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大时代的转弯处

国共两党之间的革命与反革命的较量，在1934年到1935年的时间里，国民党一时得手，使中国共产党率先经历了一个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点。

1.蒋介石运转南昌行营与侍从室

中国共产党在南方如火如荼的革命运动，使蒋介石日益寝食难安。1933年的秋天，蒋介石动用了100万军队、200多架飞机，对南方各个革命根据地发动了最大的一次“围剿”——第五次“围剿”，重点是中央革命根据地。蒋介石集中50万兵力，北路军以顾祝同为总司令，蒋鼎文为前线总指挥；南路军以陈济棠为总司令；国民党第十九路军扼守闽西和闽西北地区，阻止中共向东发展；浙赣闽边区警备部队“围剿”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并阻止中央红军向赣东北方向发展。西路军以何键为总司令，“围剿”湘赣、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并阻止中央红军向赣江以西机动。

对于上述军事、政治力量的指挥，蒋介石通过在南昌设立的全权处理赣粤闽湘鄂五省军政事宜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来实施。蒋介石任命杨永泰为南昌行营秘书长，任命贺国光为参谋长、晏道刚为高级参谋。蒋介石坐镇南昌行营指挥调度。

政治上，蒋介石通过南昌行营贯彻杨永泰提出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战略方针，在红军根据地和军事占领区内严厉推行保甲制度和“连坐法”，同时加强地方地主武装建设，强化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军事上，蒋介石通过南昌行营贯彻他的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和以守为攻、乘机进剿、薄守厚援、层层巩固、节节进逼、对峙则守、得隙则攻等新的军事原则。并聘请外国军事顾问，改编国民党部队，举办庐山军官训练团，普遍构筑堡垒封锁线。

经济上，蒋介石通过南昌行营指挥军队和地方控制交通，实行贸易禁运，对苏区进行严密封锁，等等。

蒋介石的高度集权和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左”倾路线错误，逐步发生了政治军事效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根据地日益缩小，红军的作战日益陷入困境，损失日益增大。蒋介石颇为兴奋。南昌行营的有效运转，也有赖于杨永泰和陈布雷二人。杨永泰贡献政治智慧，陈布雷贡献温和的协调能力和文案能力。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红军日益不利的形势下，1934年春末夏初，杨永泰再度向蒋介石献策：为更好的领会和贯彻领袖的意志，协调国民党内部矛盾和实现军队高度集中统一，不如把“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升格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直接掌握党、政、军大权，更加集权与灵活。蒋介石听后，怦然心动，决定逐步付诸实施。

蒋介石明白，从“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升格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需要集权于他一人，侍从室负责人必须分权，而且杨永泰也不适合进入侍从室任职。

杨永泰早年是北洋军阀时期的老官僚，国民党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后，投靠政学系，攀附张群。北伐后，张群成为政学系的台柱。但是，张群为人稳健，不露锋芒，不以政学系的派系在国民党内纵横捭阖。他说话深思熟虑，很有分寸，从不逞能。而张群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时与蒋介石是同学，两人有极深厚的友谊。故他在蒋介石面前说的话很有分量。张群引荐杨永泰而成为蒋介石的高级幕僚，担任南昌行营秘书长之职。可杨永泰自从担任秘书长后，一副官僚架势，自命不凡，不可一世，引得许多国民党军政大员极为反感。但蒋介石在“剿共”问题上又颇为赏识杨永泰。杨永泰也就从“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上起了家。杨永泰为人工于心计，善于察言观色，巧于迎合长官的心理。他每遇一事，要向蒋介石汇报请示时，身上中山装左右两只口袋内，都备有正反两面的条陈。同蒋介石见面，他先畅所欲言，在谈话中探察蒋介石倾向于哪一方面，是正面还是反面，然后迎合蒋介石意见，从口袋中取出预备好的条陈，请蒋介石审阅。因而，很得蒋介石的欢心，认为杨是一员干将。杨永泰手下有一个工于撰写文告与公牍的班子。他有一个秘书叫陈方，字芷町，江西人（后任总统府政务局长），与杨永泰配合得很好，他善于案牍，还与杨永泰一样嗜好鸦片，每晚两人深居密室，吞云吐雾，密商文稿，通宵达旦。杨永泰的骄横使许多人反感。陈立夫对杨永泰早已注目，常常在杨永泰见蒋介石时，从旁暗暗观察，终于识穿了杨永泰的乾坤袋戏法，并提请蒋介石注意，还派人查明杨永泰在密室吸食鸦片的行为，报告了蒋介石。蒋介石素来对鸦片憎恨，但想以吸鸦片而逮捕法办，未免小题大做，打草惊蛇，且与张群面子上不好看，因而从缓处理。此后，蒋介石对杨永泰日增戒心。后来，蒋介石曾与陈布雷、陈立夫谈过：“杨永泰为人精干，雄才大略，在我幕僚中确是一员干将，但此人非我同道，非忠于事者，久之其心必异。”就这样，杨永泰被排斥于侍从室之外。

为进一步加强蒋介石的独裁和加快“围剿”，及用政治、军事手段统一国民党内部各派系军事政治力量，1934年仲夏，国民党军队在江西、福建、湖南“围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有了点眉目之后，蒋介石着手组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并逐步限制南昌行营秘书长杨永泰的权力。蒋介石规定对杨永泰的公文，必须先送侍从室核阅，摘要拟办后再送他批阅。因杨永泰为人太差，自蒋介石有这一规定后，侍从室具体工作人员，经常让杨坐上很久的冷板凳，逼着他低头哈腰说好话，央求副官为他上报。1934年冬，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西去之后，蒋介石结束南昌行营，到达武汉，正规化建设“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是最机密最要害的地方，所有人员，都须经蒋介石本人考核，只有他认为信得过的人才能入选。外人要进侍从室，必须事先有约，到时才能引进客厅，等候传见。非蒋心腹的高官，如不预约，临时要见蒋介石，就只能在接待室坐冷板凳。就是要见侍从室主任，也规定必须通过接待室的值班人员用电话询问，才可引他去会客室坐等。

侍从室正规化建设，设侍一处、侍二处、机要室和侍卫室四部分，负责人为侍一处主任、侍二处主任、机要室主任和侍卫长四人。秘书分“侍从室秘书”和机要室“侍从秘书”两种。“侍从室秘书”是一般对外的统称，在内部一般都隶属于各组；但“侍从秘书”则不属组里管辖，直接为蒋介石代拆代行。如戴笠来的情报，机密文件，连两处主任都不知晓，仅由侍从秘书收转，所以只对蒋一人负责。外面有人称之“官邸”秘书，俞国华曾任过侍从秘书。

武汉建制时，侍一处主任为林蔚，后晏道刚（湖北安陆人）、钱大钧（苏州人）、张治中、贺耀组等，都担任过此职。侍一处主管军事，相当于幕僚长。侍从室一处下设三个组：第一组有海陆空侍从副官多人，负责接待、传令和随从行动。侍从副官流动性很大，大多是黄埔军校的学生。如桂永清曾经是海军侍从武官。第二组有侍从参谋多人，主管作战、人事参谋、情报参谋、交通后勤参谋和军事文件，还绘制军事地图。侍一处主任坐镇第二组，拟办和审阅军事机要文件。第三组主管警卫和安全。侍卫官不满十人，都是蒋介石家乡奉化溪口人和亲戚。如蒋介石的远房侄子、侄孙和外甥等，对蒋介石忠心耿耿，夜间必有一人席地睡在蒋介石的房门口。第三组还下辖武装卫士队，平时为蒋介石办公室、侍一、侍二处门口站岗，武装卫士队后来扩充为警卫部队。武装卫士也多数是浙江宁波、奉化人。外围还有特警组，负责“公馆”外围的安全工作，全是从军统中精选出来的便衣人员，组长都是黄埔军校学生。

侍二处分管政治事宜和政务机要文件。侍二处主任陈布雷，周佛海曾任副主任。侍二处下辖三个组：第四组组长汪日章，掌理政务文电事务，阅批一般行政文件和起草一般文件；第五组组长陶希圣，有研究秘书八人，都是留学各国的专家和学者。有留日的罗贡华，仪表堂堂；留英的徐庆誉，研究法律有造诣，戴一副金丝眼镜，和颜悦色，一派学者风度；留苏的高传珠，研究苏联历史颇具见解；留法的何方理，家庭生活简单朴素；留日的傅锐，口才尤佳，议论日本问题侃侃而谈，头头是道，后来因泄露军事机密，成为汉奸，终归逮捕法办；留德的徐道邻，民国初皖系军阀段祺瑞的幕僚长徐树铮的次子，法学博士，是号称“八大秘书”的佼佼者，大陆解放后，离开中国定居德国；留美的张彝鼎，有真才实学，智慧超群；留日的李毓九，个子虽然又高又胖，却也风度翩翩，喜欢谈天说地，知识广博。这些人各具特长，专供蒋介石关于国际问题的咨询，类似外交智囊团。蒋介石召见他们，提出问题后，只是洗耳恭听，不插话，不表态，听他们讲述后，从中分析利弊。第六组组长唐纵，执掌情报业务。侍二处离蒋介石办公室稍远一点。处与处之间互相通气，工作人员都可自由进出。陈布雷却只阅军事通报，不插手、不过问侍一处的军事问题。

机要室，主任毛庆祥。机要室，虽名义归侍二处管，但陈布雷对机要室的事务从不过问，机要室实际上是独立的，负责管理机要密码、电讯和保管私章。机要室主任毛庆祥，奉化溪口人，留法回来后任南昌行营法文秘书，数十年里，是蒋介石最亲信的奉化人。主任下有侍从机要秘书数人，如留法的汪日章、留美的俞国华等。汪日章是毛庆祥推荐的奉化人，面容清秀，擅长绘画，1936年西安事变时，同蒋介石一起睡在华清池五间厅，抗战胜利后，出任杭州市市长、杭州美术学校校长。除机要秘书处，还有侍从秘书数人，包括萧赞育、沈昌焕、曹圣芬、古达程等。沈昌焕，上海光华大学毕业，文质彬彬，一表人才；古达程，举止文雅，忠厚老实。两个人都是英语出类拔萃，口译流利，笔译明畅，都任过宋美龄的英文秘书。汪日章、俞国华、邓文仪、萧赞育、葛武粲等也曾属于侍从秘书类，曾掌理一切文电登记呈转，保管私章，办理亲启函件及机密文电。另外还有总务副官二人，管理伙食和杂务。组长陈希曾，负责掌握侍从室的财政，是蒋介石的亲信之一。机要室里的“监印官”姜辅成，从蒋介石起家时用石印，后来用钢印，以后又用白玉印的14年间，一直小心翼翼地替蒋介石看管“玉玺”。1939年冬，姜辅成兼管档案。侍从室发出的机密文件及蒋介石亲笔手令的底稿，都送到机要室归档。1940年，姜辅成把工作移交给继任的监印的姜邦炎。

