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追赶南昌起义部队，教导团八月二日坐上大木船，与卢德铭任团长的警卫团一前一后，向南昌开去。此时，杨树淞已辞职，由二方面军参谋长谢膺白兼任教导团团长。卢德铭责任心强，在发现前方情况有变后，果断决定在黄石上岸。上岸时曾用号声联络教导团。可惜未能成功。
卢德铭在秋收起义中的表现虽然短暂，但他的责任心仍能够穿越时空，感动我们。在夏曦强令他离开部队后，他一方面尊重领导，一方面再次到请示上级，终于得以赶回部队。警卫团这个队伍来源更复杂的队伍，终于得以保存火种，当卢不幸过早牺牲时，毛泽东已赶到部队，使这支队伍始终不缺主心骨。而教导团，学员来源好，素质高，共产党花了大力气培养的种子队伍，最终大多学员被白白屠杀，原因之一就是没有碰到一个负责任的领导。教导团出来的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大多是及时脱离教导团，逃出虎口，才找到一线生机。教导团作为一个整体，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其领导人侯连瀛、副团长杨树淞，后来都转入国民党。
也就在此时，走投无路的落魄少年刘少卿在部队启程离开武汉之前，加入了进来——他最终在这支队伍中算幸运者了，他本来可以更幸运一些，参加卢德铭领导的警卫团，走上井冈山。
八月四日，教导团按原计划在九江靠岸，还没下船，就被张发奎的队伍逼迫缴械。船上的学员愤愤不平，有的偷偷地将枪栓扔到江里，但最终不得不缴枪上岸。张发奎模棱两可地安抚了一下，学员们不为所动，也无可奈何。他们随后被安排在露天宿营。陈伯钧正焦躁不已之时，刘梦笙突然把他叫到一个僻静之处，问他愿不愿冒险逃离这里，去找党，找南昌起义部队。陈马上表示同意。
这之后的情形，陈伯钧在他的文章中，说得足够生动了：
（八月五日）天将拂晓，我们一行七、八个人来到了江边，装做洗脸漱口。一个同志暗中找来一只小船。看看四周没有人注意，大家纵身跳入船舱，急忙忙离开江边，将小船摇到一个僻静的地方。大家在船上脱掉军衣，摘去军帽，算是伪装好了，随即拿上洗漱用具，弃船上岸而行。我们如沿南浔铁路南行，有被张发奎的警戒部队盘查扣留的危险，于是我们决定走小路，沿瑞昌、德安、永修，向南昌兼程前进。当时我们还不知道，起义部队已于八月五日全部离开南昌南下了。
天色大亮了。我们相互看看身上的装扮，未免担心起来：七、八个人一律光着头，由于长期戴军帽，晒太阳，额头上半截黑半截白，上身穿着军用衬衫，下穿短裤，脚穿一双黑皮鞋；这既不像老百姓，又不像学生，更不像个生意人，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我们是当兵的。大家立刻商议好：沿途如果遇到军警盘问，就说是在外地读书回家的学生，路上被散兵抢了，所以落得如此模样。当然，有经验的警察面前，还是瞒不过他们的眼睛的，好在这些人也是当差混饭，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处在兵荒马乱、遍地都是散兵游勇的局面下，也不敢怎样惹我们。
我们一路走，一路不断地打听消息。情况愈来愈不妙，张发奎的队伍已经进驻永修、南昌。南昌起义的革命武装，听说已经向抚州方向开拔了……张发奎到了南昌，我们是不能再去南昌的了；而到抚州的去路，又被张发奎的部队截断。怎么办呢？到哪里才能找到党，怎样才能赶上自己的部队呢？大家心里又焦急，又愁闷。同行的八个人中，除了一个汀州人，一个赣州人，其余六个都是四川人，人生地不熟，真是走投无路，一个个干瞪眼没得办法。最后，大家只好同意了那个赣州人的意见：向他的家乡走，找个落脚处；同时在路上继续打听南昌起义的消息。
