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五年八月至十月
延安
重庆
太行
1
历史披着烽火硝烟走进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在满目疮痍的中华大地上重重地踏了一脚，仿佛总结性地为自己画了一个阶段性的句号——更准确地说，是一个惊叹号！
这一天，在太行山深处一个名叫赤岸的小村子里，八路军一二九师司令部张参谋正值夜班，电话铃骤然响起。他抓起电话，一时竟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接连问了三遍“什么”之后，又反问：“你……你说什么？日本投降啦？！你是不是做梦……”
“这个梦老子做了八年啦！可今天这个，是延安的通知！”电话里的声音如同炸雷。
身上曾被日本人的子弹穿过三个窟窿的张参谋扔了电话，好像格斗场上奋力厮杀的勇士突然间失去了对手，满屋子转了好几圈，才抄起一只黄铜洗脸盆冲到院子里。
星斗满天，残月西沉。静谧的夏夜，清漳河水的潺潺低语伴着人们熟睡的鼾声，黄铜脸盆惊天动地响了起来——
“日本投降啦！日本投降啦！”
熟睡的人们猛然跃起，不约而同地抓起枕边的长短武器。
“快！有情况！日本狼来了！”
“在哪儿？日本狼在哪儿？！”
望着呼啦啦拥到院子里的同志们，张参谋憋足气力喊了一声：“同志们！日本狼再不敢来了！日本投降啦！”
转眼间，长枪、短枪换成了铜锣、铁盆、油桶、破锅，一齐敲打起来；抓不到响器的人们返身跑回屋里，撕开棉被、棉袄，掏出棉絮扎成火把；更有人情急之中拽下匣子枪上的红绸布，蹦蹦跳跳扭起了大秧歌……
太行山沸腾了！人们手舞足蹈，热泪盈眶，狂欢起来。欢呼声、口号声、歌唱声，一浪高过一浪；锣鼓声、军号声、唢呐声，一波赶着一波。火炬、马灯、手电筒追逐着狂欢的声浪，火龙一般上下腾舞，把曲曲弯弯的清漳河映成了一道光明的霓虹。
此时，西北高原的延安在沸腾！四川盆地的重庆在沸腾！
此时，整个中国都在沸腾！
举国上下，大江南北，无论城市还是乡村，人人兴高采烈，个个奔走相告：抗战胜利了！和平来到了！
胜利，和平，多么动人的字眼。
在八年抗战的漫漫长夜里，中国人曾像盼星星、盼月亮那样地盼望胜利。现在，胜利已经到来，人们又像盼星星、盼月亮一样盼望着灾难深重的祖国从此走向和平。
然而，人们脸上欢庆胜利的泪水尚未擦干，中国的天空中又出现了内战的阴云。
八月十六日，日本宣布投降的第二天，还是在太行山那个名叫赤岸的小村庄里，还是八路军一二九师司令部的那个张参谋值班接的电话：“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按照蒋介石的密令，派其第八集团军副司令兼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率领第十九军、第六十一军的主力四个步兵师及一个挺进纵队，从临汾、浮山、翼城侵入我晋冀鲁豫解放区的腹地——上党地区！”
继而，在短短的几天里——
襄垣告急！潞城告急！长治告急！壶关告急！
整个晋东南陷入战争的危急之中！人们在焦灼中，将目光投向国共两党的政治中心——重庆和延安。
重庆。上清寺蒋介石的官邸与街头巷尾欢庆胜利的气氛形成强烈反差，显得十分抑郁。
匆匆到来的抗战胜利，使蒋介石有些措手不及。抗战八年，他的几百万军队大部分撤到所谓“大后方”的西南一隅，而广袤的日寇占领区却大都处在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的包围和进攻之中。此种形势若不改变，那么，日本人的投降只不过加速了中国的赤化进程。用不了多长时间，华北、东北、西北、华东乃至整个中国都将成为共产党的天下。
为了改变力不从心、鞭长莫及的现状，早在八月十一日他就接连下达了三道命令，让他的军队“积极推进，勿稍松懈”，抢占果实；而令共产党的军队原地“驻防待命”，不得“擅自行动”，目的就是争取时间和空间上的主动。在空间上，他可以依赖美国的现代化运载工具，从地面、空中、海上齐头并进，缩短大西南与全国各地的距离；而在争取时间的问题上，他更是情急生智，拟就了一份发给毛泽东的电报：
万急延安毛泽东先生勋鉴：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
蒋中正未寒
他推测毛泽东是不敢应邀到重庆来的——不来当然最好，共产党拒绝谈判，破坏和平，那么下面的文章他就好做了。即使毛泽东斗胆如约前来，那也很好，他正好借谈判之机调兵遣将，以缓兵之计争取时间，让各路大军如期到达指定位置，抢占战略要地，先将共军分割包围于狭小地域，待日后收拾起来也就易如小烹了。
为了这个一箭双雕的高明之策，蒋介石神采飞扬，挥笔在日记中写道：唯有虔诚感谢上帝赐给我的伟大恩典和智慧。
延安。从不相信上帝的毛泽东此刻正站在西北高原，站在这块因孕育了人类而与上帝共处于同一等高线的黄土坡上，俯视和洞察着蒋介石的一言一行。他把抗战胜利的果实比作桃树上结的桃子，那么桃子该由谁来摘呢？他一句话便道出了再朴素不过的真理：“这要问桃树是谁栽的，是谁挑水浇的。蒋介石蹲在峨眉山上一担水也没挑，却把手伸得长长的要摘桃子，这自然是不行的。”
早在苏军对日宣战出兵中国东北的当天，毛泽东就在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的同时预言，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不仅不会让人民取得胜利果实，而且会阻止人民军队受降，进而还会向人民军队进攻。对此，我们必须有足够的准备。
果然，蒋介石“摘桃子”的文武闹剧紧锣密鼓，一幕幕地上演了。对此，毛泽东又以他那湖南汉子的辣椒性格回答了四个字——针锋相对！他说：“蒋介石对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同时告诫全党：“全国的内战不论哪一天爆发，我们都要准备好。早一点，明天早上就打吧，我们也在准备着。”
针对蒋介石的三道“禁令”，毛泽东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发布了受降及配合苏军作战的一系列命令，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和全体人民武装迅速前进，收缴敌人武器，接受日军投降。针对国民党军队的大规模进军和挑衅，毛泽东号召各解放区军民立即行动起来，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一切来犯者。而对于蒋介石接二连三发出的“谈判邀请”，毛泽东权衡利弊之后，毅然应允，决定飞赴重庆，一则争取全国民众，揭露蒋介石的内战阴谋，在国际国内舆论上赢得主动；二则尽一切可能延缓战争爆发，争取实现和平。
当时，中共七届一中全会刚刚结束，各解放区的首脑和将领云集延安。人们对时局的日趋紧张表示极大的忧虑，更对毛泽东亲赴重庆的安全问题表示出莫大的担忧。许多人听到消息后说：“心里像压了一块石头，点着了一把火，又沉重又焦急，通夜不能入睡。”
毛泽东笑着说：“蒋介石那样热情，一而再、再而三地邀我去做客。我若不去就会失掉人心，正中蒋介石的诡计。此去重庆，若谈成了，对人民有利，对中国的和平建设有利；万一谈不成，蒋介石把我扣起来做人质，他坚持内战的嘴脸便暴露无遗。最坏的情况无非像历史上明英宗土木堡之变，如果真是那样，大家就要像于谦那样，针锋相对，坚决斗争！”
对于晋东南上党地区由国民党一手点燃的烽烟，毛泽东尤为关注，临行前对刘伯承、邓小平等人交代：“我们的原则是针锋相对，或谓以谈对谈，以打对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阎锡山要占上党那个洗脚盆，那么，你们回到前方去，放手打就是了。不要担心我的安全问题，你们打得越好，我越安全，谈得也越好。”
于是，在和谈的烟幕下，一道道进军的命令从重庆的上清寺发出。
于是，为了保卫人民的胜利果实，一封封自卫反击的电报从延安的枣园飞向各解放区。
一场规模空前的调兵遣将开始了。
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人民解放战争，就在晋冀鲁豫解放区，在那个被毛泽东戏称为“洗脚盆”的上党地区拉开了序幕。
2
上党，东临太行，西倚太岳，南眺中岳，北望系舟、五台，群山环抱，峰峦排空，与天同党，故谓之上党。自殷商至秦王置郡，上党辖地几经变迁，时而包括整个晋东南地区，时而只辖部分县镇，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属地扩大为长治周围的十六个县。十六个县珠落玉盘般地遍布在崇山峻岭之间的盆地里，水土肥美，物产丰富，交通方便，成为重要的经济贸易中心和兵家必争之地。
“七七事变”之后，人称“山西王”的阎锡山一步步退至黄河以西，上党便成了八路军坚守抗战的地区。刘伯承、邓小平率领一二九师东渡黄河，在这里浴血奋战，建立了以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个抗日根据地为中心，西起同蒲路，东抵津浦路，北接正太、石德路，南至黄河的晋冀鲁豫解放区。抗战胜利时，晋冀鲁豫解放区已控制城市八十多座，拥有人口二千四百万，军队近三十万，民兵四十万，成为全国七大解放区之一。仅一九四五年春、夏两季对日攻势作战，晋冀鲁豫部队就进行了大小战斗二千三百余次，攻克日伪据点二千八百多个，收复县城二十八座，歼敌三万七千八百余人。
“千百万人的血是不能白流的！”
晋冀鲁豫军区参谋长李达的鼻尖上顶着豆大的汗珠，嘴角拱起紫亮的燎泡，一拳砸在晋东南三百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上。
地图上，一个个箭头蛇芯般地吐向以长治为中心的上党地区。短短的几天，抗战八年日军多次出兵未能全部占领的上党，一个又一个的县城却在举国欢庆抗战胜利的日子里，被阎军强占。
面对突发的事变和严峻的现实，李达五内俱焚，眼里蹿着火苗。这位自一二九师成立就跟随刘伯承、邓小平转战太行，于抗日烽火中创立了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关东汉子，对晋东南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比对他的老家还要熟悉。他能如数家珍一样扳着手指道出那里发生的每一次战斗，他能像种田的老把式讲述如何犁地、如何播种、如何施肥一样讲述每一次战斗的谋略部署、组织实施和进展结果，也能像述说家谱一样讲出每一次战斗所付出的代价以及牺牲的指战员的姓名。至于那些战斗毙伤敌伪、缴获武器的数字，他更是脱口而出，绝不会有半点出入。然而今天，一贯以缜密沉稳而著称的李达却有些把握不住方寸了。
在战火硝烟中闯荡了近二十个春秋，打仗对于李达已是家常便饭。他不怕局势的险恶，不怕敌情的严峻，眼下令他坐卧不安急火攻心的是部队的现状。
长期的抗战，特别是春夏两季展开的大规模攻势作战，使部队消耗很大，一时来不及补充，不少战士只有几发子弹，有的甚至还在使用大刀长矛。当然，八年抗战，共产党的部队就是唱着“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打败日本鬼子的。他李达毫不怀疑蒋介石这个“运输大队长”的积极性，他相信国民党会比日本人更积极地给他“送”来大批的武器装备。
真正令他感到焦心的是“孤独”。面临即将爆发的大战，晋冀鲁豫解放区的两位统帅刘伯承、邓小平远在延安，薄一波、张际春等党政领导远在延安，陈赓、杨得志、陈锡联、陈再道、王近山等一大批将领同样远在延安。留在太行前线的只有他一个“独角儿”，可怎么唱好这一台“大戏”呢？
一封封催着刘邓速回太行指挥作战的急电发往延安，却迟迟没有准确回音。
李达猜想中央肯定在作重大决策，于是再拟电报表达急切的心情：
……组织大军与指挥强大野战军，急需主要干部，请带陈锡联等同志回太行。
八月二十四日，刘邓的回电终于来了，电报说他们将于二十五日返回太行。望眼欲穿的李达收到电报，反倒不敢相信了。延安距太行千里之遥，一夜之间到达，岂不成了天方夜谭？
四十多年后，当年二野的军政处长杨国宇对笔者说：“这件事说出来，会吓你一大跳！八月二十五日那天，刘邓首长是乘一架美国军用运输机DC-9飞回太行的。同机到达太行的还有薄一波、陈毅、聂荣臻、林彪、陈赓、陈锡联、陈再道、张际春、滕代远、杨得志、肖劲光、邓华、邓克明、宋时轮、李天佑、王近山……近一半的中共将领乘坐这架飞机飞抵太行，而后转赴华东、中原、华北、东北前线。美国人做梦也没想到，他在为蒋介石运兵的同时，却帮毛泽东遣了将。如果当年杜鲁门总统知道了这件事，肯定会懊悔得抽自己的嘴巴。”
后来担任晋冀鲁豫野战军一纵司令员的杨得志也是乘这架飞机返回太行的，他的回忆更加详细生动：
“八月二十四日夜间，我接到第二天上午九点前到延安东关机场的命令。命令让我一个人去，连参谋和警卫人员都不许带，也不准其他同志去送行。
“延安的东关机场我是去过的，但坐飞机却是有生以来的头一次。到机场前，我不知道还有哪些同志一起去前线。到机场后，首先看到杨尚昆同志，还有黄华同志；不一会儿，看到刘帅来了，陈老总来了，邓小平也来了……杨尚昆同志简单介绍了一下情况，大家便开始登机。
“黄华同志告诉我们，这是一架美国的DC型飞机，又叫道格拉斯运输机，是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每周六或半个月在西安和延安之间往返一次，为观察组运送东西。这次是专供我们使用的。当然，这些美国人不知道乘坐这架飞机的都是些什么人，也许以为我们这些‘土八路’在搭他那架破飞机开开洋荤吧！
“飞机是绿色的，有两个螺旋桨，舱门很矮。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飞机的大门关不严，起飞时螺旋桨还得靠人推动。
“在飞机上坐定后，我才看清了全部同机人员……看到在这样一架极普通的飞机中，集结了我们党这样多的高级党政领导和军事指挥员，我的心情既兴奋又有些紧张。这除了说明任务的急迫，也表现了党中央领导人非凡的胆略。
“若干年后黄华同志说，他事先不知道这次行动。因为他当时负责同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联络工作，每次飞机抵离延安都要到机场去。那天到机场看到这么多负责的同志，心里有些紧张，担心飞行中万一出现什么情况，我们的负责同志与美军驾驶员语言不通，无法对话，那是很危险的。他向杨尚昆同志提出随机行动，得到杨尚昆同志批准后，他才登机随行的。
“九点多钟，飞机的螺旋桨转动，开始在东关机场凹凸不平的跑道上滑行。不一会儿，大地下沉，飞机起飞了。
“飞行了大约四五个小时，发现地面有火把、烟雾，黄华同志说，‘请首长们注意，很快就要降落了。’
“飞机落地后，我才发现，这就是晋东南黎城县的长凝临时机场，我们已经从延安飞回了太行前线！”
李达得到刘邓首长乘飞机回来的确切消息后，立即派出一个骑兵排到机场迎接。
所谓的长凝机场，其实就是一片天然的开阔地。一年前，美国援华飞行队的B-26型飞机被日军击伤，坠落在附近的一个山沟里。飞行员获救后，由一二九师的骑兵排护送到师部。途中经过长凝附近的这片开阔地，他们惊讶地说：“啊！你们八路军的根据地太伟大啦！竟然还有一个秘密机场！如果事先知道，我们的飞机迫降到这里，就不会出事了。”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从此，李达就有意识地让部队在这片空地上出操、跑步，把它踏得平平的，打算一旦八路军有了自己的飞机，马上就可以投入使用。没想到这太行山的第一个简易机场，却让第一次坐飞机的刘邓首长剪了彩，为解放战争第一仗的胜利立了第一功。
大战将临的气氛笼罩了小小的赤岸村。
作战室里，刘伯承手握话筒与李达通话。此时的李达已经身临前线。他在得知刘邓首长返回的消息后，心里一下子踏实了，布置好迎接的事宜，便动身赶赴武乡县的新城——段村前线，准备为上党战役开个好头。
经过一个昼夜的激战，太行部队已经攻下县城，肃清了敌伪，正准备乘胜挥师南下，攻打襄垣城。
“好！”刘伯承听了李达的扼要汇报，用洪钟般的声音命令道，“坚决把襄垣拿下来，作为太行军区部队屯兵之地！准备会合太岳、冀南部队，发起上党战役！”
说罢，刘伯承走到地图下，手指平汉、同蒲、陇海、津浦四条铁路：“蒋介石的军队沿四条铁路开进，伸出四个爪子向我们扑来了。我们要守住大门，保卫华北解放区，掩护我东北解放军作战。平汉、同蒲是我们作战的主要方向，但现在阎锡山侵占了我上党六城，在我们背上插了一把刀子，这就是人们通常说的芒刺在背啊！不拔掉这把刀子，心腹之患未除，我们怎么放得下心分兵平汉、同蒲去守大门呢？因此，上党战役不但一定要打，而且打则必胜！”
邓小平接道：“上党战役的根本问题，是抗战胜利果实落到谁手里的问题。蒋介石、阎锡山伸手来抢，绝不能让他抢走！”
刘伯承摘下眼镜，认真地擦着：“和蒋介石打了多年的交道，我们是了解他的。这个人有时吃硬不吃软，你越软他越欺负你，有时你顶他几下，他反倒收敛一点。我们面前的形势正像邓政委说的那样，人民的胜利果实，必须用战斗来保卫。也可以这样说，我们这里的仗打得越好，毛主席在谈判桌上说话就越有力量！”