1939年10月，侍从室又筹划第三处，为陈果夫、陈立夫所要求成立。主任陈立夫，负责管辖全国党政军人事考核，但不久无形解散。

侍卫室设侍卫长一人，最早由王世和（奉化人，黄埔一期毕业）担任。侍卫官若干人。后因侍卫长王世和招摇舞弊，遭人物议，被调为参议闲职。侍卫长具体负责第一、第三两组，专门负责安全保卫工作。但是，侍卫长也受侍一处主任指挥，有要事向主任呈报核批。担任过侍卫长的有俞济时、宣铁吾、王世和，都是黄埔军校一期生。俞济时、王世和当过两次侍卫长，他俩都是奉化人。俞济时是交通部长、兵站总监俞飞鹏的侄子；王世和的父亲是蒋介石的勤务兵，年老退离后，王世和继续充当。第二组由侍一处主任直接领导。

侍从室里的核心人员，不是蒋介石的族亲同乡，就是黄埔同事同学，都是忠于蒋介石，为他所了解和放心的。所以他到任何地方去，都是随同行止。侍从室本身从来没有公章，但这个组织机构庞大，是协助蒋介石个人统治的最有力的工具。从武汉建制之后，蒋介石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身份，通过侍从室来统治中国，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军事委员会及行政各部门的事情他都要管。举凡各省主席的任命、军事长官的调动、财政军需的调度自不用说，即使布告、委任状、训令、指令、代电等等，也都要通过侍从室盖上蒋介石的所谓“玉玺”才能生效。

2.遵义会议报晓中共转折点

蒋介石通过南昌行营和侍从室运转国民党军事和政治，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进行疯狂的第五次“围剿”。除在力量对比上，中国共产党此时正值“左”倾错误路线高峰时期，结果，到1934年10月，红军苦战一年没有粉碎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长征。

又因为错误的军事领导和指挥，导致了长征初时1934年11月底湘江战役的惨败，使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牺牲的战士浮尸江面，丢失的枪械，漂流的文件；不少同志，痛哭流涕，炊事员挑着饭担子，看到香喷喷的米饭没人吃，边走边哭”

。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党内和部队中就已经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广大党员和团营连排级党员干部及广大的红军战士，从革命战争的严峻现实中，从胜利和失败的正反两方面的反复对比中，终于加深了对毛泽东的认识。党和军队内的师职以上高级领导干部，如刘伯承、聂荣臻、彭德怀等人，从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到湘江战役的惨败，一路上都在进行党内讨论与民主酝酿，考虑中国革命的前程和正确的领导人选。党内高层领导者，如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等人，一路上不断进行民主讨论、沟通思想、交换意见，研究思考党和红军的前途命运问题。正是广大党员、党员干部、红军指战员和党的高层领导者的集体民主力量，使1935年1月中国共产党的遵义会议，得以胜利召开。

遵义是贵州第二大名城，是汉、苗、黎各族商旅云集之所，市面繁华，一条河流中间穿过。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这就是著名的遵义会议。柏辉章公馆，高墙壁立，朱门厚重，巍峨气派。进入临街大门，一座砖砌的影壁，后面的小天井以青石铺墁，南面小门通往四合院，北面则是主楼，楼上东边小客厅，红木地板和门窗，天花板上吊着一盏煤油灯，中间放着一张长方形的桌子，20把椅子摆成了一个半圆形，地板上烧着一盆炭火。1月15日晚八点，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洛甫（张闻天）、博古；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和中央秘书长邓小平等人，步入小客厅。紧接着，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还有洋军事专家李德与翻译伍修权相继落座。会议的中心议题：（一）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二）检查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

会议主要围绕军事问题进行讨论、总结并作出决定，由党中央负责人博古主持。会议首先根据刘伯承、聂荣臻的建议，分析了黔北地区是否适合建立根据地的问题。经过讨论，大家决定北渡长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或川西北创建根据地。接着，博古作了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主报告，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归结于敌人的力量过于强大。对博古的这一结论，大家都不同意。有些观点，遭到大家一致反对。然后由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周恩来作副报告。报告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者犯了战略战术方面的严重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按照会前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张闻天作了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即“反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他作的“反报告”，为遵义会议彻底否定单纯防御路线定了基调。接着，毛泽东作了一个小时的重要发言，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决不在于客观，而是由于博古、李德实行单纯防御路线，在战略战术上犯了一系列错误造成的。第一个错误是以堡垒对堡垒；第二个错误是分散兵力；第三个错误是军事上没有利用十九路军事变这一有利条件；第四个错误是在战略转变上迟疑不决，在实施突围时仓促出击。紧接毛泽东发言的是王稼祥。他表示完全赞同毛泽东的意见，严厉地批评了博古、李德违反民主集中制，在军事指挥上个人专断的恶劣作风。并且提议，撤销李德在军事上的指挥权，毛泽东应当参与军事指挥。朱德在王稼祥之后发言，态度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他对博古、李德军事上瞎指挥有着直接的充分的了解，因此讲话时很激动。刘伯承、李富春、聂荣臻、彭德怀、李卓然等也都相继发言，表示支持毛泽东的发言和张闻天的“反报告”。林彪没有多讲话。在会上，公开反对“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的，只有担任少共中央书记的凯丰，并且对会议表示保留自己的意见。会上被直接批判的是博古，被间接批判的是李德。因此李德的处境就很狼狈，坐在会议室的门口，一边不停地听着伍修权的翻译，一边不断地一个劲地抽烟，神情十分沮丧。他也曾发言，拒绝大家的批评，不承认自己有什么错误，把责任推到客观原因和临时中央身上

。会议一共开了三天，气氛紧张激烈，每天总是开到半夜才休会。最后，会议作出如下重要决定：（1）选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2）指定洛甫（张闻天）同志起草会议决议，委托政治局常委审查后，发到部队去讨论；（3）政治局常委再进行适当的分工；（4）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委托周恩来同志为党内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会议根据毛泽东、王稼祥、朱德、周恩来、李富春、聂荣臻等多数人发言中提出的意见，后来形成《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简称《遵义会议决议》）。《决议》全面地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红军失败的教训，系统地阐明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相应的战略战术，深刻地批评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决议》肯定了毛泽东为红军制定的人民战争的基本原则，严肃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并取消军委集体领导、发展惩办主义、压制不同意见等粗暴恶劣的作风。遵义会议，把战争问题放在第一位，集中全力解决当时最紧迫的、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对认识尚不一致的政治问题留待以后解决。这样做适合当时多数同志的认识水平，既保证了最主要问题的解决，又维护了党内的团结。可以说是毛泽东的高超的政治策略与艺术。

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二、国共两党的“大西南作为”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西去之后，蒋介石率侍从室也把重心转移到了大西南云贵川地区，双方在大西南再次较量。国民党在“追剿”中共的同时，还致力于统一云贵川地区。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跳出了蒋介石的“追剿”圈，战胜了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分裂主义。因此，国共两党在大西南，都有一番作为。

1.陈布雷扶蒋办峨眉训练团与治理四川

蒋介石为了实现统一全国的野心，从1935年春开始，除了继续“追剿”西去的共产党和红军外，一方面，对日本侵略者一再忍让，妄想利用英美同日本在华利益冲突，引来国际干涉；另一方面，以所谓怀柔、收买的方法，力图吞并各地方军阀。蒋介石分析各地大小军阀的割据势力，本质上都是反共的，但又害怕共产党，各自兵力有限，不能单独对抗红军。于是，蒋介石就利用地方军阀的这一弱点，决定先从红军路过的大西南地区着手，解决大西南的统一问题。

红军撤出江西后，蒋介石也就撤销了南昌行营，改在武汉设立了“剿共”总部，继续督剿。红军西去川黔后，蒋介石先派贺国光率参谋团入川打前站。贺国光入川，要求开拔费200万元，除参谋团外，外带一个教导团，蒋介石同意，并批给100万元，用蒋的精锐部队，先慑住川军。贺国光原是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出身，川军各派的头面人物与贺国光大都是同学，关系很亲密，很深厚。蒋吩咐贺国光进川后，先做好联络工作。贺国光中等身材，办事精干，入川后驻在重庆。按蒋旨意，马不停蹄，奔走于各派之间，与各头面人物交谈时政形势，并在谈话中，暗示自己此行之主旨，使各军首领心中有数。经过贺国光深入细致的工作，四川军阀刘湘、杨森、邓锡侯、刘文辉、范绍曾等发出电文，表示欢迎蒋委员长来蜀。等到贺国光发来川军欢迎蒋介石进川的电报后，蒋才把武昌三省“剿共”总部事委托给张学良、钱大钧负责，搭法国轮船偕意大利籍顾问夫妇和政治助手杨永泰溯江去重庆，住在范绍曾私宅——上清寺范庄。此为1935年春蒋介石首次进川。

当时的四川，势均力敌的军阀有刘湘、杨森、潘文华、邓锡侯、刘文辉、王陵基、王缵绪等人，而以刘湘势力最大。刘文辉、刘湘叔侄火并，潘、邓等也时常开战，人民水深火热，苦不堪言。有个小军阀叫范绍曾，用十万银元在重庆上清寺盖起一所占地数百亩的官邸，奢华程度超过当时外国贵族的庄园，关着九个老婆，鱼肉人民无所不用其极。重庆是当时四川缩影，时常有死于路上之人。军阀互相残杀兼并，各在自己强占地盘内横征暴敛，民众衣不蔽体，骨瘦如柴者遍地皆是。

蒋介石到达四川后，先对住宅主人范绍曾进行收买，封范为师长，开分化川军和收买利用之先例。刘文辉被他族叔刘湘打败后，蒋介石出面作了调解，委任刘文辉为西康省主席，请刘湘去南京观光，对其他军阀也作了安抚，把邓锡侯、范绍曾升了军长、副军长，杨森安置在重庆，防止红军入川康。1935年4月，陈布雷、晏道刚率侍从室奉调从汉口来到重庆，协助蒋介石在四川办事。陈布雷到达重庆后，与四川军政界教育界新闻界人士频繁接触。历一个月，陈布雷得出了如下的认识：四川人聪颖活泼，胜过其他省，而川中沉着质朴之士不多。四川人模仿性甚强，思想积极向上，但为人却多疑善变，凡事不能从根本致力。就是四川省军政要员，也都为人流于表面，缺乏内涵，胸怀大志而气度狭小。

