急起直追，援救那些告诉无门的同胞们，使重复自由，再见天日？……我们民族一句古训：“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是何等壮烈的气概！这就是说我们中华民族，决不会被敌国凶暴所威慑，而且敌人越凶暴，我们越能坚忍。我们要自信中国5000年的历史，凡是中华民族的敌人，自古以来，就没有不被我中华民族消灭的……就是一兵一弹，也要与敌人拼命决斗到底，而且必能得到最后胜利。

若我们在目前的情形下求和平，其结果无非是使子子孙孙永为奴隶，永为牛马。就是保存了国家的形式和名义，其祸害比亡国还要残酷。大家要知道，我们今天所受痛苦、残杀的灾祸，就是甲午以来自亡清皇室以至袁世凯畏敌苟安，不顾民族百年祸福所留的遗毒，前人所种恶因，到我们这一代受到了这种惨毒的恶果。如果我们今天还不下“拼民族的生命来争民族的生存”的决心，还要蹈从前以苟安心理来鼓励侵略疯狂的覆辙……

陈布雷的这篇告军民书，引起了国内外轰动。海内外各报，均在头版头条刊出，海外侨胞读之，亦颇为兴奋。《大公报》主笔张季鸾评价陈布雷此文“淋漓酣畅，在蒋介石昭告全国之书中没有比这篇更好的。篇幅虽长而不觉其冗，气势旺盛，通体不懈，是抗战前途光明的象征。”蒋介石见陈布雷这篇昭告，外面反应如此之好，甚为高兴，陈布雷亦如此。

2.从武汉辗转湘桂到重庆

南京陷落后，日军沿长江进逼武汉。1938年6月至10月25日，国民党军队组织了“武汉大会战”。会战以一幅战痕累累的凄凉图景结束。无辜的百姓和士兵被打死者不计其数，鲜血染红了长江堤岸，血肉模糊的尸体，惨不忍睹。指挥员李延年不胜嗟叹，他怀着一种悲伤、羞惭之情，一种酸楚和凄惶之绪，默然地告别武汉，绕道抵达汉皋，晋见蒋介石汇报。

自1938年7月以后，国民党中央机关大多数迁往重庆，武汉逐渐空寂。蒋介石留外交、宣传两部于身边，以备战时急用。10月下旬，陈布雷仍从命在武汉起草谈话及宣言等稿件。奉蒋介石之命，侍从室于10月23、24日前离开武汉迁往湖南，在衡山附近集合待命。第一批人员于10月21日夜间开拔，因事务未完，陈布雷未随第一批先行，留一日，乘小船赴湘境。10月22日下午，陈布雷辞别蒋介石，告别何雪竹，吃过晚饭，率侍从室一行人等，于夕阳西下中悄悄驶离汉口。

10月23日下午，船过王家镇，陈布雷在船头与诸人闲谈，忽有三架日机掠空而过，数分钟后，飞机调头向小船俯冲下来，旋以机枪扫射，陈布雷与侍从室人员急入舱内卧倒。日机第二次扫射，陈布雷闭目以待，想起抗战以来，前后方牺牲的多了，自己对国家无多大贡献，然立身行事，没有对不起人的地方，自己父亲49岁而亡，陈布雷此时亦49岁，但大儿子已25岁了。陈布雷越想这些，心中倒越是安静，觉得就是死也可以了。侍从室四组组长陈方

，忽对陈布雷发出悲天悯人的哀叫，“我死以后，我家老母谁来照料？”陈布雷闻听此言，想起自己当年家母辞逝的情景，心中甚为悲伤凄然。未几，一侍从室人员狂呼奔入：“陈主任，我已经受伤了。”陈布雷命其卧下，为其包扎伤口，此时枪声又响，侍从室卫兵已有六人受伤，船上大副及船员亦均受重伤。飞机旋又折回扫射两次，然后向西飞去。是时，船已无法前行，遂停泊江岸，众人去岸上小村略作休息，再前行于泥泞中，未几时，众人十分疲惫。停下来，喝点水，给伤员敷点云南白药，召集当地民众，扶救伤员。傍晚，于暮色苍茫中下船驶回新堤，嘱当地公安局掩埋此次遇难的卫兵，送伤者去医院治疗。后改道湖北沙市，弃船循公路而行，向湖南赶路。绕道洞庭湖，10月26日抵沙市，会见国民党核心机关其他人员，共话此次经历，众人深为叹息。在沙市休息一日，次日晚动身，经湖北公安，入湘境，过常德、宁乡、湘乡、湘潭，达南岳。知蒋介石前日抵此，时赴长沙处理大火后事去了。那时，蓝衣社骨干分子、黄埔第一期学生酆悌任长沙警备司令，于1938年11月实行所谓“焦土抗战”政策，日寇尚未到来，便火烧长沙城，致使人民生命财产损失惨重，引起全国舆论大哗，纷纷要求杀薛岳以谢天下，蒋介石面对如潮般的众怒，只好将酆悌当替罪羊枪毙于长沙。

1938年11月1日，陈布雷率领侍从室人员进入南岳山中写经台，住一位师长官邸。稳定下来后，陈布雷发一封快函达重庆，告其夫人王允默已平安抵达湖南，望勿念。居南岳两周，奉命前往广西桂林。中旬，陈布雷率一批人由衡山起程，历一日，抵桂林。陈布雷观广西三桂境内，地方贫瘠寒苦，民众生活十分艰难，其情状与湖南相比，几如天壤之别。然桂林山水之秀，与画本无异，乃平生第一次所见。陈布雷小住桂林三周，初时甚闲，无多少事务，各处来电择其重要者送林主任蔚文转呈。余时与广西省党政当局相交往。陈布雷对广西当局评价如下：“桂省勤劳朴实，而规模不宏，为地理环境所限之缘故。”陈于此地，游览七星岩、月牙山等处，未去阳朔，后陈布雷深感遗憾。月末，蒋介石从衡山乘飞机来桂林，其住处与陈布雷仅一门之隔。蒋介石不时过来与陈布雷闲谈，告诉陈布雷1922年他与孙中山总统来桂之事。在桂林，蒋介石设桂林行营，以林蔚文为参谋长，协助白崇禧处理两广军事。侍从室第一处主任由贺衷寒兼任。在桂林行营中，蒋介石稍暇即召陈布雷往谈第二期抗战精神制胜之要点，对日本近卫首相的三原则，蒋介石亦有驳斥，认为近卫声明比军事占领更厉害，如上钩，将断送民族命运于水火，中国应与之作精神斗争。如此口授四五次，命陈布雷另撰一长文，适时发表。蒋介石同时命陈布雷电告汪精卫、朱家骅，准备于1939年1月，召开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

1938年12月，陈布雷从桂林乘飞机去重庆，值重庆天气恶劣，飞机几乎迷失方向，在涪陵降落。其夫人王允默已于先一天来机场迎候。到重庆，陈布雷住周佛海的住宅，是日晚9点陈布雷夜访汪精卫。汪精卫再三地询问陈布雷关于战局的意见，旨在探明蒋介石对战局的态度。12月8日，蒋介石亦由桂林飞到重庆。9日，蒋介石约孔祥熙、汪精卫、王世杰、叶楚伧、张群等讨论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后的抗战问题。孔祥熙老谈国际形势，蒋介石不愿听，打断孔祥熙的发言，主张不要老考虑国际问题，应先说自己国家情况如何。汪精卫没有多说什么话，仅仅说了“日本的困难在于尽快结束战争，中国的困难在于如何支持战争”。会后，12月16日，汪精卫于蒋介石小病中单独与蒋介石谈了半小时，双方都未提是战是和之事。12月18日，汪精卫一行人等潜离重庆飞抵昆明，次日从昆明叛国外逃至河内。29日，汪精卫在河内发表艳电响应日本政府于22日发表的第三次近卫声明。从此，汪精卫成了公开的汉奸卖国贼。12月下旬，蒋介石去西北地区视察，陈布雷未随行。乘此空闲时机，陈布雷赴北碚看望家眷，时两个女儿亦来重庆团聚，陈布雷异常高兴，住3日而归。旋受命撰《驳斥近卫东亚新秩序》一文，12月28日发表。张季鸾评价该文为陈布雷“抗战期中第一篇有力之文字，”对外颇有影响。

