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一看到找到他时那种可怜兮兮，又千好万好的样子，他的心就软了。他这辈子就是听不得软话，再不想吐口的事，有时几句软话就松口了、点头了。
有人说福州这个“超级大区”，是他“划拉的一堆难题”。
周赤萍也是主动找到他，想到福州来，请他“给上边说说”，他就说了。结果，“九一三”事件后，不但弄出了本小册子《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林彪》，还给福州军区弄来个“借用力量”。9号文件后，有人就抓住周赤萍大做文章，非说他才是“借用力量”的“主谋”、“后台”不可。还说他“结党营私”、“招降纳叛”。
他不需要谁对他感恩戴德。他为他们打电话，写报告，有的还在北京找这个，找那个，为他们奔走陈说，因为他们是党的人，同时也为他们的境遇不平。他认为这是他应该应分做的，换了别人也会一样。9号文件后批判他，无论他们算是哪路“降”、哪路“叛”，他都能够理解。
9号文件下来后不久，在福州西湖大礼堂审判“反革命分子”倪南山和周子韬。周子韬在检查自己的“罪行”时，讲到写检举揭发张春桥的材料时，有人有顾虑，不敢写，周子韬说你不写，我一个人也要写。坐在台下的皮定钧听到这里，伸出大拇指，对身旁的石一宸悄声赞道：“山东好汉！”
就是皮定钧这样的汉子，当时也不能不“深揭猛批”韩先楚。在那种环境、气氛中，谁敢不和中央保持一致呀？9号文件，那是天上下刀子呀！
红头文件那么多，报纸上的话更是现成的，穿靴戴帽也好，掐头去尾也好，稍微变化变化，有点自己的特色，你就扯着嗓子喊去呗！当然了，随着运动发展，揭发一些问题也是完全必要的。谁能没有缺点、毛病、错误呢，一起共事能一点也没发现吗？“文化大革命”都搞8年了，干这活都是轻车熟路的事，谁不懂呀？
事实上，有人就是这么揭批的，比如皮定钧等人。
参谋长被打倒了，有人召集司令部几位领导开会，揭司令部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盖子”。大家闷在那里，谁也不吱声，只听这位领导一口一个“韩先楚”，有时还在前面加上个“林彪死党”。有人不说，那心头也不能不想，当初你一口一个“韩司令”，如今成了“林彪死党韩先楚”，这世道，这领导，这德行，还怎么叫人做人哪？有人就说话了，说我一不是4野的，二不是韩先楚提拔的，到司令部时间又短，我揭不出什么“盖子”。这位领导不高兴了：是4野的当然要查，不是4野的就没事了？韩先楚在福州16年，到处都是流毒，哪儿没有盖子？
80年初在京西宾馆，这个人与韩先楚上下电梯时相遇了。这个人首先认出韩先楚，立即伸出手去：老韩，你好哇。韩先楚见是他，说：我好？我能好什么好哇？边说边径直走了，扔下两个“？”和这个像个“！”似的站在那里的人，也让周围许多人愣在那里莫名其妙。
1982年中央撤销9号文件后，韩先楚听说这人有了悔意，立即意识到自己过分了，再见面时就主动上前打招呼、握手。
有的人却实在让他搞不懂。
《孙膑兵法》说：“将者不可以无德，无德则无力，无力则三军之不胜。”将军？道德？三军之胜？如今打的是什么仗，和谁打仗，为谁打仗？“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也好，“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也罢，要想“保存自己”都离不开“消灭敌人”。可没了白军，也没了日本鬼子、美国鬼子，还要打，还要斗，那也就只能是自己和自己打乱仗，自己消灭自己了。既然牺牲自己也保存不了同志，那么为了“保存自己”，或者说保存自己的乌纱帽，不得已而打击同志，“消灭自己”，也不失为一种选择。生存毕竟是第一位的。何况躲过劫难，养精蓄锐缓过神来，还可发起反攻，去救援同志，“保存自己”。可有人怎么就是那么把枪口对准你，一梭子、又一梭子地猛烈射击，打个没完没了呀？
自“文化大革命”以来，从中央到省市自治区，再到地市县，乃至公社、大队，有几多人没有“自我批评”、“检查”过，又有几多人不是迫不得已违心的？有些人还“检查”得少吗？那是什么滋味儿，又是怎么回事儿，不是清清楚楚吗？为什么要死死揪住他那次“检查”不放。专往伤口里捅刀子？
是怕他韩先楚报复？这倒好像有点特点。“文化大革命”中不是有“反到底”战斗队吗？“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这话连孩子都会背了。反正已经得罪你了，不往死里整，不把你整死，有朝一日再翻过身来，那我还受得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