“对。”邓小平走到地图前，“此役大体可分为一个序幕三个阶段。序幕就是李达同志正在指挥的收复襄垣之战。第一阶段是夺城打援，首先夺取屯留、长子和潞城，吸引长治之敌出援，在野外将其歼灭；第二阶段是围城打援，所围之城，当然是上党的心脏——长治；第三阶段是——”
“攻城歼敌！”薄一波见邓小平的双手在长治周围用力合拢，禁不住说道，“邓政委此计不同凡响！”
邓小平笑笑，点燃一支香烟：“我有什么不同凡响？还不是刘师长的独有风格？”
刘伯承也笑了：“攻其所必救，歼其来救者——这本是古人的发明，我可不敢居功。只是我常用此计，而敌人仍然不接受教训，总是要自己往圈套里面钻，这才让人难以捉摸呢！”
八月二十九日，晋冀鲁豫军区作出战略部署，并去电请示中央军委。八月三十一日，中央军委回电，同意刘邓部署：
……阎部一万六千人占我长治周围六城，乃心腹之患，必须坚决彻底全部歼灭之。
九月七日，刘伯承、邓小平联合签发《晋冀鲁豫军区作战字第一号命令》。十日凌晨二时，上党战役正式发起。
3
夏日的重庆如同一座火炉，而正在那里进行的国共两党谈判却处在如霜的季节，陷入了僵局。
毛泽东是八月二十八日飞抵重庆的。当晚，蒋介石便在歌乐山南麓那个峰峦叠嶂、曲径通幽，有着郁郁葱葱的古柏苍松的“林园”为毛泽东接风洗尘。重庆各大报用号外或特刊的形式，报道了那个令国人激动了一夜的消息：
蒋主席举行盛宴欢迎毛泽东先生。席间，蒋主席和毛先生相继致辞，并几次举杯互祝健康，空气甚为愉快。
然而，第二天正式商谈一开始，晚宴时的温文尔雅、轻松愉快便被针尖麦芒、唇枪舌剑所替代。国共两党关系中的重大问题由毛泽东与蒋介石进行直接商谈；具体问题由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与国民党方面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进行谈判。
由于蒋介石匆忙之中拿不出具体方案，毛泽东开诚布公地说：“希望通过这次谈判，使内战真正结束，永久的和平能够实现……”
毛泽东的话还未说完，蒋介石脸上的笑容立时消失了，手一摆，打断道：“中国没有内战！”既然中国不存在内战，那么，这次专为避免内战、实现和平而进行的谈判还有什么意义和必要呢？
毛泽东十分清楚，这是蒋介石的老调重弹。多少年来，蒋介石从未承认过中国有内战，挂在他嘴边的是，中国只有“剿匪”或“剿共”。照此逻辑，只能说明蒋介石的顽固立场丝毫没有改变。
毛泽东的脸上掠过一丝愤懑和轻蔑的笑，反唇相讥道：“要说中国没有内战，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根本不符合事实，即使三岁的娃娃也不会相信。”接着，他扳起手指，历数了十年内战和八年抗战时期的大量事实，证明了内战不但在中国存在，而且从未停止过。
毛泽东的话，将人们的思绪带入了血雨腥风的一九二七年。那时，由于蒋介石的叛变，使得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一时间，对共产党人“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走一个”的灭绝人性的口号甚嚣尘上。从此，国共兵戎相见，血流成河……
一九三四年十月，蒋介石率领大军在江西对红军的第五次“围剿”得手，国民党中央社将之作为特大喜讯以蒋介石的口吻报道：“朱毛匪酋在瑞金溃败后，从赣南向湘粤桂边界流窜。”并悬赏二十五万块光洋，要买毛泽东那颗人头。
最让蒋介石得意和晦气的日子是一九三六年的冬季。红军经过“流窜”到达陕北，已由国民党“围剿”前的三十万之众锐减为不足三万人。蒋介石亲临古城西安，召集陈诚、卫立煌、蒋鼎文等一大批将领，部署他的嫡系与精锐部队三十多万，并调遣一百多架刚刚从意大利购进的作战飞机，准备对陕北红军进行第六次“围剿”。用蒋介石自己的话说，这是对共匪的最后一战。
然而事与愿违，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破坏了他眼看就要完成的“剿共”大业，致使那次已经点燃的“最后一战”归于流产。“中共借国难以自大！”蒋介石扼腕长叹。八年抗战，中共不仅生存下来，而且得到大的发展，以致作为蒋介石盟友的美国人，也在抗战胜利前后要蒋介石与中共组成联合政府。
往事如烟，昨日的夙敌成了今天的座上宾客和谈判对手。须臾之间，蒋介石仿佛觉得历史在不断地反复。他仔细看了一眼毛泽东，还是十八年前在大革命中担任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时那张棱角分明的脸，不过目光更加深邃了，仿佛能够洞悉他的内心世界。
面对毛泽东列举的如山铁证，蒋介石无言以对，只得尴尬地另找话题。毛泽东从容地阐述了中共对两党谈判的原则性意见。
蒋介石阴着脸听完，冷笑了一声：“十几年不见，没想到你毛润之的胃口是越来越大了！可惜我这里没有这么多东西，恐怕满足不了你的胃口哇！”
第一次交锋，便是短兵相接，这无疑给刚刚揭幕的谈判罩上了一层阴影。毛泽东由此证实了自己的判断，蒋介石连最起码的事实都不承认，他对谈判能有什么诚意？蒋介石也从初次的较量中明白，要压服毛泽东妥协，看来困难重重。
在日后的谈判中，尽管中共出于和平的愿望，做了种种让步，但蒋介石却没有丝毫的礼让。他留给中共的只有通往陷阱的一条路，那就是完全放弃军队和解放区，使国民党政府的军令、政令获得完全的统一。谈判因此于九月中旬陷于停顿。
蒋介石“叫板”了，他对周恩来说：“盼告诉润之，要和，就照这个条件和；不然，就请他回延安带兵来打好了！”
毛泽东听罢一笑，当面告诉蒋介石：“现在打，我实在打不过你，但我可以用对付日本人的办法来对付你。你占点线，我占面，以乡村包围城市，你看如何？”
蒋介石敢于“叫板”，是因为二十多天的“谈判”时间，使他做了大量的准备，自认为可以采用强硬态度了。
九月四日，蒋介石派飞机赴太原，给正在进犯上党的阎锡山送去了一九三三年由他亲自主编的绝密《剿匪手本》，并附以此次印发的亲笔按语，作为督战密令：
此次剿匪为人民幸福之所系，务本以往抗战之精神，遵照中正所订《剿匪手本》，督励所属，迅速完成任务。其功于国家者必得膺赏，其迟滞贻误者当必执法以罪。希转饬所属剿匪部队官兵一体悉遵为要。
内战的号角就这样被蒋介石薄薄的嘴唇吹响了。以军事力量对比的绝对优势，他坚信强大的国军无坚不摧。只要在军事上占据有利位置，未来的前途只有两个——要么迫使中共在谈判桌上屈服；要么以武力打垮中共。
而毛泽东之所以敢于从容笑对，是因为他没来重庆之前就料到了蒋介石的如许伎俩，并为此做了充分的准备，这就是“针锋相对”“以谈对谈，以打对打”“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所以，当接到刘邓关于上党战役的电报后，毛泽东当即复电：“同意刘邓作战方案。”且极为干脆地说，“打得越狠越好！”
如果说蒋介石对未来前途的估计有两个，那么毛泽东的信条只有一个，那就是：蒋介石在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东西，在战场上同样得不到！因而，此刻——蒋介石寄希望于上党；毛泽东也寄希望于上党。
上党，作为重庆谈判的重要砝码，成了国共两党关注的焦点。
处于焦点中的上党战役，正在进入攻坚阶段。
自九月十日战斗打响，短短的十余天时间，太行、太岳、冀南纵队已经攻占了屯留、潞城、长子、壶关等五座县城，扫清了长治外围据点，歼敌七千余人，切断了长治与太原、平遥的联系，将阎军史泽波部万余人团团包围于长治一隅。
九月二十七日，刘伯承、邓小平发布《晋冀鲁豫军区作战字第六号命令》，决定对长治发起总攻。
长治为上党地区的首府，原是日军的一个重点设防城市，城墙高约三丈，城外壕沟纵横，碉堡林立，工事坚固，加之连日大雨，道路泥泞，部队运动困难。开战以来连续五易指挥位置，足迹遍及长治四周的刘伯承、邓小平据情决定，由东、南、西三面攻城，虚留北关，诱敌突围，于野战中歼灭之。
一切按照预想顺利展开，长治守敌已成瓮中之鳖。突然，情况发生了变化，阎锡山派出的援兵气势汹汹地压了过来。
敌变我变，刘邓当即变更部署，改攻城为围城打援，于九月二十八日颁发《晋冀鲁豫军区作战字第七号命令》，决以佯攻长治、围城打援之方针，在援敌进至常隆、上村镇一带时，坚决于野战中将其歼灭，并同时消灭可能自长治出城接应或突围之敌军。
雨夜，太行纵队全部和太岳纵队主力悄悄撤离长治，兼程北上伏击援敌。留下的冀南纵队、太岳纵队一部及地方兵团伪装主力，为吸引援敌继续南下，把围攻长治的战斗打得热火朝天。
然而，已经将指挥位置前移到黄辗镇的刘伯承发现原先的情报不确，敌援军不是三个师七千余人，而是国民党第七集团军副司令彭毓斌所率第二十三军、第八十三军及省防军等八个师、二个重炮团，共二万余人。刘邓再一次调整部署，急调围长治的冀南纵队立即北上，投入打援。为避免敌人做困兽之斗，又决定采取“围三阙一”的战术，攻占老爷岭和磨盘脑，而在北面虚留一个缺口，以便将敌人调动，于运动中歼灭之。
十月五日，太岳纵队不惜一切代价攻占老爷岭，太行纵队也如期控制了磨盘脑。敌人果然军心动摇，于夜间向北突围。先敌抢占厩亭以北土落村的迂回部队正好堵住敌人，而主力部队则沿虒屯公路及其两侧进行跟踪与平行追击，猛烈穿插，使敌溃不成军，四处逃窜，纷纷缴械投降。战至六日黄昏，敌除两千人逃回沁县外，其余全部被歼，一路扬言“上党必争，长治必保”的敌副总司令彭毓斌被击毙，数十名高级军官束手就擒。
援军被歼，长治守敌惊慌失措，彻底无望，于十月八日弃城突围。一出城才知道，他们已经陷入了人民战争的大海汪洋。后面是围城部队的跟踪追击，前面是刚刚歼灭了援军的胜利之师的勇猛堵截，而两翼则是地方兵团和民兵武装的奋力兜击。
“拼命抓住敌人！”刘邓一声令下，四面八方的部队潮水一般将敌包围于沁河以东的将军岭及桃川地区歼灭，蒋介石为“摘桃子”伸过来的第一只爪子——国民党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被生擒。
至此，上党战役胜利结束。晋冀鲁豫军区部队以伤亡四千人的代价，歼灭敌十三个师及一个挺进纵队共三万五千余人，缴获山炮二十四门，轻重机枪两千余挺，长短枪一万六千余支。
上党的砝码重重地压在重庆的谈判桌上，加强了中共在重庆谈判中的地位。蒋介石闻讯，如同挨了一记闷棍，心中十分恼火。为了逃避舆论的谴责，他欲盖弥彰，将责任全部推卸到阎锡山的身上：“这是阎锡山自己做主干的事，中央并不知道。”
毛泽东得知消息，幽了蒋介石一默：“太行山、太岳山、中条山中间，有一个脚盆，就是上党区。在那个脚盆里，有鱼有肉，阎锡山派了十三个师去抢。我们的方针也是老早定了的，这就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这一回，我们‘对’了，‘争’了；而且‘对’得很好，‘争’得很好——就是说，把他们的十三个师全部消灭了。他们进攻的军队三万八千人，我们出动三万一千人。他们的三万八千被消灭了三万五千，逃掉两千，散掉一千。这样的仗，还要打下去。”
战场上的失败迫使蒋介石不得不稍微收敛了一下嚣张气焰，重新回到谈判桌上。他意识到，如果继续施加高压，更无法使中共屈服。而这次举世瞩目的谈判一旦破裂，他将无法向国内外交代，于是不得已决定暂时放弃“政治与军事应整个解决”的既定方针，改为首先解决政治问题。
十月六日，也就是彭毓斌两万多援军在上党全军覆没的那一天，蒋介石派人到红岩村与周恩来联络，希望尽快在协定上签字。
十月十日，具有历史意义的《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亦即历史文献中称为“双十协定”的签字仪式，在重庆曾家岩的桂园正式举行。
次日，蒋介石与毛泽东在山洞林园握别。
十月十三日，蒋介石又向国民党各战区发出密令：
查抗战胜利，日寇投降，亟应从速建设以完成大业。乃奸匪竟乘机侵入城市，破坏交通，企图破坏统一以遂其割据之阴谋。若不速予剿除，不仅八年抗战前功尽弃，且必贻害无穷，使中华民族复兴无望。我辈将士何以对危难之同胞，更何以对阵亡之将士？贵长官所部自抗战以还，迭著勋功，党国依为长城，中正尤寄厚望。此次剿共为人民幸福之所系，务本以往抗战之精神，遵照中正所订剿共手本，督励所属，努力进剿，迅速完成任务。其功于国家者，必得膺赏；其迟滞贻误者，当必执法以罪。希转饬所属剿共部队官兵，一体悉遵为要。
短短的两百字，字字冒着火星。
于是，两幅色彩完全不同、极不和谐的画面，同时出现在世人眼前——台上，锣鼓喧天，和谈之剧，刚刚落下帷幕；台下，枪炮齐鸣，两军对垒，打得难解难分。
一九四五年十月
邯郸
1
邯郸古道，扬起漠漠黄尘。十几匹高头大马，载着晋冀鲁豫军区精干的指挥班子，从太行深处疾驰而来。
跑在最前面的是一匹栗色长鬃、四蹄踏雪的骏马，马背上端坐着身材魁伟的刘伯承。与他几乎并辔而行的，是骑着纯青黧色骏马的邓小平。副政委张际春、参谋长李达及其随行参谋、警卫紧随其后。入秋时分，天气已经渐凉，然而每匹飞奔的坐骑都是大汗淋漓，鼻孔喷着乳白的热气，似乎它们知道主人的急切。
这时的平汉线新乡至邯郸段已是战云密布，尘烟滚滚。
从“双十协定”公布的那天起，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高树勋、马法五就率领第四十军、第三十军、新编第八军共七个师，采取并进重叠配置，分成左、右两路，自河南新乡沿平汉路北进。他们企图占领邯郸，与沿石太线西进、先期到达石家庄的第三军、第十六军会合后，继续北进，再与空运到北平的第九十二军、第九十四军会师，最后达到完全控制平汉路，分割晋察冀、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的目的。
这是一着十分厉害的棋！蒋介石的阴谋一旦得逞，将对华北的两大解放区造成极大的威胁，影响我军先机控制东北，影响我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方针的贯彻实施，甚至会使华北乃至全中国的形势逆转，变墨迹未干的“双十协定”为一纸空文。
紧迫的军情，使刚刚从重庆回到延安的毛泽东顾不得旅途的疲劳，立即召集中央和军委负责同志商量对策。十月十二日，即回到延安的第二天，毛泽东便起草了一份发给刘伯承、邓小平的电报：
我们阻碍和迟滞顽军北进，是当前重要的战略任务。……我太行及冀鲁豫区可集中六万以上主力，由刘邓亲自统一指挥，对付平汉路北进顽军，务期歼灭其一部至大部。
电报发出以后，毛泽东仍感到不大放心。因为这一仗实在关系重大，万一打不好，蒋介石的气焰将更加嚣张。于是，十月十七日，他又致电给邓小平为书记的晋冀鲁豫中央局，再次强调：
在你们领导之下打了一个胜利的上党战役，使得我军有可能争取下一个相等的或更大的胜利。在你们领导下的一切力量，除以太岳全力展开同蒲线的作战争取应有胜利外，必须集中太行与冀鲁豫全力，争取平汉战役的胜利。即将到来的新的平汉战役，是为着反对国民党主要力量的进攻，为着争取和平局面的实现。这个战役的胜负，关系全局意义极为重大……望利用上党战役的经验，动员太行、冀鲁豫两区全力，由刘伯承、邓小平亲临指挥，精密组织各个战斗，取得第二个上党战役的胜利。
对于平汉战役的最终到来，刘伯承、邓小平早有准备。上党战役胜利的局面已定但尚未完全结束，“双十协定”正在重庆签订的十月十日，刘邓便从上党前线回到军区驻地的赤岸村，着手先期部署，并给在上党战役中组建的各纵队领导发出指示：“为适应组织平汉战役，所有冀南、冀鲁豫及太行在平汉线的部队均归宏坤、再道、任穷指挥。以坚强部队控制汤阴及其两侧，监视、迟滞敌人北进，主力迅速占领临沼关、紫山及临漳、成安、肥乡三城，准备在漳河北消灭敌人。冀鲁豫、冀南应放松次要方向，抽出大军使用于平汉线有决定意义的方向，不可处处顾虑，分散兵力，到处无力。”
收到毛泽东的电报，刘邓更感到形势的紧迫和肩头的沉重。他们深知这一仗能否打好，不是晋冀鲁豫一个解放区的事，它关系到全国的形势，关系到国共两党的斗争。完成这样重大而紧急的战略任务，只能用两个字，那就是——必胜。
然而，必胜是极其艰难的。此时，敌四路兵马的前锋已到达汤阴，四十军、新八军于十六日自淇县北上；三十军十四日到达新乡，十五日到达汲县，十六日向北开进；八十五军已接守新乡、淇县至汲县沿线交通；二十七军、三十八军正在郑州、开封，一带紧急集结。浩浩八万兵马一旦全部压过来，势必与刘邓能够集中的而且是刚刚完成了上党战役来不及休整的六万兵力形成巨大悬殊。
在艰难中求得必胜，唯有依靠谋略。八万敌军，刘邓自然不会全部放进战场。他们决心将其中的三万五千隔在漳河以南，让游击队伍拖住；而把四万多一些的敌人割裂包围起来，予以歼灭。这就需要一个能够容纳敌我十万多兵马且十分理想的预设战场。
那些日子，刘伯承整天埋头于地图之中，不时与邓小平交换一下意见。渐渐，他们的目光聚焦于邯郸东南，由漳河、滏阳河构成的河套。这个河套像一个口朝东北的簸箕，簸箕的两角，一头连着曲周，一头连着陶馆。簸箕的兜肚是沙土地带，里面装着磁县、邯郸、临漳、肥乡和马头镇等敌人必争的城镇。
刘伯承用红笔将这个大“簸箕”圈在地图上，凝视了一会儿，把笔一扔：“邓政委，你可记得古书里所说的微子这个人？”
邓小平吸着香烟，会意道：“那是殷商时期商纣王的庶兄。”