3.重庆当局“唤醒党魂”

国民党落脚重庆后，第一件大事就是加强思想建设，寻找国民党心灵的归宿和灵魂的归依。

日军的疯狂进攻，引起了国民党内部的分化，汪精卫集团于1938年底叛国投敌。1939年元旦，国民党大员们团拜结束后，召开临时中央常委会，讨论对汪精卫叛国投敌在越南河内发表“艳电”的处置问题。初时，蒋介石力主对汪精卫宽大，然会议上国民党大员群情激昂，林森、张继、吴稚晖等人极为愤慨。后会议通过决议，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并发文昭告全国，以明邪正。

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后，给国民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思想上的混乱；残酷的抗日战争，惨死的士兵和民众，给人们的心灵带来了极大的创伤；颠沛流离的战乱与流亡，给官员和民众的心灵带来不尽的悲伤。因此，国民党落脚重庆后，为寻求心灵的归依，巩固国民党的思想基础，1939年1月下旬，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陈布雷于会上整理了蒋介石的讲话，并与戴季陶一起参加起草五届五中全会宣言。陈布雷在会上整理的蒋介石的讲话为《唤醒党魂、发扬党德与巩固党基》和《整顿党务之要点》。此时的蒋介石，要唤醒国民党和蒋记的“三民主义”的“党魂”，发扬“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八德和“智仁勇三达德”，以此来慰藉心灵的创伤，来安放官员的灵魂，来巩固国民党的思想基础，来“强化”国民党，来“防共、限共、溶共”。也在这年1月末，陈布雷的连襟姐夫在家里惊愤失常，突发厌世观念，服过量安眠药自杀身亡，次日晨家人才发现。陈布雷因家中遭此突变，甚为悲伤，其心灵也甚为震颤。

3月，国民党当局大力推进所谓“国民党精神总动员”。在国防最高委员会下设立国民精神动员总会，蒋介石自任会长。总会公布了《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国民公约及誓词》和《精神总动员实施办法》等。1939年3月4日，国民党召开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蒋介石在大会上作了《以三民主义为教育最高基准》的演讲，提出要把三民主义教育，作为百年大计的教育事业抓紧抓好，做好长远打算，培养青年作为未来事业的接班人。并说“现代国家的生命力，由教育、经济、武力三个要素构成，教育是一切事业的基本，亦可以说教育是经济与武力相联系的总枢纽，所以必须以发达经济增强武力为我们教育的方针”。接着，蒋介石要求和期望教育界应努力做到“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系，道系然后民知敬学”。此时的陈布雷，工作愉快，为蒋介石撰写文字最多，写起来也很顺利，除参与上述文件起草外，还写了《行的道理》、《政治的道理》、《三民主义之体系与实施程序》、《新运周年纪念》等文章。这些文件和文章，宣传了国民党的国民精神总动员的内容，提出了国民精神总动员的中心口号是“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牺牲个人之自由；国民一切之思想行动，均应绝对受国家民族军事利益之支配；全体国民的思想，要“绝对统一集中于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与军事第一、胜利第一两义之下，不容其分歧与怀疑，不容作其他之空想空论”。“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之八德乃为救国之道德”。“八德之中，最根本者为忠孝”。国民应“对国家尽其至忠，对民族行其大孝”。国民“醉生梦死之生活必须改正”、“奋发蓬勃之精神必须养成”、“苟且偷生之习性必须革除”、“自私自利之企图必须打破”、“分歧错杂之思想必须纠正”，“三民主义”最高原则不能违反。“军令政令及行政系统之统一不能破坏。”文件中还规定，省（市）县设立国民精神总动员会，国民以同业公会、学校、机关等为单位，每月集会一次。在会上讲解纲领的内容，宣传《国民公约》及《誓词》。

1939年4月17日，蒋介石为国民公约宣誓发表了广播讲话，宋美龄在重庆妇女界的宣誓活动中发表讲话，行政院长孔祥熙、宣传部长叶楚伧等也发表了广播讲话。5月1日，国民党举行全国国民精神总动员，蒋介石在重庆主持了3000余人的誓师大会，并发表了训词。晚上，重庆举行了1万多人的火炬游行。同日在国统区其他一些省市也举行了誓师大会。1940年5月之后，国民精神总动员在全国铺开。

国民党除了推行国民精神总动员外，还做了很多其他事情。国防最高会议改组为国防最高委员会，将国民党中央党政军各机关主管长官悉任为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蒋介石自兼委员长，张群为秘书长，陈布雷为副秘书长，叶楚伧为主任部长。同时加强县政建设、经济建设和干部训练。

从抗战开始到落脚重庆，历时近两年，陈布雷无时不在十分忙碌、疲于奔命之中。稍微安定下来之后，1939年4月，陈布雷之身体精神，忽一下大有崩颓躺倒之势，他疲惫至极，竟日昏昏，浑身无力，夜间失眠惊悸、目眩手僵、腰酸骨痛。因公事繁忙，强忍支持。蒋介石、宋美龄夫妇察知此事后，力劝陈布雷易地疗养。蒋介石命陈布雷去昆明休养一个月，陈布雷怕不方便，未去。蒋介石又写信督促必须去疗养，陈布雷乃于5月8日离开重庆，去北碚乡下。5月12日又移住重庆附近缙云山石华寺疗养。

陈布雷于疗养期间，为蒋介石补辑1927年以来各年之日记。蒋介石军人习气很深，冷水洗脸，烟酒不沾，很少用茶叶，只喝白开水。每天清晨即起，散步半小时，室内活动半小时，七时坐功，八时批阅文件、写信，往往是自己起草文电，午饭后休息。下午二时起工作、看书，三至五时会客或外出开会演讲。晚饭前后必散步。从1927年4月开始，蒋介石每日必记日记，格式自己设计，每天一页，页头印有警句，如“早起清明在躬”、“志气如神”、“大器晚成”等；每星期增加一页，上半页是一周工作回顾，下半页是计划。他挂在办公室里的座右铭是《孟子》里的一段话：“居天下之广厦，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其对文件的处理非常仔细，即使只错一字，也必追回改正后再发，对将发表的文告更是逐字斟酌，逐句推敲。看书专注，多加圈点与评语，如对《张居正评传》、戚继光征倭的《纪效新书》、《管子》等等，择其有用者作为理论根据，加上自己的言行录，印发分送各将领。蒋介石的日记因原本藏于地下室，日久为水浸入而有损坏之处。于是，蒋介石嘱咐陈布雷帮为整理并督抄副本。陈布雷调两个人来抄写，其经水浸无法辨认之处，陈为其查补重订，历时六周完成任务。之后，为蒋介石撰写《科学的群众时代》演讲词，并审阅训练团讲稿多篇。虽在病中修养之日，陈布雷也没有怎么安静休息。但山中气候凉爽宜人，适合疗养，陈布雷每日于山中漫步，休养40多天后，身体逐渐康复。1939年6月30日，陈布雷下山回重庆。7月初，陈身体基本复原，遂为蒋介石撰写并修改《七七告军民书》、《告友邦》、《告敌国民众书》等，又撰写激励将士通电及若干对外回函。10月初，随蒋介石赴成都，住两个星期，回重庆。