陈布雷向蒋介石提出了自己对四川人的看法和治理四川的意见，蒋介石同意陈布雷的观点并有所采纳。在四川，蒋介石提倡为人要质朴诚实讲信用，指出四川最大的政事是剿灭“共党”和禁烟。军队方面，蒋介石重用剿共卖力的四川军阀刘湘。陈布雷协助蒋介石，力劝四川军政人员要尊重军政系统，要服从刘湘主席，要扫除防区时代所留下来的封建恶习，不要辜负中央治理四川之苦心。蒋介石初到时，四川各大小地方军阀对蒋介石十分戒备，蒋介石分析了情况，采取的措施只在重用刘湘，而不是逐一消灭各大小地方军阀，遂使各大小军阀消除了疑虑。在“剿共”问题上，四川军阀田颂尧失去战机，蒋介石对此予以惩罚，免去其军长职务，改由孙震任之。此事对四川军阀震动很大，遂拥护国民党中央对四川的治理。

四川稍微稳定，1935年6月蒋介石率陈布雷一行人等，赴贵阳和昆明，督剿红军和处理云南贵州问题。之后从云南回重庆，10月转赴成都。这是蒋介石入川后第一次来到成都。他发现四川军人大多都有吸食鸦片的嗜好，川军的高级军官家里，竟然公开设置烟具，而士兵们几乎都是“瘾君子”。川军将士把鸦片称作“福寿膏”，吸食它觉得是一种“享受”。为了整顿川军的军纪军风，为了提高川军的素质以应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为了笼络川军高级官员，蒋介石决定举办“峨眉训练团”。为此，他亲自登峨眉山，勘察地形与选择校址。峨眉山，茂林修竹，青翠欲滴；峭壁耸峙，白云缭绕；飞瀑流泉，古刹幽深；西风黄叶，气爽秋高。蒋介石是在黎明之前到达峨眉山“金顶”的，看到了日出、云海、佛光、圣灯“四大奇观”。一道道彩霞划破长空，一轮红日，冉冉升起，万水千山，顿时红遍，气势磅礴，十分壮观。这时，峰高云低，云涛滚滚，峰峦时隐时现，人们称为“海上仙岛”。佛光也称“峨眉宝光”。天还未亮，峨眉山周围就有一种独特的光环在摇动，仿佛人在光环中。峨眉山一带，磷矿丰富，磷随水出，光浮水上，时而腾空，时而坠地，灯火交烁，星罗棋布，谓为“圣灯”，煞是奇观。

跟随蒋介石上山的人，此时赶紧向蒋阿谀奉承，说这些都是很难遇到的，只有王者霸业的人才能看到，等等。蒋介石听后，心里特别舒服。当日下山后，蒋介石和参谋团主任贺国光等把办公地址选择到了山脚下的报国寺。

报国寺流云飞阁，三面环山，有一最负盛名的玉液泉。泉水清澈透明，溪流淙淙，山水掩映着古朴的园林建筑，山清水秀，玉液朱楼，景色确是非凡。训练团设在报国寺周围，开办之初，只是筑了几间竹架泥墙的简易房屋。训练团第一期是蒋介石亲任团长，陈诚任教育长。蒋介石亲自上课，讲解三民主义。训练团还请了一些著名的教授、学者，讲国家大事、国际形势和军事知识。训练团先抽调川军邓锡侯、刘湘、刘文辉、王缵绪、王陵基、杨森等部队的校尉下级军官参加训练，然后再调训将校高级军官培训，美称为高级将领班。在训练团内，一大批“瘾君子”入团受训，十分苦恼，每天只得偷偷摸摸地进入大伙房隐蔽处吸食鸦片，蒋介石对此也只是睁一眼闭一眼，示意陈诚也稍微宽和一些，恐怕一时抓得太紧，反而会闹出事来。陈诚心领神会，在夜间巡查时，预先告知带队的川军领袖，让他们及早吹风下去，夜间检查时，将烟灯熄灭。陈布雷此时随蒋介石到峨眉山，除处理日常文件公务外，兼任训练团训育干事。蒋介石除训练川军军官外，还研究国民党的国防建设和财政经济问题，并常与来此讲课的一些专家展开研究讨论。

蒋介石在成都时，嘱咐陈布雷，凡是杨永泰转呈过来的各项呈件，在蒋介石批复后，陈布雷要再详细看一遍，然后送出办理。此为暗示陈布雷应当锻炼政务与处理公牍事务，以备后用。时蒋介石赴西南日多，南京政府内部矛盾重重，多人前来四川告状。陈布雷从中给以调解劝慰。此时，日本加强了对华北平津地区的侵略，蒋介石一意孤行，先统一西南，剿灭共产党，而后再考虑对待日本的进攻问题，所以就对日本要求国民党撤退在华北的中央军及宪警，解除平津党部等事项，一味妥协退让，一一答应。这样一来，致使国民党中央军第2师与第25师均先后从平津地区撤退，北平宪警司令蒋孝先亦调蒋介石侍从室任职，国民党的平津地区党部，均转入地下活动。日本对华北加紧侵略，全国激愤，南京也是如此。蒋介石对全国民众的抗日情绪根本不理，1935年6月末，还给南京发了一个电文，致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强调目前忍辱，以备将来雪耻的道理。

1935年8月，汪精卫称病去青岛疗养，南京国民党中枢无主。蒋介石无奈从四川飞回庐山。他派张群去青岛劝说汪精卫回南京主政，未通。蒋介石回南京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指出目前之形势，国民党中枢诸人应协同负责共赴艰危。南京国民党政权内部的矛盾纠缠，自蒋介石回南京后，始见好转。在南京，陈布雷抽出几天时间回浙江老家一次，为其父做70岁寿辰。旋回南京，为国民党宪法草案事，陈布雷奉命去浙江莫干山访问黄郛。秋天时，在南京与程天放、萨孟武、梅思平诸人研究国民党宪法草案。然后陈布雷携修正案西行再赴成都面见蒋介石，汇报宪法草案与修正案事。

1935年秋，中共中央和红军从四川北上了，但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却留在四川西部，征战频繁。贺龙、任弼时、萧克领导的红二、红六军团从云贵地区向四川运动，有与张国焘汇合的迹象。蒋介石一看四川形势要不好，1935年底再度入川。在重庆、成都小住几天，去峨眉山继续办训练团，仍委陈诚具体主持。鉴于全国的形势需要，此次办班的学员对象，扩大到全国性的军政人员，也有军需处长一级人员；军队中，校级以上军官；文职中，县长、校长以上官员，都随时等候调训。此次调训，蒋介石任命刘湘为副团长，杨森、邓锡侯、刘文辉为团副，共办三期，每期三个星期，灌输“拥护蒋介石、复兴民族、忠于国民党、爱三民主义中国”的思想；批判封建割据的严重危害性、贯彻先“除共安内”后出兵抗日的方针。此次调训，目的还是全力“剿共”和治理四川。

2.统一云贵和处理两广事变

第一次（1935年）四川治理有点眉目后，蒋介石飞赴贵州，电令陈布雷由重庆前往。陈布雷与陈诚、吴稚晖同机飞往贵阳。陈布雷在贵阳撰写《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纲要》，并处理较为繁忙的文件公务。在贵州，蒋介石决定解除地方军阀王家烈的省长和军长职务。蒋介石离开贵阳时，王家烈到机场送行。蒋介石刚刚起飞，张学良（此次张学良也在蒋身边）按照蒋介石的旨意，问王家烈：“王主席坐过飞机吗？”

王家烈回答：“没有。”

“那我们一块坐上飞机在贵阳上空风光一圈如何？”张学良在引诱他。

王家烈有些心动，经张学良恳切相劝，王家烈和张学良一块上了飞机。飞机起飞后一直向北飞去。王家烈发现方向不对，质问张学良：“张将军，这是什么意思！”张学良掏出蒋介石手谕，手谕命张学良把王家烈带出贵州，王家烈至此才知上当受骗。

随后，蒋介石下令改组了贵州省政府，改由与李宗仁、白崇禧关系不错的吴礼卿任省主席，同时任命了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四个厅的厅长。省府就职之日，举行了典礼，蒋介石亲自到会并致词。会后并拨款5万元责成贵州省财政厅整理贵州之混乱现象。这样，国民党统一了贵州的军令政令。不久，蒋介石又以联合防共为名保留了王家烈军长职务。一年后由吴鼎昌接任贵州省长，很容易地将贵州政权抓了过来。

贵州事办完后，蒋介石携陈布雷赴昆明。昆明气候温和，天晴气爽。陈布雷从贵阳到此，犹如重到江南，精神为之一振。蒋介石对云南王龙云，只能采取安抚的政策，不使国民党中央与龙云的矛盾僵化。蒋介石到昆明后，龙云特意张灯结彩，高搭牌楼，盛情招待，宋美龄、陈布雷、张学良与端纳等均随行。蒋介石玩心计，要龙云在和日本开战时率滇军出兵，龙云则要求蒋介石帮助阻止共军入滇，这本是蒋的意图，便当下答应可以。龙云向蒋的随行人员不论职位大小，分发纯金纪念章一枚，对蒋表示诚意。

陈布雷在昆明，游览昆明西山和滇池，偶至昆华图书馆阅读，自享其乐。龙云设盛宴招待蒋介石及其随行人员。宴会上陈布雷见到了昔日浙江高等学校的老师袁树五，遂尽弟子之礼，其师十分高兴，介绍陈布雷与云南各名流学者一一相识。经相谈，陈布雷知其皆通达时务，精通学术，虽视野有些狭窄，但较贵州而言，乃天壤之别。蒋介石在昆明，与龙云商讨如何振兴文化产业以建设西南国防根基大事，对于其他政事，蒋介石仅示其大略，责成龙云全面负责。陈布雷一众随行人员，亦多与文化、建设方面的人物相交往。交往中，陈布雷发现，云南省府军政人员意志一致，与龙云甚好，四川与此不能相比。

1935年10月，蒋介石基本上统一了大西南地区，遂结束在成都的公务回南京。陈布雷乘邮航飞机从成都起飞，经西安，过郑州、南京抵上海。11月到南京参加国民党中央六中全会。时汪精卫在南京被刺住院，南京政界为之震动，上下议论纷纭。后侦知被刺真相，南京始告平静。同月，国民党在南京举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陈布雷负责起草大会开幕词和大会宣言，蒋介石在会上做了外交报告，其臭名昭著的妥协理论：“和平未至绝望，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至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就是在此报告中论述的。大会通过了国民党的“五五宪草”。会后，陈布雷被任命为国民党政治会议副秘书长。

