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将的软肋

从陈伯钧的履历来看,他在红军时代的经历非常耀眼,而从抗战开始,他的升迁和作为,相对逊色。我曾认为,如果他能早点被派出延安,独挡一面,也不会直到解放战争时期末期,才能独立指挥一个军作战,他可是红军时代就当过军长的人。但另一方面,正像spk所说,陈独立负责全局工作时,个性能力上是有缺憾的。他在处理敌、我、友等错综复杂的关系时,定力不够,不能做到灵活机智,随机应变。他后来被认定为教条主义代表人物,除了党内斗争方面的原因,与这一弱点不无关系。请看下文:

1946年春,国民党军队侵占朝阳地区的各县城,一边在美国支持下与中国共产党组织“军调小组”进行“军事调停”,一边组建各县的国民党党部、县政府和警察部队,不断对热东、辽西各县、区民主政权进攻。同时,调集主力部队准备进攻赤峰、承德等解放区。

3月20日,承德“第十一军调小组”签订了(叶柏寿协定)。协定公然决定,让被群众赶走的国民党建平县长徐文亮及保安队回镇建平并负责全县县政,八路军及地方部队不得妨害。22日,又签订了《凌南协定》。这个协定承认巨匪于大川部为国民党军队,驻守建昌。这两个《协定》对热东军分区和热辽军分区部队坚持自卫斗争、反击国民党军队侵犯都不利。不久,“第十一军调小组”到建平镇(即新邱)视察。国民党军代表岳昌瀛上校对共产党建平县党政机关进行刁难。

4月初,以美国海军上校汉夫,东北民主联军上校李逸民,国民党军队马上校为代表组成“第二十六军调小组”赴朝阳进行谈判。4月3日,冀热辽军区司令员肖克召见了承德“第十一军调小组”全体成员,正式向美国和国民党两方代表严正声明,不承认“第十一军调小组”所签订的《叶柏寿协定》和《凌南协定》,并派段苏权接替陈伯钧的工作。同时,冀热辽军区亦积极整编所属部队,做好临战准备。

以上资料,引自以下正史:

中共朝阳地方史→第六章 创建和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第四节 整编翼热辽军区部队粉碎国民党军的扫荡这是陈伯钧的一次走麦城。对此事件,有“儒将”之称的萧克在回忆录中有很不客气的指责。李聚奎在回忆录中也写道:

“我们历来的原则是:从战场上得来的东西,绝不能在谈判桌上失掉它。为了改变原来的协议,我方把陈同志调走,并成立朝阳执行小组,由李逸民同志任我方代表,负责处理赤峰问题。同时又令李逸民同志与国民党和美国脱离接触。为此,美国代表大发雷霆,拍桌子辱骂我承德中心执行小组代表段苏权同志。”

为了补救陈伯钧错签下的协定,我方人马可以说将上得了台面上不了台面的招数悉数使出。李聚奎在同美方代表交涉时,抓住对方骂段苏权一事不放,大谈礼貌问题,对对方指责我方违反协定之事避而不谈。李逸民到任后从军调部接受了三项任务,有两项就是为了推翻陈签下的协定。

《陈伯钧日记 文选》一书中,收有他在签订叶柏寿协定前后的工作报告,写得详细,用心。但给我的感觉,陈太单纯了点,真不该来干这项工作。他在一份报告中写到:“我总以为既已成立了协定,还有什么可讲价钱的?”

这一事件对陈军事生涯很有影响。在延安时因冀东事件与陈伯钧同一天受处分,受的处分比陈还严重的宋时轮,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时还是长期担任兵团司令,有了更大的作为。这使我想起了一位在陈伯钧日记中多次出现的人物:陈宏谟。此人是四川人,黄埔五期,是蒋派到120师的联络参谋。在蒋派到八路军三个师的联络参谋中,他是对我方最友好的一位。曾对八路军有过帮助(好像送过二十挺机枪给贺龙),与郭化若一起,商议发起了延安的黄埔同学会,并成为此会中唯一的非共产党将领。解放战争末期,在四川率部起义。他出身川军,认识陈伯钧的哥哥,因而对陈伯钧非常热情,主动帮助陈同家人联系。但陈伯钧对与国民党官员进行统战工作非常不耐烦。他从冀察冀回延安后,就不想让陈宏谟知道,却在延安黄埔同学会的成立大会上被陈宏谟撞见。之后陈伯钧曾想从他嘴里套蒋军内情,自然碰了钉子。再以后,陈伯钧就对这位同姓老乡更失去了兴趣,连看文艺节目时都特意躲避。这种为人处事,对于一个高级干部来说,实在不够大方成熟。毛曾说过他“统一战线中太清高”,可谓到位。

再比如,辽沈战役中,长春围困战时,由于对60军和新7军的起义与投诚处理得当,中央军委曾予以嘉奖,陈伯钧在日记中对此非常兴奋。不过,为60军起义立下大功的刘浩,在《争取国民党六十军起义》(星火燎原9)一文中,是这样描写陈伯钧的:

(刘浩携曾泽生等人的亲笔信,到兵团司令部汇报)

“这时,一位兵团副司令员(注:陈伯钧)看了这封信就说:“连章都不盖,简直是骗人!他们是想突围嘛!拉拉屯、石碑岭、兴隆山,是我前沿坚固阵地,他们想把部队开到这些地方集结待命,实际上是企图占领我主阵地,造成突围条件。而且对新7军的态度一句都不讲,我们不能相信。”说着,就把联名信丢到地上,主张不予理睬。”

陈的警惕性没有问题,但处理的手段和风度,显然是大有问题的。

将时间再往前推,井冈山时期,袁文才曾主张“宁岗不要搞土地革命”,朱毛会师后才改变看法。毛泽东没有强求,而一腔革命热情的陈伯钧虽然是最早被派到袁文才军队中的干部,却并没有领会到搞好同袁文才王佐关系的重要性,在独立活动时,自做主张将与袁有关系的十个土豪杀了,与袁的手下谢角铭(也是袁的妻兄)冲突,差点将事情闹大。毛只好将他调出袁文才的队伍。

陈是参谋人才,这使我想到陈的另一个弱点:毛躁。手枪走火误杀队长就是一个例子。从他日记中看出,从抗战开始到解放战争后期,除了当359旅旅长之时,他基本上在各个任职上都有点不安心,找毛泽东、陈云、林彪、罗荣桓等要求调动工作。抗战时期渴望上前线杀敌是可以理解的,但至少到任职抗大二分校校长之时,他应该明白,毛泽东希望他在军事教育方面发展,而且这也是适合他的岗位。从他的日记也可以看出,他在抗大学员中拥有崇高的威望。比之彭绍辉、孙毅等人,他的学识和资历应该更有优势,但当时他的耐心和坚韧是不够的。实际上,从晋察冀回延安受了处分,坐了冷板凳后,他后悔不该离开二分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