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陈伯钧的经历，尤其是后半生，我主要关注反教条主义运动这方面。这不仅有关他个人的荣辱，更大大影响了建国后军队的训练和建设。但这方面的文章，大多是关于刘伯承和肖克的。
这让人再次想起张宗逊。他和陈伯钧同上井冈山，在长征路上同样受伤动手术，张的手术是陈签字承担责任。两人伤愈后，一同被派到四方面军任军参谋长，又在草地分裂时同受冷落和排斥。抗战时期，又一同走到了贺龙的麾下。陈庄战斗时，两人互相配合，赢得胜利。先后回到延安之后，陈伯钧与其他战友促成了张宗逊与自己表妹的婚姻。
在反教条主义运动中，两人观点对立。1943年的冬季大练兵运动，六十年代的全军大练兵运动以及郭兴福教学法的推广，都是张宗逊曾倍受肯定的成绩。而陈伯钧，长期投身军队和军校教学和训练，却被视为教条主义的代表。
仅就军事训练上，两人有什么不同呢？
对1943年冬季大练兵运动，张宗逊这样总结：
“主要是改变了过去少数人员包办、司令机关包办、教员包办的教育作风，而变教育成为广大群众自己的了”“。练兵不仅是教与学、出操与上课的问题，而是一个组织领导群众的学习运动的问题。练兵成绩大小，是以群众的自觉程度与积极性高低来决定的，不是简单化的命令来决定。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带兵的特点是说服教育、启发群众的积极性。因此，它是军事工作，同时也是政治工作。军政工作在这一点上是不能分开的（方式方法上是有区别）。”可以看出，张的主张所包含的发动群众的思想，是与毛泽东的一贯观点相吻合的。陈伯钧在这方面的论述不得而见。他本人的日记并不是工作总结，很难做这方面的分析。不过他有一段看部队刺杀训练的感想如下：
1945年1月31日
“上午看三营在操场教刺杀动作，除与二营同样毛病外，还有教法与教育内容很不妥当，如教基本刺杀把预备、用枪直刺、各种防刺以及打击均要求在一天内学完，这很不合乎实际情况。另外专门在操场上教刺空而且又是班教练，这种方法是学不好基本刺杀的。科目内容不应该太多，一样一样地来，学会一样再搞第二样。基本刺杀要领可以搞点刺空，但仍应多搞有目标的实靶刺杀，打击更应如此，不然在连贯刺时则毛病会更多，纠正亦已不及。连贯刺只能是一种综合的测验方式。”
张宗逊回忆录中，这样回忆四三年大练兵时358旅的刺杀训练：
“在白刃战斗训练方面，旅里把原来只有“一、二”，“进、退”多简单的日式刺杀动作改为有七个连续动作的苏式刺杀，提高了训练难度，增加了战士练兵的兴趣。经过一段训练之后，一些“刺杀手”觉得还不满足，又把我国传统的武术动作揉进刺杀动作里，搞出了“空中劈刺”、“枪托打击”、“迷眼突刺”等绝招。旅司令部经过收集、充实、整理，肯定了这些动作，写成刺杀训练的补充教材，加上图解，登在《战火报》上。”
我军事知识有限，但有理由认为，陈日记中反对的刺杀训练方式，是从张的部队推广而来，或深受其影响。陈主张重点学好基本动作，而张考虑战士的兴趣，以连贯动作为重点。陈伯钧十六岁从军入黄埔受正规训练，这之前又受过四年师范教育。他的教育背景，加之个人勤学苦读的秉性，使他一贯以严格正规的眼光审视作战和训练，反对投机取巧。从土地革命到解放战争，我军长期处于敌强我弱的态势。陈伯钧曾广泛走访延安边区部队，发现连级干部不识字的也不鲜见。敌后的部队几乎天天打仗，正规的循序渐进的训练无异于天方夜谭。就是在相对和平的边区，部队也有相当繁重的生产任务。按张宗逊回忆，四三年三五八旅冬训大练兵从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开始，到一九四四年三月五日结束，训练时间共一百零五天，除去十五个星期天，新旧历年假六天，测验一周，实际练兵时间七十七天。要是全部按陈伯钧的期望或要求，这七十天练完刺杀，可能就去了一半了。
张宗逊当时对科班教材的观点是：
“教材是过去的经验总结，教材的要领不能忽视，一般要按要领操作训练。但是教材上的要领也不是唯一的方法，如投手榴弹、教材上只有一种正规的投掷法，可是各人用力不同，习惯不同，按统一一种投法，反而成绩下降。有些人就是用抡投、左手投才能投远投准，就不一定非要他改按正规投法了。”
两相比较，一向反对死读书的毛，一定更偏向张的做法。
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写到“普通的兵要训练半年一年才能打仗，我们的兵，昨天入伍今天就要打仗，简直无所谓训练，军事技术太差，作战只靠勇敢。长时间的休息训练是不可能的，只有设法避开一些战斗，争取时间训练，看可能否。为着训练下级军官，现在办了一个百五十人的教导队，准备经常办下去。”
当我们取得了政权，当我们建立了各级军校，当我们有大量的人材将古今中外所有军事典籍整理翻译，当我们能为部队配备正规的训练手段，提供充足的训练时间，我们的军队训练，如何能够即生机勃勃，又严格规范，即不断创新，又科学得法？那场反教条主义动动中伤透了心的将帅，为我军建设探索终生的先辈，由于部队疏于训练而在实战中无谓牺牲的烈士，要求我们思考，要求我们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