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钧上过师范，上过黄埔，在艰苦繁忙的征战岁月，也从未中断军事理论的钻研，一直怀抱着革命成功和平到来后继续学业的梦想。他的战略学算得上抗大的招牌课，参谋作业这种业务课也不在话下。他会写作，能演说。在抗大一次演讲两三个钟头是常事，最长的一次，他一天内讲了八小时，“差不多已近声嘶力竭，仍愈讲愈有劲”。而他的演讲和教学，口碑很好。无论是在军校还是作战部队，都受到所在单位的学员和指战员的欢迎，其他单位也常请他去讲课。所以，书生气也好，教条也好，至少在延安时期就不时有人给陈以这样评价，但他还是一再被委以军事教育事业上的重任，直到他晚年重病离职。但陈伯钧本人，更向往杀敌的战场，至少在建国前，他为军事教育呕心沥血，但并不安心。
他的这种观点并不奇怪，从红大开始，各级将领对进学校培训提高自己非常积极，像廖汉生几次三番要求上抗大学习，聂凤智为此还开过小差。但要说到留校任教，可说是个个避之唯恐不及——虽说即使是刚到延安时那么艰苦的时候，毛泽东就给教员每月若干米若干鸡蛋等等的优厚补贴。谭政、张爱萍和苏振华红大毕业后因为公开要求上前线不愿留校当教员而“被罚”留校。朝鲜战场上牺牲的我军级别最高的将领蔡正国烈士在生前写下的自我反省中提到，他被安排到教导队工作的几年中，因为觉得升迁慢而不安心。辽沈战役之后，上级曾想将陈伯钧从肖劲光的兵团调到程子华的兵团，陈为此找陈云谈话。为人谨慎，长期从事组织工作的陈云表示：若决定了就去吧，总比过去军大好（陈去东北之初，任军政大学教育长），比上不足比下有余。陈士榘是曾在军事教育上有所成就的上将，在井冈山上的红军教导队，在南京军事学院，都曾与陈伯钧共事，他的儿子在《一生紧随毛泽东》一书中有这样一句：陈伯钧在我心中也是个谜，作为上将的他解放后当的是军事学院的“闲差”，一直没有在大军区或军种担任过主要领导。
这中间，除了军人战死沙场的铁血豪情，抗日救国的赤子之心，究竟还有什么原由？我们先看一下陈伯钧四十年代在延安的一段经历。
他从在晋察冀的抗大二分校回到延安，参加七大，七大延迟，他被派往军政大学任副教育长，教育长是理论家张如心。41年底，军政大学分为军事学院和政治学院，张和陈各代表政治学院和军事学院负责分家事宜。当时，正是抗日战争最为艰苦，陕甘宁边区经济极为困难的时期，学员廖汉生就发现军政大学吃得比前线还不如。家贫万事哀，陈与张闹得很不愉快，41年11月18日，校务处长曾传六来找他，“谈关于军院经费问题，虽已结帐，但钱领不到，相当困难。军事队开办费只批了三千多元，还未领到钱。”十天后陈为此曾借着酒劲与张激烈争吵，在同事的劝说后，两人在“深夜谈判”了结此事。陈在1941年11月29日的日记中写到：“总之，这次搬家使我相当不高兴：个别人的狭隘、小气、两面三刀、反复无常、口是心非，无一不暴露尽净。”可以看出，在心思多多的知识分子面前，陈是个不折不扣的大老粗，对于办公室政治毫无所长。
经费问题之外，学员也不是好对付的。军事学院开办之初，他主持了高干队的编队测验，数理化语文都要考。高干队里都是日后的上将中将少将，这个分队原则激起的反对之声此起彼伏，花费大量心血审卷阅卷、制定因材施教计划的陈伯钧，在一些穷苦出身，文化水平有限的高干学员心中，恐怕是个强人所难，苛刻固执，凭肚子里的一点墨水压人一头，令人敬而远之的知识分子。话说钟期光的回忆录和刘帅在1952年1月25日给毛泽东的报告，都提到了南京军事开办初期课程过紧的问题，后来批判教条主义时更有几个学员把嘴都学歪了的例子，我总感觉这里面有陈伯钧的相当作用。
学员不满，陈伯钧更是一脑门子邪火。他又何尝想到军政学院工作，为此还顶撞过中央领导，被严厉批评。他为学校请的教师，为学员任命的队长，也都是几次三番苦口婆心的谈话，才能拉来一个。最终，陈伯钧愤而辞职，去党校学习去了——这一辞职，又让他把院长朱德得罪了。其实两三个月后，军事学院并入党校，那些同他过不去的学员成了他的同学。是整风的大势所趋，还是他的继任也同样被这棘手的问题难倒？
建国之后，我军各方面的条件大为改善。在南京创建军事学院，刘伯承得到了陈毅的大力支持，以至刘帅有了刘半城的外号。但不是所有人都如陈老总这般疏阔。陈伯钧延安时期，为军事学院的经费困境曾向各路诸候写化缘信。如今，为了给学校请到合格的教师，他还要四处求援。请看陈伯钧这一时期的两封信：
陈伯钧致刘伯承、陈士榘、钟期光信 1952年2月26日
“......其次，则由志愿军调一部分教员，我提出一个师调一个，但聂总认为能一个军调一个就不错了，但尚而须与彭总商量才能决定。”