1939年12月，国民党举行五届六中全会，调整中枢机关人事，任命叶楚伧为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朱家骅为中央组织部长，王世杰为宣传部长，谷正纲为社会部长，吴铁城为海外部长，蒋介石任行政院长，孔祥熙为行政院副院长。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后，国民党选择了消极抗日，日益加强用孔孟之道进行思想建设的心灵归宿。

时间匆匆，岁月荏苒，不知不觉到了1939年12月26日，陈布雷50岁生日，其兄与四弟均来函致生日的问候。是日，蒋介石手书“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八字相赠，陈布雷深深感激，愿一生肝脑涂地以报蒋介石知遇之恩。陈布雷于过生日之前，怕别人给他过生日搞得很热闹，于是和旧时的朋友程沧波（时任国民党《中央日报》主管）商量，生日时想避开一二日，得到程的赞成。生日的前一天，陈布雷住进了程沧波的住处。程沧波也为陈布雷准备了一桌客人的饭菜和一个寿堂，书写一个寿联于堂内，点亮红蜡烛一对。于右任、叶楚伧、张季鸾、钱新之、邵力子、吴南轩、程沧波

、康新之诸友人于当晚群济一堂，为陈布雷祝50大寿。饭后，张季鸾、邵力子、程沧波、陈布雷四人打起了麻将，其他人围在旁边观战。夜半更深，诸人坐下来煮咖啡聊天。陈布雷此时心情十分愉快。第二天早上，朱家骅前来贺寿，陈布雷一看此处也不能安静，遂回侍从室办公。

4.陈布雷协助蒋介石加强四川建设

国民党落脚重庆后，为长期抗战和稳固后方着想，大力加强了以四川为重点的大后方建设。国民党立足大后方建设的基本方略是：以四川为中心，以西南的云南、贵州、广西和西北的陕西、甘肃、宁夏、青海为南北两翼，着力发展经济和文化，为长期抗战和反共，建设巩固的基础。

加强四川建设，一是加强文化建设。抗战爆发前，中国有高校108所，从抗战爆发到1944年，迁入四川的高校达48所，其中重庆地区为31所

。文化宣传方面，中央研究院、中央图书馆、中央电影制片厂、中国艺术剧社、中央通讯社、中央广播电台、国际广播电台、《中央日报》、《扫荡报》、《新华日报》、《大公报》、《时事新报》、《国民公报》、《商务日报》，及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中正书局、生活书店等文化机构，也都先后迁到重庆。绝大部分文化界、艺术界人士也云集重庆。因此，加强大后方建设，关键是抓好四川建设，其中重点是四川高等教育建设。大批高等院校迁入四川、云南后，因战争和大后方的基础条件关系，迟迟不能正常办学。蒋介石通过陈布雷负责的侍从室与国民政府教育部，迅速与云南、四川省政府联系落实，为各高校选择落实校址，加强校舍建设，督令各高校迅速开学。鉴于大量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在武汉陷落后跑到了延安，共产党在延安等地办起了20多所高校，并积极开展了红红火火的教育建设和文化建设的事实，蒋介石把戴笠找到办公室，大骂一通，说年轻人都跑去了延安，将来国民党怎么办，谁来继承事业？你的军统都在搞什么，你简直是饭桶，你马上去解决问题，解决不好，我枪毙你。同时，蒋介石把陈布雷和国民党教育部长陈立夫与宣传部长王世杰找来，先生气发火，然后坐下来交换情况信息，商量解决问题的思路。最后，蒋介石提出意见：你们三人回去后先仔细研究商量，拿出一个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陈布雷、陈立夫与王世杰马上落实，先召开四川、云南、广西、贵州、陕西等省教育厅长会议，研究具体解决内迁高校早日开学问题。接着，又召开内迁高校与上述五省高校大学校长会议，商量研究解决更加具体的办学问题。经过戴笠军统局对年轻人去延安的封锁抓人和陈布雷等人的认真工作，到1940年夏天以后，内迁高校与上述五省高校相继开学，并逐步恢复正常的教育秩序。

加强四川建设，二是解决内迁到四川、云南、广西、贵州、陕西几省的工厂和企业，迅速恢复生产。大量的工厂和企业内迁到上述五省后，迟迟不能开工生产，造成设备日益损失流失，技术人才、技术工人和普通工人日益损失、流失和走掉。为此，蒋介石指示陈布雷，安排相关官员召开会议，研究如何解决企业恢复生产问题。经过1939年一年的调整、安排、落实，到1940年，内迁企业陆续恢复开工生产。国民政府在大后方，逐步建立和发展起了六个工业区：（1）重庆工业区；（2）沱岷工业区（在四川的沱江、岷江流域）；（3）涪长万工业区（在四川万县、长寿、涪陵一带）；（4）昆明工业区；（5）西安工业区；（6）沅陵辰溪工业区（以湖南的沅陵、辰溪为中心）。此外，还有湖南衡阳轻工业小区、甘肃玉门油矿区、四川酉阳工业小区。

建设四川与稳定四川，第三是蒋介石入川后与川军各派开始了一场长期反复的较量。学校办学用地用人用经费、工厂开办用地和产出的经济效益，都明里暗里和四川省政府发生了一定的摩擦，都与四川的实力派发生了一定的矛盾纠葛。蒋介石本来就十分反感地方实力派，从1935年入川就开始了较量，此次落脚四川更坚定了他要解决卧榻之旁“几人鼾睡”的问题，办学与办工厂的纠葛，更引发了新一轮的反复较量。

这场较量，是1935年以来的继续。四川最大的实力派，是刘湘。刘湘，字甫澄，故他的部队称为“甫系”部队。刘湘为人深沉稳重，不随便讲话，少言寡语，而肚子里诡计多多。陈布雷几次观察他走路，看他总是低头小步，从不昂首阔步。他向蒋介石进言，这位刘君深谋远虑，绝非善类。当年刘湘在四川，先后挤掉了刘文辉和邓锡侯，担任起四川省主席，坐镇成都多年，成为川军地方实力的首脑。刘文辉是刘湘的老叔，与邓锡侯在四川也有一定的能量。后来侄子刘湘势力膨胀，逐步逼他退到西康，仅剩第二十军，管辖两个师和一个独立旅。刘文辉为人不但沉着机警，而且能谋能断，四川人送他一个雅号叫“多宝道人”。多年的颠沛流离，使他表面上安于川西边陲，实际上老谋深算，总想卷土重来。蒋介石来川后经过深入了解，知道刘文辉足智多谋，对川军各部仍有潜在的力量，于是就命他为西康绥靖主任，随后又在西昌设立一个行辕，让他的保定同学张笃伦为行辕主任。刘文辉为此受宠若惊，通过各种关系，积极靠拢蒋介石。而后，他拼力拉拢政学系骨干、四川省政府秘书长邓汉祥，再由邓汉祥拉拢张群、何应钦；又通过自己女婿伍培英的中央陆军大学同学、陈诚的亲信方天，密切与实力派陈诚的关系。他同蒋介石会晤之后，极力设法会见陈布雷。因其善于谈吐，又精通古旧文学，与陈布雷谈话颇为投机，很是融洽。邓锡侯在四川的割据混战中，与刘文辉分坐成都。此人聪明出众，外号“水晶猴子”，喜爱结交名士，与成都大学校长张澜十分友好。邓锡侯的基本部队是第95军，部队并不精良，士气不足，也被刘湘排挤到了川康一带。蒋介石利用刘湘与邓锡侯的矛盾，任命邓锡侯为川康绥靖副主任。表面上看，刘湘一统天府之国，而邓锡侯也可以调度川康一切部队，事实却不然，他们只能各自为政，互相牵制，矛盾越来越深。后来，邓锡侯出川抗日，任第21集团军总司令，直到刘湘在汉口万国医院猝然死后，蒋介石才让他回四川任绥靖主任和省主席。

