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纸黑字，红口白牙，在那样高级的会议上，就这么正儿八经地说着自己不想说的，也不是那么回事儿的事儿？
照本宣科地念着这18个字，韩先楚似乎并没感到多么吃力。可从这一刻起直到离开这个世界，一想起来，就有一种被压垮了的沉重和灵魂被穿透了的剧痛。那是比战争年代所有那些击中他的子弹、弹片，更让他难以承受的呀！
（我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写了一封支持林彪反革命政变动员令的表态信，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我错怀疑过春桥同志，在这里我向中央检讨，向春桥同志赔礼道歉。
他的心在淌泪滴血！
辽西会战捉住廖耀湘，他主动上前握手、请坐，请这位败军之将谈谈西进兵团的企图、动作，还有新6军的战术特点。无论我军吃了新6军多少苦头，又怎样恨死了这个冤家对头，他都不能不对这支精锐之师和它的指挥官，怀有几分敬意。更何况这位新6军的老军长还是抗战名将，曾在8年抗战中出生入死，为中华民族立过战功。可这个“鳝鱼眼”算个什么东西？不就是历史上那种屡见不鲜的狐假虎威、弄权作奸的丑类吗？却成了“春桥同志”，还得“向春桥同志赔礼道歉”！
各自多作自我批评，发言时别人不要插话，讲完了就完了，大家鼓掌－－果真如此，那不是搞形式，走过场，把这些大区司令、政委弄来北京过家家玩吗？
先有两个人来找他谈话，他还是那话：让我检查，可以检查，我也愿意认真检查我的错误。但我不能按照会议发给的《检查提纲》检查，因为我不能瞪着眼睛胡说八道。
一切都是安排好了的，把这些大军区司令、政委弄来北京，就是要用用他们的嘴巴。
对于必要的妥协能否作出正确的判断，是检验一个人综合素质优劣的标志之一。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作一点妥协的人，生活中是不存在的，特别是身处逆境之际。可现在却是人妖颠倒、原则出卖、胯下之辱呀！
又一位他很敬重的人物来了，来做思想工作。先分析“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又给他分析了现在的处境，都是掏的心窝子话：真假是非，现在就别较真了，将来让历史检验去吧。没有今天就没有明天，今天需要的是过关，是生存。为了老人家，也为了大家，还有你的一家，就在组织上服从一次吧。
就是铁嘴钢牙，这回也得说句软话了。
中央解决江西问题时，许多大军区、省军区的同志，都在京西宾馆忙着写“检查”。江西省军区的同志见人家大都在“方向、路线”后面加个“性”，一下子就把那“方向、路线错误”“性”得轻飘了许多，就和大多数保持一致，来了个“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一位也是韩先楚很敬重的人物看了，就让他们“高姿态”，把“性”字拿掉。把问题说得越严重，态度就越好，就越能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那么蒋介石把全世界的屎盆子都扣到自己头上，会不会也“高姿态”地成了革命派？
韩先楚去找许世友：“许老板”，你也别争功，我也不揽过，你“方向”，我“路线”，咱俩把它包了，怎么样？
两位上将哈哈大笑，那泪水却要出来了。
当年大别山“肃反”，许多人五花大绑着临刑前，高呼“红军万岁”、“革命万岁”、“共产党万岁”。“文化大革命”初期，许多人的“检查”也是那么认真、虔诚而又动情。风暴突至，横扫一切，人们蒙了，找不着北了，一时间就真觉得自己好像多么罪孽深重，有那么多人甚至自杀了。而今，一些人“检查”起来也是痛哭流涕，悔恨交加，知情人却都明白那是做戏。一个“8年抗战”都过去了，就是再傻再笨再不开窍的人，也能谙出几分了。甚至就变得玩世不恭了，更别说投河上吊卧轨跳楼割动脉了。
一般人在日常生活中说假话、骗人，只不过会遭到朋友的藐视和唾弃。而军人口是心非不诚实，打起仗来就是拿同胞的生命开玩笑，拿国家的命运开玩笑。
在所有较量过的对手中，韩先楚最仇恨的是日本鬼子。可作为军人，对于日军那股宁死不投降的劲头，却不能不另眼相看。平型关战斗中，我军竟然没有捉到一个俘虏。可自那以后，到处都有伪军，伪军倒是好打，却怎么打也打不灭。任何被占领国都难免有伪军，可叫做“汉奸”的这种东西，是不是太多了点？这是一种什么民族性格？而我们眼下做着的事情，又在培养一种什么东西？
“九一三”事件几天后的一个凌晨，韩先楚一觉醒来见秘书办公室里老秘书夏承祖还在伏案写材料。见他进来，夏承祖道：林彪死了，这秘书也难当了，一些用惯了的话又不能用了，又得适应一阵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