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陈伯钧的军事生涯受什么人的影响最深，多半是毛泽东吧。对许多解放军将领来说，“跟着毛主席干了一辈子革命”是一个笼统的提法，但这句话用在陈伯钧身上，可以说没有一丝一毫的夸张。
1928年的初春，如果不是爱才心切的毛泽东将失手伤了人命的陈伯钧从一片喊杀声中救下，他早已命丧井冈山下，无缘上将的金星。无论毛泽东只是困居井冈山，不时被钦差大人敲打的老毛，还是在晚年的个人崇拜包围中，疏远了自已当年老部下的伟大领袖，我想忠勇正直、重情重义的陈伯钧都没有忘了这一点。而如果没有建国后反教条主义运动的过火伤害，尤其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让重病在身，早已靠边站的老上将也不免批斗、抄家和发配岭南的折磨，乐观的陈伯钧可能也不会成为最早去世的上将之一。如果能活到拨乱反正的时代，一生勤思好学，钻研古今中外军事理论的他会像粟裕大将一样，对我军在现代战争中应采取的战略战术贡献出自己的真知灼见；他历经人民军队从无到有，由弱到强的全过程，任职三个方面军，长期坚持写日记，在思想解放的时代，一定会对许多人们关心的党史军史热点问题给出精彩的解答。
让我们先压住心中的感慨，将历史从头回放。
1927年9月10日，毛泽东，这名日后统帅千军万马的伟大军事家，很是狼狈地带着脚伤，逃脱民团的搜捕，来到铜鼓，见到了他将领导的第一支队伍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就在这天他认识了陈伯钧，陈在一个月前，也差不多同样狼狈地逃离张发奎的监禁。而陈早在武汉黄埔军校时期就听过这位农运大王的讲演。两人的年龄整整差了一倍，但当毛泽东得知这位未满十七岁的新兵训练主任也曾是名师范生时，一定倍感亲切。在之后的岁月中，虽然陈伯钧本人常常更向往战场上真刀真枪的厮杀，但毛泽东无论在中央苏区还是在延安，直到建国后，一再将他派到教导队、红军学校、抗大、军事学院。陈在这个领域展现出个性才华，做出了公认的成就，桃李满天下，成为培养将军的将军，也遭受了难言的冤屈和折磨。
初次领军的毛泽东遇见的是一个又一个败仗，和日益严重的逃亡。他毅然进行三湾改编，领兵走上井冈山。此时这支衣衫褴褛的队伍只剩几百人，其中就有身患疟疾的陈伯钧。陈伯钧和同乡好友游雪程、徐彦刚一起，被派往山大王袁文才的队伍帮助练兵，为工农革命军巩固后方。毛泽东坐在祠堂里的神龛脚下，交代他们：好好和人家合作，要搞好关系，听袁营长的话。注意了解当地情况，传播革命种子。
步云山上云雾缭绕，陈伯钧带领人马，生龙活虎地操练起来。毛泽东因脚伤不能随大队红军下山行动，常常来操场为他鼓励加油，恨不得他们能有封神榜里土行孙和哪吒那样的上天入地的本领。
1927年12月的一天，脚伤还没全好的毛泽东让陈伯钧负责护送他去茶陵，会合大部队。陈伯钧为能上前方而兴奋不已，而看起来从容镇定的毛泽东其实心急如焚，他接到了宛希先从茶陵送来的急信——团长陈浩暗通方鼎英，图谋带队叛变。
上路一天后，靠近茶陵，陈伯钧将带的一班战士打发回山，自己却为了能留在前方而想办法留了下来。没想到，此时茶陵城开了火。天色已晚，无法得知战况的情况下，一行人只好在离茶陵五六里地的村子住下。深夜里，毛泽东安排陈伯钧和他共值下夜班。战斗结果如何？我军到了哪里？敌军到了哪里？两个人忧心忡忡，相对无言。
好在拂晓之时，赤卫队终于将茶陵的情况搞到：敌军并未进城，我军南下湖口。而茶陵通往井冈山必经的浮桥被拆掉。红军队伍不回井冈山，却向敌人重兵把守的方向开拔，陈伯钧大惑不解，毛泽东则心中了然，他催促着同行者渡河追赶，还一路收容伤员和落伍者。路上，毛泽东曾担心地问陈伯钧：如果敌人从后面追过来怎么办？陈干脆地回答：你只管往前赶，我和你的警卫员断后。