蒋介石为拉拢瓦解“甫系”，任命“甫系”保安处长王陵基为遂宁、嘉陵和叙府的空头农垦总司令，让他在众人前显示荣耀。日军攻陷南京后，蒋介石把四川作为大后方，将“国民政府”搬往重庆。“甫系”首当其冲地成了蒋介石分化的对象。“甫系”为了自身生存，乃联合川康邓锡侯、刘文辉两部与蒋介石明争暗抗。大陆解放前夕，邓锡侯决心奔向光明大道，准备武装起义，在与张群最后话别时，彼此无形中吐露了内心话。张群把自己乘坐的汽车赠给邓锡侯，含泪对邓锡侯说：“我与蒋的关系太深，不能不走。但我有高堂老母留在成都，希望你加意照顾。”说完，对邓锡侯深深鞠了一躬。邓锡侯马上回答：“老兄这样对弟太过礼了，我何敢接受！伯母年高不便远行，小弟当尽力照料，决不会使伯母受惊受苦的，请兄放心。”张群听后，感激不尽，再次鞠躬而别。蒋介石对刘湘的将领普遍分化利诱，除潘文华不为所诱外，其他如唐式遵、王缵绪、范绍曾、王陵基等，都发生了动摇。尤其是唐式遵和王缵绪，曾一度在蒋介石授意下企图发动兵变，搞垮刘湘。潘文华是刘湘手下第23军军长，受刘湘在汉口医院临死前托付，在刘湘死后“甫系”一时群龙无首、处于危难之际，挺身而出，把“甫系”力量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后潘文华被刘湘另一干将唐式遵诬告抗战“作战不力”，被蒋介石撤职留任。刘湘另一下属王缵绪，为人反复多变，喜怒无常，睚眦之怨必报，翻脸不认人，到处钻营，遭蒋介石看不起，不重用，最后走到康泽门下，希望康泽向蒋介石进言，让他当省主席。后来终因潘文华、唐式遵的保荐，又有康泽为他说话，蒋介石顺水推舟，让王缵绪当上了省主席。王缵绪当了省主席后，翻脸不认人。更使潘文华、邓锡侯、刘文辉等人恼火的是，王缵绪把龙云路过成都，与邓、刘、潘等签订的三省联防、共同抵制蒋介石的事，向蒋介石和盘托出。王缵绪向蒋介石告密的电文，被潘文华截获后，潘即与邓锡侯、刘文辉共商对策，召集三军师长以上将领商议。大家痛骂王缵绪是害群之马，此害不除，川无宁日。于是由七个有名的师长列举王缵绪在川罪行，联名通电给蒋介石，强烈要求免去王缵绪省主席之职。蒋介石便趁机命令王缵绪出川，省主席一职由蒋介石自己兼任，具体工作由成都行辕主任贺国光兼省秘书长代行。抗战开始后，蒋介石优遇嫡系，歧视非嫡系，刘湘和韩复榘对此都心怀不满，牢骚满腹，两人曾互通密电，意欲反蒋。不幸密电被蒋介石截获，蒋介石不动声色，以统帅身份将刘湘调离。刘湘无可奈何，只得令唐式遵、潘文华两个军出川抗日。唐式遵、潘文华的人马先奔赴江西、安徽一线，屡立战功。日寇遇到这两个劲旅，惊叹佩服，说“这草鞋兵是能战之师”。后陈诚命令川军向太平撤退，使阵脚大乱，首尾失去呼应，士气为之挫伤。1938年1月，刘湘正在为抗日运筹之时，忽闻密告：韩复榘已在河南开封，被蒋介石拿办。接着又传来韩复榘在武昌被害消息。刘湘惊恐万状，畏怯地躲进医院，猝然而死。蒋介石乘机进一步分化“甫系”，想任张群为四川省主席，征询川军首领意见，均未表示可否。蒋介石又提出让顾祝同出任，顾祝打电话给潘文华，露出风声。王陵基在旁听见，抢过话筒，吼叫：“顾主任要来成都，我当以大炮、机关枪热烈欢迎！”顾祝同碰了一鼻子灰，就不敢来趟这湾浑水了。蒋介石想让贺国光出任川省主席，川军各将领闻讯，极力反对，联合打电报给蒋介石，将贺说得一塌糊涂。贺哭笑不得，对人沮丧地说：“我在四川，好比嫁出去的姑娘，我回娘家，把房内床被陈设都打点干净，就要离去，你们哪个合适，哪个就来住，又何必出此恶言秽语，令人不堪呢！”后国民党召开第六届全国代表大会时，刘文辉、邓锡侯赴重庆出席，潘文华称病不去。会后刘文辉回成都，对潘文华说：“陈布雷透露蒋介石去年曾有调我出任参总的考虑。”不久川军老辈杨森对潘文华说：“委座却最痛恨你竟向刘文辉泄密。”潘文华气愤地大声说：“活见他妈的鬼，这是蒋介石身边陈布雷透的风，与我何涉！”蒋介石知道潘文华不服自己，借故撤除了潘文华的一切职务，连潘文华之子潘清洲的巴山警备司令的职务也被撤掉了。抗战胜利后，遵照蒋介白的旨意，陈诚到非嫡系的杂牌部队，祭起“整编”、“混编”两大法宝，放手吞并杂牌部队。在国民党内，陈诚一向以清廉者闻名，但此次到成都，他以军政部部长名义，探望“称病”的潘文华时，给潘文华馈赠了人参、鹿茸、燕窝等一堆高级补品，对潘文华大加恭维，表示愿与之结为深交，并把整编方案同潘文华商量。潘文华明知道陈诚的虚情假意，但他也十分感动。因为在国民党的核心层中，从来没有人这么对他好过。感于陈诚的情义和诚意，潘文华对陈诚说：陈兄，四川的事我来帮你。然后潘文华邀请邓锡侯、刘文辉过来共同商讨。结果，大家满意地按照整编方案，拍板成交。蒋介石在四川，经历了十年的较量，终于通过陈诚和潘文华而大功告成。

二、知识群体的流亡与陈伯达的归宿

抗战初期，国民党正面战场可以说是一溃千里。中国的民众呈现了流亡的历史画卷。在这流亡的“洪荒”中，一大批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奔赴了革命圣地延安，找到了奋斗的归宿。陈伯达也与这流亡的知识群体一道，进入了延安，历史翻开了他新的一页。

1.中国社会的流亡画卷与陈伯达进入延安

抗日战争爆发后，除华北与华东地区战事外，此时的中国社会，已是一幅中国民众大规模流亡的画卷。华北战事越来越激烈，混乱不堪的国民党军队挡不住日本军队的凶猛进攻，遂向绥远、山西、河南、山东地区撤退。国民党军队在一片混乱中拖枪而跑，国民党在华北的地方当局一看形势不妙，地方官员携家带口，聚敛资财，向国民党大后方逃去。华北地区的高校，仓促向南迁移，大批的学生、知识分子过上了流亡生活。华北、东北的民众亦大量向南涌去。华东地区的战事，更日趋紧张。淞沪会战，国民党打了3个月，上海失守。国民党遂在南京的外围又组织了顽强的抵抗。日本进入南京后，进行了疯狂的报复，屠杀我中国民众30多万人。日军攻克南京后，决定南北夹攻打通津浦铁路。山东的韩复榘跑得更快。日军南北夹击徐州一带，国民党虽在台儿庄取得了大捷，但整个败局根本无法挽回。利令智昏的国民党，为了阻击日本向华中地区的进攻，下令炸毁了郑州以北的花园口黄河大堤，结果黄河水向东南流入贾鲁河及颍河流域，使河南、安徽、江苏3省所属44个县5400平方公里的土地几成一片泽国，1200多万农民流离失所。抗战初的流亡，按其人数比例来说，农民并不太多，可花园口决堤后，受灾人口亡命西北和西南两地区，顿时使流亡问题更趋严重。