国民党五全大会后，陈布雷病了一段，回杭州养病，1936年春来南京接着任事。时蒋介石统一大西南后，着手南京国民党政权内部建设，对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也都加紧了步伐。对财政金融也做了非常时期的筹划。对外仍取妥协退让政策，妄想利用日本文治派力量与反军阀力量和日本法西斯势力相抗衡。任命张群为外交部长。蒋介石每周都召集党务谈话会，行政院各部会，长官谈话会，特种党务人员汇报会。此时的国民党当局，还在峨眉山开办县政训练班；在国民党中央军校里开办特别班。身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副秘书长的陈布雷，终日繁忙，少有暇时。

这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加紧，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潮，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加剧了国民党的内部矛盾，引起了国民党内部的公开冲突。1936年6月1日，国民党广东军阀陈济棠和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以北上抗日为名，向全国发表通电，出兵湖南境内，企图夺取国民党中央政权。蒋介石对此大为恼火，主张对日问题应在国民党中央全体会议上解决，遂一方面电劝两广将领进入湖南的军队撤回去，另一方面宣布召开国民党中央全会之日期，准备研究对日问题。蒋介石见两广方面未听劝告，于是调兵遣将屯驻湖南衡阳以北，准备武力解决问题。

在此次的两广事变中，有一位关键人物——胡汉民——在幕后主持策划。胡汉民是国民党元老，1930年因与蒋闹矛盾而被蒋介石软禁在南京汤山，经许多国民党元老说情，才恢复自由，返广州闲居。他在两广军政界中颇有威望，陈济棠对他相当尊敬。两广事变发生，他在中间出主意，蒋介石明白此中奥妙，多次电邀胡汉民回京共商国是，胡借故不理。于是蒋暗中指使手下拉拢收买粤军海陆空将领，致使胡汉民内心忧郁。胡汉民好下棋，而且下棋时正襟危坐，举止十分认真，把输赢看得极重。此时，在广州名人陈融的宴席上，遇到一象棋高手，开始两局，双方和局。胡汉民自视高明，好胜心过强，再邀对手下最后一局。在即将达到残局时，对方忽然走一步高手棋，胡以为是废棋，喜不自胜，急以马跳卧槽逼将，不料对手撑起仕角，炮打死车，致胡汉民败北。他一时脸色苍白，大汗淋漓，当场晕倒，急送医院抢救，终因脑内冲血，不到三天，就逝世于医院，两广方面立刻失去中心。见此，国民党内诸军事首领，多人电劝两广方面应慎重。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于1936年夏在南京召开，决定陈济棠、李宗仁等为国防委员会常务委员，设广西绥靖主任、副主任，裁撤广西、广东特设的国民党党政机关，遂国民党政令亦统一了两广。

具体谋划实施方面，蒋介石先收买陈济棠的部下军长余汉谋，再派人对陈济棠所属部队进行收买活动。稳住余汉谋后，军统郑介民派邢山，以双倍价钱收买了空军头头黄光锐。于是黄光锐率领全部飞行员驾机到南昌。这一招棋，立刻使陈济棠慌了手脚，而余汉谋则按兵不动。陈济棠自知失败，匆忙逃往香港。蒋介石立刻电令余汉谋为广东省主席，同时派陈诚率师陈兵粤境。

广西李宗仁、白崇禧二人，迟迟不就广西绥靖公署职。蒋介石见此，乃改派李宗仁为军委会常委，调白崇禧为浙江省主席，另命两人为广西绥靖公署正副主任。李宗仁、白崇禧表示抗拒，一方面电告蒋介石同意就广西绥靖公署职，另一方面积极备战。蒋介石从南京飞往广州，进一步处理两广事变。陈布雷与蒋同行抵粤。国民党中央军与广西桂军处于戒备状态。国民党几位文职人员，如元老居正、熊式辉多次飞桂，劝解李宗仁、白崇禧。李宗仁、白崇禧遂对蒋介石妥协。李宗仁去广州面见蒋介石，两广事变至此最后平息。

两广事变后，蒋介石留在广州处理有关广东省一些问题。是时日本浪人在上海、汉口、成都、北海等地频繁寻衅制造事端，日本持强索要，气势汹汹，国民党各地方当局的报告，不断向广州送来。陈布雷接到这些报告，因报告常掩饰一部分事实真相，有些问题使陈布雷百思不得其解。报告呈给蒋介石后，蒋介石仍采取妥协、退让政策，告诫地方当局千万不要惹事，尽量满足日方要求。陈布雷拿到蒋的批示，转发地方当局执行。对于广东省省政，以处理广东省财政与建设问题为重点。陈布雷与广东省主席多次讨论广东的财政与建设问题。蒋介石从南京调财政方面人来广州审核广东省的财政预算。10月中旬，此项工作大体就绪。平息两广事变和治理广东问题，使蒋介石进一步统一了两广地区。这样一来，整个南方，1935年到1936年，基本上走上了南京国民党政府统一发展的道路。

1936年，国民党派张群、王正廷、高宗武等人为外交大员与日本方面多次周旋，没有任何进展，形势最后濒于破裂。张、王、高等人先后来广州向蒋介石汇报，并进言蒋介石离粤赴赣，万一战事起来，居江西好安排军事。蒋介石听从劝告，从广州抵庐山，陈布雷等随往。到庐山后，蒋介石从日本方面的宣传舆论判断，中日两国系尚未极端恶化，于是决定国民党的宣传方略，从庐山电召何应钦和国民党《中央日报》社社长程沧波一块来庐山。陈布雷与程沧波受蒋介石旨意共同撰写《中日关系紧张中京沪报界之共同信念与期望》，该文力陈东亚之紧张局势不可破裂。完后，程沧波带回南京国民党《中央日报》社发表。日本方面看到蒋介石国民党当局未做多大战守准备，心中甚喜，遂发表一些舆论以进一步迷惑国民党当局。庐山小住旬日，蒋介石一行人等下山乘船回南京。

3.川西北中共夜奔陕甘

长征期间，国共两党在云贵川地区的生死较量，塑造了中国共产党的长征精神和“大西南作为”。这一“作为”，第一是贵州的遵义会议，中共经历了一个生死攸关的革命转折点；第二是经历和谱写了“四渡赤水”、“强渡嘉陵江”、“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雪山草地的传奇和凯歌；第三是战胜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西部懋功县会师。1935年6月9日，懋功县达维村，夜幕降临，喇嘛寺庙前，红一、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正举办会师联欢晚会。虽有阵阵冷风吹打，但战土们忘记了寒冷和疲劳，围坐火堆旁，高声欢唱着四川民歌、兴国山歌，一支接着一支，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夜深，熊熊燃烧的火焰映红了夜空，战士的脸上闪烁着欢乐的光辉，久久不愿睡去。6月17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翻过夹金山，来到达维。6月18日，中央领导人离开达维向懋功进发，当天到达懋功，与红四方面军领导人会师。

红军两大主力会师后，研究共同北上抗日问题。可张国焘发现中央红军只有三万余人后，立即依靠八万多人的红四方面军的力量，开始向中央要官要权，并且开始挑事。在中央内部开始新的矛盾斗争中，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于1935年8月，横跨川西北松潘草地。川西北松潘草地，位于印度洋暖湿气流向北流动的顶端，北风与南风交汇，历史上终年雨雪交加，地面流水不畅，形成一片面积约1.5万多平方公里的潴水湿地。一片片灰黑色的沼泽死水，迂回曲折，不见山丘和林木，没有村舍和道路，四野茫茫无际。在这漫漫泽国里，经年水草，盘根错节，片片草甸，覆盖于上。草甸之下，积水淤黑，腐草堆积，泥泞不堪，浅处齐膝，深处没顶。人畜行走，稍有不慎，就会陷入泥潭，如无人救助和不会救助，则越陷越深，甚至遭灭顶之灾。草地水质恶劣，不仅无法饮用，而且稍有不慎，刺破皮肤，泡水后即红肿溃烂，难以医治。草地气候极为恶劣，年平均气温在摄氏零度以下，昼夜温差很大。雨雪风雹来去无常，变幻莫测，时而晴空万里，骄阳似火；时而迷雾重重，方向莫辨；时而阴云密布，风雨交加；时而电闪雷鸣，冰雹骤下；时而雪花飞舞，漫天飞舞。

英勇的红军两大主力，依靠团结互助的高尚情操，依靠坚忍不拔的钢铁意志，依靠乐观进取的革命精神，依靠对理想信念的执著追求，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在亘古荒原上谱写了团结奋斗的慷慨悲歌。

过了草地之后，张国焘从1935年9月8日开始，突下决心不再北上，而是要求中央和两大红军主力在他的领导下，南下川西地区。中央和张国焘的矛盾斗争，表面上是中央的北上方针和张国焘的南下方针之争，实际上已经具有了分裂与反分裂的性质。9月9日，张国焘致电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令其率右路军南下，“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叶剑英先于陈昌浩看到了电报内容，马上报告了党中央。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等紧急研究磋商，认为张国焘有分裂和危害中央的企图。当晚，毛泽东到红四方面军司令员徐向前的住处，站在院子里问徐：“向前同志，你的意见怎么样？”徐向前马上回答说：“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不好”。毛泽东听完后，要徐向前早点休息，遂告辞而归。接着，毛泽东、张闻天、博古三人，迅速赶到红三军驻地阿西，与在此养病的周恩来、王稼祥举行紧急会议，快速决定连夜率红三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并通知在俄界的林彪、聂荣臻，行动方针有变，要红一军在原地待命。随后，进行了秘密准备。张国焘不放心，于9月9日夜24时，再次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并转中央，坚持其南下主张。9月10日，快天亮的时候，中共中央率红三军和红军大学离开巴西、阿西等地，向俄界进发。同时，叶剑英也以“打粮准备南下”的名义，带走了军委纵队，并带走了一份十万分之一的甘肃省地图。

早晨六点钟，刚吹过起床号，四方面军执勤战士跑来向徐向前、陈昌浩二人报告，说叶剑英不见了，指挥部的军用地图也不见了。徐、陈听后大吃一惊。接着前面的部队打来电话，说中央红军已经连夜出走，还放了警戒哨。发生了如此重大的意外事件，徐向前毫无思想准备，感到心情沉重，很受刺激，脑袋麻木，坐在床板上，半个钟头说不出话来。四方面军军前有人不明真相，打电话来请示：“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陈昌浩拿着电话筒，问徐向前怎么办。徐向前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陈昌浩当时完全同意了司令员的意见，作了答复，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那天上午，红四方面军前敌指挥部炸开了锅，人来人往，乱哄哄的。徐向前心情极坏，躺在床板上，蒙起头来，不想说一句话。陈昌浩十分激动，说了些难听的话，还给张国焘写了报告。

