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将陈伯钧与古柏等派出，处理“AB团”事件，自然是由于信任陈伯钧的忠诚和立场。1930年底，李韶九到富田，根据段良弼口供，将红军学校负责人陈东日和李天柱打成AB团分子，扣押审问多人。红军学校学生总队政委陈伯钧此时已被指定为赣西南党组织临时负责人，认为这二人都是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老同志，军政皆优，不可能是AB团分子，遂与陈东日和李天柱作了一次恳切谈话，保护了他俩。
很快，富田事变爆发。段良弼给陈东日发出离间信：“你与李天柱都是毛看不起的，说你们是AB团，要陈伯钧、陈正人来解决你们……”陈东日拒绝了这一挑拨。
主力红军长征后李天柱在南方游击战争中牺牲。而在1931年4月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代表团到达赣西南后，陈东日还是被错杀了。
徐彦刚是陈伯钧的挚友，陈伯钧后来在日记中历数自己已牺牲的战友时，提到徐时最为伤感。在李聚奎的回忆录里，有徐彦刚在部队里审“AB”团的生动描写，我想，陈在他所负责的范围内的工作风格和方法，和徐相差不会太远。富田事变之后紧接着是第一次反围剿，陈是三军七师师长，徐是三军九师师长。
二十军的干部在处理富田事变中大部被害，其中、下级骨干大多是陈伯钧任学生总队政委的红军学校第一期培养的（当然，他到校时，第一期学员大概已离校）。陈伯钧在富田事变中曾被二十军扣押，担任过二十军参谋长的陈将毛的亲笔信出示老部下，被释放。这位放他的部下，后来大概也被杀了。
肃“AB团”、富田事变的不当处理是令人痛心的错。这里面有陈伯钧的错，也有陈伯钧的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