大路上，车马骡轿络绎不绝，行人很多：有开小差的士兵，有辞职返乡的军官，也有发了洋财的贪官污吏……我们八个人夹杂其中，不顾疲劳地长途奔波。我们的决心是：一定要找到革命部队，一定要找到党！除此之外，我们再没有出路了。
这天，在去高安的途中，遇到一个身穿夏布长衫的人。他怀疑地看了我们一会儿，便照直走上前来，自我介绍说，他是黄埔军校第四期的老同学，根据我们身上的穿着（黄埔军校发的衣服从来都是一样的）以及额头上上白下黑的印子这种种迹象，看出了我们的真实身份，并问我们要往什么地方去。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好回避、隐瞒了。我们看看面前的陌生人，他虽然换了便衣，仍然感觉到他是一个军人，态度也很诚恳。于是我们就说出了真实来历。他听了以后，指点我们一条出路，要我们到高安县城去找共产党地方委员会的聂思琨同志。他留下了一个地址，就和我们分手了。
得到这条线索，我们的精神大为振奋，急忙赶到高安，顺利地找到了聂思琨同志。我们把从武汉出来的经过，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请他帮助我们想办法。他考虑以后，把我们六个四川同志编为一个临时支部；汀州和赣州的两个同志，因为离家乡不远，便让他们回家乡工作去了。
这是正是八月中旬。高安城里的气氛特别紧张，人心惶惶，到处散布着流言蜚语，街上张贴着国民党第六军十八师的条子，说他们的部队很快就要开到高安来了，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我们为此确实捏了一把汗，在城里整整躲了两天，不敢出头露面。后来才弄清楚了，这是国民党县政府搞的鬼。他们惧怕二十军（军长是贺龙同志）的独立团进驻高安，故意摆了个“迷魂阵”，虚张声势，企图借此阻止独立团进城。独立团一经查明真象，当即开进高安，把国民党县政府的官们抓了起来，缴了反动地方武装的枪。高安城雨过天晴，人们为革命军队的胜利欢欣鼓舞，奔走相告。我们几个人更是怀着激动的心情，由高安地方委员会正式介绍给独立团。我们这几个离群的孤“雁”，终于回到了党的怀抱，回到人民军队里来了。
刚加入教导团的刘少卿，也在他大概是党员的一个把兄弟的帮助下，离开教导团，到了十二师。后来又到了卢德铭率队参加秋收起义后，张发奎在叶剑英建议下重建的二方面军警卫团的三营（这个营的官兵大多同情共产党或本身就是党员）。
陈伯钧等人走后第二天，八月六日，郭化若曾来到九江，看到了许多无所事事的教导团学员兵。但马上杨树淞就通知他离开。郭也随后加入了南昌起义部队，又到苏联学习军事。古田会议前，郭来到了朱毛红军。
和陈伯钧一起在九江被缴械的“文书”陈毅，在没有兵权的情况下，也只能束手无策。他曾在四号晚，就是陈伯钧等人商议逃走对策的时候，召集部分党员开会，决定，暴露身份的党员，一可以南下追赶南昌起义部队，也可以回到农村，开展斗争，没有暴露身份的党员，可以继续留在教导团。六日，陈毅同肖劲一起，离开了教导团，赶往南昌。一心追赶南昌起义部队的陈伯钧等人并没有与其同行，当时在教导团的无论是陈伯钧还是罗瑞卿、刘少卿等等，后来都没有在回忆中提到陈毅当时在教导团的活动。看来，在当时人心浮动，白色恐怖日益严重的局势下，即使是豪爽的陈毅，也在同人接触的时候倍加小心——就像刘梦笙联络陈伯钧一样小心。
我猜测，八十多年前，如果不是刘梦笙来联络，陈伯钧说不定也会被这一群脱逃的同乡好友丢下了，一来陈伯钧年龄太小。当时还不到17岁，而王良、徐彥刚、刘雪程等都已上了二十岁。他舍得抛开一切，投身革命吗？他吃得了苦，受得了罪吗？而且他的家境相对优越，好几个哥哥都在四川军阀的部队中服役。这几个哥哥才给陈伯钧发来了催他回家的电报。虽然陈在征讨夏斗寅的战斗中表现勇敢，火线入党，但他的热情能持久吗？