毛泽东最终有惊无险地将部队拉回了井冈山，处决了叛徒，工农革命军转危为安。陈伯钧却闯了个祸。毛泽东本来派他抄小路先回砻市，为大队红军打前站。他一路放马急驰，完成了任务，却顺手带着路上遇到的一队农民自卫军，口称“练练枪”，杀了十个与袁文才有关系的当地土豪，因此差点与袁文才的手下冲突起来。宁冈县委书记龙超清保护性地将他和农民自卫军都关了起来。毛泽东回山后，首先表态：谁欺负农民都要受处分，只能关陈伯钧，不能关农民。事态降温后又将他调离袁文才部队，到军官教导队担任副队长。我想，面对还是个少年的陈伯钧，这一次毛泽东肯定比手枪走火事件还恼火——走火事件损失了一个干部，终归是无意之失；如果真与袁文才闹翻了脸，整个革命军一个团的人马将顿失后方，腹背受敌！
1928年初，为响应湘南起义，毛泽东带队下井冈山，进行了有名的中村整训。陈伯钧修理缴获的手枪，走火误杀了队长吕赤，被五花大绑押到毛泽东面前。毛泽东冷静地做通了前委其他委员和士兵委员会的工作，救下了他的性命。召开全团军人大会，宣布了对他的行政处罚。陈伯钧再次被调离，到一团一连任副连长。
整个井冈山斗争时期，陈伯钧可说是无役不与。在著名的永新困敌中，他腿部负重伤，住小井红军医院治疗。据李克如回忆，医院条件有限，年轻的陈连长久伤不愈，非常暴躁，有时对护士医生态度不好，曾被毛泽东批评。
1929年1月，红四军下山出击赣南，伤仍未好的陈伯钧与张子清、陈毅安一起，奉命留守，协助红五军守山。分别前夜，毛泽东来医院看望他们，谈到深夜。这一别，对张子清和陈毅安来说，是永别。井冈山失守后，张子清和陈毅安逃过了敌人的搜捕，但很快先后牺牲。陈伯钧不幸被捕，却被地下党营救出来。
出狱后的陈伯钧加入了赣西的红军。1930年秋打开吉安后，陈伯钧第三次负伤，但幸运地与毛泽东重逢。此时他已在红二十军担任参谋长，仍向毛泽东要求回红四军工作。毛泽东让他暂时养伤，并在朱德任校长、自己任政委的红军学校第三分校中担任学生总队政委。他去三分校不久，就遇上了富田事变。因为李韶九在红二团时与李\文\林有隙，在第六军一纵队时又同柯武东不和，毛泽东接连派总前委秘书长古柏和陈伯钧等分别去省行委、赣西南特委和红军学校解决“AB团”问题，准备让陈伯钧接任赣西南特委书记。但陈伯钧被事变中的红20军扣押，他向老部下出示了毛泽东的亲笔信，最终被释放。
中央苏区的历次反围剿中，陈伯钧屡立战功，在1932年7月升任红十五军军长。而当年10月，几乎与毛泽东在宁都会议后被免去军队中的职务的同时，陈伯钧被免去了军长职务，调到红军学校学习。后来在邓毛谢古被冠以“江西罗明路线”受批判时，陈伯钧也在边打仗，边写申明书。
长征前期，陈伯钧在后卫的五军团任参谋长和十三师师长，曾因腿伤复发，被送到总部疗养开刀，因而他能在1935年3月4日于总政治部听毛泽东在干部会议上传达遵义会议精神。他没有在日记中明写当时的心情，只留下一句话：“晚，与蔡畅同志等谈井冈山的往事。”一四方面军会合后，陈伯钧被派往四方面军的九军担任参谋长。草地分裂之时，张国焘以葛曲河水过深为由，不肯北上。陈伯钧闻讯带着船工赶到总部，却发现中央红军已经北上。在一片对红一方面军的指责声中，在充耳的对“毛周张博”的声讨中，陈伯钧“是夜静思，痛澈肺腑，以致暗泣。有生以来，伤心事，莫过于斯”。他面对张国焘严正抗议，痛斥分裂，呼吁团结。无论是面对抢夺他行李马匹、扣压他部下的传令兵，还是身陷四方面军高级干部的围攻质问，他绝不屈服，在另立中央的问题上毫不让步。他为此受打击，染重病。困境中，他想念分别的战友，“北望奔波者，衣食现可缺！？南视平夷地，捷音何时得！？悲我孤独身，深锁漠之野！嗟彼太上苍，何时现日月？”他时而为偷偷打听到的红一方面军的胜利喜讯而兴奋不已，时而为自己似乎无望的处境而苦闷异常。在长征出发一周年之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在这一年中，我们奔走了七、八个省，经过了千山万水；历尽人间辛苦；始安抵川中。但是这些血汗换得的究竟是什么呢？真不堪设想！午夜静思，能不泪下！……可怜我大好男儿，岁月就这样逝去”