抗战初期，中国社会的流亡，大略有两个方向，一为受中国共产党教育和影响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华北地区的大批民众，向中华民族新的凝聚力活动的地方——陕北奔去。另一流亡方向则向国民党政府所辖地区奔去。到1938年底，中国土地的1/3，工业生产力的92%，农业生产力的40%丧失。向国民党政府所辖地区的流亡，亦大略从三个方面而去。华北方面的向南流去，沿京汉铁路南下，无疑是流亡的一个重要通道。大量流亡者，通过这条通道，向国民党大后方重庆、西安、云南、广西等地涌去。同时华北方面，一路沿津浦铁路向南流亡，初时人数极为众多，但华东方面战事起后，山东、江苏、河南战事迭起，遂使沿津浦路向南流亡的民众和上述苏、鲁、豫三省流亡者一起，向华中与关中地区流去。随着民众的大规模流亡，大量的金融、工矿、教育机构亦向国民党大后方迁移。1937至1938年，国民政府四个国家级银行及下属25个分行与金城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等93个其他银行，共计118个分、支行迁向西南、西北各地。1938年武汉失陷后，中国、交通两行总行迁到香港。从抗战开始到1940年，沦陷区工厂向大后方迁移649个，技术工人流向内地12064名。沿长江西上，是抗战时中国民众流向国民党大后方的又一重要通道。在这三个方向国民党所辖地区的流亡过程中，1937年底到1938年10月，武汉是三个方向流亡的汇合点与集中地。时国民党政权机关亦在武汉，抗战初国民党在华中战场也确实进行了顽强的抵抗。进入国民党政府所辖地区的流亡者，为蒋介石的初时抗战所鼓舞，于是，武汉三镇，一时成了全国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汇集于武汉的流亡者，尤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为甚，终日口号声、歌声、集会、演唱、宣传不绝于耳，其气氛甚为浓烈，其民心士气甚为高昂。奈国民党政府始终认为抗日乃单纯的政府与军队的事，与民众无关。见这么多人终日在武汉热热闹闹，国民党认为其中有很多是共产党的赤化宣传，将来发展下去只能于共产党有利，而于国民党无利，遂时时限制民众抗日运动的发展，各种禁令层出不穷，武汉的抗日民众运动受到很大限制。是时，中国共产党的延安大量需要抗日人才，各种招生广告在武汉三镇广为张贴。汇集于武汉三镇的知识分子、青年学子于心情郁闷中见到此种广告，实心向往之。武汉三镇军事告急的时候，大批知识青年流亡者结伴西北之行，奔赴延安。其他大批流亡者随国民党政府流向大西南。流向大西南的流亡者，一部分入高校学习，一部分流入重庆、昆明、成都等地，开始时，抗日情绪仍很高昂，后国民党当局多方控制，乃流于消沉，艰难度日。然一部分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仍坚持斗争，直到中华民族的解放。

陈伯达奉命奔赴延安，正赶上华北地区的流亡人群。从天津市到塘沽港，只五六十里旱路，日常没有那么多行人来往。可战乱时期，这条路上涌满了逃难的中国民众。特别是塘沽港，成千上万的逃难者，等待着开往青岛去的轮船。每有船至，群起蜂拥而上。每日的行船却寥寥无几。无法，逃难的民众只得在岸边过夜。日复一日，盼着远去的船只，一般都得呆上四五天才能够上船而去。陈伯达看着这些呼天号地的无辜民众，想起山河破碎、国破家亡的现实，心情十分难过。坐上船后，历5日，始达青岛。不大的船只，装满了流亡的人群。船上连吃饭问题都很难解决，大家只得捱着时日。远处，浩海无边，近处，深青的海水时而悠悠漂移，时而波浪翻涌而至。一群群的海鸥随船而行，上下翻飞，不时地叫着。黄昏，落日海上的夕阳，沉下远处的海天。夜晚，船上海风阵阵，十分凉爽。在青岛码头，上了岸的人群，纷纷向火车站奔去。两点距离不远，德国式建筑的青岛火车站，却挤满了成千成万的流亡的人群。在青岛，陈伯达一家与黄敬一起经济南转往西安。到西安后，黄敬与陈伯达分手，陈伯达带着妻儿从西安向北行，1937年8月下旬来到延安。

2.跋山涉水寻找进步的归宿

抗日战争爆发后，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为寻找革命的真理，奔赴革命圣地延安。

这种奔赴的过程十分艰险。华北地区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在向南向西流亡的过程中，有一部分人进入了山西。抗战开始时，山西阎锡山也积极抗日。于是，不少知识青年投奔阎锡山处，进入山西民族民主革命大学学习。当这些人看清阎锡山本来面目后，一部分人过了黄河，到了延安。一部分人直接参加了晋察冀豫几省的抗日民族解放斗争。华北、东北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还有一部分跟随国民政府到武汉，武汉失陷后，再折向陕西，绕了大半个中国，才辗转来到陕北的延安。华中、华南地区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更是路途遥远，跋山涉水，千里迢迢，向延安迈进。

这种战时人才大规模的向延安流动，开始时并没有引起国民党当局多大重视。1938年秋天以后，国民党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1938年底国民党落脚重庆后，加强了对这方面的管理和控制。国民党这样认为，如果让这一代有知识的青年都在抗日战争期间跟共产党走，那将来中国的江山，一定是共产党的。因此必须采取措施控制这种局面的发展。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政策。会后，国民党从两方面加强了管理控制措施。一方面，国民党督令内迁大后方的西南联合大学、同济大学、中山大学、中法大学、华中大学、浙江大学、广西大学、大夏大学、交通大学、湘雅医学院、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央大学、朝阳学院、燕京大学、金陵大学、光华大学、东北大学等几十所高校迅速恢复招生和扩大招生，防止人才大量向延安流动。另一方面，国民党采取法西斯手段，镇压去延安的学生。国民党在去延安的路上和各城市交通要道，设置关卡，专门检查截留扣押投奔延安的青年。青年学生奔延安，没被抓住算幸运，如被抓住则被关进劳动训导营、集中营之类的监狱，受尽酷刑，不少人被秘密杀害。仅1939年一年，被国民党截留关押的不下几万人。1940年以后，去延安的青年学生逐渐减少。

从1937年抗战爆发到1940年各根据地困难局面的到来，海内外来延安和奔赴各抗日根据地的青年学生初步统计有20余万人。中国共产党安排这些有志之士和青年学生，基本上抱定两条原则：其一是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大力开办新式干部学校，让这些人进入学校学习，授以革命道理，培养他们成为为争取民族解放而斗争的战士；其二为从学校培养出来后，让他们迅速投入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使其报国有门，并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提高自己。

抗日战争开始以后，陕北的延安，终日人来人往，络绎不绝。鉴于进入陕北延安的热血青年与日俱增，鉴于抗日战争开始后中国共产党的事业急需扩大，中国共产党遂在延安先后办起了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延安大学、中国女子大学、延安自然科学院、中国医科大学、军事学院、民族学院等十几所培养干部的学校，使来延安的有志青年，安心于抗日救国的大业。与国民党统治区层层控制相比，此时的延安，已是：