“正是此人。纣王无道，被西周所灭，微子就是从这里逃跑的。”
“这里古时叫朝歌，微子是从朝歌逃往上党微子镇的。只可惜，如今上党已被我军收复，国民党进入朝歌便钻进了口袋，想逃也无路了。”邓小平掐灭香烟的同时，将吸到嘴里的最后一口烟雾重重地吐到地图上。顿时，“簸箕”上硝烟滚滚。
十月二十日，刘邓率野战军指挥部离开太行山麓的赤岸村，向与邯郸咫尺之遥的峰峰矿区进发，实施对平汉战役的指挥。
上党战役结束不到十天，新的大战又将开始。恰好在这几天里，邓小平的第二个女儿邓楠在赤岸出生了。他来不及细细品尝喜添千金的愉悦，更来不及把心头的父爱尽情地留给新生的女儿，便匆匆作别，走向新的前线。
马队行进的速度渐渐缓慢下来，尘烟渐渐消散。路边的景物清晰起来，邯郸在望。刘伯承、邓小平信马由缰，欣赏着深秋的田野，眺望着举目可及的古城邯郸，谈兴随之而来。
邯郸这座地处华北中部，有着两千三百多年历史的古城，对于一位曾经留学苏联、一位曾经留学法国的刘伯承和邓小平来说，都不算陌生。他们从战国时期赵国君主赵敬侯自晋阳移都邯郸，说到邯郸城里著名的古迹遗址，诸如蔺相如的“回车巷”、赵国宫女的“梳妆楼”“照眉池”，还有坐落在城墙西北角、至今雄风犹在的赵武灵王的丛台等。
“还有邯郸城外，平汉路上的一个小车站，名气可不小呢！”刘伯承笑着说。
“如果我没猜错，你指的一定是黄粱那个车站。”邓小平接道。
刘伯承点了点头，回身问随行的参谋、警卫：“你们哪个知道这个站名的典故和出处？”
大家知道刘伯承要说“古”了，而且这个“古”一定和即将到来的作战有关，于是一起围拢过来，听刘伯承讲述这段故事——这是唐代沈既济所著的《枕中记》里记载的一段故事。古时候，有一个穷酸书生名叫卢生。为了建功树名，出将入相，他几次进京赶考都名落孙山。后来有一次，他中途住在邯郸的驿站中，遇到吕翁，哀叹生不逢时，怀才不遇。吕翁便给了他一个青瓷枕，让他先安睡一会儿，等着店主人把黄粱米饭蒸熟。卢生一着枕，很快进入梦乡。睡梦中他既娶妻又生子，而且中了进士，立了战功，累官至节度使，又当了十年丞相——高官厚禄，儿孙满堂，真可谓享不尽的富贵荣华……等他一觉醒来，才知道是美梦一场。看看身边，不但吕翁还在，而且连店主人的黄粱米饭还在锅里未蒸熟呢。
刘伯承讲完故事，笑道：“蒋介石要摘胜利果实，做梦都想打通平汉铁路。可到底是谁给了他魔枕，让他做起了独霸华北、独霸全中国的黄粱美梦呢？”
“当然还是吕翁，他的青瓷枕最灵。”邓小平认真地说，“只不过，蒋介石的命运还不如那个卢生，在这邯郸道上，我敢打个包票，他的黄粱永远也不会熟！”
2
“一纵！一纵！你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坚决把敌人堵在崔曲、赵庄、南堡一带！不能让他前进一步！”
“张延发吗？我是李达。刘司令员和邓政委让我转告你，你们独立支队已经完成了侧击任务，从现在起，逐次向北转移，到丰乐、安阳以西，钳制北进之敌，绝不能让他们加入到战场上来！”
“对，对，我是李达……不行！一分钟也不能停留！二十四日上午，也就是明天上午，必须到达指定位置！”
设在峰峰矿区的指挥所里，李达放下一个电话，又抓起一个电话，把刘邓的决心和命令不停地下达到各个参战部队。
刘伯承和邓小平俯在地图上，密切注视着敌我的态势及其相互的推移。他们给敌人制造的是一个“口袋”，或曰一个“簸箕”，一个钳形的攻势格局。从部署上看，这无疑是绝妙的；但要实现这个绝妙的部署，还需经受时间和千变万化的战场形势的考验。
首先是时间。由于上党战役刚刚结束，平汉战役紧接着发起，作为钳形攻势的两个“钳把子”——陈锡联率领的第三纵队、第十七师和杨勇率领的冀鲁豫军区部队，还在东西两侧分别向平汉战场做向心集结运动之中；而作为“口袋”战术的口袋底子——第二纵队和太行第一支队，仍在秦基伟、孔庆德的指挥下，在临沼关一带进行肃清伪军的战斗。参战的主力只有杨得志、苏振华率领的第一纵队先敌北渡漳河，于十月二十日赶到了临漳、南东坊一线。
而敌人的脚步却大大加快了。
十月二十二日，敌先头部队全部北渡漳河。以高树勋率领的新八军及河北民军八纵队为左翼，马法五率领的第四十军、第三十军为右翼，沿平汉铁路两侧全力压来。
由于“口袋”和“铁钳”尚未形成，本来作为“袋口”和“钳嘴”的一纵只得绷紧“袋口”，咬紧“钳嘴”，阻住敌人的前进步伐。
刘邓紧急电令杨得志、苏振华：以大纵深运动防御，在正面节节抗击，以消耗、迟滞、疲劳敌人；并继续钳制敌人主力，将其引向偏东方向，以使其脱离平汉铁路，进入不利于敌人的邯郸东南釜阳河河套多沙地带。一面使敌人陷入不利的地形，另一面保证参战部队在预定地区集结展开，以完成对敌合围钳击的部署。
为了实现统帅部的计划，杨得志、苏振华做了临战布置后，便带领纵队主力迅速展开，组成了阻击敌人的三道防线。
二十二日拂晓，一纵四团在傅学阶团长的指挥下进入第一道防线阵地，扼守南东坊及附近村庄。上午十时，敌四十军的两个团向南东坊发起攻击。激战竟日，四团予敌重大杀伤后，主动撤出战斗，至长巷营地区构筑第二道防御工事，准备迎击敌人次日的进攻。
二十三日拂晓，一纵主力到达第三道防御地区。司令员杨得志于现场决定，以装备最好、战斗力最强的第一旅担负正面狙击敌人的任务。第二旅、第三旅集结于一旅阵地侧后，待一旅挫敌锐气后，给下面进攻的敌人以侧击，以保证一旅巩固正面阵地防御。
然而，一旅的工事尚未完成，敌人的先头部队即向一旅防守的夹堤、崔曲、屯庄一线阵地发起攻击。
炮火铺天盖地，子弹像蝗虫一般，压得一旅抬不起头来。
一个个战士倒下去了，一批批伤员被抬下去了。
一旅旅长杨俊生，这个江西苏区老赤卫队员的后代，这个从小父亲被国民党杀害的汉子眼里冒血了。他吼了一声：“老子今天倾家荡产了！旅部全体人员注意，跟我上一线！”
旅长一声吼，司政后机关倾巢而出，补充到薄弱地段。他们一边战斗，一边构筑工事，打退敌人一次进攻，筑起一道血的防线。
李达询问战况的电话又一次打来了。
杨俊生望着黑压压拥上来的敌人，很沉稳地回答：“请转告刘邓首长，有我杨俊生，就有一旅；有我一旅，就有阵地！”
“好一个杨俊生！好一个有我无敌！”
峰峰指挥所里，刘伯承听了李达的汇报，喟然长叹。这位出生入死、征战沙场几十年的统帅经历过这种场面，他知道阻击强敌的前线是何等的惨烈，他甚至为这种惨烈的局面做了最坏的打算。
果然，二十四日下午，敌人突破了一旅六团的侧翼阵地。
人们的心一下子悬了起来。
晚上八点，杨俊生打来电话，一旅六团在朝城大队和纵队特务营的支援下，经过反复冲击，恢复了原有阵地。
战争有时就像多米诺骨牌，在一个点上发力，就会形成连锁的轰动效应，使得全局发生根本的改观。几乎就在同一时刻，李达接到了一系列振奋人心的电话：向心集结的参战部队已大部分赶到预定地点。第二纵队的第四旅和第六旅在孔庆德的率领下，控制了邯郸西南的张庄桥、罗城头、陈家冈地区；第三纵队在陈锡联的率领下，全部集中于车骑关、光禄镇以西地区；太行第一支队和第五支队到达磁县以西地区。至此，对敌三面合围的钳形态势形成了！
刘伯承重重嘘了口气，兴奋地对邓小平、薄一波、张际春和李达说：“现在态势非常之好！敌人钻进牛角了，进也进不得，退也退不得，该我一个一个地收拾了！”
此时，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勇所部的独立第四旅和第十七师的两个支队也赶到了战场。刘邓感到时机已经成熟，当即向各部队发布命令，准备发起总攻。
大战将临的气氛立即笼罩了每一个预伏的阵地。
突然，一个建议停止进攻的电话打到了峰峰指挥部。
电话是在高树勋部下工作的地下党员王定南打来的。
王定南自抗日战争时期就进入高树勋的部队，经过多年交往，已经成了高树勋的好友和座上客。
由于高树勋和他的新八军原属西北军，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长期以来深受歧视和排挤。抗战胜利后，蒋介石非但没有改变歧视旁系的政策，反而逼迫他们开赴内战前线，充当炮灰。高树勋对此极为不满。此次奉命北进之前，他就有意采取行动，并让王定南与共产党取得联系。当时，上党战役正在进行，王定南徒步来到山西黎城，向刘伯承、邓小平作了汇报。刘邓得悉高树勋的进步倾向，遂决定让王定南立即返回，动员高部战场起义。此举如获成功，对在未来的平汉战役中全歼北犯之敌，则有了绝对的把握。
但情况的发展却和预想产生了很大的差距。高树勋原打算带领新八军和河北民军单独北上，把所经之处的国民党兵马和伪军统统收编起来，连同他们窃据的城镇一起交给共产党。没想到蒋介石的密令却是让高树勋和马法五的三个军齐头并进，这就打乱了高树勋的整个计划。时间一天天过去，情况一天天紧急。时至今日，刘邓率领的野战军已经准备发起平汉线上最后的总攻。
王定南冒着流弹赶到三纵给刘邓打了电话，征得同意后，又穿过火线回到十一战区长官部。
高树勋一见王定南，便面带愧疚地解释道：“定南，你是知道的，在新乡时，我对孙连仲提出，我愿单独率新八军、河北民军沿平汉线北上。后来孙连仲说我单独一个军过不去，就让四十军、三十军和我一起来了。当时，我也不能对孙连仲说我能过去。你看这……”
王定南说：“这是蒋介石对你不放心，孙连仲才这么决定的。”
高树勋叹了口气：“我已有所悟。不过既然是三个军齐头并进，我也只好走一步看一步了。”
“这恐怕消极了一些。”王定南望着高树勋，“刘司令员、邓政委本来是同意你一个军北上方案的。但现在是三个军北上，毛主席已电令刘司令员、邓政委，绝不允许三个军北上，阻止国民党实现在全国向我解放区进犯的战略。因此，刘邓首长希望你以民族大义为重，举行战场起义，立刻站到人民方面来。”
高树勋愣了一下：“就地起义？”
“对。为了给起义留下时间，刘邓首长已经同意推迟总攻。”王定南将底牌全部亮了出来，“当前正是关键时刻，现在起义，对你，对人民，对国家都贡献极大。”
高树勋在室内来回踱步，像是对王定南，又像是自言自语地说：“要走向革命……我是有决心的……只是……”
“你这样寄人篱下，终非长久之计。”王定南看出高树勋内心思绪的纷乱，话语随之尖锐起来，“退出内战，方不愧对死难之同胞；制止内战，方能告慰阵亡之将士；反对内战，方能保证八年抗战不至前功尽弃，中华民族方有真正复兴的希望。继续把命运系在蒋介石的战车上，高先生作为圈外的杂牌，终归难逃厄运啊！”
“我被他蒋委员长欺骗已非一日，什么‘党国以为干城’‘中正尤寄厚望’，无非是让我和八路军对垒，借八路军之手消灭我罢了。”高树勋愤然地说着，但神情依然有些恍惚，“定南，这些事，我想了并非一日，只是……”
王定南语重心长：“建侯兄，大是大非要当机立断，切不可优柔寡断！非常之人，才能立非常之功。”
高树勋眼睛亮了一下，继而又叹了口气：“多年来和我同甘共苦的妻子，还有本军许多军官的家眷，现在都在徐州。如果我们马上宣布起义，国民党岂不要加害于她们？”
高树勋的担心合乎情理，不解决这个问题，起义就很难顺利实现。王定南想了一下，十分诚恳地说：“这是一个实际问题，我马上去请示刘司令员、邓政委，设法解决。”
“好！好！”高树勋的情绪明显好转，“我等你的消息！”
二十八日清晨，王定南再一次穿过火线，直接到达峰峰指挥部。
听了王定南的汇报，邓小平说：“高部现在起义，不仅对当前作用很大，对今后的政治影响也很大。定南同志，时机很重要啊！”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刘伯承在屋里踱了几步，紧接着说道，“至于高夫人的安全问题，我们可以申请中央解决。定南同志，你先起草个电文，我来签发。”
一个重大而复杂的事情，就这样三言两语，果断而干脆地解决了。王定南很快起草好电报，交给刘伯承。刘伯承看到电报上不仅有请示，而且提出了“请新四军陈毅同志派人到徐州车站，接出高树勋夫人”的具体办法，十分满意，当即签了字，嘱咐参谋立刻发出。
时间紧迫，王定南准备辞行。邓小平握了握王定南的手：“转告高树勋将军，要从大局着眼，配合我军行动，对革命作出重大贡献。”
二十九日下午，王定南三过火线，带来了高树勋决心起义的消息。
平汉战役的“多米诺骨牌”倾倒了。高树勋所部一万余人的起义，不但迅速改变了平汉战场上敌我军事力量的对比，而且使国民党军的部署出现了一个大的缺口，军心也随之动摇。刘伯承、邓小平可以抽出手来，全力对付马法五的四十军和三十军了！
3
总攻部署如下：
一、决心于明日黄昏开始总攻。重点在消灭四十军，同时求得歼灭三十军之一部。
二、以冀南、冀鲁豫全部及太行之石（志本）支队、向（守志）支队为北集团，归王（宏坤）、陈（再道）、宋（任穷）统一指挥；以三纵队全部及十七师张（威成）支队、韦（杰）支队为南集团，统归陈锡联指挥。
三、北集团应将攻击重点置于消灭屯庄以北敌人（四十军北段部队）。杨（得志）、杨（勇）、苏（振华）由东南向西北攻，将四十军截成两段，协同西北的冀南、太行部队，先消灭屯庄及其以北之敌；冀、太行部队由西北向东南攻，首先割裂敌人，配合杨、杨、苏各个消灭之。
四、南集团应以韦（杰）支队、张（威成）支队位于高臾、白塔之线，自南向北打，积极钳制三十军；主力由马头、大小营之线向东北打，以协同北集团军消灭四十军。
平汉战役的决战时刻到来了！
一队队朝漳河北岸向心集结的部队和民兵雄赳赳、气昂昂地从东面广阔平坦的冀鲁豫大平原，从西面太行山满是鹅卵石的山沟，从北面洺关、紫山那片蜿蜒起伏的丘陵，像流水一般会聚到这个容纳敌我参战部队和支前群众十五万人的战争大舞台，那种场面和气势是何等的宏大和壮观！
晚上九点，仿佛有一个手指按响了剧场的电铃，总攻的大幕拉开了。随着惊心动魄的剧情一幕幕地上演，战争的捷报也一个个地传来。
崔曲前线的杨俊生终于扬眉吐气了！将近十天，他和他的一旅抱成团子在这里阻击敌人，连他自己也数不清究竟打退了敌人多少次进攻，反正阵地前一层一层的尸体记录着他们的煌煌战果。尽管刘、邓、杨、苏首长一次次地表彰他们，可他总觉得不够舒展，浑身上下有一种憋屈、紧巴巴快要抽筋儿了的感觉。
昨天下午，敌四十军一○六师在做了最后一次反扑后撤退，收缩至崔曲村内，转攻为守。这回，该着敌人憋屈、抽筋儿了。
纵队首长摸透了杨俊生的心思，把总攻崔曲的任务交给了一旅。杨得志、苏振华率各旅团干部亲临崔曲，观察地形，研究方案，并向杨俊生了解崔曲村内的情况。
杨俊生打从阻击战开始的第一天起，就盼着拉开膀子，痛痛快快地反守为攻，早把村内的地形地貌摸得像自家的炕头一样熟悉。他一开口便建议道：“村内西北角有一片较大的浅水泥洼地，东北角及东南角各有一小片泥洼地，各攻击部队要设法避开，以利突破围墙、寨门后，向村心合击纵深敌人。”
头头是道的建议让杨得志司令员听得连连点头，当即决定以一旅从崔曲北及西北实施攻击；二旅及三旅一部在崔曲东南至北文庄一线，准备阻击援敌和歼灭突围之敌。
下午六点四十分，为迷惑敌人，攻击首先从崔曲北寨门发起。
果然，敌人立刻以燃烧弹引燃北围墙的大量柴草，并以密集炮火封锁村北。
时机很好。三营七连指导员石玉昌趁机迅速带领突击队，沿村西北角的壕沟秘密接近寨墙，直到距寨墙十多公尺时，敌人才如梦初醒，慌忙开枪开炮。配属给七连的轻重机枪立刻以猛烈火力压制敌人，成捆成捆的手榴弹一串串地投向寨墙。机枪的流弹和爆炸的烟雾交织在一起，远远望去，寨墙上的敌人打着旋儿地手舞足蹈，就像大年三十下到开水锅里上下乱翻的肉饺子。
三排长张万进带领全排率先攻上寨墙，打开突破口。后续部队一拥而入，沿东西街用炸药和十字镐凿墙破壁，与敌人展开逐房逐院的争夺战。
突然，一座高大的院落挡在突击队的面前。敌人居高临下，凭借砖瓦结构、视野开阔的屋顶工事以密集火力猛烈阻击。团政委戚先初和营教导员周涤民根据情况，判断此处是敌人的一个营部据点，于是命令七连利用地形，迅速接近，先以火力消灭屋顶敌人的一个机枪排；再由指导员石玉昌率领突击排乘势冲入敌营部；而后向纵深发展，矛头直指敌团部、师部。
与此同时，第三旅十六团从村东突破，协同一旅左右钳击，占领崔曲大部。
杨俊生立即命令对敌一○六师师部发起攻击，他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傅学阶的第四团。他知道，十天来，这个团在阻击战中从第一道防御阵地一直退守到最后一道防线，早就想舒展舒展筋骨了。
果然，这个团的勇士个个像饿虎下山，咆哮着冲入敌人师部。子弹打光了，就用手榴弹；手榴弹拼光了，即与敌人白刃格斗！
敌人终于动摇了，师长李振清首先弃部突围南逃。瞬时间，失去指挥的敌人像溃堤崩岸的浊流，在四野里漫洒开来。
傅学阶他们过瘾了，从阻击、反攻，变成大追歼，打了个全攻、全守、防守反击的全面战术。
崔曲一战，敌一○六师除师长李振清率少数人逃脱外，其余全部被歼。
峰峰指挥所的地图上，一个个红色箭头在延伸，在发展。
北集团在王宏坤、陈再道、宋任穷的指挥下，继续自北向南压迫敌人，同时对南北左良、南北文庄敌人实施攻歼，先后攻克村镇二十多个；东路军在杨得志、杨勇、苏振华的指挥下，已经歼灭敌四十军一○六师大部，占领崔曲、南堡、赵庄，把敌人的防御体系砸开了一个大缺口；南集团在陈锡联的指挥下，已攻占了釜阳河畔的磁县城、甘草营、高臾、中马头、阎家栈；而中马头和阎家栈之间的马头镇，则控制在已经起义的高树勋手里。
随着邯郸以南、磁县以北的釜阳河两岸全部被我军控制，战役的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刘邓估计敌人必退无疑了。
果然，敌撤退的征候出现了。
南集团陈锡联的电话打到指挥部；“敌人一部正在核心阵地以南构筑工事，有些部队正在调动，慌乱异常……”
邓小平放下电话，对刘伯承说：“敌人要跑，我们要争取主动。”