二四方面军将要会师时，陈伯钧就写信给刘伯承，要求调到二方面军。1936年10月18日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这时陈伯钧接到了毛泽东的亲笔信：“闻你在六军，为红军庆得干才！”
此时，红军的大批高级将领都被召到红军大学入学，陈伯钧却不在其列。直到第1937年4月底，他去延安参加苏区党代表大会，才又一次见到毛泽东。毛泽东在大会的报告中，用最通俗的语言以古辞绝句来说明政治事件，深深地吸引着陈伯钧。
1937年5月9日，陈伯钧来到毛泽东的住地，同参加过秋收起义的幸存下来的同志合影。这张照片非常著名，在无数回顾我军历史的书籍、影片、展览、报刊中出现过。毛泽东没有站到中央，而是和陈伯钧一同站在左侧。陈伯钧军容整饬，显得自信，而又多少有点冷傲。红军改编八路军后，陈伯钧担任三五九旅旅长。
这时，陈伯钧的二哥，任职川军的陈笃斋，长途跋涉，赶到延安，看望离家十多年的陈伯钧。当陈伯钧在9月份去延安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曾陪毛泽东专门宴请刘湘的代表王干青和陈笃斋。席间，毛泽东谈古论今，无比风趣。当年陈伯钧在马日事变后，坚决不离开革命队伍，他家中几个在国民党军队中任职的哥哥非常着急，为了把他叫回来甚至发过“母病危”的电报。如今，陈伯钧的哥哥见到了共产党的领袖人物，看到了成长为高级将领的弟弟，感受了延安朝气蓬勃的风貌，多少理解了弟弟当初的选择。席毕，回到住处，陈笃斋兴奋地向陈伯钧诉说他对毛泽东和张闻天的印象，甚至打算长留延安。陈伯钧安顿好哥哥，又回到毛泽东住处谈工作直到深夜。
1937年10月，陈伯钧的二哥准备返回四川。毛泽东为此给陈伯钧写来长信，赠款300元。这在当时经济困难的延安，可以说是竭尽所能了——其实当时只拿得出100元，另200元要到西安找林伯渠才能拿到。毛泽东还问和他一样嗜书如命的陈伯钧“看书没有？”
陈伯钧的二哥在来延安前，曾给光宗耀祖的弟弟写信诉苦要钱，看来，老人在毛泽东面前也诉了苦。毛泽东的细心关怀使陈伯钧感动而不安，而他的二哥，也一直记得毛泽东嘱托：
利用社会关系，做些可能做的工作。直到1945年，他的二哥仍“硬着头皮在与我党和青年之间拉关系”。
就在送走自己二哥的当天，生猛火爆的陈伯钧打了一个不听劝告的司机一个耳光。两天后，军委来电召陈伯钧去延安。10月22日，陈伯钧到延安，就受到了毛泽东严厉的批评。“主要是关于打人的事，自我批评不够，留守开支较多；对同志团结不够；统一战线中太清高，不虚心等。”毛泽东说他这些问题的根源是“主观性太强，客观性太差，此其一。其二是由于一切问题尚未完全提到原则性来看，再具体一点说，就是对片面与全面，局部与整体的关系未确实了解并统一起来。”陈伯钧完全承认错误，毛泽东不客气地让他回去再深刻反省几天。当时，原二方面军部队刚刚发生了反军阀主义事件，卢冬生负气离职。而此时，来自一方面军的陈伯钧的一个巴掌，可能再加一张少将旅长的名片，带来了谁都料想不到的后果。毛泽东谈话后三天，张闻天召见陈伯钧，就直接点明他有军阀主义倾向。随后，毛泽东决定陈伯钧离职去党校学习。本来，陈伯钧就在这几天要带队走上抗日前线。此时，他只能办理交接手续，含笑送别出征的战士。
另外，陈的免职，同王震应该是有点关系的。陈伯钧日记的第一版中还曾删去了几句同王有关的话。
最初，毛泽东告诉陈伯钧是在党校学习四个月，然后上前线。实际情况呢，陈伯钧在1940年9月16日的日记中有一首打油诗：三个月学习？四个月闲住，六个月抗大（做工），年半晋察冀……
可以说，毛泽东狠狠地磨砺了一下陈伯钧，但他终归深知陈伯钧的才华。陈伯钧在党校期间，在毛泽东的指导下，撰写了《论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战术——袭击》，发表在《解放》杂志上。1938年6月，陈伯钧被任命为抗大训练部部长，这是个适合陈伯钧的岗位。在抗大的初期（红大），毛泽东曾亲自讲授他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此时，毛泽东工作繁忙，无法再来。接替他上这门课的就是陈伯钧。他的学生中，就有王宏坤上将——长征后期，王是四军军长，陈伯钧曾当过他的参谋长。
