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1933年秋，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在一意孤行、以卵击石的指导思想下开始了。11月13日，一向关心时事的陈伯钧得到了迟到二十天的令人振奋的“旧闻”：红四方面军打败刘存厚，解放了他的家乡绥定（今达州）。达州是李先念指挥陈锡联等部攻克的，陈家有田地，有粮仓，有长工，有酒铺；陈伯钧是红军高级将领，但他有三个哥哥在川军任中级军官，参与了同红四方面军和后来各路长征红军的作战。红四方面军没有难为陈家，真是同陈伯钧有缘——朱林两位元帅家里可都是被四方面军打过土豪的。
不知陈伯钧意识到没有，其实他已同一些四方面军将领有了交情。川东游击队的创始人王维舟是陈家的旧交，当年袁世凯黄袍加身之时，王维舟和陈的远房叔父陈荫槐一起发起武装，反对帝制。李中权将军不仅是同乡，也认识陈的弟弟。
到第二年秋天，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败局已定，陈伯钧日记中，五军团十三师的情况是这样的：部队天天都在作战，战线在一步步后撤，苏区不断缩小。吃不饱，也没有盐，衣不蔽体，有部队曾因拖欠草鞋费而闹事；干部伤亡和撤换频繁，用他后来的话讲，三个月就换一批；逃亡现象严重——他任师长的十三师里营级干部叛逃不止一起，9月份十三师共减员1800人。他在战斗间隙写出了意见书交上去，换来的是蛮横的责难，被令多次检讨。唯其如此，四方面军取得了万源保卫战胜利，大败刘湘的消息，带给他的肯定不只是振奋和喜悦。见识一下这支解放了自己家乡，并在自己家乡取得了空前发展的兄弟部队，与他们并肩杀敌，是这位性情中人的愿望。
血泪满征程
陈伯钧长征时期日记本的封面上，是“一部血泪史”五个大字。五次反围剿失利的无数艰难困苦，血战湘江的生死考验，都不曾让他落泪。他长征中的眼泪，流下的泪，生咽下的泪，大多在四方面军。
长征半程之后，中央红军开始力求同四方面军会合。不独陈伯钧，上到中央领导，下到基层指战员，对四方面军的敬佩、依重，是共同的。陈所在的五军团，34师在湘江之战中全部损失，之后五军团司令部和十三师师部合并，陈由师长改任军团参谋长。张宗逊、李聚奎等情况类似。部队严重损失后缩编，干部尤其军事主官闲置，一四方面军会师后，这几人一起到四方面军担任军参谋长。
在两军汇合之初，陈去四方面军前，曾指挥五军团部队与四方面军九军的教导队共同作战，取得胜利。但“九军教导队不分阶级，乱杀平民十余人，这是此次战斗中最大错误与缺点。”陈伯钧一向很抓部队的群众纪律，决不手软。在中央苏区时，他曾率部队接防三军团营地，发现当地市面情况和居民生活就像不曾有过军队来过一样，深为感动。陈的哥哥也对四方面军有类似的意见，几年后来延安看他时，在饭桌上直接向毛泽东提了出来，慌得陈用手在桌面下使劲拽哥哥的衣服。