夕阳，照耀着山头的塔影；月色，映进河边的流滢；春风，吹遍了坦平的原野；群山，结成了坚固的围屏。啊，你这座庄严雄伟的古城，到处传遍了抗战的歌声。

中国共产党对来延安的青年学生、知识分子，政治、政策上是采取来去自由的态度。来延安是为了参加革命，参加全民族的抗日民族解放斗争。如果认为延安艰苦，认为延安不理想，可以自由自在地离开延安，中国共产党丝毫不加干涉。中国共产党相信自己的事业是正确的，一些人走了没有关系，更多的人的到来是确定不移的。事实上也确实有些人不告而别了，而且别后在日本的控制下和在国统区曾大骂过共产党和延安。但是来延安的十多万人与个别不告而别的人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

来延安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其中不乏佼佼者，但从党的事业需要来说太少了。为此，党还从国统区、敌占区调来一批优秀的知识分子，充实延安的文化宣传事业。来延安的第一名有名气的知识分子是丁玲，她是抗战爆发前逃离南京国民党控制来到陕北的。到延安后，牵头抓文艺，组织西北战地服务团，踏遍华北根据地，宣传抗日的火种。陈伯达是1937年8月底到延安的，组织上分配他到陕北公学任教，校长是成仿吾。一年内，调延安中央马列学院工作，院长张闻天，在马列学院讲授历史和哲学。1938年秋，又调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艾思奇是1937年秋辗转到达延安的。开始也在陕北公学执教，年底调马列学院任教，担任哲学教研室主任职务；1939年开始，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周扬是抗日战争爆发后得到通知的，8月底来到延安，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厅长、陕甘宁边区文协主任。1938年春以后，又开始主持鲁迅艺术学院工作。冼星海是1938年11月到达延安的，因为他的到来，延安的抗日歌曲，立刻熠熠生辉。他的《生产大合唱》、《黄河大合唱》达到了40年代中国音乐的最高水平。范文澜是1940年1月到达延安的，任延安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他的《中国通史简编》、《中国近代史》两部著作，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的基本标志；并且在中国的干部教育史和中国的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其他如周立波、欧阳山、萧三、张仲实、何其芳、何干之、萧军、陈波儿、张庚、陈荒煤、武衡、艾青等一代风流人物，都是在这炮火连天的抗战岁月中奔赴延安的。在延安和后来的各根据地，毛泽东、朱德、贺龙等人与这一代人的交往与友谊是很真挚的。如丁玲刚到陕北保安时，毛泽东专门为她填了一首《临江仙》词：

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青年学生进学校，前两期毕业生有二分之一左右留校担任教师或留延安从事机关工作。因为问题很明显，不建立中国共产党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后来人的教育就难以为继。中国共产党也下力解决这一问题。毛泽东、张闻天、董必武、成仿吾、吴玉章、徐特立等亲自出马主抓干部教育问题。中宣部副部长杨松、陈昌浩、吴亮平等身兼教员，登台讲课。学者陈伯达、艾思奇、范文澜、何干之、何思敬和萧三、萧军等，纷纷拿起教案，为培养一代中国共产党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为培养成千上万的抗日干部，而尽心尽力。除讲课外，陈伯达等还负担培养教师、培养学术梯队的任务。后来的田家英、胡华、刘大年、叶蠖生、辛安亭等一批人才，就是陈伯达他们带出来的。

陈伯达到延安后，继续在中国哲学研究领域耕耘，并以此为基础奋斗在延安文化战线。陈伯达这一代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在奔赴延安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后，绝大多数（少数人受不了苦，又离开了）都找到了自己的舞台，施展了自己的知识才华。有的直接参加了对日的武装斗争，有的深入了敌后，有的奋斗在文化战线。从事文化宣传的人，仅在延安，就创办了82种报刊杂志。其中《新中华报》、《解放日报》、《解放》周刊、《中国文化》、《共产党人》、《八路军军政杂志》、《中国青年》、《谷雨》等几家报纸刊物，是当时中国思想文化界一流水平的报刊。

延安，为陈伯达提供了奋斗的新天地，在过去十年艰苦的斗争磨炼和学术磨炼的基础上，他迅速地挥毫泼墨，投入了延安火热的文化生活。仅1938年到1939年，他就写出和发表了较有学术含量和政治含量文章30多篇。这些文章，主要是：《孙中山先生关于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的发展》，1938年《解放》周刊33期；《争取中国的自由与创造自由的中国》，1938年4月《自由中国》；《“五卅”血案十三周年》，1938年5月《解放》周刊40期；《我们继续历史的事业前进》，1938年7月《解放》周刊43、44期；《论文化运动中的民族传统》，1938年《解放》周刊46期；《关于知行问题之研究（哲学研究）》1938年《解放》周刊50期；《三民主义概论》1938年6月；《纪念杰出的文豪》，1939年1月《鲁迅风》3期；《关于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杂记》，1939年2月16日《新中华报》4版；《健全的民族主义与健全的抗日战争》，1939年3月3日《新中华报》4版；《一种必要的文化建设——扫除文盲》，1939年4月19日《新中华报》4版；《五四运动的二十年——感想与回忆》，1939年5月《中国青年》1卷2期；《在文化阵线上——“真理的追求”续集》（文集），1939年2月生活书店；《惠施及其辩者的哲学思想》，1939年8月《理论与现实》1卷2期；《国民精神总动员应有的认识——抗战中新人生观的创造》1939年延安解放出版社；《老子的哲学思想》，1939年《解放周刊》63、64期；《纪念马克思与孙中山》，1939年《解放》周刊66期；《孔子的哲学思想》，1939年《解放》周刊69期；《关于马克思学说的若干辩证》，1939年《解放》周刊70期；《论共产主义者对三民主义关系的几个问题》，1939年8月《解放》周刊87、88期；《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与马克思主义》，1939年《解放》周刊89期。这些文章在延安和中国共产党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3.陈伯达和留苏同学在延安聚首

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的那四期学生中，抗战爆发后，有不少人相继来到延安，并且又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张闻天任职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宣部部长，凯丰、杨松、陈昌浩三人任中宣部副部长，博古任中央党报委员会主任，吴亮平任中宣部副部长、《解放》周刊主编，王稼祥任军委总政治部主任。陈伯达来到延安后，昔日的中大同学相继来看望他们夫妇，陈昌浩、杨松、陈伯达三人因为是同年级的同学，故到延安后，三家逢年过节又聚一聚。这些人中，张闻天年龄大一点，1900年生，比陈伯达大4岁。王稼祥和凯丰、陈昌浩同岁，都是1906年生人，比陈伯达小两岁。他们这些20年代末的留苏学生，毕业回国后已经奋斗了8年多，此时在延安相聚，大家都十分高兴。他们的年龄正好是人生的黄金季节，32—37岁，大好的年华。党的事业大有希望，他们的职位令人羡慕，30多岁就当那么大官，了不起。和他们相比，陈伯达就逊色多了。8年多，他坐监狱，闹病，在平津地区东躲西藏，一天也没有稳定过，到头来也只当个北方局宣传部长。进入延安后，又做个普通教员。都是同期留苏学生，差距拉大了。

同是一个老师米夫的学生，陈伯达就被看不上，没有跟着“沾什么光”，成了一个“后娘的孩子”，这八年政治上没有多大发迹。到延安后，尽管几个同学很热情，但陈伯达本能地意识到，自己与他们几个人有差距。1937年冬王明从苏联回国后，这一批留苏学生，又有一次搞“小团结”，“据点”是武汉中共中央长江局。王明、博古、凯丰在武汉长江局，推行右的一套东西，一度搞得很不像话，几至与中央分庭抗礼。这些人的“小团结”，再一次根本未把陈伯达这个留苏同学看在眼里。这中间，倒是陈昌浩在延安与陈伯达相处很好，两人过从甚密。