这时刘伯承已经在地图上圈点好了，歼敌计划也随之而出：“以一纵、三纵主力，黄昏开始隐蔽运动，先敌南移到漳河以北截断敌军退路；以二纵从正面向南压，待敌脱离筑城地带，对敌人来一个向心钳击和猛烈兜击，侧重击其首脑机关，侧重击其部署体系，各个歼灭；以总预备队在漳河北岸构筑据点，以拦阻敌退路，并布置漳河南岸的侧击，以横截敌援军第三十二军。”
“很好。”邓小平的双手放在地图上，用力一夹，“一纵在敌退路东侧运动，三纵在敌退路西侧运动，又是一个钳形攻势！”
陈锡联的电话又打来了，他察觉敌三十军第六十七师进占西玉曹，目的是为了掩护十一战区长官部率主力退却。
“你有什么对策？”邓小平问。
陈锡联回答：“我准备派马忠全率八旅攻歼这股敌人。”
西玉曹村位于磁县以东，漳河以北。村内敌人为第三十军第六十七师师部及第一九九、第二○○两个团，其中第一九九团是蒋介石嫡系陈诚卫队团的老底子，装备和战术都属一流。
这是一个强敌，而马忠全的八旅是新组建的，这是组建后打的第一仗。八旅士气鼓得足足的，盼的就是啃块硬骨头，打它一个开门红。
当晚，八旅逼近西玉曹，一开场就打得轰轰烈烈。
为了夺取村内制高点，马忠全决心以第二十二团出其不意从村西发起攻击；以二十四团从村南策应，打乱敌人阵脚。
命令刚一下达，二十二团一营营长张庆和带着两个突击队就以迅猛的动作攻上了村西沙丘，控制了寨墙。二十四团也突破前沿，迅速向村内发展。黑暗中，敌人东奔西窜，乱作一团。
“敌人来不及反扑，我们正好抓俘虏呀！”三连连长靳小瑞边喊边组织部队冲进敌人营房，逼得敌人无处藏身。
一营副营长吴金栋是个老红军，他端着挺机枪，哪儿危险哪儿就有他。不清楚他知不知道自己身上已经多处负了重伤，看见敌人从哪儿反扑他就往哪儿扫射。直到牺牲前的最后一瞬间，他还搂了一个扳机，突突了一串敌人。
就这样，八旅经过昼夜血战，全歼西玉曹守敌，活捉了敌第六十七师师长李正学。
三十一日下午，李达将一幅最新绘制的战役形势图挂在峰峰指挥部的墙上。平面的地图展现的是立体的战争画卷。敌人已成强弩之末，正在采取逐村掩护的战法，脱离筑城阵地，向南突围。
为了打破敌人南逃计划，我各路大军正在加紧编织一张大网。
杨得志指挥一纵从东面，陈锡联指挥三纵及其他部队从西面，分成多路纵队，向南逃之敌实施扇击；陈再道、秦基伟指挥二纵和冀南军区部队，由北向南跟踪追击；杨勇、张廷发指挥太行、冀鲁豫军区部队，前出至漳河南北兜击。包围圈中的敌人，完全陷入人民战争的火海之中。
截至目前，敌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率领的二万人，在我军民的跟踪追击、两面截击、迎头堵击和宽正面扇击之下，窜至前后旗杆章、黄辛庄、马营一带据守顽抗，呼叫求援。
援敌同时出现了！
被我军阻隔在漳河南岸的敌后续部队第三十二军，为解马法五之围，正以主力向我前伸至漳河南岸的张廷发独立支队阵地发起猛攻。
“要迅速打开局面！时间紧迫，绝不能让敌三十二军加上来！”邓小平分析了战况后说，“现在战役已经进入决定性阶段。我们首要的任务，是不能让马法五跑掉！”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刘伯承紧接着说，“五个手指按跳蚤不行，要集中第一和第二两个纵队，先解决马法五的长官部！”
侦察情报很快送来了，马法五的长官部设在前旗杆章。
刘邓当即决定，一纵主力从东，二纵主力从北，猛攻前旗杆章。
总攻令下，杨得志、苏振华迅即作出部署：第一旅、第二旅主力分由马营东南和东北攻击马营；第三旅并二纵十九团，向前后旗杆章攻击。
下午四时，战斗发起，担任主攻的七团三营首先突入马营。
绝境中的敌人拼死对峙，战斗异常惨烈艰苦。
八连指导员徐三泰和营部通信班长等，被敌人包围在一个独立家屋的棉花房内，未能突出，弹尽负伤，被敌人捉住活埋。二十团突击部队攻入前旗杆章东部，激战中伤亡惨重，团长王大顺壮烈牺牲。十六团由东南、十九团由西南突入前旗杆章，但遭村内数倍敌人的顽固阻击，经彻底战斗，仅夺取突破口附近的部分院落，十六团参谋长刘翻身壮烈牺牲。十九团二梯队继而增援，被敌密集火力封锁在突破口外。
突入部队不得已于拂晓撤出战斗，而最先攻入前旗杆章的十六团却被敌人包围在村内，与一纵指挥部失去了联系……
十一月一日上午，杨得志、苏振华决心放弃对马营和后旗杆章的攻击，集中主力，采用刘伯承惯用的“猛虎掏心”战术，重点攻击前旗杆章，实现首先击灭敌首脑部的计划。
杨得志把突击的任务又一次交给了杨俊生。他命令杨俊生攻入前旗杆章后，迅速与困在村内的十六团取得联系。自白天以来，已听不到前旗杆章村内的枪炮声。杨得志沉默了一会儿，又说：“如果十六团已经被敌人吃掉了，就由你们单独执行攻击敌首脑部的任务。你们肩上的担子很重，全纵队都在看着你们。”
杨俊生刚刚接受命令，一旅那边已经口号震天：“坚决打掉敌人的长官部！”“英勇杀敌，为人民立战功！”……
下午六时，太阳已经坠落，四野笼罩在静谧的黄昏之中。
没有冲天的红绿信号弹，也没有激昂的军号声。刚刚在崔曲前线旗开得胜的三营教导员周涤民，又一次带着七连隐蔽接近前旗杆章，出敌不意地在西南角打开突破口，迅速向村内扩展。
敌人经过昼夜苦战，已十分疲惫，除了警戒分队和值班火器外，其余都在地堡、工事、战壕内东倒西歪地休息。七连和随之拥入的突击部队如同天降神兵，竟使敌人呆滞了片刻，才仓促进行反抗。而那些来不及反抗的竟边撤边放火引燃沿街房屋，企图用大火阻住攻击部队。在熊熊烈火、浓浓烟雾之中，喊杀声伴着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响成一片，把前旗杆章搅得沸沸扬扬。
三营赴汤蹈火攻到马法五长官部驻扎的黄龙庙西侧，遭到猛烈火力袭击。敌人几乎将所有的轻重武器全部集中在这个依托庙宇围墙修筑的工事里，砸锅卖铁，孤注一掷了。
一次次攻击，一次次受阻。倒下一批勇士，又冲上去一批勇士。
教导员周涤民也负伤了，他把七连指导员石玉昌、九连指导员李赞香喊来，喘息着说：“不管有什么困难，你们都要想办法克服……一句话，拼了命也要拿下马法五的长官部！”
石玉昌和李赞香立了军令状：“放心！打不下马法五长官部，我们不来见你！”
决死的战斗开始了！在强大的火力掩护下，石玉昌带领突击队架起长梯，从庙墙东面攀援而上，与扼守的敌人展开白刃格斗。
敌兵在长官的督战下，成群成群地疯狂反扑，先是用机枪、冲锋枪滥行扫射；继而用手榴弹、手雷野蛮投掷；接着又用石块、枪托、滚木、门板、开水，打砸泼洒登梯攀墙的突击勇士。
七连、九连前仆后继，轮番架梯攀登，终于以血的代价打开黄龙庙突破口，首先冲入敌长官部，打乱了敌人的指挥系统。
顽抗的敌人失去了指挥，顿时乱作一团，忽然又像得到什么召唤似的，一窝蜂地朝西南方向仓皇拥去。
原来是马法五带着贴身卫队向那边突围逃窜了。
“绝不能让马法五跑掉！”杨得志一声令下，一旅、二旅、三旅全部出动，漫田漫野追击溃逃的敌人。
真是兵败如山倒。刚刚还气势汹汹像群恶狼的敌人，转眼间互相践踏，争相逃命，成了一群被打断腿、砸断脊梁的丧家之犬。
旗杆章西南几公里的野外，像个围猎场，追击的、截击的、阻击的部队各显神威，用上了十八般武艺。有的战士跑得快，冲到前面把敌人的退路封锁，敌人只好又往回跑，正撞在追击战士的枪口下；有的连队看到敌人不追，抄近道赶到敌人前面潜伏下来，一等敌人来到，轻重武器一齐扫射，像割麦子一样；还有的机枪手，杀开一条路，闯到敌人中央，抱着机关枪转着圈地突突，好像平地里刮起了旋风……
四连战士孔繁祺是个山西人，脑袋瓜灵活。不知他从哪里弄来辆自行车追击，边蹬车，边用轻机枪点射，弄得像个摩托化部队。光他一个人，就打死打伤和俘虏敌人一百多。
炊事班长汤仁华手中没有武器，抡起了一根大扁担，威风凛凛倒像景阳冈上的武二郎。他左突右闯，少说也捉了十几个敌人。
团政委张向善和团长老贾随同部队追击，早就谈不上什么指挥位置了，除了手里拿的是手枪，别的和战士没什么两样。一次，几十个敌人向他们冲来，他和老贾握紧手枪，心想：敌人冲来，就跟他们拼了。没想到，这伙敌人冲到他们面前，“扑通”一声全部跪倒，把枪举过头顶——原来是来投降的……
十一月二日中午，一纵三旅二团警卫连传来捷报，他们活捉了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至此，平汉战役胜利结束。
这一战役，蒋介石共损失了一个战区长官部、三个军、七个师外带一个纵队，总计三万余人。蒋介石不得不再一次回到谈判桌上来，签订了《停战协议》。
平汉战役结束后，晋冀鲁豫军区根据中央的指示，对全区部队进行重新编组，共组成六个野战纵队。
第一纵队：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苏振华；
第二纵队：司令员陈再道，政治委员宋任穷；
第三纵队：司令员陈锡联，政治委员彭涛；
第四纵队：司令员陈赓，政治委员谢富治；
第六纵队：司令员王宏坤，政治委员段君毅；
第七纵队：司令员杨勇，政治委员张霖之。
至此，整个晋冀鲁豫野战军和地方部队发展到三十一万余人，武器装备也在上党、平汉两大战役中得到改善，基本完成了从游击战到集中运动战的转变。
十二月底，晋冀鲁豫野战军总部在刘伯承、邓小平的率领下，整队出发，离开了太行山这个八年抗战的根据地，离开了赤岸这个小山村，离开了在阳光下波光粼粼的清漳河。他们以拥有六个纵队的正规野战军的建制，向东迈进，奔向那广袤的华北大平原，去迎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
一九四六年六月至八月
邯郸
鲁西南
晋南
1
砰！砰！砰！清脆的枪响过后，靶标处小红旗摇摆着告诉射击的人：“十环！”靶场上响起热烈的掌声和叫好声。
完成射击的刘伯承正了一下眼镜，以严格的操典动作，收枪，起身，立正，而后将步枪递给身边的警卫战士。
刘伯承神情严肃地摆了摆手，靶场上立时安静下来。
“同志们，我年纪大了，又是一只眼，打的成绩不算理想。但今天打靶既是技术上打靶，也是政治上打靶。我们要打掉的是一些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头脑里的和平麻痹思想，激发的是你们的革命斗志！”刘伯承毫不客气地批评了几名打靶成绩过差的纵队和旅级干部，而后语调深沉地说，“目前，《停战协议》虽然签订半年了，可是在华东、陕西、中原前线，蒋介石一天也没有停止他的进攻和全面内战的准备。我们晋冀鲁豫经过上党、平汉战役，相对平静一些。可我们绝不能因此盲目骄傲，冲昏头脑；更不能因此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只要你往南走一百公里，你就会知道你所看到的平静是水面上的鸭子，而敌人的双脚正在水下紧划哩。如果你到了新乡，你就会知道形势的紧迫、敌人的嚣张；更会知道你那和平麻痹的思想有多么危险！”刘伯承宽厚的胸膛剧烈地起伏着，他要把前不久在新乡的所见所闻告诉给在场的每一个人。
《停战协议》公布后，为了参加三人谈判小组的会谈以及移交平汉战役中俘虏的马法五，刘伯承率人亲赴新乡。一路上，大大小小的建筑物被国民党军队用油漆涂上了“青天白日”的图案，用白漆写成的大幅标语更是历历在目：“戡乱才能救国，华北必须收复”“三个月消灭共产党”“打通平汉线，运兵大东北”“踏平太平，生擒刘邓”……
新乡的空气更为紧张。这个国民党进攻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前哨阵地如同一个装得满满的火药桶，战争的气氛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一辆又一辆满载着国民党士兵的军用卡车，由南向北风驰电掣般开过；南来的军用列车卸下来的都是大炮、坦克。在一个旧飞机场的跑道上，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军正在演习，他们刺杀的靶子，一律戴着“八路”的臂章；他们投弹、炮击的命中线框内，一律用白灰写下“邯郸”“延安”的字样……
在这个几近歇斯底里的战争魔窟中，会谈自然冒着火星，自然也不会有什么结果。
刘伯承回到邯郸，见到邓小平的头一句话就是：“新乡火药味很浓，要做好大打的准备。”
邓小平说：“我已把全区主要领导干部调到邯郸，目的就是动员打掉和平幻想，准备投入残酷斗争。”
于是，有了今天的打靶，有了这次全区的练兵誓师大会。
大会的地点设在马头镇外，这是邓小平选定的。从这里透过一排排垂柳青杨，便可以看到战国时期赵武灵王修建的丛台。那气势宏伟的丛台掩映在古柏苍松之间，向人们讲述着一段古老的故事——
武灵王继位之初，赵国势衰，经常受秦、齐等国的威胁和匈奴、胡等外族侵扰。赵国无力抵抗，经常吃败仗。赵武灵王在率兵抗战中发现，胡人穿的衣服短小，骑马射箭十分方便；而自己的将士都是宽袍博带，乘的是笨重的战车，行动极其迟缓。于是赵武灵王决心趋利避害，改革部队的服装，要部队离开战车，也学骑马射箭。但他的主张立刻受到王公大臣的反对。赵武灵王知道不改革很难战胜敌人，于是便身先士卒，自己带头穿起胡服，骑马射箭。赵国从此强大起来，军队屡战屡胜。赵武灵王为了观看操演，庆祝胜利，就在这里大兴土木，筑起了一座规模宏大的丛台。
邓小平望了一眼被刘伯承批评得抬不起头来的干部，用手指着远处的丛台说道：“我希望，在场的每一个人听了刘师长的批评后，都要好好看一看这座丛台，想一想这样一个问题——两千五百年前，赵武灵王都知道要胡服骑射，难道我们共产党人，不更应该懂得实施战略转变的重要意义？抗日战争胜利后，作战对象变了，作战方式也变了，由分散的游击战变成了大兵团的运动战。如果指挥员不从思想上来个战略转变，你又怎样适应形势？全面内战已经箭在弦上，你马放南山，那还了得？！那是要死人的！所以，还是那句话，要丢掉和平幻想，准备进行残酷斗争！”
李达前来报告，誓师大会已经入场完毕。刘伯承、邓小平带着精神振奋的干部们走向会场，登上了高高的检阅台。
天气晴朗，和风习习。偌大的广场，上万部队全副武装，肩上的刺刀闪着耀眼的光芒。一排排轻重机枪整齐地摆放在队列前，一匹匹战马驮着幽蓝的迫击炮昂首队尾……远远望去，这一切仿佛是凝固的钢铁组成的。但只要看一眼每个士兵的目光，看一看那目光中燃烧的火苗，你就会相信，只要一声号令，这支看来凝固的队伍就会变成浩浩荡荡的钢铁洪流，无坚不摧，势不可当。
邓小平精神振奋，声若洪钟。他把当前战争的形势告诉给部队，又以斩钉截铁的语气进行了战斗动员：“……经过八年艰苦抗战，人民胜利了。人人希望把大炮打成犁头，将坦克改成拖拉机下地耕田。但战争与和平一样，不能仅仅是一相情愿。蒋介石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我们只有奉陪到底！”
就在刘伯承、邓小平结束了全区高级干部练兵会议的第二天，即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六日，轰隆隆的炮声终于打破了大战前夕短暂的沉寂，蒋介石又一次悍然撕毁了国共两党签订的“双十协定”和“停战令”，集中二十五个旅的兵力，向中原解放区大举进犯。
一场席卷中国大地的全面内战爆发了，刘伯承、邓小平心急如焚。为了胁迫围追中原军区部队的国民党军回援，配合中原突围和山东、华中野战军的作战，他们主动向中央请示，计划把晋冀鲁豫野战军的作战重点放到豫东方向的陇海路徐州至开封段，从战略上调动和歼灭敌人。用刘伯承的话说：“我们的铁锤首先要击在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大动脉——陇海线上！打乱敌人发动内战的计划和时间表！”
八月，在酷暑难当的豫东，刘邓指挥各路纵队以神奇的动作跨过黄河古道，在陇海路开封至徐州一百五十公里宽的正面，突然向敌人发起进攻。
陇海战役打响的时候，西北高原上的延安刚刚遭受了涂有“青天白日”标志的飞机的轰炸。暑热和爆炸的气浪交织在一起，灼烤着这个被外国人称作“红都”的小城。
枣园窑洞前的苹果树下，却有一片阴凉。毛泽东正在与来访的美国女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笑风生，进行着一次颇有意味的答记者问。谈话开始时，这位始终关注着中国局势和革命前途的美国记者忧心忡忡。她的忧虑不无道理，因为刚刚在中国开始的全面内战，显然是一场力量悬殊的大战。
大战伊始，国民党方面的总兵力为四百三十万人，其中正规军二百四十八个旅，约二百万人；中共方面，总兵力只有一百二十七万人，其中正规军只占六十一万人。国共双方的兵力，为三点四比一。
国民党在军事方面的优势，还体现在武器装备的现代化上。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不但垄断了受降的权力，接收了将近一百万日军的武器，而且得到了美国的大力援助。在八十六个整编师中，有二十二个师为美械、半美械装备。此外，坦克、飞机、大炮、军舰应有尽有。中共军队有的，只是步枪、手榴弹和少量的机枪、火炮。
经济实力相差也很大。国民党统治着全国四分之三的地区和三亿以上的人口，几乎控制着所有的大中城市，拥有现代工业及雄厚的人力物力资源，还能在财政上得到美国政府的帮助。延安领导的解放区，面积只占全国的四分之一，人口约一亿三千万，城市都是小的，经济主要是农业和手工业，基本上没有近代工业，也得不到外援，只能靠自力更生。