这次作战后不久，他就去九军当参谋长。他没有去九军司令部，而是被就近派往27师，在抚边一带警戒、作战，主要受军委总部直接指挥。在此期间，他认识了老乡李中权将军，得到了家乡久违的消息。8月19日，他率队到达大藏寺红军总部。他向朱德总司令，和初次见面的张国焘总政委汇报工作，还同张国焘讨论与刘湘的川军作战问题——陈兄弟六人有五人从军，除了他之外，四个哥哥干过川军。在总部他看到了沙窝会议通过的中央政治局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政治形势与目前任务的决议案。他也同朱良才、李井泉谈论了一四方面军汇合后的一些问题，两军的矛盾是会渐渐化解，还是失控恶化？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能得到贯彻吗？红军的命运如何？他们这些外来干部能在四方面军起到应有的作用吗？这些问题困扰着陈伯钧。
一周以后，陈随总部行至查理寺，右路军攻占班佑的消息传来，总朱司令当即率五军向班佑进军，安排陈驻守原地维护联络交通。陈伯钧再次仔细阅读了沙窝决议。在查理寺，陈与曾传六性格投缘，相处愉快。他出馍，曾出鱼，享受了一次长征路上少有的人间美味。9月5日中午，九军政委陈海松致信陈伯钧询问墨洼到班佑的道路情况，这应该是准备北上。晚上，陈海松又来一信，情况就变了一——总部、五军、三十军、二十五师被葛曲河所阻，将折转阿坝。第二天，陈带着船工会赶到中阿坝九军司令部，才得知张国焘同党中央在北上南下问题上争执得差不多翻脸了！
九军参谋长陈伯钧就是这样第一次来到军司令部，见到了年轻的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海松。陈伯钧马上与参谋们见面，准备开办参谋训练班。张国焘和孙军长、陈政委等人却毫无顾忌地在他面前批判指责中央红军，让陈伯钧痛苦不堪，难以立足。“是夜静思，痛澈肺腑，以致暗泣。有生以来，伤心事，莫过于斯。”
9月8日，陈伯钧找到张国焘，正面抗议，“说到痛切处，十分激愤！人生至此，其何以堪？我深感部分同志观点之不正确，立场之不对头，无中生有，言之过度，互相猜忌，隔膜日深！既不坦白承认错误，又不以快刀斩乱麻手段，迅速解决各种纠纷，假敌人以间隙，置自身于危局！血性男儿、忠勇同志，闻听之下，能不为之痛心疾首？”陈伯钧要求张国焘给予及时答复，采取有力的措施，按组织原则处理问题。张装模作样地敷衍，转身就给詹才芳发电，下令扣留军委纵队。
此时的红军总部一片混乱，打人，抢东西，不一而足，两军会合后积累、掩盖、回避的矛盾瞬时暴露和恶化。中央率一三军团单独北上后，九军军长孙玉清和政委陈海松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宣扬两军纠纷和党内斗争。这次陈伯钧没有发作或抗议，他已在刘伯承的劝说下冷静下来，知道眼前的形势不能心急鲁莽，授人以柄。他一边按原计划准备参谋培训工作，一边打报告要求调动工作。
9月13日，张国焘召开党员活动分子会议，会场外挂着大幅标语：“反对毛、周、张、博北上逃跑”。陈伯钧在会场外等了一上午，求见张国焘，要求调动工作，被不置可否地打发回去。当晚，他再次去总部，就遭到了王树声等人围攻质问：“此次中政局，一、三军北进问题，五次围剿及突围问题，提拔工农干部问题，目前中央领导的改造问题。”陈伯钧口才很好，问什么答什么，只有另立中央问题，无论如何他不表态。四方面军干部大多年轻气盛，憋着劲要找机会收拾他的一定不乏其人。最终张国焘免了他的职务，让他暂时回总部反省。第二天，当他要办理离职手续时，孙玉清军长来信，要求他交还九军的东西。而九军司令部的传令兵，就更不客气了，强行抢走他的行李，拉走他从五军团带来的马匹。他说理不通，找孙军长，孙不出面，最终只身离开，到总部评理。张国焘阴一套阳一套，几经交涉，只给了一匹没鞍的瘦骡子，他的警卫员被打。陈想起曾传六，写信求援。曾传六这位四方面军肃反要员一定心中权衡了一番，最后送了他一匹“勉强可骑”的骡子。
