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资本主义服务的近代科学并没有给中国带来好处，他绝望地说。不过他在内地听说过，南洋的英属和荷属殖民地并不如此。到处都有传闻，说华侨在南洋大发其财。至于西方国家，他以为那一定是近代科学的天堂了。
“有一件事我敢确定”，朱将军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么悲惨。”
当他踏遍上海——以及南京和北京的街道时，社会上的重重灾难，使他感到仿佛是一场白日梦。而在他看见垂死的人躺在人行道上，或看见男人、妇女和儿童像一股暗流从工厂里倾泻出来，以及看到外国人把中国人推出人行道外时，一支幻梦般的军队便立刻在他身后出现，跟随着他参加战斗。这支军队声势浩大地向前冲去，杀死想像中的洋鬼子，或者干脆把他们成千上万地投在海里。
回忆起这种荒诞的想法，使他显得很沮丧。他不像一般人，谈起白日幻梦来并没有什么犹豫。他这样解释说：
“我想大概是因为做军人的时间太长了，只会依照军事条件来想问题。”
离开上海，他到南京游览。他参观了明太祖陵，这个也是姓朱的农民，曾经组织一支强大的军队，推翻了异族蒙古王朝。接着他到了北京，老友孙炳文离职陪他观光全城，并且旅行绥远省，然后回到北京、上海。
北京政府，他轻蔑地说，不过是“一个弥漫着封建主义浓厚气味的幽灵政府——一个臭气熏天的粪坑，旧式的官僚和军阀在这里玩弄政权，大吃大喝，嫖妓女，抽鸦片，并且把中国待价而沽。”
孙炳文给他介绍了成群的学生，这些学生趁着暑假闲暇留在城里教工人夜校，其他人则下乡教农民去了。他曾希望会见共产党的领导人，可是都不在。党总书记陈独秀当时在上海。
回到上海后，他们两个人和孙中山先生谈了一个上午，当时孙先生和夫人同住在法租界寓所。一起去的人，有金汉鼎将军，朱德从云南逃出来时，他是同伴之一。
朱将军以深厚的感情，回忆起与这位伟大的民族领导人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会见。那时，五十六岁的孙先生已经在革命运动中度过了三十七年，行动依然敏捷有力。虽然屡遭挫败，他对于未来仍然极为乐观。
“他是个非常谦虚、诚恳的人”，朱将军说。“虽然被自己的部下出卖，离开广东，却还在筹划如何夺回广州，重新建立共和政权。他为此想借助于现在广西的滇军，要求我们帮助。他要求我们重回滇军，进行整编。他还表示可以先付十万元。金汉鼎当场答应下来，孙炳文和我则拒绝了。
“孙先生很仔细地听我们说明拒绝的原因。孙炳文和我对于孙先生及其国民党信徒动辄与这个或那个军阀搞同盟的战术，已经失掉了信心。实行这种战术的结果，总是革命派败北，军阀势力增强。我们自己在这种一再重复的错误中已经度过了宝贵的十一年。中国革命到现在是失败了，俄国革命却获得了成功。俄国人的革命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他们是采用了我们从未听说过的理论和方法的共产主义者。
“我们告诉孙先生说，我们决定到外国留学，在重新回到中国的政治生活之前，要先会见共产党人，研究共产主义。省港大罢工的胜利和工人运动在中国的兴起，向我们证明，共产党人知道一些我们应该知道的事情。
“孙先生对于共产主义没有任何偏见，可是问我们，既然要留学，为什么不到美国去，美国没有封建背景，又有很多进步制度。我们回答说，我们两个都没有可以在美国念书、在美国久住的款项，而我们愿意到欧洲是因为听说社会主义运动在欧洲最强大。我们还提醒他，美国也许对美国人很好，可是美国对于他为共和国而进行的斗争却从来不加援助。它只帮助和承认他的敌人。可是他自革命运动以来，始终渴望美国的援助。当然，欧洲国家也是一丘之貉，但欧洲已经出现了新的社会力量，也许对我们更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