陈伯钧致刘伯承、陈士榘、钟期光信 1952年3月25日
“......彭总对我们军事、政工如何学习，都有详细指示，而对学院之建设问题，则根本未置一词，对学院实际情况，似有不了解之处，兼而又听到一些“典型庞大”的说法，故有大不以为然之处。我因要急于到兵团和军里而去，故未向他报告。我想是否也可将学院报告军委关于教员缺乏的组织状况专送彭总一份。否则要想从志愿军抽调干部是很困难的......当然我在离开朝鲜时，必设法与彭总详谈一次。”
此处是指陈伯钧想问志愿军要教员，而彭认为军校过于庞大，当时未置一词。
陈伯钧想从一个师中抽一名教员，就连聂都看出来了，显然过于一厢情愿，如果他确实最终当面向彭这样要求，彭不以为然是可以理解的——虽然我认为大不以为然是不妥的。陈本人也在第二封信中写道：“现在志愿军干部一部调学院（下期高级系及政治系）及总高步校学习，一部因体弱而回国休息，又一部为了应付和谈外交的临时差事，又抽调了一些现部队中各级干部不超过三、五人了。要想从志愿军中抽调干部去学校工作，恐怕还须在四月份总干所召集的会议上努力争取一番才行。”总之，总干部部也好志愿军也好，陈伯钧都没有要到多少教员。
怎么办呢，军院一位元老在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
“学习苏联先进军事科学，虽然有一套苏联顾问班子，但不可能直接进行教学，需要有一批军事教员来接受与传授。我军当时还缺乏这种人才，因为大部分干部文化水平都偏低。因此，学院接收了二百多名原国民党将领，大部分是起义将领，也有一部分是解放投诚的。他们大多数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又在正规军事学校学习或工作过，所以就成为学院的首批军事教员。苏联顾问先给他们上课，并将教材翻译过来，而后由他们据此编写新的教材，经过审稿、试讲，然后正式上课。为防止讲课中夹入‘私货’，院领导再三强调‘不走样的教’。”
“各大课堂装有闭路电视设备直通院长办公室，院长想听哪个课堂的课，直接按动电钮在荧屏上显示。当时把他们的作用比之为‘水龙头’。一般说，这些教员都能够兢兢业业，认真传授苏联的军事学术。偶尔也会有个别教员在联系实际时旧习难改，将我军称为匪军的，就立即反映上来，教员要作深刻检讨，重新学习备课。虽然这只是个别的，但说明把住“水龙头”的关还是很重要的。”
“即使这样，由于听课的都是胜利之师的高中级干部，台上讲课的却是败军之将。虽然传授的是苏军战术，但是听的、讲的都很别扭。我们熟悉一些学员，有的是老首长，有的是老战友，私下接触时往往流露一些不满情绪。说来说去就是‘打败仗的给我们打胜仗的讲课’等等。教员们也了解学员是些什么人，因此在上课时也是诚惶诚恐，小心翼翼，唯恐出差错。”领导上也了解这种情况，因此大力宣扬“尊师重道”，说明教员是传授的苏联先进军事科学，不管他过去是干什么的，现在他是教师，就必须尊重，不得有对抗行为。而且抓住高级系发生的二起学员摔皮包，羞辱教师的事件，院长亲自动员，全院停课三天，整顿对抗思想，犯纪的学员作检讨，并向教师赔礼道歉。这些学员虽然居功自傲很厉害，但谁也不敢在德高望重的刘帅面前耍威风，都老老实实作了检讨，向教师道歉。从此以后，学院尊师重道的风气树立起来了。这很重要，因为后来即使更替了我军毕业的学员当教员，但仍然是来学习的这些老将军们的部下，没有尊师重道的风气，什么人讲课都讲不好的。
“基本系第二期毕业时，院党委下了决心，报军委批准，一下子留下二百名优秀学员（5分的）在学院当教员。以后每期都留一些优秀的作教员，我们自己的军事教员队伍建立起来了，最多时各课程教员合起来有七八百，加上百余名政治教员，全院有了千把人的教员队伍，真是一批宝贵的财富啊！
可是后来在发展中就不太平衡了，4分3分的毕业生到部队很快得到提升，而教员们长期在学院得不到调整。因此，牢骚就出来了‘三分当首长，四分当参谋，五分当教员’。这个问题很长时间也未能得到解决。”
这一切，可能都不出建国前就曾多次办军校的刘伯承、陈伯钧所料。他们只求呕出的心血能换来大树参天，为他们挚爱的军队有所贡献；他们准备死在南京，埋在紫金山。
“我军历史上两条军事路线斗争在新的条件下的反映”的指责、“教条主义的大本营”的帽子、“教条主义”的“司令部不在北京而在莫斯科”的中伤、毛泽东和林彪对五分学员的轻松调侃，多么令人心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