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了一篇文章，讲到六十年代中苏关系恶化后，中央下令给当时的第三机械工业部，测绘和仿制苏制安-12飞机。
一架安12飞机被彻底分解了，众多的工程技术人员把拆下来的成千上万的零部件一个一个地测量，重新画图，计算，分析，最后在图纸和技术报告上复原了这架飞机。在此过程中，技术人员认为原由的许多设计“傻大黑粗”。比如有的零件不需要做的这么笨重厚实，完全可以省下材料和空间去带更多的有效载重（货物，燃油或人员）。绝大部分人员认为在重新制造时应该完善和改进那些不合理的设计。
这件事情最后上报到毛泽东。他批了三个字：写正楷。
宋任穷的回忆录中，也提到，大跃进时，不少人头脑发热，在原子弹的研发过程中，要对苏联提供的设计和设备进行革新改造。赞成和反对两方争论不下，他汇报到毛泽东那里，毛表示，先学写正楷，再学写行书，然后再练草书。
1957年6月28日彭德怀视察南京军区工作给中央和军委的报告中提到：“在战术演习中，除了注意到一般地形条件下的攻防战术外，很少针对我国大部分沿海地区山地多、河流多、水田多的特点，忽视了我军长期在复杂地形条件下所采用渗透、穿插、迂回、包围等战术活动，把大部分演习都设想在一般起伏地带，都设想为大规模的正面攻防战。”陈伯钧曾参与我军建国初期多次重要军事演习的工作，58年前长期在南京军事学院任职，彭总批评的做法，我想他是有相当责任的。“一般起伏地带”“，大规模的正面攻防战”让人想到了苏联的地貌和卫国战争。这里面，肯定有苏军的影响。
中国革命的宝地是崇山峻岭，深山老林，井冈山斗争的元老陈伯钧不会不知道。前文引用过陈伯钧在抗战时期在刺杀训练上的观点（着重抓好基本动作，打好基础再训练连贯动作）。他在这一问题上的想法，应该与当年是一脉相承的。其实，陈的主张与毛的“写正楷”是一致的。就像我们学习解方程式，最先，常常先将一些参数和条件简化，就像我们学英语，先学原型，再学变型；先学规则变化，再学不规则变化。
在科技领域，毛泽东主张写正楷，即使在人们头脑最为发热的情况，也冷静地制止了轻举妄动，他的求实精神多年后仍被许多科研人员铭记在心。在军事教学和训练中，军队的正规化现代化刚刚起步，在向苏军学习的过程中一些“教条”、“不走样”、也就是写正楷的做法，最后却导致大批的将帅受到过火的批判。
当然，毕竟，军事是与政治更加相关的领域。是不是调整中苏关系的现实需要，一大批将帅在有意无意间被刻意牺牲？可是，就算当时苏联国内政局的变迁使毛泽东陡升警惕，他真的首先戒备刘伯承和叶剑英？
或者，是因为，在科研人员中，就算有人对毛本人或他的思想理论别有看法，对毛的刺激也远不如萧克等人的毛泽东军事学说过时论。也许，在个人崇拜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带着逆反心理的愤而反驳，使他丧失了尺度。毛泽东大概认为，他本人，和他领导的军队，早就过了学楷书的阶段。还跟在别人后面学楷书，实在是奴隶思想，教条主义，要埋葬，要打倒。那些在军事学院对旧教官看不上眼的我军将领，和他们的领袖大概是一个看法。
彭德怀的秘书王亚志最近在讲话中提到：“按照毛泽东在十大关系上的讲话，彭德怀在9月八大的发言，特别是叶剑英在10月份一次会议上，引用了恩格斯的话，说认识是长期的、无休止的，不能等着你学完了再批判，应该是一边学一边批判。”而在五院成立的大会上，彭提出“五年搞不出名堂不批判，十年搞不出来也不摘牌子。”这位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建立不朽功勋的元帅，面对全天下的军队，都有着一份自信，再先进的军队，再先进的经验，从一开始学就有批判的意识。而对自然科学，他保留着敬畏。
我们的军队有光荣的传统，我们的将帅有骄人的战绩。可是，在许多建国前后才成立的新兵种的发展壮大上，在多兵种合成演练上，在许多先进武器的掌握运用上，其实，也还是在写楷书的阶段吧？像对五院一样，给一些军事院校和训练单位五年、十年的时间，学完了再批判，学出师了再批判，不要“一边学一边批判”，是不是更好？
从我对两弹一星的一些领军人物如钱三强、彭桓武、何泽慧等的了解看，他们对毛泽东这位没有多少理工素养，在师范时代数理化就很难过关的领袖的领导是信服而怀念的。虽然在整个国家陷入极左的轨道之时，这些科学家和他们的事业也受到过摧残。但毛泽东具体针对国防高科技领域的各种批示和号召，方针和政策，没有留下多少让人诟病之处。最近读了《钱学森书信选》，钱老承认“毛泽东对科学技术知道的并不多，他的智慧主要来自文艺”，却对毛泽东当年对科技事业的领导推崇倍至。六十年代在毛泽东倡导下我国科研人员充满了创新的勇气，使他直到晚年也极为自豪和感叹。在航天领域，老老实实地学习正楷若干年，没能磨灭进取和创新的志向，我们今天已在书写行书。不那么远的将来，动人心魄的狂草一定会在天际出现。
如果历史能给刘伯承、陈伯钧机会，让他们多写几年楷书，十年，二十年后，他们会给我们展现出什么样的篇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