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军区清查“四人帮”帮派体系，专案组找一位副政委核实问题时，双方拍起了桌子。韩先楚问谁先拍的桌子，专案组的同志说是我们。又问你们为什么要拍桌子，回答是他的问题那么严重，态度还那么恶劣，就先打打他的态度。韩先楚说我也先打打你们的态度。调查核实还没结束，怎么就能说人家问题严重？是不是人家没按你们想的那样讲话，就是态度恶劣？我也学你们一把，也把结论放在调查研究的前头，那就是兰州军区问题最严重的老干部，也不会反党。你们是代表组织做工作，代表组织就高人一等了，就可以居高临下去压服，把人当牙膏似的往外挤话、压话了？战争年代，我们的俘虏政策是非常好的，对战犯也是讲政策、讲人道的。年轻人同志，咱们可不能一边批判人家那一套，一边再把那一套拿来对付自己人哪。今后就是真的碰上个反革命，也要让人家讲话。不让人讲话，或是只能按照你的口径讲话，那跟张志新被割断喉管有多少差别？
而在福州，1962年召开的为韩先楚平反的军区党委扩大会后，许多人都说他“太软”，应该让那种整人的人知道“辣椒不是甘蔗”。韩先楚说：得理还得饶人，饶人才能得理、得人。同志之间，有什么不可谅解的？你搞初一，他来十五，冤冤相报，怎么得了呀！
那么，是为了证明自己一贯正确？
控诉“文化大革命”，那么多人痛哭流涕，那情景着实令韩先楚感动而难忘。可台下有人当年也被整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甚至家破人亡，有的不就是台上那控诉者的“杰作”吗？1959年庐山会议，有几多仗义执言、实话实说的？有些后来被整得很惨的人，当年整起别人不也凶得很吗？“文化大革命”打乱仗，阶级斗争打乱仗，不就是自己跟自己斗狠吗？摸摸良心，自1957年“反右”起，有几多人敢拍拍胸脯，说“我是一贯正确的”？
在这样一个民族的大悲剧的大结局时期，他认为必须向前看，同时也不能不坚决地回过头去，把我们的昨天看个明白、透亮。不向后看，不把这场劫难的缘由、来路搞清楚，向前看就会目光散乱，举足投步就可能失去方向。在那样一个人类文明日新月异的时期，每个经历了“阶级斗争”、“文化大革命”的人都要反思、忏悔，一个民族都要反思、忏悔，否则就无法面对我们的先人和后人。并不是什么人反思、忏悔一下就能了事的。但在人民内部，同志之间，如果仍是抓住过去不放，那不还是重复历史打乱仗吗？
“四人帮”横行时，他只能战战兢兢地给毛泽东写信，深不得，浅不得，一肚子话倒不出来，唯恐哪句话呛了老人家的肺管子，更怕落到江青、张春桥这帮人手里。“四人帮”寿终正寝了，可以放胆说话了，他不知道这个“打掉9号文件战役”是要打上个八年抗战的，只知道眼下已经打了一个解放战争了，仍是久拖不决，好像这辈子就“久”在那里了。
“四人帮”垮台了，真高兴，真痛快呀，可9号文件还像块石头压在心上。有些人不再说他“反对中央领导同志”，即反对“四人帮”了，就继续抓住“林彪死党”不放。一提起9号文件他就要骂娘，一拿起笔来，或是他口述，让秘书记录，也要骂娘。后来也不用口述了，那些翻来覆去的车轱辘话，秘书早已背得滚瓜烂熟了。娘也骂烦了，写也写烦了，那也还得写呀。实权派的军委常委也好，荣誉职务的人大副委员长也罢，他这辈子就这样了，可那些代他受过的人还在水深火热中煎熬着。他必须打掉这个9号文件，救他们出苦海！
战争年代，一仗又一仗，一夜一夜地不阖眼，一封封电报飞去师、团、军，一个个胜利捷报就裹着硝烟像欢快的鸟儿飞了回来，那是何等痛快而又惬意呀？那种仗好打，他天生就是来这个世界打那种仗的人。可有的人却是打这种仗的行家里手，好像专门就是来这个世界对付他这种人的。
晚年他曾说他第一次战斗好像就打倒一个人，是死是伤弄不大准。他这辈子没少杀人，也算“恶贯满盈”了。“但我从不打自己人，从不整自己的同志。”
他不知道病魔正在猛烈地向他发起攻击，悄然地吞噬着他的生命。但他知道，每一份申诉材料写完后，他的生命就耗去一分，他已经精疲力竭了。
冥冥中的那个世界与这个世界素无往来，有些事情他是不会知道了。但他知道，在为一些人举行的追悼会、平反昭雪会上，当年曾经杀气腾腾地口诛笔伐的人，不也神情肃穆地站在那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