陈昌浩是湖北人。1926年20岁时在武汉投身进步学生运动。1927年秋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10月底回国，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任职中央委员，跟着王明、米夫“沾光”，旋被派往鄂豫皖苏区。1933年起任职红四方面军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官太大了，人太年轻了，27岁的红四方面军政委既没有领导军事斗争经验，又没有政治斗争经验。跟上张国焘，就认为张国焘最好，最正确，岂不知，张国焘从建党以来就是一个党性不强，政治上左右摇摆的历史人物，根本成不了“大气候”。1935年7月红军一、四面军汇合后，陈昌浩紧跟张国焘，参与了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活动。1937年3月抵达延安，第二年春天，张国焘只身逃往武汉，当国民党戴笠手下的军统特务去了。当张国焘到达延安时，陈昌浩与徐向前正领导西路军在河西走廊与甘肃马家军浴血奋斗。西路军失败后，徐向前回到延安，而陈昌浩又跑回鄂豫皖地区想再拉队伍。当时的形势，以陈昌浩一己之力，再拉队伍已经不可能。经中央再三寻找，陈昌浩思之再三，直至抗战爆发后，才回到延安。长征中的问题和张国焘的叛逃，这一切无疑给陈昌浩日后晋升，引入“梗阻”。陈昌浩很有才，“近代世界革命史”讲得很好，是延安社会科学界史学领域世界史方面的一个权威。鉴于陈昌浩过去的工作成绩和本人的特长，中央安排他任职中宣部副部长。陈伯达此时讲中国近代史和中国哲学史，两人经常往还，相处很好。1939年，陈昌浩身体不好，胃溃疡老是犯，又没有好药治疗，再加上他看到自己前途“渺茫”，于是申请11月份去苏联养病去了。陈昌浩到苏联后，赶上了1941年开始的苏联卫国战争，他撤退至塔什干附近的考干达城，在一个棉油厂当了半年工人。直到1943年，陈昌浩才稳定下来，在莫斯科外文出版社任一级责任翻译，翻译了大量的政治书籍和文艺作品，为促进中苏文化交流和增进中苏友谊作出了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时，陈昌浩为新中国的建立感到无比兴奋，同时也为自己长期留居苏联而常常内疚。但是，失去的东西是回不来的，后悔是没用的。10年来，陈昌浩思乡之情甚切，想回国。1949年底至1950年初，陈伯达、汪东兴、师哲等随毛泽东率团访问苏联时，陈昌浩看望了陈伯达，表示了自己想回国的心愿，并希望陈伯达给予帮助。苏联方面为陈昌浩回国事，也找到了陈伯达，请给予通融。陈伯达想到同学过去在红四方面军叱咤风云，后来一直不顺，念过去同窗共校的情分，帮了陈昌浩的忙，上下疏通，使陈昌浩在1952年夏得以回国。

陈伯达在延安，与中宣部副部长吴亮平关系也十分要好。吴亮平1908年生人，比陈伯达小4岁，但却是比陈伯达早留学两年的留苏学生。吴亮平与王明是同一批留苏学生，都是1925年秋末冬初去的中大。在中大，吴亮平的学习成绩比王明好得多，王明很忌妒。但王明比吴亮平口才好。王明在中大读书，拉帮结伙，吴亮平有点看不惯，曾揭发王明，回国后遭打击报复。1929年吴亮平与王明都回国内参加工作。王明结成“宗派团体”向党中央发难时，吴亮平正在狱中。吴亮平在坐了两年牢后，于1932年秋天出狱，旋进入中央苏区。抗战期间王明从苏联回国后，看到吴亮平对毛泽东支持很大，遂排挤吴亮平，调吴亮平任《解放》周刊编辑。吴亮平编刊物，与陈伯达接触很多。两人都知道彼此不是王明的知己，与王明那些人“青云直上”没有多大联系，故两人于笔墨上、于为人处事上很谈得来。在为文上，两人也互相帮助。一来二去，陈伯达在延安的理论宣传战线上，排第四把交椅。1938年底到1939年初，陈伯达想跟毛泽东走，当毛泽东的秘书，商之于吴亮平。吴亮平对毛泽东感情特别好，帮助陈伯达分析了张闻天和毛泽东两人的长处与短处，分析了跟谁对自己成长更有利，分析了跟谁更有前途。最后建议陈伯达“下决心吧，别犹豫了，跟毛泽东会使你前途光辉灿烂，请相信同学的眼光吧”。陈伯达十分高兴，下定了决心。

陈伯达在延安，再一个留苏同学是中宣部副部长杨松。杨松是1927年和陈伯达一块赴莫斯科中大的。毕业时，陈伯达不愿毕业后留在苏联，杨松毕业就留下了。杨松看问题比陈伯达深刻，为学深邃，但留学那时，没陈伯达功底厚。可毕业后杨松留校兼翻译，几年就赶上来了，并且有点超过陈伯达。杨松留校，后来又到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负责处理东北问题。1934年9月，杨松赴东北指导抗日联军工作，1935年9月离开东北。1937年12月下旬，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后，杨松虽在莫斯科，但被任命为中宣传部第一副部长。1938年2月杨松从莫斯科回到党中央所在地延安，开始主持中宣部的日常工作。杨松到延安后，与陈伯达相处甚好，都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笔杆子，有什么事都互相帮助。杨松也曾向陈伯达建议，跟毛泽东比跟张闻天要好，延安干部普遍反映毛泽东比张闻天强好多。他对毛泽东了解得不如吴亮平多，他只能从印象上向陈伯达建议：“毛泽东给我的印象，要比张闻天能干好多，跟毛泽东对你日后进步更有利。”陈伯达也劝杨松要多注意身体，别累坏了，日子长着呢，来日方长，望保重。杨松心里也是十分感激。

杨松是位博学刻苦、英语俄语兼通的才华横溢之士，除任职中宣部外，还兼《解放》周刊编辑、编委，同时给中央马列学院学员上课，讲授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民族问题、政治经济学、古典哲学等课程。他的专著《论民族》长达七万余字，在《解放》周刊上连载。1938年秋冬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杨松发言，热情地报告了东北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英雄业绩，高度赞扬了东北优秀儿女的爱国主义精神。杨松的报告，对于中央了解东北抗联的英勇斗争，起到了重要作用。1941年5月16日《解放日报》创刊时，中央任命博古为《解放日报》社长，杨松为《解放日报》第一任总编辑，他工作鞠躬尽瘁、勤奋努力。在博古的指导下，杨松每天写出一篇党报社论，每篇社论5000—6000字，在他连续写出29篇社论之后，累得肺病复发。杨松在东北作地下工作时，由于环境恶劣，患上了肺病。后来经过治疗已基本痊愈。但到延安后，由于他常年废寝忘食、没日没夜的工作，引起旧病复发。1942年11月23日，杨松病故，与世长辞，年仅35岁，中国共产党失去了一位才华横溢的战士。杨松逝世后，林伯渠、吴玉章等同志对他的一生作了高度评价。毛泽东亲自送上了挽联。

杨松同志办事认真，有责任心，我们应当记住他，学习他。

在延安，陈伯达还有一个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张如心。张如心比陈伯达早一年（1926年）进入中山大学学习。1929年回国后任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研究部部长。1931年编著了《哲学概论》一书，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和参加了中国红军，曾任总政治部《红军报》主编、后方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1934年参加长征，到陕北后，任延安抗大主任教员、中央党校三部副主任、延安大学副校长。张如心在延安，执着地追求理论研究事业，是中国共产党内第一个提出“毛泽东主义”的人，对“毛泽东主义”的命名和内涵作出了富有开创性的研究，为毛泽东思想确定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作出了自己的理论贡献。