共产党只有“小米加步枪”，国民党拥有“飞机加大炮”，这种形象的说法并不夸张。无论在军事和经济哪个方面，国民党都占有绝对的优势。正因为如此，国民党的许多高级将领有恃无恐，自以为稳操胜券。斯特朗听说，蒋介石就在最近的一次军事会议上宣布，“五个月之内打垮共产党”。
斯特朗还从她的记者朋友那里听说，蒋介石的参谋总长陈诚不久前在北平召开了一个中外记者招待会。有记者问：“如果打起来，总长认为要多长时间才能解决？”
“三个月。”陈诚回答得十分爽快。
斯特朗虽然不完全相信蒋介石和陈诚的说法，但她确实认为形势对中共不利。在这种极端不利的形势下，中共即使不被消灭，也将遭受严重打击，十年内战的历史又要重演。
可是，坐在延安的窑洞前，就在这棵苹果树下与她面对面谈话的毛泽东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他承认国民党在军事、经济方面占有优势，但是，在他看来，真正的优势并不在国民党方面。
斯特朗饶有兴致地望着这位身材魁伟、衣服宽大、举止稳重大方、有点像美国中西部的农民似的中共领袖，和他探讨起美国的军事援助问题。毛泽东风趣地将美国的军事援助称为“输血”，他说：“由美国输给蒋介石，又由蒋介石输给我们。”
当他们谈到“反动统治者”的时候，毛泽东以轻蔑的口气笑道：“他们是纸老虎，看起来可怕，一场雨就完了。”说完这个比喻，他停下来，问斯特朗是否领会了他说的确切含义。
担任翻译的陆定一告诉毛泽东，他把“纸老虎”译成“scarecrow”。毛泽东又坚持让斯特朗解释“scarecrow”究竟是什么意思。斯特朗说：“英语里的‘scarecrow’就是‘稻草人’。”
毛泽东立刻摇摆着大手，表示不赞成用这个英文单词：“我所说的纸老虎不是呆立在地上用来赶鸟和吓唬小孩的稻草人，而是样子像一头凶猛的野兽，但实际上是纸糊的，一见水就软了。”
“噢！这个比喻太妙了！”斯特朗弄清其中的真实含义之后，高兴得几乎跳了起来，“请等一下，我是个记者，我是不是可以报道说，毛泽东说蒋介石是纸老虎？”
“不要只是那么说。”毛泽东依旧笑着回答说，“你可以说，如果蒋介石维护人民的利益，那么他就是铁老虎；如果他背弃人民，发动反人民的战争，就像他现在做的那样，那么他就是纸老虎。”
这是一场使人兴趣盎然、回味无穷的谈话。谈话后没几天，斯特朗在《解放日报》上看到这样的消息：
……晋冀鲁豫野战军以急行军突然出现在陇海路的开封至徐州段，在三百里的宽正面上，对铁路沿线的敌人发起了有重点的攻击。此役从八月十日起，历经十三天，至八月二十二日，歼敌一万六千余人，解放砀山、虞城、兰封、杞县、通许县城五座，占领火车站十三处，破坏铁路三百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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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党刘、邓部异军突起，乃我心腹大患！我国军数十万正在向中原进剿，刘、邓竟突破了陇海路，直逼徐州、郑州，继而威胁南京！短短十天，让他们连下五城，破路三百里，你们这些人都干什么去了？！”蒋介石将一支粗大的红蓝铅笔扔在郑州绥靖公署的作战沙盘上，阴冷的目光直逼人称“福将”的绥靖公署主任刘峙。
刘峙嗫嚅着嘴唇刚要解释，蒋介石把手一挥：“我不要听你的解释。陇海路遭破坏的事实，已经说明了你们的失职！无能！”
刘峙保养得很好的胖手指着沙盘上的大别山，欲言又止。
蒋介石沉着脸：“我知道你要说大别山正在进剿李先念，分不出兵来。那么我来问你，进剿了两个月，李先念的部队到哪里去了？如果抓住一头，丢了一头，还算功过相抵。两头全部丢掉，你们有何颜面回报党国的信任？！”
“报告总裁。”刘峙终于鼓足勇气，“我想说的是，只要分出一部分兵力，迅速集结于鲁西南，我敢保证，即使不能全歼刘伯承的共军，也会给予最有力的打击，使之不能在陇海路东段自由进出！”
“不，不仅仅是陇海路，还有平汉路。”蒋介石目光炯炯，“这一仗不打则已；打，就要把刘、邓赶回太行山去！”
说罢，蒋介石手指沙盘，让陈诚下达命令。
陈诚清了清嗓音，走向沙盘：“遵照总裁部署，现着令徐州绥靖公署之第五军、整编第十一师及第八十八师所属五个旅，分三路自徐州、砀山、虞城地区向单县、成武、鱼台地区进击；着令郑州绥靖公署第五绥靖区孙震之整编第三、第四十一、第四十七师全部及第四绥靖区刘汝明之整编第五十五、第六十八师各一个旅，分三路自封丘、开封、考城、商丘地区向东明、定陶、曹县地区进击。目前，刘伯承在陇海路得手后，远离后方，既不敢南下，又不肯过河。因此我军形成钳击之势后，就打他个立足未稳，举棋不定！至于这次会战的总指挥……”
陈诚的目光转向蒋介石。蒋介石微掩双目，点了一下头。
陈诚提高声调：“仍由郑州绥署长官刘峙担任！”
“校长！”刘峙自己也没想到，打了败仗还能升官，一时激动得嘴唇颤抖，话也说不下去了。
在场的徐州绥署主任薛岳等人睨视着一身肥膘的“福将”刘峙，看着他那肥唇、肥腮、肥肚扑哧扑哧，好像又吃又喝紧忙乎的样子，一个个的目光无不挂着几分讥讽。
刘峙在国民党军队里虽威望不高，但也算得上老资格了。他一九一六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一九二四年又当上了黄埔军校的教官。因此，国民党军人中最吃香的两大派系——保定派、黄埔军校系，他都沾得上。但是，论战绩，刘峙却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记录。令人奇怪的是，他却一直受到蒋介石的赏识，官运亨通。久而久之，也不知是羡慕，还是挖苦，他的同行们就送给他这么一个雅号：“福将”。
刘峙终于把所有的激动全部吃喝下去了，运足了底气道：“校长！担此重任，刘峙虽肝脑涂地，也在所不惜！”
“此番是一场大战！你们——”蒋介石的眼睛睁开了，巡视了一下众人，“要亲临前线督导，不达目的，就不要来见我！”
菏泽。一间普通的农舍里，刘伯承、邓小平和各纵队领导围坐在一张铺着地图的农家饭桌四周，久久没有人说话。
空气有些沉闷。屋外，狂风暴雨，电闪雷鸣，似乎要把这间茅草盖顶的屋舍掀翻。一道雪亮的电闪射入低矮的窗棂，划过饭桌上的地图。刹那间，地图上从东西两个方向伸过来的蓝色箭头，像是两颗正在咬合的鬼牙，尖利、阴森。
邓小平和刘伯承交换了一下目光，站立起来，打破了沉闷：“情况大家已经清楚了。敌人从津浦路方向过来的三个师，其中两个是蒋介石的王牌部队。蒋介石一共有五大王牌，这一下把两个拿出来了。新五军和十一师全部美械装备，战斗力强，比较难对付。西边来的敌人数量多，但战斗力不强。针对这一情况，我考虑有两个方案。一个是暂避开敌人的锋芒，将我主力迅速撤到老黄河以北休整一段时间，尔后再寻机会，南下歼敌。这个方案从我们这个局部情况考虑，是比较有利的。但这样一来，势必增大陈毅、李先念的压力，对全局不利。另一方案是咬紧牙关再打一仗，这样我们的包袱会背得重些，但陈毅、李先念他们那里就轻松多了！我的意见以第二方案为好。”
刘伯承笑着看了看他的战将们：“我同意邓政委的意见。蒋介石是饭馆子战术，送来一桌还不等你吃完，又送来一桌，逼着你吃。恭敬不如从命，既然送来了，我们就放开肚皮吃哟！”
往常这个时候，刘伯承一句风趣的话，肯定会引起战将们的哄堂大笑。然而今天，他们实在有些笑不出来。如果他们只是一个士兵，一声令下，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会毫不犹豫地冲锋陷阵。但今天他们都是带兵的人，是领兵一方的将领，他们的肩头担着千钧的重担，他们需要考虑部队的承受能力。连续半个月的陇海战役，部队极度疲劳，伤亡很大，伤员来不及转运，弹药来不及补充，而面临的敌情又是如此的严峻——如果打，必将是一场残酷的恶战。这种情况，换成谁，都会掂量掂量个中的轻重。
作为野战军的两位统帅，刘伯承、邓小平理解他们的心情。
邓小平走到窗前，望着满世界的风雨，缓缓说道：“我们这个部队，在外边名声很大，都叫什么刘邓大军。其实我们就这么点儿家底，兵不足五万，外加几门山炮、迫击炮，弹药也很缺。我们部队的这一批战士，大部分都是翻身解放的农民子弟，素质很好。陇海战役伤亡五千人，补充不多，拿这批骨干打，实在有些心疼……”
“邓政委！不要说了！”王近山霍地站起来，“我赞成打！就用我们六纵打吧！比起其他纵队，我们六纵最年轻！拿我们去拼，即使拼光了，只要对全局有利，一个字：值！”
“舍不得卒子保不住车！为了全局，我们情愿作出牺牲！”三纵司令员陈锡联站了起来。
“一号（刘伯承）、二号（邓小平）！下命令吧！”各纵队司令员、政委呼啦一下全都站立起来。
“同志们。”刘伯承望着齐刷刷站起来的一群爱将，略显动容，“我曾经说过，我们晋冀鲁豫野战军处在四战之地，向东要协同山东、苏北的部队作战，向西要配合陕甘的部队对敌，向南要支援中原的部队抗击，向北要帮助晋察冀的部队拒敌。所以人们也习惯把我们晋冀鲁豫野战军称为‘四战之军’。今天，正是全局考验我们的时候，我们要担负起四战之军的光荣任务！”
说罢，刘伯承走到地图前：“蒋介石这一次是下了大赌注，伸出两个大铁钳想把我们钳死在这里。他这两个钳子虽然看似一般粗，但实际力量不同。西边的这一路，数量虽然多于东路，但多为杂牌军，其中只有整三师是蒋的嫡系。该师一向号称‘能攻善守，所向披靡’，中将师长赵锡田毕业于黄埔军校一期，与刘峙有师生之谊，又是陆军总司令顾祝同的外甥，因而骄横跋扈，目中无人。如果我们吃掉他这个主力，则可断其西路大钳。剩下东边一路，自然成了跛脚，我则可以趁机分割围歼，各个击破！”
“司令员，就把歼灭整三师的任务交给我们吧！”王近山又是第一个请战。
“好。我支持你。”邓小平发话了。
“政委说了算，整三师就交给你了！”刘伯承用手指着地图，“记住，消灭整三师，要先给他让出一块地方。也就是说，要节节阻击，诱敌深入，直到把他引进大杨湖这个坟墓，再消灭他！”
赵锡田好不得意！
八月二十八日，东西两路大军同时出动。整三师遥遥领先，连续击退共军数次阻击，正在向大、小杨湖地区挺进。
雨后的鲁西南，艳阳高照，天气格外晴好。赵锡田坐在吉普车上，手持步话机，十分愉悦地向刘峙报告：“刘伯承已溃不成军，我用不了两个礼拜，就可以占领整个冀鲁豫，把他赶上太行山！”
刘峙似乎不像赵锡田那样乐观，他将信将疑地用密语询问：“要不要飞机配合？”
“飞机不需要了。就凭我这装备，共军已经不堪一击了！”赵锡田毫无顾忌，干脆用明语回答。
“为什么不用密语？”刘峙对赵锡田的自信感到惊讶，提醒道。
“不要紧，共军没有这个东西。”
此时，不但骄横的赵锡田对刘伯承的真实意图毫无所知，就连国民党的最高统帅部也蒙在鼓里。一份份来自前线的战报，使身在庐山的蒋介石大受鼓舞，特地发来电报，对整三师传令嘉奖。
刘峙的顾虑被彻底打消了，亲自从郑州赶到前线视察和慰劳。为了发展大好形势，迅速扩大战果，刘峙临时改变部署，将整三师和整四十七师会攻定陶的计划改为整三师单独攻菏泽，四十七师单独攻定陶。然而他做梦也没想到，这样一来，两师的间隙进一步扩大，恰恰给对手帮了个大忙。
九月三日，整三师孤军奋进，又一次击退共军“阻击”，顺利进入大、小杨湖。但是，他们再也出不去了。
“王近山吗？你们准备得怎么样了？”刘伯承将电话打到了六纵。
此时的王近山已经深入到距大杨湖只有几百米的最前沿：“司令员，请你放心。我们准备好了一切，坚决歼灭整三师！六纵即使剩下一个连，我当连长，杜义德当指导员。我要求战士们把自己的子弹、手榴弹统统打到敌人身上去，最后用牙齿咬，也要把敌人咬死！”
“好！”刘伯承赞许道，“近山同志，你的决心很好！这一仗如若我们打不胜，冀鲁豫平原我们就站不住，还要背起包袱回太行山啊！你们今天晚上的任务很艰巨，只要消灭了大杨湖的敌人，整个战役局势就会有很大的变化。”
刘伯承放下一个电话，又拿起一个电话。听了七纵司令员杨勇的汇报，刘伯承进一步说：“杨勇同志，冀鲁豫解放区是你们亲手创建的，是你们用鲜血从敌人手里夺来的！假若我们不把这股敌人消灭，这里的人民就要受到敌人屠杀，你们就将前功尽弃！”
“刘司令员，我懂了，我们一定要彻底消灭整三师！”杨勇的声音把电话机震得嗡嗡直响。
最后，刘伯承又同陈锡联、陈再道两位纵队司令员一一通了电话，询问了他们的准备情况，然后对邓小平说：“可以开始总攻了。”
邓小平点了点头：“今天晚上，我们一起到六纵去。”
深夜。二十三点三十分，三颗红色信号弹从六纵主攻旅的前沿指挥所升起，如同瑰丽的朝霞染红了半个天空。紧接着，密集的炮火砸向大杨湖东南角整三师师部与五十九团团部的结合部。
借着炮火的闪光朝前面一望，敌人的堑壕、鹿砦、铁丝网、掩蔽部，像是被大火燎着了的马蜂窝，纷纷扬扬飞向半天。
与此同时，担任主攻的五十四团一营三连的战士们，像一把锋利的尖刀飞速向敌人阵地插去，首先占领了敌防御要点大土围子。
在漫天的硝烟和火光中，一营教导员朱辉拎着一篮子手榴弹，带着突击小分队钉子一样往村里楔去。随后，一连在左，二连在右，呈剪刀形，撕开缺口，突入村内。
“咕咕咕！嘎嘎嘎！”被炮火震昏的敌人醒来了，拼命用机枪封锁前进的道路，子弹打得像飞蝗一般。
突击队前进受阻，朱辉急得两眼冒火，手一挥：“爆破组！炸掉敌人的火力点！”
由于敌人火力太猛，一连出动两个爆破组，都没有成功。红了眼的朱辉顺手抓起九颗手榴弹，一气掖在腰里，嗖地站起来，亲自带着爆破组冲了上去。“轰！轰！”两声巨响，敌人的机枪哑巴了。一营的战士们趁势像决堤的洪水一样卷了过去。
二营、三营相继从左右两翼突进去，团长卢彦山也带着指挥所随之跟进，从而牢牢地控制了大土围子核心阵地。
敌人惊慌了，集中主要兵力，在强大炮火的配合下，向五十四团坚守的大土围子包抄过来。
“团长，咱们被包围了！”
卢彦山看了看周围的阵势，说了句：“也好，就让我们像一颗钉子，钉在敌人的心脏里吧！”
这颗钉子显然把敌人楔痛了，轮番向五十四团阵地发起冲击。
卢彦山集中全团轻重火器，组成了一道环形火网，遏制着来自四面八方的进攻。
战士们依附着残垣断壁沉着地射击着。一排排密集的子弹，一阵阵冰雹般的手榴弹，把大土围子搅得像龙卷风的中心。
一次、两次……敌人连续九次的进攻被打退了！
当敌人发起第十次进攻的时候，全团的子弹几乎打光了，手榴弹成了战士们唯一的火力。
“节约弹药，等敌人靠近了再给他吃‘西瓜’！”七连连长黎智富身边摆着两筐手榴弹，沉着地指挥连队，“一、二、三！喂它个鳖犊子！”
轰轰隆隆，手榴弹排炮一样砸了出去。这时的黎智富几乎成了一门榴弹炮，手榴弹甩得最多、最快。当他头部中弹倒下的时候，竟有几百根弹弦铺地，为他织了一张灵床……
整三师不愧“能攻善守”的王牌精锐，倒下一批又拥上来一群。
七连的手榴弹甩光了，全营的手榴弹甩光了，教导员朱辉喊了声：“把冲锋号吹起来！”带领战士们挺着雪亮的刺刀冲向敌群。
战场上的爆炸声隐去了，号声、杀声、刺刀撞击的金属声和敌人的哀号声却交织在一起，震得地动山摇。
激战中，朱辉三处负伤，鲜血浸透了军衣。临终之前，他拉着二排长孙全贵的手，说了一个字：“打！”
“同志们！”孙全贵喊了一声，觉得四野有些空旷，才发现只有他和李三元、孙玉顺、刘心恒四个人。一股热血涌上孙全贵的头顶，他死死攥住枪柄，像指挥千军万马一样喝令：“为教导员报仇！为同志们报仇啊！”
四个人像四只下山的猛虎冲向敌群，咔嚓咔嚓一阵拼杀，敌人就像谷个子似的倒下一片，其余的也被逼到巷口。李三元一个虎跳，抓住一挺正在射击的机枪，和敌人争夺起来。枪口滚烫，烧得手掌吱吱冒油，可他硬是不肯放手。正在争夺之际，三个敌人端着刺刀向他冲来。孙全贵、孙玉顺、刘心恒见状，扔掉已经拼弯的刺刀，从腰里拔出钢锹扑过去，抡圆了砍飞三个敌人的脑瓜。刘玉恒又反身掐住机枪射手的喉咙，终于夺得了久违的火器。
一挺机枪守着巷口，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之后，巷口上只剩下刘玉恒一个人了。他从牺牲的战友们手里接过机枪，一边射击一边默念道：“只要老子在，兔崽子们就别想上来……”
团长卢彦山眼看着齐装满员的一个突击营打得只剩下一个人，不由得泪眼模糊了……
五十四团孤军陷入重围，四十九团攻击受阻，五十二团第一次冲锋就伤亡四百多人……战场上的形势愈加恶化。
“丁零零……”正在一线指挥作战的王近山抄起话筒，耳机里传来邓小平的声音：“王近山同志，我和刘司令员就在你的指挥所里。这一仗打不好，我们就一起背上包袱回太行！回去告诉毛主席，他给的任务我们没有完成！大杨湖拿得下来拿不下来？拿不下来就把部队撤下来！”
“报告首长！”王近山着实感受到邓小平话语中的分量，回答得斩钉截铁，没有丝毫犹豫，“我王近山今天把铺草烧了，拼老命也要把大杨湖拿下来！”
“接十八旅！”王近山立刻要通主攻旅的肖永银，“老肖！我再给你一个团，能不能拿下大杨湖？！”
“拿不下来我把脑袋拿给你！”肖永银听得出王近山这是要烧铺草了。
“好！你记住，整三师和我们同样伤亡巨大！紧要关头，在重载的骆驼身上再多添一根草，也能把它压趴下！告诉同志们，刘司令员和邓政委就在纵队指挥所里等我们的好消息！”
“刘司令员、邓政委在指挥我们！”
一时间，振奋人心的消息传遍整个前沿阵地。
战斗更加激烈了，五十四团仍像钢钉一样死死地钉在大土围子上。轻伤员拿起武器继续射击，重伤员在阵地上爬来爬去搜集弹药，卫生员放下绷带和敌人厮打在一起，司号员用军号砸碎敌人的脑壳，团长、政委、机关干部、勤杂人员统统拿起了武器，和敌人个对个地拼杀……
“同志们，增援部队上来了！”卢彦山看到空中升起的信号弹，一挥手喊道，“冲啊！”