毛泽东曾要求抗大的教职员工安心工作，下决心“死在延安，埋在清凉山”。对毛深深折服的陈伯钧也一定将此铭刻在心。他在延安抗大“做工”的六个月确实是呕心沥血，学生管理，教员的调遣，教材编写，训练的组织，战略学的教学，各种种样的讲演，受到各方的欢迎。不过这期间他曾受到一次打击。
1938年9月29日，校长林彪在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开幕当天，通知陈伯钧取消他原有的参会资格。自尊心极强的陈伯钧如遭雷击，借酒销愁。第二天一早，他找到副校长、黄埔同学、好友罗瑞卿申诉，潸然泪下。在罗的鼓励下，陈求见毛泽东。毛泽东对他解释一番，但没有改变已宣布的决定。见面前字斟句酌想了一肚子话的陈伯钧，此时不知说什么好。当天晚上，他去信毛泽东，表示要求要么专门学习，要么上前线，不愿再呆在抗大。这件事的原委他在日记中没有完全写清，不过，与他同时被通知不能如愿参加会议的许光达，对此事表现得比他稳重、克制。
也就在这段时间，毛泽东与江青的事在延安传得满城风雨，毛泽东的老部下议论纷纷。别人议论一下就完了，陈伯钧却拿起笔来，写信劝阻；也曾有人听说二人将要结婚而写信劝阻，他却是在二人结婚几天后去信反对，还曾把信的草稿拿给战友征求意见。天晓得毛泽东有没有把他的信和张闻天的信一样撕个粉碎。信发出几天后，他与罗瑞卿再次谈到这个问题，“有无限感慨。因为我对大帅所提出的，只是政治影响方面这一部分，而且着重在这一部分，未从其他方面（如江青之为人、大帅生活一…等）来个比较观。所以在写信时未免多所直率与撞闯！这种不老当的习惯，以后还应更加注意。”这大概是陈伯钧体谅到毛生活中的客观困难，心又软了吧。
但是1942年5月12日，陈伯钧去杨家岭，“偶听到大帅与江青口角，声闻户外。呜呼！女人之幻想跋扈一至于此！盖身为统帅，将无数之将，统百万之兵，全国大事举棋若定，而独与一妇人女子竟如此之难应付，吾人于此岂可不更加警惕哉！”这可算得陈上将保留下的日记中（1933年到1950年），对毛泽东提出的唯一异议了。
1938年12月，陈伯钧被任命为抗大二分校校长，率队前往晋察冀边区办学。临行之前，毛泽东谆谆告诫，要求他改掉暴露于外、喜形于色、不够深刻和稳重的缺点，培养全局观念、勇于牺牲自我。陈伯钧依依不舍地告别毛泽东，告别延安。
1940年5月，陈伯钧被选为七大代表，与舒同率晋察冀出席七大的代表团，返回延安。途经白水村，遭到伏击，冀中区委副书记鲁贲牺牲，地委书记吴建民被俘遭杀害，袁升平等一个多月后才回来。
陈到达延安后不久的一个晚上，去看望毛泽东。延安生活艰苦，他舍不得晚饭时剩下的几个丸子，又不好意思拿着去见毛泽东，就先把丸子藏在延河边的石缝里再过河去见毛。毛泽东听他汇报了白水遇险经过后，安慰他说“疏忽而已”——不过，从日记中看，白水事件后陈一直强调首要原因是领导上对代表团不够重视，他在汇报时对自己的责任恐怕说得不够。但总政治部经过调查，最后给了陈伯钧一个处分。客观来说，150人的代表团中有很多是缺少作战经验的地方干部，掩护部队只有两个连，千里跋涉，风险在所难免。3年后聂荣臻从晋察冀来延安时，为安全起见毛泽东曾要求他带兵力至少四千。但陈伯钧作为代表团中级别最高的军事首长，在追究责任时，首当其冲也是必然的。按孟庆山的回忆，陈伯钧在指挥上是有责任的。陈自己在日记中也有记载，在白水事件后不久，代表团重新选举领导人时，他落选了。
陈伯钧承认自己工作中有失误，但认为总政的处理意见过重，并不公平。他给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写信，找任弼时申诉。加上七大延期，陈被派往他不愿去的军政大学工作。心情极度压抑的陈伯钧，一时失态，“十分不应该地冲撞了党中央的同志们”。可以想像他这一冲撞只会使自己的处境更加困难。痛苦中的陈伯钧甚至有轻生之念。他自责“缺乏修养”“、书未读通”。这书未读通的评语，真像是毛泽东说出来的，而毛泽东和朱德确实都给他写来了劝戒信。信里写的什么？不知道，但根据陈伯钧日记的记载，他后来多次重看毛的来信，陷入深深的回忆和思索。