张国焘给他没鞍的骡子那天，下令让他去红大工作。个人的荣辱升迁从没有压倒过他的责任心和使命感：他马上收集书籍，准备课程，还向自己的老部队五军团要来四只羊和几斤酥油，用来给学生补充营养；他悄悄打听一、三军团的消息，得知他们北上已到达哈达铺（大概是向他的老部下，作战局长曹里怀打听的），深感欣慰和思念；遇见原本只是相识并无深交的来自一方面军的电台负责人袁光，他关切地叮嘱对方不要莽撞，耐心等待机会。
张国焘的新“中央”成立了，气焰更加张狂。原一方面军的战友，有的成了新的“中央委员”，有的受到了比他遭遇的更严酷的迫害和侮辱，曾带头批斗陈伯钧的王树声，当着朱总司令的面打彭绍辉耳光。
好不容易才到手的骡子才半个月就让藏族反动土匪杀了，一直跟着他的从五军团带来的挑夫在筹粮过程中遇害。阿坝草原的九十月份，时雨，时雪，时而冰雹。在恶劣的天气下，在为了生存到处找粮之余，在行军的间隙，他给学员讲授各种军事课程，组织演习。
下面两首诗都是他当时所写，写尽了他心中的孤独和苦楚。
夜来北风起，
大地全变色。
朔方夷民居，
八月就飞雪；
北望奔波者，
衣食现可缺！？
南视平夷地，
捷音何时得！？
悲我孤独身，
深锁漠之野！
嗟彼太上苍，
何时现日月？
9月30日
来时草正青，
忽尔遍地金！朔风时怒吼，
银霜更加身，
夜月照雪地，
牧马五更尺！
草木本弱质，
何能胜此任？
憔悴形于色，
精髓取之尽，
何时甘露降,
青上更加青！
10月13日
秋日的阿坝也有醉人的美景。满天星斗之夜，他纵情高歌，一曲又一曲，向无边的旷野和苍穹吐尽心中的郁气。
南下的四方面军最初曾连克天全、芦山等县，取得不小的胜利，陈伯钧同样受到鼓舞，但他头脑保持冷静，再一次为四方面军忽视群众纪律的现象感到担忧。
1935年11月3日，他在日记中写到：“松岗附近，群众多在家。这是我卅二军驻此两月之工作成绩，卓木碉以上地区则完全两样。由此即可看出，政治工作与对少数民族政策之恰当与否，则工作成绩亦会因之而异。”
这时红大改编为中级干部队，他打报告要求上前线，未被批准。
11月7日开始，到翌年2月底，陈每天的日记都是片语只言。在这前后，都发生过什么？
百丈决战，我军失利，被迫转入西康；他本人身染重病，曾经一天内从担架上摔落3次，就这样也被人指责为“患政治病”；老部队五军团（两军会合时已改为五军）被重编，老领导董振堂处境艰难；龙潭三杰之一的胡底被曾传六奉张国焘之命从五军团抓走，之后由于体弱跟不上行军，被秘密杀害；红军大学举行阅兵式，参谋长李特当着全体受阅人员的面辱骂反对张国焘分裂行径的张宗逊。
形势不由人，失利后的四方面军踏上了北上之路。陈伯钧被重新起用，任四军参谋长，军长许世友，政委王建安，政治部主任洪学智。翻过党岭雪山后，许调任骑兵司令，王宏坤继任军长。为了等待与二、六军团会合，部队在瞻化一带停留，打粮、与藏族上层的统一战线成为主要任务。陈伯钧尽职尽责地工作，但内心对张国焘热衷非常的少数民族苏维埃政府不抱希望。曹里怀、张宗逊等来自一方面军的战友已经由于传播议论中央红军的消息背了处分，他不予理会，继续想尽办法打听北上红军的消息。直罗镇之战，东征的发动和结束，牵动他的心；日寇在华北的暴行，更令他寝食难安。