淬过火的钢钉顿时化作一柄利刃，向敌人穿去。
枪炮轰鸣，杀声震天。一支支兄弟部队，像一股股铁流卷了过来。一面面弹痕累累的红旗，在炮火硝烟中飞舞、飘扬。
大杨湖终于拿下来了！
卢彦山见到王近山的面，放声恸哭起来：“司令员！五十四团拼光了，拼光了呀……”
此刻，刘伯承正在指挥所里和被俘的整三师师长赵锡田谈话：“赵先生戎马生活疲惫，又加上挂了彩，从此可以安心休息了。”
九月七日，毛泽东致电刘、邓：
六日二十三时电悉，甚慰。庆祝你们歼灭整三师的大胜利，望传令嘉奖全军。
寥寥数语，却字字透露着毛泽东心中难以抑制的兴奋和喜悦。在他看来，以大、小杨湖为中心的定陶战役，其意义不仅仅在于消灭了一个整三师，也不仅仅在于消灭了整三师之后又乘势消灭了整四十七、四十一师的四个旅，取得了歼敌一万七千余人的重大战绩。作为全局战略，它的深层意义写在了四天后延安《解放日报》的《蒋军必败》一文中：
这是继中原战役我军突围胜利与苏中大捷之后又一次大胜利，这三个胜利，对于整个解放区南方战线，起了扭转局势的作用。蒋军必败，我军必胜的局面是定下了。
3
打仗，行军。行军，打仗。一仗接着一仗。
九月二十九日，第二纵队为保证第三、六、七纵队钳击敌整十一师，在巨野龙固集地区英勇阻击敌“王牌”第五军，激战至十月七日，毙伤敌二千余人，使敌前进不到十里，有力地保证了张凤集方面的钳击作战。
十月三日，张凤集地区钳击战发起。由于敌整编第十一师行动狡诈，昼间搜索前进，入夜退缩集结；加之雨后洼地积水，影响部队适时机动，以致各攻击方向虽付出代价，却未获重大战果。
五日，刘伯承调整部署，以第七纵队在张凤集围住了敌主力整编十一师第三十二团。七纵等部冒着敌人强大的炮火轰击和飞机轰炸，浴血奋战，至七日，终将该团及附属的特种兵歼灭，毙伤其三千余人，沉重地打击了敌王牌军的疯狂气焰，并取得了对强敌作战的经验。
战后，敌整编第十一师师长胡琏对丧失了主力团大为光火，指责第五军军长邱清泉救援不力。邱清泉反唇相讥，说胡琏打仗总想靠别人支援，太没魄力，不配当黄埔军校生。
巨野之战，敌人虽承认失败了，而刘伯承却认为没有取得预期效果，“与敌陷于牛抵角的笨拙状态”是为指挥上的一大教训。
统帅的清醒与明智，使得教训很快变成新的胜利经验。
“紧急集合！”十月二十六日深夜，熟睡中的野战军司令部、政治部的干部被一声急过一声的呼喊唤醒。
李达在队列前传达了刘伯承、邓小平的命令：“根据情报，敌分三路北犯。目前，整编第二十七军军长王敬久统一指挥第五军、整编第十一、七十五、八十八师，郑州绥署第四绥靖区司令刘汝明辖整编第五十五、六十八师，第五绥靖区司令孙震辖整编第四十一、四十七师，已分别从金乡、菏泽、滑县出动。刘邓首长命令，动员全体机关干部立即分赴部队，拆除寨墙，平整壕沟，准备战场！”
又要打大仗了！敏感的机关干部们从这鲜见的动员方式和大张旗鼓的战场准备中分析出，即将到来的战役规模必定超过以往。
大家匆匆忙忙从老乡家里借来了铁锹锄头，分成小队跑步赶到菏巨公路以北的安兴集、黄安集。
集镇村庄，田野荒坡，到处是灯笼火把。在一阵阵号子声中，一面面寨墙轰然倒塌；在一条条火龙的映照下，一道道蜿蜒的壕沟被填平了，热闹的场面从深夜一直延续到日照中天。下午，休息了，却没有谁能睡得着，人人都在议论，在期待大战的到来。
又是夜晚，万籁俱寂。
没有号声，没有口令。二纵走了，三纵走了。准备得好好的战场上，只留下一个七纵。天上的星星月亮隐在云层中，没看见刘伯承把他的主力带到哪里去了，而老百姓这夜睡得很香甜。
第二天，正在鄄城附近休整的六纵也接到撤离的命令。
王近山还是按照老传统，立刻组织部队还床板、扫院子、打满缸，检查群众纪律。一切准备停当，电话铃响了。王近山一听，是邓小平打来的，立即汇报部队撤离有序，群众纪律已经检查。
“不。”邓小平打断王近山，“不要扫院子，也不要打满缸。”
王近山犯糊涂了。邓政委抓纪律一贯用铁腕，动真格的，今天是怎么了？是不是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耳机里邓小平的声音在继续：“破烂装具可以丢一些个，要撤得仓促些。”
王近山第一个问题还没整明白，第二个问题也来不及想，按惯常思路回答：“是。破烂装备应该轻装，撤得镇静一些。”
“不。你没有完全明白我的意思！”邓小平的声音更加清晰了，“不光轻装物品，背包也可以扔掉它几个！敌先头部队已经向鄄城伸出，你们撤退不是要镇静，而是要慌忙一点。”
“是！”王近山这下回答得干脆了，心里还在犯嘀咕。放下电话，一拍脑壳，“乖乖！这事得好好想想！”
撤离鄄城，走在路上，王近山还在琢磨：刘司令员、邓政委这是用的哪一条计谋呢？他骑着马展开地图，在鄄城以东六十里的方位发现了“马陵”二字。他的眼睛忽地一闪，想到马陵之战的古战场就在这个地方——孙膑减灶赚庞涓。
“孙膑减灶，智赚庞涓：邓政委让抛弃辎重，慌忙撤退，这莫非是诱其深入，准备智赚敌人？！”
果然，队伍行出四十里，接到回师鄄城的命令。
王近山笑了：“先施拖刀计，再杀回马枪，还真是这样啊！”
原来，面对敌人新一轮的钳击，同时鉴于巨野战役“牛抵角”的教训，刘伯承、邓小平决心实施大踏步进退，调动敌人，避强击弱。行动之前，先造声势；后率主力秘密西进，寻机歼灭运动中的敌人。
主力走了，留下来的七纵配合地方部队继续拆寨墙、填水沟，扬言刘、邓决心在此与王敬久决战。敌人的注意力被吸引了，刘伯承、邓小平率主力已经到达鄄城以北的濮县至董口一线。
二十八日晨，侦察分队报告，刘汝明一部向鄄城伸出，为第一一九旅及第二十九旅八十六团；另附部分炮兵，由一一九旅旅长刘广信率领。
机会来了！
邓小平说：“鄄南古战场，我们可以一显身手了。”
刘伯承道：“我们不妨学孙膑，智赚刘广信。”
刘广信上钩了。他得知共军仓皇撤离，鄄城空虚，遂放胆前进，当晚宿营在鄄城以南的苏屯、高魁庄、任庄地区。
歼敌时机已经成熟，刘伯承下令发起攻击。
当夜二十一时三十分，三个纵队从各个方向向刘广信部展开猛烈进攻，激战竟日，将被围之敌干净利落地全部歼灭，毙伤俘敌九千余人，缴获榴弹炮八门、山炮七门、迫击炮三十七门、小炮九十五门、轻重机枪二百零八挺及大批枪支弹药。
战俘营里，一一九旅旅长刘广信为这一战役作了绝妙的总结：“王敬久声称他抓住了共军主力，结果反中了诱军之计。我们在菏泽出发前获得消息，说鄄城一带没有共军。刘汝明也转来蒋介石的命令，说一一九旅向鄄城急进，必收特异之效。结果我们遇到的才是真正主力。刘邓用兵如此妙算，当然会收特异之效！”
4
鲁西南作战连战连捷，陈赓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在晋南与胡宗南也打得热火朝天。
胡宗南与陈赓是黄埔军校的同期同学，胡宗南比陈赓大一岁；陈赓担任过红军第一师师长，胡宗南当过国民党第一师师长，两人可谓“门当户对”。如今，蒋介石把胡宗南放在西安，对付延安；毛泽东把陈赓派到晋南，拱卫陕甘宁和晋冀鲁豫解放区的侧翼安全。于是，“门当户对”的他们，一秦一晋，毗邻相争，也算是“冤家路窄”。
论地位和实力，陈赓显然比不上胡宗南。胡宗南官做得大，当上了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坐镇西安，控制着关东、关中和豫西的大片土地，手下辖有十一个军，三十四个师旅，几十万人马。陈赓仅是一个纵队的司令员，手下只有三个旅和一些地方部队，地盘更是小得可怜，而且夹在胡宗南和阎锡山的中间，没有多少回旋余地。
凭着这些，胡宗南自然不把陈赓放在眼里。而陈赓偏偏不信这个邪，金刚钻似的要和他这个老同学、老对手硬碰硬地较量一番。
七月上旬，为了配合阎锡山打通同蒲路，胡宗南出动了三个整编师，会同阎锡山的一个军，分别由运城、介休出发，企图实行南北对进，寻歼陈赓部于晋南洪洞、赵城地区。
虽是大军压境，陈赓却一点也不惊慌。他早已看出胡宗南和阎锡山之间存在着矛盾：胡部骄狂冒进，阎部则力求保存实力，南北两方面不可能做到步调一致。陈赓决心利用这一矛盾，乘胡、阎两部尚未合拢之机，以一部兵力进至临汾以北钳制阎部；而以主力在运动中歼灭北犯之胡部，然后再转兵北上打击阎部。
七月十二日，胡宗南的先头部队第三十一旅和第一六七旅分别进至闻喜、胡张镇，因长驱直入解放区一百四十多里，未受像样阻击，故而更加骄傲，队形分散，如入无人之地。陈赓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他立即集中六个团在宋村、胡张镇歼灭敌三十一旅所属九十二团及其旅部，接着又在如意、下晁地区歼敌三十一旅九十三团，并歼灭了前来增援的敌一六七旅两个营和七十八旅一个营，给了胡宗南第一个打击。随后，陈赓又挥师北上，于八月中旬发起同蒲战役，连克洪洞、赵城、霍县、灵石、汾西等城，歼灭阎锡山部一万余人。
南北两仗，既打了胡宗南，又打了阎锡山。阎锡山被打疼了，胡宗南却被打精神了。自恃兵多将广的胡宗南斗鸡一样全力北进，意欲逼迫陈赓进行主力决战。
出场的阵势便不一般，胡宗南把他发家的老本钱——整编第一师摆了上来。尤其是该师的第一旅，训练有素，装备精良，全部美式武器，多年来以其无敌的战斗力被蒋介石、胡宗南吹嘘为“天下第一旅”。它曾经当过蒋介石的警卫部队，人称“蒋家御林军”。胡宗南是这个旅的第一任旅长，以后历任指挥官也都必须是黄埔军校生。现任旅长黄正诚不仅毕业于黄埔军校，而且留学德国，虽任旅长，军衔已是中将。以中将之衔任旅长，足见这个旅地位的特殊。
陈赓是在他的无线电监听器中得到这个消息的。当时他正在和旅长们研究，要击中胡宗南的要害，必须抓住他的嫡系痛打才行。没想到胡宗南那么善解人意，竟然把他嫡系中的嫡系送来了。
陈赓拧着下巴颏笑了：“哈哈！胡宗南这是用掌上明珠来斗法呀！快，把无线电声音调大，听听这出戏他准备怎么唱！”
无线电里传来敌总指挥董钊对第一师师长罗列的喊话：“你要注意共军的伏兵，特别是南面那个高地方。”
“明白。”
“你要注意策应临汾的老大。”罗列又和一六七旅旅长通话，“还要当心左侧的高地方。……”
“司令员。”通信科长对陈赓说，“临汾的‘老大’，恐怕就是敌人的第一旅。可这个‘高地方’……”
陈赓审视着地图，手指从临汾渐渐向北移动，突然用力一点：“知道了！高地方一定是浮山！他们是怕我们在浮山设伏！好吧，我们就从这个高地方入手，把那条大鱼从临汾钓上来！”
有人提出：“是不是连那个一六七旅一起干掉！”
陈赓摇头了。他确有非凡的胆识和惊人的气魄，常人不敢想的，他敢想；常人不敢做的，他敢做。但他又绝不是鲁莽的人，他的决心和设想总是建立在对敌我情况的全面分析和精确判断上。
沉思了片刻，陈赓说：“‘天下第一旅’虽是敌人的吹嘘，但它也不是一块豆腐渣。且不论它的装备，也不说它各级军官的军事素养和作战经验，单讲它的士兵——个个都有七八年的兵龄，横得走路都扛着肩膀。而我们只有三个旅，如果连同一六七旅一起歼灭，我们还没有那个力量。所以，我的意见是这样的——”
陈赓用红铅笔在地图上的临浮公路上画了三个线段，又将公路中段的官雀村圈了一个圆。
周希汉、李成芳、陈康三位旅长立刻围拢上去。
九月二十二日，敌一六七旅在响水河、天坛里一线遭到阻击。董钊以为陈赓要对一六七旅下手，或者准备死守浮山，于是命令二十七旅迅速与一六七旅靠拢，合力攻击浮山。
其实，董钊的判断完全错了。陈赓对打一六七旅和守浮山都不感兴趣，他设阻只是声东击西，撒点鱼饵做个窝儿，把“天下第一旅”诱出来。
董钊不知是计，接到二十七旅和一六七旅击退共军阻击，顺利占领浮山的报告后，十分高兴，立刻命令“天下第一旅”第二团沿临浮公路东进，占领浮山以西的官雀村。
一切都按陈赓的导演计划在进行，大鱼的半个身子露出来了！陈赓即刻命令隐蔽集结的三个旅全部出动，杀向临浮公路。
十三旅插到浮山与官雀村之间，隔断两敌联系，同时准备阻击浮山西援之敌；十一旅包围官雀村的“天下第一旅”第二团，准备将其全歼；十旅进至官雀村以西，准备阻击或全歼自临汾东援的“天下第一旅”第一团。
当夜，十一旅将官雀村团团围住。旅长李成芳正在猛抽自己卷制的“大炮”，临时指挥所的地面，成了他的大烟灰缸。每次战前都是这样，他先过足了烟瘾，一开打准“戒”。
陈赓的电话打来了：“李成芳，敌人的第二团战斗力很强，也很顽固。你们只有两个团担负围歼任务，行不行？”
李成芳知道陈赓手边并没有机动兵力，便把半截子烟一口吸到嘴里：“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好。”陈赓说，“一定不要叫敌人跑掉！发挥我们的夜战特长，分割围歼，争取拂晓前结束战斗！”
“是！”李成芳把最后一个烟头摔到地上，“通知部队，十分钟后发起总攻！”
总攻按时发起，仗却打得十分艰难。
“天下第一旅”确实不是吹牛，这个第二团进入官雀村只短短几个小时，已经在村周围构筑了一系列地堡，村子里也依据民房院落组成了各自为战又相互支援的防御体系。
面对大潮一样压过来的冲锋，敌人打得很沉着。冲击的部队接近地堡时，他不开枪，不暴露；等部队越过地堡，向村内摸进时，地堡里的轻重武器一齐吐出火舌，朝奋力冲锋的战士背后舔去。
一道火舌，舔倒一层；两道火舌，舔倒一片……
李成芳火了，从旅指挥所一跃到了营里：“三营长！你带八连改变突破位置，从敌人战防炮连和辎重连中间突进去！”
战防炮连和辎重连存放着大批弹药，火舌不敢向那里舔，三营八连果然从那里一举突入村内。全营迅速跟进，攻占了村东北高地。而后全团拥了进来，于拂晓前歼敌战防炮连、辎重连、三连、二连和六连，占领了一部分院落，与敌人形成插花对峙状态。
有了这块前进阵地，李成芳心里有底了。他把各团团长召集起来，重新调整部署，决心按照陈赓的要求，天亮之前结束战斗。
陈赓的电话又打来了，这一次却要求李成芳停止攻击，只要把敌人围住就行。李成芳吃不准了，电话里又不好问。碰巧各团领导都在，他原封不动地传达了命令，一个人闷在指挥所里掏出旱烟叶，一根一根地卷“大炮”抽。
天亮了，敌人也嚣张起来，隔着院子，对着村外喊叫：
“八路军！有种的不要熄火呀！”
“别他妈的像夜猫子！天亮了摆开打一打呀！”
刺耳的喧嚣把李成芳的心火拱得一阵一阵往头上蹿。
李成芳不知道，陈赓此时的胃口正大着呢！他不但要消灭瓮中之鳖第二团，还要消灭整个“天下第一旅”。他知道，如果过早地将二团吃掉，远在临汾的第一旅的其他部队就不会出动增援。反之，只要二团还在，第一旅必然来救。
到了中午，陈赓的电话打到官雀村：“李成芳，‘天下第一旅’的旅部和一团已经被包围在陈堰镇，你们可以对二团发起总攻了！”
抽了一上午烟，憋了大半天火的李成芳得到命令，夹烟带火地冲出指挥所，对早已等在门外，不知是怕烟熏，还是怕旅长发火的各团团长说：“马上总攻！”具体部署也随之脱口而出。
他决心重点解决敌人的团部，并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三十一团。
布置完毕，李成芳又一竿子插到三十一团，像老把式安排种地似的指点着村内，交代从哪里占据有利地形，从哪里阻住可能增援团部的敌人，又从哪里包围敌人的团部，隔断它和前后左右的联系；然后挥起右手，用力向下一劈。
李成芳的手刚刚劈下，两颗信号弹便飞上天空。和旅长一样憋足了劲的战士们吼着叫着冲向敌阵。
部队进展的消息一个接一个地传来。
“敌人团部已被包围！”
“增援团部的敌人第三次被击退！”
“敌人的团部已经被拿下！团长王亚武被击毙！”
从下午一直到凌晨，李成芳始终处在极度兴奋状态，根本没有想到要抽烟。直到听说部队已经完全控制官雀村，全歼敌人第二团，缴获全部美式装备时，他才深深地喘了口气，从兜里掏出烟丝和纸条。一根“大炮”没卷好，纵队的战情通报到了：我十旅在陈堰镇一带歼灭“天下第一旅”旅部和第一团，活捉中将旅长黄正诚。
李成芳把没卷好的“大炮”一扔，骑上马直奔陈堰镇，他要看看那个“天下第一旅”的旅长是不是有三头六臂。
赶到纵队指挥所，刚好黄正诚被几个战士押了过来。这个被神话了的“天下第一旅”的旅长，此刻低眉耷拉眼，步履沉重，上身穿着士兵服，下身却是将官呢裤，脚蹬高统大马靴，显得十分滑稽。
解押黄正诚的战士告诉李成芳：“这家伙换了上衣，下身还没来得及换，就被我们抓住了。”
李成芳鼻子哼了哼，吐出两个字：“熊样！”
黄正诚抬起眼睛看了看黑铁塔似的李成芳，又耷拉下眼皮。
战士们又说：“这家伙就是这个熊样，一路上就没敢吭声。”
谁知进了指挥所，一见陈赓，黄正诚那“天下第一”的神气又抖起来了，劈头说道：“你们这种打法我不服气。有本事咱们把部队摆开，那样胜了才算英雄好汉！”
陈赓满脸都是胜利者的笑，他那炯炯有神的大眼在金丝眼镜后闪闪眨动，像猎人审视猎物一样把黄正诚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后，先朝李成芳撇撇嘴，又转过脸对押解俘虏的战士说：“人家说你们的打法不好，打胜了也不算英雄好汉。你们说呢？”
“报告司令员！”一个战士向前走了几步，胸脯一挺，“我看我们的打法顶好。我们消灭了‘天下第一旅’，我们把他这个中将旅长也活捉了，我们打了大胜仗！如果打胜仗的打法不好，难道打败仗的倒好了？！”
陈赓哈哈大笑起来，笑过之后，指着黄正诚正色道：“你黄正诚也算是黄埔军校的学生，真不知道你都学了些什么东西！看来，你还不如我们的战士，打了败仗还在我面前说胡话。孙子曰，‘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你把这个都忘了吗？！”
黄正诚的脸上一阵白一阵青，哑口无言，半晌，才用黄埔军校晚辈同窗的口吻说：“老大哥，能……能给我一支烟吗？”