陈伯钧在此之后，直到解放战争进行到渡江战役时，多年没有担任在一线指挥作战的军事主官。我想白水事件和他冲撞中央领导的过激表现，以及1946年他在军调处工作时的失误，影响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上级领导对他的任用。
陈伯钧最终遵令先后去军政学院和军事学院工作。他为了鞭策自己，特地写信给毛泽东请求指示，毛1941年10月1日回信，叮嘱他“不浮、不露、不躁”。1942年2月4日，毛泽东批准他到党校学习。当年5月，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之际，毛泽东点名派陈伯钧到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负责作战事宜。1942年10月，陈伯钧被任命为385旅副旅长，协助王维舟旅长，驻防庆阳。
1944年1月2日，在纷飞的瑞雪中憧憬着新的一年的好收成的陈伯钧，突然收到贺老总一封严辞批评的信件。原因有二，其一就是少将旅长名片事件，前文已有分析，不再重复。但相比这下，此事还不算严重，真正让陈伯钧恼火、委屈以至惶恐的是：有人向贺老总报告，陈伯钧以“老毛”“、毛先生”称呼毛主席，不尊重党的领袖。在流露心声的日记中，陈伯钧不知多少次对毛泽东的著作、报告和伟人风采赞不绝口，而且尊敬地从不直呼其名，在日常工作中却被人抓了只言片语的小辫子。
在1月3日的日记中，陈伯钧以少有的篇幅进行解释（其中对少将旅长名片事件的解释上文已有）：
“晨间，为老总来信批评不尊重毛主席的事，并有所谓统一战线外面的一套事，相当头痛。问题是个别人以余谈笑语作为一个同志的基本观点和立场，同时又断章取义，抓住个别语句，不管前后内容，片面发挥，以致惹起老总的严正批评。这种批评精神我是拥护的，不过我的缺点之本质并不如此，我主要是爱说话、还有点好诙谐，因此在谈吐中说'毛先生'是有的。这是我的严肃性不够，有点轻浮，容易使人觉得自以为懂得不少，另方面亦可能使人误会为太过亲呢，有点抬高自己的味道。这种在客观上的影响，我应负责并坚决改正。至于形式上组织上以及信仰上对毛，老实讲我是非常尊重的。问题的症结在于：虽追随毛同志革命十几年，而对毛的思想方法工作作风还未学到多少，与其他同志比较起来难免相形见绌。这倒是我大大拥护不够的地方，大大尊重不够的地方，还须绝大努力，恐怕还要毕生不断努力，方能稍补缺憾于万一。事实是：去年我在陇东给干部作时事报告时，曾引用过别人称毛主席为'毛先生'的话。在与旅领导间闲谈军史时偶尔顺口称毛主席为'老毛'；因为在井冈山时大家都称毛主席为'老毛'，此以为习惯，但在此时，树毛之领袖形象时，这种称呼显然是不合适的。”这此事，陈伯钧专门写了检查。
与当年在延安的许多将领一样，陈伯钧参加了整风学习和之后的七大。大会之后，他离开延安返回庆阳前，特地将自己对工作的意见和一些问题的认识，告诉彭真，请他转告毛泽东。而以前，对这类问题，他或是直接面见毛泽东，或写信报告。如今，陈伯钧不再将毛泽东看成曾朝夕相处的老毛，恭敬地拉开了距离。即使是与毛泽东密切交往十多年，在军内算得上高级知识分子的陈伯钧，也开始将毛看成了不可攀登的高峰、不敢触动的神明。这是当年全党对毛泽东狂热崇拜之始的一个脚注，也是被指责对领袖不敬之后的谨慎使然。在之后的日记中，陈伯钧对毛泽东的崇敬依然，亲密难再。对一个相识十多年的领导，他不敢再亲密，也不能再亲密。
抗战胜利后，陈伯钧与朱良才带领八百名干部进军东北，离开延安之前两人受到毛泽东的接见。
