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朱德将军谈到这一激动全国人心的反帝斗争的首次胜利时，他的声音都发颤了。广州的孙中山政府曾为罢工提供二十万美元的基金，中国的军人们给了大量的捐献，而全中国的工人更是倾囊相助。苏联工人曾为中国海员募捐，而英国工党则在议会提出了香港大罢工问题。
朱德将军宣称，香港工人的胜利，是中国工人阶级在中国人民和民族解放运动中发出的第一枪。它鼓舞了全国工人阶级。在香港大罢工期间，京汉铁路的工人举行了罢工。两天后，罢工结束。工人的工资每月增加一元，工人争得组织工人俱乐部（这是工会运动的萌芽）的权利。铁路大罢工的领导人以及香港大罢工的部分领导人都是共产党员。
“与印度和其他殖民地国家一样”，朱将军说，“我们中国工人运动从来不局限在经济要求上。当然，它也为增加工资，缩短工时，给予合乎人道的待遇而斗争，可是它还有政治出发点。它还针对着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这是因为它是由共产党领导的。”
一九二二年五月一日，朱将军到达上海前一个月，铁路工人——中国工人运动之父，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工人代表大会。大会在上海秘密举行，选出了一个委员会，其任务是立即开始将全国工人组织起来①。它还发表了一项历史性声明，反对成立行会，要求成立产业工会，要求八小时工作制，给工人以公民权和受教育的机会，要求禁止各工厂鞭打或用其它酷刑对待工人。
朱将军着重指出，在外国人和中国人开办的工厂里，领班手持皮鞭在工厂里走来走去，遇有工作太慢或精疲力尽在机器旁边打瞌睡的人，便是一顿抽打，这并不是少见的事。在一九二七年以前，打死工人的事也屡见不鲜。每天要工作到十二小时至十四小时，甚至更多，工资则少得可怜，工人靠这种工资过活，至多只能活两三年。宿舍又黑又脏，像个兔笼，不知潜伏着多少病菌。从那时直到朱将军和我在一九三七年谈话时，工人始终没有获得保障。
“外国和中国的资产阶级从上海一地工人身上压榨了多少财富，牺牲了多少条人命，这是无法统计的”，朱将军说。“直到现在，上海每天还有收尸车在全市行驶，收埋街上的死尸。上海每年大概有三万到五万这样的路尸，被收殓起来掩埋在平民的坟地里。另有几千人是由亲友们料理了后事的。还有一些人根本没有算进去，这样的人每年有成千上万，他们因年老体衰被工厂解雇，让回乡去等死。”
朱将军开始探索上海——一座他曾经听到并且读到的充满财富和特权的都市。他从东走到西，从里走到外，踏遍了精致的外国商业区和住宅区，看到了它们的巨大楼房、平坦街道、电灯和自来水设备；然后又转到工人区域的“黑暗地狱”，男人、妇女和儿童在那里只是为了一碗饭而辛勤劳动。他参观了几千家中国人的小工场，从灾区和战区买来的小孩好像奴隶一样，工作到倒在简陋的机械面前死亡为止。贫穷、疾病和悲惨的愁幕笼罩着上海整个工人阶级。他说，这座城市是一个“少数人穷奢极欲、贪污腐化，而多数人昼夜工作、受苦受难的地狱”。夜间，他看到无家可归的工人，睡在冰硬的便道上、摩天大楼的阴影里，而这些大楼原本是他们一手修建起来的，“好像曾有什么东西在他们身上滚压而过，压得他们的身体又瘦又瘪。”