陈赓看了他一眼，对李成芳打了个手势。李成芳掏出烟丝纸条，卷了一支“大炮”，示意黄正诚，让他自己用口水黏住封口。
黄正诚接过“大炮”，左右打量，不知怎么对付这个“新式武器”。
李成芳乜斜着眼睛，用了很大的劲，才咽下那两个字——“熊样”！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至一九四七年三月
鲁西南
南京
延安
1
鲁西南作战一百天，刘伯承、邓小平难得有这样的闲情逸致。
昨天，刚刚结束的滑县战役歼敌一万二千余人。今天一早，刘、邓二人出了野战军司令部驻地的村庄，双双结伴朝田野上走去。
此时的刘伯承五十六岁，邓小平四十四岁，两个属龙的四川人，相差整整一轮。刘伯承虎背熊腰，邓小平短小精悍。虽是十月小阳春的天气，刘伯承依旧一身灰布军装，扎着腰带，打着绑腿；邓小平则散着裤腿，身着白衬衣，潇潇洒洒，无拘无束。
金秋的鲁西南，生机满目，色彩明丽。红的是火炬一样的高粱，白的是绽蕾怒放的棉田，那黄澄澄的则是一望无际的狼尾巴般的谷穗。阵风吹过，遍地流金，空气里弥漫着醉人的馨香。
“好收成啊！”刘伯承很动情地和老乡们打着招呼。
正在收割谷子的男女老少停下镰，七嘴八舌，既敬重又亲热地搭话。一位老者用粗糙的双手搓了一个谷穗，噗地吹去壳，双手托着送到刘伯承和邓小平面前：“看看，看看这谷粒有多饱！一穗就差不多有上千粒呢！”这是土地还给农民后的第一次收成，又赶上了一个好年景，庄稼人的激动和感激之情是炽热挚诚的。
邓小平掏出香烟，嘶啦一声划着火柴，点燃香烟。他那种迎风点火的技术堪称一绝。吹谷穗的老汉赶忙掏出烟袋，找邓小平借个方便。
邓小平恭恭敬敬地给老汉点着了烟，见他挤巴着眼睛似乎还有话要说，便问：“老人家还有什么事？”
老汉讪笑着有些不好意思：“俺有个事……不知当问不当问。”
“请讲。”邓小平吸了一口烟。
“是这么个事。俺亲家住在鄄城，听说一个月前大军在那儿消灭了几千遭殃军，有这事不？”
邓小平笑着指指刘伯承：“这回你得问他，他是管打仗的。”
刘伯承也笑了，对老汉说：“老人家，此事当真。不光消灭了他们几千人，还捉住了他们的旅长，我亲眼看见的。”
“那……”老汉磕了磕烟袋，干脆打破沙锅问到底了，“怎么消灭了敌人，大军反倒从鄄城退出来了？”
“啊，这个问题提得深了。”刘伯承认真起来，“咱们得打个算盘。比如，蒋介石拿一百五十个旅，我拿一百五十个城，一个换一个。等到我把这一百五十个旅消灭完了，这一百五十个城还不是我的？！”
老汉一边听，一边掐指头算。等刘伯承说完了，他也笑了，挥着烟袋，对围着的人群说：“你们都听明白没有？这叫东消灭他一股，西消灭他一股。等到他没有人守城了，咱天下也就太平了。”
正在这时，晋冀鲁豫解放区《人民日报》的记者李普来了，说是奉报社的指示，要就一百天来的战局和形势采访刘伯承。
“你晚来了一步。”邓小平笑着指指那个老汉，“这位老人已经把头条新闻抢走了。”一句话，说得人们大笑起来。
“刘师长，”邓小平说，“既然人家记者来了，你就干脆开个新闻发布会。我呢，先到部队走走。”说完，穿过棉田，信步走了。
打谷场上，刘伯承和大家席地而坐，新闻发布会开始了。
李普：“我想请您以权威军事家的身份，谈谈蒋介石的战略战术，和近一百天的战局发展。”
刘伯承：“蒋介石的战略无非是全面进攻，想把解放区一口吃掉。他的致命弱点恰恰在于，他所进行的是出卖祖国压迫人民的战争。而现在已是人民的时代，这就注定了他的灭亡。
“至于蒋介石的战术，无非两条，一所谓步步为营，二即是并进长追。内战以来，他打我们就是用这两套东西。从今年八月十日以来的一百天内，我们跟他打了五仗，消灭了他十一个旅。第一次陇海战役，他是步步为营，我们搞掉他两个旅；第二次定陶之战，他改成并进长追，我们干掉他四个旅；第三次龙固集之战，他又改成步步为营，又损失将近一个旅；第四次鄄城之战，又是并进长追，送掉一个半旅。所以这次又换成步步为营，采取所谓战略的进攻、战术的防御了。结果呢？我们在滑县又吃掉他一万二千人。蒋介石是这一套吃了亏换那一套，那一套吃了亏又换这一套，有时候两套都带一点边。总而言之，他是‘翻过来牛皮渣，翻过去渣牛皮’。”
刘伯承一句四川土话，引起一片会心的笑声。
李普：“请您谈谈我军胜利、蒋军失败的主要原因。”
刘伯承：“我军胜利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我军士气旺盛。这是因为我们进行的是正义自卫的战争，士兵都是翻了身的人民，他们为保卫自己的翻身果实而战。”
“对着哩！”抽烟袋的老汉对正在飞快记录的李普插话道，“记着（记者）同志，你不知道，俺村的媳妇们都替男人要求参军哩。”
刘伯承笑着点点头：“正因为这样，我们的战士在战斗中莫不奋勇向前，以一当十。如果我们要进攻哪里，我们是攻无不克的；如果我们要坚守哪里，我们就是牢不可破的。而蒋介石的士兵都是抓壮丁来的，他们对我们有三怕：一怕夜战，二怕野战，三怕白刃战。再好的飞机大炮，也要人拿呀！你发动反人民的战争，谁来给你当兵？你把军队集中到前线来，后方空虚怎么办？老百姓发生民变怎么办？记者同志，你刚才已经听那位老人家说了，我们有独立民主和平的主张，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农民都起来了，自愿当兵进行爱国自卫战争，这就是蒋军必败、我军必胜的原因。”
李普：“有些人不理解，我军打了胜仗，为什么又要放弃已经占领的城市？请您谈谈关于城市的得失问题。”
刘伯承又指了指那个老汉：“这个问题，刚才老人家已经提出并弄得非常明白了。是不是？”
“是着哩，是着哩！”老汉见刘伯承接二连三地把他抬出来，着实得意，小烟袋嘬得叭叭响。
刘伯承继续说：“战争的胜负决定于主力的保存或丧失。存人失地，地仍可得；存地失人，必将人地皆失。死守一城一地，无异自背包袱。而我们把这些包袱丢掉了，蒋介石却拾起来背上了。他背得越多，包袱越重，就越走不动。因此，蒋军暂时占领的那些城市，都是我们最好的钳制部队，它们替我们把蒋军紧紧地围困在那里，等着我们一个个去消灭呢！”说着，他转过脸问抽烟的老汉，“这位老人家，你刚才是怎么说的？”
“是这样，我们东消灭它一股，西消灭它一股。”老汉很认真地甩动着烟袋，“一股一股把它消灭光了，天下也就太平了。”
刘伯承大笑起来，总结性地说道：“三个多月来，我们用冀鲁豫十七座空城，换得蒋介石六万多人。据说蒋介石认为这是一个好买卖，还要坚持做下去。好吧，让他做下去吧。用不了多久，就会像这位老人说的，一定能算出个天下太平的总账来！”
热烈的掌声惊飞了谷垛上的麻雀……
战争的局势正像刘伯承说的那样发展着。
一九四七年元旦，晋冀鲁豫野战军发起巨（野）金（乡）鱼（台）战役，在新的一年第一天的第一个钟点，全歼河南保安暂编第四纵队一个旅，毙俘敌四千余人，同时收复巨野、聊城、嘉祥三座城市。
消息传来，记者李普正在报社收听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新年献词。当广播中提到我军半年来消灭蒋介石四十六个旅时，李普真恨不得立刻告诉他——“再加上一个旅！”
而后来的形势发展得更快，到一月十六日巨金鱼战役胜利结束时，晋冀鲁豫野战军共歼敌正规军三个半旅，连同地方团队一万四千人；生俘敌旅长谢懋权、纵队司令张岚峰以下一万余人。
巨金鱼战役和华东野战军同期发起的峄（县）枣（庄）战役歼敌五万三千余人的胜利，给了国民党以沉重打击。蒋介石为挽救危局，急派陈诚到郑州、徐州部署“鲁南会战”，调集五十三个旅三十余万人，企图先击破华东野战军，而后转攻晋冀鲁豫野战军。
这是一招阴险毒辣的损棋，如不尽快打破，山东和冀鲁豫两个解放区将同时面临严重的危机！
刘伯承、邓小平通观全局，向南，向豫皖边区，向敌人的纵深处点了一个棋子——一月二十四日，第二次陇海战役发起了。
2
“回顾半年多的作战，不能令人满意，很不令人满意！”
在南京召开的军事检讨会上，蒋介石拍桌子了。一杯刚刚满上的白开水，“啪啦”一声摔在地上，震得会场人人心惊肉跳。这是蒋介石第一次承认战局向不利的方向转化，参加会议的人不知道他会把怒气撒在谁的身上，一个个低眉敛目，大气也不敢出。
蒋介石扫视了一下众人的神情，更加光火了：“没有把共军击败是失败，是极大的耻辱！为什么没能实现预期计划？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对敌估计不足是酿成诸多失误的一个重要原因。先是轻敌，受挫后又把敌人估计过高，由轻敌转为惊慌失措。要知道，无论估计过低或过高，都要受到惩罚！”
说这番话时，蒋介石感到自己的心都在流血。曾几何时，他信誓旦旦三至六个月消灭关内共军。三个月过去了，六个月过去了，八个月过去了，关内共军非但没有被消灭，反而越打越多、越打越强大了。这样难堪的现实让他以何颜面面对世人？
上个月展开的“鲁南大会战”，蒋介石也是抱了很大期望的。开战前，他传谕陈诚：“鲁南大会战不单单是一个地区之战。夺取临沂，歼灭陈毅主力，打开沂蒙通道，山东的问题便好解决了。不单山东问题，苏皖问题也解决了。这就可以把徐州和济南的强大兵团调来，会同郑州、西安、武汉五路大军于中原，先灭刘邓，横扫华北，那么孤悬关外的共军也就到了末日。所以说，此战关系党国命运，只准成功，不准失败！”
没想到，鲁南会战的部署尚未展开，刘伯承却抢先一步发起出击豫皖边战役，一举吃掉十几个城镇的守军近万人，牵制了郑州绥署的主力不能东调参加鲁南会战，而使陈毅在山东集中兵力对付徐州绥署的部队，导致莱芜一役第二绥靖区副司令长官李仙洲被俘，整编第四十六师、七十三军、十二军等七个整编师五万余人全军覆没。
消息传来，军界政界一片哗然，要求陈诚引咎辞职。蒋介石下令撤销徐州、郑州绥靖公署，设立陆军总司令部徐州司令部，兼管郑州指挥所，由顾祝同坐镇徐州；中原的事不要陈诚插手了。
机构和指挥系统调整了，下面的仗怎么打呢？蒋介石发了一通脾气，宣布了一堆任免命令，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
该骂的骂了，该免的免了，人人都松了一口气。尤其是抗战胜利以来挂上了空衔、丢了兵权的国防部长白崇禧，看到历来受宠的陈诚终于吃了瘪，心头不免生出一些快意，此时站起来说道：“我认为，目前首要的问题，是要重新估价敌军的战力。从这个基点出发，来评价我们全面进攻的战略是否现实，需不需要改变。”
白崇禧一语惊人，把锋芒对准蒋介石制定的全面进攻战略，着实让参加会议的人出了一身冷汗。奇怪的是蒋介石并没有发火，反而平静地问道：“健生，那么依你的意见呢？”
“作一些小的调整。”白崇禧推了一下金丝眼镜，“由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当然，全国有全国的重点，各大战区有各大战区的重点，不能笼而统之。”白崇禧卖了个关子，等待蒋介石的反应。
由全面进攻变为重点进攻，牵一发而动全身，这个小调整简直是在动大手术，蒋介石能接受吗？
蒋介石出奇的平静：“说下去。你认为全国的重点在哪里？”
白崇禧把话拉开：“我认为，鲁南会战前两个阶段没有把陈毅灭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刘伯承在中原策应——此其一。其二，自古以来，中原是兵家必争之地，即所谓‘得中原者得天下’。所以，全国的重点应该在中原。”
“好，好的。中原是我们争夺的重点，一点都不错的。”蒋介石不住地点头，却又话锋一转，“但是，我们马上进攻的重点却不是中原。鲁南会战受挫，固然是刘伯承在中原策应。反过来看，刘伯承那点兵力能在中原窜来窜去，又是因为两翼的策应。刘伯承一动，山东的陈毅准动，陕北的彭德怀又牵制着胡宗南不能轻出进击刘伯承。由此可见，剪掉两翼，将刘伯承孤立于中原，他就是想飞也飞不起来了。因此，我们下一步进攻的重点应该是中原的两翼——山东和陕北，特别是要摧毁共党的神经中枢——延安！”
二月二十八日，中共驻南京、上海、重庆等地办事处分别接到当地卫戍警备司令部的驱逐令，驱逐令用的几乎是同一个理由和腔调：拒绝和谈，制造内乱。为确保治安，限其于三月五日前撤离。
种种迹象表明，蒋介石进攻延安的时间就在三月。
三月七日，董必武率领驻沪办事处工作人员返回延安。
三月九日，吴玉章等中共留渝工作人员由重庆撤回延安。
三月十一日，美国军事观察小组离开延安。
四个小时之后，延安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空袭轰炸。
一个星期后的三月十九日，蒋介石接到胡宗南的特急电报：
国军数十万劲旅，已于此前攻陷延安。特报。
这天夜晚，蒋介石激动得彻夜未眠。
3
陕北。毛泽东手拄柳木棍，行走在羊肠山道上。
从三月十八日主动撤离延安，毛泽东率领中央前敌委员会——“昆仑纵队”，已经在刘戡四个半旅的枪口下奔波了几十天。刘戡在王家湾毛泽东住过的窑洞里发现了一个写有“李得胜同志收”的信封，确认李得胜就是毛泽东，更紧追不舍。
黎明来到天赐湾，向导说，这是当年皇帝亲征下驾过的地方。
毛泽东站在山崖上，望着群山环抱中的小村庄。
“既然是真龙天子住过的，我们也住住。”走了几步，毛泽东回过头对警卫员说，“给刘戡留下一个条子，说毛泽东就在前面。”
毛泽东进了窑洞，放下柳木棍就开收音机。
警卫员照惯例立即将全国各战场的军用地图取出。一时间，墙上挂的、桌上摊的、炕上摆的，都是地图。往常这个时候，秘书参谋会不停地呈上各战区的来电，同时带走毛泽东下达的命令、电文。今天追兵不退，敌人的电台测向仪正在捕捉讯号，电台不能架设，窑洞也反常的冷清。
毛泽东习惯地伸出手：“电报！”
“电台还是……”
毛泽东显然因为无法和各战区联络而不悦。他点了一支烟，把一条腿沉重地移到炕上，俯下身看地图。
周恩来走进窑洞：“敌人朝这个方向出动了，距离二十里。”
毛泽东“唔”了一声，眼睛没有离开地图，说：“蒋介石收缩兵力，形成两个拳头，一个在山东，大兵四十万；一个在陕北，也有二十多万。刘伯承说这是哑铃形态势，比喻很形象……”
周恩来拿起柳木棍。毛泽东并不理会，对周恩来招手。
“你来看！两头粗，中间细，这个‘哑铃’的把子就是刘伯承所在的中原。一旦他们外线出击，实施中央突破，必定打乱蒋军的重点进攻。这么一下子，整个棋局就活喽！”毛泽东抬起头问，“他们还在豫北休整吧？”
“是的。”周恩来手中转动着那根柳木棍，有些焦急。
“我现在需要和部队联系，需要知道刘邓那里的情况！电台究竟什么时候才能架设？”
任弼时匆匆走进窑洞：“这里不能待了，刘戡的部队距天赐湾只有十五里了。”
毛泽东用力一推地图，“不能待，我们就走！”
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快讯：
国军数万劲旅，从延安向西北扫荡，占领保安、青阳岔、卧牛城等处，到达共匪中央首脑部所在地。毛泽东一行正冒雨向北逃窜。又据当地人士透露，共党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身负重伤，危在旦夕；共产党中央书记任弼时在雨夜逃逸时摔下山沟，粉身碎骨……在此次追剿行动中，美国测向仪的准确率达百分之百……
电波从古城南京播向全国。
太行山上的陈赓、山东战场上的陈毅和粟裕、正在豫北休整的刘伯承和邓小平都听到了这个“消息”。
当时刘伯承正拿着放大镜看地图，玻璃镜片后面那唯一健全的眼睛的视线从地图上很远的地方收住，倏地转过身。
邓小平正在起草给中共中央的电文，他掷笔站了起来。
收音机中还时强时弱地传出国民党电台播音员的声音。
刘伯承沉默。邓小平踱着步子，脚步很急，突然他转身向电报房走去。刘伯承紧跟着也进了电报房。
一直到第二天凌晨，仍没有和陕北的“昆仑纵队”——毛泽东率领的中央前敌委员会联系上。
这段时期以来，国民党的“谣言”广播电台几乎天天都有这样的“消息”，把全国乃至全世界搅得人心惶惶，传言四起。
当毛泽东被迫“出宫”、放弃延安时，许多人断言：蒋介石已经稳操胜券，共产党则像过早凋谢的黄花，开始枯萎了。连莫斯科也认为撤离延安的决定是错误的。
然而蒋介石忘记了，他的对手不仅是个军人，更是一位哲人。
毛泽东走在陕北的羊肠小道上，通观全局，不动声色地拨动棋子，下了一着险棋：从蒋介石伸来的虎口般的“钳铰”中央处突破，三路大军挺进中原。
于是，战争的车轮在这里扭转，历史的轨迹在这里转弯。
一个伟大的转折由此诞生了！
一九四七年六月
南京
豫北
1
这年的南京黄梅天来得早，整个五月阴雨绵绵，满城烂泥巴。进入六月，雾散云开，大街小巷的梧桐树展着新绿，筛着碎金，赏心悦目。晴朗的天空下，国民党政府的国防部也显得有气度，青灰的楼门虽不甚高大，却威严、肃穆。
国防部部长白崇禧主持的“庆功宴”正在这里举行。国民党军政要员齐聚一堂，正待举杯畅饮。
然而，最后到场的蒋介石的一番严苛训词，却使宴会草草结束，众人不欢而散。
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刚出宴会厅，参谋长陈诚叫住他：“墨三，到总裁那儿去一趟——总裁召见。”
总裁办公室并不宽敞，陈设也极清简。一张笨重的办公桌占了屋子的三分之一，愈发显得斗室森然。
顾祝同腰板笔挺地在硬木椅上落座。
蒋介石问：“墨三，刘伯承写的那些文章你看了没有？”