解放战争期间，陈伯钧先后从事军调小组，军事教育和地方军区等工作，直到1948年5月，才重上战场。不过他参与指挥的长春之战，以六十军起义和新七军投降结束；平津战役中，他所在的兵团执行的是包围北京的任务，敌人再次不战而降。直到后期著名的衡宝战役和带传奇色彩的湖南剿匪，他才算真正地独挡一面，一展才华，不负“红军干才”之名。
1949年7月22日，陈伯钧在南下途中，经过铜鼓，这个二十二年前秋收起义三团驻地。他给战友们指点哪里是自己训练新兵的场地，哪里是团部，哪里是毛主席在八月中秋给排以上干部讲话的地方。往事不断地涌向眼前，记忆仍旧生动鲜明，一切就像刚刚发生。当年，从被张发奎缴械的教导团逃出，跟着毛委员走向井冈山的六个四川同乡，只剩下他一人了：第一个倒下的是刘梦笙，他死时还没走到井冈山；最后一个牺牲的是长征时被留在苏区的徐彦刚。两个月前，刘白羽曾绘声绘色地向他描述毛主席进入北京城的盛况，而此时此地，他好像重又成了血气方刚的少年军人，当年那个衣衫褴缕、脚步艰难却意志坚定，眼光恢弘的毛委员，和无数正当青春就已远去了的战友，好像重又出现站在他的身边。
建国后，陈伯钧在完成湖南剿匪任务后，来到南京，辅佐刘伯承建设南京军事学院。
1952年春天，毛泽东来到南京，副教育长陈伯钧和政治部主任钟期光代表在上海住院的刘伯承向他汇报工作。毛听完汇报，一声感叹：“延安有个清凉山，南京有个紫金山。”啊，延安，清凉山，抗大，陈伯钧怎么能忘记那艰苦而激情尽燃的岁月，和毛泽东当年让他们立下的誓言：“死在延安，埋在清凉山”。
刘伯承听了陈、钟两人对接见情况的汇报后，立即向全院传达，并号召大家树立“死在南京，埋在紫金山”的决心。
1956年1月11日，陈伯钧与刘伯承一起陪同毛泽东再次视察南京军事学院，并汇报了工作。毛泽东对军事学院的工作给予肯定和鼓励。心情舒畅的毛泽东发现校内有一个设备完善的游泳馆，立刻下水畅游了一个多小时。
1957年春，国防部向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报告，认为军事学院“取得了许多工作成绩”，但“存在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教学工作中的教条主义相当严重。”而陈伯钧和钟期光受刘伯承委托，召开院党委扩大会议，作出的关于深入开展反教条主义的决定明确写明“学院成立以来的工作成绩是基本的、主要的”“，学院存在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可以说，软中有硬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张宗逊上将，与陈同样出自31团，两人还是亲戚，很多人将他和陈一同视为毛的嫡系。草地分裂时，张和陈同样作为一方面军派到四方面军的军参谋长，受到张国焘打击。反教条主义时，两人的观点完全对立。现在不少人反感张在反教条主义时的表现，他和萧克的争斗也为人熟知。不过直到张宗逊晚年，中央已对反教条主义一事平反，他仍在回忆录里写明：军事学院的许多教员和学员也认为，实际工作中照搬照套苏联经验的教条主义倾向是存在的。当时，刘伯承院长在外地养病，大家对刘帅是体谅和尊重的，主要意见是针对当时在学院主持日常工作的同志（显然指陈伯钧和钟期光）提的。
1958年5月27日至7月22日，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初期，陈伯钧作为小组长，参加了毛泽东在中南海召集的会议。后期，他被点名作为教条主义代表人物，受到批判，小组长也由李志民接任。