终于，张国焘取消了不得人心的伪中央，二、六军团也一天比一天靠近。两军会合之际，陈伯钧给刘伯承写信，要求调离四方面军。其实，与在九军时不同，他在四军期间，与许世友、王宏坤、洪学智及许多其他四军干部相处愉快，四军干部何辉燕整个抗战期间都在从事军事教育工作，陈伯钧多次苦口婆心的劝说就是重要原因之一——当然，我想他和陈伯钧一样，个人的升迁多少受到影响。
二四方面军会合前夕，张国焘连续召开锁口会议，禁止透露另立中央内情。曾在长征周年之际在日记中写下“在这一年中，我们奔走了七、八个省，经过了千山万水；历尽人间辛苦；始安抵川中。但是这些血汗换得的究竟是什么呢？真不堪设想！午夜静思，能不泪下！……可怜我大好男儿，岁月就这样逝去”的陈伯钧，心中的期盼，振奋，是什么也不能阻拦和恐吓的。六军团是来自井冈山区的子弟兵，肖克是井冈山上就共同战斗的老战友，机会来了！他的命运，红军的命运，一定可以扭转！
1936年6月4日，肖克王震率六军团与32军会合，32军送来了急需的各种物资，也有人按照锁口会议的要求，多方拉拢。两周后，陈伯钧见到了肖克和王震，他连续两个晚上与肖王谈到深夜，尽述北上南下的是非曲直。这场争夺人心的对抗，一方是陈伯钧，一方，是率工作组到六军团散发《干部必读》，宣传张国焘，批判毛泽东的曾传六，以及多年的老战友罗炳辉、刘型。初次见面的王震痛快地支持陈伯钧的观点，始终没有被张国焘拉拢；井冈山战友肖克不为所动，直到一周后见到朱总司令，才改变立场。
7月3日，陈接到命令，调任六军团军团长。当晚，他“深夜不眠，精神兴奋”。
8月2日，陈伯钧率部来到葛曲河边，张国焘当初就是以此河过深为由，拒绝北上。如今葛曲河就在眼前，即不深也不急，两岸遍布森林，架桥造船方便。想到上万红军将士的无谓损失，前后一年大好时光的浪费，陈伯钧恨从心升，难以平静。
9月，张国焘破坏静会战役计划，置二方面军于危地。陈伯钧与二方面军其他领导人一起，联名抗议规劝；抢渡渭河，苦战胡宗南部，终于，在长征出发二周年之际，与一方面军会师。人生总相逢1937年春天，西路军最终失败之后，党中央在各路红军中开展了反张国焘主义运动。陈伯钧正率六军团驻守流曲镇，他当然衷心拥护。运动越演越烈，终于传来难以置信的消息：一些红四方面军高级将领密谋托枪逃跑，被破获后分别判了徒刑。许世友、洪学智、詹才芳……不少熟人呀！是真的吗？陈深知张国焘在四方面军的威权和影响，深受两军分裂内讧之苦，对红四方面军不注重群众纪律和群众政策痛心不已，但他同样见证过四方面军将士的前赴后继，浴血奋战。
几个月后的9月25日，陈伯钧在延安抗大见到了王树声、许世友、詹才芳等人。此时的陈伯钧，是八路军最年轻的旅长，他分别十多年的哥哥来看望他，在延安受到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众多领导人和各届朋友的热情招待。王许等人，在毛泽东意识到并着手纠正对四方面干部的过火斗争之后，被解除了监禁，但走在延安的街上，恐怕还是很有点灰溜溜的。心境大异的双方简短而客气地互致问候。
他们一定都想到了西路军中的战友。曾与他长期共事，稳重厚道的董振堂、曾日山，和刚见面几天，就因年轻气盛，听信张国焘的挑拨，整得陈伯钧无法立足的孙玉清、陈海松，都壮烈地牺牲了。五军团是他参加革命后任职最久的部队，他在这支部队中，赢得了二级红星奖章和“铁屁股”的外号；九军更是四方面军的响当当的主力，战绩辉煌，他没在九军遇到一个像样的战役，就在没有起码工作条件，连自己的警卫员都不能保护的情况下，愤然离开了。两支部队都永远消失在西去的路上。