随后，陈昌浩派人送信给彭德怀，要他停止北进，回头南下，遭到彭德怀的拒绝。陈昌浩派李特带一队骑兵追赶中央，“劝说”中央领导人率军南下，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和拒绝。李特带回了红军大学中大部分红四方面军的人员。中央率红三军等部，于9月10日当天到达川北拉界。当天，中央政治局发出在阿西所拟的给徐向前、陈昌浩的指令。指令二人率队北上。徐、陈接到该指令后，没有北上。陈昌浩的态度很坚决，指责中央是“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决心南下，徐向前也同意南下。9月11日，中共中央率红三军、军委纵队等部继续北进，于当晚陆续到达甘南的俄界，与先期到达的红一军会合。

张国焘在川西北卓木碉另立党中央，公开分裂中国共产党。张国焘的活动震惊了蒋介石。蒋介石一看四川形势严峻，于1935年底率陈布雷、陈诚等人再度入川，部署与“督剿”在云南一带运动的贺龙、任弼时的红军二、六军团和在川西运动的张国焘。

蒋介石来了以后，红四方面军在川西高原的连续苦战，日益不利，值隆冬季节，十几年不遇的大雪，漫山皆白，地冻三尺。粮食没有来源，派出去筹集粮食和打野牦牛的干部战士，不仅收获不大，而且大都得了雪盲症，有些战士甚至被冻死在雪地里。恶劣的自然条件，红军指战员伤病增多，大量减员，有生力量日渐削减。这一带人口稀少，经过发动群众，虽有些人参军，但为数寥寥，难以弥补部队的减员。南下以来的严酷现实，深深地教育了广大的红军指战员，在他们中间，日益增长着怀疑和不满。越来越多的人清楚地认识到，中央关于“南下是绝路”的预见是英明的，张国焘的南下方针是错误的。于是，要求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要求北上与中央会合的情绪和呼声日渐高涨。党中央的坚定态度，党和红军内部积极的民主力量，使得张国焘逐步成了孤家寡人，不得不取消自立的“中央”。

蒋介石率陈布雷、陈诚等人再度入川，指挥四川、云南“督剿”贺龙和张国焘，也使得贺龙、任弼时率领的红军二、六军团在云南无法立足，于是北上四川。1936年7月，二、四方面军在四川甘孜会师，经过中央的正确指导和刘伯承、朱德、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徐向前、陈昌浩等高层红军领导者的积极努力，经过红二、四方面军内的党内民主和军队民主，才最终结束了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开始向陕北进发。

4.西北中共三军大会师

从1934年7月到1936年10月，在两年零三个月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和三支先遣队

，在其总长为六万五千多华里的四条“弧形”长征路上

，用生命和鲜血，创作了一部伟大的“弧形交响乐”。在这部伟大的作品中，四首气势磅礴的“弧形乐章”，是其基本的艺术结构。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从赣南、闽西出发，经赣粤边、湘桂边、贵州、滇北、川西南、西康、川西北、甘南到陕北，长途跋涉二万五千里，越过15座苍莽的大山，翻过5座空气稀薄、鸟兽绝迹的雪山，渡过22条急流险河，走过生死茫茫的水草地，在这条每日天上有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上有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自然条件艰险的“弧形”征途上，创作了惊心动魄的“第一乐章”，奠定了长征的艺术特色。英勇的红二方面军，从湖南桑植出发，艰辛跋涉二万二千多里，翻越了乌蒙山、玉龙雪山等十余座大山和强渡乌江、金沙江等十几条大江大河，创作了又一英雄的乐章。英雄的红四方面军，从川东出发，艰难转战一万余里，跨过了嘉陵江、岷江和大小金川等15条江河和翻越了5座大雪山，两过茫无涯际的水草地，完成了凄美的“第三乐章”的创作。这些，连同红25军行程万里，在连天的烽火中走出大别山，越过伏牛山、秦岭和跨过黄河、渭水等险峻山川而先期抵达陕北的壮举，一部由四首乐章相交相合组成的伟大的“弧形交响乐”，就构成了人类文明史的奇观。总长六万五千多里，四首动人心魄的“弧形乐章”，静静地置放于从中国的东南到中南、再到云贵高原、青藏高原和陕北黄土高原的青山绿水、雪山湿地和黄土高坡间，30万中华儿女的生命代价，创造了人类文明史上不朽的艺术奇葩。

在四条相交相合的长征路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力量，进行了七次整合，实现了七次大会师。红七军团与红十军团赣东北重溪会师，壮大了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力量。红二军团与红六军团贵州北部印江木黄的会师，为红二方面军长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红二十五军和陕甘红军在陕北延川县永坪镇的胜利会师，壮大了陕北根据地的力量，为迎接党中央和红军三大主力的到来，创造了中国革命大本营的前期条件。红一、四方面军川西懋功会师，为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完成了奠基工作。红一方面军与红十五军团的陕北甘泉会师，完成了中国革命的战略大转移，建立了新的中国革命大本营。红二、四方面军的四川甘孜会师，壮大了党内民主力量和革命力量，结束了党内的分裂活动，实现了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1936年10月，红军一、二、四方面军红军三大主力的甘肃会宁会师，实现了全党全军的团结统一，为迎接抗日民族解放斗争的新高潮，准备了伟大的未来。

三、国民党的历史转折点

从1933年秋到1936年秋，蒋介石总的来说是顺风顺水，从南方挤走了中国共产党，统一了江南和大西南。当1936年夏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离开四川北上以后，蒋介石也是踌躇满志，北上洛阳，转道西安，准备最后决战。他怎么也没想到，中国共产党在这三年里，实现了“凤凰涅槃”，并在抗日民族解放运动的前沿，高高地举起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占住了“天时”。蒋介石莅临西北，没想到西安事变倒成了他一生从盛到衰的转折点。

从1935年10月中共中央落脚陕北以后，“天时”、“地利”、“人和”一步步地走向了中国共产党。蒋介石不真心抗日，却真心“剿共”，随着华北事变和“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中国共产党积极推进抗日民族解放运动，适时高高地举起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代表抗日正义事业的“天时”，转到了中国共产党方面，而国民党蒋介石，则逐步成了不顺应历史发展的代表。中国共产党落脚陕北，前有黄河天险，进可以凭借太行山向东进攻，退可以凭借黄河、吕梁山防守，占据了“地利”。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先与东北军、西北军结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后实现了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可以说从内外两方面，占据了“人和”。仅仅两年，国共双方在“天时”、“地利”、“人和”方面，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蒋介石此次来西北，已经“输定了”。

1.蒋介石一生的转折点

西安事变是蒋介石一生走向衰落的历史转折点。1935年和1936年，是蒋介石和国民党最辉煌的时期。从南方赶走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主力；解决了国民党内部很多派系矛盾纷争，统一了两广（广东、广西）和大西南（云南、贵州、四川），锋芒直指大西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经济上，1936年是中华民国成立以来经济发展最好的一年。蒋介石踌躇满志，亲临大西北督剿中国共产党，没想到“后院起火”，西安事变发生，反而成了蒋介石一生由盛到衰的历史转折点。

蒋介石在江南、两广、大西南取得胜利后，把工作重心转向大西北。1936年8月30日，陈布雷生母70岁寿辰，陈携全家回杭州为其母做寿。时蒋介石为检阅航空学校并改进空军建设，亦来杭州，韩复榘、杨虎城、于学忠、宋子文等也来杭州。这时，陈布雷把侍从室六组不断接到有关西安方面的政治军事情报，多次呈给蒋介石，择其摘要是“西安方面情况很不稳定”，蒋介石看后很伤脑筋。按蒋介石的如意算盘：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变成了有名的“不抵抗将军”，遭到全国人民唾骂。在张学良出国回来后，蒋介石把张和东北军从华中调到陕西，担任所谓“剿匪副总司令”。然后使西北军杨虎城和张学良东北军外来户“斗”，达到互相牵制，互相监视的目的，便于蒋的操纵。蒋介石嫡系胡宗南部队在西北，按兵不动，坐山观虎斗，叫张学良、杨虎城部队去打红军，再达到红军与非嫡系部队两败俱伤，蒋介石坐收渔人之利的目的。结果蒋介石的算盘算错了。

政治和权术不是一回事。蒋介石会玩权术，但不懂政治。民众活动、民心向背是最大的政治。东北丢掉后，30多万东北军跟着少帅张学良，拖家带口，东奔西跑地辗转于关内，数百万东北民众，啼饥号寒，向关内流亡。这种局面，本身就是一个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可蒋介石置东北1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4000万民众于不顾，一心经营江南。平津地区没有出现严重危机的时候，从东北入关的上百万流亡者，在广大的平津地区还有所依托，离家不远，盼着国民党中央政府和张学良能早日收复家乡，觉得还有点盼头。可1933年以后，局面越来越恶化。日军进攻热河的时候，只几百个人就把热河一个省给攻克了。日军没有实力，只得弄不少橡皮人，充上气，外面罩上日军服装，用卡车载着，便把热河省拿下。1935年日军进攻华北，华北出现了严重的危机。东北丢了，华北又出现了严重的危机，中国的局面可就严重了。蒋介石还是执意经营大西南和“围剿”共产党与红军，殊不知中国的时代脉搏已经有所变动。中国共产党看到了时代脉搏的变动，及时调整了政策，成功地解决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成了把握时代主旋律的“主人”。作为中国的民众来说，蒋介石丢东北，东北人入关，望家乡而兴叹。可华北，毕竟不同于东北，一是华北是中国的腹地，二是东北与华北问题放在一块，构成中国的致命问题，三是华北尤其是北京，几百年的帝王之家，使得北京地区民众的政治素质高于任何地区。解放前，北京是全国的高校中心，上海是全国的出版中心。群居于北京地区读书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面对着中国出现的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掀起了更大的抗日救亡高潮。此时的蒋介石一意孤行，要亲赴西安，“督剿”红军。可他偏偏遇上了一个立脚陕北英姿勃发的共产党和到处流浪的东北军及不受蒋介石重视的西北军。中国共产党、东北军、西北军在西北地区立足抗日，三家联手，蒋介石如果来西安，势必成为鱼游釜底。

蒋介石得到陈布雷侍从室和戴笠军统方面报过来的西北情报后，一方面，密令嫡系部队俞济时率部从河南向陕西挺进，命令空军司令王叔铭进驻洛阳，指挥战斗机和轰炸机若干大队，配合陆军行动；另一方面，幻想凭借自己地位和实力以及与张学良的私人关系，来挽回颓局，作断然处置。11月，蒋介石由南京乘火车经开封抵洛阳，在洛阳军分校逐日接见西北军政界重要人员与“剿共”部队将领，面示机宜，决心“剿共”。