扩大会议后，李志民主持高等军事学院和军事科学院召开两院党委联席扩大会议，继续批判教条主义，主要针对陈伯钧和宋时轮。主席团的结论是：“南京军事学院犯了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错误，这条错误路线在较长时间内和中央军委正确的军事路线相对抗，是我军历史上两条军事路线斗争在新条件下的反映。这条错误路线统治学院数年之久，在军事训练和科学研究中表现最为严重，其影响遍及全军。”对此，陈伯钧明确表示保留意见，被视为“心怀不满，抵触严重。”虽然没有看到毛泽东本人对此报告的表态，但他心底未必同意这个结论的。陈伯钧在被批后，继续担任高等军事学院副院长、院长，毛泽东不会将培养我军高级将领的最高学府交给“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带头人吧？
在军委扩大会议批判教条主义时，毛泽东曾谈到“现在学校奇怪得很，中国革命战争自己的经验不讲，专门讲'十大打击'，而我们几十个打击也有，却不讲。”当时，一遍又一遍检讨却难以过关的陈伯钧又能如何分辩呢？1951年，陈伯钧就为军事学院编写了中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讲义提纲，并上报毛泽东。在抗大，在385旅，在四野，在南京军事学院，在高等军事学院，陈伯钧一直热心做我军军史报告，并受到广泛的欢迎。
钟期光上将晚年在回忆录中对他在文革中远更悲惨的遭遇不做叙述，对反教条主义运动却做了长篇论述和反驳。我想，他更多的是替已无法发言的刘伯承元帅和陈伯钧上将一抒胸中的愤懑。
陈伯钧不会知道，反教条主义的平反，直到八六年刘伯承元帅的追悼会上才得以最终完成。毛泽东不会知道，在他身后，八十年代初，中国社会对他的否定、质疑之声曾日益高涨，即使在他最为自信的军事领域。是宋时轮、郭化若，这些和陈伯钧一样，在当年反教条主义运动中深受伤害和牵连的将领，挺身而出，态度鲜明地捍卫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荣誉和尊严。1959年，陈伯钧在《红旗飘飘》上发表《毛委员率领我们上井冈山》。同年，他对全院学习毛泽东军事著作和保卫祖国战略方针的讨论进行了长篇总结，并上报毛泽东。
1960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陈伯钧的《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一书。
1967年，5月1日，陈伯钧上天安门城楼观礼，毛泽东关心地问他：“伯钧呀，听说你病了？”陈伯钧回答是的，并感谢主席的关心。此时，大帅的“革命”壮志不减，当年的红军干才，已身心残破，不堪追随！
毛泽东在建国后的一些做法，尤其是文革，深深地伤害过半生跟随他冲锋陷阵打天下，半生钻研和宣传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陈伯钧。但说到底，毛泽东不该忘记，也终没忘记陈伯钧——打着摆子，却在三湾改编后咬牙紧跟队伍走向井冈山的不满十七岁的陈伯钧；持枪护卫他沿着敌情不明的漫漫长路，追赶可能被旧军官拉走叛变的幼年红军的陈伯钧；在“雾满龙岗千嶂暗”的阵地上，率红七师正面迎敌，拉开第一次反围剿序幕的陈伯钧；充当全军后卫，率五军团十三师血战湘江的陈伯钧；草地分裂后，面对张国焘不屈不挠，血性抗争的陈伯钧。本文大部分内容参考陈伯钧夫人晚年倾尽心血组织编辑出版的《陈伯钧日记 文选》一书。此书的封面上，陈伯钧身着上将军服，从容地侧身凝望。他的身后背景，是《论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战术——袭击》的手稿。陈伯钧清爽的钢笔字写就的底稿上，是毛泽东的毛笔批改。此文当年以陈伯钧署名在《解放》发表时，毛泽东写有编者志：这篇文章，是陈伯钧同志节录一九三四年毛泽东同志所著“游击战争”小册子上面论游击战术之一部分，为了适合抗日战争情况，陈同志在文字与条文上有所增减，复经毛同志校正，今在本刊发表，以供全国各地抗日游击战争领导干部参考。
这篇文章被《毛泽东军事文集》和《陈伯钧日记 文选》同时收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