虽然未能深谈，一生反感墙头草作为的陈伯钧没有落井下石或报复解恨的言行和心态。1938年4月，陈伯钧来到抗大担任训练部长，许世友是校务部副部长，两人共事了几个月。陈办军校可说是得心应手，而让许干校务，在当时的环境下，算得上折磨。许走门路，被毛泽东派往前线。陈伯钧参加了欢送许世友王建安上前线的送行宴，心里五味杂陈——当初毛泽东可是答应过他，学习四个月后就可以上前线，如今都一年多了，现在毛泽东给抗大教职员的口号是“死在延安，埋在清凉山”！
许世友与陈伯钧结下了深厚的情意，曾对陈的夫人说“伯钧好，不整人”。抗大时期是许世友一生中最背的阶段之一，整他的，不整他的，他都记住了。
1938年底，陈伯钧任抗大二分校校长，率队千里远征，从延安开到晋察冀办学。詹才芳同行，是学校的大队长。詹与地方干部杨静相恋，希望早日结合，并将杨调到二分校，而领导要考察一个时期，不能马上批准，双方闹得不太愉快。1940年3月8日一早，陈伯钧还没起床，詹才芳就找上门来。陈伯钧耐心地听取詹的情况，解释学校的看法和政策，为什么要对杨进行考察，希望詹才芳起到模范作用，最终说服了詹才芳。老资格的詹才芳非常识大体，当年冬天才同杨静结婚，此时陈伯钧已率晋察冀七大代表团回延。
陈回延路上遇到埋伏，受了损失，因此领了处分。陈在二分校的工作本来非常愉快，受到师生的拥戴。他受处分的消息传回晋察冀，一些人开始向上级汇报陈的种种不是。陈的妻子当时还在二分校，深受压力，写信劝他不要到远离中央的地方做独立负责的工作。詹才芳则关心地写信问候，碍于条件陈没有回信，几年后詹再次辗转来信——两封信都是简单的问候。对于受处分时曾难过得有轻生之念，以后又降了半级到385旅当副旅长的陈伯钧，又岂止是问候。
陈伯钧到延安后，在军政大学任副教育长。1941年9月，军政大学正准备分家，成立军事和政治学院，陈被预定到时负责军事学院的日常工作。曾传六手持谭政的介绍信，向陈伯钧报到，来担任校务处处长。陈伯钧马上热情地留曾吃饭，介绍情况，就像当年那些刻骨铭心的波折不曾发生。在张国焘当权时负责保卫肃反工作的曾传六，西路军失败后，历经千难万险，到达新疆；严酷的事实，黄火青的反复劝说，让他痛苦地思索，长久地一言不发。曾当过张国焘的“政治局委员”，批判张国焘路线的时候，肯定受到过严厉追究。
曾传六对陈伯钧表示有信心克服困难，搞好工作。正是抗战最为艰苦之时，学校必需的费用，上级要么迟迟不批，要么批了迟迟领不到；偶尔领到，即将分别负责军事学院和政治学院的陈伯钧和张如心也各执一词，争得大伤感情。曾传六努力支持陈伯钧的工作，陈伯钧冲动之下脾气发作，与同事关系搞僵时，及时出面化解。42年春天，陈曾二人差不多一起离开了开办不久的军事学院，到党校学习。陈是不耐烦处理高干队分队纠纷，曾传六怕是因为无米之炊实在做不下去了，后来的经历证明他是经济工作的一把好手。
1942年10月，陈伯钧出任385旅副旅长，在延安连续参加高干会议后，43年春天赴陇东上任。按高干会精神，在385旅开展了反军阀主义倾向的运动。