顾祝同明白，蒋介石指的是刘伯承的《论蒋军致命弱点》《再论蒋军致命弱点》。刘伯承论证：无论哪一个军事学说，守备兵力必须大大地小于机动兵力。蒋军现在用于守备的兵力太大，既要以现存兵力进攻新地区，又要防守已占领之城镇，保护漫长的补给线。熊掌与鱼不可兼得，因此他必然顾此失彼。正是蒋介石这一错误战略使我晋冀鲁豫军区能够提前转入新阶段，把主动权拿了过来。现在蒋介石的兵力更形薄弱，守备部队全都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谁也顾不了谁。要想从其他战场抽兵救援，只能剜肉补疮。而我晋冀鲁豫军区均能互相配合策应，豫北、晋东南、晋西南、黄河两岸、冀鲁豫，随便哪里掣动一下，蒋军便应付不暇，惊慌失措。现在，他们好像被钉在十字架上（指平汉路、津浦路和陇海路构成的十字形地区。——引者注），动弹不得。
顾祝同沉思片刻，答道：“我都看了，校长。”
“你说他用意何在？”
“共产党惯用的一套——一是对内鼓动士气，二是对我搞心理攻势。至于什么‘钉在十字架上’，什么‘拦腰砍去’，说说而已，他是砍不动的。”顾祝同的语气里充满了自信，没有猥琐怯懦之状。国民党高级将领在蒋介石面前能有如此风采的，为数不多。
毕业于保定陆军学校的顾祝同在一九二二年投奔孙中山时，便与蒋介石结识。一九二四年黄埔军校成立后，蒋介石为校长，顾任战术教官。此后无论是蒋桂之战，还是西安事变，顾祝同均以他的善战忠勇受到蒋介石的注目。一九四〇年，蒋介石亲授顾祝同密令，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一九四六年五月，国民党政府归都南京，蒋介石以顾祝同取代何应钦担任陆军总司令。内战爆发后，蒋介石一怒之下撤掉连战连败的刘峙后，把顾祝同放在郑州，任郑州“绥署”主任。实施对山东重点进攻之始，蒋介石又任命顾为陆军总司令，坐镇徐州，成立陆军总司令部徐州指挥所，统一指挥徐州、郑州两“绥靖”公署的部队。
顾祝同虽受宠，却不惊。他对部下“宽松”“大度”是出了名的。在第二师当师长时，他的部队不禁嫖赌，只要作战勇敢就行；每月借开会之名，宴请一次营以上军官；连长明里暗里吃几个空额，他不追究；官兵违反纪律，只要打仗是不怕死的，从轻发落；阵亡和伤残军官也能得到超规定的抚恤金；即便是退役多年的官兵有困难找上门，也使其不至空手而归。因此，顾祝同受到勇士和恶棍的共同拥戴。
蒋介石是欣赏顾祝同的，听了他那番话，点了点头。
顾祝同思忖，重点进攻的战略导致中原兵力部署薄弱，总裁大概为此而忧虑：“校长，刘伯承在豫北发动攻势，伤亡惨重。看势态，像是东进不成而改为西窜。”
蒋介石正在踱步，顿足道：“究竟是东进，还是西窜？”
被蒋介石这么一问，顾祝同心里发紧，不敢贸然断论了。
顾祝同深知，熟稔兵法的刘伯承长于机动，善伺战机，巧于用兵，在晋冀鲁豫四战之地如一股狂飙，来无形去无踪。吃尽他苦头的刘峙曾感慨：“刘邓部队藏能于九地之下，攻能于九天之上，神机妙算也！”顾祝同自然也谨慎对待，晋冀鲁豫一直是他一大心病。
沉吟片刻，顾祝同说：“刘伯承可能是西窜，而不是东进。”
“说下去。”
“刘邓长于宽大机动的运动战，自三月九日黄河水归于古道，他们时常出没的东明至阿城三百里河段河势险峻，已构成不可逾越的防线。这样一来，他们东进便没有回旋余地。按刘邓一贯用兵之道，西窜的可能性最大。”
“你讲得有道理。黄河……”蒋介石说到黄河，面部表情很复杂。为了保障重点进攻，蒋介石煞费苦心，让黄河“参战”。他给这一巨大动作命名为“黄河战略”，即将黄河引入古道，构成从山西凤陵渡到山东济南两千里正面上的“黄河防线”。为此蒋介石很是激动了一番，逢人必说“黄河防线可抵四十万大军”。
然而，此时他说到黄河似乎并不兴奋。
顾祝同是一个胆大而又周密的人，尽管蒋介石有“黄河可抵四十万大军”之论，他还是专门到刘邓时常往来的河段巡视过，查询了上游水情。那令人胆寒的磅礴水势，使顾祝同的心宽了下来。
“校长，现值汛期，黄河水涨，我们可谓巧借天时地利。刘伯承西窜尚可苟活一时，要过河必遭没顶，加速其灭亡。”
“墨三，你先严令刘汝明加强黄河防务，然后再给刘伯承压上些兵力，促其快速西窜，挤也要把他挤到太行山！”
2
“截断敌人的交通，大胆进攻！”晋冀鲁豫野战军参谋长李达在电话里给冀鲁豫军区部队下达佯攻造势的命令。
刘伯承、邓小平来到电话机旁。刘伯承说：“拿出主力的态势，给敌以主力反攻的错觉，大张旗鼓，要打得有声有色！”
邓小平说：“不要顾虑腹背受敌，不要优柔寡断！扫清外围，大胆穿插，直捣敌人心脏，确保主力休整。”
李达传达了刘邓的指示，命令：“把二线兵力、预备队都用上！炮火不足，就用炸弹！”
邓小平笑着对刘伯承说：“接下来的戏，该顾祝同唱了。”
李达说：“一纵、三纵打来电话，请求作战任务。我命令他们好好休整，养精蓄锐。六纵十八旅的肖永银憋不住了，问还要休整到什么时候。”
刘邓笑了。李达也笑了，鼻头上的汗珠噼里啪啦掉下来。
邓小平打趣道：“参谋长热不热，只要看鼻子就一目了然。”
刘伯承视力不好，凑近认真看了看：“参谋长，你的鼻子上可以做工事嘛！”
“小时候娘请人给我看过麻衣相，说福水全在这个鼻子上。”
邓小平：“咦，原来那是福水呢！”
刘伯承慢语：“李达同志，偷空儿合合眼睛，下面有你忙的。”
邓小平一笑：“陈毅夸咱们的参谋长，‘一打仗，李达抱着电话睡觉’。”
长着一副“罗汉相”的李达憨厚地笑着。
刘邓朝村外走去。一出村口，清风扑面，邓小平仰天吟道：“将军欲以巧胜人，盘马弯弓惜不发！”
刘邓身边的工作人员发现，平素不苟言笑的邓政委这几日笑容多了，尤其和陕北中央联系上之后，时不时还跟他们开个玩笑。
“申荣贵，”邓小平叫刘伯承的警卫员，“听说你想学打扑克？”
申荣贵拘谨地回答：“报告政委，没，没那事儿。”
刘伯承笑道：“小鬼，邓政委想收你这个徒弟呢……”
穿过麦田、棉田，刘邓说说笑笑，信步走着。
卫士长、作战参谋心里纳闷，敌人正在重点进攻，陕北吃紧，山东鏖战，我们的部队却按兵不动，十二万人马蛰伏在这一带休整了半个多月，不知首长们在等什么。
刘邓走到河边，停下来。
“卫士长，”刘伯承转过身问，“这是条什么河？源头在哪里？水深、流速多少？渡点在哪里？”
“不知道。”卫士长很窘，坦率地说，“我不清楚。”
“你呢？”刘伯承问作战参谋。
“在地图上可以查出来，现在，我……说不准确。”
“我们在这个村子已经住了五天。一个军事人员不熟悉宿营地周围的地形、地物，那怎么行？敌人突然袭来，你命令部队突围；有河阻挡，命令部队渡河，又不知水有多深，渡点在哪里，岂不要束手被擒？”刘伯承转过身，指着河水说，“这叫伏河，是卫河的一个支流，源头在太行山。伏河是条季节河，秋冬春三季平稳安伏，流量平缓；每逢夏汛时节，水涨流急，水深可达七至九米。渡点在村东，是一座七孔桥，桥宽五米，马车、炮车都可通过。”
邓小平说：“打仗的事，可不能问渔渔不知、问樵樵不晓啊！”
卫士长、作战参谋默然不语。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刘伯承说着，离开河堤，向一条小路走去。走了几步，又感叹道，“世事沧桑，这千顷良田曾是当年的古战场啊！”
“是啊，这一带在春秋战国时期热闹得很呢。”邓小平紧走了几步，说，“著名的‘城濮大战’就在这附近吧？”
刘伯承长叹一声，悠然道：“三千年喽！楚将子玉率兵进攻晋军，晋军避其锋芒，向后撤退。楚军穷追不舍，晋军再次后退。楚军误以为晋军不敢交战，一直追到卫国城濮——就是如今的范县。
“楚军长期在外作战，一连几次急行军，都没能与晋军交锋，于是精疲力惫，士气低落，斗志松懈。
“晋军却不同，连续三次退兵，憋着一股猛劲，像充足气的皮球，一拍即跳，再拍更高，纷纷向主帅先轸请战，问何时出兵。先轸说：‘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古之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为治气之法。以治待乱，以静待哗，以己之长，击敌之短，此为治心之法。以近待远，以逸待劳，以饱待饥，此为治力之法。今吾军有气有心有力有理，楚军被歼，指日可待也。’果然，城濮一战，晋军大获全胜，成为历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
邓小平颔首道：“在战略上，最漫长的迂回路线常常又是达到目的的最短途径。这个‘城濮大战’与我们眼下的情况倒是不谋而合嘛！”
3
豫北反攻的枪声、炮声响了一夜。夜风携裹着一阵阵轰鸣，在大平原上此起彼伏，使这远离战场的地方显得愈发寂静。
这种寂静对于战士是一种窒息。第六纵队第十八旅旅长肖永银从听到第一声轰鸣起就守在电话机旁边，一直坐到天亮。
三月，第六纵队参加了豫北战役，和友邻部队配合在汲县消灭了敌第三快速纵队。五月又一举攻克古城汤阴，全歼敌孙殿英部第三纵队。连战连捷，战兴正酣。五月底，刘邓总指挥部命令全军主力撤至二线休整。就像疾跑中的人戛然止步，惯性的作用使心身难于驾驭，部队难以适应。
休整时学文件，听时事报告，开评功会、诉苦会，上上下下就等着作战命令，憋得一个个似困兽一般。决心书、请战书一打一打递上来，各营团要求参战的电话也叫个没完，可是上级就是没有作战命令。昨天肖永银实在憋不住了，往总指挥部打电话请战，又被挡了回来。一身的劲只有往肚子里憋，憋得他无名火直往脑门儿上蹿。
肖永银不明白，为什么新的战役部署没有主力部队的事？几个纵队蛰伏在这里干什么？刘邓首长的意图是什么？
坐着守了一夜电话，却仍没有任何指示下来。肖永银三两下洗漱完毕，动也没动警卫员打来的早饭，就朝纵队指挥部走去。
太阳升起一竿子高，挺红，但还没有暑气。
肖永银身材并不魁梧，全身最能体现他精神的要数那钢丝一般的头发和旺盛的胡子。他这年三十岁。他十三岁参加红军，十七年里转了大半个中国，做的事反反复复只有一件——打仗。他记不准自己的生辰，却说不错每个战役、战斗的日期。战火把他从一个娃娃烧铸成一条汉子，生死在这条汉子的面前出没得太频繁，反而成为他生命里最容易忘记的问题。
肖永银拧着眉头，挟风带火地走着，走到工兵连的驻地，不由停住了脚步。
工兵连的干部战士都肃立在打谷场上，全体脱帽，静默致哀，面对战士的是一个炸药包。连长看到肖永银，跑了过来。
“出了什么事？”
“报告旅长，二班战士苏玉生的父亲被国民党杀害了……”
肖永银永远不会忘记苏玉生的父亲苏大发。部队二出陇海打定陶的时候，工兵连驻在苏家屯。这个屯因生产烟花爆竹闻名鲁南，苏家屯的鞭炮又首推苏大发老汉的，他的“天地两响”声震十八里，号称“苏十八”。工兵连在苏家屯住了半个月，在苏大发的指导下改装了七种炸药包，还发明了一种杀伤力很强的土燃烧弹。这种燃烧弹在打定陶的时候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就在研制这种燃烧弹的时候，苏大发的左手被炸飞了三个指头。肖永银带着慰问品看望苏大发，老人说：“我老了，现在手也残了，让我的儿子跟着队伍走吧。他从小就跟我摆弄炸药，兴许能派上用场。”
谁能想到，与苏大发分别才几天就……肖永银紧抿着嘴唇。
连长说：“苏大娘让人捎信儿来——上个月刘汝明的部队到了定陶，把苏大爷用火药包捆起，炸了……”
肖永银摘下头上的帽子，站在默哀的队列前。
部队静静肃立，粗重的呼吸声汇集在一起。
“旅长！”苏玉生双眼猩红，“我要替我爹报仇！”
“旅长！我不识字，不会写请战书。这是我的全部积蓄，”二排长从衣兜里掏出几张冀南票，“我请求参战，预先交党费。”
二排长把钞票放在队列前的炸药包上。
战士丁栓走过去，咬破手指，一个鲜红的血印按在炸药包上：“苏大爷，我是部队打定陶的时候被解放过来的，您不认识我。我现在用的是您发明的炸药包。不为您老人家报仇，我丁栓不活着见人！”
炸药包上的东西在增加，有钞票、新鞋子、新袜垫、绣着女人名字的手绢……没有昂贵的东西，但是都带着他们的体温，是他们生命里最珍贵的一部分。
“同志们！”肖永银直觉得满腔热血往上涌，“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我们碗里是人民种的粮，身上是人民种的棉，正是有千千万万个苏大爷才有我们一个接一个的胜仗！你们拿出自己最心爱的东西，我看到的是你们置生死于度外的决战精神！这是我们十八旅的精神！我为你们骄傲！是个汉子，胡子就该邦邦硬！是个好兵，战场上就不怕丢命！是个——”
一辆绿色越野吉普车从大路驰来，一个刹车停在打谷场边。车门开了，刘伯承从车上走出来。
肖永银一惊，命令队伍立正，跑过去向司令员报告。
刘伯承走上打谷场，走近炸药包，弯腰拿起一件件东西。
工兵连连长走出队列，向刘伯承报告苏大发牺牲的噩耗，随后请战：“我们要为苏大爷报仇，我们全连没有一个怕死的！”
刘伯承低着头，很沉痛，半晌才抬起脸，看看连长：“连长同志，‘全连没有一个怕死的’，那么你呢？”
“我？我从当兵那天起就做好了死的准备。家里就老娘一个人，离家那天我把给老娘准备的寿衣、寿木都交给了村长。我没准备活着回去！”
刘伯承摇头：“不，战争无情，不在于去死，而是让敌人先死！自己要活，很好地活！你能够带领全连为苏大爷报仇，为所有受苦受难的人民杀敌人；并且能保存全连同志，使全连同志在全国解放之后都能活着和家人团聚，这才是一个称职的连长。你记住，你带领他们去打仗，不是要死，而是要活。死是留给敌人的。”刘伯承看了肖永银一眼，继续说，“这是每一级指挥员的责任！一个战士长到十七八岁，他的父母要付出很多很多，离家当兵更是牵肠挂肚。一个指挥员不要光想着打、冲，更重要的是思考如何打、如何冲。要善于以小的牺牲换取大的胜利，以自己的生换得敌人的死！”
肖永银的脑子里闪过一个个战役，定陶战役、巨野战役、鄄城战役、滑县战役……每一个战役都以奇对正，寻找或创造敌人的弱点，再抓住其弱点突然袭击，实施种种战术——东引西调，釜底抽薪；避强击弱，猛虎掏心；猫捕老鼠，盘软再吃；声东击西，弃粮佯败……上将之道正是料敌制胜，险厄远近。肖永银望着刘伯承伟岸的身躯、硕大的头颅，目光里交织着深深的敬仰和隐隐的对自己冲动的自责。
“同志们，”刘伯承对战士们说道，“求战心切，闻战则喜，是战士的良好素质；敢于牺牲、视死如归，是打胜仗的基本因素。你们都是人民的优秀子弟兵。就像下象棋需要招数一样，打仗需要部署。打哪里，由谁来打；谁休整，休整到什么时候，这就是部署。不要急，蒋介石一个兵团一个兵团地给我们送，有得吃嘛！就怕你们的胃口不够大，到嘴的宴席吃不动哟！”
战士们的情绪振奋起来。
刘伯承对肖永银说：“咱们到王克勤排去看看。”
王克勤是平汉战役中从国民党军队中解放过来的战士，仅仅半年就成为闻名全军的英雄。他的“战斗互助”带兵法在解放军里产生了重大影响，引起了中共中央的关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普遍开展王克勤运动》的社论，号召全军向王克勤学习。
吉普车开到一片河滩地，王克勤正带着全排在打靶。
刘伯承握住王克勤的手：“咱们两个从旧军队过来的人又握手喽！这一年你的进步比我大。”
王克勤耳朵都涨红了，激动得说不出话。
去年六月，王克勤在马头镇誓师大会上见过刘伯承，他当时没想到司令员讲完话后会到队伍中和战士们握手，更没想到司令员会把手伸给他。他那时刚从平汉战役被解放过来，紧张得脑门上滚满了汗珠，双手颤抖着不敢伸出来。刘伯承笑着问了他的名字，说：“王克勤同志，我和你一样在旧军队干过。我的家庭出身微贱，爷爷是打铁的，村上有红白喜事也给人吹唢呐。因为这个，我连前清秀才也考不上哟！”
王克勤怎么也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在国民党军队里他就听长官们常提起刘伯承这个名字，知道共产党里有个大将军，跟神一样能点石为兵。现在，这位大将军握着他的手，还说了那么多贴心的话。王克勤热泪滚滚。从那天起，王克勤就发誓要成为一个新人、一名合格的刘邓大军战士。
“王克勤，你的手怎么这样烫？生病了？”
“报告司令员，我没有生病。”
一个战士说：“报告司令员，我们排长打摆子，已经五天了。”
“这可不好，有病不休息怎么行？”刘伯承的目光有些严厉了。
“是！司令员。”
刘伯承指了指堆在地边的工事锹，对王克勤说：“不要弄丢了这些小锹。在一马平川打仗，敌人的火力又凶，就得靠这些小钢锹迅速挖好掩体，敌人火力就伤害不了大家。冲锋的时候要提醒战士戴好钢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伤亡人员的百分之八十二是低速子弹和中速子弹的碎片以及榴霰弹造成的。现在计算，用商锰钢造的这种头盔可以使大战的伤亡人数减少百分之二十五左右。你是个带兵的人，要记住敌我斗争不仅仅是军事力量的竞赛，而且是全副本领的斗争；不仅斗力，更重要的是斗智。”
王克勤一直注视着刘伯承的眼睛。那只受伤的右眼下凹，没有光，望人的时候鼻梁拥起一些很深的皱褶，使眼睛更显得深陷，像一眼枯干的井。王克勤觉得那眼井的枯竭仿佛与自己有关，自己是千千万万个受到滋润的人中的一个。司令员连战士手上的锹、头上的钢盔都嘱咐到了，他们的关系不仅是将军与士兵，更像父亲与儿子。那满脸的思虑，满眼的关注，额间因思虑过度留下的深刻的皱纹，让人感受到人生的温暖，觉得一种可依可靠的情感、一种博大的爱在拥抱着你……
4
已是午夜，晋冀鲁豫野战军后方指挥部制图室灯火通明。没有风，燃烧的吊灯把屋子烧得更加燥热。
于乔的短发用手绢束起。她的邻桌一边是黎曼，一边是陈晓静。黎曼的胃病又发作了，她脸色蜡黄，不时用左手按揉胃部。瘦弱的陈晓静紧抿着又薄又红的嘴唇，整个身子伏在制图板上。
男同志热得耐不住了，有的干脆把背心脱下来，赤膊上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