很可能徐彥刚等人在邀约刘梦笙时，刘坚持不肯舍弃与自己多年来的好兄弟。领袖如汪精卫，导师如施存统，都已和昨天判若两人，领导、战友，以及他们自己，都要在刀光血影中一个个被审视，被考验。当时还不是党员的罗瑞卿就落了单，无奈之下，返回武汉。不仅没有同组织联系上，还染上了重病，无钱医治，差点丢了性命。几番辗转，在上海凭一个不清不楚的党员证明，终于在古田会议前加入朱毛红军。但他的党籍问题还是留下了隐患。文革期间被严厉追究。陈伯钧也被找到追问这一问题。陈只能如实回答：“在军校时，没有与罗在一起有过党组织生活活动。”根据罗的回忆，他们是到了红军后才认识的。
程子华已经是党员，但他同罗瑞卿一样迷茫。一天早饭后，他问连里党的负责人今后怎么办。对方无以为答，看来程和这位负责人也都没有参加陈毅临走时召开的会议。程子华与陈伯钧徐彥刚等一样，不愿白白地等死，自行离开教导团。他先后到了汉口，上海，找到组织，被派往贺叶部队，赶到那里时贺叶部队可能已经溃散。
教导团怎么样了？在离开时武汉，在九江被扣时，心思比较活点、有点去处，都想办法离开了教导团。但毕竟相当多的人一时无处可走，或还下不了决心。前面说过，当时的团长后来转向了国民党，不是个坚定的领导者。但留下的人们，也心思各异，没有主心骨。此时，有一个人站了出来。他就是陈毅的同乡，黄埔四期生，教导团国民党党部负责人，一连连长叶镛。他当时没入党，但党团部其他成员大都是共产党员。在动荡的局势面前，他受这些党员（唐维、甘理真、陆更夫）的影响，受到自己矢志追求的理想的感召，在许多人不辞而别，许多人翻脸一变的时候，站到了共产党的一边，尽力做好留下的党员和战士的安抚团结工作。
教导团被扣九江期间，叶剑英利用军阀间的矛盾，和自己在旧军队中的人脉和威望，说动张发奎将教导团并入第四军军官教导团，自己兼任团长，并设法把教导团的武器要了回来。
教导团继续随第四军南下广东，到达韶关时，叶剑英因事他往，该团突然又接到张发奎要全团交出武器的电令。原来，有右派“孙文主义”分子告秘，教导团内有人议论“南昌起义”的意义。在此情况下，叶镛和唐维等召集紧急会议，决定为了保存力量，暂时交出武器，继续随军南下。会后分头劝导，帮助学员们克服抗拒缴械及宣布起义等盲干思想，避免了无谓的牺牲，从而保存了教导团的革命力量。教导团开抵广州后，进驻市郊四标营，进行整顿。叶剑英此时再向第四军军长黄琪翔做工作，加上此时，张发奎急需力量同李济深抗衡，黄琪翔在一九二七年十月下旬将枪支发还了教导团，但每支枪只配了五发子弹。
这时，程子华也流落到了广州，在李济深“宁肯错杀一千，不错放一个”的地盘上，他只好借老乡的关系，在李的第八路军总指挥部特务营栖身。没想到一天大广州大街上，又碰到了胸带“教导团”胸章的战友。得知教导团被叶剑英保全下来，他立即要求归队。他回三连驻地拿行李时，正好当晚李济深的总指挥部开赴韶关，他只好随队去了韶关。十几天后，才抓住演习的机会，开小差回到教导团，赶上了广州起义。
最终，叶镛担任教导团一营营长，镇压了反动的代理团长，率部参加了张太雷等人领导的广州起义。
广州起义27年12月11日凌晨发动，13日晚就已撤出广州。从这个起始时间就可以看出，一切都是在混乱和匆忙中进行的。许多队伍、革命组织、革命群众都没有得到及时通知，之后被报复屠杀的党员和群众达几千人。这中间，最让人心痛的，是游曦带领的一队女兵。当初，在武汉出发时，曾做出决定遣散教导团女兵，游曦等人坚决革命，决不离开，最终三十多人被安排在教导团。在广州起义的战斗中，女兵们没有接到撤退命令，与敌人巷战至最后一人。她们死后，敌人用了最残酷下流的手段，侮辱了她们的尸首。这些兽行，当时拍摄了大量的照片，保存至今。但我相信，大多数人看了一遍，一眼，就不忍再看。
在教导团来去匆匆的刘少卿随所在的警卫团三营，在火线镇压了反动军官后，同教导团一起参加了起义。撤出广州后，军心不稳，除一部分最终同教导团等大部队汇合外，包括他在内相当多的一部分的队伍，以及部分特务营的队伍，被一些反水的群众和民团缴械，最终被押解到原广东省农民协会驻地。