这个运动的背景是抗战相持阶段，根据地经济困难，军队和地方政府关系紧张，一些部队有不尊重地方政府的现象。运动开始后，一、四方面军历史遗留矛盾就暴露、掺杂进来，一些干部不满来自一方面军的旅领导对四方面军的歧视。当时中央已经比较重视慎重公正对待四方面军干部的问题，原385旅主要干部，除老旅长王维舟以外，后来全部换人。385旅部分来自原四方面军第四军，陈当过四军参谋长；部分来自五军团，他更是熟悉；王维舟又是他的同乡长辈，这些可能是中央调他来的原因。
军队和地方政府之间，军民之间出现矛盾时，首先对手握枪杆子的军队严格要求，是有道理的，也是一贯的做法。但这场运动显然过火了，干部的调整处理过于简单化，难以真正摆平旧有矛盾，还会滋生新的问题。这个大背景不是陈伯钧能左右的。他到任后生产、练兵任务繁重，还要完成上级对运动的要求。他花了很大精力，深入调查研究，与各级干部谈心，为平衡各方关系大费周章。他处事明显比以前小心，但效果如何，真的很难说。整风、审干接踵而来，某些极左的做法，和历史积留矛盾纠结在一起，770团团长张才千心升抵触，要求去延安学习，很让旅领导班子尴尬。44年9月他到延安开会，听到传闻，上级准备再次调整旅领导班子，提拔原四方面军干部，他做好了离职学习，为人让路的思想准备。没想到，很快有了新的消息，770团将要出动，“到老蒋所失掉之土地上创建新的抗日根据地”。出动的部队一片欢腾，留守的人们军心浮动。张才千一反颓态，再不提学习的事情；陈伯钧呢，385旅副旅长一直干到抗战胜利。
1945年12月，陈伯钧率一批延安干部奔赴东北，到达承德后火车不通，就地担任冀东军区司令员。久违的詹才芳率冀东纵队赶来，担任他的副手，一同参加了第一次承德保卫战。当时战况紧急，隆冬时节，许多战士鞋袜都不齐，远道赶来，匆忙上阵，初战结果不尽如人意。肖克对冀东部队提出了批评，让詹才芳非常不快。正在此时叶剑英来电，调陈伯钧到军调部工作，陈詹结束了短暂的合作。
陈伯钧新岗位（军调部第11工作小组中共代表）的工作与仍与詹才芳关系密切，他负责调停的就是承德热河地区。可惜，陈伯钧的一个失误让詹才芳功败垂成，丢了一个到手的果子。当时詹才芳统一指挥多路部队，在桲椤树地区攻击敌五师。此战敌人挑衅在先，我军有理；
合围已经成攻，我军也有利。
2月27日夜，陈和军调小组收到冀察热辽军区紧急调停要求，非常着急，3月1日仓促签订党坝协议。协议没有大问题，共四条，只是要求大石桥、五十家子、小寺沟的国民党军队撤回原防地的第三条没有规定时间；可惜执行之时，陈防人之心不够，没有监督国民党军队的撤退，又不经军区或前线指挥员，直接给二旅下令撤围，给敌人钻了空子。之后陈伯钧又签订的叶柏寿协定、凌南协定，明显对我军不利，好在没有实际执行。陈因此被调离，我们在肖克、程子华、李聚奎等的回忆录里都能读到对他的指责，但我没有见到最有理由对他不满的詹才芳的有关回忆。
1949年4月30日，陈伯钧在信阳鸡公山十二兵团司令部接到东北野战军改编为四野后的干部配备命令。他本人是十二兵团第一副司令和45军军长，詹才芳是46军军长。陈认为：“一般说这种配备是公平的，但詹才芳不知何故未予照顾”。
一周后，王树声和王宏坤一起来到兵团司令部，商议渡江作战事宜。陈在日记中称呼二人树声、宏坤，对心存芥蒂的人不会这样。他和王宏坤夫妇一直关系良好，在四军，王当军长，他当参谋长；在抗大，他是台上的教师，王是台下的学生。和王树声，也无心计较当年的恩怨——全国胜利指日可待，四方面军的发源地，王树声和王宏坤的家乡，将被他们共同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