1936年农历九月十五日，是蒋介石的50岁生日。事先，国民党各方面发起购买飞机给蒋祝寿活动。南京国民党当局，也准备举办盛大庆祝会。蒋介石考虑当此全国抗日救亡呼声高涨的时候，在南京过生日，必遭各方面谩骂，便通知侍从室钱大钧、陈布雷，编组一部分文武侍从人员，赴洛阳避寿。临行之前，蒋介石告诉陈布雷，西去远行会很辛苦，可不必同行。同时，授意陈布雷写一篇《报国与思亲》的文章，在蒋介石生日之前发表。于是，陈布雷去上海闭门写作。完后，寄往洛阳，蒋介石命邵力子、叶楚伧对该文再加斟酌，并加写了一段，而后寄回南京发表。

1936年10月30日，陈布雷与朱家骅从南京同机飞往洛阳，给蒋介石祝寿。此时阎锡山、张学良、傅作义等也都齐集洛阳。是日，开庆祝大会，演戏放炮，极盛一时。寿堂设在中央军官学校洛阳分校礼堂，主席台的后墙，挂着缀有金色大寿字的红缎大幛幕。台前长方桌上，放着一对特大金字方形红烛。10月中旬时，蒋夫人宋美龄也来洛阳，还特邀了陆军大学教育长、著名军事家蒋百里等名人参加寿庆；孔祥熙、宋蔼龄夫妇在上海定做了一特大的庆寿蛋糕，提前一天，用飞机送到。国民党中央各院部会的领导人，各省主席各直辖市市长、各兵种司令都来洛阳参加庆寿典礼。一时间，洛阳城里要员云集，车水马龙。蒋介石生日这天，空军升起战斗机，在蓝天白云中编队表演，排成“五十”两字，抛下彩球，五颜六色的花絮在空中飞舞，蔚为壮观。寿宴上，蒋夫人宋美龄含笑举起银刀，切开特大蛋糕，首先献给蒋介石，然后分赠蒋百里等众贵宾，陈布雷和在场的侍从人员也都分享到一份。大家兴高采烈，庆贺声、欢呼声此起彼伏。蒋介石此时心花怒放，十分高兴地同众人照相合影留念。

蒋介石在洛阳住的日子里，游览了河南嵩山少林寺。南京方面，张群、陈立夫、方孔夫诸人来洛阳见蒋，并请示汇报，蒋与这些军政大员商谈了国事。蒋介石利用时间又请专家何淬廉给讲英、法、美经济金融制度。这期间，蒋又以视察为名，到济南与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就军事问题谈了两天。接着飞山西，与太原绥靖主任阎锡山密谈三日。此时，蒋介石对张学良、杨虎城与中共互通信息早有情报掌握，他巡视山东、山西两省，目的是稳定山西、山东两省，防止韩复榘、阎锡山参与西北问题。这期间，针对中共提出的“逼蒋抗日”方针，蒋介石命陈布雷写一篇《肃清汉奸与灭扑残匪》，以与中共相对抗。1936年11月，发生了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七人被国民党当局逮捕的“七君子事件”。事件发生后，全国各方奔走营救，往洛阳来电殊多。蒋介石命令陈布雷对各方的电文，以严词复之。蒋介石对什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殊为反感，命陈布雷再写一篇《国际形势与中国前途》，阐明蒋介石的所谓不偏不倚的外交立场，以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际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相对抗。该文还未写完，陈布雷患腹疾停笔。这样，蒋介石在洛阳前后的近两个月时间内，先到鲁、晋，后去甘肃，对西北战事进行布置。对外称部署抗日，实则部署对中国共产党的周密包围，迫使东北军与西北军对陕北红军展开进攻。他还任命蒋鼎文、卫立煌、陈继承为前敌和东西两路总指挥，又派陈诚以军政部次长名义坐镇督战。一时间，国民党军政大员云集西安，蒋介石多次往返于西安和洛阳之间。每到西安，住宿临潼，不进西安城内，并召见张学良和杨虎城，作重要讲话和指示，威逼其早日对陕北进击。

几次接触，蒋介石闻到了西安不会平静的“气味”。12月初，蒋将再次离开洛阳去西安时，告诉宋美龄，西安情况不是那么太平，你回到南京去，把随从人员的家属和一些不必要的人等全都带回去。同时，蒋介石找来陈布雷，说：“西北天寒，有病之躯不宜同行，且朱家骅已调浙江省任主席，中央政治会议诸事亦需有人料理，你先回南京养病20天，如有需要你去陕西，当给你发电，否则你就在南京处理中央政治会议诸事即可。”11月末，宋美龄与陈布雷一行人等，乘火车走陇海路，转津浦路回南京。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率队乘专用花车离开洛阳，张学良和陇海铁路局局长钱宗泽与其同行。行前，蒋介石怕出问题，不住西安城里，指定住在离西安25公里的临潼。并准备了4架飞机，但临潼没有机场。蒋介石此时还认为张学良是他“兄弟”，会听他的话，就只带了侍从室里一些随从人员和卫队20人，连军统局的警卫股长及其所属警卫员都没有随带。蒋介石轻装简从，离开洛阳，到达临潼。蒋的专用花车到临潼不久，张学良对钱大钧说，火车头发生故障，叫司机开到西安去进厂修理。钱大钧几年来与张学良相处甚好，所以没有经蒋介石批准，就让整列花车开去西安修理，也没有另派火车接替。事后，他才知道这是张学良有计划的行动。而当时钱大钧则稀里糊涂，并为蒋介石所怀疑，几乎丧失性命。

西安事变发生之前，蒋介石与张学良、杨虎城有过几次争吵。陈诚、胡宗南、蒋鼎文等人在旁边帮着威逼利诱，双方越搞越僵。张学良甚至向蒋介石进行“哭谏”，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遭蒋介石斥责、大骂。最后逼出了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活捉。西安事变的发生与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变的关键。国共两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从个人成败历史角度分析，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一天不如一天，开始走下坡路。分析蒋介石的一生，西安事变是他一生的转折点。

2.陈布雷与西安事变

陈布雷未随蒋介石去西安，回南京养病，病刚见好转，1936年12月10日，择日准备西行陕西。12月12日下午，忽然接到陈果夫电话，打听是否知道蒋介石在西安的消息，陈布雷回答西安到南京的电报已经不通。陈布雷来到外面打听，始则风影讹传，继之传言四起，一日数变，疯传蒋介石在西安的各种不测险情。陈布雷不得其解，于是来到何应钦家询问情况，乃知西安有事变发生。是时，国民党中央委员均来到何应钦住宅。随后决定召开国民党中央临时常务会，居正、于右任为会议主席。当会议宣读张学良从西安发来的电文后，与会人员人人愤慨，遂决议出兵讨伐张、杨，任命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深夜3点，才散会。接着又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了临时常务会的决议案。

蒋介石在西安被扣以后，陈布雷在南京烦躁痛苦彷徨焦虑。时国民党最高权力机关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朱家骅赴浙江任事，中央政治会议诸事全由陈布雷处理。但中央政治会议正副主席都不在南京，是否开会决定事项取决于国民党的四位院长。对于诸般事项，四位院长，甲说乙否，乙说丙否，莫衷一是。国民党考试院长戴季陶闻西安事变，其愤激几至失常，不能任事。于右任等两位院长遇事不深过问、不深管。孙科又与戴季陶有矛盾。这样一来，使陈布雷遇事可与之商量的就只有叶楚伧、陈立夫、陈果夫与曾养甫诸人。况陈布雷终日思虑，自己身为侍从人员，遇事未能与蒋介石共患艰危，心中实在难过，反复思量蒋介石之近况，忧前路茫茫，每日有如失魂落魄。

但陈布雷为营救蒋介石还是尽了自己的全部力量。这期间，陈布雷与张季鸾两次商讨运用某方面外交力量，以解决西安事变。陈布雷力劝张季鸾在报上拥护国民党中央的讨伐西安张杨的主张，张季鸾以为不可，否定了陈布雷的意见。同时，陈布雷还代表黄埔军校诸同仁，草拟了对张、杨的警告电，并协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动全国舆论压迫张、杨，逼迫张、杨放蒋。蒋铭三从洛阳回来时，陈布雷前往听取西安方面情况的报告，后尽心尽力劝慰宋美龄，并对宋美龄解释南京中枢在讨伐张杨与和平解决问题上的误会。陈布雷劳累终日，而不觉其累，此为特殊条件下的精神状态。

1936年12月25日傍晚，陈布雷得知蒋介石已抵洛阳，于当晚同洛阳通过电话，遂安排侍从室诸务，第二日往机场迎接蒋介石，随至官邸。蒋介石在国府授意陈布雷写一为西安事变蒋介石对张学良、杨虎城的训词；之后再写一《西安之变半月记》。陈布雷受命，并与宋美龄详谈如何写法，夜至凌晨4点前先把《训词》赶完。同时，又为蒋介石写了谈话稿和致谢词等，并参加了国民党中委谈话会，甚忙。12月26日至31日，陈布雷为蒋介石草拟了辞呈两篇，发表谈话及消息五六则，参加中央会议五六次。因蒋介石此行腰背受伤，钱大钧遭受枪伤，陈布雷乃每日晨6点至办公室，深夜11点后始归。此间，南京举行西安事变蒙难人员追悼会，陈布雷率全体侍从室人员参加，想侍从室多人蒙难，念其旧日情谊，陈布雷甚为悲怆愤恨。

陈布雷按蒋介石的口述和旨意，写出了对待西安事变蒋介石对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的训词，其中有：

此次发生的西安之变，实为中国五千年历绝续之所关，亦为中华民族人格高下之分野，不仅有关中国之存亡而已。自北伐战争以来，我（指蒋介石）身为统帅，教育不良，使有部下有此蔑法坏纪之事，我当然应先负责，向中央引咎请罪。此次西安之变，我的生命可以牺牲，而国家之法律纲纪不能迁就；身体可以受束缚，而精神之自由绝不能受束缚。你等屡次要求我签字与下令，我始终拒绝，以人格事大，生死事小也。经过此次西安之变，你等应得到一确实之教训，你等必须知人格重于一切，国家利益重于一切。错误应坦白承认，责任应明白担负，并应把此意告诉你们的部下。

西安事变蒙难人员，有侍从室多人。时钱大钧受伤，不能主持善后处理工作，陈布雷一人负责。侍从室一处三组组长蒋孝先，负责蒋介石的警卫。他是蒋介石的侄孙，又是黄埔嫡系，自视为蒋的亲信，横行霸道，有恃无恐，在西安影响极坏，所以在西安事变中成为重点盯防的人物。12月12日晚应杨虎城之邀赴宴以后，被安排看戏，但中途蒋孝先和会计蒋和畅出去赌博，到凌晨四点多才和蒋和畅同乘一辆小汽车回临潼。这时外面的西北军士兵已盯候多时，见他俩出来，跃上汽车为之“护送”。汽车行驶到中途，蒋孝先等感到事情不妙，跳车逃走，但被捉回，汽车径直奔向临潼花果园，蒋孝先被就地枪决。陈布雷的助手萧乃华，湖南人，侍从室速记员。西安事变时，萧乃华在华清池大门内靠左手小桥边的一间小屋内，用手枪抵抗，被乱枪打死，尸体被别人从小河里捞起。陈布雷负责了全部的后事安排。

