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派系的角度来看，陈伯钧这名被毛救过一命的老井冈，肯定要被划到毛的嫡系中的嫡系里去。
嫡系的资历，最初不过是命运的安排。你上的是这座山，而不是那座山，如何强求？但历史千迴百转，不断地冲刷与重置，百年后，方才盖棺论定。黄永胜也是老井冈，最后同林彪一起，与毛泽东分道扬镳；何长工在井冈山时屡担重任，草地上一念之差，再难翻身；而出自红四方面军的许世友，曾对毛大大的不敬，最后的最后，成了压过所有老井冈的铁杆。陈伯钧豪爽热情，经历丰富，交游遍军中。他虽然从井冈山下来，出自一方面军，却同二方面军的贺老总，许光达大将，陕北红军的王世泰，都结下深厚友谊；在四野整编为四个兵团时，也为四方面军的詹才方的级别感到不平；倒是与一方面军彭林两位元帅，真是以工作交往为主，没看出有多少私人情谊。可是身上一旦烙下嫡系的印记，它也就不会随着人的主观愿望轻易抹去或回避。它有时带给你难得的机会，有时意味着比旁人更多地处于被考验、被磨砺的境地。一旦有失，受到的敲打和冷落可能会格外严厉。正如莫文骅将军在悼念陈伯钧的诗中所写，陈终生追随毛泽东，从未二心，但仔细回味，不得不说冷暖自知，甘苦难言。毛泽东一上井冈山，陈伯钧就被派去帮助袁文才训练队伍。陈伯钧从监狱里被营救出来后，已入闽作战的毛泽东通知湘赣边界特委任命陈伯钧为红四军驻吉安办事处代表。可见陈伯钧受到充分信任。甚至在富田事变这一紧急关头，毛泽东也是将陈与自己的秘书古柏一同派去解决问题的。
几乎与毛在宁都会议被罢军职同时，陈伯钧当了三个月红十五军军长被免。他在红七师的搭档、同样深受毛泽东信任、后来长期在军委作战部工作的上将李涛也同时被免职，其中的原由不难理解。
草地上陈伯钧面对张国焘，态度鲜明，可以说是置生死于不顾。我想，毛泽东从未忘记陈伯钧在此危难关头的无畏气节，就像陈伯钧从没忘却毛泽东的救命之恩。之后陈伯钧一听说二四方面军将要会合，就给刘伯承写信要求调动工作，见到六军团老战友后又连夜介绍草地分裂的情况。实际上，从日记中看出，在四方面军后期，他作为四军参谋长，同王宏坤、洪学智等的个人关系是比较融洽的。
二四方面军会合后他很快就代替萧克执掌六军团，并成为改编后的359旅首任旅长，这与他嫡系的身份和草地上的表现以及萧克的短暂动摇，显然是有关系的。
而他因为打了司机一个巴掌，立刻就被叫回延安，被毛泽东一顿训斥，免去了旅长一职。这个霉运，同样要拜他的嫡系身份所赐。四方面军打人的将军有多少！
陈伯钧自己有意无意之间，也多少把自己放在嫡系这个位置来看待的。他几次要求调换工作（如在抗大总校和延安的军事学院），都曾直接写信给毛泽东。在他本人，可能是自然而然的行为，而在毛泽东成为全党领袖时，这未必不招人眼热和反感。
比如，陈伯钧同朱老总关系是很亲密的。从日记中可以看出，他经常邀老总一起游玩，散步，对老总的军事报告等也非常钦佩。杨得志曾表示他心中是将朱老总当作父亲看待的，我觉得陈伯钧在日记中流露的是同样的感情。但1942年初，陈伯钧正在朱德任院长的军事学院当副教育长，高干队编队时纠纷不断，陈受尽了夹板气，一气之下，他给毛泽东和王稼祥写信，要求去党校学习，得到批准。朱老总得知后非常生气。此举显然不妥，他应该先同朱老总好好地沟通。陈伯钧也很后悔难过，只好将写给毛和王的信交给副院长叶剑英，请参座从中斡旋。
最终，当有人向贺龙报告陈伯钧对毛主席不敬时，陈伯钧才如梦初醒。威风如彭大将军，因为最后一个从“老毛”改口为“毛主席”，也曾令人侧目。陈伯钧随口而出的“老毛”，招来的不满，只怕更甚，虽然他本人对这样的事总是后知后觉。
建国后，反教条主义运动，陈作为被点名的上将之一被狠批，反复检讨时，毛泽东没有对他手下留情。但最终处理时，虽然陈对两院党委联席扩大会议的结论明确表示保留意见，他并没有像刘伯承那样被闲置，或像萧克、李达那样被调离部队，原因可能也在于他们的嫡系身份。过火的批判使陈伯钧的才华再没能充分发挥，但他一如既往，兢兢业业地钻研和宣传毛泽东军事理论。
这里令人想到陈与林彪这个毛泽东曾经的嫡系的关系。陈伯钧井冈山上属31团，林彪在28团。留守井冈山后陈伯钧脱离红四军，在1946年去东北前，大概只有在抗大总校的几个月当过林彪的部下。在秋收起义出来的将帅中，这种情况算是少有的。因参加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一事，他在抗大与林相处并不愉快。他为此见毛泽东前“再三考虑与其谈话词句”，见到毛后，情况却是：“毛主席解释后当然无他话可讲”，但当晚就他写信给毛泽东坚决要求调离。这在自嘲为“话贩子”的陈伯钧来说，可是少有的。显然，他对当时林彪在毛泽东心中的份量心知肚明，无法挑战。
四野时期，总的来说陈是真心佩服和服从林彪的领导和指挥，虽然林彪曾严厉地批评过他和肖劲光。从日记中来看，流露出不满或不解的有几处。一是辽沈决战前东北半年没打仗，陈伯钧本人及其他不少将领求战欲望很强——尤其是在攻克济南后，也关心华北方面为配合东北作战而出动的部队的命运。二是大概林彪因为向中央报告的问题被毛泽东批评后，也开始抓下面的报告。陈伯钧在1948年9月13日日记中提到：“最近总部对于催各级的综合报告也特别抓得紧了，甚至连我们这不管军事政治行政建军工作，只管临时战场指挥一级的兵团，也催要做报告了。而事前的规定及中央和东北局军分会的指示与报告等，我们均未见到，也未得到通知。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另一处是，在长春守军六十军起义，新七军投降后，林彪来电“批评我们兵力分散与放弃基本方向与决心两点，遂坐下扯了一下，用检讨批评式的方式研究此一问题。总的承认林总批评正确，其基本原因是由于顾虑多，兴奋时未加冷静考虑而有此失。其他我想都是次要的。”显然在取得胜利后，陈伯钧对林彪的指责并不完全认同，也没往心里去。而第二天，军委就发来电报，认为对六十军与新七军之分别处理办法得当，甚慰等等，更是让陈伯钧心情舒畅。应该说，这些属于工作中无关紧要的不快。解放后，林在反教条主义运动中的言行让陈伯钧寒心。文革中，1966年9月，陈伯钧被林彪点名，封为“反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坏人”，被批斗、抄家。如果不是因为历史上曾与毛有过密切的联系，而后来又被毛说过重话，早已重病休养的陈伯钧未必会值得副统帅在此时以这样的口吻提起。
一个月后，叶帅出面保护了陈伯钧，安排他就医，表示“你是有功劳的，军委了解你，中央也了解你。”如果没有毛泽东的首肯，我想此时叶剑英不会用中央和军委名义。第二年五一，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慰问，对陈的处境也多少会有正面作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