大革命失败前后，中国共产党派出了自己的年轻干部中山大学学习。这批人1930年左右先后回国，除去王明等人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抢班夺权”，犯“左”倾错误外；抗日战争时期及其后，这批人在延安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贡献了自己的青春和力量。

4.延安窑洞“三化归一”

和国民党寻求心灵的皈依——“唤醒党魂”截然相反，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窑洞为人们寻求的灵魂归依是：“民族化、大众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三化归一”为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

抗日战争爆发后，残酷的现实，日寇的法西斯暴行，政府军在战争中的败北与士兵的大量阵亡，千百万民众的家破人亡与流亡，对官员、对百姓，都造成了极大的心灵创伤。任何一个政党要想有作为，必须为这一代人寻找一个科学的心灵的归依，而后才能干事业。

抗日战争爆发后，投奔延安的人，包括从南方长征来到北方的党中央和红军三大主力，实际上都是流亡者。大家先后齐集延安，总得要有一个共同的心灵的家园。中国共产党给出的归宿是：民族化、大众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且是“三化归一”。

抗日战争爆发后，延安成为了革命的圣地。陈伯达、冼星海

、艾思奇、范文澜、丁玲、周扬、陈荒煤、何其芳、艾青、萧军、马可、光未然、欧阳山、何干之、草明等一代人来到延安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创起了蓬蓬勃勃的延安文化，是延安这个灯塔，日益照耀着抗战中的中国。

抗日战争爆发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只有4.5万人。部队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后，1937年9月份，向抗日前线派出了3.7万多人，只留不足8000人在延安和黄河西岸“看家”。部队开赴华北前线和华中前线后，在国民党政府军撤退后，深入敌后创建根据地，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这场战争如何进行，有一个理论与战略指导问题。大批知识青年和知识分子留在延安和各根据地开展文化建设，有一个文化发展方向和发展方式问题。因为延安和各根据地不同于重庆、昆明、桂林和成都，演“大戏”、演“洋戏”和“阳春白雪”，农村老百姓看不懂、“不感冒”，老百姓喜欢“土”的、“原生态”的、民族化的，而宣传、动员和组织千百万民众参加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还必须得给老百姓来民族化的、“土”的和“原生态”的。于是，从1938年早春开始，陈伯达、冼星海、艾思奇、丁玲、周扬、何其芳等人，就和毛泽东探讨研究文艺文化的“民族化”、“大众化”问题。经过毛泽东和陈伯达、冼星海、艾思奇、丁玲、周扬、陈荒煤、何其芳、艾青、萧军、光未然、马可、欧阳山、何干之、草明这一代人在理论上的新研究，在文艺文化方面的新实践、新探索；经过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的新探索、新实践、新总结；1938年深秋，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命题。自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命题后，从1938年到今天，70多年过去了，什么时候中国共产党离开她，就什么时候心灵无所归依。当年就是这一时代命题，让延安时期的知识青年、知识分子、共产党人的心灵有了归宿，不但青春无悔，而且终生无悔。更有甚者，还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去追求青春无悔、毕生无悔。

自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命题，1939年延安文艺文化在民族化、大众化方面就取得了长足的长进。冼星海抵达延安后，1939年3月1日开始写《生产大合唱》，塞克作词。3月21日预演，盛况空前，打破延安音乐界记录，开拓了中国新音乐前途。从此，“二月里来好风光，家家户户种田忙，指望着今年的收成好，多打些五谷充军粮”的歌声，很快流传开来。3月25日艾思奇在写给冼星海的信中说：“许多人都认为音乐很好，都佩服你的创作精力。希望再在融化中国民族音乐方面，作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努力。”在1939年3月下旬，冼星海开始创作《黄河大合唱》，光未然作词。3月31日完成，历时六天共写出八个部分。5月11日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公演，合唱团一百余人，伴有乐队，演出相当成功。当《黄河大合唱》结束时，毛泽东高兴得跳了起来，很感动地说了几声“好”。《黄河大合唱》传开后，“在延安——边区和在大后方以及全国各地的人听着这部大合唱的时候，都为中国有这样的音乐而自豪！”周恩来同志从重庆返回延安，听了《黄河大合唱》之后，7月8日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郭沫若评价这部作品：“星海兄去延安，大后方的一切声音差不多都沉没了。而《黄河大合唱》却和黄河之水天上来一样，从北方吼唱了起来”。延安鲁艺建校一周年之际，冼星海著文《鲁艺与中国新兴音乐》，指出延安鲁艺音乐系近一年里创作的《农村曲》、《军民进行曲》、《异国之秋》、《生产大合唱》、《黄河大合唱》等作品，比较接近大众，显示了中国新兴音乐的力量，我们要创造中国新兴音乐，既不要抄袭或摹仿欧洲的音乐，也不要趋向封建的形式和内容，或颓废的作风。

以《生产大合唱》、《黄河大合唱》为代表作，陈伯达、冼星海、艾思奇、范文澜、丁玲、周扬、陈荒煤、何其芳、艾青、萧军、马可、麦新、光未然和欧阳山、何干之、草明这一代“流亡者”，在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的延安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创了一个良好的新文化发展趋势。仅在1939年一年中，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就创作出了30多个抗战剧本，写出了100多首激动人心的抗战歌曲。同一时期，延安的文艺文化刊物，如《文艺战线》、《战歌》、《诗建设》、《草叶》、《谷雨》、《中国文化》等纷纷创办，先后出现了一大批文艺文化社团。抗日的街头诗、传单诗、枪杆诗以及抗战歌曲在延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十分流行，理论研究、文化研究、学术研究越来越有深度，并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奔赴前线或深入敌后的一部分文艺工作者，写出了一批真实感人的报告文学作品。1939年前后，在西北战地服务团、延安鲁艺、太行山剧团、抗敌剧社、冀中火线剧社等专业团体的帮助指导下，根据地广大农村的戏剧演出和文艺宣传极为活跃。以华北根据地为例：太行区1940年比较巩固的村剧团就有100多个，而冀中和北岳的文艺剧团、文艺宣传队到1942年“五一”大扫荡前已达到1000个以上。它们在丰富农村文化生活、启发民众心智、鼓舞教育农民群众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一些落后的旧戏班子，也在农村戏剧运动中改造成为抗日文艺队伍的一部分。各根据地的报刊杂志和文艺文化队伍，也纷纷投入了创作和研究，红色文化，正在延安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诞生。

回望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奔赴延安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那一代知识青年和知识分子，他们接过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旗，在山沟里开拓出了文化的新天地，真正使落后的乡村，有了新文化。传统的农村，充满着乡音和乡情。落后的村落，村子之间“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农民“日出而耕，日落而息”，年丰日子好过的时候，“一壶浊酒”，自饮自乐。日子艰难的时候，糠菜半年粮；逃荒要饭，“闯关东”，“走西口”，逃到南方，变成今天南方的“客家人”，甚至“下南洋”。在外面“混”出点模样的人，喜欢“衣锦还乡”、“荣归故里”。在外面“混”的不好、不如意，或者没“混”好，就不忍回乡“见江东父老”。人老了，就想着“少小离家老大回”，“天涯游子”终究要“叶落归根”，“告老还乡”，“入土为安”。千百年来，仍然是这片贫穷落后的村庄和“原生态”的乡村文化。恰恰是延安这一代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年，使中国的农村，第一次有了全新的文化、全新的人。

抗日战争，带来了中华民族的流亡，人们在寻求心灵的归宿，中国共产党通过提出“民族化、大众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这一代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一块，去深入农村，去开启民智、去提高农民的素质，去唤起农民的斗志，去鼓舞农民的奋斗精神，团结起来共赴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

第四章 战争流亡与心灵归宿

一、国民政府的流亡与陈布雷的归依

二、知识群体的流亡与陈伯达的归宿

第四章战争流亡与心灵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