1937年元旦过后，蒋介石因家事回浙江奉化溪口小住一个月，陈布雷随行前往。至溪口，每日为蒋介石办理公文事务。闻张学良要来溪口，陈布雷此时对张学良特别反感，不愿见张学良，请假于蒋介石，回自己老家慈溪一趟。在他过去任教的效实中学，陈布雷给学生讲演伪造的西安事变经过。数日后，国民党要员邵力子、徐次宸、贺衷寒来，告之陈布雷陕西局势很不稳定。东北军要求国民党中央放张学良回去，国民党中枢不肯，几次欲动兵。杨虎城仍在西安主事。这一时期，汪精卫在国外闻西安事变发生，迅速回国，来奉化见蒋。手下褚民谊、曾仲鸣同行而来。

西安事变结束时，1936年12月25日张学良亲自陪同蒋介石、宋美龄、端纳、宋子文、戴笠等人从西安回南京。到了南京之后，蒋介石马上将张学良交军戴笠看管，再交军事法庭审判。后杨虎城的代表李志刚等人到溪口见蒋介石，要求蒋介石履行诺言释放张学良。蒋介石却说：“本来我就不叫张汉卿来南京，是他自己要来的。既来了，就不能由我做主了！”后来杨虎城也被摘去了“印把子”，被威迫出国，最后被军统特务杀害于重庆歌乐山松林坡。1937年早春，军事法庭正式开庭。审判长是国民党元老李烈钧，陪审官是陆军上将朱培德和鹿钟麟，宋子文陪张学良乘车到法庭。张学良神态自若，面对审问，精神抖擞，一身正气。最后李烈钧慌慌张张地宣布判处张学良徒刑十年后，就宣告退庭。之后，他走到门口对张学良笑着说：“汉卿世兄，你的正义勇敢行为，不但我佩服，想先大帅亦当含笑于九泉！”

陈布雷从1937年元旦开始构思《西安半月记》。蒋介石在奉化休养时，陈布雷跟随，在溪口文昌阁开始动笔写。陈布雷先是认真看了蒋介石在西安事变期间写的“日记”，然后与侍从室随蒋经历西安事变的汪日章等人座谈追忆，接着与邵力子等人具体讨论写作大纲，这时又在奉化听蒋介石几次口述所谓的“西安之变”。就如何撰写《西安半月记》，蒋陈二人反复研究商讨。审判张学良时，蒋介石从奉化回杭州过阴历年。陈布雷随蒋同住杭州新新旅馆，继续煞费心机地为蒋写这本书。这时蒋介石腰痛很难受，去上海看病，留下陈布雷在杭州写书。值春节，新新旅馆里甚为凄清孤冷，陈布雷弟弟来此帮助其兄抄写，完后陈布雷携书稿赴上海见蒋，再次讨论书的内容问题。蒋提完进一步修改的意见后，陈把书稿带回杭州再度修改，有了眉目后回南京交差。陈布雷为蒋介石撰写的《西安半月记》的基本思路是：

（1）自离开西安回京之后，中外人士纷纷询问西安事变之经过，询问我（蒋介石）亲身经历之情形；我十分惭愧与内疚，不好意思再有所陈述。但党内诸位同志和各方好友，都说不把当时真实情形说清楚、写清楚是缺憾，是一段历史的缺失。无奈，我（蒋介石）取当时日记之材料，就西安之变中自己亲身经历之状况与被困被难时之感想，简略地写出来。写此经历，没有揭人之短而抬高、褒扬自己，没有自吹之处。其愧疚之深，实非笔墨所能形容。

（2）《西安之变半月记》的起止时间为：1936年12月11日至12月26日。

（3）1936年12月12日西安之变，事起仓促，震惊中枢，几摇国本。

（4）西安之变发生前，我（蒋介石）对东北军、西北军的思想庞杂、言论歧异、勾通“共匪”、自由军事退却的了解，各方面的谍报信息，及对将有非常之密谋与变乱的预测。

（5）国家统一格局基本确定；东北军痛心东北沦亡、故土家乡沦陷，处境特殊，悲愤所激，有越轨之言论在所难免。

（6）为统一军心、说明国策、明白国家之利害所在，我蒋某身为国家之统帅，身心属于党国，领导统一国家是职责，明知西北有风险，义不容辞，勇赴险境。

（7）我（蒋介石）1936年12月4日由洛阳进潼关，抵临潼华清池。先约见陕西甘肃诸位国民党军政大员，询问情况，指导思路。将“剿匪”已达最后五分钟成功之阶段，大家要坚定勇往，认真负起军事责任；之后，开会研究“围剿”之方略，我（蒋介石）给予详细解读。

（8）开会与约见时，我（蒋介石）认真观察、虚心问寒问暖，觉得诸位将领皆公忠体国，深明大义，感觉不会有其它变故，于是就放松了警惕。

（9）不料仓促之间，变生肘腋，西安之变发生，我（蒋介石）迅即处于“险境”。说明我（蒋介石）“诚实”有余，防人之心不够，预见和处理突发之变的智慧不强。我（蒋介石）反省自己，是自己“不德”所致，怨不得别人。蒋受党国托付，身陷危城，处于颠沛忧患之中，虽没有辱没人格，但也对不起孙中山总理之教训。叛部虽早已不认为我（蒋介石）是他们的领导，但我不能这样认为他们不是我蒋某的部下。部属之罪恶，实际是我蒋某的罪恶。经过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和反复深入细致地工作，最后说服张杨二人认罪。

（10）西安之变，是国民党所致力于的国民革命过程中的大大挫折。［A］：八年来的“剿匪”之功，预计将于两个星期（至多一个月）可竟全功，经此西安之变，几全毁于一旦。［B］：西北之国防交通、经济建设，经过国家与社会数年之经营，已初具规模，经此之变，损失难计。要想恢复地方秩序、恢复地方经济信誉，谈何容易。［C］：中华民国建国之进程，遭此之变，至少要倒退三年。党国忧危，元气耗损，追溯西安之变的源头，都是我督教无方，防范不力所致。

（11）发动西安之变者，也有良知，十分后悔自己的轻妄之举动，无法追回与救赎自己的过失和给国家造成的损失。

（12）此次西安之变，南京中央中枢处理得当，党政军各方与全国国民同心一德，严肃地维护了国家纲纪，消弭了变局，使震惊世界之危机，经过蒋某和方方面面共同努力，才渡过了危机。

（13）遭此西安之变，重返国都南京，真有隔世之感。写此《西安事变半月记》，把叛部的种种事实写出来，把我（蒋介石）在困境中的艰苦而耐心细致的工作写出来，把各方面积极的处变工作写出来，以时刻反省自己、鞭策同仁，也弥补历史之缺。

整个《西安半月记》，是蒋介石和陈布雷共同商量、商讨写成的。西安事变在当时是震惊中外的大事件，蒋介石回到南京后，鉴于国内外对此事件的高度关注，他开始逐步重视这一问题。蒋介石对写此书很认真，陈布雷对写此书也很认真，因为要以第一当事人的经历，回答时代提出的无法回避的问题，所以才有反复修改的问题。陈布雷的思路，主要是回避了三个现实问题：一是1935年华北事变与一二·九运动之后，抗日是中国的第一位政治，内战则退居次要的地位。蒋介石看不到此点，一意孤行，逆历史潮流而动，自找变故；二是蒋介石长期重视嫡系，欺负旁系。当年九一八事变时期，就是蒋介石不让打，结果把东北三省丢掉。全国上下群情激愤、蒋介石让张学良背上不抗日的骂名，免去张学良职务，让张学良出国避避风头。张学良回国后，30万东北军又老挨蒋介石欺负，兵源损失不给补，粮饷经常遭克扣。对西北军也是如此。所以，是蒋介石逼部下“造反”。但这本《西安半月记》，经过前后数月的反复修改，还是蒙骗了很多世人。与蒋命陈布雷撰写《西安半月记》同时，宋美龄也写了《西安之变回忆录》。蒋之《西安半月记》侧重点在西安的过程，宋之《西安回忆录》侧重点在南京大员听到事变发生后的种种活动和各种“嘴脸”，“说谎”的共同地方都在“蒋介石被扣时”蒋介石与张学良、杨虎城的活动。蒋介石说假话“如何、如何教训张杨”；宋美龄说假话“怎么、怎么和风细雨”。因为具体的细节，张学良守口如瓶，杨虎城出国回来后遭监禁与杀害。中正书局出版《西安半月记》，畅销30余版，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党当局的“四大作品”

之一。

陈布雷在撰写和修改《西安半月记》期间，1937年2月15日到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汪精卫回国后，任国民党中政会主席。陈布雷向大会恳辞中政会副秘书长职务，获得会议批准。会议改选张群、曾仲鸣为中政会正、副秘书长，外交部长仍由王正廷担任。1937年春夏之间，陈布雷因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造成的伤病未好，随蒋介石往来于南京、上海、杭州、宁波四地之间，主仆二人过从甚好。5月，蒋介石回京任事，然陈布雷却劳累过度，以致成疾，遂留在杭州治病养病。1937年5月下旬，陈布雷回南京，继续治疗，旋去庐山，跟随蒋介石处理公务。

3.西安事变与蒋家的“红白喜事”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回乡养病三四个月时间，在家里办了两件事：一是办丧事，二是办喜事。办丧事，就是为他的哥哥蒋介卿办理丧事；办喜事，就是为儿子蒋经国补办婚礼。

当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浙江奉化溪口时，蒋介石的老家丰镐房上上下下，惊恐万状。当年的结发之妻毛福美吓得心惊胆战地到武山庙求签，传签上有“秀才出门，状元归家”的字句。当时不解，事后，被人解说成“秀才出门”是指蒋介卿出丧；“状元归家”，是指蒋氏父子平安归来。当年的溪口镇，都传说这个签灵得很。