成百上千的官兵，一批批绑到较场上跪下，被机枪扫射。尸首遍野，挂满了电线杆。刘少卿在生死关头，被好心人提醒，虚报自己年龄只有十四岁，躲过了黄琪翔主持了大屠杀。他眼看着自己的战友们一批批被处决，一道追魂的号音响过，就是一次扫射。
12月16日，教导团、警卫团、特务营和工人赤卫队保存下来的队伍共一千余人，在花县改编为工农红军第四师，由叶镛任师长，袁裕任党代表，王侃予任政治部主任，唐维任党的师委书记。最终，四师退往东江地区，在中共东江特委和彭湃、董朗等领导开展斗争。
红军在东江的行动，半年就失败了。叶镛身患虐疾，隐蔽时被敌人搜出，被杀害。其他领导人也大多牺牲。他之后的红四师师长是徐向前，此时这个师只有一、二百人了。在错误的战略下，纵是盖世的名将，也回天无力。
以教导团人员为主体的红四师在东江为什么失败，怎么失败的？
看看徐向前元帅的回忆：
那时地方党不晓得建设和加强主力红军。地方主义、宗派思想比较严重。外来的红军是一摊，本乡本土的地方武装是一摊，泾渭分明，井水不犯河水。红军打一个少一个，没有补充来源。人牺牲后，枪就被拿到地方上去武装赤卫队。红军越打越少，越打越弱，地方武装当然也发展不起来。
其实，对教导团学员的这样使用，不只有宗派思想的原因，也有左倾思潮的影响。这些学员的出身成份普遍较高，在左倾思想影响下，他们不被信任。曾花了大力气培养的人才，国民党两次缴械和屠杀的幸存者，本来应该当成种子、骨干，发挥应有的作用，只被当成普通士兵冲锋陷阵，一次作战，就减员一批，又从无补充。而上级的军事指导思想更是左倾蛮干，视上山打游击为逃跑主义。
周恩来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关于湘鄂西苏区发展的几个问题》中指出：一是参加广州起义的教导团几百学生退到海陆丰，没有把他们当作干部来使用，而把他们编到第四师去当兵，后来绝大多数在作战中牺牲了；二是由于那里无产阶级领导的思想没有展开，由于领导上还带有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气味的缘故。关于没有把教导团学生当作干部使用，周恩来同志认为这与当时广东省委一些领导同志排斥知识分子有关。
对比同一时间毛泽东领导军队在井冈山的做法，这里的失败原因是非常明显的。毛泽东派陈伯钧等开办教导队，到陈伯钧误杀吕赤，被毛救下，正是广州起义部队开往东江之初。那时，余洒度、苏先骏等有资历的军人，老黄埔，大多看不上毛的领导，和毛所选择的道路，先后离开。陈伯钧这样的刚毕业的军校生，被毛当做宝贝一样，推上讲台，当了教师，指导大多出身农民的学员。当时，教导队里，不要说普通学员，张令彬这样的小队长都没有一般的军事常识。无论毛泽东同陈伯钧有多么深的个人情谊，他刀下留人主要原因，应该就如他劝说士兵委员会的话：黄埔生本来就少，错杀了一个，还要再赔进一个？
叶剑英晚年回忆：教导团是很好的队伍。到了海陆丰，一个兵就是一个兵，如果调到湖南，一个兵可以当一个连长。后来到江西时，毛主席知道教导团的情况后说：呀！可惜了，一千多人，到这里来就好了。
徐向前回忆：东江游击战最后时期，“人越搞越少，有的是战斗中牺牲的，有的是被敌人抓住杀掉的，有的是病死的，有的是负伤没药治疗死去的，有的是活活饿死的，有的是被山洪爆发卷走的”。二九年初，广东省委最终决定，最后这批人撤出，结束了东江游击战争。此时队伍只剩几十人。
星星之火，终要燎原。东江的幸存者，有后来在四方面军建立不朽业绩的徐向前元帅，有程子华，张赤男。他们在一再的惨败后没有沉沦，回到家乡，奔向新的农村根据地，或被派到白军中，再次点燃了农运、兵运的火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