西安事变的消息，穿过万水千山，传到远隔千里的蒋介石的老家，蒋介石的哥哥蒋介卿听到弟弟被捉这震撼的消息后，惊愕万分，恐惧过度，中风跌倒，不省人事，撒手人间。1936年12月26日，蒋介石回到南京。就在这一天，陈布雷收到由浙江省政府打来的急电：“省政府委员、杭州海关监督蒋介卿去世。”此时，陈布雷担心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腰部受伤，病体未愈，听到这不幸的消息必然要影响情绪，有损健康与不利康复，便没有马上把电报送上去，压在自己的办公桌抽屉里。之后的几天时间里，陈布雷愁眉不展，忧心忡忡。蒋介石发现陈布雷的神情异样，便问：“布雷先生，这几天你满面愁容，心中有什么事吗？”当下，陈布雷十分伤感，无奈地摇摇头，没有回蒋的问话。然后回到办公室，缓缓地拉开抽屉，取出电报递给蒋介石，说：“先生，请看！”蒋介石接过电报后，顿时愁眉紧锁，悲叹一声，狠狠地把电报往桌上一扔，痛苦万分地坐在沙发里，半天闷坐，一声不响。陈布雷赶忙上前劝慰了几句，蒋介石这才慢慢开口：“布雷先生，先通个电给浙江省政府，兄丧缓办，做临时入殓，停柩在家。”

蒋介石回到老家后，先给哥哥办丧事。蒋介石的老家溪口，是浙江省奉化县的一个山溪小镇，1927年蒋介石得志后改为溪口乡，1935年又改乡为镇，称为溪口镇，位于宁波西南40多公里。这里群山环抱，一条清澈见底的剡溪横穿全镇，武岭风光、雪窦古刹、千丈岩、三隐潭等名胜古迹众多，是个山清水秀的好地方。这里三分之二的人家都姓蒋，蒋介石自称“武岭蒋氏”。武岭又称武山，屏障全镇，是溪口的门户。按照蒋家的安排，把追悼蒋介卿的灵堂设在蒋家正中“报本堂”，治丧仪式十分隆重。蒋介石这天身穿白衣，夫人宋美龄身披黑服，其他家族人全都穿白袍，头上扎白布，侍从人员都佩戴黑袖章。蒋纬国和蒋介卿的两个儿子轮流守棂。这天，国民党中央的一些显要人物如林森、冯玉祥、居正、何应钦、俞飞鹏、朱家骅、阎锡山、吴稚晖、虞洽卿等，都前来溪口吊唁。追悼会由林森主祭，朱家骅读祭文。招待处设在武岭学校礼堂。在礼堂的正中央，悬挂着由陈布雷代笔的蒋介石的挽联和冯玉祥等高级官员的挽联。礼堂中摆了三张长桌子。林森、冯玉祥、居正等一些重量级人物，在礼堂的一间房内休息；各省市官员及海陆空一些军官坐在长桌两边；杜月笙、戴季陶等人坐在中间长桌。厅堂内挂满白幛，喇叭鼓乐吹奏不断，道场昼夜不停，附近村镇闻讯赶来丰镐房吃斋饭的人，络绎不绝，先后开过三次斋席，粗略估计总有二三百桌

。蒋介石就这样送走了他的兄长。

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对蒋介石的心灵造成了极大的惊骇。回到南京和溪口老家后，蒋介石前所未有的想念大儿子。于是先后写信给驻苏联大使邵力子、蒋廷黻等人，要他们劝勉蒋经国回国。蒋经国是蒋介石之元配夫人毛福梅亲生子。1925年蒋介石把15岁的儿子蒋经国，送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蒋经国在苏联一个重型机械厂工作期间，同一位女工芬娜结婚。1937年4月，蒋经国从海参崴乘轮船回国，妻子回到溪口后改名为蒋方良。伯父蒋介卿出殡不久，蒋经国偕夫人蒋方良从杭州回到溪口。

按照中国的风俗，蒋介石决定为儿子儿媳补办婚礼，采用中国老式办法。婚礼的礼堂设在蒋家老宅丰镐房大厅内，长方桌上披着绸布绣花台围，椅上也披着绣花绸布，红烛高照，香烟缭绕。“新郎官”蒋经国穿着青长袍黑色缎料团花大马褂，“新娘子”蒋方良穿着绣花大红褶袄袍，头戴凤冠霞帔，喜娘喜郎扶着新娘新郎缓步入堂。主婚人是蒋介石，司仪高唱，行礼如仪。首先是新郎新娘向站在堂中的母亲毛福梅磕头。母亲毛氏喜气盈盈，受礼后便退入后堂。接着，蒋介石和宋美龄站在堂中，新郎新娘向他们磕头。蒋介石满脸喜气，乐呵呵地点头，轻声说：“好！好！站起来，站起来！”蒋经国结婚的这一天，丰镐房内吹吹打打，奏中国古乐，演中国古戏，热闹非凡。蒋经国夫妇，仪容俊秀，举止大方。蒋介石宴请蒋氏家门亲友连续三天。当年的二夫人姚冶诚也带着蒋纬国从苏州赶来贺喜，还在天台国清寺做水陆道场，为蒋介石消灾祝福添寿，并赏该寺和尚每人袈裟一件。

1937年5月，办完哥哥的丧事和儿子的喜事后，蒋介石看着陈布雷，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4.陈布雷陪蒋介石华清池“怀旧”

西安事变后的第八年，蒋介石借视察西北防务之机，重回陕西西安临潼华清池“怀旧”，陈布雷、钱大钧随行。正是新烦旧恨，一齐涌上心头。

日本为统一亚洲太平洋战场，1944年4月，发起了从河南到广西的“大陆交通线战役”。战争首先在河南打响，5月底，日军攻克洛阳，西北告急。蒋介石无奈，于6月底率陈布雷、钱大钧侍从室一行赴西北，督促检查西北陕甘宁三省防务工作，宋美龄同行。蒋介石一行，先从重庆飞陕西汉中，与汉中行营主任李宗仁，及空军基地司令王叔铭见面，部署防务。之后，飞机飞甘肃天水，甘肃行营主任朱绍良从兰州赶来汇报工作。一天后，从天水飞西安。陕西省党政军要员程潜、熊斌、胡宗南等人到机场迎接。当晚，陈布雷与侍从室人员统统在西京招待所下榻，蒋介石、宋美龄到胡宗南行辕住宿。蒋介石在西安安排了四天工作。第五天，前往临潼华清池“怀旧”。蒋介石此次带陈布雷来西安，主要是为将来修订再版《西安事变半月记》时，有一个对西安临潼华清池的实地考察、了解与感知。所以，到了华清池之后，蒋介石让陈布雷不离他左右，反复讲读当年的“西安事变”。

汽车出西安向东行驶，蒋介石一行人的心头不由地都蒙上了一层阴影，八年前的往事历历在目。抵达临潼后，蒋宋两人住宿华清池。第二天天刚放亮，太阳尚未露面，也就是当年西安事变发生的时刻，宋美龄、陈布雷陪着蒋介石，在当年被捉的山腰伫立。此时，蒋介石用手指指这里，指指那里，向宋美龄、陈布雷回忆当年心惊胆战的一幕幕。宋美龄、陈布雷不清楚的地方，频频向蒋介石提问，速记员不停地记，蒋介石不断地回答宋陈二人的问话。蒋介石一面说话，一面频频地指点，忽然又频频摇首，那当年的一幕幕不堪回首。蒋介石、宋美龄、陈布雷站在蒋介石当年被捉的下面，侍从室主任钱大钧及熊斌、胡宗南等一批高级官员站在后面约三四十米的地方。蒋介石的脸上像蒙上一层霜，神情肃穆，大家知他此时心境不佳，都吓得默默无声，谈笑收敛。

蒋介石目视当年的房舍、亭台和山坡，对张学良涌起了无边的恨意，心里暗暗发誓：“张汉卿啊（张学良，字汉卿）、张汉卿，我一辈子都不会放过你！一辈子都不会放你出来。你关我12天，我要关你一生，让你一生失去自由。你走着瞧吧。”

过了一会儿，蒋介石抬头远眺北方，更是心情复杂，难以克制。想当年就是为了“剿共”来到此处，没想到华清池“翻船”。现如今，“共匪”尤在。三次反共行动，最终都没有成功；而且“共匪”东渡黄河，在山西、在太行山两侧、在华北大平原、在山东、在大江南北，遍地发展，局面越来越难以控制。何时方能扑灭日益壮大的“共匪”，是他心头大患。

当蒋介石极目东向的时候，更是愁绪丛生。日军从1944年4月17日夜开始进攻河南开封，只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6万日军就把驻扎在河南的30万国军打得稀巴烂，国军伤亡20万，失掉城池38座，河南大半沦陷。5月底，日军进攻湖南，平江、浏阳、沅江、宁乡、湘阴、长沙、株洲、鳢陵等地相继失守，目前正在进攻衡阳。战争啊，如此残酷无情。我的国军啊，什么时候能打胜仗？

蒋介石在临潼华清池“怀旧”，愁绪无解。眺望远方，放眼眼下和未来，“共匪”不知何时能扑灭，日军不知何时能战胜。“旧怨新烦”一齐涌上心头。

蒋介石仰望长天，长叹了一口怒气。转过身来，让陈布雷把站在30米开外的钱大钧叫到跟前，吩咐他俩：“准备回重庆吧！”

伟大的抗战事业，国共两党都需要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随着延安和重庆两个政治中心的形成，国共两党各使用了一批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而国共两党的领导人蒋介石与毛泽东，在用人上各有各的特色。

蒋介石喜欢用“报人”和大学校长。到重庆之后，他把20世纪20年代在上海办报小有成就的人都延揽到了自己麾下，陈布雷、潘公展、程沧波和张季鸾等人，担任他宣传方面的重要干将，职务都达到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国民党《中央日报》社长、总编、社论委员会主任级。职业是宣传抗日和对付共产党。大学校长方面，元老蔡元培是北京大学老校长、中宣部长王世杰是武汉大学校长、教育部长朱家骅是中山大学校长、程天放是浙江大学校长，只有张道藩不是大学校长出身。蒋介石用这两方面人才负责文化宣传教育工作。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毛泽东依据自己的文史哲特长，团结和使用了哲学、历史学和文学三方面的人才。哲学方面，毛泽东通过艾思奇、陈伯达、李达、何培元、张如心等人，推进延安的哲学教育与研究。历史学方面，他通过范文澜、郭沫若、吕振羽、何干之、尹达等人推进延安的史学研究与历史教育。文学音乐艺术方面，毛泽东通过冼星海、周扬、丁玲、艾青、柯仲平等一批人，推进延安和各根据地的文化事业。办报方面，他通过博古、吴亮平、杨松、陆定一、舒群和胡乔木等人去推进。

经过抗战初期的流亡，当重庆和延安逐步形成两个政治中心后，国共两党的文化事业，就是这一代“流亡人”唱“主角”的。论才华，各有千秋，而国民党又控制着整个国家的文化资源，但最后的结局，却是中国共产党赢了，国民党输了。究其原因，是国民党给人们的“灵魂归依”不对。

第三章 大时代的转弯处

一、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转折点

二、国共两党的“大西南作为”

三、国民党的历史转折点

第三章大时代的转弯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